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世界阅读日，贴一篇旧文。阅读的真正价值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有知”，而是让你洞悉自己的无知。这种“知道自己无知”的包袱，委实比“浑然不觉自己无知”要痛苦得多。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说，他带了几个研究生，阅读量少得惊人，其中有两个对课外书的阅读仅限于中学所要求的那几本。我说这还算是好的，因为现在中小学有强制要求。有些我的同龄人更糟糕，他们有着高学历和体面工作，但四十年的人生走下来，课外书阅读很可能为零。我生于80年代初，成长期里逐步告别匮乏时代，还迎来了早期的互联网，可以说整个求学阶段都处于相对开放、知识井喷的氛围下，运气相当不错。但有些同龄人因为应试教育或家庭环境的缘故，完美错过了这个氛围，只要离开课本，他们就有阅读障碍，听到武侠、玄幻之类的字眼就如洪水猛兽，见到社科人文类经典，第一反应是“这个外国作者反动吗”——别笑，我真见过这样的同龄人，还不少。但说实话，这些拥有高学历和体面工作、课外阅读为零的人，看起来都挺快乐。他们从小认真读书，听老师的话，考上不错的大学，然后找一份父母满意的工作。他们相信父母，将“经验”视为在社会上打拼时最重要的武器，努力工作，结婚生孩子。他们也会关心社会，但每当见到负面新闻时，会说“这些都是少数现象，做人不能太极端，不能只盯着负面，会越来越好的”，见到有人争取权利时，他们会说“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有些人太自私了”。在我的成长阶段，学习乐器和棋类等才艺还是相当奢侈的事情，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玩游戏更是奢侈，不管是桌面游戏还是电脑游戏，如果一个家庭连课外书都不允许孩子看，那么玩游戏更是死罪。所以，如果一个人连阅读这个成本最低的爱好都没有，那么就基本丧失了独处的能力，无法打发独处的时间。这反而让他们变得“外向”，热衷于各种社交和联谊，这恰恰又符合了父母对他们的期待——因为许多人习惯将“内向”曲解为“自闭”，所以“内向就完了，外向才有出息”。当他们看到一本非名著小说时，会嗤之以鼻，说“这些书没营养”，但当他们看到经典时，又会说“太枯燥，看不下去”。他们实际上也不在意阅读障碍，因为上一代人很喜欢说“读书读傻了”“经验比书本更重要”“书呆子没出息”……这种无忧无虑本质上是基于无知，而像“读书读傻了”之类的极端化说法，在逻辑上不堪一击，因为它完全脱离了世界文明的固有走向。将这些话挂在嘴边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小时候的反智训练。或者说，他们巴不得大家都不读书，因为越傻越好骗。在中国历史上，无数血泪都告诉我们：对知识的尊重经常是表面说说，“读书人不好管”和“越无知越听话”才是治世名言。现实中有不少人可以将一切社会丑恶合理化，但凡鸡蛋和墙有了冲突，他们永远会为坚墙找理由。他们会将这种做法称之为“适应社会”，而且甘之如饴，直到有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才痛呼不公。这在本质上当然是鸡贼式利己，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是真心维护坚墙，“这些都是少数现象，做人不能太极端，不能只盯着负面，会越来越好的”就是他们的唯一逻辑线路，如果运气好，一辈子都没碰上不公，那么他们会相信一辈子。这种思维显然与文明绝缘，配上对“读书”的功利化理解，就会批量制造只知道利己的机器。实际上，阅读与功利性天然相悖。广东人习惯将“上学”称为“读书”，某些人更是会将之与阅读混淆。其实前者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往大了说是为了人生，其实多半只是为了学历。大多数人的“读书”其实也仅限于此，古代不就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之类的说法吗？阅读则应该是非功利的，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看似不重要，于我而言却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功效”无法量化，但却能时时闪现。前段时间有人列出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青少年书单，简直是叹为观止，为什么人家不担心读书读傻了呢？因为人家不希望真的变傻。许多人喜欢强调经验，看重社会经历，我并不反对，但如果这一切没有知识作为基础，那并不值得炫耀。一个底层老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经历过无数屈辱与不公，为了生计可能拥有无数经验，但这些真的值得炫耀吗？在某些社会里，在某些时刻，一个没有知识甚至大字不识的人，确实有可能会成功，甚至比大多数人过得更好（洗脚上田的农民老板就是例子），但这肯定不会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也迟早会因为对世界的认知有限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位朋友，喜欢阅读，其他爱好也多，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聊天对象。前些年留学归来，身陷小城，虽然全情投入工作，但仍常感不快乐。最终，她选择二度留洋，在一所古老大学里再度找到了自己想学的专业、想要的生活。她曾在朋友圈里写过一段话，大意是阅读使人明理，旅行使人开阔视野，但在国内，明理和视野开阔并不有助于自己融入，而是会增添许多痛苦。在生活中，这类碰撞曾经无处不在。除了“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女孩子为什么不找个安安稳稳的体制内工作”这类常见的干涉之外，还有随处可见的错误三观，无知却又自以为是的人们。比如我那位朋友回忆第一次留学时的种种美好时，总有人会来一句“你崇洋媚外”，她读过的书，许多人闻所未闻，却喜欢不懂装懂，或者直接来一句“女人读这么多书干吗”。我能理解这种痛苦，无知者往往最快乐，将一切庸俗化的东西当成“知识”，甚至还能成为“人生导师”。但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真正的了解（这一丁点儿或许已经是人类的极限），就会在谦恭之余倍感痛苦。在我们身处的当下，这种痛苦还会被放大，因为你无法跟没有逻辑的人讲道理，偏偏没有逻辑和扭曲三观是一种常态。阅读是独立思考的根基，它可以让你洞悉许多表象下的东西，但独立思考往往意味着与现实的碰撞。鲁迅早就写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图源

这几天，“火车下铺能不能坐”又成了热门话题。一位阿姨拍了视频，批评在下铺挂帘子的年轻人，结果大多数网友不买账。在火车硬卧车厢里，上铺和中铺乘客在下铺闲坐，一直被视为乘客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这两年相关争议频频出现。这事儿说到底就是公域与私域的问题。如果从法理上来说，购买下铺车票，就拥有了下铺的完整使用权，它并非公共区域。乘客选择拉个帘子保持个人隐私，肯定没有任何错。正如有人所说：“让别人坐是情分，不让座是本分”。当然，上铺和中铺确实逼仄，乘客有下来坐坐的需求，每节车厢配的两张走廊座椅就是为此而设。有人认为两张座椅不够，但正如有评论文章所说，乘客可以选择走廊的任何座椅，而且从乘客配置来看，硬卧很少有极限运载的情况出现，座椅实际上是够用的。即使真的不够用，需要改进的也是铁路运营方。比如硬卧车厢的上层和中层空间逼仄问题，是否可以根据运载量的变化，与国际接轨，统一更换为双层铺位？从公共层面来说，这件事的探讨维度有很多。但我想选择的角度是，在这类公共事件的讨论中，我最反感的其实是“和稀泥”。“和稀泥”是中国社会公共讨论中最为常见的做法，许多人往往会忽视事情本身的对错，片面要求一个所谓的“平衡”。比如高铁上用公放看视频的问题，原本就是公德问题，但有人就会说“忍忍就过去了，社会不都是这样吗”，又比如一些孩子过分吵闹，原本是家长的责任，但“他只是个孩子”这种论调总是会适时出现。在下铺能不能坐这件事上，也有人说“其实年轻人不应该这么内向孤僻，大家有缘坐在一个车厢，坐在一起聊聊天，增长一下见闻多好？接触社会很重要啊！”我不否认有些人喜欢社交、喜欢聊天，甚至巴不得别人坐在自己的下铺边上聊一路，这是个人自由。但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有寻求安静、拒绝无效社交的自由和权利。有人又会说了，不准别人坐下铺，实际上就是自私，“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论调，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听，类似“独生子女是最自私的一代”，真的是耳朵听出茧。但问题恰恰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太多人分不清“自私”和“自我”的区别，也搞不清到底何为自私。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一边在自私地侵犯着他人权利，一边指责对方自私。我出生于1980年，大概从我懂事起，就经常听到“独生子女不行”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老一辈动不动就会说“独生子女最自私”，或者说“独生子女没吃过苦，所以没责任感”。在报纸电视上，“经不起挫折的小皇帝”简直是最好的炒作素材，时不时拿出来“研究”一下。如今，第一批独生子女早已年过四十，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从小就被妖魔化的独生子女，并没有让社会垮掉，反而承担了更多东西。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比现在的年轻人要幸运一些，有着没那么逼仄的选择空间，因此不少人不怎么依赖铁饭碗，有自主打拼的勇气，这就让“经不起挫折的小皇帝”一说沦为笑话。相比之下，我倒是觉得他们比那些一辈子都把“公家饭”当成人生最高追求的老一辈更坚强。那么，独生子女自私吗？没责任感吗？老实说，我一向不太看得惯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这类指责。因为说到“自私”，很多老一辈从小就教育孩子明哲保身，比如见到公交车上有小偷千万别声张，你说是他们自私，还是孩子自私？至于责任感，很多老人一辈子连随地吐痰的习惯都改不了，还谈什么社会责任感？80后不是最先被批判的“年轻人”，当80后步入中年后，90后、00后都没有逃过“年轻人太自我”“孩子都自私”的批判。在中国谈起“自我”或者“个人主义”之类的词，几乎被许多人自动认定为贬义，等同于不择手段的“利己”。这种曲解的根子在于中国文化对个人乃至私域的漠视，所以对于私权并不在意。注重集体利益是中国价值观的主流，传统文化始终强调群体意识和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对个人的约束。所以，中国文化中的隐私，往往以集体隐私的形式出现。有人曾这样分析，“小到家庭中使用的屏风、中式庭院中的影壁，大到护城河，无一不是集体隐私意识的体现”。但对个人的区域、私人的时间和其他个体隐私却不是特别重视。比如家人之间的信息渗透度很高，家人往往可以在不征求房间主人同意的情况下随意进入任何一个房间，房间中的物品往往也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可以随意使用；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常常将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涉及他人私生活的话题挂在嘴边，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寻问这些内容并不是对他人隐私的窥探，而是一种亲近、友好和关心的表示。这种对个体的漠视，很容易衍生对个体权利的侵犯。比如中国家庭很常见的逼婚与逼生孩子，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逼迫，往往就会被指控为“自私”，听到类似“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不快点结婚生孩子，我死了都不会瞑目的，你怎么这么自私”的控诉，但实际上，这显然不是自私，仅仅是对自身权利的捍卫，对自我的追求而已。在工作中，我们也常常见到类似情况。“现在的年轻人不好管、太自私”的判断，实际上也是自我意识觉醒导致的不够服从——甚至仅仅是看起来不太听话。将“自我意识”曲解为“自私”，实际上是对“自我”这个概念的极度恐惧。这种恐惧是巨大的悲哀，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我”为何物。说到底还是基本概念的混淆，“自我”不等于“自私”，但现实中太多人将二者画上等号。我不否认在这个社会上，许多人都太过自私，但这不等于他们自我。甚至在许多状态下，一个人特别自私，可能恰恰是没有找到自我的表现，比如为了上位和金钱不择手段，最终才恍然大悟，知道人生最应该追寻和维护的是什么，这样的人生并不少见。同样，很多“不自私”的人生，实际上也没有找到自我。换言之，自我与自私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人是否自私，跟他是否找到自我完全没有关系。所谓自我，是尊重内心选择，不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自给自足，认清自己；所谓自私，则是索取和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缺少独处能力，需要通过他人来满足自己。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有多么大。“不自私但没找到自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扶弟魔”的存在。在中国社会，姐姐从小帮忙照顾弟弟，甚至成年后还要为原生家庭付出的例子相当常见。甚至一些家庭，连弟弟买房买车都需要姐姐出钱。前几年电视剧《欢乐颂》里引发热议的樊胜美，就是这样一个姐姐。一个高级白领、单身女性却陷入经济崩溃的焦虑，完全沦为原生家庭的人肉提款机。《我的姐姐》里，安然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父母为了要二胎，不惜让她装瘸。当被计生人员发现后，受害者还是安然，她被父母毒打一顿，嫌弃她不够醒目。她梦想去北京学医，父母偷偷改了她的志愿，让她读本地护校，因为他们认为女孩子应该留在家里早早工作赚钱。这类事情绝不仅仅是影视剧里所有，在现实中，谁没有几个这样的“扶弟魔”朋友呢？她们当然是不自私的，反而是付出者和受害者。我当年就有同学，因为家庭的重男轻女，在成绩优异的情况下无缘考重点大学，只能去读本地大专，只为了早一年出来工作。她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被迫容易理解，主动则多少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讨好型人格的体现。因为她们在原生家庭中从小就得不到足够的爱，父母对她们非常冷淡和苛刻，出来工作后以金钱反哺家中，帮弟弟买房或做出各种“奉献”，是她们得到父母认可的唯一方式。也正因此，她们就像吸毒一样饮鸩止渴，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去赢得那一丁点儿认同。很显然，她们一辈子都会渴望找到自我，但始终无法找到。找不到自我，对于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常态。每个人都可以回头想想，这辈子有多少事情是为了自己而做呢？即使成年后，中国人的人生也很难与“自我”“自主”扯上关系。比如找工作，是追求稳定还是要理想，堪称中国家庭的永恒命题。这两年考公热，甚至成为毕业生的首选，看似实现了代际之间的观念统一，但说实话，它更多是年轻人的无奈与老一辈思维惯性的合流，并不意味着观念上的真正统一。结婚生子更是重灾区，逼婚逼生孩子，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剥夺。中国家庭最常见的“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谁”是典型的道德绑架，但却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草草结婚酿成的悲剧，即使在现实中发生再多次，当事人的父母也不会真的检讨自身。至于生孩子和“必须生个男丁”，往往伴随着“女人就像母鸡，不下蛋就没有用”的陈腐观念。在工作中，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可能找到自我。“混碗饭吃”和“吃碗饭混”是最常见的状态，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层层面具，面对领导是一个样子，面对同事是一个样子，甚至面对这个同事需要这个样子，面对那个同事需要那个样子。至于工作中必须面对的形式主义和各种不堪，大多数人当然只能接受。这种“打工人的自觉”当然没有错，但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自我。在现实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单位负责人张嘴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太自我，不好管”，但这实则是个标准问题，对于许多老一辈来说，只要不跟自己保持一致，那就可以归入“太自我，不好管”的行列。在这个社会上，“巨婴”无处不在，巨婴本身就意味着从未寻找到自我。与其担心中国人太自我，不如多呼唤一下真正的自我。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理解何为“自我”，那么对自己、对别人都会好得多。当然，“自我”与“自私”这种简单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仍然是认知天花板。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关于西方人分餐吃饭的，评论区很多人说“老外都是自己吃自己的，说到底就是人性的自私，不像我们中国人，大家坐在一起，一桌子菜，谁都可以夹。”行，你们真行。

早上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自述，简直是情境感十足。话说一位朋友，偶尔会在家族群里发发牢骚。大家都知道，因为人员结构等问题，不少家族群都是政治谣言和养生谣言的重灾区。如果能摊上一个有事才说话、平时安安静静的家族群，简直是三生有幸。这个朋友数了数，在自己的家族群里，“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过三四十次，阿拉伯战争打了上百次，乌克兰已经被俄罗斯横扫了几十次，‘每天吃一点能活99岁’的食物已经不下百种，癌症已被二三十种食物攻克，上千名濒死癌症患者被老中医轻松治愈，依靠中医养生活到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已经不下三十位……”朋友没忍住，就摆事实讲道理，将谣言一一揭破，顺便吐槽了一些社会现象。然后群里的长辈们就教育他：“年轻人别太极端太偏激，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偏听偏信，你摆出来这些都是资本、政治和媒体的骗术。哪里都有好有不好，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被一群习惯非黑即白思维的人说自己“偏激”，朋友当然不乐意。可他发现，所有事情都说不清，自己摆出来的任何真实数据、权威资料和早已被证实的东西，都被说成是假的，但那些抖音上胡说八道的谣言，在老一辈眼中都“有道理”“客观理性公正”。如果试图讲逻辑讲道理，那么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就能砸过来。于是他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做法很简单，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来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人感恩或者抒发正能量，他跟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年轻人吃不了苦”，他跟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人骂其他国家，他跟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社会都是被资本搞坏的，风气被年轻人带坏了，他跟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人夸别人家孩子，他跟一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终于有人受不了了，批评朋友胡搅蛮缠，他留了一句“原来你们也知道天天‘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是胡搅蛮缠啊？”然后就退群了。当然，我觉得以滥用“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者的调性，他们会说“如何使用‘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这句话，也不能一概而论”，确保自己永远有道理。类似“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凡事都有好有不好”，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在这个社会，滥用这些话的人实在太多了，将之当成了不讲道理的武器。更何况，“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典型的病句，“凡事”本身不就是“一概而论”了吗？所以你会发现，“凡事不能一概而论”的使用，基本就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当对方不赞同你的意见，又想表现自己的理性客观公正时，他们就会说“凡事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是他们自己认同的东西，很可能张嘴就是“做人必须如何如何”“人就是应该怎样怎样”，如果你用“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反击，对方还会不高兴。这些表达实际上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信息增量。在网上讨论过问题的人都知道，如果对方搬出“凡事都有好有不好”的句式，正常探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不管你说什么，对方只需要搬出这句话，就能将你拖进泥潭。比如你说希特勒是个恶魔，他跟你说希特勒也有好的一面，你说那个杀人犯十恶不赦，他跟你说杀人犯也有好的一面……他说的确实没有错，希特勒确实有长处，再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或许也有过刹那人性，但这些“正确的废话”，在这种讨论语境下无异于混淆是非。这种表达的糟糕，并非语病那么简单，它几乎阻挠了所有正常沟通的可能性。因为那些喜欢说“凡事都有好有不好”并以客观自居的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往往都会以类似论调作为反驳依据，将对方拖入逻辑泥潭，却忽视了事情本身，将是非利弊都弃之不顾。辩证法的“凡事都有利弊”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用于生活，则是一种取舍。比如喝水可能会呛死，这是它的弊端，但人不喝水会死，所以我们取其利，还是要喝水。吃饭可能会噎死，这是它的弊端，但人不吃饭也会死，所以我们取其利，还是要吃饭。换言之，凡事都有利弊，仅仅是一个人生取舍参考，而且因人而异。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的利弊权衡为准，而不是将“凡事都有好有不好”当成反对理由。重要的不是“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具体到每件事情应该如何“论”。重要的也不是“凡事有好有不好”，而是具体到每个人每件事，利弊好坏该如何选择。但现实中，因为逻辑教育的缺失，大多数人始终没学会讲道理，所以一切都停留在“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式的废话上。当然，道理讲得再多，现实还是一样。所以像我那个朋友一样，用魔法打败魔法，用“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对付“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虽然也无济于事，但最起码爽了一把，对不对？

在《恐惧景观》中，段义孚提到一个小实验：用玻璃遮盖一个看起来像悬崖的外部环境，岁数越小的婴儿越相信他们的触觉，他们轻拍并舔舔玻璃板后，会毫不考虑视觉证据，开始在“峭壁”边缘爬行；岁数较大的婴儿由于已经开始更多地生活在视觉世界中，就会很“慎重”，会有一种“如果看上去有危险那就是有危险，不管我的手告诉我的是什么”的思维模式。当然，这只是“恐惧景观”的一个小小例子，它绝不仅仅停留在视觉层面，而是意味着人类与世界的一场拉锯。段义孚在书中总结道：“什么是恐惧的景观？它们是混乱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混乱的力量无所不在，人们想要控制它们的行为也是无所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类构造物，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恐惧景观的一部分，因为它的存在包含整个混沌。因而儿童的童话及成人的传奇、宇宙迷思，以及哲学体系，都是人类的心智构造的庇护所，人类可以在那里面栖息，至少可以暂时避开经验和怀疑的氛围。”他继而写道：“与此类似，物质风景，像房子、田野和城市也都包含混乱，每一所住宅都是一个小城堡，建造来保护它的居住者对抗混乱；它是人类脆弱性的一个持久的提示。每片开垦耕耘的田地都是从自然那里夺取来的（自然被侵犯和毁坏），是人类不间断的努力所致。一般来说，地球上每个人造的边界，像树篱、城墙或电网，都是一种尝试，想要将敌对力量阻拦在外。边界之所以无处不在，就是因为威胁无所不在：邻居家的恶狗、穿着泥泞不堪鞋子的儿童、陌生人、疯子、外国军队、疾病、野狼、暴风雨等，多不胜数。”也就是说，所谓“恐惧景观”，主要基于人类的恐惧，还有由此而来的对抗。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宗师，段义孚对“景观”的探索从未离开过人。在另一部著作《浪漫地理学》中，他将对地理的求索视为浪漫的核心所在，“探险家在没有任何世俗补偿的情况下，为探知尼罗河源头、到达地球两极，抑或登抵最高山峰的愿望所指引。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若有人问，为何如此？我想答案大概是，有些人会在广袤与无垠面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相比“浪漫”，“恐惧”同样是一种人类无法摆脱的情感，甚至是更深层的基因。毕竟，人类的祖先曾在恐惧中勉力生存，未必顾得上浪漫。它也绝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因素，个体的恐惧固然是主观的，但它左右了个体的行为，所形成的合力深刻改造了人类社会。不管是“浪漫”还是“恐惧”，段义孚的地理学探索始终崇尚两极化价值观。他这样诠释这一概念，即黑暗与光明、混沌与秩序、身体与头脑、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等。如果具体到“恐惧”，我认为两极是“已知”和“未知”。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未知”，以及由此而来的想象，“只要看上去有些陌生和未知，就会对其产生怀疑和恐惧”。孩子会害怕黑夜里的影子，为了躲避内心恐惧，会躲在被子里，成年人为了躲避恐惧威胁，会建造房子保护自己。人类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努力进行探索、创造和控制。除了对世界进行探索，努力推动科学技术以扩展自身行动外延之外，人类还试图用许多方式消弭恐惧，比如创作各种神话和童话故事，从精神层面庇护自身。这一点在人类的早期体现特别明显，以至于将自然人格化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他们会将狂风暴雨、干旱水灾都定义为神明的发怒，以此来解释内心的困惑。“在远古人的心灵中，一个主要恐惧就是担心宇宙自身可能会突然崩塌。如果不用仪式和祭祀（包括人牲）来维持，就连自然的大循环周期也可能会失序。”比如美索不达米亚人就经常怀疑宇宙可能陷入混乱，而国家命运依赖于神的判决，举行典礼的用意就在于打消他们的这些担心。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更是将人祭这一做法推上顶峰，阿兹特克的都城特诺奇提特兰约有三十万人，每年都会有约一万五千人被用作人祭，其中绝大多数都为战俘。实际上，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确保有足够的牺牲品。阿兹特克文明富有活力，一开始默默无闻，却在不到二百年间就建起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帝国。不过，在他们眼里，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很不安全。阿兹特克人相信，在他们自己之前存在过其他时代，每个时代都在灭绝人类的大灾难中结束。“就连自然界最可预测的节奏也无法缓和阿兹特克人的忧虑。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若没有人血作为食物，它还会在第二天升起吗？”当然，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除了少数精英上层阶级，前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成年人都知道，饥饿的威胁和真实发生是常有之事。农作物干旱枯萎、被洪水淹没、被害虫蚕食的情况时有发生。人在不同的年纪，面对的恐惧同样不同。段义孚就在书中写道：“我们若是停下来认真思索一下什么是恐惧的景观，我们的脑海中无疑会浮现出一大堆与恐惧有关的景象：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怕黑，怕被父母抛弃；当我们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或是陌生的社交场所时，我们会感到焦虑；我们害怕看见死尸，害怕黑暗中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妖魔鬼怪；我们对疾病、战争、天灾感到恐惧；看到医院与监狱，内心会战栗不安；独自走在空无人迹的街道和社区时，担心会被打劫；担心整个世界的秩序会突然崩乱溃散。”人类为消弭恐惧而付出的努力，其实永无止境。段义孚乃至任何学者，对“恐惧”的描述也不可能完整，因为他们不可能说清有多少“未知”。而且，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恐惧也会“与时俱进”，技术革命一方面消弭过往的未知，但又使得未来世界呈现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这并非说人类的努力毫无意义，所谓“抵御风险的能力”，它确实存在，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相比“强者”，“弱者”的恐惧强度和频率都大得多。不止人类如此，自然界生物都是如此。正如段义孚所说，与神经极为紧张敏感的兔子相比，在非洲广阔的热带稀树草原上巡视自己地盘的狮子，看上去好像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比起捕食者，猎物有更多理由保持高度紧张与警觉。食草动物有许多比它们自身强大的天敌，为了活命，它们必须以最快速度逃离自己的天敌。经过无数年的进化演变，食草动物拥有了侧眼，这是它们具有的一种优势，有了这一优势，它们就能注意到四面八方的情况。缺少防御能力却特别警惕的兔子，实际上可能在其头后与头前视野重叠，就像俗语所说：“没有人能靠近兔子而不被察觉。”狮子则与其他捕食者一样有前眼。它们的正事就是发现猎物后去追捕和猎杀，它们极少有什么理由害怕敌人从后面向它们发动袭击。但人类为了对抗“恐惧景观”而制造的新景观，又往往成为新的恐惧来源。段义孚写道：“正是在城市中，才出现了引人注意的法庭、金融市场、政治权力和炫耀式财富。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人类贪欲和罪恶的一个里程碑。”同样，人类生活在一起并相互合作，就会成功地征服自然，但是随着人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地越来越多，在其内部失序和暴力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多。“城墙可以抵御外敌，但也会把群体和个人置于来自内部的暴力叛乱之中。人类集体力量一旦控制了自然，也可能会调过头来对抗社会的边缘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创造出一种惩罚景观，或是创造出一种更加微妙而巨大的官僚控制系统，在被征服前它会像自然自身一样强有力、武断和难以接近。”段义孚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景观和恐惧的阐述上，他的最终指向始终是人类社会本身。人类一直在寻求无忧无虑与和谐的生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区，人们有不同的判断。比如18世纪的欧洲学者，因为厌恶所处的腐败专制环境，就会对南太平洋群岛上的伊甸园和乌托邦生活充满了向往之情；19世纪的欧洲学者，因对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恐怖很是不满，又对传统乡村生活充满了向往之情；20世纪的学者们不仅仅批评科技社会，还批判原始狩猎采集社会。实际上，正是人对社会的不满，继而选择的逃避（迁徙就是最好的例子）与改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景观”的改造也始终贯穿其中。但更多的人仍然会选择“接受现实”，接受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甚至放弃思考能力，甘于被压迫和剥削。段义孚在书中以印度历史上的贱民阶层为例，阐释了这一现象，他写道：“贱民们对解放运动非常怨恨，甚至是无比感慨——对别人要引导他们离开自己的‘合法的地位’而无比愤慨。”这种“接受现实”，无疑也是基于恐惧。而将他们困住的“景观”，一方面让他们看不到他们恐惧的外部，一方面又成为困住他们的围城。书名：《恐惧景观》作者：[美]段义孚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译者：徐文宁出版时间：2023年9月定价：78.00元图源

每逢清明节，都有无数人跳出来赞美传统，说中国人历来敬畏祖先、敬重逝者，美好情怀世代相传，老实说我对这些说法是一个字也不信。几年前于贵州旅行时，在锦屏县隆里古城偶遇出殡。当地人的风俗与平时所见不同，送葬队伍十分庞大，足有两三百人之多。前面的队伍敲锣打鼓，仿若仪仗，却又不是那种悲伤的唢呐声，反倒如喜庆一般。觉得好奇，便多看了几眼。小城只有一条主街，所以游客只能站在路边石阶上等待出殡队伍过去。只见旁边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的眼睛，嘴里说着“不要看，不要看，这些看了不好的。”为什么“看了不好”？恐怕是怕“沾染晦气”吧。我相信，如果这对夫妇早知道会碰上这个场面，可能就会换个时间再来。在现实中，很多中国人对死亡这个事情非常忌讳。平时遇到出殡队伍会觉得晦气，去墓地更是要做足辟邪措施。如果你闲着没事干跑去墓地，长辈多半认为你是犯了神经病，还会担心你撞邪。这就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很多中国人最讲究敬重祖先，但嘴上说得好听，一年到头也就清明时节去拜一趟祖先——当然，很多人会说自己心里有，不过我内心存疑。布拉格高堡公墓▲南方的闽粤桂黔等省份有在厅堂摆神台拜祖先的传统，每日上香，但如今的城市年轻人也很难接受新居装修时留一个神台位，所以这样的传统也越发式微。可以说，大多数人与祖先的“沟通”机会，也就是清明扫墓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这一天，很多人似乎也很“嫌弃”，一边敬着祖先，一边担心碰上什么“脏东西”。有一次，我在所居小城里探访古村落，出来后打算去另一个村，导航设置了一条最快路线，结果开着开着才发现，导航APP百无禁忌，让我直接穿过本地的公墓。若是换成某些人，肯定大喊晦气。我倒是跟导航APP一样百无禁忌，不但没有避开这条路，还中途停车，走上半山腰，在自家祖先的墓碑前拜了拜。说实话，虽然我百无禁忌，但非清明时节去拜祖先，这还是第一次。偌大的公墓占据了几个山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一座座墓碑包围着我，记录着一位位远去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过往，可他们分明合力造就了巨大的天地苍茫感，让我心生敬畏。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与自家先人也建立了某种沟通，是以往未曾体会过的真正的沟通。同时我也在想，一座容纳了这么多逝者的公墓，每年只有清明时节才人头涌涌甚至塞车，平时时常空无一人，说明了什么呢？奥地利玛利亚沃特的公墓，面向无敌湖景▲这样的情境，让我想起了曾在波兰一座墓园里的经历，也是一段我曾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经历。作为一个百无禁忌的旅行者，我除了热衷寻访名人故居之外，还一向有逛墓园的爱好。我的朋友贾葭喜欢探访名人墓地，我也喜欢，但更喜欢的却是普通人的墓园。在欧洲旅行时，教堂旁往往有当地墓园，我总会进去逛逛。西方人对死亡和逝去者的态度，与东方人大相径庭。东方文化给死亡赋予了很大程度的神秘感，也因此多了些禁忌。而西方文化面对死亡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生者与逝者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界限和距离。库特纳霍拉人骨教堂人骨灯▲也正因此，中国城市的墓园往往远离市中心，买房后发现对面山头有墓地而打官司的事件也并不罕见。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墓地是需要避忌的东西，是不能在日常见到的东西。但西方城镇的墓园并不会远离市区，往往在市中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许多墓园早已成为景点，比如布拉格的犹太公墓和高堡公墓。最著名的当属捷克库特纳霍拉的人骨教堂，它收藏了四万多具人骨，连教堂里的吊灯、圣坛、十字架和圣杯等都是由人骨制成，教堂外还有当地的墓园。在国内许多旅行攻略里，常称之为“恐怖教堂”，但说实话，我曾两次探访它，始终只感到神圣，从未有恐惧感。我最喜欢的，是总能在墓园里见到当地人。而我所要提到的这段经历，便因人而美。那是一个夏日傍晚，我驾车离开波兰奥斯维辛。因为当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里见到太多残酷的历史印记，我的心情难免压抑低落。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时，我临时起意，选择下车进去看看。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地区，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才七点多，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这也许是奥斯维辛人的主要墓园。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就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一位中年女性侧身坐在一座墓碑前，正与墓中人私语。她与墓碑一起沐浴于阳光之下，见我走进来打破这片宁静，她冲我微微一笑，点头致意。奥斯维辛的当地墓园▲那一刻，在集中营遗址中所压抑的情绪烟消云散，我真实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小确幸”。我无意去比较东西方文化在生死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它有太多历史因素，早已根深蒂固，但我仍认为：一个对出殡场面、墓地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很难对自己逝去的先人有什么真正的尊重。如果我们将与先人的沟通变成一年一度、清明时节才有的“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感”也未必那么真诚。图源

前两年我读过一本好书，名叫《仪式、政治与权力》，后来我写了篇书评，标题叫做《为何政治人物想干坏事前，都会专门制造仪式感》。其实人们现在很反感的“形式主义”也是一种仪式感，只不过是最低级的，不但没用，还浪费心力。在政治领域，仪式感无处不在，有些更有欺骗性。仪式感自古有之，甚至出现在“国家”等概念诞生之前。对于无国家社会中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政治边界是由共同的仪式规则决定的，比如一起参与祭祀。在政治意涵里，仪式感的存在主要为了彰显权力，它有很多载体，比如纪念碑。仪式感这玩意儿，好人能用，坏人也能用，很多邪恶势力都习惯利用仪式蒙骗民众。比如希特勒就是运用仪式感的好手，他将自己、纳粹党徽和纳粹致敬礼三位一体化，形成仪式的象征符号。他通过大型集会构建的宏大场面足以振奋人心，然后形成狂热民族主义。甚至可以说，越坏的政治人物，就越喜欢制造仪式感，因为他们想阐释的邪恶理念，与正常思维、逻辑和价值观相悖，因此无法用讲道理的方式表达出来，只能借助仪式感将自己神秘化。生活中的仪式感倒是没这么复杂，它很多时候被视为感情的表达。不过，正如我一直所说，很多概念、很多“好词”被搬到这片土地后，都会遭遇异化，变得可笑可悲。比如一说“自由”，许多人就如见了洪水猛兽般恐惧，立刻砸来一句“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别想着无法无天”，这其实只是他们对文明社会的“自由”概念全无了解，其实文明社会最反对的恰恰是为所欲为，因为那会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又比如“情商”，原本是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等内在能力，但早已被歪曲，变成了市侩圆滑、表里不一和口是心非。再比如“感恩”，往往被用来进行道德绑架和混淆是非，中国家庭里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你居然二十几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谁”，就是典型例子。“仪式感”也是这样，前些日子看到许多人在讨论仪式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他们说的可能不是“仪式感”，而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这个词，人们都很熟悉，工作中时常出现，消磨人的时间、精力和意志，让无数人陷入精神困顿，甚至毫无尊严可言。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形式主义（在形式主义中受益的除外），如果上班时间充斥着形式主义，那么下班就是喘息之机。但很多人推崇的“仪式感”，成了“下班后的形式主义”，让人彻底失去了喘息机会。大多数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何为仪式感。比如吃饭，有人认为一定要用上好看的桌布，加上精致摆盘，这就叫仪式感，但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比如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但折腾来折腾去，往往会变成一个大型逼婚逼生孩子的现场。这种为了仪式感而仪式感的场面，很多人并不陌生，在社交媒体时代更是如此。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极具仪式感的照片，背后可能是狼藉一片。有人租华丽房子营造仪式感，拍完照片就回自己的“狗窝”，有人团购酒店豪华下午茶营造仪式感，然后原封不动转给下一位继续拍照。尤其是感情当中，一些人还将仪式感当成满足那些过度物质欲望的渠道，结果就折腾成了虚荣。也有不少人将仪式感当成了单方面的东西，认为“我需要仪式感，别人就得配合我”，却忽视了仪式感的根基是感情与尊重，它应该是双方的付出和认同。生活中还有许多人，平时过得特别粗糙，但却牢记每一个所谓的纪念日，也很重视各种节日，这种思维当然会导致生活中的形式主义。仪式感到底是什么？对于个体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营造但无需刻意营造的东西。拿前面的例子来说，三年才做一次饭，做一次就要考虑桌布配色和摆盘，然后花一小时拍照三小时修图，东西都忘了吃，这种就是“刻意营造”的仪式感。但有些家庭，每天都会在餐桌上放一瓶鲜花，十年如一日用着漂亮餐具，每天自然而然地坐在桌前吃饭聊天，无需拍照发朋友圈也能自得其乐，这就是养成习惯的仪式感。有一年，我在德国旅行，黄昏时游荡于魏玛郊区，试图探寻这个旧日德国文化中心的生活气息。时值晚冬，我经过的是一个寂静街区，窄窄的马路旁停满了车子，两旁是一栋栋红瓦斜顶的精致小楼。透过窗户，可以见到温暖灯光，温婉主妇正在桌前配餐，孩子在灯前读书，夫妻在窗台边拥吻……这个黄昏太过安静，连过往车辆都似乎无声，我甚至会觉得那些窗户如同商店橱窗，里面的人与物都是不真实的。但要说起“仪式感”，我总会想到这个瞬间。它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正的仪式感。换言之，个人和家庭的仪式感应该出于自然，甚至根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词的存在，就能不断履行仪式感。如果刻意强调“我要仪式感”，那么就会显得很傻，甚至给自己找麻烦。仪式感的基础也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互相的理解和尊重。仪式感也不应该是束缚，而是一种舒服自然的状态。那些伪仪式感，只会毁掉真实的生活。

前两天，深圳龙岗公安分局通报了“一男子博取路人同情骗取资助”的案件，证实涉事男子王某（58岁，无业）多次骗取小额资助，对其处以行政拘留。话说一位年轻人在深圳街头遇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问路，对方称自己身上只有5元钱，要步行3个小时到深圳北站，年轻人动了恻隐之心，给了老人15块钱，还要帮他买车票。因为有随手拍视频的习惯，年轻人就把这事发了出来。结果评论区变成“受害者大聚会”，有网友说“我都毕业2年了，他还没走到北站”“我也给过这个老爷爷100元，当时也是看着他眼含热泪不像是骗人的”……在社会上，这样的骗案并不新鲜，许多人早已有了“免疫力”，也始终有人会上当。去各平台的评论区看看，人们都说善心不该被利用。也有一些“社会经验丰富”的人，认为受骗者是“傻白甜”，发出了“居然这样也会上当”“现在年轻人真不行，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之类的感叹这种批评当然不是第一次，去年有一个词曾经火过一阵，叫做“清澈又愚蠢”，形容的就是这种“容易上当”的年轻人。当时有个说法，人们仅需简单三步就能轻易分辨出尚未被社会毒打的大学生：首先，要拿出买菜挑新鲜鱼的架势来观察年轻人眼眸的清澈程度。如果眼神清澈中还带着一丝愚蠢，方可进入第二个鉴别环节。其次，手抓一堆糖果并随机分派给年轻人。如果对方毫无疑问地一把接过、马上吃掉，且不忘说一句“你人还怪好嘞”，便可放心进入第三环节。最后，观察其在乘坐公共交通时的行为举止。如果对方在打游戏、听音乐、看视频时没有选择公放，遵守先下后上、礼让行人的乘车告示，那么恭喜你，你成功找到了不折不扣的清纯大学生。简单点说，在这个社会上，越文明，就显得越稚嫩。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在某些地方，一个人不能太温文有礼，因为这会让你显得好欺负。在中国家庭教育中，“凡事留个心眼”可以说是从小说到大，“信任”二字往往被视为幼稚。所以去年有个帖子曾经引发热议，发帖人说“之前在候车室里，旁边的小哥突然和我们说‘您好，我要去上厕所，能麻烦帮我看一下包吗？’他真的，我哭死。当时心里想这小哥绝对是大学生，居然委托一个陌生人帮他看包。”这种对陌生人的信任，真是太少见了。去年夏天，我去欧洲采风。途经波兰东部卢布林时，见到一群年轻人在城堡山下的阶梯处拍照，既有网红款，也有街舞款。被他们的青春打动，看了几眼，然后又走了几十步，发现他们的包包都扔在路边的长椅上。之所以确定是他们的，是因为又有迟到者跑来加入了他们，只见他随手把自己的包包往长椅上一扔，就跑向同伴们。随手把自己的包包往长椅上一扔▲（叶克飞摄）我在旅行时，还经常遇到停车的难题。如果是停车收款机，那就好办，直接投币停车即可。但有些国家或城市会采用手机操作，我就两眼一抹黑，毕竟连安装什么手机APP都不知道。每当此时，我就只能求助于路人，希望对方用手机帮我支付，我给对方现金。但印象中，只有在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一次，对方收了我的等额现金，在其他许多个国家，人们都直接掏手机帮我支付，然后笑笑摆手拒绝我的钱。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打扮新潮的小年轻，帮我支付后，见我执意给钱，居然很羞涩，跑得贼快，跑出去几十米才回头跟我摆手说不用不用。虽然停车费只是小钱，但如此普遍的帮助，还是让我颇为感动。他们就像网络语言所说的“傻白甜”，看起来单纯友善。在中国社会，“单纯”早已经变成贬义词，就像“老实”沦为“蠢”“不灵活”“不会来事儿”的同义词一样。在网上搜索“孩子单纯（老实）”，热门条目都是“孩子单纯怎么办”、“孩子太老实了怎么改”、“孩子单纯就会被欺负”、“孩子不能太单纯”、“我家孩子单纯，我要担心死了”……社会当然存在恶的一面，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不会例外，哪怕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和城市，也不能避免暗面。这当然是事实，所以，提高孩子防范意识，教他们分辨好坏，都是必要的。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得出“单纯不好”的结论，那肯定是社会出了大问题。而且，即使一个人真的单纯到了“傻”的地步，也只能说明一点：他从未受过社会的毒打。很多人嘲笑单纯的人时，最喜欢说“他这是没被社会毒打过”，可是，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生下来就是为了挨打的吗？一个人如果能以“傻白甜”的方式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说明他身处的社会能够包容他的单纯，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安全的空间，这难道不值得羡慕吗？记得当年出国游刚刚流行的时候，有些中国大爷大妈出去跟团玩了两次，回来就会嘲笑西欧人特别傻。比如地铁明明不检票，可是他们还是习惯乖乖买票，超市明明有无条件退货服务，却不会买回来用几天再退货……但嘲笑者却从未想过：如果一个人不会钻空子，显得很蠢，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什么也不缺，不需要这样做也能生活得很好。一个没有匮乏感，无需为小利益而挖空心思的人，人生难道不幸运吗？这个社会有很多非常可笑和荒诞的逻辑，比如很多老人都会说以前社会风气多么好，以前的人多么单纯，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一切都没有信任，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当然，他们会归咎于“社会变坏了，现在比以前差远了。”可是，这真的是事实吗？抱歉，我从不相信“穷却单纯”。因为道理很简单，当资源极度匮乏时，每个人能够获取的生存资源非常有限时，每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争赢别人，因为争不到可能就会饿死。在这种状态下，谁会单纯呢？谁敢单纯呢？所以，这个社会总会呈现一种“抢”的状态，我小时候坐公交车，在青岛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人排队，车子一到，一群人就一窝蜂抢着上车争座位，有人甚至会大打出手。什么时候开始排队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人们的肚子填饱了，就开始考虑体面。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许多老年人在超市里抢个鸡蛋都会打架，为什么吃了酒店自助早餐还要在兜里顺点东西走，那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匮乏记忆。你能相信他们是单纯的吗？他们如果单纯，如果不争，根本不会活到这个年纪。一个人如果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为生计打拼，他确实需要有更多“心眼”，以争取更多东西。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一个人很难“傻白甜”，因为他随时要面对各种生产资料的争夺。相反，一个从小在无忧无虑条件下长大的人，因为物质富足，没有匮乏感，反而对物质的欲望会降低，同时因为拥有更多关爱，会注重一些超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不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梦想、与找工作和养家糊口无关的爱好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老话，体现着经济基础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现实中也很大程度上成立，要不然，大家怎么都喜欢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呢？又怎么会厌恶小县城啥事都要找关系的人情社会呢？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宽松的生活才会让人有条件“傻白甜”。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傻白甜，你应该感到庆幸，起码说明你为他提供了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不需要他小小年纪就为了生计奔波，不需要他拼命“长心眼”跟别人去争什么，这也让他更有条件成长为一个阳光、善良、有梦想的少年，也让他有更高几率成长为一个功利心不重、内心充满爱的人。当然，这不妨碍你教育孩子防范意识，让他了解那些潜在的危险。如果你坚持认为孩子太单纯是一件坏事，那么不妨去想想社会的问题。如果“有心眼”成为常态，“善良”成了罪过，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就像这几年网络流行的一句话：“浑浊变成常态的话，清白就是罪过”，这到底是人的错，还是社会的错？图源

今天是3月8日，一个属于女性的日子。这个节日来之不易，它所纪念的，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一代代女性为自身权利发声和苦战的历史。但在现实中，大行其道的“伪女权”正在消解这些可贵的历史，将“权利”二字狭隘化。还有许多人，打着“传统”的旗号，在肮脏的历史中寻找所谓的“闪光点”。那些后宫穿越文学的可笑，也蒙蔽了许多人。对某些朝代（如宋朝）的过度吹捧，也让不少人误以为历史上真的存在什么“开明包容”的时代。别再那么愚蠢了，真的。如果女性穿越去宋朝，不会觉得开明包容，穿越到其他朝代也不会。即使到了今天，许多女性也未曾抛弃心中的裹脚布，何况从前。下面是四篇旧书评的节选，它们会告诉人们，过去的女性所经历的是何等肮脏的社会。女性抛弃裹脚布就得到自由？不，那只是个开始书名：《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作者：【美】高彦颐缠足与反缠足揭示的一个事实是：女性身体始终被“秩序化”，缠足曾是女人过上正常生活、拥有好的婚配的必要条件。条件稍好的人家都会将缠足视为女子标配，拒绝缠足的女子会被全社会嘲笑。因此，女性面对制度性的身体伤害，只能放弃所谓的信仰和理想，毕竟她们无法对抗这一切。因此，一代代人变得麻木，以忍受换取所谓的安稳。缠足的疼痛让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一再放低底线。这种心灵的规训，从小被教育的服从和温顺，一切行为为了家族、夫家和子女的所谓“人生价值”，将内心欲望和自我价值全数压抑。她们没有机会表达观念，也无法见到广阔的世界。但遭遇了时代冲击后，缠足对女性的束缚、对男权的表现，反过来又变成了对女性的批评。也就是说，国家安定时，男性享受着权力，并以此对女性进行束缚，要求其缠足，但当国力衰退，遭遇世界大潮冲击时，感受到国耻的男性又反过来批评女性缠足。抛弃缠足当然是对的，但将国家的贫弱归根于女性的缠足，显然是可笑的。但类似的事情，从未停止过。反缠足的胜利并未带来当时知识分子希望的结果。在许多人看来，当缠足成为历史，女性就会得到自由，但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就像“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却剪不掉脑子里的辫子”一样，放足之后的女性，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直到今天。晚清民初的“反缠足”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正确”的运动。它的目的就是将缠足扫入历史垃圾堆，这当然是正确的选择，但在过程中却忽视了缠足的成因。简单点说就是没有触及文化层面的本质，因此也没有解决深层的问题。与反缠足的一致声音相比，反倒是一些反驳天足论的人，在论据中隐隐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比如薛绍徽，她反驳天足论，并非为了捍卫缠足，而是为了引出被大历史观忽略的另一个维度：女性自身的主观感受。在她看来，妇女之“自强”扎根于教育，缠足是个人的琐碎小事。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价值，大部分取决于她的教育、心智和意志。相比那些认为“把裹脚布扫入垃圾堆，女性就自由了”的观点，薛绍徽才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同时，当时政府的反缠足运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性的，就像他们鼓励缠足一样。高彦颐就写道：“国家权力此一侵入人民卧房之内的举措，不但前所未有，而且更具逾越性，因为侵犯的主要执行者及其侵犯的对象，都是妇女。”所以，“自从放足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成为例行活动之后，寻求象征性的胜利，便已成为它的主要内涵；表演本身就是目的。这种不协调的状况反映出国家权力过度膨胀所衍生的滑稽剧码，反而使人对于受到骚扰的缠足妇女，深表同情。”最终，“反缠足运动从自发性的传教士运动开始，发展到地方改革者的努力，再到例行化的国家官僚作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运动已经普遍予人一种衰竭感。揭露女性承受的磨难和耻辱的策略，也已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揭露策略依然带来嘲讽和讪笑，只是如今嘲笑的对象，成了那些男性官僚。据说，由于县长奉命按月上缴一定数额的裹脚布，以示放足绩效，于是，许多县长便从坊间购买全新的裹脚布，怂恿妇女以其污臭旧品交换新品，以此敷衍上级。”反缠足运动最鲜明的缺陷，是该运动对待缠足女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敌视女性的态度。清末民初最主要的男性思想家们，莫不认定缠足女子为戕害国族发展的废物和祸水，反缠足运动则延续此一思路，若非视之如幼稚童蒙，就是在公开场合掀露其身体，恣意嘲笑或查验，以逞羞辱。更何况，公开羞辱式的运动策略，本身就是吊诡的。“一个女人在解放别人过程当中所争取到的自尊与自由，与另外一些女人被逼承受的羞耻与束缚，其实有着必然的关系。”古代才女是自由象征？她们只不过是特权阶层书名：《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作者：【美】高彦颐许多人说起中国古代女性地位，时常会用“才女”作为例证。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促进了“才女文化”的繁荣。美国学者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指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里共收录女性作家4000余人，元代之前每代不过数十人，合计117人，而明代近250人，清代3660余人。而且，与宋代女性回避作诗甚至烧毁自己的文稿，以适应“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氛围相比，明末清初的“才女”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往往会成为家庭甚至地方的骄傲。所谓闺塾师，就是以教授上流人家的女儿儒家经典、诗歌艺术与绘画谋生的职业女性。这当然不是当时女性的常态，而是时代动荡的不得已而为之。明末战火带来各种流离失所，许多原本出身书香门第、衣食无忧的女性生活困难，不得不走上街头贩卖字画，或成为教师、作家和画家之类的职业女性。黄媛介和王端淑等才女不但经济独立，甚至还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在江南城镇间奔走寻求被雇佣的机会。但如果认为其试图以明清才女文化来彰显传统社会的女性地位，显然也是一种误读。正如高彦颐所写的那样：这些女性“在体制之内，能够灵活运用既有资源，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她们不是儒家文化权利运作的受害者，而是有份操纵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女性当然是极少数，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女性被压迫的事实。同时，女性的既得利益者需要作出大量妥协甚至合谋，为了确保自身的权益，她们不可能为底层女性发声。严格来说，她们更像男权社会的宠物，满足着时人的“才女想象”。所以，这种受教育和传播，绝不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冲击和反抗，反而是女性自发对男权社会的一种适应。如果只看到闺塾师乃至当时才女的相对行动自由，就很容易忽视她们与男性观念的内在统一。当时的女性教育主要分为身体与价值观规训、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三个层面，整体来说仍然是男性审美标准。即使明末清初的才女们构建了看起来非常自由的女性社交团体，也绝不是什么“女性权利”的印证，因为这些团体始终依附于父权社会，无法让女性成为独立的社会性别。所以，在各种社会议题上，这些女性团体乃至个体，都没有什么发声权。比如臭名昭著的缠足，这种身体束缚最终使得女性只能从属于家庭。正如高彦颐所指出，明末清初的“才女”现象，表面上看确实突破了一些时代要求，比如女性相对自由的抛头露面和流动，但实际上，这些突破并不意味着对“三从四德”这个基本要求的否定，而是对这一规则的巩固。“才女”和她们的女性读者们，实际上实在强化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将自身的文化成果服务于儒家道德。她们的作品迎合了儒家道德的需要，也因此得到了固有体制的包容。从这一点来说，才女现象与她们的作品，实际上跟缠足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女性穿越去宋朝，她还会嚷嚷“宋朝开明包容”这种蠢话吗书名：《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作者：[美}

昨天，瑞士又来了一次全民公投。众所周知，瑞士生活成本比较高，所以瑞士选民投票决定，向养老金领取者每年额外增发一个月的养老遗属保险金。当天还有另一项公民提案，为“逐步将该国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及以上”，在公投中则遭到明确否决。这样一来，从2026年起，瑞士按月发放的养老金将每年支付13次。养老金领取者个人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245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99万元)，全年总计达到31850瑞郎(约合人民币25.92万元)；已婚夫妇的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3675瑞郎(约合人民币2.99万元)，达到47775瑞郎(约合人民币38.88万元)。对这一提案坚决支持的主要是左翼党派，右翼和中间党派以及国内几大主要经济团体则表示不满，瑞士政府和议会也认为此举将大幅增加支出，明确表示反对。但根据全民公投的结果，这些反对声都已无效。增加养老金自然有利有弊，瑞士国内的分歧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相比事情本身，有些人更不习惯的可能是公投。他们会认为，国家大事岂能儿戏？政府都不同意的事情，怎么老百姓投个票就定下来了呢？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独裁者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意愿掌控公投。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当年希特勒独裁下的公投，实则是伪公投，并非真正民意的体现。而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也有政党政治的左右，即使也有舆论的各种引导，但它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瑞士前几年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2万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2万人民币，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而且，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我们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当然，民众会犯错，但即使真的如此，人们仍可在制度允许下进行纠错。一来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纠错空间，二来民众在公投中会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更好地纠错。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税修正，1978年的公投结果是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缩减房产税等税种，在某些人看来当然是“民粹”的结果，但到了1988年和1990年，加州民众在两次公投中多半选择了增税。图源

先说个小故事吧，上赛季初期，中超的山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被有关部门带走，几轮后韩国足坛教父级人物崔康熙上任。当时为了欢迎新主帅，有泰山球迷挂出了崔康熙身穿龙袍的合成照片，称其为“康熙大帝”。这个梗其实并不新鲜，毕竟崔康熙此前在中超已经有过两次执教经历，许多球迷都这样称呼他，何况还有那档经典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珠玉在前。但立刻有人跳了出来，认为球迷此举简直是“辱国”，原话是“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形象来舔一个外国老头，这是对中国历史伟大人物的侮辱，也是民族自信心的沦丧。”你看，这个社会上总不缺这样的人，干啥啥不行，上纲上线第一名。我从不认为康熙是什么伟大人物，所谓“康乾盛世”水分也很大。更何况，在现代文明社会，伟大与否与能不能拿来调侃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思维停留在前清时代的人当然不会懂，你没法指望那些将康熙视为伟大人物、脑袋后面没辫子但心里却有辫子的人，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跪着思考问题。他们的自尊心其实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自己心里住着的皇帝。所以，当别人不肯跟他一起跪下时，他就会很激动。昨天，中超的山东泰山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亚冠淘汰赛中客场4:2击败日本川崎前锋队，实现两回合总比分逆转。开局的2:0冲击波和补时读秒阶段的绝杀球，着实令人热血沸腾。在后金元时代，中超球队能在亚冠赛场上踢成这样着实不易。最值得赞美的是主教练崔康熙。去年接手山东队时，他绝对是临危受命。上赛季开始没多久，山东队原主教练郝伟、前国脚金敬道、曾经的中国足球第一希望之星郭田雨都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样被带走的还有曾经的韩国K联赛MVP、中场核心孙准浩，他在山东泰山队中的战术地位极其关键。伤筋动骨、士气大挫的泰山队，在联赛前八轮只有一胜，悲观者已经提出保级问题。但崔康熙来了之后呢？球队一路追赶，冲到联赛第二的位置，并在遭遇一次次离谱判罚的情况下，将联赛冠军悬念保留到最后阶段。亚冠小组出线，足协杯也进了决赛。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一支风雨飘摇的球队脱胎换骨，崔康熙的水平不言而喻。但在简体中文网络关于崔康熙的文章里，“低情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文章里总是说，崔康熙治军严厉，但性格固执、情商太低，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可是，一个能够迅速调整球员心态、增强团队凝聚力、使团队迸发最大战斗力的主教练，一个能够捏合、把控整支球队的人，你说他没情商，骗谁呢？唯一的解释是，你说的情商跟真正的情商不是一回事，这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词都遭到曲解。甚至可以说，在无逻辑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再好的词也会被弄得面目全非。“感恩”就是个例子，往往被用来进行道德绑架和混淆是非，比如家庭里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你居然25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谁”，又比如面对社会阴暗面时，不问是非先说“感恩”。“中庸”也是如此，所谓“中庸之道”是指待人接物不偏不倚，不因个人喜好而有偏颇，也不因对方的权力地位而偏颇。可许多没文化的人直接将之等同于“和稀泥”，变成了“谁也不得罪”（当然，得不得罪主要看人，有权有势的首先不能得罪）。“情商”也是一个完全被曲解的词。按照定义，它包括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这五种特征，是一个人内在能力的表现。不过它早已经被歪曲化，变成了“会说话，不得罪人”，变成了市侩圆滑，变成了表里不一和口是心非，很多人将情商当成了能否升官发财的关键。从这一点来说，崔康熙当然没有“中国式情商”，因为老头子确实很固执，强调专业，不喜欢迎合。这段时间一直被骂的梅西，其中一条骂名也是“低情商”。不过有意思的是，也有许多说梅西情商低的人，实际上是打算以此为他辩护，认为他不是有心敌视，不是不尊重领导，只是情商太低。这种辩护也很可笑，因为跟不跟领导握手，其实真的跟情商无关。当然，跟村长科长握手都要弯弯腰的人不会懂这个。有人曾经这样总结：“中国式情商，并不是真正的情商。在中国式情商里，并没有热情、自制、激情、坚持，以及自我激励和鞭策、鼓舞。有的只是左右逢源、拐弯抹角，甚至是口是心非，满嘴谎言。”更有趣的是，情商里的那些要求，比如相处的分寸感、不强加于人、说话的艺术等，都被视为一种“对别人的要求”。那些喜欢把情商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毫无分寸，也毫无说话的艺术，但这不妨碍他们对别人进行指控和要求。比如说，A不爱应酬，但被B逼着去应酬，A到了现场有些木讷或者冷淡，B就会说A没情商。可是，B从来不会考虑自己逼着别人去应酬，这种毫无分寸感的表现是不是“没情商”。中国人对“情商”的歪曲，主要基于人情社会。新年期间，“回县城过年被暴击”成了热门话题。抛开各种故事中的流量成分，它的确呈现了一种社会现实。但如果对这种“现实”的理解停留在县城生活的巨变，那就浮于表面。留在县城的老同学开豪车、搞市政工程，体制内家庭无比安逸，还有商业体的繁华之类，内核不过是人情社会的阶层板结固化加落后地区的“反应迟钝”而已。小县城乃至三四五线城市，还有那些经济相对弱势的省会城市，体制内家庭更为板结化，往往是“全家都是体制内”，父母是，孩子当然也跟着是。毕竟在这样的地方，体制内是唯一收入稳定的地方，而且还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家庭自然是滋润的，毕竟地方财政全靠转移支付养着，至于基建，基本都是靠城投债撑着。通过关系做生意的空间也更大，政府工程当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做的。相比互联网等行业遭遇暴击、发达地区的体制内降薪，县城只是反应迟钝而已。我的朋友明扬前两天也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互联网大厂员工回家乡过年，年薪百万仍然不受待见，原因是他在老家亲戚眼中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相比之下，在县城里做个实权部门的科级干部，那就已经是当地的“上等人”，享受着巨大的社会红利，比如子女入学等办事优势，在亲戚眼中也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因为越是小地方，关系网就越重要。如果一个人放弃互联网大厂的百万年薪，回县城老家考个公务员，在家族中的地位立刻会从底层跃居排名前列的潜力股。当然，人情社会无处不在，农村的人情之风更盛。所谓礼尚往来，往往都是你给我多少礼金、我给你多少红包的斤斤计较。县城强调的关系网，大城市同样强调，唯一区别是大城市除了体制内之外，还有外企与私企等其他选择，小县城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正是因为人情社会的根深蒂固，所以中国人对“人情世故”才会如此看重，才会对“不跟领导握手”之类的事情如此敏感。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何等根深蒂固。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易劳逸对古代中国很感兴趣，将之视为一个迷人国度，他对近世中国的剖析也非常细致和严谨，也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及时转变感到失望。对专制的顺从，对国家主义的向往，本质上都是对传统的“坚持”。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一基本原则，就是“对权威表现出明确的服从态度”。在这种态度之下，对人情世故的看重、对“情商”的歪曲、对体制内工作的看重，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这两天，电影史上的经典反战名作《辛德勒的名单》在B站上被疯狂打差评，评分一度低至4.1分。而在豆瓣上，也有大量新的一星差评涌入，但作为曾有一百多万人评价过的经典之作，目前的评分仍然保持在9.5分。许多朋友都在慨叹世事之变，认为“新一代小将”再度诞生。我倒是仍然心存乐观，因为这种极端反人类的行为，注定不会是全部，而且即使喧嚣一时，也不可能持久。这些疯狂打差评的人们当然是危险可怕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也不清楚自己的立场，但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最终也不可能战胜逻辑和常识。今年是《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三十周年，它是史上最伟大的商业片之一，不但在1993年获得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佳绩，也被视为展现人性光辉的作品。故事的主角是身在波兰的德国人辛德勒，二战时期雇佣了一千多名犹太人在其工厂工作，帮助他们避免被屠杀的厄运。多年前，我曾游走于波兰克拉科夫的卡齐米日街区，这里是《辛德勒的名单》的主要取景地，也是当年犹太人遭遇屠杀的悲伤之地。二战后，这片曾经繁荣的街区几乎变成空城，但是我探访时，它已经迸发出勃勃生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给了它重生的契机，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历史建筑的修复，各种林立的商业，所依托的是人，是永远无法被消灭的韧性，还有对美的尊重。只有真正熟悉历史的人，才能懂得这种韧性和美的可贵。在中国社会，讨论国际冲突其实是门槛太高的事情，尽管连公园老大爷都能说上一天。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和逻辑能力都不足以实现思考，更不要说乱七八糟的信息源了，撕裂也是必然。但每个人都应该有基本价值观和正常人性，这是底线。反法西斯是二战的主旋律，也是正义，更是文明世界的准则。像希特勒这样的历史人物，早已盖棺论定，不是可以用所谓辩证法去“有好有不好”式评价的。可在现实中，许多人因为现实的倾向而迁怒于历史，甚至有不少人发出“当年希特勒不给力，没把犹太人杀光”的反人类言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无知，而是彻骨的恶。《辛德勒的名单》作为经典电影，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性，早已经受了时代与审美的一次次考验。它也早已超越犹太人和二战这一层面，直面人类的道德困境，呼唤个体责任和独立思考。无视作品本身、仅凭个人好恶对之打差评的行为，只算是单纯的发泄，也让自己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与之相对的是，以“手撕鬼子”等奇葩剧情招致过无数批评，早已沦为笑柄的抗日神剧《抗日奇侠》，之前却曾经被大量用户打出五星好评，一度从3.4分飙涨至6.7分。这种行径真的爱国吗？显然不是，“手撕鬼子”这样的情节恰恰是对无数烈士的侮辱。对文艺作品上纲上线，动辄以政治情绪煽风点火，制造各种仇恨和极端言论，本质上是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作祟。很多人慨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想想许多老人的思维模式，就会知道有些历史的伤疤从未消失。记得当年《色·戒》上映时，也有人入禀法庭，要求撤销《色·戒》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发行和放映。他们认为《色·戒》“亵渎先烈，宣扬汉奸，损害国家荣誉，践踏民族尊严，危害社会公德，挫伤民族自豪感”。这样的大字报式批评，谁又不眼熟呢？按照对《辛德勒的名单》和《色·戒》打差评的思维模式，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会被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遭遇抨击，唯有专门打造的样板戏“经得起考验”，文字狱会成为家常便饭。在文明社会里，容忍自己不喜欢的观点、政治认知和文艺作品，都是文明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没有这样的包容和理性，社会就会走向极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无意或有意滑向这个极端。这种状况不仅仅出现在政治层面，前段时间，曾经感动无数人的华语爱情片经典之作《甜蜜蜜》，在上映27年后再度登上热搜。不过这次是挨骂。骂它的人认为，男主角黎明是一脚踏两船，女主角张曼玉则是知三当三，整部电影三观不正。一些年轻人嚷嚷，这部电影要是今天上架，肯定要把它举报到下架。这不是第一次，随便找一部老港产片、老港剧、美剧英剧日剧韩剧，或者当下的影视剧，弹幕里都有无数“一脚踏两船”“小三”“渣男”之类的字眼。只要一个人在感情中面对取舍，一段感情涉及三角恋，男女角色就会挨骂。即使是《甜蜜蜜》，那些批判它的人不会关心男女主角在大时代下的沉浮，在异乡互相取暖的底层故事，甚至连完整电影都没看过，就第一时间做起了卫道士。许多经典之作都因此被批判，《廊桥遗梦》的婚外情主题就被批判过，《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被指斥为“男小三”。甚至连《梁祝》都没被放过，有人认为马文才和祝英台早有婚约，梁山伯和马文才是同窗好友，居然撬兄弟墙角，是绝对的“男小三”。影视作品如此，文学作品也一样，只要角色有换女友、出轨等情节，都有可能会挨骂。至于能不能登上热搜，那得看“运气”。不知什么时候起，年轻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渐渐趋向于卫道士思维，也更像如今的老人——也就是我们的父母那辈人，在一次次运动中成长，习惯了非黑即白。无论电影、电视剧还是书，抑或是现实，一个角色、一个人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只有两种结论，一是“渣”，一是“不渣”。一切情愫只要不符合封建礼教式的要求，就是“渣”。在他们眼中，人没有复杂的感情，没有不同阶段的心境，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情绪波动。在我看来，这是思考上的懒惰，更是一种智力缺陷。许多人会诧异，为什么21世纪了，世界文明如此多元，可竟有那么多年轻人就像被清朝人夺舍一般，主动当起了卫道士，热衷于审查各种经典文艺作品，天天批判这个是渣那个是小三。其实有什么好诧异的呢？有看样板戏长大的老人，当然就有主动审查自己，主动营造样板戏氛围的年轻人。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审查无处不在，审查也是他们能够从老人那里学到的唯一东西。你随便找个老人，八成以上机会都是卫道士。他们会说，许多电视剧、电影和书籍都是有害的，乱七八糟，充斥着各种资产阶级价值观，把孩子都教坏了——这不妨碍他们自己天天抱着那些抗日神剧不放，连“我爷爷九岁时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这样的台词都觉得瑕不掩瑜。他们对文艺作品的审视，往往也是二元对立的，即使他们从小批斗老师、打砸文物、不学无术，也不妨碍他们将“世风日下”归咎于他们的下一代和外国。我这代人是相对幸运的，曾经难得见到一些光亮，当然，成长过程中也习惯这些光亮被老一辈批判——小时候，谁没听过“看武侠小说就会跑去学功夫干坏事”“看香港电影就会变古惑仔”之类的武断臆测呢？真正遗憾的是，这样的光亮也会被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批判。《甜蜜蜜》乃至那一时代的流行文化，曾经滋养我们这代人。对于中国人而言，它甚至是历史上最包容开放的时光。只是，如果你不珍惜曾经见到的光亮，那么光亮也会离去。图源

经过几年来的世界动荡，许多朋友都表示过对未来世界的悲观。我倒是一直很乐观，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人类文明演进的门槛越来越高，这不是坏事。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让许多行业消亡，但人类同时也会拓展新的行业与领域。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人类，它会拓展人类的自由度，解放人们的精力，使得人们拥有更多时间，才智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继而带来人类社会的加速度发展。人工智能还有一个标尺作用，它依托的是科学，需要的是人类的奇思妙想与付诸实践。因此，人工智能想要进化，就需要支持自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它需要鼓励个体的参与，尊重个体的权利和意见，更需要在法律上提供保护。所以，人工智能会是政治体的一个标杆，能够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治体，自然会在未来拥有更大优势，人工智能也会反过来推动政治体未来的发展和效率。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还是政治体，未来都必须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拥有与之匹配、并且能够推动其发展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比如说对科学的信赖、对自由的捍卫、对常识的尊重、对个体的包容等等，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的准则，在人工智能时代会进一步加强。不过，对未来世界表示乐观，不等于对个体的命运乐观。因为人工智能对人类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没有足够的素质和三观，根本不可能适应。说起适应，“适应社会”是中国家庭教育里经常提到的词，但就像“情商”等词汇一样，他们把“适应”这个词也异化了。什么是适应？就是适应世界的发展和不同的环境。这当然没有错，但中国家庭教育里提到“适应社会”，往往只将之极端化和片面化，或者说是“只适应低标准”。不信？你想想中国家庭提“适应社会”时都是什么语境吧，最常见的是不是“不管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学着适应”“这个社会就算有再多问题，你也要学着适应”“哪里都有好有不好，你要适应，要学着忍受”……你看，都是在强调面对糟糕的环境时学会适应，有几个家长会跟你说“尊重自由、尊重个人权利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你要学会适应”？他们只会先把“自由”曲解为“为所欲为”，将“个人权利”曲解为“自私”，然后将你对自由的渴望歪曲为“你想为所欲为”，跟着再告诉你“没有绝对的自由”，还要指控你的个人权利意识纯属自私。又比如家长让你赶紧结婚生孩子，就会告诉你这是社会主流，你要学会适应，要懂得按部就班。可是你要是告诉他们尊重个人婚育自由才是世界文明的潮流，而且这个潮流已经有了一二百年，早已成为文明世界的常识时，他们可不会让你学会适应，只会说你这是异端邪说，是被洗了脑。人工智能来了，有几个家长会跟你说“孩子你要关注这个，在哪些哪些学科上加把劲，多看看什么什么期刊，留意一下什么什么讲座，以后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他们反而很可能会告诉你：“这些都是没谱的事情，中国社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你好好学习，毕业了赶紧考个编制旱涝保收安安稳稳。”所以，中国家庭教育里说“适应社会”，本质上就是“无底线适应”，只强调适应社会糟糕的那一面。说白了就是“你掉进粪坑了？那不要想着爬出来啊，你这是不适应的表现，你要好好在粪坑里呆着，学会在粪坑里呼吸、吃饭和生活，这才是适应。”但是，正常人的适应社会，不是应该努力从粪坑里爬出来，呼吸正常空气吗？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无底线适应”的路子，除了把孩子带到死胡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对文明价值观和开放有着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一个反文明甚至反人类的人，不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以ChatGPT为例，它确实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国内的几个“仿制版”却实在不敢恭维。至于是什么原因，对网络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本质上是开放网络和局域网的分别。如果你面对的网络有大量歪曲失实的东西，那么人工智能依托的基础也必然是歪曲的。同样一个学术问题，ChatGPT依托的是海量书籍、文献等数据资料，自然能贡献更好的答案，如果是压根看不到这些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又能给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不鼓励开放与创新，不尊重文明的教育，不可能教出合格的个体，如果教育的环境很恶劣，越“适应”的孩子就越糟糕。可以说，孩子被忽悠三年，被耽误的可能就是一辈子。很多老人都不会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根据他们的人生经验，被耽误并不是一辈子的事情。他们更相信个体的努力，作为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小时候并没有经历过完整正常的教育，但许多人仍然通过努力实现人生跨越。但人类这几十年的发展，本身就让许多经验逐渐失效。在人工智能时代，同样会有很多固有经验失效。更何况，老人们当年的奋斗经历本身就是历史上的特例。他们赶上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时代，赶上了全球化的风口，依托了中国自身的人口红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缺。以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老板为例，他们确实没什么文化，甚至大字不识，但只要胆子大够精明会来事加上好运气又撵得上风口，都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但这并不是漠视知识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由，它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人还会以同样方式成功吗？显然绝无可能。知识、逻辑、价值观，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在这个时代，许多人走在制造人工智能的路上，但也有很多人走在制造人工智障的路上，他们都在适应社会，也在适应自己的未来。但如何选择，看的是自己。

关于南阳迷笛音乐节，简单写几句。嘲笑南阳、瞄准河南打地图炮是最没意思的做法。倒不是不能批评，各地民风当然有高低，治理水平也有差异，这都是事实。但本质上来说，在这片土地上，每个地方的差异远远小于那些根深蒂固的共性。现实中有许多人对农村有迷思，认为农村就是田园牧歌、人心淳朴，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什么“穷但风清气正的时代”“乡村比城市更淳朴”都是大忽悠。要不然，人们为啥都愿意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呢？南阳农村肯定不是最糟糕的，而且有信息表明，事发村落距离城市很近，并非“穷山恶水”，甚至颇具经济前景。富庶地区的农村看起来好一些，也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一旦面对“诱惑”，情况不会有太大区别。至于城市，难道真的跟被嘲讽的农村有本质区别吗？南阳的“零元购”式偷窃，其实是钻空子行为。钻空子不是新鲜事，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是无数家庭所鼓励的。在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教育里，单纯善良天真一直都是贬义词。许多父母最担心“孩子太单纯，傻得要命，怎么办”，他们推崇的是精明长眼神有心眼。能钻空子就很棒，能钻空子还不被发现，那就是完美。我见过因为孩子不愿意偷偷插队，就当众骂孩子没用没心眼的，这种人当然很丑陋，但他们只是看起来吃相难看一点罢了。如果他们有“能力”、“混得好”，可以直接走后门插队，那么就会有无数人对此又爱又恨，骂的同时心底暗暗艳羡，然后告诉自己孩子“你看人家混得多好，你要好好学习，以后也做人上人”。参加音乐节的小年轻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只会“叛逆”一两天，回家就要努力学习考公考编了。他们的父母会告诉他们，一定要考上，有个一官半职，以后孩子入学都能方便一些。这当然也是插队，但有几个家长会不鼓励这样的插队呢？他们只会认为这是混得好、有责任感的表现。迷笛音乐节上偷东西的农民确实丑陋难看，但如果你在家里教育孩子要长眼神有心眼会钻空子，那就别嘲笑他们了。因为他们偷的是乐迷的财物，你希望孩子偷的是其他。把这些人城里的房子车子拿走，让他们去南阳农村种地，只会跟偷窃者一个德行，不会有任何区别。还是那句话，你看不上的东西、嘲笑的东西，就是你在捍卫的“传统”，也是你让自己孩子“适应”的未来。谁也别笑话谁，大家都一样恶心。

媒体通报▲山西大同大成双语学校的未成年人极端欺凌事件，其恶劣程度让许多人不敢相信，两个施害者的行为已近乎禽兽。对于受害者来说，这段经历如同地狱，所收到的侮辱和性侵必然会带来一生的噩梦。事实上，在此之前，受害者已经有了轻生的念头。昨天的当地通报也让人们意难平，两个九岁施害者仅仅是不痛不痒的训诫和行为矫治，外加向受害者道歉，这两个小恶魔的家长也不过是接受训诫和家庭教育指导。尽管两个“小恶魔”仍然没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但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合乎天理人情。有人就提出，英美法系中有“恶意补足年龄”，即罪行如果十分恶劣，可以判定未满年龄的儿童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还有许多人认为，不能放过施害者的父母，应有天价赔偿。但很显然，这些愿望在一个习惯和稀泥的社会里很难实现。前不久，也是在山西发生的“男孩被迫吃粪便”事件，结果是双方家长达成和解，尽管“和解”二字引发网络群嘲，但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受害者家长会受到多少压力，和稀泥既是常规解决办法，也是“适应社会”的表现。事实上，从事件曝光开始，每一步的走向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受害者别无选择。所以，尽管这次极端欺凌事件里的两个施害者如同恶魔，但我觉得比他们更可怕的是学校的反应——也是各种社会事件的普遍反应，你可以将学校置换成其他掌握相关权力的机构名字，保证不会违和。学校做了什么？先是将控诉自家孩子受害的母亲踢出家长群，然后警告其他家长不要转发视频和外传消息，否则会因为“造谣”而承担法律责任。在所谓的调查期里，如果事件没有在网络上发酵，等待受害者一家的会是什么？成年人都明白。就像许多类似事件一样，作为受害者，唯一求助的渠道就是许多人口中“将社会搞乱的网络”。现实中有许多人都习惯将“网络太乱了，把社会搞坏了”挂在嘴边，这种拉不出粑粑怪马桶的逻辑，只能说明他们的脑子一团浆糊。前几年有个事情，有人要跳楼，下面一堆人起哄让她快点跳。因为这些冷血看客在怂恿自杀者的过程中发朋友圈，发快手发抖音，所以有人认为，网络助长了猎奇和冷血心理。看，网络真是个筐，有什么坏事都往里装。这些认为网络助长猎奇和冷血心理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文化程度有多高，有没有上过中学。毕竟，在中学课文里，鲁迅就用“人血馒头”告诉我们，“看客”这种物体是中国历史的常态。那时候不但没有网络，绝大多数中国人连火车轮船电报这样的世界文明成果都难以想象，但不妨碍他们当个看客，猎奇又冷漠。哪怕是在我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怀念的黄金时代，也常常在报纸上见到一些对于“看客”的批评。比如有人勇救落水者，直至力尽，几百看客无一伸出援手，看着见义勇为者白白牺牲。在媒体并不发达、资讯传播也相对缓慢的当时，这类事件仍然频频曝光，引发社会讨论，本身就证明了“看客”思维的普遍性。至于孩子在公交车上见到小偷，父母捂住他的嘴不准其声张，更是常见。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家长来说，“社会责任感”“道义”这些大词都敌不过古人的俗话——“好汉不吃眼前亏”。说实话，单说“看客心理”这事儿，现在这一代老人比年轻人严重得多。这不仅仅是自古的看客传统，还因为他们的成长经历，一句话说错都可能会万劫不复，明哲保身比什么都重要，道德在保命面前不值一提。至于有人认为网络时代的丑恶太多了，有句话说得好：“其实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以前的丑恶事情，你没有途径看到，但现在有了网络，你有机会见到”。也就是说，你觉得以前坏事少，是因为你连网络这个渠道都没有。即使是网络暴力这些暗面，真正该追究的也不是网络，而是仇恨教育和不教逻辑。实际上，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网络甚至是唯一求助的渠道，这难道不是最悲哀最可怕的吗？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类似公共事件中，受害者通常会面对什么。当舆情仍未发酵时，也许会有人劝他别把事情搞大，不要破坏地方和谐。如果受害者是公职人员，组织也许会劝他大局为重，隐晦提示他保住工作要紧。如果他的亲戚里有公职人员，或许也会被派来开导受害者，不要连累大家。受害者的所有社会关系链条都会被发动，大家都会劝你不要太自私，你继续较真就是害了大家。受害者要不就是忍气吞声，选择所谓的和解，要不就是求助于网络的进一步发酵，变成一个“在网上把社会搞乱的人”。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即使是求助于网络也要看运气。即使事件发酵，可能也会有人制造“反转”或者向受害者泼污水。当受害者被迫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还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你好，我们要适应社会”。很多人总会说，哪里都有坏人，哪里都有好有不好，哪里都有校园霸凌。是啊，这些话都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当你的孩子遭遇类似事情时，你有多少求助渠道可以选择，有多少法律、规则和伦理可以成为你的倚仗，能够帮你讨回公道。选择“无底线适应社会”，那每个人都有求仁得仁的那一天，无非是不知道碰上哪件事而已。总有人认为，只要自己循规蹈矩，就能岁月静好，却从未想过，这需要多么大的运气。图源

按照一般说法，真正将“国学”二字的含义从“国家一级学校”延伸为中国学术，始于清末民初这一转型时代。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曾写道：“‘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国学”解释为“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我倒并不反对维护传统文化，但这种维护必须应先分是非，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性与现代文明价值观为准则。比如风骨，就是传统文化中极其值得保留和提倡的东西，但如三纲五常之类，被摒弃实在是理所当然。传统价值观的许多元素，与现代价值观并不相悖，比如善恶是非观念，比如勤俭节约，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有道家的“天人合一”，也与生态环保理念有所契合。又如管子所说的“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种对“礼义廉耻”四字的强调，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但可悲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伪国学”，多半只留糟粕，比如《弟子规》。这年头有很多智商检测题，对《弟子规》的判断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个题已经很“老”，老到连我这个主打逻辑与常识的公号，都不好意思将它搬出来。可是正如朋友所说，常识还是要讲，因为太多人没有常识。不过，朋友还有下一句：讲多少常识都没用，因为太多人在智识方面早就没救了。曾有这样一个判断：但凡打着国学名义伸手赚钱，然后将《弟子规》奉为必读经典的，必是骗子无疑。许多人会跳出来捍卫“国学经典”，但这群人的文化层次恰恰连何为国学都无法理解。我甚至敢断言，将《弟子规》奉为经典的人，大多数连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和背景都搞不清楚。《弟子规》推出的背景很值得探究，它恰恰诞生于封建社会中奴性最深、对人性摧残最烈，甚至使得中华险些沦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清代。也正因此，在《弟子规》中，只有“规”字，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思维。也恰恰是因为理性的缺乏，如今的《弟子规》信徒也有一窝蜂和极端化等特质。《弟子规》其实是清代一个落第秀才所写，生前无人问津。直到他死后一百多年，即鸦片战争后，才被人放在县里茶馆中供干完农活休闲的底层平民学习。换言之，它历史极短，受众为底层，充斥病句，在腐朽没落的清代都乏人问津。这样的东西居然能成为“国学经典”，实在荒唐。它主要介绍一些生活常识，但这些常识基于统治手段酷烈、尤其强调奴性的清代社会，于今不但不合宜，还颇有害。前些年，东莞那个“女德班”曾因荒唐而受关注。课上的观点实在亮瞎眼，认为女性只要不做生育机器和仆人，就会有报应，比如“女强人忽视老公，结果患癌，与老公修好后便得痊愈”。很多人以为这种荒唐不会重现，这可真是过分乐观，因为直到前些日子，还有学校出现了类似课程，甚至更过分。专挑糟粕，并非女德馆专利，而是“国学生意”领域的普遍行为。许多概念也在刻意曲解下变得肮脏，最明显例子当属“中庸”。“中庸”生动阐释了平衡和谐的理念，即使将其“技术化”，也应取制衡之意，如今却被曲解，变成不得罪人、不讲原则、随大流……“中庸”的被曲解揭示了伪国学存在的真正原因：其刚性需求者只是扯“国学”为大旗，为自身需要服务，国学大师和国学班的泛滥无非投其所好。比如父母希望孩子温顺，官员希望下属听话，便推崇《弟子规》。《弟子规》不倡导独立思考，又有大量糟粕。这种流水线式的道德规范不但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甚至和儒家思想也无本质联系，纯属满清进行愚民统治、奴化百姓的工具，如今却卷土重来。前些年在媒体上见过一个报道，提到一份少年国学班的招生简章，大概意思是如果孩子叛逆、不听话，就来学“国学”，诵读经典的同时去儒家圣地接受一下心灵洗礼，几天之后就可以还给你一个听话温顺的好孩子。稍有点文化层次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招生简章不屑一顾。但负责推广的商家却说，这个招生简章还真吸引了不少父母，连办数届仍不缺客户。搞笑的是，推广者并未感激这些客户，反而抱以深深的鄙视。他嘲笑这些客户普遍素质低下，即使拥有高学历，也是死读书的典型，估计除了教科书再没读过其他书，毫无人文修养，因此才会上当受骗。更讽刺的是，他还提到自己曾为了国学班的事情请客吃饭，两位连孔子孟子庄子都分不清的官员均大谈重塑国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听话了，下属不听话、孩子不听话，就得重拾国学，让他们学会尊卑”。毫不意外，他也把这两名帮了他大忙的官员列入了白痴的行列。这种商人看不起客户的故事，讽刺意味极强，是极好的小说素材，也是朋友相聚时极好的笑话题材。但是，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就让人笑不起来。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忽视了两点，一是人文、审美，一是逻辑。人文与审美缺失的同时，极端的“实用主义”影响了许多人，他们只看重“立刻有效”的东西，脑子里完全没有“底蕴”这一概念。至今还有许多人认为文学作品没有任何用处，忽视了性情的培养。正因为没有人文基础，又喜欢“立马见成效”，才会被这些“国学速成班”所蒙蔽。逻辑的缺失则影响更为严重，因为没有逻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分辨力，亦是上当的原因。如果仅仅是把“国学”变成一门速成班式的生意，倒还不是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是专门“取其糟粕”，打造“伪国学”，然后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是先有某种目的或结论，再据此寻找“国学解释方案”。也正因此，如今的许多国学与其说是国学，还不如说是成功学。许多人原本就急功近利，恨不得孩子三五岁就跟老头一样，这种成功学为底板的“国学”恰恰是投其所好。“服从”也是“伪国学”的一块底板。像前面所说那个国学班的受众和支持者，无论是希望孩子脱胎换骨的父母，还是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他们所理解的“听话”就是单纯的听话，“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简单的服从。基于这个目标，他们想要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所以，所谓“诵读经典”，起步往往是《弟子规》之类的顺口溜。儒家经典中仅有的一点独立意识也会被剔除，剩下的那些经过曲解和加工后，彻底变成成功学、交际学甚至心灵鸡汤。甚至有人曾将儒家的君臣观理解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家庭观也以此类推，借以批评现代人在职场上、家庭中的不够服从。但可笑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老话，其实仅仅见于评话之类的通俗文学，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这种以通俗文学、民间俗语代替“国学”的可笑例子，实在数不胜数。这种“奴性”的渗透，在《弟子规》中极为突出。它并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只规定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而且其中又有大量的糟粕，比如“亲有疾，药先尝”这种有违科学的说法。《弟子规》最强调的就是“孝”，在中国往往被异化为服从乃至盲从。《弟子规》里的种种劝诫，都在抹杀孩子的尊严，强调“听话”。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催生现代文明，与独立思想绝缘，跟过度的“孝文化”关系极大。像“号泣随，挞无怨”这样的糟粕，完全与健康人格相逆，毫无独立意识可言。曾有“国学大师”称，企业家们听《弟子规》，最喜欢“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说白了就是教错了，你还得感激，骂错了，你还得顺着。这种依附关系，在企业家看来最适合他们的企业文化，老板说啥，员工听着就行。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可笑的，你给员工发工资，就成了员工的父母吗？更何况，即使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也应有起码的是非对错准则，而不是简单的“须敬听”、“须顺从”。曾有人说，中国式父母往往会陷入一个怪圈：他们极为重视自己的权威，所以重视面子，但他们并不明白的是，作为父母，权威应来自于讲道理明是非，有错就认，以身作则，如果端长辈架子或者找各种理由不认错，反而只会失去权威。五四时期的变革，曾使中国收获一批开明的父母。那个时代的真正精英，大多在家庭教育上往往也有成就，但他们终究不是大多数。近年来，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几十年前曾被砸得稀巴烂的国学。可悲的是，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怪圈：大量中国式父母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首先选择的不是审视自身，而是希望重拾“国学”，让孩子乖乖听话，但他们理解的“国学”却是彻头彻尾的伪国学，也就是《弟子规》里的这一套。从《弟子规》的流行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拥趸的特质：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真正的国学修养，对国学的实质一无所知（否则也不会选择《弟子规》这样的糟粕），或者以儒家（而且多半是“伪儒家”）代替整个国学。《弟子规》乃至国学，在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武器。父母希望孩子听话顺从，老板希望员工“勇于奉献”，至于独立思考，那当然是最要不得的东西。图源

前几天坐飞机去旅行，见到一个中年男性，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影子。我曾经在这个公号里写到的一些特质，他居然一一具备。一个人可能是生活中的慈父，家族中嘘寒问暖的长辈，但在社会上可能会大声喧哗、毫无公德、一心钻空子（这一切常常会打上“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责任”的名号），这种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不是挺常见？一个人对陌生人毫无公德、面目可憎，可是面对熟人时却非常客气，立马变得特别文明，这种人是不是在中国社会里也很常见？一个人看起来很有家庭责任感，对孩子无微不至，但又事事代劳，养育“巨婴”，还极其偏执，容不得孩子不听自己的，大事小事都搞一言堂，这种人在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是很常见？我最先见到他，是在候机厅。听口音和他跟别人的聊天（他嗓门太大了），应该是浙江一带的出国务工者。他所去的国家，三十多年前曾经短暂对华免签，许多人利用这个时间窗口跑去黑了下来，后来又带动了各种亲戚和老乡。他一直在关心自己大概七八岁的儿子，嘘寒问暖，一会儿问冷不冷，一会儿问困不困，但候机厅的冷气其实不太够，我看他儿子也在冒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同伴不止他的儿子，还有一群人。接近排队登机时，他早早排在了前列，同时不断用手指着儿子，让他在附近座位坐好，意思是“你小孩子别来受罪，我先排队就行了。”正式登机时，工作人员刚刚在闸口就位，他就大手一挥，家人们纷纷涌来。其中有他母亲——一个之后在登机时拿着行李长时间堵着过道，只是为了放在靠自己最近的行李舱（她说免得被人偷走），空姐劝说多次她都装没听到的大妈。还有四个女孩，最大的应该超过二十岁，最小的也有十岁。听称呼，这几个女孩子不是叫他三叔就是三伯，都是他的侄女。听她们聊天，应该都是移民二代或准二代。一个人排队，突然变成七个人排队，后面的人都有点懵。如果是一两个人，大家也见怪不怪，可是一下子来了六个，后面老外们的表情就变得很奇怪，鄙视自不必说，还有年轻人一脸“没见过这场面”的惊诧。尽管大多数行李都已经托运，他们的东西仍然不少。可是儿子两手空空，几个女孩都只背着自己的小背囊，所有沉重行李都给了这个中年男性和他的母亲。他背着一个大背囊，胸前挂着一个，然后还拖着一个可登机的行李箱，不停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只是负责拿行李，分配到七个人头上是符合登机要求的。即使如此，他还不忘呵护手上空空的晚辈们。他对家人乃至家族，无疑有着过剩的责任感，但这种呵护算不算溺爱？最有意思的是，正常人都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和机票登机，他却像导游一样，将七个人的护照与机票一起拿在手上。他反复强调孩子们不靠谱，必须统一保管，但那四个女孩显然都有了自主能力，只是抗议无效。他将七张机票一起递给工作人员，反而增加了后者的工作量，其实一人一票，是最简单和省时的办法。说到这事儿，其实我以前也观察过。欧洲人坐飞机，即使是三四岁的孩子，只要能走路，父母都会将机票交给他，由他自主登机。这或许是一种自主意识的强调，相比之下，眼前这个中年男性的做法，再对比他儿子和几个女孩的年纪，实在让人没法不想到“巨婴”二字。排队时，中年男性一再跟儿子和几个女孩说：“很晚了，你们上飞机就赶紧睡觉”，而在登机后，他始终在不同座位间“梭巡”，哪怕因此堵塞过道。他的目的是为孩子找到更多空位，不用坐得那么挤，以方便孩子睡觉。正值暑假旺季，所以尽管是同一班航班，但相比几个月前乘坐时“一人一排”的空旷，现在人已经多到几乎坐满。唯一能让他钻空子的是机舱中段的中间最后一排座位，当他看到乘客基本上齐，那一排仍然无人时，便赶紧招呼两个女孩坐过去。想钻空子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中年男人，结果俩人就在飞机上吵了起来。他说这个位置是他先看中的，对方则说他一下子占了一排，这样太没有公德（这个对话真是太有趣了）。正当这时，第三个中年男人走过来了，他与这俩人凑巧都认识，赶紧介绍几句，七弯八绕扯上了关系。于是二人立刻变得熟络，扯着大嗓门开始套近乎，就像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至于刚才的争执，也变成了互相礼让，没完没了。这就是让人非常熟悉的“熟人道德”，我曾经在这个公号里探讨过这一点。说起“道德滑坡”，不少人都会归咎于市场经济。这当然是荒谬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从世界文明史来看，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和文明度更高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之地。老话也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沦丧与经济的关系，更多是因为市场的不充分，或者说是没有建立真正完善的市场，反而受到太多干扰，比如权力的寻租等。在道德问题上呼唤“传统”，将古代社会想象为鸡犬相闻的单纯时代，也非常可笑。生产资料和物质的匮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历史自上而下的“道德轻蔑”——虽然嘴上将“道德”看得极重。之所以说“轻蔑”，看看历史上强调的“优点”就明白了：政治斗争的血腥龌龊自不必说，民间故事所推崇的多是动不动就掐指一算，或是给人塞几个锦囊的“军师”，对诸葛亮、徐茂公、刘伯温、苗光义等人极尽神话。至于日常生活，相比嘴上对道德的推崇，实际上人们更重视的显然是“精明”这样的特质。“没心眼的好人=傻”，是许多人认同的社会等式。对道德的轻蔑，本质上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和等级身份的看重。“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这个概念，如今似乎是文明社会的基准，但在中国式语境里却往往是负面的。从古至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处世哲学就是“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所以更强调的是相互依存，而非独立自主。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建构关系圈子，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类似伯牙子期这种单纯的知音固然是千古佳话，但也仅仅是佳话，大多数人在内心里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显然更认同人的“有用性”，对方的社会地位、职位和关系网，显然比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高雅爱好更重要，一个人的价值，更大程度上在于将来能否“用得上”。所以“契约社会”一直遥远，“熟人社会”倒是常态。这种功利性的依存关系，必然导致对权威的依附。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服从”显然比“独立个体的人格”重要得多。今天随便跑去问一个小领导，他都会强调“有个性的人难管理，服从性高的人才成熟靠谱”，这里所说的“有个性”，甚至未必是真正的个性，只是“不够服从”。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一件事情，你觉得错了，那不等于错了，领导也觉得错了，那才是真的错了，如果领导认为是对的，大多数人会选择扭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硬要把领导掰过来。至于事情本身的对错，在大多数时候反而都变成了最次要的事情。“权威依附”只是道德轻蔑的一个表现方面，即使是日常生活中，两个普通人不涉及权力和地位高低的普通来往，也呈现出对道德的轻蔑。或者说，他们往往只强调“熟人道德”。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成年人在公交车上抢座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我没少见过。一个准备下车的人，随时会变成几个人的“猎物”，大家一边脚下摆好起跑姿势，一边观察周围“竞争对手”的动作，简直是常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熟人相见，两个人客客气气，守着空座位你让我我让你，客气半天谁也不肯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第三方陌生人想坐下来呢？门都没有，因为这俩人一边互相客气，一边很有默契地封住那个座位，不给第三人机会。这就是典型的“熟人道德”，为了一个座位，陌生人可以抢甚至大打出手，丝毫不管什么叫做文明，什么叫做体面，但两个熟人就会完全不一样。这种处世方式，全世界都会或多或少在一些人身上存在，但出现的概率绝不一样。一个有着强调“独立个体”传统的国家，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在一个强调“互相依存”的国家就恰恰相反，人们的面子只存在于熟人领域。就拿这个中年男性为例，在陌生人面前，他并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他可以变相插队，可以大声喧哗，可以乱占座位，但当与他争吵的人变成某种意义上存在社会联系的“熟人”时，他立刻就将面子放在了第一位。最终，他还是让两个女孩占据了这一排的三个位置，他和母亲、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孩则占着原先的七个位置。有趣的是，在座位分配过程中，他始终是指挥者，在安排每个人坐在哪里的问题上反复思量和调整，直到起飞之前仍然在腾挪。孩子们提出异议时，他会第一时间打断对方的话，不容任何质疑。这个人无疑是矛盾的，他疼爱儿子，照顾家人，但同时连自己拿机票登机和自行决定座位这种小事都不允许孩子选择。他习惯各种钻空子的行为，但当面对“熟人”时，又会立刻变脸，将原本无视的面子摆在了第一位。我以前曾经写过，虽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一种递进关系，因为现实原因，也因为真实的社会传统需求，许多中国人在实际操作中会将“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完全割裂。直至今天，许多人口中的责任感都是集中于家庭的，而到了社会上，可能一辈子连随地吐痰的毛病都改不了。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都会强调自保，为了自保就可以无视社会阴暗面和基本的文明逻辑，比如“在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不要声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当然，这里的家庭责任仅仅是一种自保，本质就是“别出事”）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中国家庭探讨社会问题时，“别乱说话”之所以成为高频词，当然也是基于这种选择。这样的个体当然是可悲和可鄙的，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什么让“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被割裂，到了二者只能选其一的地步？可以确定的是，当“家庭责任”只能与“社会责任”割裂时，意味着这种“家庭责任”也是虚假的，它只会让人跌入更糟糕的状态。就像我时常提到的：“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图源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朋友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尽量不要与人讨论社会议题，因为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因为大多数基本概念都被歪曲和混淆，所以总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境地。比如谈及“自由”，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错在他们将“自由”等同于“为所欲为”，对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自由”一无所知。又比如“辩证”，许多人的理解就是“凡事有好有不好”。这句话当然也没有错，但说这话的人往往将之绝对化，无视个体的不同需求。“平等”也是一个常被歪曲的词，许多人将之理解为“绝对平均”，但现代文明所定义的平等，是一种底线式的平等，即维护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人人的尊严都能受到尊重。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有责任照顾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实现分配正义，但这并不等于“均贫富”。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以对分配正义的研究而闻名，也是复合平等的倡导者。所谓复合平等，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沃尔泽归纳与证明了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即市场交换、需要与应得。不同的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沃尔泽认为，从古希腊到当代社会，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等人，他们对平等的关注仅仅集中于分配过程中的分配者和接受者，即以单一抽象的分配原则来分配物品，但却忽视了分配物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社会意义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它决定着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平等，但沃尔泽认为，这种平等观是一种简单平等，必然导致新的不平等。假如一个社会的分配行为是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施行，社会才是公正的，反之则是不公正。在沃尔泽构想的分配体系中，“自主”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开放的市场，能让人们在合法状态下自主赚钱，它就是平等的。如果一个市场总被权力左右，甚至完全变成计划，那么就必然存在权力的寻租和各种短缺，也会制造各种不公平。在《正义诸领域》中，沃尔泽讨论了市场、公职、休闲时间、教育和政治权力等领域。如今看来，其中很多观点理应是文明社会的常识，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认知层面的天堑。比如市场交换，永远存在成功者和失败者。有人会认为，这就意味着不公平，所以呼吁“平均主义”，但这种思维一旦落实，就会制造巨大的倒退。个体在市场交换中的成功和失败，其实都是正常的（前提是真正的市场，不是被权力左右的不够充分的市场）。失败并不意味着个体在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资格的贬值，需要的是社会救济和保障，也就是社会再分配的意义。所以沃尔泽指出，与市场相关的有三种再分配；市场权力的分配、通过税收的再分配、产权与所有权权利的再分配。公职领域的平等追求，如果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所有社会公职都应该向人们平等开放，每个公民都应有公平平等的机会原则。但任何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实际操作中，这是一个竞争过程，政府会界定竞争者的资格门槛，所以个体要想进入这个公平竞争的领域，首先要达到资格要求。所以，罗尔斯所希望的平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许多不平等反而是正常的，比如个人天赋和学历的差异。沃尔泽的复合平等，则放在了公职的权力上，即将公职人员的行为限定于公职目标，限制其特权，这也是避免专制与暴政的有效手段。无论市场还是政治权力，它的分配都需要基于社会成员的契约。这种契约是道德约束，用于将强者与弱者、富人和穷人联系在一起。这本质上也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即自由基于契约——而不是许多中国人曲解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的基础，是对权力的限制。书名：《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作者：[美]

近年来，每逢中考前后，“普职分流”都是热门话题。对于家长来说，“普职分流”简直如同鬼门关。多数家长都会认为，进了普通高中就还有希望，进了职高“孩子就完了”。这种心态当然可以理解，尽管许多专家试图解除这种忧虑，告诉家长中职学生也能考大学，但没有几个家长会认同专家所言。从数据上来看，专家的辩护也是无力的，比如2020年，中职学生只有35%直接就业，其他都继续求学，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错，但其中只有10%考入本科。相比普通高中，差别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职高的生源素质、求学环境和师资力量，都很难让家长信赖。即使部分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进入职高学点技术，许多职高也有与社会、科技脱节的问题。也有专家选择搬几块“他山之石”来劝慰家长，比如德国就是个经常出现的例子。专家会告诉家长，德国就是普职分流模式，初中毕业后，六成孩子会进入职业高中，只有四成孩子能读普通高中。潜台词就是：“看，德国这么发达的国家，都是搞普职分流的，而且分流的比例还很夸张，能上高中的只有四成。”我特别反感这种比较，因为它是典型的双标，还是“谈到义务就与国际接轨，谈到权利就讲国情”那一套。如果要求民众像德国人那样承受“普职分流”，首先要问的是，民众是否享有德国式“普职分流”的权利。前几年，我在写作《德国的细节》一书时，专门研究了德国的普职分流。德国工业的根基，除了强大的研发能力外，便是庞大的技术工人群体。尽管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极高，但德国并没有强调高校的“大跃进”，也没有提出大学生普及化，高校录取率和毕业率都不算太高，目前也有60%的年轻人没有进入大学，他们的去向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最佳就业方向当然是技术工人。在德国，产业技术工人的地位相当之高，薪水也很不错，普通技工的收入已在德国人均收入之上，如果是高级技工，收入可以倍增。当然，想转为高级技工，需要4-6年工作经验，还需要经过1000个小时在培训，以及专业技术、现代经济理论、法律基本常识和企业管理等四个方面的考试。所以，人们无需追求所谓的高学历，也不会鄙薄工人身份。据说，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雇主看重的并非学历高低，而是学历和专业与自身需求的契合，所以职业教育反而更受企业青睐。甚至有一种说法：在德国，除了如保洁等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外，德国企业不会招聘没有相关专业培训背景的员工。相比大学，职业教育也更受一些年轻人的青睐。如果一切顺利，一些人可以在26岁左右成为高级技工，同时因为此前几年作为普通技工的经验，有了一定经济积累。可如果选择读大学，以德国大学的学制，26岁恐怕还没毕业（德国大学要求非常严格，许多人需要延长学年来修足学分，前些年的平均毕业年龄是26.7岁）。何况，职业教育出身者如果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也有许多便利条件。职业教育经历可以被记入大学学分，而且毕业后在欧盟范围求职也更具竞争力。不过即使如此，前几年也有不少德国人认为过早分流不利于德国的未来，希望能够改革这一制度。看到差别没？德国的普职分流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职业高中有多少人能读大学，而是在于它的就业方向。技术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有足够保证，他们不但不是社会底层，反而还是整个德国经济体系的中坚力量，德国工业离不开一代代技术工人。更重要的是，德国的技术工人与德国城市市长、德国各部门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没有差别。比如大家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免费入读公立学校，除非对孩子未来有特别要求而且家里经济条件又允许的才会花钱入读私立学校。德国公务员乃至官员在子女入学方面没有照顾名额，个体不需要为了这些便利而去考公并拼命往上爬。即使没有成为技术工人，从事社会其他职业也不会在社会地位上有什么差异。职高学生和大学生都可以去做餐厅侍应或超市收银，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区别仅仅在于学历越高的人，未来的就业选择空间就越大。中国人说起“职业不分贵贱”，往往会报以嘲笑，并用“社会经验”否定这一说法。他们说的当然有道理，因为强调所有职业的“平等”确实很荒谬。但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先行曲解了“贵贱”一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不同职业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差异是全方位的。有些看起来更体面，有些没那么体面，有些收入高，有些收入低，有些社会贡献更大更广，有些看起来很平凡，这些都是事实。所以，职业的差别是存在的，不同价值观下的高低也是存在的，有条件的家庭希望孩子去当律师当牙医，而不是当收银员，当然是正常思维。但“职业不分贵贱”的“贵贱”，本质上指的是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职业差异的前提下，个体当然有收入、阶层上的差异，但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却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都有受教育的底线权利，无非是富人家孩子可以在这个底线之上有更多选择，既可以去免费公立也可以去贵族私立，这就是“不分贵贱”。所以，中国人对“普职分流”的恐惧，一方面当然是基于现实，基于社会本身存在的观念歧视。就像希望孩子考公一样，除了对稳定的追求之外，如果有个一官半职，也会显得更体面，并有许多实质上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对“普职分流”的恐惧也与大多数家庭一贯的教育方式保持了一致，可以说，许多家长自己就是将孩子推向困境的帮凶。我生于80年代，负责任说一句，我接受的社会教育和现在孩子接受的社会教育，在许多方面没有本质差别。“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在中国家庭出现的频率极高。许多职业早已被定性为“贱业”，是不好好学习的恶果。也正是这种思维，让“进了职高，孩子就完了”的思维更加根深蒂固。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这当然是对的，但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我认为是极其糟糕的做法。因为它只会加固孩子的等级意识，无法学会真正尊重他人。中国人谈“尊重”，往往与权力挂钩，尊重的程度会与对方的社会地位、身家和话语权成正比。即使“不要随便得罪人”的社会经验，也不是出于对底层的尊重，而是仅仅担心“有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对职业的贵贱判断，也是一种思维传统。但当父母总是用“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不好好学习就只能进工厂”的“社会经验”来教育孩子时，孩子可能连虚伪的客气都学不会。这种教育方式越普遍，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孩子就会越多，各种社会矛盾也就会有越来越大的激化可能，最终催生各种不安全。当然，情况肯定会有所改观，虽然是被动的——985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也不是新鲜事，外卖骑手里的本科率越来越高。所以，父母说“不好好学习就只能送外卖”，可能对孩子已经失去鞭策作用，只是在预言未来。

我的朋友贾老师曾有过一个经典段子：“让不让孩子报考新闻专业，这事儿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孩子是亲生的，那就千万不要。”我在媒体圈混过十几年，大学专业也算擦边，中文系出身，如无意外，这辈子也只能靠文字吃饭，毕竟别无所长。多年经历告诉我，这个行当的专业门槛相当低，是不是所谓“科班出身”往往没有实际意义。行业最辉煌的时期，都市报如日中天，真正的好编辑好记者大多不是新闻专业出身，而是来自五花八门的专业和院校，还有不少高中毕业、工厂打工再逆袭为知名媒体人的例子。它还可以拿来判断媒体质量：招人不强调新闻专业的，多半是好媒体，把新闻专业摆在第一条的，往往不怎么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字更需要天赋而不是训练，许多人即使读新闻专业乃至中文专业，然后在这一行干上二十年，写个两百字还是有一堆错字。至于新闻理想，跟专业更没有直接关系。就像我的朋友王天定教授昨日在一篇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对客观公正的信仰、对事实的敬畏、寻求真相的能力，本应成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现在的新闻学院，还有给学生这种训练吗？”到了这些年，甚至可以直接来个反向判断：读新闻专业的就别太指望了，反倒是读其他专业的主动从事这一行，可能会擦出火花。这几天，又有网红和新闻学教授论战。在我看来，网红的说法固然没什么逻辑，但“专业人士”的辩护也相当无力。比如拿新闻专业仍然广泛开办、报考者众多作为辩护理由，逻辑上就有问题。一个专业是否存在，未必与行业是否兴旺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有些专业的存在压根不需要考虑是否有对应的行业。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行业正在衰落，但对应专业却很“兴旺”，可能恰恰说明它走向封闭。简单点说，就是“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研究这行的越来越多”。正如王天定教授所写的那样：“发C刊，现在确实是新闻传播学教师最崇尚的能力，写论文、发论文，也成为各类课程教学的核心。我见到许多低年级的本科生，他们都是潜质优秀的少年，但和之前新闻专业学生不同，他们的兴奋点不是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实习，不是找什么报道选题，做出什么有影响力的报道，而是纷纷在谋划发C刊。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发C刊，他们说发了C刊就能保研，硕士研究生也是努力发C刊，因为发了C刊才能申博，读了博士更要拼命发C刊，发了C刊就能进高校当老师。”在一个媒体行业急速衰落、调查记者已经消亡、“新闻理想”沦为笑话的时代，新闻专业学生挤破头读研读博然后留在高校做新闻专业老师，实在是讽刺得很。高校里的网红学者比名记者多，也是相当荒诞的事情。如今媒体行业面对着诸多困难。以前强调新闻质量与经营并举，后来经营不行了，就强调深度报道；深度报道这条路逐渐又被封死，调查记者一个个转行，就开始强调权威性；再往后，权威性也一降再降，因为首发权逐步让位于各地政务发布的新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仍然不少，反正不去新闻口，还有宣传口，但离新闻二字越来越远，却也是事实——不要错误理解我这句话，它不等于我认为一个人进入媒体工作，就会离新闻更近，因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中国人谈起写文章这事儿，无论媒体还是公文，都喜欢“大文章”这个词，我对这个词反而一直有深深的厌恶感。因为所谓“大文章”，往往看似高屋建瓴，实则假大空。它固然能迎合某些需要，甚至能让写作者平步青云，但把人生这条时间线拉长，会发现得不偿失。近年来各地都有过不少例子，官员落马，能写大文章的秘书跟着倒霉，平时服侍周到的媒体人也顿时里外不是人，毕竟白纸黑字，阿谀之辞摆在那里。但凡遇到这种事情，就会有人慨叹“跟错了人”。可是，人毕竟是人，又不是狗狗，何必一定要跟着人呢？即使不阿谀，专写“大文章”，也未必是什么好事。三两年前的“大文章”，看似宏观，放到今天可能会全部被推翻。有人或许会用“政策变了”“领导思路变了”之类的话来搪塞，这话固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写这种“大文章”的时候，内心真的相信自己写出来的观点吗？驱动他写这种“大文章”的，到底是内心的独立思考，还是权力的力量？一个人的“大文章”，如果只能迎合几个领导或者几个部门，老百姓从来不看，那说什么也算不上大文章。文字这东西固然不值钱，但如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过个三五年还有人看（当然，也很可能被删了），那起码就没辜负自己。这点敬畏之心，其实也是值得坚守的理想。而且，“大文章”跟“名声”往往不可兼得。假话套话写多了，真朋友也就走光了。这两年有些时评选题会出现找一圈好作者都没人愿意出手的情况，说到底也是不想说假话、不想丢人。当然，编辑也很无奈，毕竟都是“规定动作”。是个人都有功利心，拿文字当敲门砖的事情也是自古有之，再堕落的例子都不少见。但相比其他行当，文字多半是更寂寞的，也远不如金钱与喝酒有用，但这也未必是坏事。至于媒体这个行业，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愿意真实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媒体人，比许多在媒体里领工资的更纯粹。在媒体里工作的人也少谈谈“新闻理想”，只要有“打好这份工”的觉悟，少写几个错字，赚钱养家糊口，就对得起自己。更不要拿“大文章”来标榜自己，说实话，这些所谓“大文章”，人工智能未来肯定可以代劳，而且还写得更好，起码没有错字。至于新闻专业，我听过不少支持者的说法，认为“新闻规范”很重要，只有科班出身才学得到。我每次听到这种说法都觉得很悲哀：花四年时间，才能学到这点“规范”，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适用，何必呢，人生有几个四年？

近年来，“如何让孩子离开电子设备”一直是热门话题。孩子沉迷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乃至网络游戏，都让人忧心忡忡。研究成果显示，初学走路的孩子，如果在屏幕前时间过长，大脑中的髓鞘形成水平会比较低，出现“脑白质异常”。大脑白质是神经纤维聚集的重要部位。大脑白质出现空洞，神经细胞便无法正常连接，这将明显影响孩子的读写能力和语言能力。事实上，不仅是针对小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孩子的整个认知功能发展都取决于他们大脑中髓鞘结构的完整性。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给孩子大脑造成的损伤将是永久性的。至于学生沉溺于游戏和短视频，以至于无心向学，在这个时代更是常见。沉迷者普遍会有精神紧张、性情乖戾、焦虑不安、沮丧抑郁，甚至参与网络霸凌等心理问题，还会导致视力下降、睡眠不足、肥胖和体弱等问题。甚至有沉迷电子产品的孩子，因为被父母没收电子产品而一怒跳楼自杀。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打压不行，还得靠疏导。在这事儿上，我最不喜欢的反而是那种刻意“怀念过去”的声音。有人一看孩子玩智能手机玩平板玩网络游戏，就说现在的孩子真可怜，然后回想自己的童年，列举一堆童年游戏，什么跳房子啊丢沙包啊，还有各种手工……最后来一句“我们的童年才最有乐趣”。作为一个80后，我不得不说：“别代表我，我可不觉得这样的童年最有乐趣。”我生于城市，童年时（80年代前期）已不算物质匮乏，吃喝有基本保障，但要说玩，还真没多少选择。作为男孩子，当年最喜欢的就是舞刀弄枪，木头刀枪是最常见的玩具，还有质量粗糙的塑料宝剑。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拿着兵器玩三国武将单挑，是我们极热衷的游戏。高二时，我拥有了自己的电脑，光荣公司的《三国志》立刻俘获了我。相比童年时的木头刀枪，电脑屏幕上的大地图更让我有纵横天下的快感。小学时，学校旁边的小公园是我的乐园，即使只有简陋的滑梯，公园的空地则是放学后玩丢沙包的地方。公园里的小摊更是有塑料小兵出售，那些粗糙的塑料小兵满足了我的战争想象。不过说实话，就算拥有再多玩具小兵，打起仗来仍觉得不过瘾。它们都不会动，乐趣明显受限。大学时，各种即时战略游戏走红，接连占据我的硬盘。就算是玩具小兵，也有《玩具兵大战》这个相当经典的系列。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掌机开始流行，许多人也热衷跑游戏机室。那时报纸上也有人质疑，认为它会让孩子沉迷，毁掉一代孩子。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其实无论是掌机还是当时流行的游戏机室，之所以倍受欢迎，原因很简单——它们确实比丢沙包、木刀枪和滑梯更有吸引力。确实有孩子沉迷于游戏机室耽误了学业，但始终是少数，而且更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孩子。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游戏和玩具，它们之所以存在，并扎根于我们的记忆，并不是有多好玩，而是因为我们仅仅拥有它们。所谓“简单的快乐”，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物质匮乏。老实说，在拥有电脑之后，我时常会有相见恨晚之感。相比电脑和网络提供的世界，我的童年真是太贫瘠了。不仅仅是玩具和游戏，其他领域也一样。当然，二极管不要急着跳出来质疑，说“社会活动更重要”，我没有说一个人的童年就应该把时间全部花在电脑上，更没有说锻炼身体、社会交际和亲近大自然之类的事情不重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动不动就把“现在的孩子真可怜”“我们童年最多彩”之类的话搬出来教训孩子的人，实在是太乡愿了。拿这类话劝如今的孩子不要沉迷于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不但无力（孩子们又不傻），甚至还会激起逆反心理。所以，要让孩子们不沉迷于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大人得先实事求是，承认它们确实更有意思更好玩更具吸引力，同时也要承认电子产品可以很大程度上丰富认知，为孩子提供更便利的学习机会，再在科学层面进行有效引导。在现实中，许多家长一方面认为智能手机有害，另一方面自己没空管孩子时，就将手机或平板丢给孩子打发时间。又或者一家人出去吃饭时，有家长不允许孩子玩手机，可自己却一直在刷短视频。这些做法显然都不靠谱，电子产品的诱惑力，成年人尚且无法抵抗，何况是孩子。而且对于现代人来说，离开电子产品就意味着与社会完全脱节，即使孩子做功课也需要手机和平板，一味地堵肯定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自控力就非常重要。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希米·康在《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中阐释了生理因素与电子产品的关系，通过对五种神经化学物质——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皮质醇和催产素的作用铺陈，了解这些物质在孩子身体内的作用，解释了孩子在使用屏幕设备时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家长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孩子的需求和行为，从而采取更加合适的教育方式。其中，多巴胺由引发即时快感的活动触发，带来瞬时的愉悦；皮质醇由带来“危险”或“压力”的活动触发，带来紧张和焦躁；内啡肽由专注和对内在目标的持续追求触发，带来安宁和平静；催产素由人际间的亲密交往触发，带来安全感和“被爱”的感觉；血清素由创造性的活动所触发，带来满足和自豪。希米·康认为，在电子产品不可能被完全屏蔽的状态下，父母能做的是优先培养孩子的重要生活技能和习惯，尽可能延迟他们初次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间。如果孩子才一岁大，父母就为了照顾方便，在他面前摆个电子屏幕，那就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当孩子慢慢长大，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可以稍有延长，但仍需尽量控制，尤其不要让他们在独处时使用电子产品。同时要让他们知道，电子产品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东西。父母的身教自然更为重要，如果父母的唯一娱乐手段就是电子产品，那么孩子自然会有样学样。如果父母仅仅将电子产品作为生活工具，与孩子互动时远离电子产品，就会起到榜样作用。当然，对于父母来说，与电子产品的这场仗是很难打的，因为对手太强大。希米·康在书中写道：“为什么科技旨在让人上瘾？大多数情况下，进入应用软件和社交网站是不收费的。互联网是靠点击率和博眼球来维持的，用户在网站参与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能够从广告商那里收取越多的费用。为了保持收入的增长，社交网站和应用软件不断使出新的招数，与你的大脑作战；这些招数可以阻止你退出、删除软件，阻止你参与现实生活中的活动。他们利用的，是数百年来由政府出资进行的关于神经系统科学、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社会行为学等学科的研究。研发者最了解是什么引起多巴胺在我们大脑中大量释放,

大概十年前，我就开始劝朋友们：不要在微博上跟人讲道理，因为如果一个人习惯不讲理，他也搞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现实生活中也一样，许多事情在认知层面是无法调和的。如果每个人都接受过基本的逻辑学教育，有正常的逻辑思维，那很多争吵根本不可能发生。但从70后到90后，从小学到大学，谁真的上过逻辑课呢？更别说在本应读书的年纪跑去干其他事情的老一辈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实际上一句话就可以证伪，但大多数人能娴熟使用一辈子。没有逻辑，就容易二极管思维（二极管的物理原理另说，这里只借用非黑即白这一网络概念）。所以我一直建议：远离二极管人士，如果实在躲不过去，务必保持沉默，不然每句话都会变成对方无理攻击你的把柄。在生活中，在网络上，二极管无处不在。比如有人说自己不喜欢稳定但相对乏味的体制内工作，二极管人士就会说：“你肯定是水平不够考不上，但凡你能有水平考得上，肯定不会这样想。这么稳定的工作会有人不愿意吗？”有人说自己喜欢丁克生活，或者是对这个社会比较失望，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不愿意生下孩子后让其面对这一切，二极管人士就会说：“你肯定是身体有问题生不出来，但凡身体健康有能力生孩子的，谁会不生呢？”有人说自己喜欢阅读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安静生活，二极管人士就会说：“你们性格内向的人都是自闭症，在外面没法混，如果你外向开朗，但凡有时间，怎么可能不去找朋友聊天？”有人说自己不想买房，二极管人士就会说：“你肯定是没钱买，中国人哪能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不买就是因为买不起。”有人说自己不喜欢吃某样东西，二极管人士就会说：“你肯定是有毛病，这东西这么好吃，世界上怎么会有不喜欢吃它的人？”有人说自己只喜欢代步车，对豪车没兴趣，二极管人士就会说：“你就是买不起豪华车，但凡有钱，谁不要个面子？”……这个思维还可以扩展一种极端推导。比如一个人说自己不喜欢某本书，二极管人士就会推导为“你从来不读书”，一个人买了样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这东西没用的二极管人士就会推导为“你天天乱花钱”……想想看，这种思维是不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极为普遍？二极管思维的产生，是因为个体缺少逻辑思维和逻辑训练。但凡有一点点真正的逻辑基础，都不会变成二极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氛围，就是制造二极管的土壤。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古代中国人心里都有个皇帝，对皇权极其畏惧，这种心态根深蒂固。但皇帝其实就是最大的二极管，他对臣民的判断即使忠与不忠，后者就要死。所以二极管思维很简单，就是把一些原本可以探讨的事情，直接整成非黑即白，然后只有顺着我的才是好的，逆着我的通通打倒。他继而推导：“二极管”的背后还有一层深意，一极是强化管控，另一极则是回避义务。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明白人，黄宗羲就在《明夷待访录》里剖析了这一本质：“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也就是说，只有皇帝才能裁决利害，利益当然归自己，祸患都是别人的锅，臣民都别自私自利，必须大公无私，至于“公”只有一个，就是皇帝自己。这种思维会贯彻到各个层面，官员们也会二极管，只需要唯上，不需要理会对错，也不用管下面反应，保住乌纱才最重要。民众的二极管思维同样根深蒂固，一来权力有着压倒性优势，不顺从就马上没好日子过（虽然顺从了也是晚点没好日子过），二来长期的驯化会导致简单思维，这种简单思维的呈现就是二极管。二极管并不仅仅会带来沟通上的问题，他们还是一个个定时炸弹。这段时间，“网暴者”频频引发公愤，正常人当然不值得为网暴者找任何借口，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谴责网暴者的层面，那就远远没有触及本质。是什么制造了这么多网暴者？网暴者存在的土壤是什么？如果有正常的逻辑教育，少灌输仇恨，少用看似客观实则极端的和稀泥式辩证法，正常人会多得多，网暴者会少得多。长期驯化容易制造二极管思维，二极管思维会让人更加被驯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二极管思维的简单粗暴，使得他们在被驯化的同时，内心因极端而潜藏暴力，并随时释放，对培养他们的社会造成反噬。网暴者就是如此，他们依托网络这个空间，释放自身因教育缺失而导致的恶。图源

很多时候，中国人讨论问题会处于一种“鸡同鸭讲”的状态。别说思维和观念了，即使是常见名词，讨论者的定义都有着巨大差异。比如“自由”，你说的是现代文明制度下的“自由”，依托于法治，可对方却会将“自由”曲解为“为所欲为”，所以张嘴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比如“内向”，本来只是一种性格表征，心理学对典型内向性格的描述是“理性，安静，专注，内省，喜欢独处，做事有计划，不冲动，日常生活有规律，遵循伦理观念，做事可靠，善于倾听，有洞察力和创造力”，可是许多中国家长非要将“内向”曲解为病态，等同于自闭。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十分混乱，加上没有逻辑学基础，就会造成大量谬论横行。说起公共讨论，这两年听过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参与公共讨论”。我多年前就放弃了微博，算是比较早的，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这一行列。说白了，跟没有逻辑的人，不可能有沟通的空间。观察社会的各种细节，会找到许多疑问，这些疑问用正常逻辑根本无法解答，我尝试罗列一些，谁能回答我呢？当然，不要用“凡事都要两面看”的伪辩证法。因为“凡事”本身就是一种极端表达，“两面看”也未必是客观的——你随便找个人聊几句就知道了，他们挂在嘴边的“两面看”，往往不是客观看待事物的两面，而是根据自己需要而定，“我要正面就正面，我要反面就反面”。也就是说，许多人压根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标准，他们的观点往往都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如下，如果你也觉得无法回答，那么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不要参与讨论，二是努力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变成这种思维的人：

前些天带儿子去牙科换牙套，正坐在等候区刷手机，突然听到一阵争吵声。争吵声来自收银台，持续了大概十几分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揪着收银台的服务人员，说刚才有一笔钱没有到账。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一笔什么钱，只知道是医院这边退给个人的，大概半小时前操作，但老妇人随即去旁边银行排队打存折，发现还未到账。她认为是医院没有给她退，或者是操作错误，收银员则反复强调这笔钱医院已经退了，但是银行到账可能需要时间。老妇人说那就马上提供证明给她，收银员说她提供不了书面的东西，因为她管不到银行，但可以让老妇人看看电脑上的记录，老妇人说她不懂电脑，谁知道是不是收银员自己随便打几个字骗人的……收银员的态度其实已经很不错，但双方处于完全说不通道理的状态。最后，一个中年女性实在看不下去，过来劝了几句，还说可以陪老妇人再去银行看看，于是将她拉走。老妇人错了吗？也没有。因为她紧张自己的钱，同时没有到账这件事情确实超出了她的认知。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当事双方都不能说错，但就是讲不通道理。一件看起来简单无比的事情，放在某些人身上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她们争吵时，还有这样一句对话：老妇人说：“我在银行还要排队，麻烦得很，你这边给我出证明不行吗？”收银员说：“你直接去柜员机查一下就可以了。”老妇人则回应：“我没有卡，我也不信卡，谁知道柜员机会不会把我卡吞了，我就要去柜台。”这种老人对“卡”的恐惧，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前几年我去银行销掉一个弃用的账户，前面也是一位老妇人，她跟柜台人员争吵了半个小时，核心问题就是“不要卡只要存折”，柜台人员说都是存折和卡一起提供的，您用起来也方便，老妇人说她就是不要卡，卡不安全。这几年，中国人早已习惯移动支付，老人家用微信和支付宝付款，在城市中也很普遍。但它真的是社会常态吗？我内心是存疑的。因为大多数老人的生活是“隐藏”的，似乎无人提起。农村如此，即使是城市，也有许多不被关注甚至无从发出的声音。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无现金社会的稿子，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列，“无现金社会”指日可待。我则认为，中国只是强行跨越了信用卡支付这个历史阶段，直接从现金支付走向智能手机支付。所以，许多老人甚至连储蓄卡和信用卡的分别都搞不懂，就已经开始用手机进行支付了。这个跨越本身没什么问题，但话说回来，如果以信用卡和储蓄卡的使用来衡量，西方社会步入“无现金社会”完全可以更早。不过留意一下西方人的支付方式就会发现，用卡是主流，但仍然坚持用现金的也不少，而且这种支付差异与年龄无关。年轻人在超市掏出现金买东西并不少见，八十多岁老太太在咖啡馆用信用卡支付也不奇怪。这几年移动支付也逐渐兴起，我在荷兰和塞尔维亚都见过开着老爷车的老太太，用智能手机支付停车费。我个人是不赞同“无现金社会”的，因为它对许多老人来说并不友好，尤其是那些连智能手机都没有的老人，他们不是少数。更重要的是，这种跨越不能证明什么，很多时候反而凸显了匮乏感，比如医院里的这位老妇人，她可能已经会用微信支付买菜，但她对“卡”反而缺乏了解，也无法接受“不能即时到账”这个事实。这说到底是一种匮乏感，我们身边的大多数老人，即使是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见识的老人，生命中都缺少了许多东西。他们可能自我标榜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所经历的多半是苦难，而不是文明社会里的那些元素。所以，你让他们节俭，甚至一张纸巾撕开几块用，他们能做到，还很擅长，可是现代社会里的许多基本生活，就非他们所能理解。信用卡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他们对汽车、对各种家用电器的了解，可能都是中年之后的事情。在中年之前，他们不但没用过，甚至对许多东西闻所未闻。但同样的东西，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几代人的生活常态，甚至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所以你会发现，许多老年人在电器、计算机这些方面显得极为笨拙，在生活用品上也很抗拒所谓的情趣情调，认为审美是一样多余的东西。这是因为在他们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却还没见过这些东西。相反，我在国外旅行时常常能见到那种看起来非常洒脱的老人，开着老爷车的、在自动入住机前办理入住的、在酒店大堂玩电动游戏的……他们没有过匮乏时期，这几十年的世界文明演进，他们一步步都跟上了，始终没有学习上的断层。硬科技如此，软文明就更是如此。比如为什么中国老人多半认为动画片和漫画是小孩子才看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这些生活元素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错过了这部分的熏陶，也失去了对这个领域的了解。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这些都是“非必需品”。匮乏感的存在，不是生活的改善可以弥补的，它甚至会跟随人一辈子。这两天有篇文章，赞美“赤脚医生”。说实话，这种文章弥漫的反智气息让我厌恶。但这样的文章，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会很有市场。其实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匮乏感。很多人不信正经药正经医生，就信所谓偏方，把自己吃死也在所不惜。你要是说偏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就会告诉你偏方治好了隔壁村王大爷或者楼上李奶奶，用个例证明偏方比现代医学管用一万倍。这当然是愚昧的，但愚昧从何而来？简单点说，就是因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匮乏感。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正常文明社会，生病了有家庭医生，大病去医院，一切遵循正途，哪怕只是看看《妙手仁心》《Oncall36小时》这样的港剧，他都会正常得多。但是，如果从小没见过正经医生，药品极度匮乏，不信偏方信什么？匮乏感不但是病，而且会让人心理极度扭曲，让人深陷于一种“什么都能将就”“偏方（包括各种歪路和钻空子）就是管用”的意识里。你不能指望一个没见过现代文明的人，去相信文明的力量，除了能治好隔壁村王大爷和楼上李奶奶的偏方，他们一无所知，也就一无所信。又比如说，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说一个人“单纯”，大多数时候不是夸奖，反而是嘲笑。在中国人喜爱的品质里，它的排位并不高，如果用来评价一个成年人，往往等同于“没心眼”。记得当年出国游刚刚流行的时候，有些中国大爷大妈出去跟团玩了两次，回来就会嘲笑西欧人特别傻。比如地铁明明不检票，可是他们还是习惯乖乖买票，超市明明有无条件退货服务，却不会买回来用几天再退货……但嘲笑者却从未想过：如果一个人不会钻空子，显得很蠢，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什么也不缺，不需要这样做也能生活得很好。一个没有匮乏感，无需为小利益而挖空心思的人，人生难道不幸运吗？哈佛大学一篇论文曾指出，匮乏感会导致认知和判断力的下降。无论这种匮乏是金钱上的还是时间上的，人的思维方式都会受其影响。国内有些心灵鸡汤文会将之衍生为简单的“阶层论”，认为穷人家孩子天生有匮乏感，富人家孩子天生从容。也有很多人习惯将一切性格问题都归结于经济，总喜欢将“你没穷过你不懂”“他就是因为太穷才这样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这个结论显然是武断的，因为它将“匮乏”简单等同于“缺钱”。但实际上，“匮乏感”这种心理观念可以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比如缺爱、缺关怀，都是一种匮乏感。换言之，会让人心理扭曲的匮乏感，与贫富从来都没有绝对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挺能挣钱，但从没见过他有钱的时候。他不但自己花，还经常做善事。如果要寻找他性格中的豁达开朗，可以从他的父母那里找到痕迹——他不止一次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父母在自身很拮据的情况下，仍冒着极大风险救助右派家孩子的经历。这段曾经见诸于报刊和书中的经历，不但曾让他受益，也造就了他的性格。也有一些人，家里条件明明不错，可却总有一种严重匮乏感，甚至因此影响了人生选择和人际关系。究其原因，是父母对物质的过分看重，刻意灌输的金钱观念，还有过分节俭的思维方式，使之难以摆脱匮乏感，忽视了人生中更需要追寻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说：看一个人的内心，就看他生活中的必需品有多少。如果一个人能将尊严、自由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当成自己的必需品，那肯定坏不到哪里去。前两天一位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不少人心里只有基因存续，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两种人，一是能够供给生存资源的，一是能生孩子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理解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些人当然是匮乏的，即使他们有足够的钱，仍然是匮乏的，因为他的必需品太少了，只有“基因存续”这一条。衡量一个社会也是这样，人们心里的必需品越多，社会往往就越开放多元，如果觉得填饱肚子就足够了，其他都是矫情，那么社会肯定存在很大的戾气。过去的这一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让渡自己的权利和内心，都在减少自己的必需品。刚才看到一条朋友圈，说今年春天，许多上海人最在意的是每天的咖啡，还引来许多嘲笑，但最悲哀的事情其实是许多上海人已经不在意咖啡了，他们的“必需品”在一点点减少。我们的匮乏感，可能才刚刚开始。图源

前几天，因为查找资料的缘故，翻了一下自己的旧文章，发觉自己的写作巅峰期是2014年到2016年间。当时有不少平台提供了相当宽松的写作空间，比如腾讯大家。我个人最满意的一些文章，包括东欧文化、中国代际冲突等主题，都是在那一时期完成。说实话，现在回头看，有些文章简直好到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回忆那时的状态，也偶尔会有自由写作者的快感。相反，如今有越写越差的无力感。虽然勤快，但拿得出手的几近于无，反倒经常觉得自己写得太差，甚至没写之前就先自我阉割一轮。对于写作者而言，无法表达观点是最大的痛，跟小学时写命题作文没有任何区别。但也有朋友跟我说，把“写作”变成“写作文”，反而适合了许多人的口味，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只能读作文，而不能读真正的文章。要是见到超出自己认知的观点，他们随时会扣一个“偏激”的大帽子。我的朋友孙旭阳师曾经说过，一旦在讨论问题时，一方搬出“你不要太偏激”，那么就跟“凡事有好有不好”一样，意味着讨论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无论你说什么，对方都不可能真正从逻辑、道理和具体情况上去分析判断，只需要来一句“你偏激”或者“凡事有好有不好”，就能以看似理性客观、实则胡搅蛮缠的方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很多年前，我就给自己立下一个基本原则：在讨论事情时，绝不主动说对方“偏激”。当然，这世界上不乏偏激的观点，比如很多反人类的思维。但遇到这种人，你最应该做的是躲开，而不是与之讨论，然后把自己拉进粪坑。之所以对“偏激”这个词很抗拒，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受制于逻辑教育的缺失，还有其他很多原因，那些劝人“不要太偏激”的人，认知反而更狭隘更极端。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是因为无法理解超出他们认知范畴的东西，所以才将这些观点视为偏激。前几年有一套繁体版的德国青少年基础思辨读本，非常有意思。它以提问的方式，解答了许多认知层面的基础知识，既有基本哲学和逻辑层面的，也有各个社会领域的细分。比如“媒体该不该批评政府”“国家和政府是不是一回事”“个人该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未成年人有没有隐私权”“父母的权力边界在哪里”……这也让我很感慨，因为人家小学生就能明白的道理和思维方式，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弄不明白。书中有一个细节提到，在探讨问题时，除了某些特定概念（如纳粹）之外，德国小学就已经不建议将“极端”之类的词强加于对方，因为“将对方视为极端，也许意味着自己认知的狭隘”。相反，中国人讨论问题，无论现实还是网络，当你扔出一个观点时，对方所做的往往不是针对观点去进行探讨，而是直接来一句“你这样太偏激”。问题是，张嘴就说别人偏激的人，怎么知道自己就等于“正”了呢？比如探讨历史问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你说一个历史事件，依据是国内外史学界的权威观点，可以提供一大串权威参考资料，包括书籍和论文等。但你的观点跟对方唯一读过的历史类书籍——中学历史教科书有点区别，对方立刻质疑，来一句“你不要太偏激”。如果你想继续探讨问题，搬出各种权威说法、史料来证明自己，可以引发的是更大的灾难，因为对方不需要提供对等的史料和观点，只需要反复强调“你不要太偏激”，就能单方面宣布胜利。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天涯论坛前几天已经停止发帖，大家在怀念的同时，也提到这一点，当年的历史讨论氛围真是好，“吵架也是跟读过书的人吵”，现在呢？所以你会发现，现实中喜欢说“你不要太偏激”的人，其实只是因为自己讲不出道理，拿不出足够的知识来讨论问题，才会用“偏激”给人扣帽子。面对各种社会事件，你会发现“偏激”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个人要是批评两句阴暗面，即使再温和，即使道理再充分，即使事实再明显，都立刻有人在后面让他别太偏激，要多看好的一面。当然，这种劝诫主要是“为了你好”，是一种社会导致的心理需求。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再小的事情，“就事论事”在这些人眼中都不存在，反正只要你提出批评，那你就是偏激。你说，到底是谁极端？在现实中，你会发现那种劝人“不要太偏激”、故作理性客观的思维方式，其实处处藏着最极端的思维。比如“凡事都有好的一面”，这本身就是一个极端，毕竟，还有比“凡事”更极端的吗？用一个粗鄙的例子来说，一锅饭里有一粒老鼠屎，你说凡事都有好的一面，还勉强能忍，但一锅屎里有一粒饭，你还要说凡事都有好的一面，这锅屎里毕竟还有饭，那极端的是你自己，而不是质疑这锅屎的人。其实，这种基础的哲学思辨，中国并非没有。鲁迅先生就将中国古代朝代更替总结为“做稳了奴隶”与“欲做奴隶而不得”，这就是“貌似偏激，实则一针见血”的典型例子。要是非要在屎里找饭粒，嚷嚷“凡事都有好的一面”或是“凡事都有好有不好”这种看起来正确、实则捣糨糊的废话，那恰恰就是鲁迅笔下的愚民。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当然要尽量摆脱狭隘。但如何摆脱？首先要做的是审视自己：你有没有刻意让别人拉低智商和认知来迁就你？面对那些跟你观点不同但又能拿出更多依据的人，有没有以“偏激”之类的论调来否定对方？当一种观点超出你的认知，或者让你不爽时，你是拿“偏激”这种大棒子砸下去，或者以动机论、阴谋论诛对方之心，还是去学习去充实，尝试认识新观点正确与否？你的认知无法理解和明白的东西，很有可能不是错的，更不是“偏激”的。更可悲的是，许多动不动就劝别人“不要太偏激”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跟这个世界才是相反的。这是很悲惨的命运，无论自知还是不自知，无论甘心情愿还是想极力摆脱。图源

2018年，当西班牙队告别世界杯时，伊涅斯塔眼含热泪的一幕令人动容。他将告别国家队，一代传奇就此谢幕。不过，职业生涯中已拿过一次世界杯冠军、两次欧洲杯冠军、九次西甲冠军、四次欧冠、六次国王杯和三次世俱杯冠军的他，未来只需要享受快乐足球，弥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遗憾。拿遍所有顶级大赛冠军的伊涅斯塔，职业生涯居然还有遗憾？没错，这个遗憾叫做“足球小将之梦”。那届世界杯前，曾有消息称离开巴萨的伊涅斯塔会加盟中超，以当时中超的“人傻钱多”，这事儿看起来本是十拿九稳。结果，伊涅斯塔的选择居然是J联赛的神户胜利船。没办法，人家有一个“足球小将之梦”。这位《足球小将》的忠实粉丝，曾多次身穿大空翼同款T恤招摇过市。在西班牙版《足球小将》里，大空翼的译名是奥利弗。当年与伊涅斯塔一起捧起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的马竞中锋托雷斯，曾说自己是“最想成为奥利弗的人”。意大利球星同样如此，托蒂曾苦练日向小次郎的猛虎式射门，皮耶罗最喜欢岬太郎，兽腰加图索以拼命三郎石琦亮为偶像。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因扎吉特地买了《足球小将》单行本带回意大利，曾有传言说他退役前会因为对《足球小将》的感情而转战J联赛一年。可惜未能实现。法国人也差不多，齐达内、特雷泽盖和亨利都是《足球小将》的拥趸。甚至还有以讹传讹的故事，据说马拉多纳的女婿阿奎罗曾经在球衣上印过“KUN”字样，以显示自己对《足球小将》的热爱。但实际上，“KUN”可不是传说中的阿根廷版大空翼译名，而是来自另一部日本漫画《大顽皮库姆库姆》。不过阿奎罗小时候确实看过《足球小将》，也曾戴着印有大空翼图案的护腿板上场。在上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一度以2:0领先的日本队，最终被世界顶级强队比利时绝杀，虽败犹荣。连续六次的世界杯之旅，日本队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脱亚入欧”的梦想。时至今日，日本队与任何一支世界强队交锋，都能踢得有板有眼。这届世界杯的首战，面对夺冠热门德国，日本队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记得2018年日本与比利时一战中，日本球迷在看台上挂起了大空翼的巨幅海报。这是一代代日本人的梦想，眼下的他们，离梦想很近。如果说1981年开始连载的《足球小将》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关键，显然过于玄学和夸大，但说它激励了无数人爱上足球，毫不为过。以庞大深厚足球基础著称的日本，那一块块基石多半有着《足球小将》的标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足球陷入低谷。1981年，也就是《足球小将》开始连载的那一年，日本注册的小学生足球人口为11万，到了连载结束的1988年，人数达到24万。无数孩子身穿大空翼的球衣，在公园里追逐着自己的足球梦想。1993年，J联赛成立。同年，日本队冲击世界杯失败。1996年，川渊三郎提出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改写了日本足球的历史。不切实际的《足球小将》，脚踏实地的日本足球作为热血动漫，《足球小将》显然有着意淫和不切实际的一面。各种神乎其神、违背人体工程学的必杀技，简直就是魔幻足球。早期的粗糙画风，今天看来也有些幻灭感。当年川渊三郎提出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时，也有人质疑这位老兄是不是看多了热血动漫。因为在他提出的百年规划中，除了草根计划等可行性方案之外，还有“排名世界前10”、“2050年足球人口1000万”、“再举办一次世界杯并获得冠军”等没有完成或者暂时没有希望完成的梦想，不切实际的程度简直跟热衷提目标喊口号的中国足协有一比。但日本人不仅仅订出不切实际的目标，还脚踏实地去完成一个个小目标。川渊三郎1999年的世青赛上，日本队一路杀进决赛，虽然不敌拥有卡西利亚斯、哈维等人的西班牙，屈居亚军，却仍然赢得了世界的惊呼。《足球小将》里的世青赛之梦，在那一刻无比接近。那也是日本足球人才井喷的一届，远藤保仁、小野伸二、高原直泰、小笠原満男、中田浩二、稻本润一……有人跻身欧洲豪门，有人成为日本队日后的核心人物。如今说起日本足球，大多数人会感慨人才的不断档。中田英寿、中村俊辅、本田圭佑、长友佑都、冈崎慎司、香川真司……海外球员越来越多，位置越来越稳。一代代球员的薪火相传，见证着自身的成长，还有日本足球的成长。其实，《足球小将》也是如此。最初的连载往往着重于绝技，角色性格强调坚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要躺在球场上。但随着连载的深入，作者开始关注个人的成长，也使得这部热血动漫有了几分青春记忆的味道。日本足球动漫期待未来日本足球动漫绝不仅有《足球小将》，仅以水准而论，许多还在《足球小将》之上。大岛司的《足球风云》，俨然有《听见浪涛》的味道，几个酷爱足球的高中生，以足球、友谊和青春对抗命运。同样对抗命运的还有《足球骑士》，只是友谊变成了亲情，堪称足球版的《TOUCH》。比较好玩的是《踢向明天》，与不好好演戏就只能回家继承亿万身家的TVB男星林峰一样，富二代五代隼不好好踢球就只能回意大利继承家族财团啦——当然，好好踢也要回去，足球于他而言，是成长的工具。同样有意大利元素的是《意甲小旋风》，俨然意大利风光片。《闪电十一人》是典型的成长型动画，队伍由弱到强，士气由低至高，虽然仅是保全队伍的小目标，却让每个人参与其中。与终于凑齐11人的《闪电十一人》不同，《向银河开球》的主角太田翔，一出场就因所属球队人数不足解散而心情低落，好在他也能重组球队，向着“银河第一”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奋斗。我最喜欢的当属《哨声响起》，从组队到复兴，友情与成长穿插，足球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可却更像我们的过往。由弱到强的运动类动漫无法回避的模式，《足球之翼》以天才带烂队，《DAYS》则描绘足球小白的被接纳，成长意味令人动容。《日本漫画60年》中有这样一段话：“友谊、坚持，还有赢得胜利”，是可以被6岁到60岁人都接受的。“见证了自战争以来，日本的重建浪潮，经历着自萧条以来日本正在进行的经济复兴，日本不断在少年漫画英雄中找到鼓舞和慰藉。这正与少年一词的意思吻合，其含义不仅指‘男孩’——由少和年两个字组成，它还意味着纯洁的心灵。”关注成长的日本足球动漫，主角们始终为了冠军，为了参加职业比赛、世界级赛事而奋斗。相比之下，中国足球动漫简直是搞笑的存在。前些年有部国产足球动漫，显然是抄袭《足球小将》的桥段，但背景居然移植到了宋朝——你没看错，就是高俅的时代。这部《宋代足球小将》由《喜羊羊》的团队打造（简直让人捂眼），号称国内首部古代足球动画长片，热爱蹴鞠的小朋友考进了京城最大的蹴鞠社，然后把中华蹴鞠文化传入西域。就像欧美电视剧常常展望未来，中国电视剧巴不得脑后辫子留到今天一样，连在动漫领域，也有人抱着那点老祖宗的荣光不放。最让我恶心的是，在这部动画中，当金军入侵时，居然提出以蹴鞠决定国家存亡。主人公躲开了卖国贼高俅派出的杀手，成功以“新月如钩”、“二人小出尖”、“昆仑三脚”等绝技击败金人，消除灭国之灾。这种不顾史实的意淫，背后是何等糟糕的价值观？在我眼中，跟辫子戏里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没有任何区别。更搞笑的是《浑元》，故事从天地霹雳，混沌初开讲起。少年浑元出身气功世家，拥有神奇力量，并且发明了水下足球训练法。如果你认为《足球小将》的超人体极限不比国产修真足球动漫强多少，那么《逆转监督》和后期的《足球小将》，肯定会颠覆你的想法。日本动漫如何在专业性上影响日本足球如果说《足球小将》仅仅是启蒙，让更多孩子热爱足球，那么《逆转监督》就让足球动漫的专业性无限贴近现实。《逆转监督》问世时，日本足球早已崛起，中田英寿和中村俊辅相继成为日本海外球员的旗帜。有意思的是，二者均为中场球员。据说这也跟《足球小将》有关，大空翼由前锋改踢中场，造就了中田英寿、中村俊辅、小野伸二、名波浩和稻本润一等一代豪华中场，直至今天，日本足球的旗帜人物仍是中场出身的球员垄断，从本田圭佑到香川真司，无一例外。《逆转监督》的主角达海猛同样是日本天才中场，加盟英超后原本前程似锦，可惜首战就遭遇重伤，被迫退役。于是，他选择在英国学习，成为专业足球教练，带领业余球队在足总杯上过关斩将。之后，他回到日本，执掌J联赛的ETU队。《逆转监督》没有超越人体极限的必杀技，没有外星人加成，只有达海猛在专业领域的管理技巧和战术把控。你很难看到如此写实的动漫，它一点也不热血，但却动人。ETU队与现实中的J联赛球队简直毫无区别。它并不大富大贵，没有当初中超金元足球式的一掷千金，但也有完善的赞助体系。它拥有经验丰富的日本前国脚、实力出色的混血球员、名气不大的实力派，与现实中的J联赛球队几无差别，毕竟，顶级日本球员多半效力海外，经验丰富的前国脚领军J联赛球队才是常态。它还有着完善的青训体系，有大量年轻球员可供挖潜。它的年轻球员们存在着各种不足，但最需要的是激励和教练的巧妙点拨。而达海猛对4231阵型的坚持，在困难期对4321阵型的使用，战术上的一次次调整，都有着日本足球的影子。它甚至指明了日本足球的道路：J联赛球队专注于基础，在顶尖球员一波波前往海外踢球时，通过良好的战术体系去维持战斗力，通过青训实现内部挖潜，通过对中场的强调实现攻守平衡，弥补身材和对抗的不足。这难道不是日本国家队的思路吗？后来的《足球小将》同样如此。1993年，日本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最后一轮中，面对的是因被国际足联制裁，只能选择中立场地多哈作为主场的伊拉克队。在取胜就能打入决赛圈的情况下，日本队在最后20秒遭遇绝杀，痛失出线权。面对“多哈悲剧”，高桥阳一决定重拾已经结束连载数年之久的《足球小将》，开始以“多哈悲剧”为开头，创作《足球小将-世青篇》。已经在巴西圣保罗队效力的大空翼，率队参加世青赛并最终夺冠。在《足球小将》最初创作期间显然还不是内行的高桥阳一，在《足球小将-世青篇》时起码已经是半个内行。他对现代足球有了一定理解，不再强调个人能力，开始关注技战术层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在高桥阳一笔下，一直强调学习巴西的日本足球，在此刻有了方向性调整。与现实一样，漫画里的世界足球中心变成了欧洲。巴西足球的技术依然值得学习，但职业联赛的浸淫，才是足球发展尤其是青训体系的关键。另一个高桥阳一变身“懂球帝”的证据，是新角色葵新伍的出现，他的中场自由人角色，恰恰是由守转攻的关键，是当时的足坛潮流之一。欧洲俱乐部式的青训体系和战术素养，是日本足球现实中学习的对象，也是崛起的关键。从1917年开始，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每年举办一届，仅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断。比赛分为地区预选赛和全国大赛两部分，每年一般在8月份左右开始地区预选赛，直到第二年1月份全国大赛结束。2016年1月结束的第94届比赛，参赛队伍多达4144支，最终48支球队晋级全国大赛，大赛阶段比赛全程电视直播，决赛当天现场观众达54000人。多年来，从学校走入职业赛场的日本球员数不胜数，中田英寿、中村俊辅、长友佑都、冈崎慎司、远藤保仁、小笠原满男、本田圭佑、大迫勇也、武藤嘉纪和柴崎岳等人都是如此。强大的青训体系，在学校便已奠定基础。这几年网上流传着不少日本校园足球的视频，高中生的比赛也踢得异常激烈，配合十分精妙。更夸张的是，还有不少小学生比赛的视频，无论个人技术还是团队配合，都有板有眼。那些动漫里的足球，仿佛正在一个个日本孩子身上复刻。被复刻的还有热血。高中足球锦标赛实行单场制，十分残酷，一个人一生最多也只有三次参赛机会。输球者往往抱头痛哭，而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还会为了以后再也不能与大家一起踢球而痛哭。在每届比赛都会推出的《最后的更衣室》官方短片里，你可以看到日本孩子们对失败的不甘，对未来的憧憬。大空翼那句“足球不是游戏！足球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日本孩子生命中的一部分。结语多年前，本田圭佑在作文里写道：“我要成为日本最好的球员，要挣好多钱给长辈，要登陆海外，要穿着十号在意甲踢球，要打进世界杯，要在世界杯上进球，要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巴西……”后来，他成为日本足球的旗帜，身穿意甲豪门AC米兰的10号球衣，参加过三届世界杯，而且每届都有进球。即使到了职业生涯晚期，他仍然坚持在海外效力。除了“要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巴西”，他的其他愿望都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他仅仅是那些有梦想并实现梦想的日本足球少年中的一个。其实，即使梦想没有完全实现又如何？在《足球小将》里，大空翼时至今日仍未拿到世界杯冠军。川渊三郎对作者高桥阳一说：“越接近世界的顶点，道路越是艰险，但是描述梦想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在所有关于足球美学的句子里，这句话最打动我。

前些日子有个新闻，称韩国刷新全球最低生育率纪录。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减少3.4%，创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低于1的国家。2021年韩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至26.06万，同比减少4.3%，再次刷新最低纪录。在开始进行统计的1970年，新生人口数为100多万，进入21世纪后呈断崖式下跌，2001年跌破60万，2017年不足40万，2020年不足30万。韩国的近邻日本，更是早就不生了。传统上最重视儒家伦理、代际传承的东亚地区，居然遭遇了生育困境，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日本和韩国的例子，也印证许多人将生育归咎于经济问题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日本是高度发达国家，韩国则是中等发达国家。无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收入，还是整体福利保障，都是不错的，而且日韩人口基数不小，所以“平均数”的含金量不低。说到底，还是一个“累”字，养孩子累，孩子也累。到底有多累，养过的都知道，这里就不废话了。“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些年来备受质疑的“鸡娃”，几乎就是东亚标配。过分填鸭式的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很显然，虽然很多东亚父母把孩子盯得特别紧，一切为了孩子打转，但效果未必理想。尤其是在需要创造力的科技领域，东亚的劣势相当明显。为什么东亚教育习惯将孩子逼得那么紧？因为东亚教育的本质就是“把别人挤下去”。这一点显然跟传统的等级观念有关，东亚文化特别强调“人上人”这个概念，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所以强调“人上人”，是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你不“争当人上人”，日子就不会好过。别的不说，你生下一个孩子，从入学到找工作，每一步都印证着社会地位与关系的重要性。随便在街上找个人随机采访一下，他肯定痛恨走后门，但八成也会说“傻子才不走后门呢”。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身处社会所决定的。所以，“争当人上人”与“无底线适应社会”一样，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要求，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懂事”的关键。至于理想之类的东西，永远都会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即使是日本社会，在幼童入学等方面已经尽量公平，在教育上已经尽量鼓励和放松，但整个社会还是有着压抑感。前段时间，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再度震惊世界。有人曾问他，当年未成名时为何宁愿在异国刷盘子也不回国发展，他就提到了“世俗要求”这一点。他说自己在异国刷盘子，别人不会看不起他，那只是一份正常工作。他可以潜心专注于研究，不需要被职称论文等东西牵绊。相反，如果换个环境，即使他自己不想，身边的人也会劝他成熟点现实点。2019年，我曾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捷克青年，拿着翻译器跟他聊了一路。他是欧洲名校查理大学的学生，但选择了中途停学，因为他准备游历中欧大地，一路打着散工，一路去乡村拍摄各种巴洛克风格民居。我说你是想研究这个吗，他说“没有呀，我就是喜欢，随便拍拍”。你看，只要没有“必须人上人”的环境要求，一个人心里就会有爱与热情，别人也会尊重他。那里的社会当然也有贫富之分，也有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但对不同职业的尊重仍然是社会底线。相反，在一个“争当人上人”的社会，就很难有这样的包容。不说别的，你不考编不想早结婚不想生孩子，都可能是不孝的大罪，你家老人随时搬出那句“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这么自私”，对你进行各种指控和绑架。说到“争当人上人”的传统，顺便扯两句。平时看书，经常有作者以“有功名者见官不跪”来印证中国古代对读书人的尊重，这个逻辑实在是太过荒谬，因为它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要下跪的，恰恰凸显了对大多数人毫无尊重的“人上人”思维。更何况，只允许少数人见官不跪的环境，最终的走向一定是这些少数人终有一天也争相下跪——当他们见到皇帝时。图源

前两天听一位旅日的朋友说了件事儿。她夏天去濑户内海，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术馆看完展览后，抱怨现场居然没有讲解员讲解画作。她听了很感慨，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在“标准答案”中长大的孩子，没有思考能力和审美能力，哪怕看个艺术展都想有人在旁边讲讲“标准答案”。这并不是孤例，以前在各种旅行平台查资料时，欧洲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条目下常有人留言，说展品和设施都很好，遗憾是没有讲解员。许多人或许会认为，在美术馆里欣赏画作，需要专业素养。所以如果没人讲解，就会看不懂。欣赏艺术品是否需要专业素养，这是一个长期被探讨的话题。在欧洲的那些艺术殿堂里，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个人站在一幅画作前久久凝视。他们未必是画家，也未必是美术专业人士，但仍可沉浸于美感之中。这种沉浸的能力并非人人都可拥有，但它并不稀缺，也无需专业素养，仅仅需要从小浸淫于艺术的审美能力，还有内心中未曾被世界暴击的安宁角落。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永无定论。只要有心有力，每个人都可以从画作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感知。但是，如果是一个习惯了按照标准答案做事情的人，就很难在艺术品中感受到魅力。同样，一个习惯了标准答案的人，也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偏偏，我们都是在标准答案中成长的。前几年有个事情，天津高一期末语文考试的阅读理解题，选择了作家毕飞宇作品《大地》的片段。考试结束之后，毕飞宇的微博变得热闹，很多天津中学生在微博下留言：请问毕飞宇老师，你文章《大地》厚重感到底体现在哪里？毕飞宇回答不出来，其他作家面对自己作品被用于试题时的类似情况，也回答不出来。连我这样的业余写作者，也曾有几篇文章被用于各地的模拟试卷试题，看着那些“作者这段话表达了什么思想”之类的题目，只能哭笑不得。如果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甚至出题人的意愿有着巨大差别，那么我是不是错的？可是，我写作时有我的感受和逻辑，出题老师有自己的思考，学生又有自己的思考，这不是正常的吗？早在三十多年前，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报纸上就在批评“标准答案”，认为它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问题在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被“标准答案”戕害的我们，仍然在同一件事情上为我们的孩子发愁。很多人最喜欢说时代的进步，但所谓进步，从来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变化，它更应该是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可惜的是，在“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进步。它也说明，观念上的变化固然需要经济基础，但反过来说，经济基础的进步并不会一定引发观念进步。以前总有人说，生活条件改善了，人们受教育水平更高了，这类事情就会有改善。这种思维不但过于乐观，也过于乡愿。谷爱凌夺得冬奥冠军时，许多人都喊起了“别人家孩子”。在他们看来，9岁就获得全美少年组冠军，15岁登上国际雪联年度积分榜榜首的谷爱凌，居然还擅长长跑、瑜伽、篮球、骑马、攀岩和射箭等体育项目，还会钢琴和芭蕾舞，SAT1580分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简直就是天之娇女。但很快就有人告诉我们，谷爱凌这样的孩子，在北美中产以上阶层的家庭里一点也不稀奇。当然，其他孩子玩的未必是冰雪项目，但总会在一些领域出类拔萃。冬奥会上代表中国出战的那些海外华裔运动员，多半来自中产以上家庭，父母多是科技、法律、金融和医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有人又会说：“看，这些‘别人家孩子’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可是，平心而论，如果把同样的财富给到你手上，但人留在原地，你会用来怎样培养孩子？报更多的补习班？报更多的兴趣班？请更好的家教一对一？别笑，这可能是大多数中国家长第一时间的优选答案。他们本质上还是在寻求“标准答案”，一切以考试为导向。当然，这种思维本身就是“适应社会”的表现，因为我们身处的社会，对学生的衡量标准就是“考试”和“标准答案”。从我们到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状态上都没有改变过。老师站在讲台上，所教的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当然，这也不能怪老师，因为没有哪个老师能够冒着失去饭碗的风险，去采用圆桌讨论的授课方式，让学生畅所欲言。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教育创新”，各种花俏形式，最终仍然要回归“标准答案”。很多留学生刚刚去到国外，对课堂非常不习惯，不敢表达自己意见，也不知道该表达什么意见，可人家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是这样上课的。换言之，从老师到家长，知道“标准答案”会戕害孩子的并不在少数，但是为了“适应社会”，只能把孩子往火坑里推。所以我以前说过，一代人越是强调“适应社会”，那么下一代就会面对更难适应的社会。大家都指望社会自动改善，可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毕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不改，社会怎么改呢？教育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比考试的“标准答案”更可怕的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在现实中，你会发现许多针对个体的评价，都是基于某种“标准”。比如“你看那个女人，工作能力再强有什么用，都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你看她都结婚三年了，还不生孩子，女人不生孩子就像母鸡不下蛋，是没用的”“他家孩子根本不懂事，非要去什么什么公司，连个编制都不考，考虑事情一点都不长远”“都大学毕业了，还不赶紧结婚，做人一点都不踏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要去适应这套东西，不然你就没有路可走”……这种“标准答案”式生活，甚至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很多孩子非常依赖它，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请示长辈，“我能不能这样做”或是“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甚至是一些生活中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比如“这个盒子应该放哪里”“这个碗筷要不要收起来”之类。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孩子有礼貌，懂得尊重长辈，有规矩，却不知道这种孩子的人生可能性已经无比局限，很多出路、职业都已经对他关上了大门，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很多父母和老人不会担心这个，因为他们眼中的标准生活就是“考个编制”，要那么多出路选择干嘛。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好上学、考大学、考编制，结婚生孩子，然后端着铁饭碗等退休，就是一套人生标准。离开这套标准，就是走上了歪路，或是“考虑事情不长远”。但很显然，他们的思维从未穿越周期，充满短视，将当下当成未来，也放弃了寻求人生其他可能性的机会。作为个体，这样选择自己的生活当然没问题，怕的是以这套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他人。一个正常人必须认识到一点：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谓“标准答案”其实都是别人的标准，未必是你的。你可以选择与别人一样，也可以选择不一样，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空间。“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是一种“经验”，但“经验”并不一定靠谱，尤其是在经验失效的当下。说来凑巧，在我曾经被选入各种试卷的文章中，有一篇就关于经验。我是这样写的：在人类历史上，“经验”甚至一度是最重要的东西。那时，人类的生活半径狭小，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去过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甚至未曾离开自己的村子；那时，人类的社会关系基本固定，局限于村落和宗族；那时，人类获取资讯的渠道仅仅是口耳相传，即使改朝换代的大事，也可能拖个一段时间才知道……因此，那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会很有说服力。因为在简单而节奏缓慢的小农时代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重复而为之，比如如何种地，如何割草，如何打柴，如何剁肉，全都是熟能生巧的活计。大多数生活经验也无可取替，比如对天气的判断，对婴儿的照顾等。至于所谓的“人生经验”，当然也以随大流为主，长此以往，自然生出一种对“与别人不一样”的恐惧。甚至可以说，你的经验是唯一可以传于后人的东西。可现在呢，一个人一天所获取的资讯甚至多于中世纪时代一个人一辈子的信息量。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程飞速前行，以至于人类一旦重拾经验主义，往往就意味着倒退。如果文明即真理，那么理想、创意、情感、信仰和技术，它们的重要性都位列经验之前，甚至将之远远抛离。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L老师在公号里讲述的亲身经历，很有意思。话说L老师有一个80后公务员朋友，出身内陆省份农村，凭借自己努力考上一所211大学，走出农村，毕业后考上沿海地区的公务员，任劳任怨摸爬滚打十几年，成家立业，目前是副科级。夫妻俩都在体制内，如今有房有车，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L老师一向不太正能量，经常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些社会阴暗面的内容，他的公务员朋友也会偶尔留言。总算是正正经经读过211大学的，也算高材生，没有说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之类的蠢话。一般是理性客观的样子，表示“事物发展道路上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慢慢就会完善”“这些坏事都是个例，好的还是占多数，要多看好的一面”。如果L老师慨叹民生多艰，或是提及一些人出行不便，这位旱涝保收的公务员朋友也会留言表示：“我觉得这两年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旅行又不是生活必需品，正常出门还是可以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极少数人失业不能说明什么，大家都努力一点，完全可以改变命运。”见到有人无法回老家见父母最后一面的帖子，他则会来一句“这种事情确实很令人悲伤，但大局为重，人要适应环境需要，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很多时候，个体利益服从于社会，必要的牺牲是正常的，不要太自私。”这位公务员朋友的思维，显然很符合许多人眼中的“全面看待问题”这一标准。而且，在绝大多数体制内同行都不会在朋友圈里随意留言的当下，他能偶尔说几句，也可视为难得的样本。当然，他的那些话有很明显的逻辑问题，比如“事物发展道路上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慢慢就会完善”，这句话显然忽视了方向因素。但今年，L老师的这位公务员朋友遭遇了不少困扰。一是农村的父亲年初重病，但因为他的体制内身份，此前已经连续两年都被响应倡议的单位强制要求留守，没能回农村老家过年，平时也没有机会回去探望，已然很久没见过老父亲，如今更是担心。他的奶奶三个月前急病去世，也没能回去见最后一面。二是单位搞了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其中大量内容压在他所在的科室，做的话不讨好，不做又不行，只能赶鸭子上架，搞得天天加班、心力交瘁。三是夫妻俩都忙于工作，孩子疏于管教，出了不少问题。四是降薪，原本不错的待遇一下子少了一截。于是，这位公务员朋友在朋友圈里慨叹中年危机，当然，因为体制内需要的谨小慎微，牢骚话绝不会明说，关于工作和薪酬的部分只是隐晦一提。毕竟对于他而言，日常转发一下国家反对形式主义作风的新闻报道，就已算是冒了风险的“极大抗争”。L老师出于好心（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不太像哈），给这位公务员朋友留了言，为求稳妥，他复制了对方平时的话，表示“事物发展道路上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慢慢就会完善，困难是暂时的，好的还是占多数，要多看好的一面”。结果……结果这位公务员朋友直接把L老师拉黑了。你看，同样的话，平时用来说别人可以，但用来说自己，就立刻翻脸。事实证明，L老师的这位朋友，此前并不真正明白这套无逻辑忽悠话术的荒谬，只有这些话刺到自己痛处才有真实反应。当然，也有可能是心知肚明，但习惯用屁股决定脑袋。但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聪明到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作为公务员的身份，平时就根本不会在朋友圈里留言。所以，还是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现实中，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在微博等平台上能找到无数例子。比如平时一见负面新闻，就骂媒体炒作，认为记者唯恐天下不乱，但是自己家被强拆了，就在微博上哭诉求助，希望记者快点来。平时岁月静好，见到负面信息就觉得“别有用心”的，这两年遇到各种出行、看病困难时求助的也不少。当然，得到帮助后再度翻脸，上演“农夫与蛇”的也很常见。前些年，“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很流行，钱理群最初的定义是“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它后来得到了极大的引申。这类人深谙生存法则，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会选择避开，以貌似“理性客观”的态度面对他人的不幸，只求自己的岁月静好。有许多精致利己主义者其实并不自知，他们只是在一个体系内习惯了某种话语模式，本能知道什么样的表达对自己最有利，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闭嘴最合适（从这一点来说，L老师的那位经常在朋友圈里留言的公务员朋友并不太聪明，因为他完全可以像大多数同行那样不说话）。当然，这种精致利己模式并不保险，一旦自己的岁月静好被打破，就精致不起来了。回到标题，为什么要远离那些对社会很“包容”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精致利己，本质就是自私。当然，你会发现在现实中，这些对社会很“包容”的人，总是在指斥别人自私，认为自己才最理性客观、全面思考问题。他们见到那些为自己应有权利较真和争取的人，总是会很不屑地来一句“真自私”，认为他们破坏了社会和谐。但自己的利益稍遭影响，他们可能叫得比谁都欢——当然，叫还是不叫，要看对方是谁。惹不起的，当然不能叫。就像前段时间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的那样：一个文明人只会对社会和权力苛刻，对别人的私生活则会抱以最大的包容，一个野蛮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对普通人的私生活无比苛刻，对社会的阴暗面则视而不见。这段话可以改一下：一个文明人只会对社会和权力苛刻，对别人的遭遇会有同理心乃至提供帮助，一个野蛮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会将个体的遭遇视为“少数个例”，将个体争取权益的行为视为“自私”，将自己对权力的恐惧称作“理性客观”，将自己的自私粉饰美化为一种“包容”。其实，一个人选择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因此而作出各种妥协，是一种历史常态。它很普遍，也很真实，也并非没有原因，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在选择这种生活的同时，能否保留一点善意和一点逻辑，能够真诚面对他人的不幸和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以貌似理性客观、实则自私的态度去苛刻要求他人。图源

前两天给某平台写一篇专栏，主题是东欧国家的房价。在文章的结尾，我特意加了一段关于房产税的文字。之所以要加这么一段，是因为作为二十几年的老网民，我熟知有些人多喜欢抬杠，也知道抬杠的套路。比如说到其他国家的房价，抬杠者往往会搬出“永久产权有什么了不起，房价高低也是扯淡，国外光是房产税就能把人榨干。”“外国买房子容易，但是根本养不起，一个房产税就是大负担。”无论网上还是线下，我有个经验：如果对方张嘴就是“外国都如何如何”“国外都怎样怎样”，不管他是夸还是踩，我都会失去对话的兴趣，因为不想自找麻烦。原因很简单，那些动不动就这样说话的人，连基本逻辑都没有——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叫“外国”，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具体在房产税上，在欧盟内部，有些国家有房产税，有些国家没有，有些国家房产税很高，有些国家的房产税完全是象征性收费。我在那篇专栏里提到的三个国家，情况就各自不同。捷克房产税是每平方2克朗到10克朗，1克朗不到0.28元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是人民币0.56元到2.8元之间，换言之，如果你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每年要缴纳的房产税，大概介乎于人民币56元到280元之间。另外，捷克在2014年取消了遗产税。至于波兰，2022年上调了房产税，最高从原先的每平方米

前些日子于贵州旅行时，在锦屏县隆里古城偶遇出殡。当地人的风俗与平时所见不同，送葬队伍十分庞大，足有两三百人之多。前面的队伍敲锣打鼓，仿若仪仗，却又不是那种悲伤的唢呐声，反倒如喜庆一般。觉得好奇，便多看了几眼。小城只有一条主街，所以游客只能站在路边石阶上等待出殡队伍过去。只见旁边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的眼睛，嘴里说着“不要看，不要看，这些看了不好的。”为什么“看了不好”？恐怕是怕“沾染晦气”吧。我相信，如果这对夫妇早知道会碰上这个场面，可能就会换个时间再来。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对死亡这个事情非常忌讳。平时遇到出殡队伍会觉得晦气，去墓地更是要做足措施，比如广东人就习惯拜山（即扫墓）后带片柚子叶，或者用柚子叶泡水洗手。如果你闲着没事干跑去墓地，长辈多半认为你是犯了神经病，还会担心你撞邪。这就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很多中国人最讲究敬重祖先，但嘴上说得好听，一年到头也就清明时节去拜一趟祖先——当然，很多人会说自己心里有，不过我表示存疑。布拉格高堡公墓▲南方的闽粤桂黔等省份有在厅堂摆神台拜祖先的传统，每日上香，但如今的城市年轻人也很难接受新居装修时留一个神台位，所以这样的传统也越发式微。可以说，大多数人与祖先的“沟通”机会，也就是清明扫墓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这一天，很多人似乎也很“嫌弃”，一边敬着祖先，一边担心碰上什么“脏东西”。有一次，我在所居小城里探访古村落，出来后打算去另一个村，导航设置了一条最快路线，结果开着开着才发现，导航APP百无禁忌，让我直接穿过本地的公墓。若是换成某些人，肯定大喊晦气。我倒是跟导航APP一样百无禁忌，不但没有避开这条路，还中途停车，走上半山腰，在自家祖先的墓碑前拜了拜。说实话，虽然我百无禁忌，但非清明时节去拜祖先，这还是第一次。偌大的公墓占据了几个山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一座座墓碑包围着我，记录着一位位远去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过往，可他们分明合力造就了巨大的天地苍茫感，让我心生敬畏。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与自家先人也建立了某种沟通，是以往未曾体会过的真正的沟通。同时我也在想，一座容纳了这么多逝者的公墓，每年只有清明时节才人头涌涌甚至塞车，平时时常空无一人，说明了什么呢？奥地利玛利亚沃特的公墓，面向无敌湖景▲这样的情境，让我想起了曾在波兰一座墓园里的经历，也是一段我曾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经历。作为一个百无禁忌的旅行者，我除了热衷寻访名人故居之外，还一向有逛墓园的爱好。我的朋友贾葭喜欢探访名人墓地，我也喜欢，但更喜欢的却是普通人的墓园。在欧洲旅行时，教堂旁往往有当地墓园，我总会进去逛逛。西方人对死亡和逝去者的态度，与东方人大相径庭。东方文化给死亡赋予了很大程度的神秘感，也因此多了些禁忌。而西方文化面对死亡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生者与逝者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界限和距离。库特纳霍拉人骨教堂人骨灯▲也正因此，中国城市的墓园往往远离市中心，买房后发现对面山头有墓地而打官司的事件也并不罕见。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墓地是需要避忌的东西，是不能在日常见到的东西。但西方城镇的墓园并不会远离市区，往往在市中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许多墓园早已成为景点，比如布拉格的犹太公墓和高堡公墓。最著名的当属捷克库特纳霍拉的人骨教堂，它收藏了四万多具人骨，连教堂里的吊灯、圣坛、十字架和圣杯等都是由人骨制成，教堂外还有当地的墓园。在国内许多旅行攻略里，常称之为“恐怖教堂”，但说实话，我曾两次探访它，始终只感到神圣，从未有恐惧感。我最喜欢的，是总能在墓园里见到当地人。而我所要提到的这段经历，便因人而美。那是一个夏日傍晚，我驾车离开波兰奥斯维辛。因为当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里见到太多残酷的历史印记，我的心情难免压抑低落。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时，我临时起意，选择下车进去看看。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地区，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才七点多，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这也许是奥斯维辛人的主要墓园。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就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一位中年女性侧身坐在一座墓碑前，正与墓中人私语。她与墓碑一起沐浴于阳光之下，见我走进来打破这片宁静，她冲我微微一笑，点头致意。奥斯维辛的当地墓园▲那一刻，在集中营遗址中所压抑的情绪烟消云散，我真实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小确幸”。我无意去比较东西方文化在生死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它有太多历史因素，早已根深蒂固，但我仍认为：一个对出殡场面、墓地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很难对自己逝去的先人有什么真正的尊重。如果我们将与先人的沟通变成一年一度、清明时节才有的“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感”也未必那么真诚。图源

当地时间5月29日，藏于法国卢浮宫的镇馆之宝《蒙娜丽莎》遭遇袭击，一个坐着轮椅、乔装为女性的男子突然从轮椅上站起来，将蛋糕抹在了《蒙娜丽莎》前的防弹玻璃上。也幸得防弹玻璃保护，这幅世界名画并未被破坏。当袭击者被安保人员带走时，高呼“想想地球吧，艺术家们都想想地球，所有的艺术家都要为地球考虑，这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可打着环保的名义来破坏名画，不得不让人感叹其脑回路。这种极端行为于理不容，也触犯法律，等待袭击者的将是被起诉。作为世界第一名画，《蒙娜丽莎》的命运相当波折。1911年，它曾有过被盗经历，窃贼是一个极为爱国的意大利人，认为《蒙娜丽莎》属于意大利，所以将之盗走。两年后，窃贼因为想将画作转手而败露，最终被捕，《蒙娜丽莎》也得以回到卢浮宫。二战时期，《蒙娜丽莎》为躲避炮火而几度转移，直至1945年才重返巴黎。1956年是《蒙娜丽莎》史上最灰暗的时光。那一年，它遭一名破坏者泼硫酸，下部严重损坏。几个月后，它又遭另一名破坏者投掷石块，导致局部颜料脱落。从此，《蒙娜丽莎》就成为世界上被保护最严密的艺术品之一，一直被置于安全防弹玻璃罩里，画作前还有硬质栏杆。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有人惦记着要破坏《蒙娜丽莎》。1974年，它在东京展出时，一位不满意馆方残疾人参观政策的日本女性对其泼了红颜料。2009年，它在卢浮宫中遭遇一位俄罗斯女游客“杯袭”，所幸瓷制马克杯没能穿越防弹玻璃。这次为《蒙娜丽莎》免遭奶油玷污立下功劳的防弹玻璃，是卢浮宫于2019年10月新更换的设备，不但保护升级，也更为透明。之所以需要更为透明，是因为名画的魅力在于细节与光影。放一块玻璃挡在前面，清晰度大减，也影响光线与视角，会降低参观者对艺术的感知。事实上，近年来对“罩子里的《蒙娜丽莎》”的批评声音很多，大家都认为玻璃让蒙娜丽莎变得模糊。也正因此，与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蒙娜丽莎》所享受的保护待遇并不具备普遍性，甚至可以说非常罕见。在怕水怕火怕熊孩子更怕蓄意破坏的名画领域，大多数作品都处于没有防弹玻璃的“裸展”状态。上一次有世界级名画遭遇袭击，还是在2020年。毕加索于1944年创作、价值约两千万英镑的名画《女子半身像》，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遭遇一名20岁男子撕毁。当时，这幅《女子半身像》就处于“裸展”状态，直接悬挂在墙上，前方没有栏杆或护绳，伸手就可触摸，附近也没有安保人员。毕加索的《女子半身像》▲无论在卢浮宫，还是在遍布欧美大小城市的各种美术馆中，馆方对画作的保护措施都相当简单，顶多就是在可移动护栏或护绳构成的一米线。很多时候甚至连护栏和护绳都没有，参观者大可以凑到名画跟前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绝对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当然，如果是世界级名画，附近往往会有一两个安保人员。另外，为了视觉效果，也有一些画作覆有亮光漆，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效果。换言之，美术馆为参观者提供了尽量大的亲近名画的空间，至于参观者是否会破坏名画，那就全靠自觉。破坏者乃至盗窃者，似乎都是美术馆和博物馆无法完全战胜的大敌。很多人被电影误导，总以为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安保系统都神之又神，其实绝非如此。西方博物馆以私营居多，还有一部分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资助。许多博物馆尽管名气很大，藏品甚精，但经费紧张，承担展馆和藏品的日常维护就已捉襟见肘，能用在安保系统上的钱少之又少，甚至安保人员都靠志愿者。所以多年来，许多名画的失窃过程简直可以用儿戏来形容。比如2020年4月，价值600万欧元的梵高名画《春日花园》在荷兰被盗，监控镜头显示盗贼深夜来到博物馆，直接用铁锤打烂展馆的两扇玻璃门，然后径直进入取走《春日花园》。整个过程简单粗暴，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技术含量”。梵高名画《春日花园》▲在历史上，许多名画窃案都造成了巨大损失。比如1990年美国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亚特·加德纳博物馆被盗案，损失高达3亿美元；199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20幅名画被盗，总价值约5亿美元；2010年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遭窃，损失达1.24亿美元。对名画的破坏，也是展馆的心头之痛。2012年，有人在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重拳击打莫奈的《阿让伊特盆地塞纳河上的帆船》，导致画作被砸出一个大洞，油彩大面积脱落，肇事者被判入狱五年。2013年，有人在卢浮宫朗斯分馆用黑色记号笔涂抹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珍藏——伦勃朗名画《夜巡》也曾遭多次破坏：1911年，一位海军厨师试图用小刀划破画布，所幸只是造成表面裂痕。1926年，一名精神病人向画作泼硫酸，所幸也没造成太大破坏。但1975年，一位教师用刀划破画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后来画被修好，但仔细看还能发现切口。美国画家塞·托姆布雷的《菲德洛斯》在法国阿维尼翁展出时，遭遇一位法国女士的亲吻，将自己的唇印留在了画作上。她在法庭上声称自己太爱这幅画，所以必须亲吻，最终被处以4500欧元罚金。1962年和1987年，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妮》两度遇袭。第一次是油漆，第二次则是枪击，所幸防弹玻璃挡住了子弹。除了蓄意破坏者，“熊孩子”也时常闹出事情。比如2019年5月26日，原定于在佳士得香港春拍上拍卖，估价约130万至219万人民币的任伯年花鸟四屏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就在预展现场遭遇一名儿童撕毁。在世界博物馆的历史上，参观者体验和展品安保之间的平衡一直是难题。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必须考虑参观者的感受，突出藏品的美感。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准则与展品安全存在冲突。如果要防贼一样去防范参观者，带来的糟糕体验可想而知。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观念上的重视，在展馆门口尽可能多地消除隐患，是博物馆最主要的办法，入口安检可以让液体、锐器和打火机等疑似危险物品无法入场。参观者的素质也很重要，在博物馆历史比较悠久、参观者有丰富体验经历的国家，大多数参观者都能做到安静有序，与艺术品保持应有距离，这种基本的社会公德，当然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但是，无论是寄望于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安保，还是依赖于参观者的高素质，都不能杜绝破坏事件的发生。从历史上来看，破坏名画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初衷，除了无聊和仇恨之类的原因外，还与政治、宗教、战争、社会公共道德等问题有关。破坏者希望藉由破坏表达自己的情绪。当世界出现撕裂时，这样的事情或许会越来越多。但不管怎样，人类对艺术的基本尊重，不但是人类自身的文明准则，也是最有效的“博物馆之盾”。图源

在中国人十分常见的“谜之认知”里，对“内向”的理解绝对是其中一个。你会经常听中国人说“哎呀，这孩子内向，不好”，甚至是“这孩子内向，以后可能没出息”。其实翻遍现代心理学和性格分析书籍，也找不到半个把“内向”当成病态的句子。可在中国，许多人都喜欢说“内向不好”，还有“内向是种病”的潜台词。相比之下，所谓“性格好”，往往被简化为“外向”。只要你大大咧咧在外面爱说爱笑，就会被视为“外向”，这种划分显然简单粗暴。这种普遍性的无知，只能体现国人的常识匮乏到了何等地步。首先，内向和外向仅仅是性格的两种相对特征。其次，内向不等于自闭，中国父母和老人恐惧的其实是“自闭”，但因为没常识，于是将“内向”妖魔化。更糟糕的是，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反而非常极端武断地给别人贴上“内向”或“外向”的标签，然后施加各种压力试图扭曲孩子。其实，内向和外向只是一种处世方式，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式。内向者倾向于通过自我思考和独处解决内心问题，外向者倾向于通过向外界倾诉或宣泄治愈自己。就像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的那样：“内向型的人能在刺激程度最低的环境中独自获得能量，而外向型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在团体中获取能量。”按照这个逻辑，你说谁更强？我认为具备自主能力的人更强。至于有人将内向等同于社交障碍，更是无稽之谈。社交障碍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紧张焦虑，无法自处，生活受到影响，但内向者多半并不畏惧社交，只是单纯不喜欢而已。或者说，内向者不需要通过与他人不断说话去获取认同感，他选择独处，并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至于说外向的人反应更快，也是错觉，区别仅仅是外向者直接把话说出来，内向者往往想清楚再说而已。心理学对典型内向性格的描述有以下词汇：理性，安静，专注，内省，喜欢独处，做事有计划，不冲动，日常生活有规律，遵循伦理观念，做事可靠，善于倾听，有洞察力和创造力……你觉得，这些都是没出息的表现吗？股神巴菲特就是典型的内向者，他将内向性格中的敏锐洞察力发挥到了极致。内向的人在不轻易说话的同时，往往将心思用于观察世界，也因此更具洞察力。周杰伦也是内向的，但也将内向性格中的创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般来说，艺术家中以内向者居多，因为内向的人，内心更为多彩，想象力更为丰富。许多人认为，内向的人在职场中会吃亏。但要注意的是，内向并不等于自闭，内向的人只是不轻易说话，而不是不敢说话不敢交际。这种性格反而更加稳重，更容易“言必有中”，更值得信赖。甚至可以说，因为许多中国人的职场观念是“少说多做”，内向者反而更适合职场生存。同时，内向的人往往更为专注，这更是可贵的品质。最搞笑的是，中国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习惯使用世俗定义，比如官做得有多大、钱赚得多不多。偏偏有很多研究都显示，其实内向者更容易获得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很多中国人还是一边强调世俗成功，一边嚷嚷“一个人内向的话就完了”。还有人认为，内向者胆子小，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一个人胆子大小，主要看内心是否强大，内向者习惯于从内心寻找力量，内心强大的几率更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来形容人的区别，也是挺有道理的。如果硬要找个普遍性，那么外向的孩子以后或许更适合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内向的孩子或许更适合需要专注度和创造力的工作。当然，有人会说，全面发展不是更好吗？一个人又性格外向又理性专注，难道不可以吗？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但现实告诉我们，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既要……又要”就等于什么都要不到。一个孩子只要能做到正常发展，没有明显短板，对其性格报以尊重，是让其成长的最好方式。之所以有许多老一辈的人有“外向好内向不好”的错觉，多少跟中国的“人情社会”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所谓工作，真正的工作时间比例极少，大多数都用在应付人上。办公室关系、无休止的会议、不同部门之间的扯皮、职责不清导致的效率低下、下班后的应酬……许多人美其名曰“沟通”，实质上大多数是无效沟通，或者说是根本可以避免的沟通。即使在工作以外，中国人仍然身陷人情社会之中，办个事要找关系，逢年过节要应付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面对别人查你户口问你收入侵犯你隐私仍然要笑容相待……如果你能“跟大家打成一片”，你就容易博得好感，但如果你不爱说话，就显得不那么合群。可是，这跟有没有出息有关吗？相反，越是这种状况下，具有专注度和观察世界能力的人，越是那种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无效社交上的人，或许越有机会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取许多人艳羡的俗世成功。另外，许多人眼中的内向，或许是一种对他人的误解。举个例子，有人过年回家，七大姑八大姨在旁边逼婚，一口一个“女人不结婚就没有人生”，“你都二十八了还不结婚，以后没人要”，当事人走又不能走，只能低头玩手机，然后她娘亲慨叹一声“这孩子怎么办啊，这么内向，以后愁死了”。你说，这是内向吗？这不叫内向，只是对无效社交的抗拒，人家转头跟朋友凑在一起，可能不知多放得开呢。图源

美剧《老友记》剧照▲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多事”的人。早年看他发微博，经常有当街跟人吵架的经历。比如前些年，他在小区门口见到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颤巍巍往前走，因为那段路没有人行道，也不宽，所以后面有辆车暂时被挡住。结果司机狂按喇叭，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差点摔倒。朋友立刻冲上去扶住老太太，指责司机没有公德，完全可以喊一声，或者在后面慢慢跟着走，而不是狂按喇叭。他也不是一味尊老。也是在小区门口，他见到有老人进出时不给后面的人扶一下门，甚至直接甩门，结果撞到了后面的小朋友。他立刻上去指责，认为老人毫无公德，为身后紧跟着的人留门是起码的礼貌。毫无疑问，在许多“岁月静好派”眼里，我这个朋友太“多事”了，“这些事儿跟你有啥关系”？而且也太“负能量”了，“就不能关注点好的方面吗？”同样，在现实中，那些热衷维护自身或他人应有权利的人，也往往会被视为“多事”。21年前，我还是个学生，在《南方都市报》写每日专栏，经常混在当时的南都办公室，动不动就跟着编辑们蹭吃蹭喝。当时王小山叔叔（叫“叔叔”显得我年轻）也在南都，有一天我跟着他和其他几个编辑去吃饭，饭后经过一条老街，见到城管在驱逐一个摆地摊卖番薯的老人，言语不太客气。他非常愤怒，走过去帮老人说了几句。之后一路上，他都在碎碎念，说自己太怂，只能帮忙说几句话，帮不了太多的忙。估计这事儿，他自己都忘了，可就是因为这件挺身而出的小事，我认定小山叔叔确实是个好人。当然，很多人看到这儿，会觉得小山叔叔实在太多事了，赶小贩关你啥事？或者扮演杠精，非要来探讨一下摆摊对不对的问题。还有很多人会出于好心，认为小山叔叔不该这样做，因为“有风险”。更“聪明”的人则会说：“管这么多干什么，没有任何用处，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这话当然是对的，所以许多年过去了，小山叔叔也早已心灰意冷。不过他在日本过得优哉游哉，祝福他，也羡慕他。我生于80年代，小时候看报纸，经常能见到关于社会风气的讨论。那时的报纸尺度还不小，类似“一人遇溺，几百人围观却无人施救”的新闻，总能掀起一番大讨论。还有“孩子在车上见到扒手，却被父母捂住嘴不准声张”，也是媒体上常见的讨论题材。目标指向都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么多年过去了，风气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讨论的空间肯定在收窄。举个例子，90年代我读中学时，老师说柏杨那本《丑陋的中国人》写得不好，泄愤多于讲道理，但不可否认许多问题确实存在，值得深思。可到了当下，我见到有老师对孩子们说“不需要看内容，光看书名就知道作者不是个东西”。这可不仅仅是老师水平的差别，更是讨论空间的差别。反倒是“正能量”这个词，很多人用起来完全不分场合。当然，这个词本来就很怪异，从科学角度来说是个错误概念，出处也很可疑。在中国人的日常语境里，“正能量”被赋予了更多含义，比如每逢遇到社会阴暗面，有人就会建议“多点正能量，多看好的一面”。这个套路当然很糟糕，因为不管你是否正能量，阴暗面都摆在那里。所以“正能量”其实就是一针麻醉剂，对社会毫无帮助。当然。更多人是把“正能量”当成不关心社会的借口，因为“关心了也没用”，这一点我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是对的。但他们说得越对，就说明问题越大。就像前些日子，我在一篇关于“适应社会”的文章里写过的：“我一直挺同情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适应社会’，难度比上一代人大得多，需要面对的难题也多得多。但没办法，问题从不在年轻人身上。因为一代人越是强调‘适应社会’，就越意味着将积压着的问题留给了下一代人。所以，这又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希望孩子安稳，所以强调‘适应社会’，但正因为过分强调‘适应社会’，又使得孩子面临更多难题。而那些‘除了适应社会，其他什么也不会’的孩子，因为顺从惯了，又没有能力解决难题……”而且，“正能量”往往是因为事情没落在自己头上。打个比方，有人落水，媒体批评无人救援，你可能来一句“别片面别偏激，凡事要多看好的一面”，一脸正能量的样子。但轮到你自己落水时，你还会维护那些围观者吗？这几年，平时打鸡血，看到一点负面新闻就认为是造谣，但当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哭着求助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很多人坚信事物是发展的，一开始有问题，慢慢就会解决，就会变好。这个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对的，但它有前提，需要人的努力和正确方向。如果一代人一边喊着要“适应社会”，连在公交车上见到个小偷都要捂住孩子的嘴，几百人围观落水者却无动于衷，一边又认为社会风气会越变越好，那就是鸡贼和自我蒙蔽。这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社会风气也一样。真正推动这个世界前行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正能量”。在现实中，你会发现一个地方的人越挑剔，发展就会越好，社会文明度就越高。因为只有挑剔和批评，才会督促社会不断改进。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太多人并不明白。比如看港剧，剧中人物因为一些事情决定打官司维护自己权益，弹幕里会有一堆人留言说“这也太多事了，屁大点事就闹上法庭，真矫情”。作为一个看香港电视新闻与港剧长大，在其中汲取不少养分的人，我对这种思维感到很惊诧，但它确实很普遍。前段时间，也有许多人嘲笑某地民众，认为他们太矫情。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悄无声息，可他们却动不动就闹意见。可是，这不正是民众素质的体现吗？没有这些声音，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就会继续。即使这些声音并不能改变什么，也比悄无声息受罪要好。哪怕从自私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珍惜那些“负能量”的人，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的当下。没有他们的“矫情”和坚持，“岁月静好派”的那点静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图源

很久以前就见到一个说法：这个社会病了，许多原本优秀的品质，居然变成了贬义词，比如老实，就变成了“蠢”、“不灵活”和“不会来事儿”之类的同义词。同样在很多时候变成贬义词的，还有“单纯”。你去中文搜索引擎上试试，输入“孩子单纯（老实）”，热门条目都是“孩子单纯怎么办”、“孩子太老实了怎么改”、“孩子单纯就会被欺负”、“孩子不能太单纯”、“我家孩子单纯，我要担心死了”……你说这社会是不是病了？社会当然存在恶的一面，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不会例外，哪怕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和城市，也不能避免暗面。这当然是事实，所以，提高孩子防范意识，教他们分辨好坏，都是必要的。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得出“单纯不好”的结论，那肯定是社会出了大问题。几年前，我曾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遭遇一次因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被迫滞留了一天多。航空公司方面除帮我改签机票外，还安排了免费酒店，并按照欧盟最低标准进行赔偿（600欧元/人），此外保险公司也迅速进行了赔付。不过因为原本的登机时间是凌晨，工作人员多已下班。加上延误航班很多，滞留旅客不少，所以第二天早上才安排好酒店。从凌晨一点到早上七点多，我暂时只能呆在机场。机场方面安排了休息室和简易床供使用，临时将就一下倒也无妨。在这短短几小时的滞留期里，我认识了一位法籍华人。他年纪与我相仿，广东人，来法国多年。他见我未曾经历这种滞留场面，便十分热心地帮我查询各种事项，不但拿自己的手机帮我，还为我跑前跑后，帮了我的大忙。感激之余我还发现，他每次离开休息室都是空着手的，行李就随意堆放在简易床边。不止是他，其他滞留旅客也一样，大包小包都不例外，连手机都可以扔在床上半天。当然，你可以说此时的机场是一个封闭系统，虽然休息室里没有摄像头，但室外有，所以大家都不怕小偷。可是即使如此，这种集体性的大大咧咧，也是相当难得的。我在旅行时，还经常遇到停车的难题。如果是停车收款机，那就好办，直接投币停车即可。但有些国家或城市会采用手机操作，我就两眼一抹黑。毕竟语言不通，连安装什么手机APP都不知道，二来我没有当地信用卡，在有些地方就算安装了也很难支付。每当此时，我就只能求助于路人，希望对方用手机帮我支付，我给对方等额现金。但印象中，只有在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一次，对方收了我的等额现金，其他人都直接掏手机帮我支付，然后笑笑摆手拒绝我的钱。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打扮新潮的小年轻，帮我支付后，见我执意给钱，居然很羞涩，跑得贼快，跑出去几十米才回头跟我摆手说不用不用。虽然停车费只是小钱，但如此普遍的帮助，还是让我颇为感动。无论是机场遇到的滞留旅客，还是在不同国家遇到的帮我支付停车费的陌生人，感觉都有点网络语言所说的“傻白甜”，看起来单纯友善。但这种单纯是不是等于白痴？当然不是。有一次旅行，我走在德国柏林街头。突然有一个女生拉住我，拿着一份宣传单给我看，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有几个路人凑了过来，跟我摆手让我不要理睬。这几个路人中，有刚刚从洪堡大学门口走出来的年轻学生，有中年人，有老太太，他们的眼神都很焦急，生怕我受骗。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种宣传单一般都是打着捐款名义的骗局，让你捐个10欧元5欧元的。如果要类比的话，基本等同于我们在国内偶尔会遇到的“大哥，我从哪儿哪儿来，钱包丢了，吃不上饭，也坐不上车，能不能借我十块钱，让我吃个盒饭”。虽然已经时隔多年，但我仍然记得那几个路人的关切眼神。也就是说，他们的单纯不等于傻，他们会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会分辨那些骗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他们并非不知道。当然，他们也会被嘲笑。前几年难民危机，德国瑞典等国家大量接收阿拉伯难民，后来出现了一些恶性治安事件。国内有不少人对此报以嘲笑，认为这是傻和幼稚导致的结果。这种嘲笑当然很糟糕，它充满着对难民族群的歧视，同时也歪曲了事实（这些人将犯罪者与难民画上了等号）。我对欧盟各国在难民危机中的表现有所保留，并不是基于对难民的接收，而是认为欧盟空有丰沛的人道主义，却不具备足够的应对能力，但我从不会对嘲笑民众的善意。如果将善意等同于傻，那无非是将自己内心的阴暗投射于世界。而且，即使一个人真的单纯到了“傻”的地步，也只能说明一点：他从未受过社会的毒打。很多人嘲笑单纯的人时，最喜欢说“他这是没被社会毒打过”，可是，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属自虐狂体质，每天都惦记着挨打。说到国家大事，张嘴就是谁谁谁要打我们，谁谁谁被打了之后就轮到我们，说到社会上的事，张嘴就是太单纯了就会被社会毒打，被毒打了就“成长”了，你生下来就是为了挨打的吗？一个人如果能以“傻白甜”的方式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说明他身处的社会能够包容他的单纯，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安全的空间，这难道不值得羡慕吗？这几年，有句话在网络上很流行，叫做“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句话的出处并不光彩，来自早年歌剧《白毛女》，是夸赞剧中头号反派——地主黄世仁的一句台词，在剧中显然属于颠倒黑白之语。即使不谈剧情，把这句话单独拎出来，也是非常极端的片面之语。以穷富判断人品，就像那个年代的“出身论”一样荒谬。但这句话为何在网络流行？因为如果你不把这句话当成结论，不将之极端化，就会发现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个人生的困局：■一个人如果很穷，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为生计打拼，他确实需要有更多“心眼”，以争取更多东西。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一个人很难“傻白甜”，因为他随时要面对各种生产资料的争夺。■而一个从小在无忧无虑条件下长大的人，因为物质富足，没有匮乏感，反而对物质的欲望会降低，同时因为拥有更多关爱，会注重一些超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不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梦想、与找工作和养家糊口无关的爱好等。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以穷富来判断人品，无论“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还是孟子的“为富不仁”，都片面且无逻辑。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穷人很难“傻白甜”，因为他必须早早“成熟”起来，必须多点心眼，才能在社会中打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老话，体现着经济基础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现实中也很大程度上成立，要不然，大家怎么都喜欢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呢？又怎么会厌恶小县城啥事都要找关系的人情社会呢？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无论穷人富人，都有好坏，但贫穷的生活会逼着人“长心眼”，富足的生活则让人有条件“傻白甜”。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傻白甜，你应该感到庆幸，起码说明你为他提供了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不需要他小小年纪就为了生计奔波，不需要他拼命“长心眼”跟别人去争什么，这也让他更有条件成长为一个阳光、善良、有梦想的少年，也让他有更高几率成长为一个功利心不重、内心充满爱的人。当然，这不妨碍你教育孩子防范意识，让他了解那些潜在的危险。如果你坚持认为孩子太单纯是一件坏事，那么不妨去想想社会的问题。如果“有心眼”成为常态，“善良”成了罪过，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就像这几年网络流行的一句话：“浑浊变成常态的话，清白就是罪过”，这到底是人的错，还是社会的错？图源

前几年，网上有过一个观点，发言者自称是公务员。他认为，现在很多民众的投诉和批评毫无道理，他们连相应规定、内部运作都没弄懂就来抱怨，等同刁民。这种论调引来众多批评，大家都认为，民众有什么义务要懂你所在部门的业务知识呢？大家不懂，你就给大家解释清楚呗，怎么就先扣“刁民”的帽子呢？你去餐馆吃饭，觉得菜不好吃，批评厨师两句，需要亮出厨师资格证吗？如果你是个物理盲，那么孩子物理考试没考好，你就不能批评他了吗？如果你去买车，评价4S店几句、对车型发表一些看法，销售员痛骂你“一点汽车专业知识都没有，不会造汽车也不会修车，连驾照都还没过两年，居然跑来大放厥词”，你能接受不？你看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气到直拍大腿，痛骂臭球时，需要自己也有专业球员的球技吗？需要自己是梅西C罗或者国脚级别吗？以上这些问题，答案都显而易见，可怎么到了公共事务领域，就要求民众要精通各部门规定和运作，不懂就变“刁民”了呢？说白了，就是权力作祟。要是能把自己所在部门和自己的身份等同于餐馆厨师、4S店销售，就不会让权力意识压倒服务意识。上几个月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某城市的有关部门处罚了某生鲜平台，原因是操作台上的鸡蛋未清洗。这个新闻引发了一边倒的批评，网民们都在痛骂，通报短短时间就跟了几万条评论（当然，后来把评论关了），还出现了许多猜疑。相关部门肯定觉得很冤，因为规定上了操作台的鸡蛋确实需要清洗，处罚有明确的法规依据，并没有不合理之处。至于网友质疑的“鸡蛋不能洗，洗了就会坏”，那仅仅是储存期可以不洗，跟操作台是两回事。可以说，网友们搞错了。但问题是，网友为何会一边倒批评甚至痛骂？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疫情期间，正是这个生鲜平台提供了配送，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在那个当口对其进行处罚，有吹毛求疵之嫌。还有人认为如果查得如此严格，也只发现这点“小问题”，那反而说明平台信得过。也有人上升到了阴谋论层面，认为这是有意“整”平台。我不赞同这种阴谋论，也不认为一个企业在疫情期间做了贡献，就有了违反法规的“资本”。违规了就要处罚，这没什么好质疑的。但不得不说，这次查处放在那样一个时间背景下，确实很容易引发民众的质疑甚至愤怒。在当时的评论区里，也有不一样的声音。有人以专业面孔出现，认为网友们小题大做、纯属胡闹，连法规到底规定了什么都没搞清，一点常识也没有。老实说，出来普及一下相应法规，当然没问题，也是公共讨论中应有的，但要说网友“没常识”，那仍然是开头所说的，是权力意识在作祟。什么叫做常识？网友们一边倒认为的“鸡蛋不能洗，洗了就会坏”是常识（虽然他们的“不能洗”和有关部门查处的“不洗”是两个不同情境），因为这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规定标准则不是常识，它属于从业者的专业知识，你干这行，就应该知道，你不干这行，就没有必要知道。如果一个处罚通报出来，瞬间有无数网友发出反对声音，那么质疑网友“不专业”，不但傲慢，而且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所以，遇上这种事情，有关部门与其觉得委屈，不如趁此机会出来好好普及一下，打消公众困惑。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储存期不洗”和“操作台上未洗”是两回事，难道不是好事吗？话说回来，如果批评厨师做菜不好吃，不需要自己考个厨师证，骂国足踢得臭，也不需要自己有球星水平，偏偏在公共事件中提出质疑，就被一些人扣上“刁民”的帽子，那出问题的肯定不是批评者，而是扣帽子的人。图源

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阴谋论”的出现极其糟糕。它会将讨论彻底拉入泥潭，然后变成“单方面宣布胜利”的把戏。比如一宗负面新闻浮出水面，哪怕你有再多事实支撑，持阴谋论的人仍坚称这是敌人造谣，是渗透之举。等到新闻事实已经无从辩驳，负面效应持续发酵，持阴谋论的人又会说这事情本来不会闹这么大，就是敌人的阴谋，搞风搞雨搞破坏……换言之，持阴谋论的人从来都不在意事实如何、是非如何、责任属谁，只会将一切归于一个假想敌。这个敌人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有可能是一个国家，有可能是很多国家，甚至有可能是全世界。在生活中，你会发现持阴谋论的人哪怕碰上再小的事，也会将之上纲上线为阴谋。前些日子某中超球队的一位球员闹了负面新闻，原本来说，球队是球队，球员是球员，私生活问题自有解决方式。但哪怕是这样的事情，评论里仍然会有球迷假装理性客观，来一句：“犯了错确实不能护犊子，但是新赛季准备期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竞争对手看我们队稳定，觉得眼红，专门搞我们啊？”你看，阴谋论拥趸的脑回路有多么清奇？小事尚且如此，若是说起国际大事，世界在他们口中马上会变成一个阴谋的黑洞，从国家纠纷到经济数字，从战争到自然灾难，从人事变迁到突发事件，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引向阴谋，得出“我是白莲花，全世界都想害我”的结论。这个世界当然是复杂的，政治更是充满了角力和尔虞我诈，但碰上什么事都上升到“阴谋”，不但是极端化思维，而且也是一种智力上的极度懒惰。阴谋论本身拒绝实证，接受它的人很容易将之当成认识一切事物的“思想方法”，让人的思维变得简单，反正先预设立场，得出“有阴谋”的结论，然后将所有事情往上扯即可。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事实和逻辑思考这些基本原则都被无视。要想做个正常人，就要摒弃阴谋论思维。逻辑是最好的武器，因为阴谋论在逻辑上总是不堪一击。当然，阴谋论并非当下才存在，也不是少数无知者的专利。它自古有之，而且越愚昧封闭的时代和社会，阴谋论就越有市场。但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况突然又发生了改变，在知识爆炸、资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阴谋论居然出现了回潮。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前几年，“感恩”这个词很流行，尤其是各种心灵鸡汤文，拼了命劝你与世界和解，哪怕日子再难，也要学会感恩。可是如今，网络上动不动就说“感恩”的人明显少了，甚至会引来批评。原因很简单，这个词已经被曲解被毁掉。感恩是不是一个好词？当然是。人该不该有感恩之心？当然应该。但当这个词碰上著名的“中国式逻辑”，就遭遇了异化，被曲解到不成样子，因此令人讨厌——当然，仅限于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首先，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家庭中，“感恩”往往被用来进行道德绑架。比如从电视剧到现实生活里，常见的“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到现在还不结婚（此处可以替换为‘不生孩子’或‘不生男丁’），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还有没有感恩之心？”前两年还在朋友圈里见到一个类似电视剧的故事：一个农村女孩子，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一个人来到北京打拼，却撑起了整个家庭。家里盖房子，父母找她要钱，弟弟要结婚，父母找她要钱，弟弟要在县城买房子，父母找她要钱，甚至父母要在乡亲面前摆阔气，也找她要钱。她累到实在不行时，父母说的是“你还有没有良心？是谁把你养大的？”这就是当下很多人提倡的感恩，抹杀是非观念甚至底线的感恩——甭管我做错了什么，反正你得感恩，你得包容。如果“感恩”这个词用在社会层面上，那就更是灾难。那些关于社会阴暗面的新闻里，评论区总有“感恩”出现。当有人为社会不公而发声时，另一群人会说他不知感恩，揪着一点小事不放。当有人质疑某种社会乱象时，另一群人会说他不知感恩，为什么不想想自己日子已经过得不错了。当有人遭遇家庭困扰（如重男轻女，如干涉婚姻）时，也总有另一群人会出来叽歪一通，让你学会感恩，有什么不乐意的，忍着接受就行了。甚至有女性遭遇家暴，也会有人说“要学会感恩啊，日子怎么都能过，男人就算有点毛病，能赚钱养家，你就应该知足”。前段时间惨绝人寰的新闻，居然都有人留言说要感恩，毕竟有八个孩子，毕竟人还没死，一直被养着。这还是人类应有的逻辑吗？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身处的社会每每炒作某个大词时，背后都想遮掩些什么。“感恩”并没有例外，它掩饰的是独立思考和责任。感恩原本是宗教词汇，随着世俗化进程，逐渐降格为世俗人际关系。但在中国社会，它在那些没有逻辑的人的驱使之下变得极端化，呈现一种单向的世俗人际关系。所谓单向，就是你得对我感恩，我无需对你感恩。比如父母和子女，心灵鸡汤里最喜欢让孩子感恩父母，几时让父母对孩子感恩了？难道孩子带给你的快乐和幸福感，带给你的种种欢笑，不值得你为之感恩吗？更重要的是，动辄让人感恩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个人要感恩社会，孩子要感恩父母，连受害者都要感恩“不杀之恩”。换言之，他们强调的是弱者向强者感恩，没有话语权或者话语权较弱的人向拥有话语权的人感恩。你在中国现实社会里，见过多少人呼吁父母要感恩孩子带来的快乐？这还是没有风险的呼吁。至于有风险的，就更不用说了。平时很多人动不动就说老百姓要感恩，但如果你认同一座城市的兴旺与和谐，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那么就应该明白官员也应该感恩民众，可是你让那些喜欢讲感恩的人去本地市政府呼吁一下官员感恩百姓，借他们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所以，很多人呼吁的感恩，实则是有意或者不自知地将之等同于“服从”。他们要的不是感恩之心，而是让人听话，遵循某种价值观，哪怕这种价值观是错的。它的本质是一种极端化的单向思维，即相对弱势的一方必须感恩强者。从这一点来说，曲解“感恩”的人仍然活在前现代社会，跟古代那些动不动就下跪、盼着“青天大老爷”的愚民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极端的“单向感恩”思维模式，也正是“感恩”逐渐让人厌恶的原因。图源

中国新闻界有句老话，叫做“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这句话看起来有些犬儒，但却写满了一代代新闻人的无奈。我的朋友们对这句话向有争议。赞同这句话的人，觉得沉默也是一种努力和不妥协；不赞同这句话的人，会觉得好人的沉默就是对恶的纵容，再者说，沉默者也会退无可退，

清政府查禁小说的重点，一是“诲淫”，一是“诲盗”，后者的代表是《水浒》，前者指的则是所谓的“淫词小说”。首先发难的是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这位被康熙盛赞的“名儒”，任上强调正风俗。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颁发告谕，查禁淫邪小说，称“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绣像镂版，极巧穷工，致游佚无行，与年少志趋未定之人，血气摇荡，淫邪之念日生，奸伪之习滋甚，风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严禁。”次年，给事中刘楷上奏，称“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希望能彻底禁绝。康熙同意此说，再度展开禁书运动。率先将这事儿进行立法程序的就是康熙。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下谕称“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从之。”其中关于造作刻印、买卖、阅读淫词小说者以及监管失职之官吏所规定的各等处罚，后被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贼盗的条款中。但屡屡颁布的禁例，不但没有涤清社会风气，甚至还有拉低之嫌。禁例所约束的往往只是规矩人，包括有职业操守的书坊、一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李渔和烟水散人徐震。可是胆大妄为、品流低俗者却不管这一套，仍大肆编撰出版淫词小说。这些小说多为抄袭或拼凑，水准低劣。李渔在张缙彦一案后，并未受到牵连（这也客观说明清廷的主要目的不是禁书，而是清理门户），《无声戏》虽遭焚毁，但后来又以《连城璧》之名刊刻。可是，随着清廷在思想领域的逐步收紧，李渔的创作空间也愈发狭窄。对于书籍出版业而言，清廷禁毁书籍带来的影响反而不大。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书坊众多，涉猎也广，经史子集、科举“参考书”等，都在刻印范围内。色情小说因其读者广泛，更畅销不衰。嘉庆十五年（1810年），御史伯依保奏请查禁《灯草和尚》、《肉蒲团》等几部小说。这位御史谏言的本意是重视思想控制，博取领导欢心，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数日后，嘉庆称伯依保所列书籍名目都是数十年来的旧本，而新编之“语涉不经”的小说则不见奏闻，明显是“没话找话说”，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姿态，却压根没有建设性意见，骂他年老平庸还妄思升用。这事儿固然是笑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小说出版市场，不仅旧本翻印无法禁绝，新作还不断问世。民国学者张秀民曾考证，清代苏州有书坊53家。其实，实际数字远多于此，道光十七年（1837年），苏州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就多达65家。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确实与满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观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写婚外情的《醋葫芦》、描写同性恋的《品花宝鉴》、描述妓院生活的《九尾龟》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题并不淫秽，仅仅涉嫌低俗，也遭禁毁，比如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闻名后世的《三笑姻缘》。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红楼梦》刊刻、传播。他认为《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道光即位后，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提出“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以荡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佻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刑讼之日繁，奸盗之日炽，未必不由于此”，要求各地官员销毁书籍乃至书板，务必“斩草除根”。既然上有所好，民间自然免不了以此邀宠之人。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也在“淫书”之列。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红楼梦》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蜗残赘》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与《水浒传》一样，《红楼梦》虽屡屡遭禁，却始终广受欢迎。这一方面与书的自身魅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代私人刻书盛行有关。书坊书肆自负盈亏，自然要考虑做畅销书。当时的出版制度其实也极为宽松，书坊属于私有，出版之前无需备案，更无须书号，审查也都是事后审查。换言之，清政府虽然屡屡禁书，但却未“从源头抓起”，客观上让书坊和书肆赢得了出版和经营空间。艳情小说屡屡遭禁却始终繁荣，对于清政府而言是极大的尴尬。但这实则是一种必然，清朝统治者对性文化控制严酷，推崇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控制民众。《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肉蒲团》等有违传统道德、宣扬自由的“淫词小说”，自然不为所容。但过度的禁欲只能带来纵欲，何况，男女关系本就是世间无法避免之事。因此，尽管清朝历代皇帝频频颁发禁令、销毁相关书籍，可始终禁而不绝。

这两天，一篇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后记刷了屏，看哭了不少人，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肖清和。资料显示，肖清和生于1980年，2003年9月师从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于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目前担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宗教哲学等。引起舆论关注的博士论文后记来自其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1580-1722）

写小说，难免会带入个人情绪和喜恶。把自己喜欢的人写到小说里意淫一下，是小说史上的常事，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写进小说里“蹂躏”，亦是常事。民国时代的大家们，不少都爱玩此把戏，各种影射若隐若现。

谈起广东人的“传统”，有两种看起来挺负面的说法。一是广东没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原的传统根基深厚，一是广东人特别迷信，言下之意是接纳了传统的糟粕一面。关于前者，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的妖魔化所致。《魏书》写南粤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并非孤例。南粤远离中原，又有五岭相隔，在交通与信息不便的古代，本就神秘并难以控制，为主流文化所排斥。至于后者，老广家里的神台就是佐证，每天供着神佛上着香，还不是迷信？其实，这也是误解。广东固然曾是“蛮荒之地”，但历次人口大迁徙，早已使之成为中原文化的“藏身之所”。但凡中原板荡，岭南总会成为人们的目的地，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就是一例。也正因此，有人认为粤语通晋语。也有人认为粤语与隋唐语言最似。时至今日，粤语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听广东人说话特别有趣，有人认为粤语土，实则最雅，大量古汉语张嘴就来，如“企”（站）“食”（吃）“行”（走）“卒之”（最后）等。许多唐诗用粤语读才能真正押韵，比如刘禹锡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只有在粤语里，“青、平、声、晴”才同韵。即使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粤语说法，来历都十分高大上，有人曾经专门撰文统计，试摘几例：粤语的“累”叫做“攰”，《三国志》有“弊攰之民，傥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粤语的“聊天”叫“謦欬”，见于《庄子·徐无鬼》的“昆弟亲戚之謦欬”。南粤人一般写作“倾偈”，可能与佛教有关。不过也有人觉得“倾计”更为生动，因为“计”有主意的意思。粤语的“旁边”叫“隔篱”，苏轼的《浣溪沙》就有“隔篱娇语络丝娘”。即使人尽皆知的“打边炉”（即“吃火锅”）也有出处，元代诗人吕诚的《来鹤亭集》就有“十月暖寒开小阁，张灯团坐打边炉”。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此说法，广东不可能没有文化——早在汉代，广州已十分繁荣，隋朝时更为兴旺发达，即使清代闭关锁国，却仍有广州这个窗口，十三行富可敌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基础，加上不断涌入的中原世家，想不创造出兼容并包的文化都难。至于迷信，很多人忽视了广东人的神台构成。一般来说，神台分三层，上为观音，中为祖先，下为土地。真正符合人体工程学，能在广东人每天的“拜拜”中享受“重点关注”的，其实是居中的祖先。很多人都知道，广东也许是中国最重视清明的省份，广东人“拜山”（即扫墓）的声势，简直是家族总动员，绝非内陆省份可比。其实广东人重视的何止是清明，每日与祖先的“沟通”，早已根深蒂固。换言之，广东人的“迷信”，骨子里其实是对亲情的重视与维系，对家族传承的看重。至于观音与土地，其实只是顺带，无非讲个意头。拜佛拜神求平安，说到底是“礼多人不怪”。装修讲风水，也无非是何时破土何时打扫，床往哪头摆，摆设往哪儿放，养鱼得有个数目，花木得有个套路……除了拿八卦镜照着别人家曾惹起邻里纠纷外，真没听说广东人的风水信仰严重损害过其他人的利益。说白了，还是自娱自乐。再延伸一下，可算是“意头文化”的旁支。广东人讲“意头”，一般都是“利人娱己”，即方便别人，娱乐自己。红包这事儿就是明证，作为红包界的一股清流，广东这个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过年压岁钱都是“意思意思”，无非讲个“意头”，却少了许多压力。逢年过节所讲的“意头”，还多半与饮食有关，这也是南粤文化里特别有趣的地方。比如丝瓜，广东人爱吃，但一般称其为胜瓜，因为“丝”与“死”同音，意头不好。去市场买肉或在大排档点菜，常可见猪利，其实是猪脷，也就是猪舌头。粤语里“舌”与“蚀”近音，做生意怎可蚀本，当然要“利”字当头。去香港老字号吃腊味煲仔饭，最顶级的腊肠配置要算是鹅润肠和鸭润肠，早茶时点个粥常可见猪润粥，这么多“润”到底是啥？其实就是鹅肝鸭肝猪肝，不过“肝”与“干”同音，既然水为财，做生意怎能干涸，还是用“湿润”的“润”字比较合适。也正因此，你不会听到广东人说“干杯”，只会听他们说“饮胜”。至于历书，因为书与“输”同音，所以改名通胜。租房子常可见“吉屋”说法，是因为空屋的“空”字与“凶”近音，改为“吉”就好听多了。这些讲究的“意头”，或许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广东人太迷信，可这种“意头文化”又妨碍了谁呢？说到底，广东人的传统是自娱自乐，自求舒服，讲礼节但又不在乎虚礼，纯讲意头的红包文化就是明证。在份子钱暴涨的当下，广东被网友们视为一股清流。广东各地习俗，一般都是一二百元，多的也不过三五百元。某些地方更是会折角后原封退回，或者只收五元十元，因此当地人随礼，红包里除了百元大钞外，还会放上十元或五元的零钱，方便主人家只收零钱。有朋友毕业后来到广东工作，收入不低，可第一年回家过年，光发压岁钱就花光了年终奖。如此往复三年，他终于决定不再回老家过年，并对广东人的红包文化推崇备至。一个小小的利是封，往里装多少都看自己意愿，喜气却可均沾，开心而无压力。图源

2013年一项对公民政治知识的跨国调查显示：“不管一个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有多进步，女性对政治的了解都比男性要少。”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性别差距，是因为很少有女性在新闻报道和精英政治生活中发挥过突出作用，以至于许多女性看不到当前的新闻报道跟自己有什么切身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认知角度，但有一位英国记者给出了另一种思路：也许研究人员对“政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过于狭隘。许多女性所关注的，其实是更现实的政治。比如：“是否存在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公园的条件、公共交通便利性、警察在女性提出强奸指控时是否愿意尊重她、政府使用当地女性的性感照片吸引外国游客是否恰当，以及雇主在工作中虐待女性却不被惩罚的事实。”也就是说，如果站在女性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女性和男性对政治知识掌握的差距也许会急剧缩小。《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提到的这个细节，在现实中依然存在。中国人聊起政治，往往习惯于人事化和阴谋化。无论是北方大城市公园里的老大爷，还是出租车司机，最喜欢的就是把国际政治阴谋化，把国内政治人事化，说起官场调动来，比组织部和人事局的还清楚。书名：《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作者：辛西娅·恩洛译者：杨美姣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6月定价：88元可是，这些真的是政治吗？它不仅仅是对政治的狭隘化，更是一种污名化。没错，政治无处不在，但政治的本质是生活，关乎生活中的所有切实问题。对于女性而言，政治并不仅仅是生存与战争的问题，也并不是只有阿富汗女性才置身政治漩涡。比如看起来寻常的旅行问题，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种政治。《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写道，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旅游业作为重要产业时，性别政治也随之被关注。在历史上，旅行还是一件稀罕事儿时，到处旅行的“主力”就是男性。在文化理念上来说，古代大多数国家只能接受男性离开家到处旅行。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身体相对柔弱的问题，但显然并非如此，因为虽然不能主动旅行，可被迫背井离乡却很常见。因为战争等各种因素，总有女性或迁徙或被奴役，这种“被动离开”的局面并没有让女性被打垮，反而更说明了男权社会的残酷。《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作为当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中的经典作品，就是通过旅游业、食品加工业、海外务工等领域中女性的真实生活，深入思考现代世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展示了不同阶层女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关联。在书中，金吉达食品公司清洗香蕉的女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的女性、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附近工作生活的女性，以及波斯湾的家政人员、世界小姐选美大赛选手、好莱坞拉美裔女演员、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等一一登场。不管身份地位和身处社会环境如何，女性对政治的参与，往往都会遇到男性权力的阻挠。而且这种阻挠往往被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如书中所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民族主义组织者不断地将共同体团结提升到重要的政治地位，以至于任何对运动或共同体内男女关系的质疑都可能被认为是分裂甚至背叛。在运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呼吁两性更加平等的妇女被告知，现在还不是时候，国家积贫积弱，外敌虎视眈眈。妇女们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到民族主义目标实现的那天；那时，也只有那时，才能解决男女关系问题。“现在不行，以后再说”，这是男性喋喋劝告许多民族主义女性的话。”但在实际上，女性要想在国际政治中发声，首先要摒弃的便是男性关于传统国际政治的宏大叙事模式。书中的叙事角度，便跳出宏大叙事，找到了更契合女性生存的关注点。比如说，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女性遭遇男性精英的劳动剥削和薪资压榨。作者以孟加拉为例，由于该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开办了大量服装制造业工厂，妇女成为劳工主力。据统计，2004年孟加拉国有3300家服装厂，其中女性工人有132万名，而男性工人仅有32万名。然而，这些女性工人的境况却不容乐观。女工苏蜜·阿比丁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月薪仅有55美元，还要面对恶劣且危险的工作环境。在作者看来，父权制国际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主导谈判并促成跨国制造业形成，警察和管理者监督着工厂以低廉成本运行。这些重要岗位通常由男性掌握，他们联合起来榨取女性劳力，女性劳工的权益无从保障。而在旅游业方面，女性的身体和性都被象征化和商品化。书中提到，冰岛政府积极举办和赞助选美比赛，借此推动发展旅游业，女性成为“吸引北美和欧洲男游客的商业工具”。但在这个将女性身体和性商品化而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女性自身的感受被忽视。至于婚姻与家庭，常会沦为约束女性的枷锁，而且这种束缚并不限于对一般家庭妇女。书中就考察了高级外交官员的妻子，这些女性追随丈夫前往海外，还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和事业。由于外交需要，她们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并大量参与社交活动。这些非正式社交活动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但从未得到国家的酬劳与认可。这一点就像古代的“女主内”一样，男性社会精英认为女性在家里无偿劳动是理所当然的，并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限制女性参与正式的外交工作。书名里提到的香蕉，是指种植香蕉的热带地区。因为香蕉的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和欧盟，不但需求大，而且利润丰厚，所以一般以大种植园形式存在。而在全球大种植园里，女工数量仅占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热带地区国家一般会是丈夫去种植园工作，女性只能被迫留下照顾家庭和农田。同时，女工的收入仅有男性的一半，书中提到，印尼种植园的女工仅靠工资无法果腹，只能向农场管理者提供性服务来获取额外收入。即使是光鲜的职场女性，背后同样有女性被压榨的暗面，而且这种压榨并不仅仅集中于其自身。比如说，一个在职场打拼到高管位置，每天在办公室指挥若定的女性，往往需要几个家政女工为她打理家务。而这些家政女工的工作并没有上升空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在我看来，《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印证了这样一点：女权主义者无需刻意标新立异或特立独行，而是更应该关注社会，从每个细节出发。图源

未来，被时代淘汰的行业将越来越多，假如有一天，你也面对这样的局面时，你能不能拿出今日嘲笑收费站人员的态度，与自己的旧行业告别，不发牢骚，不讲“我把青春献给了你”之类的矫情话？

其实几十年来，学生会干部这个群体的面貌并没什么本质改变。也许你认为以前有“朴实”的学生会干部，但那只不过是经济和见识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买不起统一的黑西装而已，“不说人话”这个共通点从未改变。

即使抛开这些不提，习惯了“演讲腔”，甚至将之代入日常表达，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一张嘴就像在演讲，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人口才好中气足，但他们显然误解了口才，也误解了气质。

可是，这跟有没有出息有关吗？相反，越是这种状况下，具有专注度和观察世界能力的人，越是那种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无效社交上的人，或许越有机会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取许多人艳羡的俗世成功。

换言之，德国在大学招生之前，已经非常“功利”地剔除了相当一部分人。至于大学教育，德国又有大量强调实用的理工类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反而较少。但最顶级的专业，依然是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和历史等。

如果让我晚生十几年，变成如今的大学生，我会很难适应。如今许多用人单位早已不再给实习生发放补贴，零薪实习已是常态，甚至有些单位还要求大学生交实习费。

在网上还经常见到有人吐槽，说自家小区里总有老人在垃圾桶里捡纸箱。从照片来看，小区环境都不错，其中不乏北京上海深圳的十几万元一平方的小区，可是住着千万元房子，许多老人却还是改不了捡垃圾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