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这为有效推进高校思政工作指明了方向。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的挑战，只有守正创新，牢固树立高校思政工作数字化改革创新意识，推进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数字化创新，才能加快高校思政工作的内涵式发展。思政工作守正创新的新要求守正创新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强调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高校思政工作应深刻把握守正创新的丰富内涵，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守正创新中积极应对数字化时代思政工作面临的新特点、新形势。守高校思政工作“政治、价值、规律”之正。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政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于高校思政工作全过程，通过高校数字化建设拓展思政教育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深入推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在高校思政工作中，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明确立德树人价值导向，把握高校思政教育规律，深刻认识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教育体系、模式和育人机制，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高校思政工作“理念、形式、方法”之新。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思政课建设的守正创新和教育的数字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我们应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新机遇，推动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融合发展，在守正创新中加快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思政工作的提质增效。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万物互联的逐步实现加速了信息流动和网络空间的复杂多变，数字空间中的多元价值取向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诸多新挑战。只有牢固树立高校思政工作数字化改革创新意识，坚持以数字化创新为引领，发挥创新作为推动高校思政工作的第一动力，推进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数字化创新，才能加快推进高校思政工作的内涵式发展。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新形态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通过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全面覆盖的教育内容、精准化的思想引导和智能化的管理创新教育模式，赋能高校思政工作，必将带来开放与共享的高校思政工作新形态。全息、全域、全员、全时的沉浸式思政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信息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影响逐渐增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正确把握学生思想与行为特征及成长规律，把思政工作主动融入数字环境，通过全天候、全员参与、精准决策的智能教育资源和互动平台，建立全息、全域、全员、全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兼具的多维度、多层次、沉浸式思政教育模式，使学生在不同时间和场景中均能获得全方位、立体化思政教育，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协同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优势，实现主流价值的正能量传播，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学生的多元诉求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单一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日益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这种多元需求和价值观念多样化会对理想信念教育产生冲击。高校应发挥科研优势，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立体化数据引导模型，实现数据的挖掘、训练。要充分利用其在组织架构、平台设计、数据治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开发承载民族记忆与现代化建设成就、集体价值与个人梦想、核心内容与校本特色相统一的数字化内容，积极回应大学生的现实思想关切。构建价值引导的着力点，生成符合核心价值的叙事逻辑文本，精准构建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快速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生成、分发和反馈，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将显著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成效。相较于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将大幅提升思政工作的改革效果。智能化手段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特征，提高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效率，不仅保证了思政教育的广泛覆盖，还能为每个学生生成精准、立体、全面的“画像”。通过数字赋能和思政教育的智能化建设，为不同背景、兴趣和需求的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内容，在虚拟空间中为每个人创造符合其知、情、意、信、行等身心发展特点的情境体验。通过虚实结合的教育实践，增强互动体验，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思变”，切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数字思政”培根铸魂新路径“数字思政”植根于数字化建设，为高校思政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内容、形式与方法提供了多维创新，有助于实现高校思政工作内在运行机制的转型升级。通过推进高校“数字思政”建设，在大学生培根铸魂的新实践路径上，坚守高校思政工作方向，协同推进并深度融合大学生“立德树人”“理想信念”“数字素养”和“实践创新”的目标正在稳步推进。增强使命担当，系统推进高校思政工作的数字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在数字时代，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任。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高校应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推动思政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等内容和理念引入思政教育工作，完善数据的采集、生产、分发、接受和反馈机制。通过数字技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课堂和学生的观念中。价值引领与科技伦理并重，打造正能量充盈的网络空间。高校应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在数字时代，尽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但也引发了数据隐私、信息安全和算法公正等伦理问题。高校在“数字思政”建设过程中，应坚守伦理底线，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政策，确保学生数据的安全与隐私。将科技伦理教育融入思政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正气树德行，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坚持目标导向，构建开放与共享的思政教育生态。守正创新推进高校思政教育的数字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明确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核心的教育目标。高校师生应共同努力，通过提取有助于加固民族团结、家国情怀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数据，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通过课程教学与课外实践、“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数字化实景教学与思政教育实践相结合，构建高效、智能、开放、共享的“数字思政”新生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效能，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守正创新推进高校思政工作数字化建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培育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校思政教育新形态，涵养当代青年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总体要求和实践要求，坚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把握必然要求，坚定不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关键一招和重要法宝，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新征程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关键一招”的关键作用和作为“重要法宝”的重要力量，坚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持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推动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以新发展理念指引推动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堵点，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予以有效破解，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加油赋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当前，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仍然面临许多涉及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的复杂难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建立健全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但康庄大道不等于一马平川。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路子还是向改革要办法，以改革提前量应对各种风险变量，依靠健全的治理体系和强大的治理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落实“中国主张”“中国倡议”和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安排，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把握总体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有特色、有要求、有原则的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全面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重大原则和重大举措，既强调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又系统阐发了如何发挥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作用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展现了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根本导向力量。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发了这一总目标的时代内涵，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一系列重要阐述，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体现了改革实践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与系统化，也实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导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内在贯通，从而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始终行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路径上。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安排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及其具体安排，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注重全面改革，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既构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又书写着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瞻性思考、战略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和实践性智慧。紧扣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也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展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必须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把握实践要求，激发担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任的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坚定意志和高度自信，也必然要求全党全社会积极投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充分激发历史主动和主体担当，从而切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第一，掌握思想武器，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创性、变革性、历史性实践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改革规律，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勇于开拓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沿着法治轨道推进改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论，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等等。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深刻反映和表征了我们党对于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创造性把握和时代性深化，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丰富、最为生动、最富创意的组成部分。学习好贯彻好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统一和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发挥强大思想武器作用。第二，提高能力自觉，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履职本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看到，随着新一轮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矛盾的复杂性会比过去明显增强，难啃的硬骨头会明显增多。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学习适应、直面能力恐慌、抓紧加油充电、强化能力素质，努力使自己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时代性要求，而且为其积极投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历史进程给予了系统而精准的战略性赋能。展开来看，就是要把提高政治能力放在首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加强政治历练和政治训练，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当好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要着力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八种本领”“七种能力”等能力谱系，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第三，强化落实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地见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这不仅从总体上明确了抓落实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也在实践层面强调了抓好改革落实必须具有清晰思路、明确责任、具体路径、工作方法、顽强韧劲和敢于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等一揽子明确要求。“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我们党对事业发展和领导活动的重要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党对于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主体责任的深刻把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再好的决策部署，如果执行不力、抓落实不到位，会见不到成效或者难以达到预定目标。同时，还需看到，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的全面展开，我们在实践上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所需具备的资源和条件、所需涉及的战线和领域、所需直面的矛盾和问题等，往往也会超出决策时的考虑范围，从而需要我们在落实层面及时且积极地予以应对。正因为如此，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就是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对中央改革方案中路径明确的规定动作必须做全做实，精准发力、不偏不倚；就是要雷厉风行抓好落实，按照中央改革方案确定的时间表明确起止时限和先后顺序，跑表计时、到点验收；就是要求真务实抓好落实，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社会各界最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就是要敢做善为抓好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中学习改革、实施改革、驾驭改革，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失误，保护并壮大全社会敢闯敢试、善作善成的积极性、主体性。（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置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首要位置，既突出了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地位，又彰显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扣“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这一改革主题。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鲜明主题。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扣“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这一改革主题，加快形成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既有“新”的培育——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例如，新质生产力与风险资本是相互成就的“孪生关系”，必须建立更强大的投资体系，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也有“旧”的改造——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市场主体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同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效益优化，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全面、完整、准确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改革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可见，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先进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只有在与新发展理念对标对表中，以改革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才有了准星和抓手。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改革。其一，把创新发展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通过整合创新资源，以前沿科技创新迭代引领产业模式、业态、形态创新。其二，把协调发展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其三，把绿色发展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普遍形态，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抓手，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以绿色发展塑造先进生产力的“绿”质态。其四，把开放发展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推动建立健全塑造新发展格局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增强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其五，把共享发展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拓展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革命带来的运用场景，让“科技红利”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创造，更好激发新质生产力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牢守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这一改革导向。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理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立场；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快速增长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为了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牢守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改革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不断完善与人的全生命周期、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适应的民生供给体制机制，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文化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等具体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精准聚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这一改革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质生产力是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主体，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精准聚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这一改革重点，通过不断推动教育创新、加强科技创新、优化人才配置，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融合互动和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进步。高等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重要职能，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人才培养方面，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推进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和内涵提升，建设更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增强人才培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匹配度。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更加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改革方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主导，更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各项改革破立结合、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其一，坚持守正创新。虽然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但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基本原则不动摇。同时，基本经济制度当中的所有制、分配制、经济体制等维度是底线逻辑，是根本保证。其二，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紧紧围绕总目标明确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推进方式；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系统工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也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应“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其三，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改革落实。全国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同时，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改革，落实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县制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基础构成，也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受限于传世记载之简略，我们对中国古代县制的发展易形成由简而繁、由粗而精、由低而高的线性认知。然而，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一个有趣的问题就会呈现：中国历代王朝对地方行政的评价中，往往“厚古薄今”，推重“汉制”。现代学者严耕望在经过系统细致的研究之后也得出相近结论。他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中对“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优点”多有阐述，并称“历代地方吏治当以两汉最为优良，此千古定论，无人否认者”，“凡此种种，皆足说明汉代地方吏治之优美所以卓绝千古，非偶然也”。今人研究与古人认知汇聚，指向同一早期时代，恐非偶然，是值得深究的学术论题。得益于不断涌现的新出简牍，切实说明汉代县制的特征成为可能。不仅如此，我们还进一步发现，汉制渊源所在的秦代县制已展现出颇为成熟完备的面貌，为以往所未知。这些对于重新定位中国古代官僚制与地方行政的初始特征及其变迁线索，颇有裨益。01曹、官两分与秦县的组织形态过去一般认为，秦汉县制发展至汉武帝时期逐步成熟，主要标志是县廷开始设置诸曹掾史，呈现分曹治事的样貌特征。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如严耕望、陈梦家等人将其称为“列曹”或“诸曹”。睡虎地秦简发现后，战国至秦代的地方政府一度设置过不少“啬夫”类职官，开始受到关注。后有学人将啬夫所主机构称作“稗官”，但仍认为“在汉以前根本就没有曹”。2002年，里耶一号古井发现秦简。该简所记迁陵县在秦代隶属洞庭郡，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处于今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地理位置偏远。作为当时上千个秦县之一，迁陵不仅户数甚少，县城规模也非常有限，残存部分面积近2万平方米，是考古已知秦汉三十余座“特小型县邑城”之中最小的。由迁陵县这一如此微小的标本切入，我们却发现：秦代县级行政组织已明确呈现曹、官两分格局。县廷内设吏、户、仓、司空等列曹，县廷之外又有仓、司空、田、少内等诸官。“曹”由令史值曹充任，无印绶，所发文书须加盖县令、丞印，体现县廷意志；“官”由啬夫及佐、史组成，有小官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与现代行政组织相参照，“曹”是县廷的“组成部门”，“官”是县廷的“下属机构”。前者或可通过“期会”等出席县廷会议，参与讨论；后者大多没有这类参议权。迁陵县规模很小，但分曹却在10个左右（金布、仓曹、户曹、令曹、吏曹、尉曹、狱东曹、狱南曹、覆曹、司空曹），比唐代赤县只有6个（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诸州上县以下仅有2个（司户、司法）明显要多。与此同时，迁陵县设官也在10个左右（司空、田官、田、仓、库、畜官、少内、都乡、贰春乡、启陵乡），排除3乡，尚有7个，加上培训学子的学佴，比唐代诸州上县设有狱、市、仓三个机构以及县学也要多出不少。这些都反映了秦县行政组织的科层化程度。此外，同名曹、官在事务上并不完全对口，而是因事运作，协同处理。以仓曹与仓为例，简8-481“仓曹计录”除“禾稼计”外，尚有“畜计”“畜官牛计”“马计”“羊计”“田官计”与畜官、田官相关的统计。由此言之，秦县的机构设置形态与业务运作方式反而与现代行政组织更为相近。支撑秦县开展运作，还需要制度与人员保障。秦律、令有很多涉及行政管理的条文，如《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司空律》等，对政务流程、官吏职责均有明确规定。至于吏员规模，《迁陵吏志》记迁陵县的正式在编吏员在103人左右，相较于县城及所辖人口，以及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西汉后期东海郡下辖县邑的吏员，规模偏大。这还不包括编制外的“员”外之吏，以及供给官府的职役、更卒群体。由上，秦县级行政组织基本符合层级制、分工制和依法办事三项理性官僚制的特征。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所记主要反映西汉武帝至东汉的县制情形。后世称引的“汉制”，其实已是秦代县制变化之后的样貌了。02属吏之“掾”与历史早期的因事差遣作为文书类吏员，令史在县级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秦代令史无论在县廷“直曹”，还是外派参与县下诸官工作，仍称令史，秩级不变，也不因此掌有印绶。这在本质上呈现出因事差遣性质，可分称“廷内差遣”“廷外差遣”。秦及汉初，简牍所见“掾”是动词，为审核、核查之义。今据岳麓书院藏秦简、周家台秦简，“掾”仍为动词，作为属吏称谓及身份的“掾”尚未出现。至于《史记》所载萧何为“主吏掾”、曹参为“狱掾”的熟知记载，实际皆为司马迁以西汉中期称谓习惯以记录秦末职官。这同时也说明，武帝时出现了属吏性质的掾史之“掾”。“掾史”之“掾”遵“动词习久为名词”的官制演变规则，是动词“掾”的名词化。武帝以来，“掾”是某一部门、某项工作负主要文书责任者，代表史类吏员的扩张。就县掾史而言，无论曹掾还是廷掾，皆属县廷内外的因事差遣，背后伸张的是县廷权力。西汉中期掾史的发展，与县下机构（“官”）地位下降存在关联。随着国家对资源掌控的逐步下降，县廷为加强管理，更多采取因事差遣属吏的方式。负责具体事项的县吏，又称“某（事）掾”，所负职事及权责归属，更为明确。县掾外派，事讫返廷，参与集议。这一变化显示出县廷组织的扩张，县的集权趋向由此加强。至孙吴初年，走马楼吴简所见乡吏更多是乡劝农掾、典田掾。当时，乡劝农掾在督劝农作之外，还要接受上级临时指派，去隐核新占民、州军吏及其父兄子弟、陂塘田亩，审实私学。从发展脉络思考，这实际反映秦汉掾史差遣特征在孙吴的延续。如吴简中的烝若，曾任期会掾，后来又担任典田掾、都典掾，前者参事县廷，后者多赴离乡。一人先后出任相关职务，显示内、外差遣的灵活。总之，汉代“掾”的出现，本质是因事差遣的发展。掾史之“掾”，不是下属机构的固定负责人，因而无官印而使用私印。“掾”的这一重新界定，可以扩展至对武帝以降中央、地方各种“掾”最初设置的理解把握。某种意义上看，差遣这一灵活的后代任官形式在中国早期王朝已有部分设计及实施。03“乡官”本义与秦汉的基层治理能力秦汉“乡官”对认识中国古代基层治理非常重要，然而基本含义却长期存在误解。有认为“乡官”是与乡吏有别的三老、孝悌、力田等民官。此说或受清人赵翼影响，赵氏称引又来自《后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追溯史源，唐人李贤将啬夫、三老、孝悌、力田都视作乡官，既包括乡吏，也包括民官，是宽泛概念，故此说无法成立。唐人杜佑《通典》又记汉代“乡官”包括乡啬夫等乡吏、亭吏、里吏以及三老等民官，泛指乡里小吏，更显宽泛。然而，无论李贤抑或杜佑的说法，实际也都存在问题。秦汉“官”既可指机构，也可指该机构的官吏。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包括乡啬夫及乡佐、史，即乡级机构中有禄秩的正规公务人员。而亭吏、民官都不在乡官范畴，里吏是役不是官。由于唐代没有乡级机构，也没有乡吏，主要由里正上番于县，处理乡一级事务，故在虚乡制、且早已没有亭的唐代，将历史上乡、亭、里小吏通称“乡官”，或将乡吏、民官泛称“乡官”，也就可以理解。然而，这却不能代表秦汉“乡官”的实际情况，反而恰恰说明，汉唐之际的乡制发生较大变化，唐人已经不太熟悉秦汉之制了。那么，我们花费些许笔墨，辨析乡官本义，用意何在？西方对秦汉基层治理能力持谨慎态度。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塞缪尔·E.芬纳在《统治史》提到“中国没有留存下来多少描述汉代政府实际运作的文献，……我们无从得知中国地方政府在现实中是如何实施治理的。首先，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中央政权的指令，一项猜测显示，他们的行动模式会比较灵活”。事实上，秦汉简牍提供了“实际运作的文献”，在尚且使用木牍竹简作为书写载体的技术条件下，秦汉在县下各乡已设置由正式在编吏员组成的正式机构，实现对基层社会较为深入有效的治理。当时，秦迁陵县设置了三个乡，下辖六个里，以里、乡为单位编造户籍，载明包括姓名、爵位在内的每户家口信息，并附列依附身份及奴婢。县内不仅对垦田、田租数有确切统计，而且对国土资源有细致调查。如“贰春乡枝（枳）枸志”，对该乡经济果木的植株数量、占地面积、枝条高度、去乡距离、结果情况都有记录。迁陵县所处之地，群山耸立，峰峦起伏，今日仍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但秦通过官僚组织及文书制度，对地方基层控制之深、对人员物资了解之具体，远超想象。

伟大的历史孕育伟大的文化思想，伟大的文化思想催生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深情的历史关怀、坚定的文化自信，就文化思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认识这一伟大思想，必须注重其中蕴含的历史自信。植根于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之中不忘历史，方能不忘初心；知史爱党，方能知史爱国。回望百年党史，我们不难发现，先进的文化思想总是与时代的大潮彼此辉映，总是深深扎根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宣传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反映了当代中国各类文化事业发展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愿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没有高度的历史自信，就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四个深刻领悟”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党史的深邃思考和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判断，彰显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关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中华文明历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诞生的深厚根基和坚实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中国，如果不去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很难认知当代中国；如果不将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放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通过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中华文明历史，搞清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丰富内涵，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如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增强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铸魂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诞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等诸多思想家和文化巨匠，留存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其中既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追求，也有“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施政理念，至今依旧为中华民族提供着丰富的历史滋养，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深刻地回答了“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来自何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坚定信念与历史关怀。“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路根基。古往今来，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体现在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提升与进步方面，“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当代中国，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征程中，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的根脉之源。“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仅要多一份尊重，更要多一份珍惜与思考，在继承与弘扬中，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念，秉持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衔接与融合。“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时，应不断放宽历史视野，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更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铸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自信”之魂，激活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基因。践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既是我们的昨天，更蕴含了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毛泽东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每一次向历史回眸，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一次对旧历史的超越与新历史的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成功推进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夯实历史自信，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是从历史传承中而生、从革命奋斗中走出、从改革创新中得来的，是经过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淬炼而出的文化精髓，具有开天辟地、创造新奇迹的文化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最根本在于要有科学的文化思想作为指引。没有能够指引时代的文化思想，文化事业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无法与时代产生共鸣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中应运而生，立足历史之基，引领时代之变，回应时代之问，不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而且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历史如灯塔，指引人们前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引中国人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照亮了中国的文化思想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今天，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中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了丰富的文艺精品，催生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如何看待历史，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思想的态度，对自身文化思想生命力、创造力的自信与否。习近平文化思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展现出了强大伟力。我们要从历史自信的角度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必须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使用了三个“新高度”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意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强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0月7—8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日益完善；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理论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沃土而产生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理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建构的指导思想、基本方法和根本原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两个结合”是能够产生新价值、新思想、新事物的，是有着

作为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次提出和系统阐述，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很强的原创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系统全面、精辟深邃，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只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系统把握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形势和工作着力点，让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文化的生动实践，才能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01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导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宏观上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特别是在文化理论上具有重大的创新和突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大体上由社会存在决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始终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使命，不断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和创新，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理论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一体，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具有鲜明的文化底色和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产生的理论结晶，在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等积极有益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民族璀璨文明中汲取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找准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有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之间的融通，科学诠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方法。经由“结合”，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由此形成。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全面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奋力谱写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理论指引、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总动员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面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工作布局有了清晰的部署要求，文化建设有了宏伟的蓝图，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文化建设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真理伟力与实践伟力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表明我国更加重视文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新高度上不断得到弘扬光大。02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以“九个坚持”概括了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近期，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九个坚持”是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实践中孕育的理论创新的系统总结。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九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备的有机整体，在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的“一个统领”下，七项国内工作举措和一项对外工作举措有机结合，相互贯通，为宣传思想工作适应传播格局新变化、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提供了系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九个坚持”集思想引领、精神激励、舆论引导和文化支撑等内容于一体，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和遵循的“纲”与“魂”。“十四个强调”是对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系统概括。“十四个强调”全面而精炼地点明新时代以来伟大文化变革的理论创新成果已渐成体系。“十四个强调”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的着力点，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其中，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两个结合”等均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对创造新文化的深刻思考与恢宏擘画。这些重要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战略高度出发，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是做好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七个着力”指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七个着力”是在新的起点上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点和发力点，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的新动力。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大力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又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且艰苦的斗争。无论是“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还是“七个着力”，“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均居于首要地位，发挥着统领性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一以贯之强调的观点。03开辟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新境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涵养文化自觉，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思想、意志、行动。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过程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把“七个着力”的要求落到实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丰富理论宣传方式和手段，创新宣传形态和话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积极解答时下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文化理论实践问题，关注具有生活温度的文化理论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做党和人民声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发展新时代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在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加有力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具体而言，要充分挖掘历史经典、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文化资源，促进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相通；要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发展与现代科技交互融合，积极推进各级各类数字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数字化平台的顺利建设；要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时代价值，构建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使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推进文化自强，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当今世界，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领域和关键内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新的起点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要紧紧围绕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强化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树立文化品牌意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尊重文化平等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途径增添中国色彩和中国智慧。只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真正筑牢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根基，使中华民族更好地走向世界，成为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者系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关注我们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日益完善的实际，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径方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准确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自觉形成的主体性感情、体验和认知，是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就是关于文化产生、发展和社会作用的规律及其特性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科学体系在于清晰地认识到了文化是产生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之上的意识形态，是相同条件下生活的人群共同的信念。因此，文化是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了文化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有反作用，这是因为文化是人民创造的，文化是人的本质理性表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例如封建社会灭亡了，封建文化并不会同时消失。同时，文化有遗存性和代际传承性，可以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文化认同是民族性的基本特征，共同性、心理性、感情性起很大作用。文化具有多样性、共生性、互鉴性的特点，因此文化是交流的、流动的、传播的，而融合发展是文化的基本形式。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在全球互鉴中更加精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是从文化斗争开始革命的。此后强调建立文武两支队伍开展革命斗争，延安时期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拿起了文化的武器改造中国。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高潮的提出，改革开放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出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等工作决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文化事业的新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时代化新成果。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确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已经达到时代高度，指引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大局、洞察形势，全面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善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全面的，是在改革创新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了文化生产力，通过制定一系列文化建设规划，推动文化数字化的建设和工程化的管理，加强了互联网文化治理，其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包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论述的“第二个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等。在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了文化自立、文化自主、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引领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了“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达到了对文化重要性的升华。只有文化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反对思想乱象、实现立心立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力量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仅深刻阐释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充实了文化的定义，为文化工作明确了发展方向，强调要建设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三个面向”扩大了中国文化建设的视域。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清晰指明了新的文化使命，确定了举旗帜、聚民心、兴文化、育新人、展形象的历史任务。新的文化使命不仅是要建设文化强国更是要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在巩固和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并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推动人类文明互鉴。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一方面，完成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的“七个着力”来完成新的文化使命，贯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工作部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七个着力”，必须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是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则。学习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学习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与我们新闻传播工作相结合，在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在深化内化转化上做文章。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新闻、传播、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的实践，要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为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思想武器。新闻工作者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要在增强历史主动性上有作为，提升文化定力，并在深化内容转化上用气力，增加建设文化强国的信心和行动力量。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文化素养，讲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故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中国的故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奋斗新时代的故事，科学技术发展的故事，文明互鉴、学术繁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十个方面的故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路径和方向，要各级党委始终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这是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的关键和核心。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应当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这些要求对我们各方面文化工作者同样适用，我们应当深刻领会，身体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第二个结合”极大地解放了文化思想和文化生产力，一个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格局就要形成了。让我们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举全社会之力完成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荣使命。（作者系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教授）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创新性、人民性、实践性。就系统性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包括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如意识形态、网信、文艺、新闻舆论、哲学社会科学、思政、文化传承发展等。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各领域各部分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环环相扣，构成了其文化思想的整体。01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地位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极端重要”的重大判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深刻把握，反映了他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极，强调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灵魂，充分肯定了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论述深化了对综合国力内涵的认识，把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都具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02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制度论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广大党员干部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媒体、媒体深度融合、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有力推动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增强媒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七个“着力”中，排在前面的就是“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媒体的职责所在。媒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将意识形态建设融入增进民生福祉服务之中。一方面，媒体作为助推者、服务者，要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媒体+”作用。一是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媒体要关注民众心之所想、心之所向，增强眼力、脚力、脑力和笔力，让新闻作品立足国情，关注民生，汇聚民意，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二是通过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媒体+”场景，主动嵌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中，做好政务、商务、文化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己任，在联通社会和服务大众的过程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媒体作为预警者、亮剑者，要关注舆论、引导舆情，关键时刻主动发声，释疑解惑，阻断谣言传播，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新时代新征程上，意识形态领域正面临着重大挑战。频频爆发的国际冲突、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跨场域人机交融的信息生成与流动等，增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性。媒体要高度重视网上网下舆论斗争，消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重视新技术应用，“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对外也要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宣传，既宣传可爱可亲的中国和中国人，也要批驳无端质疑和不实攻击，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供支持。创新正面宣传以提升新闻舆论“四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新时代新征程，加强正面宣传的重点是强信心。尤其需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大小兼顾，情理相融，问题与方案并行，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大小兼顾意在客观全面。一是做好对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报道，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和面临的新问题反映出来，及时把奋斗的中国人的形象展示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以榜样的力量带动群众。二是重视小人物的拼搏和努力。每个奋斗的普通人都有生命的光芒和尊严，而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微趋势也是社会大潮的纹理。典型的例子，如贵州的“村BA”“村超”。在各级媒体的助力下，“村BA”“村超”从农民自发乡村体育活动发展为全国赛事，影响波及海内外，既是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发展的典型案例，更成为一个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而微小的样本。情理相融意在增强说服力。媒体既要重视逻辑严密的调查研究，旗帜鲜明发表观点，以揭示事实展现世界，以创新理论说服民众；也要重视社会情绪的脉动，把握并呈现真情实感，做好积极情感和情绪的传播，并以此为事实传播、理论说服增色添彩。有数据显示，社交媒体70%以上的热门内容带有较强的情绪感知属性，能够有效提升人们注意力资源的卷入。媒体需要进一步“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正面宣传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问题与方案并行重在建设性。社会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挑战，媒体的舆论监督要以提供解决方案为抓手、以推动问题解决为目的，这就是建设性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不能以强调“正面宣传”抑制“舆论监督”。媒体要将社会科学方法充分运用到调查报道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发挥媒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建设性作用。当前，各级媒体已在着力发挥这一角色功能，如苏州、石家庄、绵阳、鄞州、长沙县等市县区融媒体中心，结合当地实际致力于把党的声音传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切实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多途并进，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浸润文化力量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了文化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明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本质。早在2005年8月1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就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媒体兼具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强大功能，对中国式现代化新文化形态的塑造责任重大，尤其应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主动作为、积极作为。首先，文化的力量来源于正确的认知。媒体要系统领悟“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重要内涵，把“两个结合”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媒体应该做好对这一“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动呈现和系统传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次，文化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的创造。媒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人民做好文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累进创造发展而来，有很多重要元素，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媒体要作为社会文化信息的超级平台来发挥文化聚合、生产、传播功能，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最后，文化的力量也来源于新技术的加持。伴随着元宇宙、XR、大模型、虚拟3D、数字孪生等技术加速发展并深化在各领域的应用，媒体的包容性、呈现力和影响力将会无限扩展。数智技术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叙事提供了巨大的创新潜力和传播优势，要将技术功能与中华文化内涵进行有机组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一体，打造出包含数字传播机制的中华文化作品和蕴含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数智技术作品，在主体、内容和讲述上与时俱进，坚持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全方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自20世纪以来，青年马克思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未休的焦点，理论交锋的主要场域之一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随着文本整理与研究的推进，与其同时期写作的《巴黎笔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两者共同构成了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文本群。为什么这一文本群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从思想史来看，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处于一种激烈变化的状态，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启蒙主义历史等诸多思想来源在马克思的头脑中各自为战，想要在短时间厘清、理解，甚至扬弃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一个仅仅26岁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困难的，所以此时的马克思头脑中存在“两条逻辑”并存的现象。从文本来看，巴黎文本群在马克思去世后才被发现，甚至连恩格斯也不知道这一文本的存在，所以关于《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的写作关系众说纷纭，不同的解读代表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范式和重心，也导致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走向的不同理解。从历史来看，文本的解读不仅在于其本身，对于青年马克思巴黎文本群的定位也涉及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思想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一争论中得以凸显。毫无疑问，理论的交锋将会促进思想的阐发与建构，很多国际学者至今仍将这一文本视为圭臬，从其中挖掘出了无限性的思想来源，建构了层出不穷的原创性思想。不解释好“何所来”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何所往”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当下对这一文本进行文本学解读的意义所在。我认为，劳动异化构式是我们现在解读这一文本的核心，它既关涉青年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划分，也内蕴着马克思晚年经济学思考的脉络，构成了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节点。在我看来，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有着一套完整的研究计划：一是从萨伊到斯密，再到李斯特的经济学研究，这是《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之后对私有财产的继续研究；二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其中的“谋生劳动”概念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思考；三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虽然这一摘录仅有几页手稿的篇幅，却以逐字逐句的摘抄形式内蕴着马克思此时的方法论主要来源。从马克思一生的笔记摘录习惯来看，他几乎不会一心二用地同时进行笔记摘录和著作撰写，而是在集中进行学习摘录后再进行原创性思考，所以更接近现实的写作顺序应当是写作完《巴黎笔记》之后再进行《1844年手稿》的创作，而非两者同时写作。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手稿》的时候，已经完成的《巴黎笔记》很可能就在他的手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两者在提到部分经济学家著作的时候顺序是相似的。这样一来，《1844年手稿》本身的写作顺序就呼之欲出了。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中，有三个核心的部分：（1）工资；（2）利润；（3）地租。当我们将这三者与主体相结合，就可以得出三种人格化结果：（1）工人（劳动者）；（2）资本家；（3）地主。这也是马克思《1844年手稿》笔记本Ⅰ分栏的直接来源。但是，为什么这三栏的写作会发生变化呢？因为工人和工资作为资本的成本被抹杀掉了，变成了完全非主体化的物性对象。随后，地租实际上也转化为了资本，从不动产到动产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本关系下的地租。总之，马克思创作的变化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其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资本即私有财产，且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在对文本写作关系进行了基本梳理后，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构式的内涵。其实，马克思在文本中使用的概念是“异化劳动”，但为什么我将其命名为“劳动异化构式”呢？如果说异化劳动理论仅仅在狭义上指代《1844年手稿》笔记本I的四重异化劳动，那么劳动异化构式则在广义上透视了马克思以异化为基础的方法论，它不仅仅存在于《1844年手稿》笔记本I，也不局限于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时期，甚至还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异化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货币是由人创造出来进行交换的，却在现实中成为了世俗世界的上帝，初步表达了一种经济异化的观点。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进行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而是更多受到赫斯的影响，并没有将异化理论与劳动相结合，所以我认为此时的异化理论并不构成一种劳动异化构式。而在《巴黎笔记》的《穆勒笔记》中，交往异化理论的提出代表着“劳动异化构式I”的出场，其理论基础是“需要”（Bedürfnis），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所构建的人与人以需要和交换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简单来说，“劳动异化构式I”是马克思用劳动概念来改造经济异化的观点，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坚实的方法论支撑，所以这种异化理论既没有主体劳动的范畴，也没有扬弃异化的辩证环节，此时的马克思处在他性思想和原创性思想的过渡期。而随着《巴黎笔记》中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试图去寻找自身原创性理论的方法论根基，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超越古典经济学，其成果就是《1844年手稿》笔记本Ⅰ所构建的“劳动异化理论II”。一方面，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自我意识的物性沉沦反过来主宰了意识本身。劳动作为这一连接的中介，也成为马克思扬弃复归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与斯密产生共鸣，他肯定了斯密关于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说法，将斯密称为“经济学中的路德”。不过，斯密的劳动概念基础仍是手工业中看得见的工人劳动，这导致此时的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否定了“非人的”机器化大生产。更进一步来看，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构式的出场实则是青年马克思认识论的第一次系统表达，我将其判定为批判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方法论内核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其认识对象则是社会唯物主义。实际上，从巴黎时期开始，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就潜在地影响了马克思，这一过程是不自觉的。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此时已经从费尔巴哈直观的对象性的唯物主义，慢慢地进入到一种非直观的认识论，劳动异化构式正是超越感性直观的关系性透视。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的批判认识论主要体现在从可见的商品中透视到不可见的资本和劳动，从可见的不动产中透视到不可见的动产，并试图对这种异化的主客体关系进行批判、扬弃和复归。这种批判认识论与广松涉和海德格尔的认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即超越直观的对象性认识，从而认识到对象背后的关系和活动，它恰恰要反对“对象”。换言之，此时的马克思是以黑格尔现象学的方式来批判和超越经济学现实的。因此，在斯密的“需要关系”构成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辩证环节的共同作用下，批判认识论得以出场。不过，这一认识论的异化复归终点是费尔巴哈价值悬设的类存在，其本质上仍是隐性唯心史观的。而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就抛弃了这种以人本主义为主导逻辑的批判认识论，在科学的历史观上形成了以关系意识论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再次形成了全新的批判认识论，这一认识论的新基础是科学的劳动异化构式III和历史现象学，由此完成了马克思认识论的两次转变。（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

2022年8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近日，意大利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莫冉（Riccardo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转折期，需要从单纯译介和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思想、体系，转向用中国话语体系来重新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从而凝练思想，以问题为导向，系统地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最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向全世界展现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具有特殊历史使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因素时，译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就有着特定的历史价值。长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部分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同时，也极力从思想和实践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实际上这些思想家针对的都是资本主义在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对隐含于其中的不平等、异化、不公正、非理性等现象的挞伐，他们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构一个更为公正、更富有人性的社会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由此可见，对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引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具有两方面的价值和功能。一方面，在理论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即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是外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角度，从而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矛盾，了解其带来的诸多消极和负面效应，这使人们客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因素，从而在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正确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既可以吸收外来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也可以在吸收的过程中对一些负面效应保持警醒，从而以独立自主的态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避免滑向全盘西化的方向。在这方面，最早引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徐崇温、俞吾金、杜章智、陈学明、李青宜、欧力同等学者，向我们翻译和介绍了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著作，也逐渐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群星，还有萨特、梅洛-庞蒂、列斐伏尔、阿尔都塞等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及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些著作的引入，极大丰富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让我们重新关注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快速发展，更多流派和学者的著作被引介过来，更多青年学者参与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传达学习中央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对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进行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中央第二十八指导组组长信春鹰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杭元祥主持会议，秘书长、党组成员赵奇，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昌林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院党组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要求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创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抓好“三项共识”擦亮对党忠诚的政治底色，立足“三个定位”不断提高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能力，践行“三项承诺”引领净化政治生态和学术环境，深化“七项改革”推动全院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会议指出，通过主题教育，全院干部学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必须将锤炼政治品格、践行对党忠诚作为终身课题，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刀刃向内推动从严管党治党见真章求实效；必须做好融合文章，坚持以主题教育更好推动中心工作、促进事业发展；必须走在前作表率，坚持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要认真总结经验、凝聚发展共识，从主题教育中不断汲取团结奋进的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要在凝心铸魂上持续深化，真正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在研究阐释上精益求精，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阵地和学术高地。要在推动发展上更上层楼，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在党的建设上提质增效，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证。中央第二十八指导组有关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院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院巡回指导组成员，院属各单位所局级党员领导干部、党办主任，机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产物与伟大精神力量，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延安精神的阐释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文章与讲话，将延安精神看作是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旗帜鲜明地宣示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坚定信念。01深入阐释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延安精神”，维度丰富，透过诸多叙事，延安精神的全部风貌与历史智慧更加立体、更加全面、更加丰富。“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2009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陕西调研时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明确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延安精神”是宝贵财富。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发展历程和逻辑架构，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深刻回应新时代经济发展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对于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前进方向、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作的重大部署，坚持了我们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宝贵经验，反映了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弘扬我们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是其他方面先进性的思想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出类拔萃的理论特质——“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注重理论学习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开展党内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是提升党员干部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着眼于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角度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过程中，注重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党内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用以统一思想、坚定意志、协调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特别引用前述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并且强调指出：“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党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要“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为此，我们党先后在全党范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实践表明，这些党内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毫无疑问，这次主题教育弘扬了我们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体现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能”“好”“行”之间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因如此，它才能够保持先进性、赢得人民支持，才能够战无不胜、勇往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价值追求，又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体现了时代特色，因而具有独特魅力和显著优势。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我们党在党内集中教育方面形成的宝贵经验。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当前，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摆在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面前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经了10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这一历程，我们也推动全党学习了10年，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理论武装的任务仍然艰巨。”一方面，在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对理论学习不重视，把自学变不学；有的想起来就学一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拿学习来装门面，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有的学习碎片化、随意化，感兴趣的就学、不感兴趣的就不学；不少年轻干部理论功底还不扎实、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还需要下更大气力。另一方面，党的创新理论在不断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重大观点。党的二十大以来在阐述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特别是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方面的学习贯彻才刚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告诫全党同志：“与时俱进不要当口号喊，要真正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不能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反映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理论修养是其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看家本领”“必修课”，是一种形象的表达。学会了这门必修课、掌握了这种看家本领，我们就心明眼亮，就有了洞察宇宙的望远镜、观察事物的显微镜，就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增强预见性、把握规律性。新时代以来，我们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关键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要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党中央确定在全党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主要考量。”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党的理论创新过程是一个总结经验、探求未知、发现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把握事物之间内在联系、揭示客观规律、预见事物发展必然趋势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自然是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和把握这一整体性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角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同时，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霍布斯鲍姆语），也必然不同于19世纪的马克思。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思想理论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要求，结合新的实际，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凝结着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思想，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等各方面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这一科学体系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从主要内容和精髓要义视角看，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提出“六个必须坚持”，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拓展而来。它是支撑这一思想理论大厦的主体部分，构成了这一思想的“四梁八柱”。“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十三个方面成就”全景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成就和经验，重点体现了新时代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又以一系列重要原创性成果丰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六个必须坚持”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和阐述的六个方面，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合、创新的重要成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六个必须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只有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才能更好领会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要整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到融会贯通。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都要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避免碎片化、片面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认真学习、力求精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也全在于应用。推动全党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就是要推动全党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等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对“以学铸魂”进行深刻阐释，强调：“要做好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达到这一要求，特别是要把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做好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才能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个中道理在于，真学方能真知，深思方能坚信，运用方能践行。这是思想认同与信仰选择、理性认识与社会实践的辩证法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对此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才能真切感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具体而言，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首先要将学思想与新时代的生动实践联系起来。学习不能仅停留在记住一些概念和提法。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的。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其次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理论联系实际的切入点。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问题导向也就是实践导向。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问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问题既是认识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认识发展的重要动力。问题恰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切入点、基础、中介，实际中的问题有待理论上的回答，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实际中的解决。因此，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基层，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学习的效果不仅要体现在主观世界的改造上，而且要体现在客观世界的改造上。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顺利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当前，要扎实贯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部署，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未来5年是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党要聚焦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从1921年到2023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走过102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一刻不停，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才能将党建设得坚强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引领作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从严治党展现党的历史自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以大历史观的宏观角度，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所作出的战略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做出的理论创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为自己谋私利，坚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服务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直视自身所出现的问题，并以一种彻底自我革命的精神直面自身出现的矛盾，解决问题。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党永葆青春活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切依靠于自身革命的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就必须坚持初心使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历史自觉性，以全面从严治党凝聚人民群众力量，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进行自我革命、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以及新时代新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党自身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多方面的问题集中到一起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党的执政基础，影响了党的长期执政。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果敢抉择，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坚强意志和坚韧定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进行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诸多挑战，我们会遇到许多可预料或难以预料的风险困难，唯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入，时刻保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发展稳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面对重大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将党自身建设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必须打出一套标本兼治的组合拳，才能确保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执着，持续用力、常抓不懈，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在新的历史征程中，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取得伟大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复兴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生命力，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彰显党的本质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治国理政所进行自我变革的重要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历史性和开创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作为党在新时代实践过程中的重大政治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加速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坚持“两个确立”，以此作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着力点，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做了深刻总结：“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政治建设为纲领，确保党的领导集中统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就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基础上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坚定理想信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是我们党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加强从思想上对党的基础建设，能够推动全党在思想上的自觉，进而指导具体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坚持依规治党，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章为遵循，加强依规治党，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史无前例的斗争，“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同时，我们促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运用党纪国法，不断健全监督体系，完善监督格局，不断提升反腐败治理效能，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坚决处理多项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案件中，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消除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党、国家、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以严格的政治纪律带动各项事业的建设，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对人民群众痛恨和反对的腐败分子全力整治，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幸福。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深刻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新征程上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埋头苦干，奋力拼搏。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巨的伟大事业，立志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考验，外部考验长期存在，内在危险也时刻存在，新时代党对严峻形势和复杂考验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问题和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根本就在于我们坚持和加强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行全方位领导，系统性指引，整体性发展。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政治上提高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保证全体党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原因就是坚持理论创新，长期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仅加强了全党的思想建设，而且塑造了全党的思想风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全党应展开常态化理论学习，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把握党的新理论，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运用所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力量。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严”要求，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始终，要保证党的纪律，整治歪风邪气，要求形成严格的规章制度体系，严格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督促党员干部发挥先锋堡垒作用，违反党纪问题坚决查处，不断提升全党的纪律意识，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推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新政策、新路线、新方针的执行与贯彻，使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情势越是纷繁复杂，我们的建设任务就越艰巨，就越需要坚强的引领。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党才能始终保持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向前进，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起磅礴力量。（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和时代需要，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性实践中获得不竭动力，同时创造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创新和飞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解放道路，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发展和创新。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仅仅停留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疏离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决定性地开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01第一，在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探索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之所以是本质必然的而不是任意的偶然的，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到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即西方现代化及其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的挑战，这种现代化的“绝对权力”就是马克思所指证的：西方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造成的特定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这是现代社会“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权力。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是不可避免地、或早或迟地要选择现代化，这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同时，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当时的中国如果不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并以此为现代化事业奠基，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顺利开启并得以完成，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必然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也因此历史地必然地把它托付给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和领导，并且在“现实的历史”中必然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身的指导思想。02第二，在把握中国的时代问题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时代的迫切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把握“时代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接触马克思所说的“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才能接触并解答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作为“全部问题的根据”的“重大时代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在解答中国的时代之问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经验。03第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统一的。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二是摆脱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教条化依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当今，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是在新时代的更高历史起点上被强化的。当今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新征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继续保持蓬勃的生机活力。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能够切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社会现实，解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问题。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从那种“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被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的状况中彻底摆脱出来，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这里涉及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在现代化的选择上以及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上，中国别无选择，中国必然选择现代化，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上，中国不可能选择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而只能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在发展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等层面具有一致性，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改弦更张”，而这种“改弦更张”既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创造和展开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征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是对立的，它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展。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历史和文化塑造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既定的社会现实，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应该得到肯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承担起抵御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缺陷的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避免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暴力冲突、社会动荡、自然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抵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缺陷，这是新征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由和意义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文化滋养，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飞跃”根源于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历史性实践和时代状况，它通过特定历史阶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实践和思想理论成果标识出来。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仅是历史性事件，而且也是重要的思想事件，并且决定性地创造了伟大的实践和理论成就：在实践上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因应于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乃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与之相联系，当今中国正处在两个大变局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大变局的交汇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说乃是统摄性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两个统一”、建立起与世界历史和整体人类发展的本质联系，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01第一个统一是历史、现在、未来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同样，中国的未来亦是从中国的今天发展而来的。在此意义上，历史、现在、未来的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可以这样被标识出来：“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要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而且要关注中国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而实现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的统一。02第二个统一是中国与世界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世界200多年来一直由西方所主导的时代走向了终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不是在狭隘的意义上而是在世界和整体人类进步的意义上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它不仅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贡献；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适应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走在时代前列、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转变。因此，中国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格局看待和处理世界关系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呢？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彻底驳倒了“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因为，与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衰败的趋势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形势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使“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攻自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要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中国式现代化只是成为一个如美、英、德、法等那般的现代化国家，而不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它就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它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抽象普遍性特征和后果而从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没有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只是隶属于而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要达到现代文明的高度，而且要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趋势，从而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处处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意义。这一点只要从我们列举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才是可以理解并且能够真正实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地必然地获得了社会主义的定向，正是在这种定向中形成和巩固了社会的“集体力量”，这种“集体力量”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高度个体化”起了根本性的规约、统摄和驾驭作用，能够真正突破利己的个人主义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原则，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现实。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唯有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才会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具有了真正的现实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反对霸权主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是其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还因为它赓续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主义传统。除此以外，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基本特征，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重大原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展现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决定性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获得了“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吸纳了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继承和光大了中华优秀文明传统，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它代表世界和整体人类进步的方向，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关注我们

在人类文化中，历史极其重要。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阶梯，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文化资源。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传承历史，运用历史智慧开创未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启新程、开新局，取得新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形成一条十分重要而宝贵的经验，就是重视历史学习，把历史学习作为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抓得紧、学得深、悟得透、用得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学风和方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奋勇前进、气势恢宏的历史格局、现实定力和未来气度。历史自信来源于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历史观，既是坚定历史自信的依据和保障，又是在人们关于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观等重要思想观念中居于首要位置的认识。源正才能流清。思想认识一旦出现偏差，人们的实践就会变形或失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历史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按照时序展开、从产生到成熟的过程。从人文视域看，这就是历史。放眼人类社会，小到个人、家庭和家族，大到民族、国家乃至政党，都有自己的历史。人们自己的历史，是在各个时期奋斗前进的真实记录、文化滋养和精神财富。前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是后一阶段接续发展的坚实起点。人们在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展望自身发展的时候，总是要运用历史思维，把问题放在历史背景之下，以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更有头绪、更加厚实。尊重历史、总结历史，这既是重视历史经验，为了获得历史依据，更是为了运用历史规律、赢得历史主动、挺立时代潮头、把握发展时势，走稳前行的路。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尤其重要。历史观是人们对自己历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总体的、根本的看法，它在社会思想、观念和认知中具有基础性、引领性的地位与价值。历史观与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总的社会思想体系，又在这个思想体系中起到前提条件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历史观具有政治理论和思想指导的意义与价值，是立党之魂、爱党之基、兴党之要、执政关键。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坚持和运用正确历史观这个重大问题，并善于运用它来教育人民、鼓舞斗志、开创未来。历史观的形成和确立，来源于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包括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持何种情感和立场。总的来说，它无外乎坚守并热爱、自我封闭并排斥别人、无所谓并模糊、漠视并否定、否定自己并迷信别人等五种类型或方式。因此，有什么历史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一定的历史观，特别是对历史认同的情感，既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政党的历史认识水平和层次，也反映其现实的精神品质、生活样式和文化情操。有什么样的历史情感，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现实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思考和答案。人们以热爱自己历史的情感为基础，在历史认知中生发的浓厚历史自信，十分宝贵，也极其重要。必须将历史自信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融会起来，与党和人民的历史认知贯通起来，用历史自信坚定我们的行程。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历史自信，还需要经过历史认知这样一个认识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历史认知是社会主体对历史客体经常开展的一种认识活动，是人与历史

【解说词】一项项惊世发现不断改写着我们的历史，“地下之材料”正在逐步成为“纸上之材料”，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将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复活”，中华民族文明根脉也将在他们抽丝剥茧的考究中渐渐重现……

学界人士对CSSCI绝不会陌生，学科排名、评优晋升往往“离不开它”，它甚至被称为“中国学术GDP指数”。一般能出现在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上的刊物简称“C刊”，此外C刊还有扩展版，简称“C扩”。

另外，全国共有12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专用项目16项，占授奖总数的27.6%。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各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专用项目一等奖1项。

1月16日下午，主办方还将特别举行“中外节日文化”学术沙龙，邀请在京外国专家、留学生等知华友华人士参加，共同探讨中外节日文化、民艺创新的重要议题，体现“文明对话，合作共赢”的理念。

“老师变老板,项目变金库,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把装修发票、购车发票统统入账。中国科协曾有过调查,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刘老师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逐渐转变，管理也越来越透明化和规范化，在此背景之下，为了规范课题管理，整治长期无故拖延课题研究的现象，全规办定期发布撤销课题名单之举值得肯定。

1948年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产业与证券投资、中国当代经济政策，代表作有《中国市场上的国债、股票、基金和美元》《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证券市场的国际比较》等。

主要从事“非线性科学”领域中若干数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工作。1987年以来，承担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和国家教委优秀人才跟踪基金项目研究，目前承担国家973项目“非线性科学”。

12月16日，“对话”网发文表示，最新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心脏病发病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过早离开学校的人日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可能会加倍。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像你一样善于作报告。在报告过程中，如果你察觉到一些不恰当的表述或术语不准确，可以立马打断报告人，向其提出质疑或替其澄清。你甚至可以在报告结束前抢先提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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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这位作者却从不露面，引起大众广泛兴趣。同样来自意大利的调查记者克劳迪奥·盖蒂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在最新的报道中，他宣称通过经济线索查证，意大利翻译家安妮塔·拉哈其实就是“费兰特”。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1日公布了2016-17年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牛津大学取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名列榜首,结束了美国大学连续12年垄断榜首的历史。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入前五十名。

那么为什么说它们是垃圾期刊呢（一些人不同意垃圾期刊、垃圾论文的称谓，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一切犯罪事实、不合理现象都不需要追究了，“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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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资格考试中，近几年，非常流行：申请－考核制度。并且有的学校，已经开始了几年了。但从我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一制度本来是好的，但如果全部采用申请－考核制度，将会导致寒门更没有出路。

数据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只要有了足够的统计生物学数据和计算能力，这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对人类的理解将远甚于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当这一天到来，诸如民主选举这样的人文主义实践会像祈雨舞和打火石刀一样被时代淘汰。

据中国人民大学官方网站介绍，陈力丹教授出版著作40本，发表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900多篇，其中，中国知网收录文章1000篇。

正是如此，不管状元是不是来自“高考工厂”，成绩都只是代表过去，能在千军万马中考出第一的好成绩，就说明孺子可教也，北大清华更注重的是他们学子未来的发展，他们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平台，这就足够了。

中国在该亚洲排名中占据统治地位,共有124所学府进入亚洲前350。其中,中国大陆82所,香港7所,台湾34所,澳门1所。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日本(74所)和第三的韩国(54所)。

中国的思维模式更加微妙，可以说，中国人对自身、对中华文明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他们并不期望人人都一样，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层级观念，不是说要外国都像中国一样。所以我认为中国崛起的模式会跟欧美不同。

错别字多次出现，严重影响了公号在粉丝心目中的学术形象。在此我们对文章作者及广大粉丝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也对指出错误的粉丝表示衷心地感谢。

作为博士论文，一个标题竟然如此之“low”，我断定其内容也“high”不到哪里去。打开正文，果然不出我所料。请看第七章第四节《＜雨果＞中的3D技术和数字摄影机带来的摄影师转变》：

第三个问题：您在文中提到“在此次评估中，**大学等高校主动撤销工程管理硕士，**大学等高校主动撤销资产评估硕士，体现了这些高校的质量自律。”

作者韩吉绍，山东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宗教史、科技史和思想史。已出版专著《知识断裂与技术转移——炼丹术对古代科技的影响》《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部。

1925年7月，罗振玉除了留下一部分内阁大库档案之后，以16000元的价钱将余下的大库档案转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

比汉昭帝心里还苦的大概就是皇后上官氏了。她6岁就和12岁的汉昭帝结了婚，15岁就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试问有哪个女孩能像这样不到十年辈分就提了两个档？然而，15岁守寡，一守就是40年！

历史上战国竹简有两次大的发现。一次是西汉早期鲁共王扩建宫室，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经书，含《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史称“壁中书”。这批经书是鲁简，应该是为避秦火而藏匿起来的。另一次是西晋武帝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当时学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史称“汲冢竹书”。这批书籍是魏简，属晋系。这两次发现，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至今影响依存。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