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01还是从张巡守睢阳说起。这件事以前我在文章里提到过,相当惨烈的一件事。当时睢阳被安禄山的叛军包围,粮食吃光了,就开始吃马,马吃光了,就抓老鼠吃。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把他的小妾杀了,给士兵吃。小妾吃掉了,就开始“括城中妇人食之”,女人吃光了,就“继以男子老弱”。最后城破的时候,睢阳城里只剩下了四百多人。这样的残酷也并非没有意义。张巡在睢阳把叛军拖住了将近一年,叛军才没能够进攻江淮,算是屏障了东南地带的安全。而城破后张巡自己也慷慨赴死,毫无难色。叛军首领用刀撬开他的嘴,发现里面的牙齿只剩下三四颗,应该也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现在我老家商丘还建有张巡祠我提到这件事,主要是关注人们对此的评价。这件事的是非对错,确实有难言者。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也正因为这样,如何看待这件事也就更能反映出人们的心理状态。总的来说,历代对张巡的评价都很高。最有名的称赞者当然是韩愈,但其他人也很多。比如宋祁在《新唐书》里就称张巡是“烈丈夫”,甚至说他“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上升到了孔子的高度。明朝的敖英在《东谷赘言》里说张巡是“孤忠大节无可间然者”,小人们拿他杀妾食人之类的事情做文章,纯属妖言惑众。诗人徐钧甚至还写过一首诗:“析骸易子守孤城,六万惟馀四百人。生道杀民民不怨,千年庙食尚如新。”但是也有反对者。金末的王若虚对此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张巡确实忠,但不仁。用吃人的办法来守城,是不对的。敌人破城杀人是一回事,自己吃人又是一回事。所以,“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有人反驳王若虚说:“为了自己活命吃人当然不对,但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而吃人,有什么不对的?”王若虚说:为自己还是为国家没有区别,因为“天下只有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反对得更坚决。王夫之说:凡事都有界限,情况危急时,作为君子,应该和孤城共存亡,但也仅限于此,张巡超过了这个界限,所作所为就是贼仁戕义。人不能吃人,这都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要是个人,想到这种事情就会心悸神惊。能干出这种事的,就不是人。“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在王夫之看来,什么“生道杀民民不怨”,都是接近禽兽的反人类言论。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反驳王夫之的理由。你不吃人,城破后这些人也许都会死啊,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在王夫之眼里,这个区别可就大了。睢阳军民为什么要替唐朝守城?因为唐朝代表文明,叛军代表野蛮。哪怕城破了,国亡了,文明也只是中断,并没有死亡。但如果文明体都可以吃自己的子民,那么它和叛军有什么区别?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忠臣烈子们捍卫的东西又是什么?如果大家都认可为了朝廷可以吃人,我们就失去了文明的目标。所以王夫之的结论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城破也只能由它去破,国亡也只能由它去亡,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吃人。这是不爱国吗?肯定不是。无论用任何标准衡量,王夫之都是一个极其热诚的爱国者,也是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用现在的眼光看,态度甚至有点过于极端了。他把入侵者都说成“夷狄禽兽”,不肯把他们归属于人类。但这样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也还是坚定地认为:有些事情的价值更加重要。02王夫之、王若虚的道理虽然高尚,但听上去有点迂阔,像是书斋里的书呆子想法,而韩愈、宋祁他们的说法似乎更接近现实。可如果考察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宋祁、敖英他们生活在相对安全的时代,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围城,更不要说关起城门杀人吃的事情了。他们议论张巡,才真是书斋里的议论,而王夫之、王若虚反倒有比较切实的经验。王若虚生活在金朝末年。蒙古灭金的时候,发动过开封围城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死者累累,数量难以估计。王若虚当时就在开封城内,担任直学士。他目睹过围城的全过程,肯定了解“人相食”是怎么回事。王夫之也生活在乱世。他积极参加抗清活动,不仅随过永历朝廷,还和朋友组织过“衡山举义”,扯旗反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夫之都颠沛流离,被人追捕。他曾绝粮四日,几乎全家集体饿死。乱世的种种惨剧他当然是知晓的。至于食人之事,清军守新会,南明金声桓守南昌,都曾大规模发生过。王夫之即便不曾目睹,至少也有所耳闻。按照他交游的广阔,甚至很可能听过亲历者的讲述。把谁对谁错放在一边,单就贴近现实的程度来说,韩愈、宋祁他们的看法,更像是隔岸观花的书生式议论;而王若虚、王夫之的观点,看似迂阔,其实倒是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受。他们如此强烈地批评张巡,恐怕倒是因为近距离体验过那种恐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用轻飘飘的“忠义”二字就能打发的。03王夫之特别重视“仁暴之辩”。他对自我的道德期许很高,但同时又极其厌恶以道德名义,做杀人诛心的事情。在他看来,“嗜杀”是最大的邪恶,“暴戾”是最坏的品德。我觉得他这种想法也不是天然产生,还是受现实刺激的结果。明朝后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暴戾的气息。这件事其实也很奇怪。至少在江南一带,当时的经济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化也是极其昌盛。但即便是江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越来越极端,行事越来越过激,有种难以捉摸的戾气。拿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来说,也并不全是魏忠贤他们单方面的暴虐(当然,现在为魏忠贤他们洗白的言论也是极其荒谬的,那些家伙行事的恶毒更远在东林党之上),东林党人也确实有责人过苛,不留余地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正邪不两立,坏人几乎没有存活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必须加以扑灭。就像东林党的祁佳彪,一旦当了按察御史,一天之内就用棍棒活活打死数名囚徒,理由是这些人都是奸恶的“大憝”。后来他想起此事,也颇为后悔。但当时他可觉得自己是在伸张正义,甚至很自豪地向朋友夸耀。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贼仁戕义”,中了戾气之毒。他们对人的评价,也往往过于苛刻。明末文人对于君子小人、正人邪人之分格外敏感。赵园专门研究过晚明史,他就说宋朝文人喜谈抽象义理,明末文人则喜谈具体人事,对他人的道德锱铢必较,进行全方位审视。一旦把某人划入“小人”行列,就一片喊打喊杀,动不动就说要“膏斧锧“,”投魑魅”,恨不得把对方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时过境迁后,王夫之对这种风气进行了反思。他说:吹毛求疵地窥察隐私,听到揭发指责就兴奋,为自己那点猜度人心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为自己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而自豪,这都是病——惨刻暴戾之病。由于亲身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王夫之对戾气极其敏感,甚至有点过于敏感了。他对历史上的包拯、海瑞评价都很低,认为“弗足道”。为什么呢?因为王夫之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褊躁”,做的事情短期内看着很有效,但天长日久,就会让人们濡染暴戾之气。就像海瑞曾提议恢复朱元璋“贪官剥皮”之刑,王夫之只会觉得这是丧心病狂的禽兽之论。在他看来,贪官当然要处理,但是如果用“剥皮囊草”这样残暴的手段去处理,那比贪官横行还可怕,会把整个社会推到非人的境地。当然,海瑞他们是有道德的君子。但是王夫之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诛心杀人的。世上必然有君子,有小人,他们都有存活的权利。想要“除恶务尽”,就只会带来一片血雨腥风,让整个社会堕落入残暴的深渊。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恶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于其身,未闻恶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遗种于天下也。悲夫!画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督之以违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忧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义不背长。不率,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何患乎无名?简单地说就是:拿着刀剑架到人脖子上,说“你要学好”!这不是正义,这是邪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这都是邪恶。04王夫之并非宽容敦厚的老好好,谈人论事也很凌厉。他对牵涉到“暴戾”的事情如此敏感,还是因为现实的驱动。在明朝后期,确实涌动着一股嗜杀的潜流。这种潜流明面上和道德有关,其实更多的是审美心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美学”。不独儒门君子们如此,就连那些特立独行的异端也是这样。就像李贽,他心里就有嗜杀独断的暴戾根苗。李贽本人是个文弱书生,却对秦始皇、武则天这样的人物赞不绝口,夸奖他们“掀翻一个世界”。至于“掀翻”这个世界的过程里,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对于李贽来说并不重要。身为草鸡,却欣赏霸王龙的肌肉之美,用王夫之的话说,也是中了“戾气”的毒。也正因为这样,李贽才会如此欣赏李逵这样的嗜血狂魔。李贽称赞李逵是梁山泊里“第一尊活佛”。读到李逵灭扈家庄满门时,李贽就评点说“妙人妙人,超然物外,真是活佛转世!”为什么呢?就是那种痛快的杀戮里,有种让李贽怦然心动的魅力,他称之为天真烂漫的“真性情”。所以说,别看是儒门异端,李贽和那些诛心杀人的道德家们其实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嗜血。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并不例外。他们也喜欢见血,看到有人流血就兴奋。袁崇焕被凌迟的时候,京城的老百姓几乎是一片狂欢,争着去吃他的肉。熊廷弼被捕下狱,每次遇到朝审,行道之人都会恶狠狠地朝他投掷石头瓦块,熊廷弼到地方以后,总是满脸鲜血淋漓。这是因为老百姓憎恶汉奸吗?也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单纯的亢奋。在袁崇焕之前,郑鄤被人诬陷为“杖母奸妹”,被凌迟处死,人们也争着去买他的肉,说是能治疮疖。《明季北略》的作者就感慨说:“二十年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被这种暴戾之气吓着的,不仅仅是王夫之。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里也描述过这种恐怖气象:但谓此人杀彼人,不知自心杀自心。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钱谦益很多人指责钱谦益为“貮臣”、“汉奸”,倒是黄宗羲这些反清遗民对他多有恕论阉党暴戾,东林党也暴戾;正人君子暴戾,异端另类也暴戾;精英们暴戾,草根们也暴戾。当整个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时,已露出末世的征兆了。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终究会流到现实里,菜市口的血也终究会流到围城里。05王夫之到了晚年时,天地间早已尘埃落定,他对反清复明大业也绝望了。王夫之关起门来,开始著书立说。他居住的地方,“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也是一副劫后的萧条景象。而他在书斋里写了一个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就坐在这幅堂联下,思索着这个世界何以至此。王夫之画像王夫之总结了很多道理,很多经验,但是他在《读通鉴论》、《宋论》里反复强调最多的,还是“仁暴之辩”。他似乎相信,世界总是会出问题,各种各样的灾难也总是会降临,但是只要人们不被戾气淹没,守住基本的人性,那么情况再坏也终究有个底线。只要大家想到吃人还知道心悸神惊,看到有人倒霉还知道不赶尽杀绝,那么人间总也还不至于变成地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王夫之也不知道,但应该还是怀有希望。他在《姜斋文集》里说:阳禽回翼,地远天孤。一线斜阳,疑非疑是。你看,他还是想象着天上有一只大雁,在地远天孤间疲惫地飞翔,虽然天地渐渐陷入黑暗,但它看着前方那点光亮,虽然充满怀疑却终于不忍放弃,还是挣扎着要飞过去。这只大雁就是王夫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