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层面提出了较为硬性的政策要求在科研人员的层面，科学资助机构在申请和结题阶段要求申请人考虑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在依托单位层面，一些科学资助机构要求依托单位营造支持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氛围（表

2021年第12期专题：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编者按随着现代科研活动的发展，基础研究作为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不仅具有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还呈现出深度交叉性、应用指向性、资源依赖性等新特点。基础研究目标导向、学科交叉、合作竞争趋势的出现，特别是知识体系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等成为基础研究的问题来源和驱动力，要求政府重视基础研究的布局和资助，由此逐渐演化出由政府组织和集中投入、由科学家和科研团队瞄准重大方向的具有导向性、定向性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也逐渐从无组织的、个体科学家的探索性行为转向有组织的、系统化的科研形式。为配合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战略和政策制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成立了“基础研究规律与模式”课题组；基于该课题组的相关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以“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为题，围绕基础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系统阐述，以期为科学共同体形成共识、为相关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该专题由《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研究员指导推进。科学研究模式变迁：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潘教峰

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公益慈善、第三次分配、社会服务等。沙思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社会组织治理等。点击图片摘要可查看PDF原文

2021年第9期专题：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的能源转型编者按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加剧在全球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巴黎协定》签署之后各国纷纷制定碳中和实施路线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确保能源行业的碳中和转型。为此，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委、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耿涌教授指导推进下，本刊特组织“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的能源转型”专题，邀请业界的数位院士专家从能源发展战略、能源变革、数字化技术、循环经济、能源转型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估等方面探讨如何助推我国能源行业碳中和转型的达成。相关研究成果可为我国能源行业实现碳中和转型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以确保能源结构更加清洁化和可更新，以及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碳中和目标下我国能源发展战略探讨苏

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主要从事地球大数据支撑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工作，包括冰冻圈的变化遥感、温室气体浓度遥感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Remote

2021年第7期学部咨询：科学教育的发展与创新编者按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组织院士专家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技发展前沿领域和体制机制、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等重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并形成了诸多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为扩大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的影响力与传播力，使咨询评议成果为社会和公众所了解并达成共识，体现科学的社会责任，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于本期开始，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开设“学部咨询”栏目。本期围绕“我国科学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学部咨询报告，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玉良院士的指导推进下，聚焦“科学教育的发展与创新”，面向科学共同体及全社会进一步研讨科学教育在促进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比较分析我国科学教育的现存问题，为科学教育的战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与建议，以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序言：发展与创新科学教育

Biology主编，《植物学报》荣誉主编。长期从事水稻激素信号互作调控器官发生的分子网络、水稻感受低温分子应答机制和小麦开花与春化作用分子机理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Cell、

>>孙昌璞：量子力学诠释与波普尔哲学的“三个世界”>>官网学习强国号搜狐号微信订阅号今日头条号哔哩哔哩微信服务号微博喜马拉雅中国科学院院刊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点击阅读原文获取PDF全文

总监制：杨柳春责任编辑：张帆助理编辑、校对：PAN排版：曹艺璇往期精选一周科学看点丨中国科学院院刊>>陈宜瑜：建设“镇站之宝”，提升野外站科技创新能力

项课题，曾参与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关于重视技术科学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作用的建议”的研究工作。在《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图书情报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刊》等期刊累计发表论文

保持系，其雌蕊和雄蕊的发育都正常，将其花粉授予雄性不育系的雌蕊，可正常结成种子，而且其后代保持雄性不育，故称保持系；③

在中国本土仿制，而不是送人去苏联仿制。老一辈计算机专家认为，在中国国内仿制苏联的计算机，能迅速建立和培植中国自己的科研队伍、工业生产队伍、应用队伍和管理队伍，而这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从科技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来看，中国已跻身世界科技大国之列，初步具备打破美国科技封锁的潜力与条件。

Act）提出计划未来 5 年投资 1 000 亿美元用于推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机器人与先进制造、灾害预防、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与基因组学、先进能源技术、网络安全等十大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

1957 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ink），掀开了美苏竞争的新时代，科技竞争成为美苏两国竞争的前沿和主战场。惊恐之下的美国做出重大变革，动员巨大的国力资源迎接苏联的威胁。

本次下线的卫星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是面向批产的典型卫星。该卫星由结构与机构分系统、热控分系统、供配电分系统、姿轨控分系统、综合电子分系统、工程测控分系统和有效载荷分系统7大系统组成。

在卫星互联网方面，已出现市场需求旺盛、技术趋于成熟、政策环境友好、大量企业参与的良好局面，世界卫星互联网竞赛全面开启。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卫星互联网已被列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围，未来发展向好。

集群化已经成为各国重大设施的主要布局模式。平台型重大设施与材料/生物研究重大设施、数据计算重大设施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因此各类先进光源和中子源、纳米和材料研究中心，以及数据计算中心经常协同布局。

以色列相关领域专家发明了倾斜钻孔式土壤水分观测和土壤溶液采集装置，布设于深度达 21 m 的包气带，用于分析深层土壤水分运动方向，估算地下水补给量，揭示地下水补给机理。

内部的成文制度规范是推动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专利制度的正式实施为起点，根据标志时间节点将中科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划分为 4 个阶段。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单位作为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人，本就有权依法全部或部分转让其知识产权，其依法处置权利本就无须特别的行政授权，为何还需要由部门规范性文件单独赋予其以共有方式处置权利的“权力”？

Biology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著作100余篇（部）。2014年应邀在“第26届国际鸟类学大会”上做大会邀请报告，2019年应邀在英国鸟类年学会上做阿尔弗雷德·牛顿荣誉讲席报告。

5月7日，历时179天、总行程3.6万余海里，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7日返回上海国内基地码头，标志着中国第37次南极考察圆满完成。本次南极考察也是“雪龙2”号首次单船执行环南极考察任务。

就地保护（原生境保护）和迁地保护是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的两大策略。就地保护除了保存种质资源实体外，也保留了其原生境和栖息地及伴生物种，并持续发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在理论上来说是最佳的保护策略。

王丁,刘宁,陈向军,先义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4):448-455.

新物种描记、新记录种发现。据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工作委员会的统计，依托中国科学院的20家生物标本馆收藏，每年平均描述新物种150个以上。近年来基于馆藏标本，陆续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新分类单元。

加强植物迁地保护与科学研究、知识传播、生态游憩和资源开发利用间的紧密合作，充分利用公民科学、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惠益公众、服务社会为发展方向，推动植物迁地保护现代化。

华为充分利用全世界的优秀数学资源为企业创新服务。依托此前华为在俄罗斯、法国等国建立的数学研究所，以及近年来与众多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的数学实验室等，华为吸引和组织全球数学人才参与企业创新工作。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纵观地球数十亿年生命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质时期的时空格局受到了地球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在地球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边际土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后备耕地资源>>官网学习强国号搜狐号微信订阅号今日头条号哔哩哔哩微信服务号微博喜马拉雅中国科学院院刊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获取PDF全文

本文即将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3期宋大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十四五”时期，在新阶段、新征程、新起点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其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以及对扩大就业创业的关联性和带动性作用，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竞争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文章深入研判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未来成长趋势，重点阐述了产业创新发展、产业数字转型、产业基础能力、产业服务体系、产业政策研究、产业国际竞争 6 个方面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作出重要部署，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这对于振兴实体经济和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四五”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必须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与时俱进、适新应变、转危为机、乘势而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阶段、新征程、新起点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其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以及对扩大就业创业的关联性和带动性作用，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竞争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深入研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未来成长趋势，需要高度重视以下 6 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产业创新发展问题“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于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完善产研合作、开源开放、自主可控、集成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多学科、多技术、多领域跨界、交叉、融合、协同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下大力气大幅提升科技创造力、科技支撑力、科技影响力，加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建设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一体化发展。1创新发展智能制造这已被主要工业化国家视为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方向，对于提高制造业供给结构适应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十分重要。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智能技术群，可以提供高科学性、高经济性、高操作性、高可靠性的技术服务，“智能工厂”“智能物流”“智能网络”深刻改变着产业边界、制造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数据+算力+算法”能够实现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生产、智能化运行，传统制造业将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化机床、智能传感器、智能仪器仪表、智能生产线、3D/4D 打印等重点领域带动下不断创新发展，建立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人机交互的先进制造系统。2创新发展绿色制造这是资源节约、环境优化、生态良好的闭环生产系统和现代制造模式，可以更加清洁、高效、安全地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绿色制造伴随绿色经济、绿色文明、绿色革命已经形成席卷全球的绿色浪潮。要牢固树立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把绿色技术广泛应用在企业发展计划、研发设计、物资采购、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和回收利用全流程，全面打造低碳产业链、静脉产业链和绿色供应链。这就需要大力推广应用绿色开发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循环利用技术、再生制造技术、净化治污技术等，在绿色制造和绿色产业发展中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在绿色增长和绿色生活方式中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3创新发展服务制造这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使传统制造企业的业务重心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通过革新生产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推动技术驱动型创新与用户需求型创新相结合，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促进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在传统制造上、下游两端挖掘和释放“制造价值链+服务价值链”的增值潜力。这种增值潜力主要体现在基于产品设计优化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效能提升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交易便利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集成整合的增值服务，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覆盖率。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必须坚持把创新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创立和拓展新业态、新市场、新消费、新动能。“十四五”时期，既要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产业、信息网络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绿色低碳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还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产业、老年消费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旅游休闲产业、文化体育产业，加速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社会、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进程。2关于产业数字转型问题从数据强、科技强、产业强到国家强，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主要国家战略竞争的焦点。数字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广泛渗透、跨界融合、创新迭代、叠加发展，数字转型深刻改变了制造模式、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和分工格局，数字创新驱动产业技术变革、生产变革、管理变革、体制变革加速到来，必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1推进产品设计数字化这样可以极大提升研制效率、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成本。通过应用虚拟设计技术、并行工程技术、资源重组技术、快速成型技术等，更好地将数据、知识、技术和创意转化为产品、工艺、装备和服务，推动产品设计形态的虚拟化、网络化、界面化、平台化、服务化，从根本上发挥产品设计作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源头作用，实现个性化产品设计、差异化市场竞争、规模化定制生产，从而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保生存求发展谋转型，以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数字化设计在更深层次打造核心竞争优势的技术基础。2推进生产流程数字化这应采用数控编程、模拟仿真、精确建模、实时决策等数字制造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建成自学习、自感知、自适应、自控制的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使各类制造装备具有互联互通的预测、感知、分析、诊断、控制功能，及时处置加工环境、加工对象、加工要求、加工过程、加工装备等随机变化因素，适应制造过程复杂性、多样化及工艺技术的实时性、可靠性要求。在生产流程数字化改造后，经过数字赋能的精益生产流程再造能够协同解决各类问题，从信息化系统到自动化系统构成全新的制造流程网络，全面提升企业生产质量、精度、效率、动能、安全水平。3推进市场开发数字化这需坚持用户至上的战略取向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引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分析消费者和用户现实的、未来的、潜在的需求，统盘研究市场开拓、品牌打造、营销方略、推广策划；动态调控产品流、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合理运行，进而衍生出远程监控、远程诊断、远程运维等专业性服务，实时向用户提供研发—设计—制造—建置—维修的全面解决方案；最大限度扩展制造企业、市场与用户的协同程度和互动范围，实现供应链、产业链及企业间信息联通、无缝衔接和集约生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数字化环境下逐渐成为相互融合的价值共创者。4推进经营决策数字化这要从多层级、多模态、多领域深刻理解经营决策数字转型价值，集成优化企业战略管理、资源管理、运行管理、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数据是体现价值和财富的战略资产，计算是产生、获取、分析、利用数据的重要工具，综合运用数据采集、机器学习、量化分析将会形成企业竞争新优势。“十四五”时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 ERP（企业资源计划）、SCM（供应链管理系统）、MES（制造执行系统）等数字化管理方法，这就迫切需要提高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数据思维、数据分析、数据操纵、数据处理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转型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营造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生态环境势在必行。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经济规划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推广应用、数字资源开放保护、数字资产规范管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重塑现代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和创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3关于产业基础能力问题产业基础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阻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迈向中高端的步伐。如新一代制造业核心软件是连接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的基石，被发达国家视为保证本国制造业“持续掌握全球产业布局主导权”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已培育成长起一批国产制造业核心软件制造商，围绕创建高端价值链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并打破国外软件的市场垄断局面，但外资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信息管理、运维服务等高端软件领域仍占据市场和技术优势。又如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必须改变部分元器件、零部件、高端仪器和主要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格局。2019 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 30%，进口金额 3 040 亿美元；国内传感器市场规模达 2 188 亿元，中高端传感器进口 80%；仪器仪表行业进口 528 亿美元，90% 的高端仪器来自国外公司；原油进口量超过 5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 70.8%；铁矿石进口量突破 10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 87.3%。仅这 5 种进口产品就已严重制约我国基础工业、加工工业、装备工业和战略高技术产业发展。再如数控机床是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工作母机”。数控机床产业链上游包括主要原材料（如钢铁铸件）、主机制造（如基础件和配套件）、数控系统制造（如控制系统和驱动系统）和外围制造（如铸造、锻造、焊接、模具加工等）这四大类；数控机床产业链下游主要是汽车行业、机械行业、军工行业（如航空航天、造船、兵器、核工业等）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这四大应用行业。可见数控机床发展对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我国是全球高端数控机床第一消费大国，也是中低端数控机床第一生产大国；但德国、日本、美国在世界数控机床设计、制造和基础科研方面处在绝对领先地位，全球前 10 位数控机床制造商全部来自这 3 个国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十四五”时期要抓好 5 件事：

但按中文阅读习惯则很难做到――从小我们学到的读数方法是：先从右至左，从最低位往上数位，然后再读出这个数。我们的读数方法让人感觉有些“难”的原因主要在于数字间缺少按照“万”为单位的分隔符。

DNA复制是人类遗传物质在细胞之间得以精确传递的基础，人们对高等生物中识别DNA复制起始位点的具体过程并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人们对癌症发生发展机制的理解。

中国“慧眼”这一重磅观测发现，与国际上其他望远镜的观测一起，不仅证明快速射电暴可以起源于磁星爆发，破解了快速射电暴的起源之谜，也为理解快速射电暴的辐射机制和磁星的爆发机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据。

本文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年第5期“科技与社会”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华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科学的理性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体制和儒道互补的思想背景下发展的中国科学技术，在秦汉时期形成自己的诸学科范式，其后经历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落伍。北宋以来沿着自己传统的科学近代化趋势，由于“靖康之变”、“甲申鼎革”和“虎门销烟”相继三次挫折而泯灭，最终通过移植西学而融入世界科学体系。在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科学的传播以及它作为中华文明接受外来文明的基础之一而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逻辑、数学和实验紧密结合的知识体系，诞生于近代之欧洲，追寻其历史而有古代科学之说。科学的源头被追溯到古代希腊文明，并因而有“古希腊科学”。在文明比较的意义上，人们也谈论“古阿拉伯科学”、“古印度科学”和“古中国科学”等诸多古代科学。可以这样谈论的理由在于，直到15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大体一样，都各自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而均未很好领悟和自觉掌握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按照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全球科学观及其“世界范围起源律”，诞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各古代科学汇流的结果。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印度、中国和希腊三个文明中心率先产生了理性的科学文化。在古希腊科学繁荣和近代科学诞生之间的千余年间，希腊科学衰退而阿拉伯科学和中国科学兴旺发达，并且正是希腊科学传统和中国技术传统在阿拉伯汇合并渐次传往欧洲而促成了科学的诞生。科学诞生后的继续发展是一个科学世界化的过程，各文明区的科学近代化都是这个科学世界化总进程中的一部分。各文明孕育的古代科学也是接受和发展世界化科学的基础，因为科学规律不因发现它的民族而异，差别主要在表达形式和自然观方面。中华悠久文明中的科学传统，其科学成就、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仅对科学的诞生和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有可能对科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启示。1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从青藏高原延伸到太平洋。40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是一片海洋，1000万年前升起为陆地，在数百万年前才隆起成为高原，气候由温暖湿润变得干旱寒冷。发源于这里的黄河和长江分别蜿蜒而流入大海，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繁衍在这两河流域。从中国全域看黄河流域的气候环境比长江流域严酷得多，从全球看东亚两河流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西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而正是这天赐的“挑战”，给予了这里的人们发挥其潜在的创造才能的机遇，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当今中国领土范围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和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2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和湖北长阳人、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和3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约1万年前，现今中国的广大地域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采集狩猎遗迹遍布中国的东北北部、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畜牧、农作遍布华北、东北南部、华中和华南；主要农作区在土质松软的黄河流域（种植粟米等作物）和长江流域（种植水稻等作物）。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数以千计，迄今发现较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址，在黄河流域有中游的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70-公元前49世纪）、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公元前30世纪）和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9世纪-公元前20世纪），在长江流域有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公元前60世纪）和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世纪）。迄今已发现的文化遗址中，黄河流域的多于长江流域的，并且与传说时代有所对应，如裴李岗文化之与伏羲时代、仰韶文化之与炎黄时代、龙山文化之与禹夏时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业绩大体上有了考古证据的支持，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三代的历史面目也越来越清楚。自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2）统一中国以降，虽有汉（公元前202-220）及之后的三国（公元220-公元280）、两晋（公元265-公元420）和南北朝（公元420-公元589）300多年的分裂以及隋（公元581-公元618）、唐（公元618-公元907）之后五代十国（公元907-公元960）的短期分裂，直到宋（公元960-公元1279）、辽（公元947-公元1125）、西夏（公元1032-公元1227）、金（公元1115-公元1234）四方对峙并存，和接续的元（公元1271-公元1368）、明（公元1368-公元1644）、清（公元1644-公元1912）三朝，中国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这就是中国科学理性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文化环境。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1901年）一文中，以时间和空间的结合论历史，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大时期。自黄帝以迄秦统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之时代。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频繁和竞争最烈之时代。自乾隆末年以降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这里的“中国民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1902年）一文中，代之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就源于梁启超的这一创造。2百家争鸣的理性之光元谋人已学会用火，蓝田人使用石英石打制的工具，北京人已能保存火种，山顶洞人已人工取火。河姆渡遗址有木屋、水井、稻谷、陶猪和漆碗等，半坡村遗址有粟粒和彩陶。仰韶文化属于陶器时代，而龙山文化则属于早期铜器时代。山西陶寺有世界最早的古天文台遗址，安徽禹墟有规模宏大的祭坛。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形成了“卦爻”体系，公元前8世纪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又提出“阴阳”、“五行”学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的周王室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权，百余诸侯国之间频繁征战形成所谓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即齐、宋、晋、秦、楚五霸和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政治权力的分散提供了人才流动的机会和自由思想的空间，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在齐国应运而生。齐桓公田午出于政治需要，标榜“尊贤至士”以招揽治国人才。各派著名学者荟萃齐都稷下，“不治而议”的士人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各诸侯国国君争相效仿田齐养士，士人得以像鸟儿“择木而栖”那样选择国君。魏人商鞅离魏就秦，齐人邹衍离齐就燕。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数百千人”，不同政见和不同学术观点兼容并包，各家各派的学者都同样受到礼遇。与齐威王和齐宣王政见不同的鲁人孟轲两次赴稷下讲学，倾向法家思想的赵人荀况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百家争鸣时代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原标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思考——以智库影响力评价为视角的分析》杨亚琴上海社会科学院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1期“专题：哲学助力科技创新”郝刘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自从 17 世纪伽利略和牛顿创立现代物理学以来，物理学与哲学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渐行渐远的趋势。19 世纪兴起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标志着哲学家自动退出了以知识和真理为目标的认识世界的活动。作为这两大哲学思潮的余脉，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分别将哲学局限于语言分析和生活世界。哲学领地的收缩与科学领地的扩张是相伴而生的。现代科学不仅获得了传统上被哲学和宗教所垄断的关于宇宙、生命和心灵的解释权，同时通过技术应用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感官、躯体乃至智力的疆界。科学方法在认知和操控自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使得不少科学家，突出的如费曼（Richard

需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心态。抱着一个长远和开放的态度，从相互联系入手，到相互欣赏、相互接纳，然后再到相互启发。2.

μmol/L，储碳量是我国海区海水有机碳浓度的 10 倍以上。显然，陆海统筹减排增汇是一项成本低效益高的海洋负排放途径。图1a图1b图1c图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11期“政策与管理研究”原标题《科研与科普结合历史视角下我国科研人员科普能力建设思考》王大鹏

樊瑷晗仝小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医内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担任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共同组长。曾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爱因斯坦、汤斯和肖洛、梅曼的工作各有不同，对应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 3 个范畴。汤斯和肖洛的工作将爱因斯坦的基础理论转化为了工程技术领域可以直接使用的技术原理，具有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负责人，SMILE卫星任务首席科学家兼工程副总指挥。主要从事空间物理和空间天气研究

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融合为有机整体，打破陆海评价之间的界线。从陆海全域国土空间出发，围绕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三大核心功能，构建了“本底-现状-潜力”的评价和分析框架。

强靠前的中国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是在竞争领域以新经济为主要产品方向的企业，诸如华为、太平洋、正威、京东、魏桥、恒大、恒力、联想、吉利、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多是非国有经济，它们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生力军。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林学会理事、内蒙古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荒漠化防治和植被恢复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参加完成科研项目

p-n 同质结 LED，这中间经过了 17 年。需要指出的是，把赤崎勇从事相关研究的开始时间作为全链条创新周期前半段起点而得到的创新周期，是从学科年谱角度得到的创新周期的最小值。

现代化强国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必须确保足够的韧性和安全性。在知识社会、智能社会，知识和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的界线变得越来越难以划分，保障基础设施体系安全至关重要。

伴随着月球背面新一轮的曙光，在月球“沉睡”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分别于5月17日3时25分和16日11时53分，结束了寒冷且漫长的月夜休眠，受光照自主唤醒，迎来了第18月昼工作期。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重大课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问题软科学研究，国家“十三五”“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研究，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重大项目研究支撑任务等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