上海访谈 | 李寂荡：我相信有一有二就有未来，总想与命运之神抗争

李寂荡

1970年生于贵州福泉水洞，曾任中学历史、美术教师，现为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出版协会副会长。诗歌作品被多种选本选载，编入大学教材，并有诗集《直了集》出版。翻译作品在《世界文学》《十月》广泛发表，被《思南·文学选刊》转载，并有两部译作即将出版。曾获第七届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百花文学奖·编辑奖、第三届尹珍诗歌奖、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人和青年编辑奖”等。为第三届贵州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曾参与高校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上下卷，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工作；曾担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歌谣集成·贵州卷》副主编，由于在编纂工作中成绩突出，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予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个人三等奖”。

李寂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矿山工作，矿山濒临倒闭时，又调到家乡的乡镇中学任教，那里非常偏僻而荒凉，宿舍里经常有蜘蛛、癞蛤蟆和蛇出入，于是决定开始考研。研究生毕业时非常吃香，许多机关单位来挑他，但是他毅然决定来到了《山花》，因为编辑部里可以吃火锅，具有人间的烟火气。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他被推到了主编位置，当时账户上几乎没有什么钱，岳父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当不了就不当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不甘心，如果当不了，会觉得是一个耻辱。
于是，他背着包出发，四面出击找钱，甚至还去过墓地。《山花》杂志从此走上了提升之路。这种提升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学的，《山花》在全省的年度核验中，几次名列非时政期刊第一名，被评为2018年度贵州文化产业十佳品牌之一，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龙源期刊网等机构评为2019中国人文大众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李寂荡反过来却以为，他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因为编辑团队的力量，甚至把这归结为前辈们的精神传承，提起老主编叶辛、何士光和何锐，他言语间都是满满的感激之情和敬仰之心。

本期焦点人物  李寂荡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我外出时间一久，

门前就荒草丛生，

其实地上是有路的，

没人走了，也就没有路了。

青年报：你是哪里人？你从文化或者文学的角度，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

李寂荡：我是贵州福泉人。我的老家叫水洞，地处三县交界，十分偏僻，有好多条溪流，也有不少溶洞。据说，曾经叫“匪洞”，是土匪盘踞的地方。我有一首诗叫《水洞》，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水洞，一半属于汉语，一半属于苗语”，我们的村寨的确一半是汉族一半是苗族。水洞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广阔的坝子，贵州像这样的坝子是不多的。这坝子都是水稻田，油菜花盛开的时候，金黄一片，夏天则是一片碧绿，白鹭翩飞。有一条河流从坝子中间穿过，再往下走就有几条溪流汇入，到了下游水量就很大，随处可以听见溪流的声响。

老家的河带给我很多的乐趣，捉鱼、游泳，热天躺在石板上晒太阳……老家的山上以前是原始森林，秋天在森林里可捡拾到很多果实；也让我知道什么叫“松涛”，后来松林被砍伐了，长起来的是次生林，“松涛”也就消失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部队的父亲回乡与武装部的人还围剿过一头老虎，我家分得一张虎皮，卖了买了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现在还在，是“蝴蝶牌”。

我母亲是水洞小学的老师，是教我语文的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父亲在县城工作，我五年级就转学到了县城。老家的县，据说是古国且兰旧地，曾经叫“平越”，后来改叫“福泉”。因为有一泉水名叫“福泉”，此泉所在的山就叫“福泉山”，而这座山所在的县便叫“福泉县”，后来改为福泉市。福泉县是一座古城，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明清时期的城门洞都保存完好。我读北街小学时，每天都要穿过北门城门洞，教书时要穿过南门城门洞。有一座明朝修建的横跨河流两岸悬崖上的石拱桥“葛镜桥”，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西南之冠”，有“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之说。据传，张三丰是在“武当山得道，在福泉成仙”的，老家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抗战时期，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徙至此，办学六年，茅以升是院长。我读的中学就是在这所大学的旧址。

青年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离开故乡的方式，你是怎么离开的？你还有哪些亲人住在故乡？你最近一次回故乡都干了些什么？
李寂荡：我是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县城的，后来又在老家的一个乡镇中学教书，借调到县城中学后考上研究生就离开了。我老家还有父母、哥哥姐姐，老家离贵阳不远，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太忙，很少回去。最近一次回去是夏天的时候，是到老家挂牌“山花·福泉文学创作基地”。

青年报：你的文学理想是从中学时候培养起来的吗？你记得你真正意义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李寂荡：我最早喜爱的是画画，自发的，应该在读小学前。我对文学的喜爱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初中的时候又从连环画转到了文学原著。我读的第一部纯文学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复活》，对于小说的宗教主题我是似懂非懂的，但马车吱嘎吱嘎碾过冰雪的情景印象深刻，如身临其境，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学的魔力。后来又看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因为那时我是少年，也有了烦恼，于是很好奇维特的烦恼是什么。我在初中时，开始练习写古体诗，还自己装订成册，算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吧。同时迷恋上了郁达夫，我经常过河到对岸的山坡上读郁达夫。秋天的夕阳映照着风中摇曳的格桑花或茅草穗，那意境颇具郁达夫笔下古典的诗意，但我要说，郁达夫给我带来了过度伤感的负面影响。

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新诗了，并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主编了一份油印诗刊，我一个人编一个人刻蜡纸一个人印刷，可以说我当“主编”是从高中开始的。读高中时，父亲的单位分来了一位年轻人，相貌俊朗，他写诗弹吉他，晚上他的宿舍的窗口总会传来吉他声和美女的朗朗笑声。我在他那里借阅到不少诗集，尤其喜欢《戴望舒译诗集》，喜欢其中的洛尔迦，喜欢其中的果尔蒙，喜欢他呢喃般的话语和温柔的深情，以及他的朴素与自然。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也许是读大学时发在校报的一首散文诗，叫《地下河》，传统的拟人化的写法。

青年报：你的大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长春师范学院，横跨大半个中国去求学，这中间应该有特别的故事吧？从南到北，地域化的巨大落差，给你带来了哪些冲击？
李寂荡：我考去东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可能是读文学作品的缘故，对“别处”充满向往。故乡实在是太熟悉了，总想去陌生的地方，而且与故乡的反差越大越好。初到长春，在南方是秋天，但在那里已是初冬了。首先印象深刻的是凛冽的寒冷，很奇怪，这儿出太阳了雪不会融化，在贵州雪和阳光是不相容的，只要出太阳，温度就会在零度以上，而在这里，晴空万里，温度却在零下很多度；其次是感觉这里很辽阔，有异域风格的建筑和笔直宽阔的大街；人也不一样，轮廓很清晰，身材高大，说话语速快，声音洪亮。
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是长春市的，他们耿直热情，给我缝褥子，春节我没回家，会从城里骑车到郊区给我送饺子；我后来在乡下教书，准备考研，同学买了考研书籍寄给我，还织毛衣寄给我。我记得寒假没有回家，住在学校里，每天去吉林艺术学院画画，早晨雪地上第一行脚印是我留下的，回来时在菜市场买的豆腐冻得像砖头。感觉冬天的东北就像一口巨大的冰箱。巧合的是，我父亲当兵也是在东北，后来他转业去的地方重庆，也是我读研究生的地方，从最冷的地方到了最热的地方。对东北的选择可以看出我性格中爱走极端的一面。

青年报：我们刚刚采访过吉林《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你在上学期间和他认识吗？

李寂荡：在长春阶段，我不认识宗仁发老师。我第一次见他，是《山花》《作家》《大家》《钟山》搞“联网四重奏”，一年一度的联席会由《山花》做东在贵阳举办，那时我刚到《山花》，负责做会务。宗老师给我的印象，特别像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女真人画像。后来得知他是汉人，我还纳闷，他怎么长得那么像那幅画里的女真人呢，再后来得知，他母亲是满族，他有一半的满族血统。宗老师是编辑家，对我很关心，在《作家》上发过我的散文和诗作，还作为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奖”的评委会主任授予我“人和青年编辑奖”。很感激。

青年报：你的第二阶段是西南大学（当时叫西南师大）研究生，也由历史系转回到了中文系。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年代研究生很难考，你本来就是学霸呢，还是文学给你带来了幸运？
李寂荡：我不是学霸，我是被“逼”出来的。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座矿山，矿山资源枯竭，很快就垮了。同事们纷纷调离，我曾一度去过海南打工，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后来返回，从矿山调到了家乡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说是镇中学，实际上是在一个村子里，离镇上还有几公里。我记得去的时候，我的几麻袋行李扔在操场上，孤零零的，感觉和自己一样。那个操场是泥巴地，篮球架是农民用木头自己做的，一到放暑假，操场就长满了荒草。在那所中学，老师们的理想是调到离县城较近的乡镇。如果有谁能调进县城，便会认为他有本事，佩服羡慕得不行。调不走就只有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大群单身汉是找不到对象的，有的就找学生，学生是当地农村户口，所以娶学生为妻的家庭便成了半边农，放学后是要扛着锄头去挖土的。
我不想重复他们的命运，那么，考研便成了改变命运的方式。我考的是文学专业，文学教材、英语几乎靠自学。白天教书，早晚学习。晚上坐久了，蜘蛛会在我头上牵线，我起身时要将丝线拍断；下雨天，屋子里会爬进癞蛤蟆；晴天早晨，有时听见有人敲窗，以为是谁来乡下探望我了，心情激动地打开门，才发现是鸟儿把窗户玻璃里的天空当作真实的天空不停地往里飞；门口有时会有蛇，有一天邻居的孩子大喊有蛇，有一条蛇钻进了他家厨房又跑出来，最后被我逮住打死了。记得我的木棍压着它的七寸时，它吐着信子，也许它的目光里充满了仇恨。晚上睡觉时，我会掀开被子看看有没有蛇钻进去，我可不想与蛇同眠。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我外出时间久了，宿舍门前的路便荒草丛生，我便想到，其实地上是有路的，没人走了，也就没有路了。
我是1996年考取了西南师大的研究生，那年全国招生三万多人。多年的文学阅读的确对我考文学专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考研主要是考英语。那年的我的英语考分是我所报考的西南师大全校第三名，前两名都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但我学的英语是“Silent English”。

当年的《山花》美编黄冰去西南师大接李寂荡

2

我选择《山花》是出于文学理想，

虽然编辑部办公条件简陋，

但是很有人间烟火气。 

青年报：《山花》是一份老牌刊物，创刊于1950年，今年已经迎来了七十周年。但是世纪之交是文学最不景气的时候，尤其是文学期刊十分艰难，你毕业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山花》？

李寂荡：我1999年研究生毕业，那时研究生很少，很多单位都招研究生，尤其是高校，所以毕业时，研究生宿舍楼前门庭若市。不少单位开出很优厚的待遇，比如提供几万元安家费、住房、配偶工作安排等等，而当时的重庆才升为直辖市没两年，党政机关也需要不少高学历的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唯一应聘过一个区委宣传部的职位，面试后对方决定要我，但我后来不想去了。面试的一位领导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做工作，他说即使你不来宣传部，我们可以推荐你去报社啊，贵州那么落后你回去干啥。

我决定去《山花》，是不想留重庆，重庆夏天太热了，夏天电扇从早吹到黑，但当时就没有想到有了空调就不热了啊。当然主要还是出于文学的理想，其实早在头一年，我就去《山花》实习过，《山花》办公条件简陋，但很有人间烟火气，冬天的时候，办公室里烧着铁炉子吃火锅，整个办公室弥漫着烟草的烟雾、火锅的热气和浓烈的酒味。要毕业的时候，主编何锐老师派了《山花》的美编（既是美术编辑也是美女编辑）黄冰去西师接我。我和黄冰沿石阶款款而下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男生们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投来，目光中饱含仰慕，我一边得意一边纳闷，我有什么好看的？后来才反应过来，看的不是我。

青年报：你们现在还在科学路66号办公吗？这应该是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圣地，你介绍一下这个办公地点和窗外的这条街吧。 李寂荡：是的。《山花》在贵州省文联大楼里，隔壁就是贵州省科技厅，文艺与科学毗邻。科学路的由来或与科技厅在这儿有关。这条路其实很短，只有二百米，更像一条深巷。出去就是贵阳市的市中心——大十字。省文联门口还有贵州省京剧团，有时上班的时候，是一边看稿，一遍听着京剧苍凉悠远的唱腔。我写有一首诗就叫《科学路》。我上班在大楼，居住在大楼旁的一栋破旧的小楼，住的是以前《山花》编辑部的几间办公室，门楣上还钉着编辑部各组的牌子，我的卧室是小说组，厨房是诗歌组，客厅是评论组，散文组那间是别人在住。所以说，我几乎全天都在《山花》，上班在《山花》，吃饭睡觉在《山花》。

青年报：你和《山花》几任主编有过交集？这些主编身上应该有很多为人做事的精神激励着你们吧？

李寂荡：我和《山花》四任主编有过交集，文志强老师、叶辛老师、何士光老师和何锐老师。我到《山花》不久，文志强老师便去世了，他是遵义人，面善。叶辛老师视贵州为第二故乡，他经常回来，所以见面较多，前不久在惠水县还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书院。叶辛老师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著作已有160种，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的电视剧《孽债》影响很大，曾经家喻户晓，当时我读幼儿园的侄女都会唱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何士光老师，他说起话来，有激情，有哲理，像演讲似的，极具感染力，真有大家风采。我特别喜欢读他的散文，他的文字缠绵悱恻，很有诗性，在明丽的背后是深深的忧伤。他写乡下连绵的阴雨，写春天布谷的鸣叫，在乡下时难以排遣的忧愁，读来容易激起共鸣。他善饮，说自己打通了任督二脉，尽管近八十高龄，饮酒不醉。世人都爱感叹人生苦短，他总说人生太漫长。

我的前任主编何锐老师对我的人生有重大影响。我是他要来《山花》的，来了就给他当助理，寄给他的稿件基本都先交给我处理。留用的少，退的多，鉴于我以前投稿常常石沉大海苦等不到编辑部的只言片语，我便善解人意地给不少作者写信，有的现在已是很知名的作家了，见面时他们会对我说，我还保留你写的信呢，我会有点难为情，因为我知道那是退稿信。

何锐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职业精神，他认为编辑不是为他人做嫁衣，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杂志就是编辑的作品，对于不合用的稿子要敢于拒绝，不徇私情。他还提出了全能编辑的概念，不是写诗的编诗歌，写小说的编小说，而是四种文体都要编。我当主编后，有几年的《山花》封面便是由我创意设计，由美编执行落实的。那时，《山花》还没有专门的工人，杂志印出来时，我们编辑要亲自动手捆包裹的，我可以将包裹打得方方正正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彩页是在深圳印，印好了发来。有一次，我和何锐老师去航空货运站自己搬运，搬完了，他带我去他家喝酒，以算是犒劳吧。何老师不苟言笑，所以喝酒时大家很沉默，这搞得我很紧张，他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一家人笑起来，我惶惑地打量着他，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他们看着我的窘相，又是一阵笑，在他们的笑声中，我更是惶惑了。

何老师去年去世了，我和同事到重症监护室，看见他平常紧闭的双唇这时闭得更紧了，平常沉默的他这时是完全地沉默了。我们将他的遗体抬出来，抬上殡仪车，守着他的灵柩，直到送去公墓安葬。

青年报：你是哪一年开始接任主编的？你们办刊思路比较特别，有许多著名栏目和项目，我们想问的是，哪些是从前辈编辑家那里继承的，哪些是你主持工作后创新的？
李寂荡：我是三十二岁时任《山花》副主编的，三十九岁时主持《山花》工作，次年正式任主编，迄今任主编已有十一年。我任主编后，基本沿袭了杂志过去的风格和办刊思路，只在局部上有所调整，调整也是渐进式的。仍然是坚持“双重文本”——文学与视觉艺术两种文本结合。我们的“视觉艺术”栏目，不仅是让杂志图文并茂，将视觉艺术作为装饰，也不是发表文人逸情雅兴的书画作品。它关注和探讨的是人的生存状况，在这一点上是与文学共通的，也因此二者的结合才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而且艺术形式多有创新和探索，和我们的文学作品一样，强调前卫性。比如，我们推出过张晓刚、方力钧、陈丹青的绘画作品，徐冰的装置艺术，老重庆的照片、海外的建筑和中国传统民居，日本表达“侘寂”观念的园林，等等。我们与四川美院有长期的合作，一起举办过“虎溪诗会”——可谓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下一步，我们会将“视觉艺术”进一步社会化，譬如策划并在美术馆举办画展；现在《山花》还保留“三叶草”栏目，这是《山花》的品牌栏目，在全国文学期刊中独一无二，就是展示一个作家（诗人）多方面的写作才能，也就是三种文体的写作，诗歌、小说和散文,不少作家（诗人）很向往这个栏目；我们的诗歌栏目“诗人自选”仍然保留，每期推出的诗人只有三五位，但给予的篇幅却很大，有的是长诗，可达十几个页码。北大教授、著名诗人臧棣提到《山花》时说，“里面的诗歌栏目，一直是当代诗的高地。”而评论栏目较以前减少不少，我们很少刊发对当代某个作家作品的评论，因为这类评论多有溢美之辞，更多的是对文学现象的评论；推新人仍然是《山花》的重点，因为新人会带来新气象，会带来不一样的人生经验和审美趣味，是文学的生长点，我们为此开有“开端季”栏目。
我任主编后，《山花》一个大的变化，除了坚持纯文学的艺术探索，可能是实践文学的泛化，在杂志的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上有所强化，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强调紧紧围绕着对生命、人生、人的存在的关注；对时代精神状况的记录；对真善美的张扬。其实，中国具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史学的、哲学的文章往往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我们所践行的可能正是当下文学研究界正在讨论的“大文学”概念。当然，我们要掌握好一个度，掌握好“纯文学”与“大文学”的搭配和比例。我们增加了杂志的“文化性”，文化随笔的比重加大，开辟了作家专栏，譬如“陈丹燕专栏”“张承志专栏”，开辟了“诗文间读”栏目，对传统经典进行独到解读，在“大视野”栏目推出像鲍鹏山的系列文章“典故中的中国”，对历史重新阐释；开辟了“译记”栏目，关于文学新译著的前言或后语，或札记或评述。
在世界文学相互交融的时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对汉语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少作家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像莫言便称福克纳为他的导师，他说《喧哗与骚动》他并未读完，但翻译家写的序言对他启发很大，让他知道小说可以大胆虚构的，因为福克纳连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敢虚构，没有上过战场，偏说自己参加过空战。（《我与文学大师的对话》）我发现很多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所作的序或后记是很好的文章，除了对所译作家、作品有一个概述之外，对所译作品也有自己独到的解读，同时也有翻译的心得体会，这可让读者在第一时间接受到翻译作品的相关信息。这些翻译作品大多是首译，小部分是经典重译；我们大力推荐海外的华语作家，推过像黎紫书、倪湛舸、黑孩、南桥、陆蔚青、小杜等，他们的创作与国内作家相比，无论所写的生活，抑或写法上会有些异质性，可与国内的写作形成一种对比和参照。
《山花》以前从未完整推出过长篇小说，今年就推出了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并配发评论家王德威为其所写的评论文章，推出后备受关注，多家出版社都想获得出版授权，最后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获得，我们已刊发著名作家王安忆为此书作的序。我们办刊，不仅要有全国视野，而且还要有全球视野，将汉语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坐标中来考量。这种考量还直接融入到各种文体的选稿及编稿过程之中。
为尝试文学走向大众，走向市民，《山花》曾一度与贵州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贵州都市报》合办过几年的《文学周刊》；《山花》过去很少有文学奖，现在“山花文学双年奖”已举办了三届，表彰了一批《山花》推出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涵盖各个文体；我们还做写作培训，“山花写作训练营”已举办多届，一批有潜力的作者从中涌现出来，像夏立楠、尹文武、丰一畛、田兴家都是其中的学员，其中丰一畛的小说集还入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年卷。写作营的举办为贵州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此外，《山花》举办的采风活动也比较多，也参与了对贵州旅游的宣传，承办了一些贵州各地旅发大会的活动。在多地挂牌“创作基地”。《山花》与全国各地的文学交流也很密切。《山花》有些小说还被改编为影视剧；有不少作品被翻译到国外。
《山花》多年的坚持，得到广大作家的肯定。著名作家邱华栋说：“一个作家在《山花》上发表过作品，那他/她一定是一个好作家。”《小说选刊》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徐坤说：“《山花》就是贵州文化的一个魂。”

青年报：《山花》是作者们通往文坛的主要阵地，许多文学爱好者渴望登上杂志，而主编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你选择稿件和作者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李寂荡：其实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作者手里，发表与否主要是由他作品的水准决定的。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很多的，“东边不亮西边亮”，当然也有可能“东边不亮西边也不亮”，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你作品真有问题，当然被埋没的可能性也有，但几率很小，如是这种情况，那只好认命，就像梵高生前的画画廊接受不了一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艺作品的标准有时不是那么明确，但相对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很多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宠爱有加，但这种宠爱会蒙蔽自己的眼睛。所谓旁观者清，况且编辑不是一般的旁观者，他“阅器无数”，判断大都是可靠的。

作为编辑来说，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否定和拒绝，因为一本杂志容量再大，发表的只是来稿的极小部分。当然，这也不等于发表出来的作品都很完美，好不好只是比较而言的。做编辑，很多人不缺乏文学眼光，有的缺乏的是坚持，对文学标准的坚持，对人情稿、关系稿的拒绝。当编辑，有可能是既被人赞美，又被人诅咒的职业。但我们作者要有一个宽容平和的心态，有时与其去埋怨编辑，还不如回过头再看看自己的作品，可能会发现不少问题。敢于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其实，作为编辑，他们投稿有时也会被退稿的。

我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文学性，而文学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向度，生命向度和审美向度。文学是生命的美学。

李寂荡与《山花》老主编叶辛

3

我被推到主编这个位置，

也只能豁出去了。

如果当不下，我是不甘心的，

会觉得是一个耻辱。

青年报：网络对纸媒影响巨大，许多报纸包括杂志纷纷关闭，贵州的文学环境或者说对文学的扶持如何？《山花》是靠什么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似乎更好的？
李寂荡：老主编何锐说，维持一本杂志的运转要靠两只轮子——一个是财源，一个是稿源。老主编是六十六岁退休的，都说《山花》主编不好找，要既能找钱，又能编稿子。我当主编后，大家对我是有疑虑的，其实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疑虑。编稿子这一块问题可能不大，关键是能不能找钱，因为当时《山花》办刊经费缺口较大。而我一介书生，性格内向，似乎是不善于交际的，也未跑过广告。但既然被推到主编这个位置，也只能豁出去了。
接《山花》的时候，账上几乎没什么钱，寝食难安、如坐针毡、如履薄冰，这些词用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岳父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便开导我，当不了就不当吧，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我如果当不下，可能会如人所料，我是不甘心的，会觉得是一个耻辱。于是我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背着包包，天一亮就出发，四处出击。只要有一点线索的地方我都去跑，甚至跑过公墓。我记得我跑的第一个广告是2.5万元，是乌江边上的一家水泥厂。为等厂领导，我坐在水泥厂的值班室，看着从门口不断走过的工人，满身满脸的水泥灰。跑了两天才签下合同。从工厂所在的山顶向下俯瞰，可见山下静静流淌的乌江，这不是石达开的“乌江”，也不是项羽的“乌江”，但我禁不住地想到他们。遵义真不愧是一个转折之城，于我也是，我在这里算是完成了广告处女作，我知道，有一就有二，就有未来。
后来我又跑了刘青云做广告的“青酒”，“喝杯青酒交个朋友”。记得从镇远返回贵阳的途中，贵阳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寂荡，你到哪儿了，我们在等你啊！”当时蓝色正沉入黑暗，夕阳的余晖映照着路旁高耸的峰巅，我一下子泪流满面，可谓是“悲欣交集”吧，因为我知道，青酒的广告跑下来，我在仓皇中算是立稳了脚跟，而且自己也还有朋友惦记。
我还记得，临近春节，要去黔北签合同，但约好时间的那几天贵州凝冻，我还是上路了，路面很滑，一路上是车祸。有一次去毕节跑风景区广告，夜晚在村长家吃饭，他家是在山上，席间我出门来接电话，目力所及，尽是莽莽苍苍的大山，这是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当时在我眼里，那些黑黢黢的山峰就像沉默的命运之神，我为什么走到今天，我要到哪儿去？他是什么也不回答的。我感觉去重庆读研的经历像做了一场梦，大山就像迷宫一样，我一直没有走出去，或者像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我总想与命运抗争，可命运之神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的母亲，一个受过很多苦的地主的女儿，有时看着我叹气，眼里满是同情和爱莫能助。
作为主编，我虽然竭尽所能，但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山花》在全省的年度核验中，几次名列非时政期刊第一名，被评为“2018年度贵州文化产业十佳品牌”之一，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龙源期刊网等机构评为2019中国人文大众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她能走到今天，有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有一支极为敬业的编辑队伍，多年来一直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而且还得到了贵州茅台集团、贵州中烟公司、遵义市播州区文旅投公司等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的大力支持，譬如贵州城乡公司有几年支持我们实行双稿酬，贵州茅台集团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赠刊，已坚持了二十年。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举措。很多图书馆是很敬业的，缺哪几期会写信跟我们要，比如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

青年报：我们再来谈谈你的诗人身份吧。有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你诗歌中的“死亡现象”，你没有有关死亡方面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吧？你想借助死亡来反衬生命的意义，以表达你对世界的悲悯，我们这样理解对吗？

李寂荡：死是生的一面镜子，既会照出生的无常，生的短暂，生的脆弱，也会照出生的绚烂，生的美好，生的珍贵。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的恒定和漫长，但死是警钟，会让我们警觉，这绝不是生的全部真相。我们看见他者的死亡，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看见自己的死亡。因为这是所有生命的结局。所以，所有生命的存在的确令人心生悲悯。我的诗歌中，《隔壁邻居》《傍晚的森林》都写到了死亡。

我的诗歌写作量很小，至今只出过一本诗集《直了集》。我有文学理想，但写作上没有野心，也没有规划，近乎于偶尔为之，至今写的诗也就一百余首。我的诗多是经验性的写作，写的是日常，当然，我不想就日常写日常，会在日常中发现和凸显“日常”中“非常”的一面。我写诗基本上是有感而发，希望做到“言之有物”，“惟陈言之务去”。

青年报：现在出书难，出诗歌更难，但是每年还是有大量的诗歌出版，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下一步有出书计划吗？你能谈谈自己诗歌写作上的追求吗？你自己认为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品是哪几首？
李寂荡：现在写诗的人不少，出版的诗集也很多。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坏事，尽管读者很少，许多书出版后也不会有市场。但这是自己诗歌创作的总结，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而且出版也是自家掏钱。对于写作者来说，写作是一种爱好，一种倾诉，一种宣泄，甚至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未尝不可。当然，不少是垃圾。
我想三五年后我会出版自己的第二部诗集，写作上可能要有一个规划，量要增大一些。我很快要出书，但不是诗集，是翻译的作品，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接着可能还有另外两部。
我不知道自己的诗歌有没有被经典化，经典化应是一个时间问题。我自己的诗歌有几首自己比较喜欢，《隔壁邻居》《水洞》《午夜飞蛾》《河流》《双河客栈》《我将死不瞑目》《要习惯于……》《语言障碍患者》《暮饮》《晚景》。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文学阅读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意义在哪里？现在是碎片化的阅读时代，你认为对年轻人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寂荡：文学是人类语言之美的集中体现，是语言传承的重要载体，所以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年轻人语言能力训练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阅读可以拓宽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让他们的内心世界变得辽阔，而且可以丰富他们的审美趣味，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同时，让他们对生命、对世界、对人生有深刻的理解。文学从根本上讲，还是张扬“真善美”的，文学的熏陶就是让年轻人深刻地感受到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最后自己也变成真善美的化身。

碎片化的阅读也许会导致青年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是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不是深入的、完整的，甚至充满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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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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