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钟求是：时间是最佳的鉴定家，我希望多年以后他仍然为我叫好

钟求是

1964年出生，浙江温州平阳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作家高研班。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长篇小说《零年代》《等待呼吸》，小说集《街上的耳朵》《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昆城记》《给我一个借口》《我的逃亡日子》等多部。有作品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钟求是出生于温州。在人们的习惯目光中，温州人善做生意，不过很多人都忽视了，其实这是有文有艺的地方，姜立夫、苏步青、谷超豪等大牌数学家，南怀瑾、林斤澜、叶永烈、黄豆豆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温州，还有近些年被热议的“温州文学现象”，钟求是便是其中重量级的人物。钟求是解释说，温州人的语言和思想都很独特，冒出什么样的人都不应该感到稀奇。

没有见过钟求是，看到名字会以为是严肃的老者，其实他不仅不老，而且有着江南文人的那种灵性和茂盛的生命力。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经济专业，把《资本论》读得滚瓜烂熟，对于多数人而言，这和文学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对于一个优秀作家，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他的这段经历经过几十年，终于发酵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等待呼吸》。钟求是表示，文学不能媚俗媚权，不能抢时近利，希望自己的这部作品，面对时间这位最佳的鉴定家，不仅现在说好，许多年后也说好。

本期焦点人物  钟求是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求是”两个字的本义特别好，

但再好的词语变成流行语后，

也会离开文字的原来面目。

青年报：我们先谈谈你的名字。每次看到你的名字，我都会想到《求是》杂志，而且会联想到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很具体的形象。这个名字是父母起的吗？围绕着这个名字应该发生过很多故事了吧？

钟求是：嗯，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父亲是个县城里的银行职员，平时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逮到机会就把一个流行名词摁到我头上。其实在汉语中，求是这两个字的本义特别好，探寻事物的真谛嘛。但再好的词语变成流行语后，也会离开文字的原来面目。二十多年前不少读者见到我的名字，便以为我是个老者。有机会见了面，对方心里会暗吃一惊。好在我的姓比较冷僻，抵消了名字的端正，组合在一起倒容易让人记住。至于我为什么不用笔名，那是另有隐情。既是隐情，呵呵，在此按下不表了。

青年报：你是温州人。大家一提起温州，就会想到商人，尤其炒房团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想问一下，你父母辈就是本土人，还是从哪里移民过来的？你能介绍一下故乡和父老乡亲吗？
钟求是：我的出生地是浙江温州的平阳县城，一个叫昆阳的镇子。我在那儿生活十六年多，读完小学和中学，也形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基础记忆。不过在填履历表格时，我在“籍贯”一栏里会写上诸暨两字。我父亲老家在绍兴的诸暨乡下，十三岁跑到温州城当学徒，解放后进培训班学习，分到了平阳银行工作。我母亲是温州城里人，刚解放时是市公安局一个科员，后来因为运动被下放到平阳栖身。所以在昆阳，我家属于外来户，是没有根基的。如今在那个镇子里，我已没了亲人，连八竿子能打着的亲戚也没有，但我始终没减少对老家的亲情感，因为那儿不仅有我少儿时期的全部回忆，也有一堆与我同步添加岁月的同学朋友。每隔一段时日，我就会忍不住回去看看，与这些同学朋友厮混在一起。这个习惯一直没有变，所以我与故乡的相缠也一直没有断。

青年报：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你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以温州为背景的，那时候接触到的人与事，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

钟求是：对我的写作来说，家乡既是出发地也是根据地。昆城小镇化名昆城，许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两年前，我把自己以昆城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凑在一起，做了一本作品集《昆城记》。我有一个判断，只要自己不肯断掉与故乡的亲近，故乡就会明里暗里向我提供有用的小说原料。譬如有一次回镇子与同学聚酒，正吃着喝着，旁桌一个长发男人过来敬酒，说话礼貌，态度温和。长发男人离开后，我问这是谁呀？同学们说，你应该知道他的，当年他在镇子上是个凶狠角色，打架时被别人咬掉半只耳朵，现在留了长发遮着耳朵。原来是他呀！在那一刻，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跳了出来。再过些日子，我写了短篇小说《街上的耳朵》。镇子里的人与事穿过岁月，出现在了这个作品里。

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国学大师南怀瑾，短篇小说作家林斤澜，传记作家叶永烈，舞蹈演员黄豆豆等等，都是温州人，这块土地上不仅仅孕育了优秀的商人，还孕育了许多文化名家。你结合自己的体会讲讲，文化和经济是如何在此共荣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钟求是：中国南宋时期有三大学派，为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和叶适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活跃于温州地区，主张经世致用，既讲“义”也讲“利”，有点接近改革开放初期“实事求是”的倡导，这也是当代温州商业经济抢先兴起的文化背景。在人们的习惯目光中，温州人善做生意，是经济动物。但我还想让大家知道，温州也是有文有艺的地方。温州是中国南戏的发祥地，诞生过高则诚《琵琶记》等一批经典戏本。温州盛产数学家，走出过姜立夫、苏步青、谷超豪等大牌人物。曾有一个时期，中国主要大学的1／3数学系主任是温州人。除了你点的名字之外，温州近些年又“拱出”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实力作家，被称为“温州文学现象”。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域，既出数学家又产作家，这的确让人觉得有趣和纳闷。其中的深度原因，还是让有兴趣的社会学家去考察认证吧。我想说的是，温州人口规模近一千万，温州人的语言和思想均挺独特，在这个地方冒出什么样的人你都不应该感到稀奇。

青年报：据资料显示，你大学是在北京就读的。你的文学理想是进京之前还是之后树立起来的？大学期间让你记忆深刻的有哪几件事情？与文学有关联的记忆至今令你难以忘却的是什么？

钟求是：1980年我16岁，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那个时候，一个县城小子闯进京城校园，心里自然装着兴奋。但兴奋之余也有失落，因为我读的是经济学专业而不是中文专业。在镇子里，我曾花几年时间几乎看完县图书馆里的所有小说，（那时候多为红色经典小说）自以为可以试试写作。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上课之外，我会找些小说来读，譬如《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围城》什么的。《变形记》《等待戈多》《墙上的斑点》等这些现代派作品就是那会儿看到的。此时还流行朦胧诗，校园内外不时有诗歌朗诵和讲座，我会流窜着去听。这些都调动了我的文学情绪。到了放假时间，同学们在补外语，我则胡乱写些所谓的小说和诗歌。

要是撇开文学，大学期间我好像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资本论》三卷通读一遍，这是专业上的正事；二是谈了一场恋爱，这是青春期的正事。那时候大学校园里游走着理想主义，一场爱国主义的巡回报告，能让学生们眼噙泪花，一场女排或男足的胜利能点燃学生们的激情。我们还喜欢坐在草坪上说说二十年后的事情，我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些情景后来都进入了我的小说。许多年过去，我在回味中觉得，上世纪80年代校园里生长着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仍然是值得珍惜的。

2

作家都有一个地理故乡，

当地理故乡与文学相联系后，

会渐渐变成更阔大的精神故乡。 

青年报：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你大学毕业后为什么没有留在那里？你猜想一下，如果当时留在了北京，你现在会在干什么？
钟求是：我是1984年夏天毕业离校的，那会儿大学生稀少，国家撒豆似的往各省分配，个人哪有什么自主权？我们班同学留在北京的也有一部分，基本去了学校或机关。有一位同学现在做了一个大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时不时在电视里讲些严谨的话。每次看见他露脸，我就觉得这哥们儿的认真也挺有趣的。如果留在北京，以我的做事脾性和生活态度，京城也就是多了一个蹩脚的小公务员或者一位失意的大学教员。当然，我也可能写作，制造一些好或不好的小说，谁知道呢。我相信命运，一生走过的线路是命定的。

青年报：你还记得自己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吗？回过头看，你用旁观者的眼光怎么评价那时候的作品？

钟求是：大学毕业我本是直分到浙江省委统战部的，当时已拿着派遣证去统战部人事处报到了，后来阴差阳错又去了温州，干起了涉外工作。那会儿我文学梦刚刚展开，心里又装着对校园日子的不舍，就在业余时间开始写关于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两年后，小说写完了，也寄给过一家出版社，但估计没有人愿意去翻看一下。它成为一部只有一位读者的作品，这位读者便是我自己。之后的日子，我又写过几个幼稚的中短篇，便淡了兴致，觉得与文学渐行渐远，这辈子与小说已没什么关系了。直到1993年底，我一位工作搭伴在匈牙利工作期间不幸车祸罹难，这件死亡事件改变了我的许多想法。过了不久，我重新拾笔，写出了中篇小说《诗人匈牙利之死》。这篇小说首发于《江南》，随后被《小说月报》转载。从此以后，文学没再丢开过我。

青年报：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你在温州文联工作之前，你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跳到文化行业的。文学一直都不景气，在温州这种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当时为什么没有想着去经商呢？比如炒房子，你炒过房子吗？后来有没有跳槽的机会？
钟求是：人们常常有一种不够准确的想象，以为温州人都很有钱或者都善于经商。其实在温州，一些人整天想着赚钱，也有不少人愿意在稳定的秩序里过日子，我属于后者。我是学经济的，但在赚钱这件事上没有野心。一心做文学的人，不可能再设一个目标，把自己打造成皮鞋厂厂长或者房地产公司老总。不过说到房子，我也不会自封清高，放过利用银行杠杆去购房的机会。哈，这不是炒房子，这是用脑子。

青年报：你说过一句话，对一个作家而言，所有远去的日子都是故乡。你这个“故乡”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大移民时代，你算不算移民呢？你认为自己文学意义上的故乡，也就是文学地理在不在杭州？

钟求是：对许多作家来说，一般都有一个地理上的故乡。地理故乡与文学相联系后，会渐渐变成更阔大的精神故乡。这种精神故乡的存在，得需要时间和距离的拉开。时间拉开，说的便是远去的日子。距离拉开，是指回乡已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对我而言，当写小镇时，老家昆城自然便是故乡。当涉及城市题材时，北京、温州和杭州都有可能成为故乡，因为这几个城市装着我已经远去或即将远去的日子。

青年报：你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对你的文学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大部分作家比较乐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你曾经把《资本论》读得滚瓜烂熟，这些学习经历或者是理论，有没有转化成你创作的素材？
钟求是：许多作家不是中文系出身，却常常受益于自己的原先专业。学过政治经济学，能够调高目光，对社会生活的运行看得深一些远一些，这对文学写作显然是有帮助的。余华说过一句话，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阅读《资本论》的经历，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伏笔，它在等着与前方一部作品的相遇。不久前，当我写作长篇《等待呼吸》时，这个伏笔从暗处现身了，坚定地来到了我的跟前。在这部小说里，我把最重要的笔墨给了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夏小松。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熟读《资本论》，在不同经济理论的比较中选择了自己的信仰方向。虽然有一颗子弹中断了他的生命，但他的激情气息没有中断，一直贯穿在这部小说中。从某个意义上说，这是《资本论》对我写作的一次重要援助。

青年报：长篇小说《等待呼吸》写的是爱情，爱情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写主题。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些爱情经验是从哪里来的？

钟求是：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由于之前我写过几个有些影响的爱情小说，如《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经常就有读者说我善写爱情、挺懂女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是那种面对女人能够做到妙语叠出、谈笑风生的人。我连这种人物的一个零头都不是。呵呵，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我就设法在小说中赚回来。我曾经说过，人们能想到的爱情样式已被作家们写尽了，要想写出新意，就得贴着人性往人物的内心走。在《等待呼吸》这部小说里，莫斯科这段爱情之所以绚烂感人，是因为两位男女留学生的内心情感是纯粹且坚守的。

青年报：你在创作谈中说，要写一部压得住岁月的东西，这说的是不是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结合这部小说，你能讲讲在文学里，不过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吗？
钟求是：是的，我对这部小说有期待，不仅希望现在的读者说好，更希望许多年后的读者也说好。我告诉自己，必须把这本书交给时间，时间是文学作品的最佳鉴定家。其实写作的人都明白，文学不能媚俗媚权，不能抢时近利，可在很多时候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变得“不明白”。在文学中不过时的，永远是那些有着精神态度和艺术温度的东西，譬如对人性的揭示、对世事的质疑、对艺术的变新等等。但从根上说，作品的长寿，一定是在广阔心域里找到了引起广泛共鸣的深度情感。找到并表达这种深度情感，不仅需要作家的艺术功力，在不少时候更需要作家的诚实和勇敢。尤其在这个浮躁趋利和明哲保身的时代，诚实和勇敢几乎是稀缺的。

青年报：我们的理解，这就是经典的特性。但是我们一直非常迷惑，这种永恒的东西与时代性会不会有冲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小说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社会思潮，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读者对那时候的生活是陌生的，为什么还一直受到热捧？

钟求是：不知为什么，《平凡的世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阅读名单里，所以无法具体点评。我想说的是，距今二三百年的经典文学作品多得是，我们特意对这部三十年前的作品提出时代性的问题，可见这部作品文学价值的认定还有不确定性。同时我还想说，所谓热捧有好多种定义，只要不是趋众跟风，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3

我有一个基本判断，

在二三十年后，

人们狂奔的脚步会慢下来，

更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养护心灵。

青年报：你的短篇小说《街上的耳朵》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大家当时都非常看好，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遗憾落选，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钟求是：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会显得我有许多话欲言又止。说一句吧，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它的命运，获不到奖，便属于这个短篇小说的命运。

青年报：你的文学成就这么高，所以聊着聊着都快忘记你的另一个身份——《江南》杂志主编。你是什么时候调到《江南》的？你还记得第一次进入杂志社的感觉吗？还记得你编辑的第一篇作品写的是什么吗？
钟求是：我是2009年底丢开公务员身份来到《江南》的，时间过得快，算一下竟已满十一年了。第一次进入杂志社的场景并不具有戏剧性，但我能记得当时的忐忑心情。一方面刚到杭州，编辑的活儿以前又没干过，心里是没底的，另一方面杂志社总归是写作者的圣地，现在闯进来了，心里是新鲜的。我这辈子工作岗位流动不多，这是第三份职业，人生的行程终于拐到文学编辑这条轨道，也算是一种命定吧。至于以责编身份第一次出现在杂志上，是在《江南》2010年第4期，我编了余光中的散文《雁山瓯水》和陈集益的中篇小说《流产》。

青年报：《江南》刚刚迎来四十周年，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文学界的著名期刊，这是一代代编辑努力的结果。你应该非常了解历任主编吧？你能给我们讲讲他们至今流传在编辑部的故事吗？

钟求是：2020年底，《江南》迎来四十岁生日。我们没有太张扬，主要开了一个座谈会、做了一个回顾视频，同时收到不少诚挚的贺语贺词和回忆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前辈编辑所做的努力。《江南》至今历经七任主编，限于篇幅，我讲一下三位前主编吧。第一任主编是高光，他是一位老作家，在任职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之时使力推动《江南》的创办，并兼任主编。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杂志面临市场化的窘境，作家汪浙成出任主编，积极化解了当时的经费困难，让杂志继续姓文。1996年，《江南》还举办了全国散文大赛，莫言获一等奖，收得资金一万元。前主编袁敏在2005年底上任，开始贯彻“大江南”理念，开设文化栏目，增办《江南诗》《长篇小说月报》，并设立了郁达夫小说奖。这些举措无疑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让《江南》的发展上了一个台阶。

青年报：你接任主编以后，杂志继续保持着非常优秀的品质。你能结合具体的办刊理念、栏目设置、郁奖评选等文学活动，谈谈在主编位子上有哪些方面的发展吗？
钟求是：说实在的，中国当代的文学刊物格局，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打拼后定下的。在文学有些边缘化的今日，文学刊物的地位和排序很难有跳跃式的挪动，办刊人能做的只是尽量往前拱一拱，让杂志在文学界更醒目一些。这几年，我们主抓的就是好作品，不妥协不苟且，尽力保证刊发作品的质量。同时更新思路，推出不少文化新栏目，包括先锋文本、海外物语、另类时光等。当然，我们更会利用主办郁达夫小说奖的优势，联络实力作家，扩大优质稿源。关于郁奖，有人说我是一个养护者，养护这个奖“茁壮成长”。是的，郁奖一届一届地办下来，我在努力保鲜它的特色，推高它的口碑。

青年报：《江南》是作家们非常重要的发表阵地，有许多作家都是从这里起步走上文学高地的。你能帮我们数数都推出过哪些经典作品？你在处理这些作品当中，有没有至今难忘的细节？

钟求是：这次因为四十年刊庆，我们重新盘点一下，《江南》刊发的好作品真还不少，列出来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简略报一下名字吧，莫言、余华、陈忠实、王安忆、刘震云、苏童、毕飞宇、王旭烽等作家都在《江南》发过有份量的作品。近些年，中国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一线作家也大都在《江南》发过好作品，若把作品和名字列出来，也将是长长的一串。在处理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当然有不少值得收藏的细节。我想，待退休之后，自己坐在清静的书房里或温暖的阳光下，会把这些细节从记忆中捞出来，慢慢地回味一遍。

青年报：你觉得编辑和作家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你给我们讲几个和这些作家交往时留下的佳话吧。
钟求是：作家和编辑，不是简单的产品供给和收购验货的关系。从大处说，好的编辑，应该有能力和热情去促进作家的成长、作品的生长，在此过程中，又善于从作家那里吸收营养，不断调新文学的趣味和鉴别力。编辑和作家是相互成就的。从小处说，编辑有责任协助作家打磨作品，譬如需要的时候，应尽心提出对作品进行修补，包括文字的润色、情节的调整、硬伤的清除、题目的更改等等。作为作者，我的一个短篇投给《收获》时，曾在编辑的引导下，修改了五次结尾，让作品添加了更好的韵味。作为编辑，我当然也给不少作品提出过修改意见，还帮着重起过一些不错的题目，在此就不自我表扬了。

青年报：现在文学普遍不景气，文学期刊生存也比较艰难，《江南》看上去似乎生存得还不错。目前，许多杂志都是依靠政府扶持，你觉得这种现状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政府“断奶”的话怎么办？

钟求是：简单地说，《江南》和中国大多数文学刊物一样，办刊经费主要靠政府财政的支持。可以预见，在短期内这种状况无法改变。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少文学刊物曾经尝试跳入市场游泳，结果被呛了水，弄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文学刊物的角色不是经济动物，而是以健康的体质去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比率，文学人口数还是不少。这些文学人口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阶层的重要部份，需要一批文学刊物与之共同生存。文学刊物要做的就是把活儿认真干好，让人们认为你的存在是必要的。

青年报：你觉得文学期刊再过二三十年，会以什么形式存在下去？
钟求是：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二三十年后，人们经济狂奔的脚步会慢下来，愿意自己拥有更多的松闲时间；同时因为科技更新不断加速、各种观念不断重建，这个世界变得不容易把握，这使得人们的内心很需要养护。从这个角度说，在以后岁月里，人们仍需要与文学共处，文学因此不会失位。文学既然不会失位，文学期刊也就不会退位。至于到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或平台呈现作品，此乃技术性问题，还是让时间来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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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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