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这里。工作人员愿意不愿意通融、能不能通融，是他们根据当时情况所作出的决定，他们拒绝破例提供便利，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问题，不需要苛责，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

但是，那些曾经在童年相信过圣诞老人的人，不会完全失去相信童话的能力。那些美好的感受会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进入他们的血液和基因，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爱与力量，也让他们相信真诚，相信浪漫，相信美好。

观察一下美国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自我纠错机制非常强大的国家。它不是不犯错误，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所犯下的错误总是会被一个一个地纠正。从民权，到女性解放，到同性婚姻，再到今天的反性侵，莫不如此。

不光是交通工具，还有学校、监狱、厕所、剧院，理发店、公园、球场，统统都得隔离，就连精神病院也得如此。一家餐厅如果想接待黑人顾客，就必须用屏风分成两个区；黑人如果走进没有设置屏风的餐厅，就是违法行为。

他说，自己开车经过很多小镇，每个小镇上都有两样东西，法院和教堂。法院的房顶上竖着十字架，而教堂的房顶上则飘着国旗。教堂和法院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是人们聚集的场所，代表着美国人看重的价值观。

讲出自己故事的不仅仅是普通人，还有女诗人，女学者，女参议员等名流，还有曾经在2012年拿过金牌的美国国家体操队女运动员——她说自己从13岁开始就被队医以治疗为借口性侵，一直持续到她退役才结束。

从肯尼迪在1963年被刺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曾经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都渐渐离开了人世，但美国社会对他的缅怀和爱意从未消散。到现在每年媒体的调查，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任总统里都遥遥领先。

加班党和带娃族的话题之所以能引发持久的广泛讨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始终把这二者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非此即彼，非要做出一个选择来。似乎加班党都是不负责任的母亲，带娃族都是没有追求的妇女。

在去年的欧洲杯上，冰岛就已经震惊了世界。他们在预选赛两次击败荷兰，1/8决赛里淘汰了英格兰，让英格兰主教练黯然辞职。英国人无奈地自嘲说，英格兰居然被一个火山比职业足球运动员还要多的国家打败了。

新闻里说，拉斯维加斯医院已经停止接收普通病人，全力为伤者提供救助。由于拉斯维加斯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只有18间，因此很多伤者都只能住在普通病房，同时部分伤者可能会被转运到洛杉矶等其他附近城市救治。

我只见过爸爸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爸爸吃饭时喝着酒流泪说，以后我们要开始过聚少离多的日子了。第二次是婚礼那天，摄像师问爸爸有什么要对女儿说的吗，爸爸突然流泪说，爸爸祝你幸福。

这是最坏的时代，但这也是最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一把能向上的梯子。只是有人嫌它太陡，怕摔下去就万劫不复，有人鼓足勇气拼了命往上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跨越阶级很难，但还是有层出不穷的人鲤鱼跃龙门。

在北京上海租房，房客会对房子挑挑拣拣。而在纽约，要反过来，找房子的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房东、乃至二手房东，才是有资格挑挑拣拣的人，会要求租客出示各种繁琐的证明，包括做背景调查、信用分等等。

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激烈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最终被放弃，格林尼治村、SoHo区、华盛顿广场等大部分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最后都保留了下来，延续了社区的文化。

去年8月，新的《中国民用航空法》草案公布，里面增加了一条规定，把在飞机上违规使用手机视为“危及民用航空安全和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最高罚款5万元。现在看来，这条逆历史潮流的陈旧规定应该会被废除了。

可是，只要你去了纽约，你会发觉这句话一下子就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身体力行地诠释着这句话的意义，就好像是一场800万人共同出演的大型行为艺术。

我们常常说人设这个词，大多数状况下这个词是中性略带贬义的。但我觉得人设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它体现了你对自己的定位，你对自己的期许，你对自己生活的悉心经营，以及你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

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个规模不算小的求职网站上求职，结果对方公司竟然是传销团伙伪装的，用了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名字公然招摇撞骗，而那家网站居然毫无察觉，当然也或许是有意忽视——真是匪夷所思。

那么中国呢？如果按照收入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应该是惊人的，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应该都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父母，上亿人成长为中产阶层。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发展，有独特的社会背景。

比如人人都爱用iPhone，一般人爱用，奥巴马也爱用，马克·扎克伯格也爱用。所以卖十几万一部的Vertu手机破产了，因为它不好用，没有哪个富豪会傻到放弃iPhone用Vertu来炫耀身价。

说关西话的大阪人，对说东京的“标准日语”是有点排斥的，他们觉得“标准日语”听起来有点娘娘腔。所以，当在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大阪人回到家乡后，如果口音改变了，就很有可能被他的朋友们吐槽“恶心”。

更何况绿城在火灾后表现出来的许多疑点——包括篡改之前的消防记录、被小区里其他业主拍到偷偷派工作人员去更换过期的老旧消防器材、补登消防器材检查卡，更是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让这些质疑显得顺理成章。

在电台上线的第二周，ISIS就劫持了电台的频率，用自己的节目覆盖了电台的广播。而穆罕默德和同事也针锋相对地劫持了ISIS电台的频率，这样的频率较量一直在进行，穆罕默德称之为“媒体战争”。

听叔叔讲的。一个哥哥是兰州人，在广州读书，工作以后好多年没回家，有一天抽闲跑了很远去兰州拉面馆，点了面，吃到嘴里的第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味道太像。现在我也是在广州的兰州人，只想那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

原本从来没有意识到身份问题的我，到了美国以后却一下子跌到了边缘，成了美国人口中的“少数族裔”，成了和所谓“主流社会”(mainstream)相对应的“弱势群体”，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他者”。

《摔跤》讲的是性别歧视；《三傻大闹宝莱坞》和《地球上的星星》讲的是教育体制；《荣耀之役》讲的是印度的殖民伤痛；《心中的小星星》讲的是阅读障碍症；《我滴个神啊》讲的是印度复杂的宗教社会。

中高端公寓和市中心的普通住宅，北京和纽约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纽约稍微贵出10%-20%左右，两者大致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另外不要忘记纽约的房价已经基本趋于稳定，而北京则还有很大的变数或者上升空间。

悲观会让人看不清现实，更会让人彻底放弃努力的动力。很多人因此就把头埋在沙子里，你和他说赶快买房，房价还会涨，他就捂住耳朵，“我不听我不听”。而伪专家们的论调，又给了他们盲目乐观自我麻痹的依据。

第一，看到很多人不幸住到烂酒店、吃到烂餐厅，然后大倒苦水诉说悲惨遭遇，本身就特别酸爽。毕竟，“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都开心一下”是全世界人民都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项目。

另一方面，作为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中央政府的眼中钉。忌惮巴塞罗那势力的中央政府在巴塞罗那城区四周修筑了城墙，严格限制城市向外扩张。城墙外面是大片荒废的土地，但绝对不允许修建任何建筑。

正如北京有气势磅礴世上少有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可是在这些环路之间，却鲜少像南方城市那样阡陌纵横细密繁复的小路互相勾连。只要一堵车，就全都塞在主干道上不能动弹，想拐个路口换条小路走都不可能。

公众呼声加上大公司出于商业利益的推动，于是，监管机构就被推着走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因此召集专家成立了“便携式电子设备航空监管委员会”，后者经过调查出台了一份报告，认为电子设备不会对飞机仪器造成干扰。

他人生中的那个贵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就是他在部队里的班长苏徐添。在了解到他的遭遇和梦想以后，苏徐添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当时的积蓄，鼓励他继续求学，还对他说，“一辈子很长，不用急着还钱。”

第二，这一类极端右翼分子在日本社会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的言论也不代表一般日本人的看法，没有必要因此去指责日本，煽动仇日和反日的情绪。大多数去过日本旅游的人，都会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有很好的印象。

这一点涉及到川普阵营里另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我国官方联系川普，都要特地通过这个人来传话，以后有机会我专门抽一集来讲讲他。敬请继续阅读本账号，没关注的朋友拉到屏幕最下面动动手点点关注。

<u>@假装在纽约</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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