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付秀莹：我害怕一眼看到底牌的生活，编辑是点燃焰火退到一旁欣赏升腾之美的人

付秀莹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旧院》等多部。

其中长篇小说《陌上》入选2016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收获》文学排行榜、春风图书势力榜、新浪好书榜、《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2015—2016）》等。长篇小说《他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排行榜，入选2019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入选百道好书榜、影响力图书第三季、深港书评好书榜等各类榜单。

曾获首届小说选刊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

付秀莹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语文老师的心尖子，她发表的诗歌散文，被抄在黑板上反复吟咏，总有外班同学指着她，看，那就是付秀莹。后来，她当老师，教英语，和一茬一茬的学生告别，而自己依然留在原地，这种生活让她害怕。她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于是以考研的方式从故乡到了他乡。

她不仅是一个好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好编辑，从《小说选刊》名编到《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她对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好作者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能真正与好编辑一起成就所谓的文坛佳话。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有内在能量的作者，编辑就是那个点燃、引爆，然后退到一旁欣赏焰火升腾之美的人。” 

本期焦点人物  付秀莹

青年报记者  李清川 陈仓

1

我挺害怕那种一眼就能

看到底牌的生活。

青年报：芳村是你虚构的，肯定有故乡的影子，那么你真实的故乡叫什么？你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年？你还记得第一次离开故乡进城的情景吗？

付秀莹：芳村是我小说中虚构的一个村庄，可以说是我纸上的故乡，肯定有我真实的故乡的影子。我出生长大的小村庄在华北大平原上，叫作南汪村，在滹沱河畔。四季分明，民风淳朴。我在这个村庄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父母在堂，姊妹在侧，甚至连色调都是明亮温暖的，叫人又甜蜜又惆怅。多年以后我还总是梦见村子里的那条街，小时候的家，房子，院子，树木，儿时伙伴，都是当年模样。这就是童年经验的厉害吧。它默默伴随和影响你的一生，无论你走多远的路，见多少人。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你永远都走不出那个小村庄，走不出你的童年。

我十多岁离开村庄，到县城读书。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母亲一早起来给我包饺子，厨房里有灯火，有香气。上马饺子下马面。这是我们家乡的民俗。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树叶在清晨的微风中簌簌颤动，远处有鸡在啼叫。父亲和我推着自行车出门，母亲送我们到村口。秋霜满天，晨曦初露。村庄还在睡梦中没有醒来。大片大片的田野向着远方延展，延展。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多年以后，这个场景我一遍又一遍想起，恍如昨日。其实，这大约也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吧，为了求学，或者追梦，远离家乡，奔赴他乡，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永不能再回。

青年报：每个人讲起自己的故乡都是充满着怀念。你用一个纯粹的故乡人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吧，那里还有让你念念不忘的现实人物吗？
付秀莹：我的家乡河北无极，历史文脉源远流长，据《汉书》记载，汉初置毋极县，北魏时城址迁到现址。滹沱河水哺育和滋养了这片土地，留下很多迷人的传说。比如汉王城和康王城，介子推庙，包公祠，曹植封地安侯乡，著名的闻鸡起舞的主人公除了祖狄，还有无极人刘琨……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
这块土地豪杰侠士辈出。“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的邯郸游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刺客荆轲，“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刺配沧州道、雪夜上梁山的好汉林冲，血染沙场、舍身报国的狼牙山五壮士……人初见都问我是南方人吧，大概是因为看起来颇柔弱。燕赵儿女嘛，肯定有着一腔热血难凉。至今我们无极人酒风豪放，酒胆壮烈，怕也与此有关。
故乡还生活着我的亲人们。我经常回去看望他们，尤其是我的父亲。他八十岁了，依然身体硬朗，精神健旺，这真是做儿女的最大的福气。我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说说家常，问问安。每天的电话，成了习惯，有时候有事没打，他就会担心。担心我在城里这个那个。我要是打不通他的电话，也会坐卧不宁，一遍又一遍打。
这就是血脉相连吧。我总想，每一次拨电话，有人在那边应你，每一次回故乡，有人在家等你，这是人生多大的幸福！对于每个远离故乡的人，父母与故土几乎是同义的。

青年报：我们总觉得你天生就是当作家和从事编辑工作的，因为你身上具备了一种文人的气息。事实是，你到北京以前，在河北还有一段工作经历，你当时是干什么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于作家而言可以忽略吗？

付秀莹：我在中学教书，当老师，教英语。要说影响，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每一种经历都是珍贵的，每一条路都是必经之路。我很感谢那一段生活，正是青春年华，在校园里，跟年轻的学生们在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在与他们的共同成长中，不断认真寻找价值和意义。一茬一茬学生成熟，告别，离去，踏上新征程，而作为老师，依然留在原地，反反复复。当有一天这种熟极而流的生活令我感到不安和惊惶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新的挑战性，新的有难度的工作。我挺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

青年报：你进京的方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是通过考研这样一条道路。你是进京之前还是进京以后开始写作的？北京的大学校园文学土壤特别肥沃，我们假设一下，你当初没有考上研究生，你现在会在哪里干什么？你还能成为著名作家吗？
付秀莹：通过读书考试，改变生活路径和命运方向，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成长经验吧，尤其是出身乡下的孩子，除了手里的一支笔，什么都没有。其实文学是我很小时候的梦想。我作文好，几乎每篇作文都被当作范文，是语文老师的心尖子。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写六一儿童节演出，我竟然写了“轻启朱唇，慢吐莺声”这样的句子，也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中学时代发表诗歌散文，据说诗句被理科班老师抄在黑板上，反复吟咏。后来在校园里总有外班同学指着我，看，那就是付秀莹。也算是当时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吧，挺能激发和满足一个女孩子青春期狂妄的虚荣心的。
也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那时候还是手写，各种字迹。但高中时代的写作实在是不务正业，高考才是最大的前程和出路。真正的写作，是在来北京以后。当时我是跨专业考研，同学们都是科班出身，读过很多书，对作家作品如数家珍。我哪里敢开口？只有加倍努力，刻苦补课。欠下的，总是要还回来的。当时的理想倒并不是当作家，还是想读研读博，搞研究做学术。但后来还是走上写作道路，大概是当年那颗种子的暗中怂恿吧。
有时候我也想，要是不来京，我可能在我们那个北方省城，像我的同事们一样，教书育人，直到退休。我可能不会写作吧。我不知道。生活是不能假设的。命运也是。有时候，可能一个极为偶然的转折，就会改变人生的路径。就仿佛在林间分岔的小路上，选择了一种可能，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他的众多可能。是偶然性让生活千差万别，是偶然性让我们一唱三叹。但偶然里肯定隐藏着某种必然。

青年报：你的第一部长篇《陌上》是讲乡村的，随后又创作了第二部长篇《他乡》，这是讲城市的。在这个大移民时代，其实很多人都生活在“他乡”，“他乡”才是真正的生活中心，是生命的主战场。你是怎么理解“他乡”这一时代概念的？

付秀莹：他乡，是相对故乡而言的。在地理意义上，故乡是我们的血地，是生身之地，是出处，是来路，是源头。而他乡是异地，是新路，是去处，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从哲学意义上说，故乡是此处，他乡是彼岸。从故乡到他乡，从此岸到彼岸，需要一生的艰难泅渡，其中的俯仰沉浮，风高浪急，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在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多少人都是人在他乡呀。

我想，《他乡》之所以能引发一些读者的共鸣，大约是触动了当下时代生活中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远离故乡，走异地寻新路，梦想着在他乡重建一个世界重建一个家园。昨天在一个访谈中我说，无论如何，他乡终究是要成为我们的归处的。我们在他乡打拼，爱过痛过哭过笑过，我们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他乡的土地上。

2

编辑是那个点燃、引爆的人，

然后退到一旁欣赏焰火升腾之美。 

青年报：你的“他乡”是北京，你在北京生活工作这么多年，还有哪些东西是属于“他的”而不是“你的”？把“他乡”唤为“故乡”的条件成熟了吗？

付秀莹：我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气质，宽阔、包容、大气，它海纳百川，却波澜不惊。北京大，北京傲慢，皇城根儿，伟人脚下，冠盖满京华，北京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就算你在大街上痛哭失声或者仰天长啸，恐怕也没人会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在北京多年，跟这个城市朝夕相对，耳鬓厮磨，渐渐有了更多的情感认同。户口，房子，工作单位，社会关系，这些城市生活的代表性符号，让人内心安定。

有时候，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烟火繁茂，觉得温暖可亲，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城市，这就是自己的生活。人在他乡的异地感、疏离感，焦虑感、无助感，会渐渐淡去。这可能跟年纪渐长有关吧。其实是跌跌撞撞走过，领教了生活的厉害，知道了时间的残酷无情。懂得了珍惜当下，怜取眼前。这个时候，他乡即故乡。

青年报：很多人都说《他乡》主人公“翟小梨”就是付秀莹。其实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哪怕是科幻小说，都会有作家的影子。想问一下，你和她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付秀莹：去年新书出来，我在各种场合申辩，我不是翟小梨。说得多了，自己也觉得困惑。其实何必申辩呢。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这说法虽然极端，却也诚恳。一部作品要想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肯定有作家自己的热血奔涌，有作家自己的热泪飞溅。《他乡》里的翟小梨身上肯定有我的影子，有一代知识女性层层叠叠的万千身影，错杂缠绕不可分辨。不是小说的故事本身，而是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情感，情感的内在逻辑。
我把经验、情感、思想、审美、想象打碎，借助虚构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个这样的翟小梨，血肉融合，不可拆解，不可剥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杂取种种，合为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这里有一个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关系的问题。当然，读者不管这一套。他们固执地认定作家就是他笔下的人物，付秀莹就是翟小梨，那么也只好由他们。没有什么不好。甚至我还会暗自得意，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写了，你信了。这不是对作家最大的信赖和赞美吗？

青年报：我隐隐地觉得，你又在憋着一部大作品，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城还是乡？你在这部作品里会扮演什么角色？

付秀莹：是在写，但还是暂时不说吧。主要是我说了不算。等作品出来，作家退场，白纸黑字，抵赖不得。生杀大权交给读者吧。

青年报：你不仅仅是一位著名作家，还有编辑家这样一个身份。你是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小说选刊》了吗？
付秀莹：编辑家不敢称，就是一个文学编辑。硕士毕业之后，我先是在一家报社，跟你算同行吧。我也有记者证，做文化记者，做副刊编辑，读书版作品版都做过，业余时间写小说。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中国作协招聘，我参加了招聘考试，当然也是因为我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调入中国作协，在《小说选刊》做编辑。

青年报：我有一句“谢谢”的话，至今都没有机会好好说出来，因为我写的第一篇小说《父亲进城》，是通过你的手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其实，我过去是写诗的，没有写过小说，一点也不了解小说界。回过头想想，如果不是转载，就没有一个小说家的我了。我特别想知道这篇小说出笼的幕后故事，你还记得那篇小说吗？

付秀莹：当然记得啊。那时候我还做初审编辑，读到《父亲进城》的时候，很惊喜，当期就提了稿，并建议放中篇头条。其实这样干还是冒着一些风险的。对于文学界，尤其是小说界，作者陈仓还是一个崭新的人，陌生的名字，谁也无法预测作者的日后的成长道路。而且《小说选刊》要走市场，作者尤其是头条作者要有一定影响力，有市场号召力，否则可能会直接影响发行。

记得当时我的审稿意见写得很详尽具体，在发稿会上也陈述了充分理由，这篇小说打动我的不是技术的圆熟，而是情感的力量，深沉有力，直击人心。一看就不是写小说写滑了的，不是我们习见的那种惯性叙事。技巧几乎没有，甚至有些笨拙，而恰恰是无技之技方为大技。我直觉这个作者大有潜力，编辑部当即顺利通过，头条发稿。值得高兴的是，后来你果然陆续写出了《女儿进城》等进城系列，有一大批新作力作问世。

青年报：如果用传统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父亲进城》有许多“非小说”的成分，事实是，我开始写的时候，没有想过是什么文体，尤其没有当成小说来写。你作为选刊的编辑，在选择小说的时候，特别看重的是什么？有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
付秀莹：《父亲进城》确实不大像小说。但我们当下很多小说的问题恰恰是，写得太像小说了。记得多年前有一个我的访谈，题目是编辑拟的：“我不是技术派”。我当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但好小说靠的是情感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是蕴藏其中的复杂多义、一言难以道尽的对人世的感慨，甚至有时候就是一滴无法命名的泪水，一声含义模糊的叹息。尽管文无第一，艺术感受千差万别，但好小说肯定是有一个审美公约的。

青年报：你的编辑生涯中，应该当过很多人的伯乐，你能再举例讲一讲，有哪些作者或者作品，是通过你而走向精品的吗？你和我们分享几个文坛佳话吧。

付秀莹：做编辑多年，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有时候，为了一篇自己钟爱的稿子要跟各方反复推荐反复沟通。不论作者有名无名，我都是一视同仁。具体例子就不说了吧。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是职业本分。编辑嘛，就是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就应该隐身在作者作品后面，甘做无名英雄。我当初也是受益于编辑的发掘和扶植，遇到过很多伯乐，并因此走上文学道路。

我对编辑工作是怀有很高的敬意的，也有很深的职业荣誉感和价值感。我深知编辑的职责和操守，深知好编辑对作者作品的重要性，因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稍有轻忽和懈怠。并且我也深知，好作者与好编辑是彼此成就的。好作者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能真正与好编辑一起成就所谓的文坛佳话。很多时候，对于一个有内在能量的作者，编辑就是那个点燃、引爆的人，然后退到一旁欣赏那焰火升腾之美。

3

读一部好的长篇，

仿佛重新度过了一生。

青年报：你担任《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已经四五年了吧？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非常多，你们选择的时候有具体的标准和倾向吗？

付秀莹：我主持《长篇小说选刊》整整四年了。我们刊物是双月刊，每期六十万字容量，加上配发的评论，也只能选载两到三部。而每年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大概有八千到一万部，这还不包括大量网络文学作品。面对如此汹涌而来的作品，如此繁荣活跃的文学现场，作为选刊，如何选择很重要。

《长篇小说选刊》的办刊宗旨是好作品主义，从海量作品中遴选那些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优秀长篇，在坚持平等、包容、海纳百川的专业胸怀的同时，更加关注具有现实性、人民性、时代性的现实主义力作，记录时代风貌，书写时代生活，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我们还设有佳作推介栏目，对佳作力作进行推荐评论，有力地弥补了版面不足的遗憾，力求更全面展现当下长篇创作风貌。

青年报：我们看到你们有一句话，“流动的文学史”，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编辑刊物的过程，就是替文学史打草稿的过程，你们是用历史的眼光在编选作品，或者说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基本绕不开你们？
付秀莹：长篇小说因为其长度、密度和难度，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很大程度取决于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作为中国作协旗下的唯一长篇类选刊，《长篇小说选刊》力求披沙拣金，选优拔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框架中去考量去评判，力求为当代文学史打好草稿。
我们紧跟最新出版态势，选载当年最新力作，因而是流动的、动态的、不断更新、修订、补充、丰富中的文学史草稿，最终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经过时间积淀和读者检验，经典化或者有经典化可能性，大浪淘沙，最终留下的才是耀眼的金子。

青年报：你们还有一句话，“茅盾文学奖备选篇目库”，结合你们的办刊思路，你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付秀莹：《长篇小说选刊》以遴选优秀长篇小说为己任，这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有着共同的职责和目标。当年创办刊物的初衷是为了推动、繁荣长篇小说创作，多年来的办刊实践也有力践行了这一初衷。历届茅盾文学奖入围和获奖作品，绝大部分都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推介过。这是对我们办刊宗旨的检验，也是对“不忘初心”的最好阐释。从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选刊》被称为“茅盾文学奖备选篇目库”一点也不夸张。当然也不是说，被我们刊物选了就能获奖，但好作品被及时转载，及时肯定，及时扩大，在广大读者中更大范围地传播，无疑对作家的影响力以及作品的经典化可能，都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青年报：你有没有统计过，《长篇小说选刊》2008年创刊至今，有哪些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在最近一两届的评奖中情况如何？
付秀莹：这个我还没有完整、具体地统计过。但我看到过一则资料，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毕飞宇《推拿》、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全部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过。最近一两届，尤其是新一届，因为我正赶上，印象很深。十部入围作品中，除了一部因为篇幅太大无法选载外，其他九部均被我们刊物选载和推介过。

青年报：你任《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后，创办了长篇小说金榜，这个项目以其权威性和文学性，在长篇小说领域影响巨大。你们和其他一些奖项不一样，没有奖金也没有颁奖仪式的对吧？

付秀莹：多年来，《长篇小说选刊》作为长篇类专业刊物，一直没有自己的奖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任主编后，于2016年创办了这个金榜暨高峰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第五届也即将开始筹备工作。我们目前是零奖金，也没有颁奖仪式。如果条件成熟，我们也会考虑给作家精神激励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物质奖励。

青年报：在一个破片化阅读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读鸿篇巨作了，长篇小说的读者会不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背景下，你觉得长篇小说的挑战和优势是什么？
付秀莹：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热爱的赶不走，不爱的拉不来。好作品总会有固定的读者群在那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给读者提供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有一天，当人们厌倦了碎片化阅读的时候，他们也许更愿意沉浸在长篇小说里，着迷于其中的人物、故事、命运，读一部好的长篇，仿佛重新度过了一生。这种感觉是迷人的。

青年报：大家对微信、抖音这些应用特别着迷。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新型社交媒体的呢？

付秀莹：说实话，方便是方便，可也实在是太烦乱。对生活是一种很大的干扰。当初我是单位里最后一个换智能手机的，因为工作需要，各种通知都在工作群里发，让你不得不用。我至今不大会用抖音快手之类，也不迷恋这些。但年轻人好像都在玩在看，地铁上，公交上，甚至大街上走路的时候，放眼望去都是低头族。手机几乎强势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各种缝隙，如果人们都长时间沉浸在虚拟时空里，将会对对现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青年报：你是很少的有定力的作家，你已经很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有什么话对年轻人说吗？
付秀莹：新书出版的时候，也发过朋友圈，配合宣传，愿意多卖书嘛。后来慢慢就不发了。再后来连朋友圈也不大看了。偶尔浏览一下，也只是偶尔了。刚开始还有不适，习惯性去看，但很快也就养成了新的习惯。你会发现各种喧嚣都远去了，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宽阔，幽深。更多的时间，读读书，写写东西，散散步，看看风景，陪陪家人，发发呆，走走神。感觉很清净，很丰富，很妥帖，很好。到了一定年纪，人终究要学会如何跟世界相处，跟自己相处。人生太短，光阴太贵。除了玩手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抓紧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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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年报记者 李清川 陈仓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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