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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访谈 | 宗仁发:我赞同一辈子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读书不能有功利心必须是一种享受
宗仁发
1960年生,吉林辽源人。《作家》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散文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东北师大文学院兼职教授,吉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编发短篇小说获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编发格非的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主编《作家》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个人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
评论文章《一九八二年度全国获奖中篇小说简评》收入《中国文艺年鉴》;对话《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文学理论卷二》;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面临的载体危机》收入《2010中国文坛纪事》。评论《新世纪诗歌的困与惑》收入《2005—2006中国文学双年选》。著有评论集《寻找“希望的言语”》,诗集《追踪夸父》等。主编《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01—2019年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卷。
宗仁发老家辽源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传奇性影响。他本来觉得开开拖拉机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奇迹般地考上了师范专科。他在二十三四岁时,财政要给文学期刊“断奶”,他主动要求承包《关东文学》,把刊物办了两个版本,通俗版每期发行七十多万册,把纯文学养得响声很大,推出了格非、李洱、鬼子、韩东、李亚伟等一大批先锋作家和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作品。
他二十七岁调往《作家》杂志任副主编,当时编辑部的编辑就有小说家洪峰,有诗人曲有源,觉得未来还是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去实现。他后来出任主编,经过多次改版,以全国性视野和超前思路,走出了文学刊物千刊一面的困境,连大江健三郎对《作家》都大加赞赏。《作家》常常能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坛的一流阵容,仅某一期短篇专栏里亮相的就有池莉、莫言、苏童、格非、潘军、残雪、洪峰等,著名作家李敬泽感慨地说,如此豪华的阵容以后恐怕很少能见到了。
本期焦点人物 宗仁发
青年报记者 李清川 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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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四岁的时候,
财政要给刊物“断奶”,
我主动承包了《关东文学》,
迅速解决了生存困境。
宗仁发:故乡是个小城,四面环山,算是块小盆地。周围的山也不高,属于丘陵,长白山余脉,是长白山区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但这个小城就东北而言,人口有点稠密。人们普遍有一种要走出去闯荡的意识。家乡人常会念叨的在外面有名气的人物,我知道有搞高科技、设计“天眼”的南仁东;有中央美院的画家葛鹏仁(巧的是这两位名字中都有一个“仁”);有军旅作家韩静霆,写过《凯旋在子夜》,还有大家总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的作词就是韩先生;前些年到处流传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作者雪村是韩静霆的儿子;还有古琴大师李祥霆(巧的是这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个“霆”字)。这几位中的南仁东和李祥霆都是满族人。他们才是家乡的骄傲。我的中小学十年正是“文革”十年,基本上没读多少书。1976年读高中时,我就到一个柞蚕育种场务工去了,等于是提前下乡的知识青年。
宗仁发:当时,四平有一所四平师范学院,就是战军读书和工作过的学校,我读的是四平地区师范学校戴帽的大专班。后来若干年后,我们那个学校并入了四平师院,现在改成了吉林师范大学。我1979年大专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辽源一中当语文老师,1981年又调回母校当了一年大专外国文学课教师。第二年学校转向改为幼儿师范学校,我又教了一年语文基础知识,同时兼任校图书馆馆长。1983年初四平地委宣传部要组建讲师团,就把我借调到讲师团,当机关干部学习辅导的理论教员。1983年底机构改革,四平地区撤销,分为两个省辖市,一个是四平市,一个是辽源市,我就报名回了老家辽源市,进入了辽源市文联,参与创办这个城市的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关东文学》。
我和战军相识是在我1988年调到《作家》杂志担任副主编期间,战军来参加我们杂志办的笔会,后来战军也在《作家》上发过一些作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家》和《钟山》《大家》《山花》四刊搞“联网四重奏”时,大家都忽略了还有一家参与者就是山东的《作家报》,当时战军兼这家报纸的评论版编辑。“联网四重奏”活动实际上战军也是我们的合作者。等到再后来,上世纪70年代作家兴起时,敬泽、战军和我一起搞过两次关于70年代作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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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际上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
一件事也完全可以做一辈子。
宗仁发:我大专毕业后,从1979年到1983年不到五年时间,我换了四次单位,1988年从《关东文学》调到《作家》一直到现在,三十二年就始终在这里。上世纪90年代时,也确有出版商朋友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做书赚钱,我想想这个不适合我。1997年省文联作协换届时要提拔我到文联当专职副主席,如果去上任,就得离开自己正在准备改版的《作家》,犹豫再三还是和省里说明自己的想法,就继续留在作协办杂志了。有人赞赏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一件事也完全可以做一辈子。我实际上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某种意义上讲,人生的选择也意味着对自我的发现和顺应。
宗仁发:过去我们总调侃说文学刊物大多千刊一面,尤其综合性文学杂志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块”,这个面貌真改起来其实并不容易。《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选稿注重与文学思潮之间的联系,1989年李国文担任主编的《小说选刊》杂志社在北京召开过一次“《作家》办刊经验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们认为:“《作家》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勇敢地走出省界、国界”,“克服地方刊物的天然局限,在全国文坛建立地位和影响”,“《作家》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一份文学刊物有自己独立不移的灵魂和品格,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作家》多年来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顺境中不‘摩登化’不赶时髦,在各种压力下也从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园地之一”。
宗仁发:即便是在纯文学创作并不景气的时段里,《作家》常常能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坛的一流阵容,足可看出作家们对《作家》的厚爱、支持和信任。我们来看看1999年第一期《作家》短篇专栏里所发的作品吧: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莫言的《祖母的门牙》、苏童的《古巴刀》、格非的《马玉兰的生日礼物》、潘军的《上官先生的恋爱生活》、残雪的《世外桃源》、洪峰的《1998年12月31日的爱情故事》等。记得李敬泽看到我们这期杂志时,感慨地说,如此豪华的阵容以后恐怕很少能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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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是三种身份,
静下来想想,最适合我,
我也能做得好的事情还是编刊物。
宗仁发:办好文学刊物,有两个难题都需要解决好,一个是要有名家力作,这无疑是刊物的重要支撑。另一个就是必须重视新人。这些也是办刊人都知道的,关键看你怎么能实现这样的想法。就推举新人的角度讲,《作家》值得回顾的案例,是我刚才说过的四刊一报共同推出的“联网四重奏”活动,通过联网的方式发出作品的有: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鲁羊、李冯、丁天、陈家桥、李洱、李大卫、刘庆、金仁顺、叶弥等二十多位当时的青年作家,透过这个名单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并未持续下去。但也有一些会脱颖而出,成为今天文坛的主力。另一个就是《作家》1998年7月做了一期“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这一期专号成为当代文学进程中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
宗仁发:我是1979年开始写诗,也很努力地写了十年左右,后来就搁置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三种身份:业余写作者、文学单位的事务管理者、刊物的编辑,静下来想想,最适合我,我也能做得好的事情还是编刊物。
宗仁发:任何评奖道理都是一样的,只要评委们真的把自己心目中认为好的作品评上去,总归会被更多的人认同的。
宗仁发:读书最好从兴趣出发,而不是带着任何功利目的,记得毛姆说过,读书必须是一种享受。
审稿:梁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