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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访谈 | 何子英: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敬畏之心
何子英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评论家、资深文学编审,现任长江文艺杂志社主编,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期刊协会常务理事。
已从事文学编辑工作33年,主持执编刊物曾连续6届获湖北省优秀期刊奖、出版印刷奖,年度中文期刊网络传播海外阅读TOP100期刊;2012年参与《长江文艺》的改版工作,完成了《长江文艺》的华丽转身,刊物转载率大幅度提升,影响力扩大,推出的叶兆言、裘山山、胡学文、徐则臣等人的作品分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主编《长江文艺》于2018年再次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推出的宁夏回族青年作家马金莲的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曾获湖北出版政府奖编辑奖,湖北省期刊优秀编辑,湖北文学奖优秀编辑奖,以及中国期刊协会“从事出版工作30周年”荣誉证书。个人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有传记《梁思成》等。
何子英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老师,他在何子英上中学的时候,就订了一份《长江文艺》给她。没有想到的是,何子英大学毕业正好被分配到了这份杂志。何子英那时一心想当翻译,懵懵懂懂报考了武汉大学,而且是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拿到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中文系,她不禁涌起一种宿命感。
进入《长江文艺》以后,一干就是33年,从编辑做到主编,主持原创和选刊两本杂志。她跑农村,进北京,想尽一切办法向大家约稿,包括陈忠实、周大新、毕淑敏、阎连科等,体验到了替人做嫁衣的快乐,同时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
何子英表示,如果不是在文学杂志当编辑,她也许会特别想去尝试当作家,但是距离文学太近之后,当作家的欲望降低了,作家头上的光环没有那么耀眼了,对文学的敬畏感更强烈了。
本期焦点人物 何子英
青年报记者 李清川 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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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学的时候,
父亲订了一份《长江文艺》给我,
我大学毕业又分配到《长江文艺》,
不禁涌起一种宿命感。
何子英: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起的,好像比较中性化吧。按家族辈分,我本来是“新”字辈。我们是个大家族,同辈人多,父亲说按辈分不好起名字,想改个样。我父亲大半生都是中学老师,他大概也有一个文学梦,曾经声称退休以后要写小说。所以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和一份文学杂志,这份文学杂志就是《长江文艺》。几年之后,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文艺》工作,想起当初父亲为我订阅的那份杂志,不禁涌起一种宿命感。
我的父母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他们平时工作都特别忙,对孩子不算严厉,但是要求特别高,嘴巴里常常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好,所以我从小感觉到父母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比较自律,做人做事都特别认真,追求完美主义。这个其实对个性是一种压抑。
何子英:我当年是懵懵懂懂考上武汉大学的,志愿是父亲帮我选的。我想到北京上大学,父亲说武汉大学校园特别美丽,离家也近一点,就给我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中文系。我那时一心想当翻译,可能是电影看多了,就觉得女翻译很神气。所以拿到中文系的通知书还不是太高兴,倒不是我不喜欢中文,其实我从小学到中学作文一直是班里的范文,我那时只是迷恋外语,直到工作以后好多年,我都保持订阅英语杂志的习惯。
到武大以后,我才了解到武大中文系的实力,名师云集,易中天老师、陈美兰老师和於可训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所有的知识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每上完一天的课,就觉得特别快乐和充实。
2
我觉得变的是时代,
是一代一代的编辑个体,
不变的是对文学的初心和敬畏。
何子英:关于当作家这件事吧,如果我不是在文学杂志当编辑,也许会特别想去尝试当一个作家,但是在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之后,你那种当作家的欲望反而降低了,因为作家头上的光环,距离太近而没有那么耀眼了,还有对文学的敬畏感更强烈了。
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曾经冲动写过一首诗,给了编辑老师看,竟然给我发表了。后来,我就很少写,偶尔写了也不愿示人,有些文字只能是写给自己的。之后长年累月地看稿,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稿子,其中有一些名家名篇,更有大量的达不到发表水准的稿子。每天看了一堆废稿之后,需要充电去修复你的审美力。
所以对我来说,阅读的欲望会大于写作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做一个编辑,而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原因之一。还有也是自己的慵懒和才能不够吧,人的天赋和精力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有人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了。我大概属于不太会分割时间的人,只好心无旁骛地做编辑。写评论也是工作需要,并没有做评论家的雄心壮志,我本质上是随遇而安的人,就是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而已。
何子英:我们湖北省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叫翠柳街一号,在东湖附近,周边也是众多文化单位集聚地。当年我们想开设一个编辑导读类专栏的时候,时任主编的方方就干脆以翠柳街命名,她说就是要把翠柳街这个名片打出去。
翠柳街的取名可能源自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们周围还有一条黄鹂路,一个白鹭街。翠柳街这个专栏的设置,是为了提升编辑们的编与写的能力,对每期重要作品的点评,会督促编辑去思考和学习,强化了编辑与作家、编辑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何子英:《长江文艺》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培养作者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些年我们推精品和推新人并举。其中有一个措施就是举办笔会和改稿会,比如2015年的长江三峡笔会、2018年神农架笔会。我们的改稿会要求参会作者提前上交一篇作品,指定给编辑审读,采取编辑与作家一对一的沟通交流。笔会期间还会分组讨论,作者谈自己的构思,编辑谈修改意见,其他作者也参与讨论,作品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最后得到提升。我们也邀请学者给我们的笔会作者讲课,进行理论指导,帮助他们开阔眼界。
像80后青年作家笛安、孙频、文珍、黄昱宁、周李立、郑小驴、陈崇正等,都参加过我们的笔会,也发表过重要作品。近年活跃文坛的湖北青年作家普玄、周芳、蔡家园、舒飞廉、朱朝敏、宋小词、谢络绎、黍不语、喻之之、丁东亚、林东林、张春莹等人,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作家,有的连续参加了几届笔会,有的处女作就是在《长江文艺》发表的。明年我们杂志还要强化对本省青年作家的推出力度。
3
我跟我们编辑说
一定要对作者好一点,
他们会用好作品来回报你。
何子英: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和作家打交道几乎是我们工作的日常。这些年我与许多作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凭的就是真诚。当年向陈忠实老师约稿的经历就颇有意思。
2004年,我在《长江文艺》开设了一个谈经典阅读的专栏,叫“作家茶座”,我找到陈忠实老师的联系方式,先郑重修书一封,得到回复之后又电话联系,他很高兴我约他谈经典作品对他创作的影响,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借助巨人的肩膀》,文中仔细回顾了拉美文学对他创作《白鹿原》的启示。
这篇文章我们发表之后,就被《新华文摘》和《文艺报》转载了。陈忠实老师当时寄来的是他的手稿,并附了一封信,说“手稿留您做纪念”,这封手稿我至今完好地珍藏着。可以说跟每个作家约稿,背后都可以讲出一串故事来。
我们年轻编辑刚入职时特别怕退稿,尤其是组来的稿子。我跟他们说一个理性、成熟的作家,不会因为编辑退他一篇稿子,就跟你断交翻脸,但是前提是你要退一个作家的稿子,你一定要说出一个让他信服的理由,你对他的稿子评判是否准确公允?是否具有专业水准?你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你给他传达了什么样的编辑思想和审美趣味?你们是否能够达成默契?如果做到了这些,你完全可以和这位作家成为朋友,下次他一定会给你一篇更满意的作品。
编辑和作家的交往有一个相互磨合达成默契的过程,前提必须是真诚和平等的交流。我自己就亲手退过不少作家的稿子,甚至有些是名家,也是多年的朋友,没有发生过因为退稿而断交的事情。退稿的原因有很多,也不一定是稿子质量不好,可能仅仅因为不合适。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偏好,对作品气质也有不同的要求,我们用不了的稿子,别家刊物可能视作宝贝;别的刊物不用的稿子,也可能在我们备受青睐。
何子英:这个奖是省级新闻出版类的最高奖项,获奖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我认为荣誉也是属于《长江文艺》这个集体的。与作家相比,编辑是幕后工作者,很多的付出确实是默默无闻的。要说最大的付出,就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特别是2012年改版之后,工作量和工作压力都剧增,现在除了《长江文艺》原创,还有一本选刊,每月要出版两本刊物,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休息日,周末也要在家看稿子。
最欣慰的是,《长江文艺》的品牌地位巩固提升,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凝聚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诗人、评论家队伍。谈到委屈和辛酸,肯定有,但人这一生,不论你干什么,哪有谁没受过委屈呢?只要自己保持定力,问心无愧就好。
审稿:梁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