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吕其明：在亭子间闭门造车我就写不出《红旗颂》，想青出于蓝胜于蓝年轻人得扎根于人民

吕其明

1930年5月出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杰出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历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获数十个音乐创作奖。其中，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大气磅礴，最负盛名，卓越的艺术造诣铸就其中国音乐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2011年荣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2017年12月，《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获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综合类最佳创作奖。2019年12月，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等。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吕其明“七一勋章”。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其中包括了上海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这位写出了《红旗颂》等众多经典、如今已91岁高龄的音乐大师，淡泊名利和生死，将精力都投注于创作，笔耕不辍。“有生之年，我想继续努力，分秒必争地为党、为人民多留下一点作品来。”近日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说：“我仍然会到生活里去找创作的力量，如果我当年是关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那就不可能创作出《红旗颂》。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我来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行动的指南。”

本期焦点人物  吕其明

青年报记者 陈宏

1

战火中成长 

青年报：您是10岁就随父从军，怎么会这么小就参加革命？

吕其明：我父亲吕惠生是安徽无为教育界的人士，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也是如此，带领全家加入了新四军。后来有人问我怎么这么有觉悟，早早参加革命，其实一开始只是跟着我父亲而已。到部队之后，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要演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演逃难孩子小毛，看中了我，年仅10岁的我就这样成了抗敌剧团的一员。我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那里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另外，还要常常跟团下乡巡演，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驻扎地便搭戏台，为乡亲们演出。遇到暴雨天气，大家就用草绳绑在一起，以防散失。环境太艰苦了，我们时常吃不上饭、洗不上澡、没衣服换，身上到处是“革命虫”（虱子），不得不长期剃光头。

所以，那个时候的10岁，和现在10岁的孩子可不同，战争年代，人成长得快，特别锻炼人。我13岁时，在山东遇到鬼子大扫荡，我和五六位老大哥在山沟里躲了七天七夜，用茶缸子接雨水喝，还差点被出卖，小小年纪就遇到各种生死考验，肯定懂事得早啊！

青年报：所以您15岁那年就入党了。曾经听指挥家曹鹏先生提起过，您父亲那一年被叛徒出卖牺牲，所以当时入党都很严格，要考察很长时间？
吕其明：是的。1945年时，我父亲身患重病，不得不从长江秘密撤退，结果遭到了叛徒告密被捕，最后牺牲，牺牲时才43岁。我入党是在1945年9月1日，我记得是在老乡的家里，我们三位同志一起点着煤油灯，在自制的很简单的一面党旗下面向党宣誓，加入共产党，把一切献给党，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我一起宣誓入党的两位同志，已经不幸在战争中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加入共产党后，从此我就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切工作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直到现在。
我入党时才15岁，是青年党员。在战争年代，当时有这样的规定，可以有一些青年党员。我想这是时代所带来的一个机遇。青年党员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像刘胡兰牺牲的时候也才15岁，还有其他很多烈士，那时候都是很年轻就牺牲了。但是当时也规定，青年党员一定要到18岁才能转正。

青年报：您开始真正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据说是因为贺绿汀先生？

吕其明：1942年，我记得是春夏之交的时候，贺绿汀先生受邀来我们团所在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音乐指导工作。他是大音乐家，1937年创作的《游击队歌》在抗战部队中流传很广。在这里他耐心地教大家上乐理、练合唱，特别是教我们唱他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他一句句地教我们，非常有耐心。这三个月里我们唱了他很多的歌曲，如《垦春泥》《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等等。

贺绿汀先生很瘦弱，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蓝布衣服、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马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的盒子。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他在树下练小提琴，我就去看他拉琴，后来知道他拉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我很惊讶也很陶醉，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这是我真正开始对音乐产生热爱的时刻。贺绿汀拉完琴，看到我，就来问我名字啊，多大啊。我那个时候才12岁，他就跟我说：“让你父亲想办法给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在正好是学琴的好时候，好好学。”他这话一说，我从此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但是，那个时候吃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去买小提琴？后来父亲牺牲了，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团里有6把小提琴，分给了我一把——人生第一把小提琴我等了整整5年，终于如愿以偿。

贺绿汀先生在我们这边待了3个月，就去了延安。但他对我的鼓励，让我从此真正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青年报：战火中的成长，日后成为了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创作源泉。
吕其明：对，战争的磨炼，让我经常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生活的大学，艺术的大学。就像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曾经拉着老乡逼问山上有没有新四军，老乡们坚称没有。那份“军民鱼水情”让我感佩至今，也成了我日后最重要的创作题材。

1948年摄于山东 周新武/摄

2

为党和人民写歌 

青年报：您曾经因为贺绿汀先生爱上了小提琴，后来怎么又转型成为了作曲家呢？

吕其明：我是华东军区文工团的文艺兵。上海解放后，我随部队一起进入上海。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但别的战士们背的是枪，我们背的是琴盒，很多围观的上海市民都觉得好奇。新中国成立后，我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但这跟在部队不一样了，我一度很恐慌，心想自己能干什么呢？后来我开始渴望学作曲，我就自己找了很多中外音乐作品研究，另外还拜师求艺。

在上海两年后，1951年我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组任专业作曲，算是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也跟别人合作创作了一些纪录片配乐。1955年，我又被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当然，真正因为作曲被大家所知道，还是1956年我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就是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的传唱，让我大受鼓舞，后来又在电影《红日》里和别人合作写了《谁不说俺家乡好》，也是山东民歌。

虽然这些作品让我有了一些名气，但我一直也有个想法，就是我都是自学或者拜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所以1959年的时候，我带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和指挥，一学就是七年，5年作曲2年指挥，算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很值得，没有那7年的学习，就没有我的这些作品。

青年报：《红旗颂》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它的创作经过吗？
吕其明：讲到《红旗颂》，我首先要讲一句，没有上海之春，没有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帮助指导，就不可能有这首作品。这个作品是1965年创作的，当时上海之春已经举办到了第6届，我记得在2月份，就是各个文艺单位把新作品报上来以后，要由包括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钟望阳、黄贻钧、瞿维等老前辈和我组成的上海音协党组会议进行初选。但是，老前辈们在审核作品时觉得歌颂党、歌颂人民的作品太少，质量也不高，舞台上缺少一个大气磅礴的主旋律作品。我忘了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说吕其明你赶紧去写一个。我听了吓一跳，我是后辈，是他们的学生，我赶紧说我写不了，可是老前辈们都同意让我去写。这时候大指挥家黄贻钧就说：“我给你出个题目，叫《红旗颂》，你就写这个题目。”大家都觉得好。
这时候我也只能说试试看。接了这个任务我感觉很光荣，但压力也非常大。我过去也曾经想过写这样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但是我一直不敢写，就觉得水平还不够，写不了。现在没退路了，我就开始了深深的思考，最后我想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是在红旗下长大，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作曲家，我对党、对红旗有着非常深的感情。红旗是鲜血染红的，红旗上也有我父亲的鲜血，我父亲也是一位高级干部，被叛徒出卖而牺牲。这些都成了我写《红旗颂》的感情基础，想到这些我非常激动，开始觉得这个作品交由我来写，我义不容辞。我要把对党、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通过这个作品表现出来。
有了感情基础，第二个考虑的就是要怎样能够让人家感觉到你写的是红旗，那这个就完全是生活给了我感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候，天安门上空飘扬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我就想表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景。怎么表现？我有生活感受。我1951年被调到北京工作，1955年又调回上海，这四五年期间，每一年的五一和十一，我都会参加天安门的游行，凌晨四点就去东单候着，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至今还记得，大家都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一刻，大家都感觉到，中国人民在以巨人的、英雄的步伐，势不可挡地向前进。
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我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和国歌总是如影随形。我从国歌里取材，取国歌的第一句作为主导动机，加以发展，成为红旗的一个形象，贯穿全曲。此外，我还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地写了“歌颂红旗”的主题。一个作品好不好，要看动机和主题，所以这样一个主导动机、一个主题，成就了《红旗颂》。

青年报：几十年来，《红旗颂》已经成为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超级经典之一，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吕其明：这个作品之所以没有被人们遗忘，几十年来还在演奏，大家也很愿意听，我认为就是我在《红旗颂》中所表现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找到了交汇点，产生了共鸣，所以大家才接受了这个作品，才热爱这个作品。最重要的是，我想说，一个作品自己如果不感动就不可能感动听众，自己感动了，我想听众也会感动，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此外，这首作品把我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挚爱，用音乐语言表达了出来。这种音乐语言，是纯中国式的，中国风，但又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而是融合了各地的民族音乐元素，化成了自己的语言。

当然，对《红旗颂》，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打磨。2019年，我才算最终定稿，并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我在尾声的配器中加强了国歌的旋律，我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70年一起写成了歌，我把我自己感觉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了祖国。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何厚明/摄

3

创作来源于生活

青年报：到如今您获得“七一勋章”，长达80多年的从艺经历，您觉得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吕其明：应该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对我一生来讲，算是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当然，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在毛主席讲话2年之后，我到14岁时才真正开始学习。而且那个讲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一个14岁的孩子也理解不了那么多，但是有两条核心思想我记住了，指导了我一辈子。

一个是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是说要为公民服务、为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因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这个提法，在解放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改成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后来是扩大到为人民服务。

第二条就是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创作一切都要来自生活。因此，我在1951年开始走上电影音乐岗位之后，几乎是每一部影片、每一部创作，我都必须深入生活，讲求感同身受：写电影《庐山恋》我就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走遍庐山；写电影《焦裕禄》就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的民歌；为给纪录片《大庆战歌》作曲，我去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冒着严寒体验生活；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作曲，我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深扎厂房，访问劳模……我坐在亭子间里，是写不出来东西的。就像《红旗颂》，如果我没有过去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那些生活，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只有走到生活中间，才会有最真切、最激情、最生动的感受，才会打开创作的想象力。

青年报：您这些年写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但至今仍然在坚持创作，像去年您90岁高龄还写出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今年又写出弦乐合奏《祭》。您是怎么想的？
吕其明：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来得那么凶猛，我们全国的白衣战士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第一线这样感人的事迹，我在新闻中看着，也非常感动，所以我想，他们这样子义无反顾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我想到了我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给电影《白求恩大夫》写过音乐，我就以这个音乐为素材，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17分钟的单乐章随想曲，来歌颂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救死扶伤的精神。我自认为我这个作品还是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和我的全部的感情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也尽我的力量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弦乐合奏《祭》则是我在2021年春节看到中国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我一直觉得，能活在当代中国，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老人。我经常回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多战友倒下了，我的父亲也牺牲了，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于是我写了《祭》——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所以作品取名祭奠的“祭”。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写过无标题音乐，我一直坚持写标题音乐，因为我觉得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

4

淡泊名利，淡泊生死

青年报：您觉得内容和技巧哪个更重要？

吕其明：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高深的作曲技巧，只用最适合的技巧表现我的需要。我记得，曾有人问贺绿汀先生，他的音乐修养那么深，为什么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和弦，贺老回说“够了”，我对此深表认同，我的作品里都是非常一般的技术，包括《红旗颂》，越单纯可能大家越喜欢，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

青年报：现在的音乐事业算是蓬勃发展，也诞生了一些不错的电影音乐作品。对于年轻的电影作曲者，您对他们有什么期许吗？
吕其明：电影事业在发展，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观念都在改变。我深深地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一代和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音乐人在观念上是不同的。这是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没有好坏之分。时代在发展，你如果还是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思维、那时候的创作手法来写现在的这些作品，那已经是过时了。
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写了战争题材和工业题材，这方面的题材我写得很多，但是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了，而我们上影拍摄的电影题材也宽泛了，上世纪80年代我的第一部就是《庐山恋》，接下来是《城南旧事》《雷雨》等等，我连续写了4部大悲剧。如果说我的观念不改变，还是用写《铁道游击队》，用写《红日》这样一些手法来写《庐山恋》，写出来就是驴头不对马嘴了。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创作观念、思维方式，都应该不断改变，这是大势所趋。但我仍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要继承老一辈的很多优秀传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于人民，学习我们民族的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都是必修课。如果这样做了，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建设/摄

青年报：您91岁高龄了，很多人去您家里探望您时都发现，家里非常简朴，有的只是各种曲谱。

吕其明：对人来说有生有死，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我的生死观就是健康愉快，然后也要让每一天过得有点意义，尽可能多做一点贡献。其实很多年前，我就有一些老战友在买墓地了，那个时候墓地很便宜，一万元左右就可以，甚至都不到，不像现在这么价格不菲。那个时候他们都极力劝我一起买，说活着或者去世了，都继续当邻居。但我和我的老伴——她三年多前去世了，对我打击很大——我们共同的想法，几十年来都没有动摇过，就是去世之后一切从简，火化之前极少的亲朋好友来告别一下就可以，不办什么追思会，然后骨灰撒向大海，向我们的周总理、向小平同志学习。我老伴去世之前，还叮嘱我，叫我不要改变我们共同的决定。中国人多地少，我们走了的人，就不要去跟活着的人争地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青年报：除了这样超脱的生死观，您对名利似乎也很淡泊。您怎么评价您自己？
吕其明：我自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一定要定位，最合适的“帽子”是抗日老战士、烈士后代，外加作曲家。这些年，我认为我尽了力，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和成绩，其他的帽子都不合适。至于现在，我希望自己在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多创作，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我要用我全部的赤诚，毕生的精力，热情讴歌亲爱的祖国和人民，这就是我的心愿。

青年报：听说您如今给很多单位创作了作品，都是分文不取。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请您写一部《雨花祭》，您不要报酬、不住宾馆，就在旁边一个军人招待所住了8天找灵感。后来创作《龙华祭》，您同样如此。更别提您的《红旗颂》，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版权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举动？

吕其明：我是新四军小战士出身，是共产党把我养大的，就好比爹娘要用我的东西，我会管他们要钱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用一生报党恩。其实我在上世纪90年代离休后，我就给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二是为人民军队做点工作；三是继续创作交响乐。我给各种部队服务创作了近40首歌曲，我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另外，搞艺术是要有一点奉献精神的，我对物质也没有特别大的需求。音乐创作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存在于人内心中的美好，音乐创作远比物质利益更具有吸引力。在有生之年，我能为人民多做一些他们喜欢的音乐，是最快乐的事情，大家愿意演奏、传唱我的作品，就是我创作的初心。

总书记讲到，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他始终把党的成绩归功于人民，让我十分动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牢记总书记的讲话，继续为党、为人民创作出更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作品。

---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