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上海访谈 | 阿霞:草原深情辽阔令我心动,文学是人类存在下去的光芒

访谈者 生活周刊 2022-01-14

阿霞


本名贾翠霞,1978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2001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2002年进入《草原》杂志社工作至今,历任《草原》编辑室主任、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草原人物志阿霞访谈》《妈妈手记》等作品集。其编辑的作品曾获过相关文学奖项。


阿霞这个名字,源自屠格涅夫著名的小说《阿霞》,事实也是如此,她并非南方人,而是出生于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庄。她是汉族人,祖先是从山西迁徙过去的,常常被人误会成蒙古族人,她觉得非常自豪,因为她喜欢内蒙古大地的深情和辽阔。大学毕业,阿霞进入《草原》杂志,从编辑到主编,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成就感,在她的主持下,《草原》杂志迎来了创刊七十周年。一个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主编,带领着一群年轻人踏上了《草原》的新征程,这无疑是要进入历史的。


阿霞无限感慨地说:“我喜欢‘草原’这个名字,也热爱这本杂志,她是内蒙古各民族文学的家园,是他们写作和表达的舞台,虽然她饱经风霜雪雨,但是她必将会越来越灿烂而辉煌。

本期焦点人物  阿霞

青年报记者  李清川 陈仓




1

我经常被认作蒙古族,

我喜欢蒙古民族,

所以非常享受这种误会。 


青年报:每个人都有根,这对一个人影响很大。你的祖籍和出生地都是哪里的?你是蒙古族吗?

阿霞:我是汉族,但到外地经常被认作蒙古族,我喜欢蒙古民族,所以也非常享受这种误会。我的祖籍是山西忻州的岢岚县,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的一个小村庄,离黄河不到两公里,祖辈们从山西迁入内蒙时就在黄河渡口做船工。内蒙古西部地区大多汉族人是很多年前从山西和陕西迁徙过来的。我们的村子基本都是山西人,三公里外的姥姥的村子却叫陕西营,整个村子都是陕西的移民。所以,我的根在山西,但是我的祖辈早已经是内蒙古人了。我一直以我是内蒙古人而自豪。

青年报:你对内蒙古这片土地感觉怎么样?这片土地让你最心动的是什么?有没有让你苦闷的地方?
阿霞:内蒙古大地深情而辽阔,四季分明,凉爽的夏季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民间艺术是最让我心动的,马头琴、长调、舞蹈,还有独特的饮食,牛羊肉和奶制品都是我喜欢的。在草原上听一曲悠远的长调,无论你是谁,都会被深深地打动。当然,最让我苦恼的是春天的沙尘暴。
我曾有过一次非常难堪的经历,记得刚到《草原》不久,单位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联谊会,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就穿了一件礼服款的黑色长裙,那是我当时最好最贵的衣服。打扮妥当后,我骑着自行车赶往开会的酒店。酒店距离我家很远。当时是五月,正是沙尘暴肆虐的时候,我的脸上头发里还有裙子上粘了一层厚厚的黄土,我感觉我变成了一坨会移动的泥塑,那种狼狈、尴尬和沮丧可想而知。联谊会是无法参加了,我只好灰溜溜地骑车回家。我从此恨死了沙尘暴,好在近些年,由于绿化和治理,沙尘暴明显减少了。

青年报:北方人以“阿”命名似乎比较少,你取“阿霞”这个笔名有什么故事吗?

阿霞:哈哈,实际上也没什么故事。刚到杂志社时,看到编辑们都有一个笔名,忽然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乡土气息了,想取一个洋气一点的笔名。于是就想到了屠格涅夫的一个小说《阿霞》,而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霞,就这样取了一个笔名。现在文学圈的朋友们都叫我阿霞,反而我的真名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青年报:作为科班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你能讲讲自己有关文学写作方面的理想和经历吗?
阿霞:谈到创作我非常惭愧,《草原》的历任主编、编辑大多是著名的作家、诗人,比如玛拉沁夫、扎拉嘎胡、安谧、贾漫、汪浙成等,他们都是享誉全国的作家。而我至今没有特别像样的作品,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妈妈手记》,去年又把我几年前做的《草原人物志》20位作家的访谈录结集成册,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半成品被常年搁置在电脑里。我在创作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一方面觉得自己可能在写作方面缺少天赋,另一方面也比较疏懒,加上工作比较忙,目前还没有产生非得要写的愿望。也许若干年后,我会写一部我特别想写的东西,但是目前,我还是先做好编辑做好主编。


青年报: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草原》杂志的?当时选择这家杂志有什么因缘吗?你还记得最初进入《草原》工作的情景吗?现在依然令你念念不忘的人和事是什么?

阿霞:我至今依然感觉非常幸运,大学一毕业就到了《草原》工作。毕业时,我本来已经和一家单位签订了工作合同,一次机缘,见到当时刚刚接任《草原》主编的尚贵荣老师,我被他的文人情怀和对文学的热忱打动。他也是大学毕业分到《草原》工作的,竟然一干就是30多年,从编辑到散文诗歌组主任,最后通过公开竞聘成为主编。我常想这是一项怎样的事业,能够让人甘愿为之奉献一生。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一间旧办公室里,我听他讲述《草原》的历史,它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我深深地受到他的感染,决定放弃原来的单位而选择《草原》。

文学事业的确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编辑怀有极大的热情和默默耕耘,才能够坚守和传承。刚到杂志社时,我感到非常惶恐,这种惶恐一直延续到现在,玛拉沁夫、敖德斯尔、韩燕如、特·达木林、张长弓、扎拉嘎胡、安谧、贾漫、朋斯克、超克图纳仁、汪浙成、赵健雄、邓九刚、白雪林、路远等等,可以说内蒙古最著名的作家、诗人都曾在《草原》工作过,且不说这些前辈,我刚到杂志社时,主编尚贵荣老师的散文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全国出名,副主编谷丰登、仁钦,小说组主任任建,编辑辛杰也都是获过自治区奖的作家。

我的心理压力自然很大,同时憋着一股劲,先做一个合格的编辑,认真地审读每一篇稿件,从学写稿签开始,经常把其他编辑老师的稿签拿来,抄在笔记本上,慢慢领会和学习。
 
 

2

我喜欢“草原”这个名字,

她虽然饱经风霜雪雨,

但是必将会越来越灿烂辉煌。 


青年报:你从普通编辑到现在成为《草原》主编,当编辑和当主编,举例说明一下,在工作中一样和不一样的都是什么?

阿霞:首先无论当编辑还是做主编,都需要有极大的责任心和对作者对文字真诚的态度。而主编则需要对杂志社整体的发展和运转全盘考虑,编辑、出版、发行,筹划经费,培养编辑队伍,举办文学活动,各个方面都需要精心谋划。我刚主持工作时,《草原》的经费陷入了困境,账上不到3000元,人员工资、印刷费、稿费各项费用的欠账80多万元。我面临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向财政争取办刊经费。

那个时候,在前两任主编的努力下,《草原》已经划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兑现,我就不停地写申请打报告。经费得到解决后,我心思和工作重心马上转移到怎样提升刊物质量和影响力上面。作为主编,至少要做一个三年的总体规划,这些都是当编辑时不用考虑的。我有时候挺怀念当普通编辑时的轻松和自由,但是,我明白我肩负的责任,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我,我必须做出一个样来,对得起领导的信任,也对得起那些对我翘首期待的作家和作者们。

青年报:今年是《草原》创刊七十周年,你们以什么方式来庆祝这一节日?能不能拉一个作者名单和所获得的荣誉,更加直观地总结一下七十年的成就?
阿霞:《草原》是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创办的,是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创刊最早的文学刊物,也是全国创刊最早的文学杂志之一。为了迎接这个重大节点,我们从去年就着手准备。首先是把《草原》七十年的刊物全部整理复制,并全部电子化,这些是研究《草原》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学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但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不当以及历史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刊物大部分丢失,我们从国家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甚至私人收藏家手里,进行查找,全部收集齐全,然后扫描复制,编辑整理成信息库。
另外,按照志书编写的体例和要求,编撰了《〈草原〉春秋》,详细梳理刊物七十年的历史。拍摄上下两集的纪录片,采访了内蒙古老中青30多位作家,共同回顾《草原》的发展道路。另外,拍摄了一个全部由《草原》作者担任演员的微电影。就在几天前,《草原》创刊七十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刚刚结束,举办了纪念座谈会、诗文品读会、《草原》文学高峰论坛,还有第二届《草原》文学奖颁奖典礼,来自全国各地作家、内蒙古各盟市的重点作者、《草原》的几代编辑10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七十年来,《草原》培养了一代代的各民族作家,可以说,内蒙古的老中青几代作家几乎都是从《草原》出发走向全国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韩燕如、敖德斯尔、孟和博彦、特·达木林、朋斯克、扎拉嘎胡、张长弓、杨啸、贾漫、安谧、汪浙成、乌热尔图、冯苓植、张志彤、许淇、哈斯乌拉、白雪林、邓九刚、肖亦农、鲍尔吉·原野、路远、邢原平等等,他们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都是在《草原》发表并由此出发,享誉全国。七十年中,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最高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百花文学奖等各大奖项的作品就有几百部。

青年报:说到《草原》的前辈玛拉沁夫,他是刊名“草原”最初的倡导者,你对“草原”这一命名是怎么理解的?你有新的诠释吗?

阿霞:1950年创刊之初叫《内蒙文艺》,创办者有三位,陈清漳、玛拉沁夫、安柯钦夫。1954年7月改为《内蒙古文艺》,1957年4月改为《草原》,文革期间叫《革命文艺》,直到1978年改回《草原》,此后一直延续到今天。《草原》的刊名是玛拉沁夫老师提出的。上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国内的文学刊物纷纷改头换面,《草原》却一直坚持自己的理念和特色,没有改名。

我以为,草原辽阔而深情,她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文学艺术的天然牧场。博大、包容、自由、多彩多姿,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可以赋予她,而作家们就像青草和鲜花一样在这片文学的草原上扎根、生长、怒放,一代一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喜欢“草原”这个名字,也热爱这个杂志,她是内蒙古各民族文学的家园,是他们写作和表达的舞台,虽然她饱经风霜雪雨,但是她必将会越来越灿烂而辉煌。


青年报:在《草原》的历史上,还有哪些作家是在这里奠定了文学地位的?有什么花絮和佳话分享吗?
阿霞:像你说的玛拉沁夫老师,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从1956年开始就在《草原》上连载,之后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这部作品被称为草原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还有敖德斯尔的《撒满珍珠的草原》《遥远的戈壁》《骑兵之歌》,安柯钦夫的《英雄格萨尔汗》,扎拉嘎胡的《悬崖上的爱情》,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云照光的《蒙古小八路》,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等无数草原经典作品,这些作品都获得了无数的文学奖项,其中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前身)。还有诗人海子,他的成名作《亚洲铜》、诗剧《遗址》等,都首发在《草原》上。

青年报:《草原》刊名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他给文学刊物题名并不多,其中还有一份叫《舞蹈》的杂志。你们一直保留着他题写的刊名,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这会不会有审美疲劳或者是过时?最近几年,好多刊物都更换了名人题字,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样子呢?

阿霞:对于一个刊物,刊名的题写是一个刊物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历史,也是传统。我想,文学刊物不必追赶时髦,更重要的是要守住文学传统和自己的历史,创新可以在包装设计、办刊思维、服务手段、传播方式方面体现,吸引新的读者。外在的形式固然重要,但内容才是根本,这也是纸媒的优势。

青年报:我们谈谈你主持工作以后的事情吧。为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引吸好作家和好作品,《草原》决定从2018年开始大幅度提高稿费,从原来每千字30~80元,提高到每千字200~1000元。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与魄力,能说说做这种决定的前后状况吗?
阿霞:《草原》一直受经费所限,稿酬处于很低的水平。大概是2013年之后,全国的文学期刊相继提高稿酬,现在千字200元已经是平均标准,千字千元的刊物也有不少。这样比较,我们的稿酬简直羞于出口。除了刊物的品牌影响力之外,稿酬也是争抢优质稿件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几年,我们凭着和作家的关系,还有编辑们软磨硬泡的功夫,约到了一些好稿子,比如鲍尔吉·原野、于坚、次仁罗布、雷平阳、王祥夫、尹学芸等。
第一次靠人情约到稿子,第二次还会给你吗?所以,每次拿到稿子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觉得特别对不住这些作家们。所以在争取到经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提高稿费,并开设了《本刊头条》。当然,高稿酬不一定就能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但是作家的劳动一定要尊重,对好的作品也一定要给予鼓励。

青年报:你们还有一个重大举动,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是设立了《草原》文学奖,你介绍一下设立文学奖的幕后故事吧。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困难?

阿霞:这个奖项其实早在1984年就设立了,也是作家们比较看重的一个奖项,但一直没有奖金,基本是荣誉性的。从2018年开始,我们重启了《草原》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设立高额奖金,主奖是3万元,诗歌、散文、小说各1名,提名奖各5名,此外还专门设立了新人奖,以奖励当年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

此外,还增加了特别奖,第一、二届分别颁给了已故的许淇先生和荆永鸣先生,获奖作品都是他们发表在《草原》的最后一篇作品,他们从创作之初就与《草原》有着紧密联系,大多数作品发表在《草原》上,即使后来成了大名,也依然眷顾和关心《草原》。对这样的好作家,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纪念他们,缅怀他们。在《草原》文学奖的实施过程中,一度担心区内区外作家的获奖比例问题,但经过认真考虑,我觉得要想让这个奖得到作家们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奖项,作品质量一定是评选的唯一标准。


3

如果有一天文学消失了,

人类存在下去的光芒在哪里? 


青年报:《草原骑手》《内蒙古十二家》《内蒙古文学地理》,这些是内蒙古本土作家的集中展示,许多当地作家的重要作品从此走向全国,这对推动当地的文学发展作用非常大。

阿霞:作为一个地方的省级文学刊物,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和扶持本土作家。除了固定的栏目有相当数量的内蒙古本土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外,每年还开设专门栏目不同形式地推荐。2013开始设立《草原骑手》栏目,以全刊三分之一的版面,每期3—4位作家的规模,一人一年3—4期这样的频率连续不断地推出内蒙古青年作家的作品,并配发评论和创作谈。这几年这个栏目逐步成为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一个品牌栏目。

《内蒙古文学地理》每一期刊发一个盟市的作者的作品,总计有180位内蒙古的作者作品入选,集中展示了内蒙古本土作家的整体实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各盟市的文学创作。2018年我们又策划了《内蒙古十二家》的子栏目,分三年完成。内蒙古诗人十二家、散文十二家、小说十二家。这个栏目不以作家的名气为先入条件,只以作品的质量为唯一标准。总之就是千方百计地向外推荐本土作家。

最近几年,《草原》在这几个栏目里推出了80后、90后、00后的青年作家有50多位。如娜仁高娃、晶达、刘惠春、谢卉春、阿塔尔、苏热、渡澜等。其中苏热获得了“包商杯”全国高校征文奖,娜仁高娃的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定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获内蒙古第十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青年报:扎根本土是《草原》杂志的义务,但是毕竟是一份全国性的期刊,必须要有全国性的作家和作品,在本土作家和外地作家之中,你有什么侧重吗?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阿霞:《草原》一直是全国视野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栏目《北中国诗卷》,吸引了中国诗坛几乎所有诗人的关注。北岛、顾城、杨炼、江河、海子、韩东、杨黎、梅绍静、昌耀、顾工、公刘、韩作荣、于坚、邹静之、西川、大解、陈东东、叶延滨等一大批在中国诗坛最具实力与影响的老中青三代诗人都曾在《草原》上发表过作品。《北中国诗卷》的主持者赵健雄曾说:“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旗县甚至一个偏远的角落,我们都能找到朋友。”二十年过去,《北中国诗卷》的影响依然没有消失,今天,我们仍然把《草原》的诗歌栏目称为《北中国诗卷》。
除了关注和培养本土作家外,我们还要站在全国的高度去审视作品,把本土的优秀作品推介出去,同时用全国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带动本土的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交流,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结果。取舍的标准仍然是作品的质量。

青年报:《草原》未来的办刊理念是什么?你是如何把握以后的发展走向的?

阿霞: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的变化,尤其我们《北中国诗卷》在全国的实践,也逐步探索出一条《草原》办刊的独特的经验,那就是先锋性、多元性和地域性。先锋性,我的理解是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和表现最鲜活的现实生活;多元性,我以为体现了《草原》的包容性,鼓励创新,提倡各种文化,尤其是多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交融和共同进步,以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地域性,就是扎根本土,关注本地区的作家,培养本地区的文学新人,让他们以独特的姿态和形象汇入全国的文学海洋,激发出夺目的浪花。《草原》的前辈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果,我相信《草原》在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手里,一定会不负众望,我有信心。

青年报:我注意到了一个动向,你在办好杂志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大杂志的外延,举办了许多活动,比如邀请著名作家开讲座,比如举办文学论坛,而且多数针对大学或者青年群体,这些活动是想培育文学新人和青年读者吗?目前《草原》在青年人中间的影响力怎么样?
阿霞:举办文学活动也是提升刊物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关起门来办刊肯定是不行的,要走出去,走到广大读者中间,尤其是青年读者中间。青年是文学和刊物未来发展所必须争取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不仅是刊物可能的新的作者,也是潜在的巨大读者群体。从2017年,我们开始举办“《草原》走进校园”系列活动,先后邀请了著名作家荆永鸣、杜梅、鲍尔吉·原野、马原讲座,讲授创作经验、分享读书体会。
定期组织大学生的读者见面会,了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听取他们的建议,寻找潜在的作者群。还在五四青年节,组织线上、户外的青春诗会,这些活动也都得到了大学生们的欢迎。今年我们新开设了《新发现》栏目,这个栏目主要针对文学新人,已经先后有30多位大学生作者亮相在《草原》,他们是读着经典作品长大的一代,语言的感觉、对事物的理解都新鲜而别致,这都是我们非常珍视的创作集体。

青年报:你应该是全国文学期刊里非常年轻的主编之一。现在年轻人似乎不太看纸刊了对吧?你认为纸刊会不会被网刊所取代?你在办刊物的具体过程中,有没有应对措施或者未来的计划?

阿霞: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纸媒创造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纸刊的受众肯定在缩小。但我相信只要有文字在,纸媒就不会消失。其实年轻的读者也有热衷于读纸质媒体的。媒体生存的核心竞争力是内容,所以我们只要做好内容,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最近,我们已将《草原》七十年以来的所有作品建立了数据库,制作成电子刊物,除了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外,还利用一些大众媒体,比如喜马拉雅、学习强国、抖音、快手等大众平台,同时将一些故事性强的作品,与影视公司合作改编成微电影、短视频,最大限度扩展纸媒的传播领域。

纸质媒体会不会消失还是交给未来解答吧。如果有一天纸媒被网刊取代,也没什么可悲观的,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是文学不会消失,它是关乎人类心灵与情感的意识形态,是人们表达和交流的重要的形式和手段。如果真的有一天文学消失了,那么人类存在下去的光芒在哪里呢?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吗?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支配的?
阿霞:业余爱好似乎离我已经很遥远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狂热于国标舞,沉浸在音乐和舞蹈的旋律与节奏之中。后来一段时间喜欢插花,经常会买好多各色的花回家。我觉得舞蹈,让我更加乐观地对待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插花则让我更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用美好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哪怕是最不被关注的细节或角落。可惜,近几年因为忙于工作和照顾孩子,疏于这两个我最喜爱的业余生活,现在家里的各色瓶瓶罐罐被闲置在露台,落满了尘土。我现在最大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陪两个孩子,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作者:青年报记者 李清川 陈仓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往期回顾
 上海访谈 | 何子英: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敬畏之心
 上海访谈 | 郑晓龙:让你在《渴望》《金婚》《甄嬛传》里找到自己
 上海访谈 | 阎安:我不是秦砖汉瓦,我是我自己的文学史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