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邯郸少年遇害案，我刷到了好几篇公号文，觉得大家说的很多了，似乎也不必要再写一篇文章讨论了。不过既然很多人都提到了外国对未成年犯罪的处理，那我就写写国外的案子吧。01国外类似案件里，最出名的应该是英国的“巴尔杰被杀案”。巴尔杰是个两岁的男孩。杀害他的两名凶手，一个叫罗伯特，一个叫乔恩，都是十岁。那是在1993年。这两个男孩从小学里逃学了，在街上四处游荡。他们在商店里偷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小玩意，糖果，笔，玩具，颜料罐什么的。过了一阵儿，他们觉得没意思，就把偷来的大部分东西都扔了。他们想整点更刺激的：抓个小男孩来玩儿。怎么玩儿法呢？他们想把这个孩子弄得昏头转向，然后推到车流里去。说不定这孩子会被车撞倒，那肯定很有趣。罗伯特和乔恩开始行动了。他们溜到购物中心，想要拐走一个小孩。他们先是勾到了一个小男孩，装出一副知心大哥哥的样子，逗男孩开心。可是，男孩的妈妈出现了，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们。罗伯特和乔恩灰溜溜地逃跑了。接着他们在肉铺门口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专心致志地吃聪明豆。他妈妈正在一旁称重、付账。这个吃聪明豆的孩子就是巴尔杰。罗伯特和乔恩悄悄走过去，拉住男孩的手。小男孩毫无抵抗，摇摇晃晃地跟他们走了。摄像机拍下了他们离开的画面。这个模糊不清的画面非常有名，后来在电视上被播放过无数次。妈妈当然很快就发现儿子丢了，慌慌张张跑到服务中心求助。在商场里，小孩子走丢是常事，就算在今天也是如此。所以保安也没太当回事，只是用扩音器播放了这条消息，告诉大家谁看到这个孩子赶紧送过来。没人送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孩子的父母报警了。罗伯特和乔恩带着孩子走了很远。孩子还走不太稳，很多时候他们只能抱着他走。孩子当然就开始哭，要找妈妈。走到运河边的时候，他们俩忽然有点泄气，不想玩这个游戏了。他们狠狠打了巴尔杰几下，把他扔在那儿，转身要走。巴尔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也没什么。可是这时正好有个女人走了过来。罗伯特和乔恩害怕露馅，又回过身来召唤巴尔杰：“来吧，宝贝”。巴尔杰太天真，对陌生地方又太害怕。所以虽然挨了打，也还是老老实实跟在这两个大哥哥后面。就这样，他他们一起走到公墓旁的铁道线。这里将是小巴尔杰的屠宰场。从他们拐走孩子到开始杀人，中间有两个小时。后来人们反复调查整个过程，发现至少有38个人注意到了这几个男孩，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去救巴尔杰。这38个人也因此倒了霉，被舆论猛烈攻击，还被起了个绰号“利物浦38”。其实真的不能怪这些人。在这38个人里，好多人都走过去询问了，但是两个大男孩说那是他们的弟弟，“我受够了我弟弟，我回去就跟我妈说，再也不管他了！”这个解释非常合理，正常人听了并不会起疑。总之，到了空无一人的铁道线旁边，他们开始折磨巴尔杰。他们从商店里偷的一小罐蓝颜料，还带着身边。他们就把颜料泼在小巴尔杰脸上。这样看上去他就不太像个人，而是像个怪物。有些专家推测，这样一来，可能刺激了两个男孩的杀戮欲。他们开始疯了一样地折磨他，还从铁轨旁边找到了一个扳手，重重地砸他。折磨持续了很长时间，整个情况让人难以复述。总之，小巴尔杰身上有42处伤口，10处颅骨骨折，而且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性折磨。不过，两个男孩在被审问时断然否认，“我们可不是变态！”但是，有些伤口难以解释。两个男孩把小巴尔杰的尸体放到铁轨上，希望火车一来能毁尸灭迹，这样就没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过了好一阵，火车来了，把小巴尔杰的尸体碾为两截，但是并没有能毁掉伤口。两岁的受害者巴尔杰这个时候，小巴尔杰失踪的消息已经上了晚间新闻。警察开始地毯式的搜索，又仔细查看了商场录像。“利物浦38”里头的不少人看到新闻后，也回过味儿来，纷纷报警。结果毫无悬念地破案了。02这个事件太残酷，也太邪恶，极大地刺激了当地人。当事件刚刚披露，两个罪犯还没有被逮捕归案的时候，当地掀起了一个小型猎巫活动。当时大家都知道是“两个男孩”干的，但具体是谁还不知道。市民们开始瞎猜，有的甚至往自己孩子头上猜。有位家长就打电话给警察局：“我怀疑我们家的孩子跟这事有牵连……”警察曾经带走一个12岁的男孩问话，邻居们沸腾了：“原来小恶魔就在家门口！”他们冲到那家人门前，打碎了窗户，要

前些天，有人起诉莫言，说他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什么的。我在朋友圈里连着刷到好几篇文章，都在力挺莫言，痛批这件事。当然，我的朋友圈没什么代表性。如果去抖音之类地方看看，力挺起诉者、痛批莫言的说不定更多。至少我逛知乎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骂莫言，呼吁有人管管这个吃里扒外的坏蛋。那几篇力挺莫言的文章，我大致翻了翻，虽然道理说的都对，但读完以后，还是不免有种巨大的荒谬感。都2024年了，还要写文章争论这些道理，不该觉得很荒谬吗？这些争论实在是一点都不新鲜。我小时候就听到过类似的争论。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张艺谋老师翻拍成了电影，获了一些奖，很多人就在骂。不是一个两个，真的是很多人在骂。不过他们骂的主要不是莫言，而是张艺谋，说他崇洋媚外，说他抹黑中国，说他别有用心，等等等等。用的词儿跟现在骂莫言的差不多。当然，也有人写文章为张艺谋辩护。而他们讲的道理，跟我在朋友圈里刷到的那些文章，也差不多一模一样。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往后基本就尘埃落定了。经过一番折腾后，整个社会似乎渐渐取得了共识：这些电影是好的，那种诛心式的攻击是错误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大家已经永久性地跨越了痛骂《红高粱》的阶段。那些道理孰对孰错，早就一清二楚，再也不用啰嗦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两次争论中，骂的理由几乎一样，辩护的理由也几乎一样，只是时间上隔了三十多年。这还不够让我惊愕吗？说起来，这是我的问题。我活在一个巨大的错觉里。我曾经以为大家达成了很多基本共识，但并没有。我曾经以为很多常识性的观念只有历史价值，但也不是。就像王小波的杂文，我一度觉得写得很有趣，但是内容都是老生常谈而已。我这么想也并非没有理由。当时整个社会对王小波的杂文都是一边倒地赞赏，但并没引发太大的争论。四平八稳的常识能引发什么争论呢？但是，现在如果再爆出《花拉子模信使问题》、《思维的乐趣》《积极的结论》这样的文章，就很可能引发争论，很多人就会不认可，甚至会骂。我猜想，以后有些年轻人再读王小波，甚至可能会受到思想上的震撼：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问题！人上了岁数以后，读书的时候往往是一边读，一边忘，常看常新。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也有点像上岁数的人，常识会不断变成冒犯，老生常谈会不断变成先锋新知。一本书，几十年前读起来震撼，几十年后读起来再次震撼。一个道理，几十年前让人醍醐灌顶，几十年后再次让人醍醐灌顶。灌顶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醍醐的保质期未免太长了些。几十年甚至可能都说短了，有时候甚至可能上百年。就像现在网上有些年轻人相信西方伪史论，说是西方那些发明，什么蒸汽机啊，万有引力理论啊，工业革命啊，都是从《永乐大典》里偷来的。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清末就有。当时就有人说过，洋人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偷去的：力学是从《墨子》那里偷去的，数学是从《九章算术》里偷去的，天文学是从《天官书》偷取的，等等等等。后来，大家都把这些说法当笑话看，就算有些人客气些，也不过是说这些人“托古改制”，想要减少洋务运动的阻力。可谁能知道，一百多年后，这些东西又会打包成《永乐大典》，卷土重来呢？前一段，张雪峰对文科说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话。当然，那些话并不正确，我也不赞成。但是我看到有文科生反驳张雪峰说：你说文科无用？当年要不是文科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理科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这个反驳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诧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常识，怎么还需要当成文科重要的成就呢？理工科学搞出了这么复杂高深的成就，而文科生说我们也很厉害，我们提出了真理要靠实践检验！这听上去真是很荒谬。我并没有贬低人家的意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就是要不断发现常识，不断重申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不断将老生常谈谈了又谈。王小波常读常新，已经灌过一百次的醍醐随时准备灌第一百零一次。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原地打转，但要想保持原地打转，都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这个过程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它考验的不是智力。这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它考验的是耐心和勇气。大家都觉得中国式父母唠叨，但他们再唠叨也唠叨不过咱们的常识输出者。他们必须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把同样的道理用不同方式说了又说。可是他们真的不能停下来。这让我想起《爱丽丝镜中奇缘》里，红皇后对爱丽丝说的一句话。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真是很不容易啊。

关于“战马行动”这个事儿，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好多篇文章，但总觉得还有点儿话没说到，就简单地多几句嘴吧。01爱国本来应该是盼着国家好，盼着本国老百姓好.拿武器做比喻的话，就是盾牌护着自己，剑锋指着敌人。但是现在好像反过来了，很多“爱国大V”天天折腾的都是本国同胞，也没见外国人吃过他们什么亏。就像这位“战马行动”，他如果痛恨日本的极右翼分子，那完全可以去日本靖国神社前面抗议，恶心恶心那些日本极右翼分子，可是他并没有去啊，他选择了留在国内恶心本国人。他这么折腾，日本右翼分子听了以后会肝胆俱裂吗？我觉得只会看笑话吧。打个比方，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十几个孩子，他们如果爱这个家庭，就应该想办法挣钱做工，敬老护幼，把家业弄得兴旺。外边要是真有邻居欺负这个家庭了，就打开门跟他们吵架去。这是正常反应。如果反过来，某个孩子天天关起门来指责其他兄弟姐妹，从蛛丝马迹上寻找他们不爱家庭的证据，那么按常理推断，这个孩子肯定不是热爱家庭，而且要制造舆论，好多分家产。其实这种折腾自己人的事儿，过去也有。就像义和团。义和团里当然有爱国的，但里头确实也有大量的混子。就跟“战马行动”一样，他们攻打使馆并不积极，积极的是在北京城里到处欺负同胞，“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当时人就说过，这些混子看见谁有洋布、洋表、洋火柴这些“外国元素”就生气，就说对方是二鬼子，轻则打一顿，重则一刀砍死，但是“唯见洋钱则色喜”。而且他们也是喜欢跟商铺过不去，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就被他们说成卖国，一把火烧了。结果火势蔓延，把一大片商业区烧成白地。烧掉的都是国民财富，于八国联军又有何损呢？02我看了“战马行动”《制止扭曲文化，势在必行重拳出击》视频下的评论区，确实听让人吃惊的。粉丝支持他倒也不奇怪，但是好多人比“战马行动”本人还厉害，说那个外语培训机构已经是刑事犯罪了，而是JD，“不是销毁下架的问题，必须追责，先抓起来调查”。下面无数个赞。你说他们真相信那个商家是JD，是罪犯吗？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们逛街的时候偶尔看见这么一家机构，肯定不会这么想。但是在视频跟帖区的那个环境下，“气氛到了”，那就会这么说，说了以后自己可能都信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线上变成了线下，这群粉丝组成一个封闭的会场，然后把这个商家揪到会场中心，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没人管的话，打死打残都有可能。而且我敢说，哪怕真打死了，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他们回想起来也不会忏悔的。“可能有点不妥，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啊。”什么人最恐怖？我觉得就是心怀恶意的人觉得自己高尚的时候，最恐怖。其实跟“极端爱国”也没多大关系，主要就是恶意，想骂人，想收拾人，想居高临下的欺负人。哪怕有一天，“爱国”没有流量了，他们也可以找到其他的口号去欺负人。只要这个口号听起来很高尚，然后又能筛出一批“坏人”，就会有人像苍蝇一样扑上去。03这种人古今中外都有，一点都不稀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人心怀恶意，想要居高临下地审判别人、呵斥别人、欺负别人、伤害别人。我们说他们被煽动了，被蒙蔽了，当然也确实是如此。但本质上，他们就是愿意被煽动，愿意被蒙蔽，因为那样能分泌多巴胺。这些人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跟他们讲道理是没用的。就像你在跟帖区里解释说那个商业机构并不是什么犯罪分子，做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愿意听。你说多了，他们连你也想一块儿弄。为什么呢？因为本质上这不是智商问题，不是证据问题，也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多巴胺分泌的问题。你说的话影响他多巴胺分泌了，他就要弄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不要让这些人尝到甜头。这种人比例不一定很高，但确实到处都有，哪个时代都有，想杜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有一套规矩管着他们，这套规矩过去可能被称为王法，现在被称为法律，反正不管是什么，得有一套规则保护每个人的权益，制约这些人伤害别人的能力，不让他们尝到甜头，形成多巴胺分泌的正反馈。就像武松说的，“篱牢犬不入，嫂嫂把得家定，哥哥烦恼做什么？”只要这套规则不被侵蚀，心怀恶意的妄人再多也不要紧。04最后顺便说一句，这两天在微信上搜“战马行动”关键词，一篇替他说话的文章都没有，全是一面倒地在批评他。之前可不会是这样，就算现在，你搜“焦作灯笼”的话，也会大吃一惊的，唯独在“战马行动”的问题上，所有文章都高度一致。所以说啊，那些吃流量饭的大V们，再坏也乖。

01在先秦诸子里，孟子脾气最大，有点像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鲁迅。整本《孟子》，至少有一半篇幅是在跟人吵架，而且一吵架就喜欢骂街。所以王小波就感慨说，孔子是个挺可爱的老头，孟子却不像什么好人，一肚子邪火，所以他要是穿越到了春秋战国，也绝不和孟子握手。其实话真也不能这么说。孟子确实比孔子脾气大，整个人就像一个被人使劲摇晃过的可乐罐子，一肚子气。但这不仅是个人性格问题，主要还是时代变了。孔子生活的时代还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贵族们还要些脸面，做事不至于太过分。可是到了孟子时代，秩序荡然无存，战争全面升级，一片赤裸裸的黑暗森林景象。就像孟子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面对这样的世界，他不应该愤怒吗？他的书里确实洋溢着怒火，但那团怒火背后是对铁血世界的拒斥。孟子不光脾气大，而且面对权力也非常自尊骄傲。孔子见君主的时候，“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姿态放得很低。孟子对君主却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动不动就要指斥几句。比如他数落梁惠王的时候，说得就很难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你这是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在齐宣王面前，他也彻底否认对方有什么特殊性，君主怎么了？没人欠你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随便说点什么吧。这两天，我在公号上，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好多好多篇新年致辞。这些致辞差不多都有类似的主题：前方的光明、未来的希望、相信时间的力量。年轻的时候我也许会相信这些词，可现在我不免有些犹疑。光明、希望、未来、时间的力量，这些词当然没错，但是我们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心里真的有这些词吗？这些词真的横在我们心中吗？真地像握在手心里的石头一样沉甸甸的，一样确实无疑吗？只怕未必吧。事实上，世界可能会变好，但也可能会变坏，我们并不能确定会如何。时间可能会让事物生长，也可能会让事物磨损，我们也不能确定会如何。就像《传道书》里说的：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又怎知世界处在什么样的时日里呢？我们又怎知未来会逢到什么样的时日呢？我们说要相信未来，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未来的人，一定比我们更聪明呢？人是有可能变蠢的，不是吗？未来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呢。世事犹如潮汐，有起有落，起时不见顶在何点，落时不知底在何处。顶底之间，皆有可能。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悲观就会显得矫情，我们的乐观就会显得轻佻。罗素曾经讥讽说：“假若你买了十打鸡蛋，头一打是臭的，你总不会推断下余九打一定其好无比。”或者，这也像鲁迅所说的：“你把黄金世界许诺给他们的子孙了，你拿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时候，相信未来无非是逃避现在的遁词。我们看不清楚十年二十年的世界，当然更看不清楚一百年二百年后的世界。2024年会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也许它会非常非常好，也许它会非常非常不好，我们并不能确定。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外界的变化上，那么我们的信念就是靠不住的。信念能够站得住，不是因为信念之外的事物，而是因为信念本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些想法根植于我们心中，不随外界的迁流而改变，这才能叫做信念。这几年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价值观差异，都根基于一点：什么才是可欲的世界。从网上的争论就能看出这一点。你觉得可欲的世界，对方可能觉得是个垃圾堆；而对方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你可能一分钟都不想在里头呆。这就是信念的差异。人对具体事情的判断可以改变，而且也应该不断改变，但是这种“何谓可欲之世界”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它改变了，那只能说明它只是你的工具，而从未成为过你真正的信念。网上有些人忽然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型，咒骂自己的过往如种种昨日死，赞美自己的觉悟如种种今日生，其实他们心中并无什么执着，并无什么信念，只是像阿巴米虫一样，朝着方便之处变形而已。你相信什么，不是因为未来会迎合你。未来也许会让你失望，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并不能证明你的信念是错的。你相信什么，也不是因为时间的力量会证明你。时间的力量也许会站在你的对立面，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那同样不能证明你的信念是错的。惠特曼有一首诗里说：“我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这足够了。即使世上没人赞同我，我安然而坐，即使世上没人反对我，我也安然而坐。”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相信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境界。未来是无法预知的，时间的力量是靠不住的，将信念寄托在这些东西上，其实还是软弱的浮萍泡影。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那颗心。它可以随世界的迁流而欣喜忧愁，欢乐悲伤，但是永不能从胸口挖出来，换成犬羊之心。它会像火苗一样燃烧，虽然有旺盛与微弱之别，但总有一份热度在。不要问世界会是什么形状，要问我们的心是什么形状。这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公号的新年文之后，想跟大家说的话。

01网上到处流传说《红楼梦》有个癸酉本，将前八十回伏笔对应的天衣无缝，“而且情节充满了巨大的故事张力”，是作者留下的唯一真本，埋没了好多年，现在被发掘出来了。我手上有这本书，但只随便翻过几页就撂下了，前两天才出于好奇心把它大致完整地翻读了一遍。读完我就被惊着了。说实话，我读的时候就不相信这会是什么真本，但还是没料到会假到这么狗血的程度。首先刺目的是语言。比如袭人说“少来污蔑人！你们不怀疑他们，一口咬定是我。”贾政劝儿子说：“正庶就那么重要？”黛玉驳斥贾菱说：“你这是狗屁理论！”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刺目了，这一眼可见是现代人模仿古代人没模仿好，古代人就不会这么说话。只要仔细读过几本古代话本小说，就能明白其中的区别。有人解释说这是“底本”，没有润色的缘故，但没有润色只会显得粗糙，不可能把口气都变现代了。还有人说这是过录本，所以可能有文字篡改。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承认，这就是现代人编的？这还只是语言，说到情节就更让人震惊了，实在是太过狗血。什么元春领兵破贼（？），却被人诬陷勾结外国，被凌迟处死。这是悲剧版的穆桂英乱入到《红楼梦》里了啊。还有什么乌进孝带领农民起义军进攻贾府；贾政要宝玉娶妙玉为妻，娶表妹林黛玉为妾；贾政被儿子贾环一剑刺死；林黛玉又率领贾府上下抗击贼寇；薛宝钗又如何”露出两个香肩”色诱贾雨村……这哪里是《红楼梦》，分明是TVB版的《荣国府之大地惊雷》啊。这还嫌不够，癸酉本作者还要拔一下思想高度，来个“升华”。他让贾宝玉长篇大论讲述“君权万恶”“男女平等”的大道理，又让林黛玉反思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发出历史的呐喊：“什么均田地、同富贵，不过是强盗的借口、谎言、欺骗！”且不说黛玉这些词儿太让人出戏了，这种慷慨激昂的“拔高度”本身就是中学生作文的风格。民国时候的“文明戏”倒是经常来这一套，可这是《红楼梦》哎！你只顾自己“思想升华”了，把贾宝玉、林黛玉弄得像马景涛似的，你又于心何忍？

这几天王自如老师在网上被群嘲，好多人变着花样地挖苦他，什么“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狗中自如”，什么“舔得舌头都麻了”，很有点狂欢的感觉。看着这个场景，我倒觉得有点悲凉。王自如真有大家说的那么下作吗？其实也不见得。那个视频我看了两遍，拍马屁确实也拍了，油腻也确实油腻了，但是搁在我们这个大环境里，又能算多出格呢？“我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看她怎么开会，我听她每天讲什么、做什么，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像迷宫一样。我以前也查过一阵资料，想搞明白出其中的是非曲直，后来根据这些资料还写了一篇长文，帮你理清阿以冲突。但我最后的个人看法还是灰色的：很难说某一方是完全正确，而另一方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几乎一定会认为以色列是对的；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也一定会认为巴勒斯坦是对的。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能举出很好的理由。不过今天我想说不是巴以冲突本身，而是网友们的反应。现在大家讨论问题往往都有点表演的性质，因为大家热热闹闹讨论的话题，几乎都是不重要的、跟大部分人无关的，或者远在天边，无论我们说什么当事人根本都听不见的。巴以冲突就是这样。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估计这个时候也没几个有闲心跑来围观评论。所以，网友们说的话无论如何恶毒，也只能污染彼此，对于万里之外的当事人，影响力约等于零。但恶毒终究是恶毒。网上有不少音乐节上平民死伤的照片，几乎是惨不忍睹。还有女人被游街的视频，那也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接受的。但是下面有不少留言在叫好，有的说“活该”，有的说“搞笑”，有的说“哈叔了不起”。有些言论实在太过分，我看到官媒都来个“评论精选”，把它们隐掉了。网友当然可以支持巴勒斯坦，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看到这样血淋淋的照片，还能说出这样的言论，这就不是立场问题，而是单纯的邪恶了。这些网友会说，以色列是侵略者，这不是他们自找的吗？我们叫好有什么不对？可不对就是不对。我们当然可以有立场，可以认为巴以冲突里某一方是坏蛋，但是所有的立场都要要牢牢站在一个根基上，那就是起码的人性。看到死亡的孩子，第一反应会难过，看到把女人游街，第一反应会厌恶。这就是起码的人性。从这个人性出发，我们才有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如果看到死亡的孩子会赞美，看到游街的女人会喝彩，那么你立场的根据是什么？你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抽离了这些具体的死亡、具体的凌辱，所谓侵略、压迫、道义就会变得抽象空洞。如果你坚决反对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那么你看到这些死亡图片的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真可怜！以色列要是不侵略，可能也就不会激发这样的惨剧了。”如果你是这种反应，那么哪怕对方支持以色列，你们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在这个道德基础上，你们可以像两个正常人那样交流和争辩。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袭击过后，以色列发动报复，大规模轰炸加沙，很多平民（包括儿童）都死于非命。如果你支持以色列，那么你可以认为这是“以暴制暴”，虽然不好，但别无选择。这个想法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看到那些死亡儿童的图片，第一反应是兴奋和叫好，那么就是同样的邪恶。比如，我看到有位网友就说：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平民，有的只是小恐怖分子、老恐怖分子和男女恐怖分子，都该被全部清除。这种言论和“哈叔了不起”看上去截然相反，其实内核完全一致。世界史上极左翼和极右翼往往容易相互转变，就是这个缘故。那些为“哈叔”叫好的网友，一旦亲以色列，必定就会主张把巴勒斯坦人“斩草除根”；而这位要清楚全部巴勒斯坦人的网友，一旦反以色列，也必定会为音乐节上的死亡图片叫好过瘾。他们的立场差异只是偶然，气质底色却是共通的。最近看了段视频，BBC记者在采访加沙医院的时候，情绪崩溃，痛哭失声。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作为一个记者，他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肯定不是挺哈马斯。但不管有什么立场，看到死亡知道悲伤，看到被炸死的孩子知道难过，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能。有了这种本能之后，人才能真正权衡利弊是非，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些人也许会反问：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不该怎么办。巴以冲突是一团乱麻，后面是大量的生命和鲜血，面对这团乱麻，正常人往往会犹豫，而禽兽则不会。这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历史传说中有个“戈尔迪之结”，复杂至极，谁也解不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拔出剑来，把这团疙瘩一下子劈开，说“劈开就是解决”。很多人佩服亚历山大的做法。但他们没想过，在现实中被劈开的是什么。快刀斩乱麻，把以色列灭国是个解决办法，把加沙夷为平地也是个解决方案，但与其这样解决问题，不如把问题留在那里。把人类全部灭绝，那么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什么贫富差距，什么种族仇恨，什么经济萧条，都不存在了。但问题是，我们能这么做吗？人类有过很多分歧，未来还会有更多分歧，这些分歧往往会造成灾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分歧，我们就觉得这是“大是大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所有同情都是妇人之仁，都是迂腐，都是圣母婊，那么我们就会变成野兽。很多人把小说家为了情节需要杜撰的一句话奉为圭臬，什么“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是邪恶的愚蠢。我们是无拳无勇的草民，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人性，那么我们多半根本没有机会活下来，更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段格言了。我再重复一遍，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是所有是非的基础。离开这个谈是非，就没有是非。没有办法的时候，当然只能以暴制暴，但决不能对“暴”本身产生欣喜的快意——尤其是当这个“暴”施于无自保能力的弱者时。前面我也讲了，网上这些话对当事人不会有多大影响，就是过过嘴瘾。那么我为什么会还要发这通感慨呢？因为这些话对以巴双方虽然没什么影响，但是对我们国人却有影响。戾气是相通的，就像我以前在文章说的：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往往会流到现实里。万里之外的是非都能让我们如此恨恶，以至于看见尸骸都要鼓掌，那如果在我们身边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我在这篇文章里没提过我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对巴以冲突，我当然有自己的立场，但这并不重要。就像俗话所述，立场这个东西就像肚脐眼，人人都有一个，没什么稀罕。不是立场区分了大家，而是对待自己立场的方式，区分了大家。是它区分了何者为人，何者为兽。欢迎点击阅读次条，有AI资源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马上就要揭晓了，随便说两句，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能说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01

这几天我读完了张明扬老师的《入关》，从中联想到一些问题，所以写这篇文章随便谈一谈。01《入关》讲的是明亡清兴那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灭亡相当奇特。其他王朝灭亡原因往往比较简单，比如秦朝总的来说就是暴政，最多再加上一个对新征服的六国水土不服；汉朝的灭亡主要是政治性的崩溃；宋朝的灭亡更简单，就是外敌入侵。其他因素当然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是次要的。明朝不同，它是系统性的总崩溃：白银输入减少导致的通货紧缩、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自然灾害、异族入侵、农民起义、朝堂内斗、财政崩溃、异族入侵…….自然科学里有个词叫“完美风暴”，意思就是多种偶然因素聚在一起形成的大灾害。明朝灭亡就像是一场典型的完美风暴。不过，《入关》关注的不是明朝覆灭全局，而是聚焦明清战争。这本书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字简洁有力，脉络极其清晰。当然，这也是张明扬老师的一贯风格。本来这场战争持续几十年，千头万绪，读起来很容易一头雾水，这本书却能做到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用不大的篇幅把整个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读过好几本明清易代的书，单就这一点而言，《入关》应该是最好的。作者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大家一说到清兵入关，就总是在明朝身上找原因，党争、奸臣、昏君、叛将…..好像跟清朝（后金）本身倒没啥关系似的。借用《三体》的话来说，就是“我被你毁灭，与你无关”。这实在是一种“明朝本位”的自大。实际上，最直接的原因不就是打不过清兵吗？为什么就不肯承认这一点呢？确实如此。翻翻《入关》这本书，就会发现一件事：从头到尾，明朝基本上是打一次败一次，损失动不动就是数以万计。仅有的几次所谓“大捷”几乎都是防御战，战争所获也极为有限，有时候斩首百十级就算大捷。几十年下来，明朝从没有成编制歼灭过敌军。这不是哪个将领无能的问题，谁指挥都是如此。双方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要是抽象地说，我们当然能举出一堆理由，双方生活习惯不同，战斗素养不同，军事化程度不同等等。但是这些理由太过泛泛，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复原战斗现场：那么多火器怎么就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多军队怎么就会一触即溃？一支后金小部队怎么就能如入无人之境？战斗水平差距真的就这么大么？《入关》清晰地描述出了现象，但并没有提供答案。这也难怪，不是身临其境者，恐怕很难体验到战斗过程。就算身临其境者，也很难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战斗就像一个黑洞，难以描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张明扬老师说的不错，打不过就是打不过，这不是“什么前方将领贪生怕死或朝中有投降派”能解释的问题。但为什么就是打不过？不知道。好像也没有谁真的知道。从这一点来看，历史真的是难以复原的。02还有一件事让人困惑。战斗力不济也就罢了，可是战争资源也不济，这就更难以解释。就拿萨尔浒之战来说，明朝出动了多少军队呢？如果加上朝鲜军和叶赫部，大致是十万三千人。萨尔浒之战中，明朝确实倾注了全力如果考虑到整个战争背景的话，这个数字实在让人震惊。它让人震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明朝拼凑了所有能拼凑的资源，万历皇帝甚至连内帑都拿出来了，也只能派出这么多军队。而当时的后金虽然刚刚起步，兵力差不多也是将近十万的样子。双方在数字上居然也是个旗鼓相当。《入关》说得很清楚：“明帝国虽然人口上亿，号称拥兵百万，但一次性动员如此规模的军队，可能已达到国力极限。”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但为什么？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件怪事。早期王朝虽然人口更少，技术更落后，但动员军队的能力却更强。汉武帝在马邑之战中也出动了三十万军队，苻坚能动员七八十万军队，即便这个数字有不实之处，可单单前锋军队就有二十五万，这是基本可以确认的。到了明朝，人口更多，经济更富，可为什么派出不到十万军队，就已经“接近国力极限”了？以前我曾经认为古代历史有所夸大，数字注水太多，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就是在缓慢下降。而且同一个王朝，资源汲取能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似乎有点反常识。中国的国家机器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的。秦汉时期的官僚机构，跟明清时代比起来，确实比较原始。可什么越来越复杂精密的机器，汲取资源的能力却越来越低呢？尤其是，老百姓为什么并没感到负担变轻呢？为什么明朝老百姓还是觉得暴政不堪忍受，只有死路一条呢？《入关》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解释。这个问题太复杂，确实也很难说得清，只能说是猜想吧。按照我的猜想，中国的官僚机器确实越来越复杂精密，但是它这样演变的目的，并不是以效率为导向，而是出于贪婪和恐惧。简单地说，它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起来，至于用不用的好，它并不太关心。权力越来越像朝堂集中，这个趋势相当明显。秦始皇那种难以持续的纯法家式王朝姑且不论，就拿汉朝来说，地方上的权力就相当大，不必事事请示朝廷。比如说郡守可以辟召手下的官吏，这些官吏管他称“府君”，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这就多少带点封建贵族体制的影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说过这件事。他说唐朝以前，地方上的官廨库房，格局都很宏大，可是到了宋朝以后，这些官廨就变得越来越卑陋局促。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夫之说，这就是因为钱都被朝廷拿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大趋势就是这样，财权、兵权、用人权越来越集中，地方上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小。要通过首都控制全国各地的事情，又是那么个技术条件，官僚机器就不能不复杂。但是机器大了，效率并不高。大家看看《潜规则》这本书就知道，这台机器的内耗大得惊人。而且它要统管全国，不舍得放权，就不能因地制宜，只能一刀切。所以，它的资源汲取能力其实严重下降了，处理事情的能力也下降了。古代人读历史书，也经常迷惑说：你看藩镇割据的时候，东北的一个藩镇就能大致拦住契丹，怎么统一之后，拿全国的力量对付契丹，还这么吃力呢？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机器过于复杂，过于笨重。国家机器之所以这么复杂，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揽权。它牺牲效率来实现权力集中。为什么后金的国家机器简陋得多，效率却显得更高呢？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什么资源汲取得并不算多，老百姓却没觉得好过呢？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两点，一个是机器内耗太大，吸收的热能并没有都做功。再有一个就是因为僵硬。搞一刀切的政策，就没法合理分配负担。同样一百块钱的税，加在富人头上，和加在乞丐头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这种权力下放，当然可能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总体上看，很可能会灵活得多，老百姓更能接受。老百姓觉得赋敛暴虐，不是因为收税的总量，而是因为收税的方式。互联网上特别喜欢争论一件事：为什么明朝不征收商税？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并不是什么江南士绅抱团反对（那些士绅真从事商业的其实很少），而是明朝那套官僚机器根本就无法大规模征收商税。它就办不成这事。清末曾国藩他们能够靠厘金镇压太平天国，就是因为朝廷迫不得已放权的缘故。地方上自征自用，没有一个婆婆在上头指手画脚，事情才能办成。03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还是说回到《入关》。《入关》这本书聚焦于“本土辽人”的视角，这一点和同类书籍有明显不同。明朝和后金打来打去，都是在这些辽人的土地上打。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关于辽人的向背，《入关》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脉络。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辽人”形同弃儿。努尔哈赤对他们固然是一味暴虐，明朝官员对他们也不信任，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熊廷弼就特别讨厌辽人，说他们是一帮无可救药的废物，

关于《封神》这部电影，我前些天写过文章，本来不想多说了，可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忍不住再多说两句。01这篇文章就是萝严肃老师的可能在唱反调：《封神》、乌尔善及男色消费。这篇文章给我的感受，就是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以女权主义为纲，纲举目张，严格审查，一不留神就打你个男权沙猪。你说我这个作品就是个男人戏，不牵涉到女权不女权的，那不行。文艺作品里没有女性就是反女性，不牵涉到女权就是反女权。在这篇文章里，萝老师提出了一个“含男量”、“含女量”的问题，一个文艺作品“含女量”太低，就是问题，就得批判。比如《封神》里女性角色少，这就是罪过。导演可以狡辩说：原著《封神演义》里女性角色就少呀！可是萝老师已经提前把他的嘴给堵住了：“评价封神故事的“含女量”有两个维度，一是从历史来看、二是从玄幻神话来看。”从历史角度看，商朝女性地位比较高；从玄幻角度看，原著女性角色少你就跟着少？你凭啥不编几个女角色加进去？不加就是罪过。萝老师的原话是：都纯编的了，编几个女的不行吗？反过来说：不编几个不行。按照这个逻辑，以后所有的文艺作品不光要考虑思想性、艺术性，还要考虑到“含女量”的问题。比如《亮剑》就不合格，是个男权主义毒草；《肖申克的救赎》就更坏了，从头到尾都是一帮男人在上蹿下跳。导演当然也可以狡辩说：这是男监狱的故事啊！那为什么不搭配点女监狱？或者加几个女狱警？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只有男人才渴望自由吗？女人就不渴望吗？安迪为什么不能和隔壁监狱的艾琳一起越狱？为什么不能“带着观众跳出男英雄叙事，看到女性的存在”？《西游记》也有极大的问题。四个取经人都是雄性，连马都是公马。"从历史角度看”，唐朝女性地位也比较高，唐僧完全可以是个尼姑。当然，猪八戒也可以是个母猪。不过，母猪有丑化女性嫌疑，还是尼姑好了。人家日本不就这么拍过一次吗？以后再拍《西游记》就这么拍：唐尼姑西天取经，路过男人国，摆脱一群渣男催婚催育的纠缠，最后到大雷音寺求得一部《上野千鹤子全集》。这样一来，立意马上就高大上了。相比之下，以前国内翻拍的所有《西游记》版本都“含女量”太低，统统是男权毒草。02从历史上看，类似的批判其实早就发生过。以前女权主义虽然不盛行，但是“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文艺批评家就像萝老师一样，很看重“工农兵含量”。一个文艺作品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工农兵，那就说明没有站稳阶级立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倒批臭。而且他们也跟萝老师一样，把魔爪伸向了古典作品。批评家们就曾经热烈讨论过《红楼梦》的阶级立场问题。《红楼梦》既然是伟大的名著，但是里面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农民阶级形象？当时的红学家们真的把书里的重要人物挨个拿出来掂量，发现只有刘姥姥种过地，算是个农民阶级。太少了。这说明曹雪芹有严重“思想局限性”，对农民阶级缺乏足够的感情。好在当时的红学家还没有进步到萝老师的水平，萝老师要是托生在那个时代，那就有的瞧了。“都纯编的了，编几个农民的不行吗？”就拿金陵十二钗来说，一个女农民的都没有，这像话吗？添几个。十二个至少得占六个吧？史湘云身子骨硬朗，优先考虑。妙玉念什么经，都是精神鸦片，到拢翠村浇粪种地去。元迎探惜四个春，斟酌着也安排两个当农民。不当农民，从事手工业也可以，打铁可能有点过分了，在秋爽屯磨豆腐总是可以的吧。惜春画画是可以的，也不要画什么大观园，画年画，《人红谷满场

01前一段网上到处都在谈论刀郎的《罗刹海市》，《聊斋》也跟着小小的热闹了一把。不过我今天说的内容跟刀郎没关系，就是单纯地说《聊斋志异》。明清时代的小说，单就文学而论有八部可以算成经典。除了四大名著以外，就是《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如果勉强还要加一部的话，就是《老残游记》。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封神演义》呢？《封神演义》的架构设定确实相当优秀，但是内容和文笔实在是提不起来。整本书就像一个黄金马桶，壳子漂亮，但里面结结实实都是便便。在这八部小说里，《聊斋志异》的才子气是最重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它的感觉相当复杂。一方面，我觉得它的文字真是好，可以说是文言体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过了唐传奇。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篇目又让我读起来很不舒服。钱钟书说《聊斋志异》“小家子气”，我觉得还是说客气了，有些故事气质上真是有点猥琐。《聊斋志异》的猥琐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女人的态度上。这里当然有男权社会的影响，但是《聊斋志异》里的男权颇为独特，豪横不足猥琐有余，可以说是一种草鸡式的男权。一般的男权是男强女弱，男人占有强势资源，所以产生特权感，吆五喝六，自命不凡。可是《聊斋志异》不是这样。它里面的男主人公几乎个个都很弱，不但穷，而且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很差，碰到事情总是“大惧”、“计无所出”、“泣听命”。这个时候，女主人公不是是人是狐，总是挺身而出，帮他挣钱，帮他脱困，帮他报仇，让他过上小康生活。从这里看，《聊斋志异》似乎是反男权的。可是，一旦事情解决了，男草鸡的生活小康了，男权主义马上就回来了。女主人公要么忙着在家辛勤操作（当然，干活归干活，还是“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不能影响男人的审美愉悦），要么就是忙着帮丈夫讨小老婆。这就属于软饭硬吃。男权社会里女人依附男人，主要是因为不这样就无以为生，没有出路。可是在《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版男权故事里，你就搞不清楚这些女人到底图个啥。只能说，按照蒲松龄的想法，男人再草鸡也是男的，也高出女人一头。但是为什么蒲松龄要把男主人公写的这么草鸡呢？我想，可能因为现实中他就是这么草鸡吧。02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问题：《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礼教”到底是什么态度？按照传统礼教，婚姻必须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逾墙钻穴是最要不得的丑事。至于女孩子自己投怀送抱，那就更不齿于人伦了。但是《聊斋志异》偏偏不吃这一套，狐狸女鬼固然会主动“夜扣书斋”，就是正常女人也往往非常主动。就拿胭脂来说，她一眼看上了秀才鄂秋隼，死命地盯着人家，秀才害羞了，俯首而去，胭脂还要“凝眺”不己。最后，胭脂还主动暗示别人给她穿针引线说和亲事。看，把才子给臊的从这里看，蒲松龄似乎非常开通。女人嘛，要大胆追求爱情，不要因为男人害羞就不找他睡觉。但是，男女一旦上了床，情况马上就变了。他又变得非常“封建礼教”了。女方总是贤妻良母，“操井臼甚勤”，而且特别坚贞不二，特别善于为丈夫着想。哪怕两人不得已分离，也会劝男方纳妾，而自己则是“妾为君贞”，不光不另找男人，而且”奁中珍物，不蓄兰膏；镜里新妆，久辞粉黛”，连梳妆打扮都戒了。为什么《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总是上半截开放，下半截保守呢？一般来说，研究者是这么认为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那么多主动追寻爱情的女性，说明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但是他又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局限性，所以还保留了“封建礼教”的一些糟粕云云。真是这样吗？要真是这样，那么蒲松龄反抗的“封建礼教”是哪些？保留的“封建礼教”又是哪些呢?很简单，他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封建礼教”，反抗对自己不利的“封建礼教”。作为穷书生，如果大家都按照礼教规矩来，那该书上只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娶到漂亮媳妇。所以最好有积极主动的女人，打破封建礼教，自荐枕席，不用书生三媒六聘地费事。但是，一旦娶到了手，他就不希望女人继续打破什么封建礼教了。还是要忠心，要伏小，要干活，要主动替自己张罗纳妾，而且对别的男人看都不要看。所以说，《聊斋志异》对礼教的反抗是一种很鸡贼的反抗。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人虽然地位占优，但相应得也要承担责任。但《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男主人公们倒好，刀切萝卜两头占，上半场欧美，下半场沙特。这就像某些男人，挣钱养家的时候想起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家务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大男人怎么能下厨房”？你说他是保守，还是开放？他是保守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保守；开放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开放。保守和开放都是手段，真正的核心是占便宜。03《聊斋志异》里有几篇让我格外的不舒服，怎么读怎么觉得病态。这些故事总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里，反复地折磨她们，然后又让她们无怨无悔，彰显自己的道德。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邵女》，这篇故事也可以改名叫《寻虐传》。它讲到了一个柴姓家庭，正妻非常妒忌残暴，丈夫娶一个小老婆，她就折腾死一个小老婆。当然，男主人公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奋发图强，与媳妇赛跑。你一个接一个地整，我一个接一个地娶。别人都不敢嫁到这家去，但是邵女谁都不肯嫁，非要去柴家当小老婆，理由是自顾命薄，所以“少受折磨，未必非福”。男主人公怕她被折腾死，准备放在外宅养着，可是邵女不干，决心用自己的高尚道德感化正妻，而且“”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非要搬过去受折磨。那人家盛情难却，就拼命折磨呗，又是拿鞭子抽，又是拿针刺，又是拿烙铁烫。丈夫要替她出头，她还不干，哭着喊着要接着受折腾。正妻发脾气了，她就“膝行伺幕外”，正妻生病了，她就“侍伺不遑眠食”，一副不可救药的贱骨头模样。结局当然是美好的。正妻果然被感化了，而且神鬼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警示正妻，最后邵女和正妻“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无其和也”。为什么蒲松龄要这么写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宣传“封建礼教”。但是宣传“封建礼教”有很多办法，为什么要把邵女置于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又让她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举动？古代评注者读到这里也觉得有点过分，说“就算邵女命薄多磨，也何必卑屈辱身到这个地步？过分了啊。”其实蒲松龄这样写，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想借此彰显“以小伏大”道德的绝对性、无条件性。不管婆婆丈夫怎么虐待离弃自己，妻子也要心甘情愿（《珊瑚》）；不管正妻如何虐待小老婆，小老婆也要贴然无辞（《邵女》、《妾杖击贼》）。为了证明这种无条件性，所以对方越恶毒越好，手法越变态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贱骨头。但不管任何道德，推演到了这个地步，就太不近人情，读后只会让人觉得窒息，心生反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属于“低级红”。不过这并非蒲松龄个人的癖好，当时确实有这个趋势，他应该是收到了大时代的影响。我读古书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感觉，时代越往后，文人谈起道德来也就越苛刻，讲的正能量故事也就越来越变态。就拿史书来说，历代正史里都有列女传，表彰各种各样的女性。当然说来说去都是“封建礼教”的女德那一套，但是毕竟有所不同。我翻阅过《新唐书》里的列女传。这本书在二十四史里出了名的正能量，儒家道德的弦儿绷得很紧。可是它的内容大体还是合乎人情的。《新唐书》里表彰的“好女人”也对丈夫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但是故事里多少有点“夫妻恩爱”的影子在里面，虽然双标，但并不觉得变态。到了《清史稿》里，情况就大大不同，变态故事就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喜欢折腾好人，好人越来越愿意受虐。比如《清史稿列女二》里有一个郑氏，她的丈夫嗜酒赌博，经常虐待她，“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但是郑氏甘之如饴，丝毫没有不满的意思。后来丈夫死了，她每天都祭拜丈夫，痛哭流涕。有一天楼上失火，她把梯子撤了，不让人救，说自己要追随丈夫于地下，然后就活活被烧死了。还有一个徐氏，她丈夫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还动不动把她打得半死。连婆婆都看不下去了，说“夫无恩，可嫁”，离开算了，可是徐氏坚决不同意。另一个管氏，情况跟徐氏差不多，最后丈夫甚至把她给卖了，但是管氏觉得一女不可嫁二夫，在买主家里当场自杀。这是《清史稿》，《明史》同样如此。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明史列女一》有个叫唐贵梅的女人，她的婆婆和人私通，那个情夫拿钱贿赂婆婆，想把她也搞上手。唐贵梅当然不干，婆婆开始是打，后来干脆学殷纣王，上了炮烙。但是她还不肯听从。最后婆婆把她告到衙门，说她“不孝”，结果又被捉去打了个臭死。别人劝她把实情招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她说那怎么行？这样对婆婆不利。于是她上吊自尽了。是不是挺变态的？这些故事就跟《邵女》一样，宣传的是一种下位者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姑可以不慈，媳不可不孝；夫可以不义，妻不可不贞；嫡可以不仁，庶不可不顺。而且上位者显得越坏越好，他们越好，越能彰显出下位者道德的纯粹来。按照“封建礼教”的标准，这样确实很正能量，但问题是它们太不近人情，可以堵别人的嘴，但不能服别人的心。古今人物虽然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是心性终究相去不远。就算是古代人，读到这样的故事，嘴上也许称赞，但内心深处往往也不太舒服。前面提到的那位《聊斋志异》点评者方舒岩就是一例。正因为这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明清时候这样的正能量故事急剧增加，但是异端偏偏也是最多。唐宋时期，对“礼教”不满的知识分子很少，彼此大体相安无事。到了明清时代，道德的调子越来越高，不近人情的故事越来越多。但是，非议“礼教”的异端也同步跟着增多。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原因，可我觉得这种“低级红”的刺激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04还是说回到《聊斋志异》。除了《邵女》、《珊瑚》之类的变态文章之外，《聊斋志异》里也有很多好故事。当然，不管故事怎么千变万化，始终不会脱离“男主人公占便宜”这个核心主题，但是占便宜有不同的方式，有些看着还是清新明朗的。比如《婴宁》一篇就非常优秀，几乎所有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在自古以来的文言体小说里，婴宁可以说是最可爱的一个女性形象。只是按照惯例，故事进行到下半场的“沙特”部分，婴宁形象也开始变化。一直大笑不已的婴宁居然也“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自称也从“我”变成了“妾”。大约蒲松龄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结局，但是读起来却让我伤感，有种婴宁被谋杀了的感觉。婴宁与王子服《娇娜》也特别出色。这里第一次谈的不是爱情，而是男女间的友情。爱情不可得，最后转化为单纯的友谊，“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然而终究不涉于乱。而且这篇文章里，男主人公难得表现出了责任担当，为了救妻子一家不惜被雷劈死，在整部《聊斋志异》里的男性群像里，可以说是熠熠生辉。但即便如此，蒲松龄还是露出了一点狐狸尾巴。虽然娇娜没有归属男主人公，但是她老公全家都被雷劈死，干干净净剩下一个人跟男主人公做红颜知己。而且在后面的“异史氏曰”里，蒲松龄又大发了一通议论：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不“曰”还好，“曰”完以后还是多多少少露出了“观容疗饥”“色魂授予”的下作相。我说“下作相”，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苛刻了。对于《娇娜》一篇，兴许是吧。那么大家看看《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奇文《犬奸》，那绝对是下作相毕露了。这故事过于黄暴，我就不转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看也就是了。整片文章里最骇人其实不是案情，而是最后的处理：使两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百人，役以此网利焉。读来让人毛骨悚然。这个故事的真假，已经说不清了。想来是乡间流传的黄暴段子，酒桌上添油加醋地讲起来，能引发猥琐男的集体爆笑。而伟大作家蒲松龄，也就厕身于这些猥琐男里。我相信他也是笑过的。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在故事后面还特意写了一段“异史氏曰”，骈四俪六，比故事正文还长。在这段赞词里，他津津有味地咂摸当时的场景：夜叉伏床，竟是家中牝兽；捷卿入窦，遂为被底情郎。云雨台前，乱摇续貂之尾；温柔乡里，频款曳象之腰。锐锥处于皮囊，一纵股而脱颖；留情结于镞项，甫饮羽而生根。这种文字，他自己写的有趣，但在旁人看来，恐怕真的只能用“下作”来形容了。我手头有一部《聊斋志异汇注汇评》，收录了历代的注评。大家一路评论过来，到了这一篇却集体敛声，既无眉批，也无尾批。蒲松龄精心构撰的长篇“异史氏曰”，也没人称赞一句。所有注评者都被这篇文章的下作气息给惊着了。倒不是故事本身的下作，而是作者讲述时那种喜形于色的下作。《聊斋志异》的作者就是典型的“才子”，才子该有的细腻敏锐他都有，才子不该有而偏偏经常有的猥琐下作他也有。所以说，不要被才子迷惑，他们可能刚刚还在深情款款地抒情，下一秒就会发出猥琐的淫笑来。

01还是从张巡守睢阳说起。这件事以前我在文章里提到过，相当惨烈的一件事。当时睢阳被安禄山的叛军包围，粮食吃光了，就开始吃马，马吃光了，就抓老鼠吃。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把他的小妾杀了，给士兵吃。小妾吃掉了，就开始“括城中妇人食之”，女人吃光了，就“继以男子老弱”。最后城破的时候，睢阳城里只剩下了四百多人。这样的残酷也并非没有意义。张巡在睢阳把叛军拖住了将近一年，叛军才没能够进攻江淮，算是屏障了东南地带的安全。而城破后张巡自己也慷慨赴死，毫无难色。叛军首领用刀撬开他的嘴，发现里面的牙齿只剩下三四颗，应该也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现在我老家商丘还建有张巡祠我提到这件事，主要是关注人们对此的评价。这件事的是非对错，确实有难言者。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也正因为这样，如何看待这件事也就更能反映出人们的心理状态。总的来说，历代对张巡的评价都很高。最有名的称赞者当然是韩愈，但其他人也很多。比如宋祁在《新唐书》里就称张巡是“烈丈夫”，甚至说他“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上升到了孔子的高度。明朝的敖英在《东谷赘言》里说张巡是“孤忠大节无可间然者”，小人们拿他杀妾食人之类的事情做文章，纯属妖言惑众。诗人徐钧甚至还写过一首诗：“析骸易子守孤城，六万惟馀四百人。生道杀民民不怨，千年庙食尚如新。”但是也有反对者。金末的王若虚对此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张巡确实忠，但不仁。用吃人的办法来守城，是不对的。敌人破城杀人是一回事，自己吃人又是一回事。所以，“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有人反驳王若虚说：“为了自己活命吃人当然不对，但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而吃人，有什么不对的？”王若虚说：为自己还是为国家没有区别，因为“天下只有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反对得更坚决。王夫之说：凡事都有界限，情况危急时，作为君子，应该和孤城共存亡，但也仅限于此，张巡超过了这个界限，所作所为就是贼仁戕义。人不能吃人，这都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要是个人，想到这种事情就会心悸神惊。能干出这种事的，就不是人。“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在王夫之看来，什么“生道杀民民不怨”，都是接近禽兽的反人类言论。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反驳王夫之的理由。你不吃人，城破后这些人也许都会死啊，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在王夫之眼里，这个区别可就大了。睢阳军民为什么要替唐朝守城？因为唐朝代表文明，叛军代表野蛮。哪怕城破了，国亡了，文明也只是中断，并没有死亡。但如果文明体都可以吃自己的子民，那么它和叛军有什么区别？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忠臣烈子们捍卫的东西又是什么？如果大家都认可为了朝廷可以吃人，我们就失去了文明的目标。所以王夫之的结论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城破也只能由它去破，国亡也只能由它去亡，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吃人。这是不爱国吗？肯定不是。无论用任何标准衡量，王夫之都是一个极其热诚的爱国者，也是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用现在的眼光看，态度甚至有点过于极端了。他把入侵者都说成“夷狄禽兽”，不肯把他们归属于人类。但这样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也还是坚定地认为：有些事情的价值更加重要。02王夫之、王若虚的道理虽然高尚，但听上去有点迂阔，像是书斋里的书呆子想法，而韩愈、宋祁他们的说法似乎更接近现实。可如果考察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宋祁、敖英他们生活在相对安全的时代，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围城，更不要说关起城门杀人吃的事情了。他们议论张巡，才真是书斋里的议论，而王夫之、王若虚反倒有比较切实的经验。王若虚生活在金朝末年。蒙古灭金的时候，发动过开封围城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死者累累，数量难以估计。王若虚当时就在开封城内，担任直学士。他目睹过围城的全过程，肯定了解“人相食”是怎么回事。王夫之也生活在乱世。他积极参加抗清活动，不仅随过永历朝廷，还和朋友组织过“衡山举义”，扯旗反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夫之都颠沛流离，被人追捕。他曾绝粮四日，几乎全家集体饿死。乱世的种种惨剧他当然是知晓的。至于食人之事，清军守新会，南明金声桓守南昌，都曾大规模发生过。王夫之即便不曾目睹，至少也有所耳闻。按照他交游的广阔，甚至很可能听过亲历者的讲述。把谁对谁错放在一边，单就贴近现实的程度来说，韩愈、宋祁他们的看法，更像是隔岸观花的书生式议论；而王若虚、王夫之的观点，看似迂阔，其实倒是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受。他们如此强烈地批评张巡，恐怕倒是因为近距离体验过那种恐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用轻飘飘的“忠义”二字就能打发的。03王夫之特别重视“仁暴之辩”。他对自我的道德期许很高，但同时又极其厌恶以道德名义，做杀人诛心的事情。在他看来，“嗜杀”是最大的邪恶，“暴戾”是最坏的品德。我觉得他这种想法也不是天然产生，还是受现实刺激的结果。明朝后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暴戾的气息。这件事其实也很奇怪。至少在江南一带，当时的经济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化也是极其昌盛。但即便是江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越来越极端，行事越来越过激，有种难以捉摸的戾气。拿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来说，也并不全是魏忠贤他们单方面的暴虐（当然，现在为魏忠贤他们洗白的言论也是极其荒谬的，那些家伙行事的恶毒更远在东林党之上），东林党人也确实有责人过苛，不留余地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正邪不两立，坏人几乎没有存活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必须加以扑灭。就像东林党的祁佳彪，一旦当了按察御史，一天之内就用棍棒活活打死数名囚徒，理由是这些人都是奸恶的“大憝”。后来他想起此事，也颇为后悔。但当时他可觉得自己是在伸张正义，甚至很自豪地向朋友夸耀。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贼仁戕义”，中了戾气之毒。他们对人的评价，也往往过于苛刻。明末文人对于君子小人、正人邪人之分格外敏感。赵园专门研究过晚明史，他就说宋朝文人喜谈抽象义理，明末文人则喜谈具体人事，对他人的道德锱铢必较，进行全方位审视。一旦把某人划入“小人”行列，就一片喊打喊杀，动不动就说要“膏斧锧“，”投魑魅”，恨不得把对方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时过境迁后，王夫之对这种风气进行了反思。他说：吹毛求疵地窥察隐私，听到揭发指责就兴奋，为自己那点猜度人心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为自己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而自豪，这都是病——惨刻暴戾之病。由于亲身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王夫之对戾气极其敏感，甚至有点过于敏感了。他对历史上的包拯、海瑞评价都很低，认为“弗足道”。为什么呢？因为王夫之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褊躁”，做的事情短期内看着很有效，但天长日久，就会让人们濡染暴戾之气。就像海瑞曾提议恢复朱元璋“贪官剥皮”之刑，王夫之只会觉得这是丧心病狂的禽兽之论。在他看来，贪官当然要处理，但是如果用“剥皮囊草”这样残暴的手段去处理，那比贪官横行还可怕，会把整个社会推到非人的境地。当然，海瑞他们是有道德的君子。但是王夫之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诛心杀人的。世上必然有君子，有小人，他们都有存活的权利。想要“除恶务尽”，就只会带来一片血雨腥风，让整个社会堕落入残暴的深渊。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恶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于其身，未闻恶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遗种于天下也。悲夫！画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督之以违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忧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义不背长。不率，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何患乎无名？简单地说就是：拿着刀剑架到人脖子上，说“你要学好”！这不是正义，这是邪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这都是邪恶。04王夫之并非宽容敦厚的老好好，谈人论事也很凌厉。他对牵涉到“暴戾”的事情如此敏感，还是因为现实的驱动。在明朝后期，确实涌动着一股嗜杀的潜流。这种潜流明面上和道德有关，其实更多的是审美心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美学”。不独儒门君子们如此，就连那些特立独行的异端也是这样。就像李贽，他心里就有嗜杀独断的暴戾根苗。李贽本人是个文弱书生，却对秦始皇、武则天这样的人物赞不绝口，夸奖他们“掀翻一个世界”。至于“掀翻”这个世界的过程里，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对于李贽来说并不重要。身为草鸡，却欣赏霸王龙的肌肉之美，用王夫之的话说，也是中了“戾气”的毒。也正因为这样，李贽才会如此欣赏李逵这样的嗜血狂魔。李贽称赞李逵是梁山泊里“第一尊活佛”。读到李逵灭扈家庄满门时，李贽就评点说“妙人妙人，超然物外，真是活佛转世！”为什么呢？就是那种痛快的杀戮里，有种让李贽怦然心动的魅力，他称之为天真烂漫的“真性情”。所以说，别看是儒门异端，李贽和那些诛心杀人的道德家们其实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嗜血。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并不例外。他们也喜欢见血，看到有人流血就兴奋。袁崇焕被凌迟的时候，京城的老百姓几乎是一片狂欢，争着去吃他的肉。熊廷弼被捕下狱，每次遇到朝审，行道之人都会恶狠狠地朝他投掷石头瓦块，熊廷弼到地方以后，总是满脸鲜血淋漓。这是因为老百姓憎恶汉奸吗？也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单纯的亢奋。在袁崇焕之前，郑鄤被人诬陷为“杖母奸妹”，被凌迟处死，人们也争着去买他的肉，说是能治疮疖。《明季北略》的作者就感慨说：“二十年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被这种暴戾之气吓着的，不仅仅是王夫之。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里也描述过这种恐怖气象：但谓此人杀彼人，不知自心杀自心。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钱谦益很多人指责钱谦益为“貮臣”、“汉奸”，倒是黄宗羲这些反清遗民对他多有恕论阉党暴戾，东林党也暴戾；正人君子暴戾，异端另类也暴戾；精英们暴戾，草根们也暴戾。当整个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时，已露出末世的征兆了。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终究会流到现实里，菜市口的血也终究会流到围城里。05王夫之到了晚年时，天地间早已尘埃落定，他对反清复明大业也绝望了。王夫之关起门来，开始著书立说。他居住的地方，“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也是一副劫后的萧条景象。而他在书斋里写了一个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就坐在这幅堂联下，思索着这个世界何以至此。王夫之画像王夫之总结了很多道理，很多经验，但是他在《读通鉴论》、《宋论》里反复强调最多的，还是“仁暴之辩”。他似乎相信，世界总是会出问题，各种各样的灾难也总是会降临，但是只要人们不被戾气淹没，守住基本的人性，那么情况再坏也终究有个底线。只要大家想到吃人还知道心悸神惊，看到有人倒霉还知道不赶尽杀绝，那么人间总也还不至于变成地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王夫之也不知道，但应该还是怀有希望。他在《姜斋文集》里说：阳禽回翼，地远天孤。一线斜阳，疑非疑是。你看，他还是想象着天上有一只大雁，在地远天孤间疲惫地飞翔，虽然天地渐渐陷入黑暗，但它看着前方那点光亮，虽然充满怀疑却终于不忍放弃，还是挣扎着要飞过去。这只大雁就是王夫之啊。

01关于“鸭脖VS老鼠头”的话题，现在还在吵。到底那玩意儿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子？我还是觉得像老鼠头，但我不是动物专家，平时也不吃鸭脖子，所以也就不妄下结论了。但是有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位当事的学生站出来澄清说：我看错了，那个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你看，当事人都出来澄清了，应该没问题了吧？但群众就是不信！是群众们偏执吗？我觉得还真不是。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呆过的，完全能够想象出这个学生可能面临什么。他的澄清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压力之下的违心之论，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本无法分辨。所以这个澄清的信息量基本为零。还有人贴出了聊天记录，说校方安排学生当水军做控评。这个聊天记录是真的吗？我不能确定。但是在大家心目中，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仔细想想，这件想法其实挺可怕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却有一种共识：学校完全可能逼着孩子撒谎。02让孩子撒谎这种事，其实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小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上级到班级视察听课，老师就提前告诫我们，课堂提问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举手，会的人举右手，不会的人举左手。“放心，我到时候只会提问举右手的同学。”理由是什么呢？是为学校争光。这是小学，中学的时候也是如此。高考前，市电视台到我们学校采访，老师就提前安排开会叮嘱，记者如果问：“紧张吗？”就说“不紧张。”问“有没有信心？”就说“有信心！”问“学校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就说“没有。”问“体育课停没停？”就说“没停！”如果不这么回答，哼哼。我相信类似的事情不光我经历过，大部分学生可能都经历过。学校教育我们要热爱集体，要维护学校荣誉，要这样要那样，但唯独没有坚定地教育我们：你不可撒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很难相信那位学生的“澄清”。我们甚至完全能想象出那套施加压力的说辞，它一定是冠冕堂皇的：要顾全大局，不要给学校这个大家庭抹黑，不要被别网上那些喷子利用blahblahblah。当然，我不能说那所高校一定给学生施加了压力，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并不离奇。03诚实需要勇气。虽然我们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但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并不怎么鼓励他们勇敢。如果一个孩子非常诚实，也非常勇敢，大家恐怕只会觉得他“轴”。如果面对记者的提问“你们体育课停了吗？”这个孩子诚实勇敢地说：“三个月前就停了！”哪怕不光老师会震怒，就连记者恐怕都会吃惊：“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道？”然后默默把这一段剪掉。这当然会让孩子困惑。书本和现实就像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老师可能上午还在教“列宁打碎花瓶勇敢承认”，“华盛顿砍掉樱桃树后绝不撒谎”，下午就告诉他们，“不管你真会假会都要举手，真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那么他们只会觉得书上说的那些大道理绝不可认真，撒谎比诚实更可取，服从比坚持更重要。作文书里有一位小明，他总是积极向上，总是诚实勇敢，总是和各种不良现象做斗争，我们都写过小明，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小明如果从作文跳到真实校园里，多半会混得很惨。小明啊小明，你在找倒霉你知道吗？那么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当然就是把这个过程再循环走一遍。长大的孩子当了老师，平时给他们讲华盛顿砍樱桃树，上级检查了给他们讲不会也要假举手，出了事了给他们讲不能给学校抹黑。孩子们从困惑到接受，慢慢明白道德是有弹性的，诚实是有条件的，勇敢是会倒霉的。然后等他们长大了，这个故事再重新上演一遍。正因为如此，当那位当事学生诚恳的说“那就是鸭脖子”的时候，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们都已经不相信了。那么再看那些学术造假的新闻，我们还需要觉得奇怪吗？连一块骨头是老鼠还是鸭脖，都成了罗生门，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造假的事情也都不奇怪了。当然，我也并不是在指责学生。诚实和勇敢本来就是稀缺的品质，我也并没有比人家强到那里去啊。就像这篇文章，我写完初稿后删掉了三分之一，是因为那三分之一我觉得写的不对吗？并不是啊。那么如果换上我是那个学生，我会怎么办？我可能也会说：对，那个东西就是鸭脖子！哪怕它活的时候吱吱叫着满地跑，小名叫杰瑞，那它也是鸭脖子！不然呢？

01关于那位武汉坠楼母亲的事情，本来不想谈了。太惨了，想想就不太舒服，而且具体原因也不太清楚，网暴很可能起了一定的推力，但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我也不知道，所以一直没谈。不过昨天连着在朋友圈看了几篇文章，说网暴者是有组织的水军，倒想就这个话题随便说几句。当然，不能排除“水军”这个可能性，呼吁清查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就算里面有一些领头的是水军，我相信很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网暴参与者就是自发的。

今天说说“神风特攻队”01“神风特攻队”出现在1944年。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里已经明显挺不住了，才发明出了这么一种极端的作战方式，让飞机直接往军舰上撞。在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神风特攻队大约死掉了2800人，撞沉了大约四十多艘军舰（具体数字有争议），全都是较小的船只，并没有干掉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战列舰和巡洋舰。所以说，从纯军事角度看，这个打法有一定效果，但并没有太大用处。但是我关心的不是军事方面，而是这帮特攻队队员作为个体，到底是怎么想的。按照传统说法，“神风特攻队”都是一帮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的家伙。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驾着飞机，高喊着“班哉”，毫无畏惧地冲向敌舰。日本的将领们也说，飞行员们总是争先恐后地要加入“神风特攻队”，往往比所需人数多出一两倍，拦都拦不住。有的时候将领们不想发动”神风特攻”，但是看到充满渴望的小伙子们，他们不得不让步。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洗脑能把人洗到这个程度吗？这些天，我翻读了三本相关书籍：《不死之身的特攻队》、《被遗忘的人群》、《Kamikaze：Japans

有事在外，手上没有电脑，用手机写的短文，大家凑合着看吧这两天，我在微博上跟一位叫做“神圣午睡”的大V发生了争论，主要是史航事件引发的，源头是网上的一个讨论：“史航的朋友要不要和他割席”。这个争论持续了两天，“神圣午睡”本来声称我是她“一直很敬重佩服的读书人博主”，现在也已经把我批成一个全方位的人渣。关于争论的过程和细节这里就不重复了，感兴趣的可以移步微博。那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争论呢？原因也很简单。“神圣午睡”老师声称：跟史航是好朋友，就说明你们是一路货！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危险。对性骚扰，我的态度很明确，也专门写过文章。至于史航，我也没混过他的圈子，连面都没见过，“割席”“连坐”与否和我无关，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天底下不是只有性骚扰这一种罪过，这种想法一旦形成（事实上已经有点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罪过都会面临这种情况，我们都要为朋友的罪过负责，都要划清界限。那样的社会未免太过让人不安。人与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留私人情感的权利，不受公域的侵犯。是非对错不容混淆，恩怨爱恨却有权利存活。我这么泛泛地说，大家可能都同意，但碰到具体的事情，大家就忘了，因为干坏事的人显得太可恶了，跟他抱有任何情感也都是坏蛋，用神圣老师的话，都是“一路货”。很多保护我们私人权利的原则，在义愤填膺的时候都会被忘掉，结果边界就会一次次突破，最后不可收拾。什么是原则，什么是边界，它不是在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保护我们的东西，而往往是在我们满腔怒火的时候保护我们的东西。权利的边界本就是为这些时刻设立的。有些网友认为反性骚扰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转移方向，都是为坏人张目。不是这样的。性骚扰是一种严重的恶行，但它不是人类唯一的恶行，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碰到让我们愤怒的事情，还会碰到让我们厌恶的人，那么我们还是会这样做，而到头来这个东西是会反噬的。有人会认为我小题大做，联想过度，其实不是。这种风气在民间舆论场里其实已经渐渐有所抬头。而且史书皆在，殷鉴不远。还是应该有所畏惧。事实上，在神圣午睡老师和我的吵架过程中，就能看到一些不安的苗头。本来是观念之争，她却要上升到人格高度，全方位地要证明我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坏蛋，而且一直是个坏蛋。其实这种说法她自己肯定也不相信，否则她也不会长期和我互关，在微博上还有不少互动。但是，在人格上批倒一个人，甚至不惜歪曲自己的认知，这已经成了本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至于性骚扰和女权，我在很多场合下写过很多文章，这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收到结构性的压迫，必须加以改进。这是非常正确的。对任何不公道的压迫，必须批判。但是这个过程不能是党同伐异、情绪化的、wg式的进行，这会玷污这个过程，而且会赶走那些本可以加入这个进程的人。如果总是这样下去，它可能只会留下短时间的喧嚣，最后却结不下长期的果实。世界上有很多正义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人们争取正义的结果却不够好，甚至带来很多坏的结果，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反复出现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目标既然是正义的，那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但不是这样的。​

01这些天“性骚扰”的话题特别热，在我的朋友圈也霸屏了。本来不太想谈论这个话题，但是昨天看了维舟老师的一篇文章性骚扰的社会根源，忍不住想说两句。维舟老师认为性骚扰的社会根源是性压抑，“性压抑和性骚扰实际上是社会表征的一体两面”，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觉得部分正确，但总体不对。一般来说，性骚扰有两种。一种发生在纯陌生人之间，比如所谓的“电车痴汉”，在公共场合里来点咸猪手什么的。对于这类性骚扰，维舟老师的理论大体成立。性压抑了，无法发泄，跑到公交车上骚扰骚扰。总的来说，这种“痴汉”大体社会地位不会太高，手里握有的资源也不太多。你什么时候见过新闻报道“某跨国集团董事长XXX在426公交车上猥亵女性，被群众当场擒获”？但是目前更受关注的是另一类性骚扰。这类性骚扰的双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多少处在一种社会关系里。而且，在这种社会关系里，性骚扰者往往是比较占优势的一方。这个时候，性骚扰跟性压抑关系就不大了，真正的推动力量是“权力”。很多性骚扰者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说实话，到了这个岁数，除非自己想不开天天吃鹿茸狗肾，否则性压抑又能压抑到哪里去？而且真要有性压抑，为什么专找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下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哪个部门经理敢在例会上调戏董明珠女士的？见了女老板，性就不压抑了；见了女下属，就性压抑了，荷尔蒙分泌的咋就这么机灵？说到底，都是盘算过的结果。觉得调戏一把没事，就调戏；觉得调戏以后有严重后果，就规矩。非要说这是性压抑的结果，我是不太相信的。02我没目睹过真正的性骚扰，但我确实在酒桌上听过黄段子：一个男人在那里眉飞色舞地讲，在座的女生脸上似笑不笑，带点尴尬地听。凡是这种场合，这个讲黄段子的男人社会地位一般是比较占优的，至少他们自我感觉占优。部门聚餐的时候，新来的实习小男生怎么也不敢放下筷子说：“我来给大家讲个黄下流教授的故事吧！”敢讲黄下流教授故事的，一般都是油光满面的中年领导。有时候我也纳闷，为什么他们要讲黄段子？他们不知道女生听了不舒服吗？后来我才想明白：他们知道。他们当然知道。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从不用讲黄段子的办法来取悦女领导？“董总，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我给您讲个…….”他也知道董总可能一巴掌糊他脸上。他知道酒桌说这些话会让女生尴尬发窘，但是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发窘但又不敢发作，尴尬但又不敢翻脸，这能提供双重的乐趣。权力为什么迷人？这就是答案啊。除此之外，有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试探。如果对方主动迎合，表现听得非常开心，“李总真幽默！”那么，他下一步盘算的可能就不是黄段子了，就要知行合一，从理论走向实践了。黄段子是这样，性骚扰也是如此（当然，你可以说讲黄段子就是性骚扰的一种）。“摸那一下图个什么？”除了试探的功能以外，我觉得他们图的就是那种以上对下的支配感。不能用看待“电铁痴汉”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体内的荷尔蒙并没有疯狂分泌，也没有什么性压抑需要释放，我觉得这里跟性的关系可能都不那么大，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对异性的支配感，这种支配感能让他们自我感觉更良好。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有种模糊的感觉，好像总体来说，男人比女人对权力更敏感，更入迷。群居动物往往有一种”啄序“，上位者可以啄下位者，下位者不能反啄上位者。很多男人心里头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啄序”，显示自己在啄序里的高位，能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乐趣。支配别人的快乐，凌驾别人的快乐，甚至要超过性的快乐。很多东西表面上看着是性的问题，其实还是“啄序”的问题。03当然，性骚扰里还牵涉到性别观念。在传统上，很多男人骨子里是不反对这种行为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下流，而是风流。就像张爱玲说的，男人夸耀着自己的进攻，女人夸耀着自己的防守。在他们看来，“性骚扰”是“进攻”的一种形式：“就是摸一下搂一下，又没有真要强你，不愿意就算了呗”。如果你追问下去，他们可能会解释说：“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搞错了，误会了。”但要是一个男同来摸他，摸完以后拿出这套说词来搪塞，他们肯定是要火冒三丈，是要打人的。从我个人的观察看，现代受过教育的男人，在明面的观念上是承认男女平等的，是反对性别歧视的。但是一旦脱离观念表达，下沉到情感意识上，就会发现他们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但网上有人说“文化圈的男人居然这么恶臭”，我是不同意的。作为一个整体，我觉得文化圈的男人并不比其他圈子的男人差，甚至大概率更好。总得来说，他们的男权意识相对较弱，平等意识相对较强。而且，他们手中的资源也比较软性，小姑娘并不真的很畏惧他们。上司可以收拾员工，文化男却很难真的收拾不听话的小姑娘。那么为什么文化男频繁暴雷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比较有名，又比较面吧。

01《盐镇》这本书我半个多月前就开始读了，但是直到前两天才读完。并不是书写得不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传达出来的气息很真实，所以才更让人压抑。如果真是虚构的小说，倒也罢了，但问题不是。每一篇故事里都藏着一个人的生命。翻阅起这些生命，让人有种窒息感。不是惨烈，这里的故事远远算不上惨烈，就是窒息。王小波曾经评价张爱玲的小说：“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盐镇》里的人生也多半都是这个样子。在狭小的天地里，活着，忍着，烦着，永远靠不了码头。一片困顿的荒芜。读完“王大孃”的那一篇故事，我把书放下了。前两天重新捡起来，花了一个晚上把它读完了。好在后面确实不太一样，在这片荒芜的缝隙里，还是有些强悍的花勉强绽放出来。但是，合上书还是多少松了口气，就像结束了一场怪异的旅行。盐镇说到怪异，其实主要还是隔膜。就像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在书中几乎无处不在。这本书写了十多位盐镇女性，90%都挨过男人的打。就像王大孃那一章里说的，“几乎每个女人都被男人打过，‘这条街上都打’”，而且往往就是大庭广众之下肆无忌惮地打。按照我的生活经验，这简直不可思议。在我周围接触到的人群里，家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我从没听说过哪个朋友敢打老婆。当然我不敢担保没有关起门家暴的事情，但在大家默认的观念里，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坏事。如果谁被人知道在家里打老婆，肯定会被大家鄙视。我觉得作者易小荷跟我应该差不多，对此也有强烈的震惊感。暴力不仅仅是疼痛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屈辱。书里有一段就写到，36岁的王大孃去捉丈夫的奸，奸捉到了，但是换回来的是一顿暴打。出轨的老公不但没有愧疚，反而破口大骂“烂娼妇”“狗日的”，追上来把王大孃摔翻在地，跨骑到她身上，劈头盖脸地打。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有种窒息感。读完这一篇，我就把书放下了两个礼拜。这跟阅读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卢旺达大屠杀不一样。屠杀带来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怖，让你意识到那时一种邪恶，一种反常。可是《盐镇》里的故事太日常了。也正因为日常，它不让人恐怖，只是窒息。02当然世道还是在变。《盐镇》把十个故事大致按照年代排列，开始的时候只觉得一团浓雾，但读着读着，那团浓雾里还是被凿开了一些孔窍。比如倒数第二个故事，就写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女性詹小群，还有她那个了不起的姑妈。詹小群父亲早逝，她和弟弟受继父的欺凌，母亲视若无睹，他们到姑妈那里躲避。大家活得都很艰难，收留一个孩子是个很大的决定。姑妈用离婚做威胁，吓住了老公，没有赶走他们。但是，姑妈说了，“以我的能力，你们两个最多只能接受一个，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她最终接纳了小群，而放弃了她弟弟小波。姑妈是个强悍的女人，把她也培养成了强悍的女人。当然，也许詹小群本来就是强悍的，我分辨不出。总之，詹小群到了上海，去“巴适火锅店”打工，22岁就当了分店店长，手下管着二三十个人，年龄大多都比她还大。她游刃有余地管理员工，应对顾客，有着盐镇女性普遍缺乏的独立和自信。像这样的故事，是书中难得的亮色。虽然里面也有磨难，但是她最终走出来了。那么回过头来看，是什么给了她力量？当然一方面是强悍的个性，但更重要的是她有选择的机会：她可以去上海。如果没有这个遥远的机会，她依旧像王大孃一样被困在盐镇，那么她的命运又是什么呢？在《盐镇》的故事里，很多女性都有到外面打工的经历：重庆、广州、北京、上海…..她们后来的生活过得未必都好，但是毕竟和王大孃那一代有了明显不同。有的会和丈夫做长谈，把丈夫说得洗心革面；有的会一心追求自己的事业，让丈夫产生配不上她的忧虑。这就是外部世界带来的变化。我前些天的文章里提到过贾平凹老师，这次我忍不住又想起了他的话。贾平凹老师控诉说：”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如果不买媳妇，村子就消亡了。”盐镇不是真正的农村，但道理是相通的。从男人的角度看，城市“夺走“了当地的女人，可是从那些女人的角度看呢？她们不过是多了一点点选择的机会。女人眼里的机会，可能就是贾平凹老师眼里的剥夺。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真到了“几乎每个女人都被男人打过”的地步，到了出轨者可以痛殴捉奸者的地步，那里的女人还不应该被别的地方“夺走”吗？当然，我不敢说《盐镇》里的故事有多大代表性，也不敢说贾平凹老师提到的村子都存在类似的暴力，但是从数据上看，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确实减少了90%，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多了选择的机会。我不知道村子会不会消亡，但是很多女人的生命确实获得了拯救。03《盐镇》的主题，有一部分牵涉到贫困，牵涉到生活的粗粝，但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性别压迫。有人说在盐镇里，女人在给生活止血,男人在撒盐。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书中也会出现给生活止血的男人，给伤口撒盐的女人。比如詹小群的爸爸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好的男人，而妈妈却显得冷漠乖张（也许是精神方面确实有问题）。但是虽然存在例外，但总的来说，这里的女人确实在广泛地忍受着男权的压迫。盐镇的女人为什么会有压迫呢？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可以压迫另一个人，而对方既没有能力抵抗，也没有另做选择的机会，那么天长日久，压迫就会出现。对于个体当然存在例外，但大趋势一定是如此，绝无悬念。你可以给它加上很多粉饰，淳朴啊，秩序啊，但本质上就是如此。以前我还看过一篇孙旭阳老师的文章《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他认为“女人小孩不上桌”的传统并不是性别歧视，而是一种乡村内部的规则秩序。“一个妻子，家里来客人了拒不做饭，甚至跟丈夫争夺上饭桌的权利”就是破坏了这个规矩，只会“吵得四邻难安”。而这套规矩非常重要：规矩使得家族像个人家，仪式感赋予底层农民一种作为完整人格的尊严。有资格坐在饭桌吃饭斟酒的人，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如果他丧失了这个能力，如果他得不到妻子的信服，导致局面失控了，整个家庭的未来就会变得灰暗。这里的“完整人格的尊严”被赋予了底层农民，但有没有被赋予他们的妻子呢？不管是孙旭阳老师，还是贾平凹老师，似乎都很怀念古老乡村的那种秩序，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其乐融融。但是说到各得其所，鲁迅也说过一段话：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至于其乐融融，恐怕只有在这个秩序里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才会觉得其乐融融，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只会觉得“未来灰暗”吧。否则我们又怎么解释一度高的吓人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呢？任何规矩不管说的如何冠冕堂皇，如果不给个体对等的地位、选择的机会，那么最终一定会变成人压迫人的那套把戏。就像儒家古老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听上去好像是双方面的规范，但真正落实下来，一定是单方面的压迫。夫应该义，妻应该顺。妻不顺了，丈夫可以打她；夫不义了，妻子怎么办呢？最终只能像《盐镇》里说的那样：“这个镇上，你可以是一个被家暴的女人，你可以是一个婚姻不幸福的女人，但是你不能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哪怕那个男的再混账，你也必须要从属一个男的。”按照孙旭阳老师在文章里的叙事，女人争夺平起平坐的权利，是不“信服”丈夫的表现，也是家庭衰败的开始；按照易小荷在《盐镇》里的叙事，女人争取平起平坐的权利，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家庭兴旺的开始。晓春老公交出了经济大权，庆梅的老公学会了给妻子夹菜。她们家庭的未来也没有因此灰暗。为什么会这样呢？《盐镇》虽然没有明说，但它在字里行间都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强悍的女人不仅能更好的保护自己，也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家庭，支持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像盐镇这样盛行男权的环境里，对家庭来说，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可靠，因为后者很容易被男性特权宠坏。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我不知道你更相信哪一种叙事，反正我是更相信《盐镇》里的故事。04但是《盐镇》这本书并不完美，它有它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有点隔，也许只是很薄的一层，但隔膜毕竟还是横在那里。为了写这本书，易小荷特意在镇子里生活了一年多。作为一个来自上海的知识女性，她肯定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要进入盐镇的世界，用她在采访里的话说，就是“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但是，我读完这本书，总觉得《盐镇》还是没能彻底撕掉那层隔膜。这些人物的内心里，还是有一块黑洞没有被描述出来。这跟写作手法有点关系。作者采用了比较抽离的写法，淡化了“我”在书中的存在。这可能是记者生涯带来的职业本能，也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写作方式，我无法判断。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个失策。这些人物心灵展开的程度，不仅依赖于诉说，也依赖诉说时的互动。拿掉了那些互动，拿掉了一个心灵向另一个心灵开放的过程，人物多少就会变单薄。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彼此世界的隔膜。我觉得作者就像我一样，多少有点被她描述的世界给惊着了。叙事的潮水汹涌而过，依旧冲刷不掉困惑的底色。可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超凡的努力，就很难摆脱自身的经验。人的叙事最后往往还是要回到自身。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本重要的书，一本需要被阅读的书。就像我说的，这本书的故事甚至让我窒息。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坚持读完呢？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被我们阅读。中国也许有无数个这样的镇子，里面也许有无数女人用一生去体验这种窒息。如果我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感受一下都不肯，我多少会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觉得隔膜，觉得吃惊。这种隔膜，这种吃惊，其实就是阅读它的最好理由。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多么古老的一句话啊，烂大街到了我们说的时候已经不觉得再有任何意义。但是，每个人确实都不是一座孤岛。还看到了一篇谈《盐镇》的文章，放到了次条，大家不妨对照阅读一下

01丰县的“小花梅”事件总算有了结果，五名人贩子分别获刑八至十三年，而和她生下八个孩子的董志民，因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九年有期徒刑。当然，要让我说，对董志民判得还是太轻，但是关于丰县这件事已经有了很多文章，我看了几篇，分析的也蛮好，我也没多少要补充的，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不是谈小花梅，而是谈另一个女人。她和小花梅一样，也被人用铁链锁起来过，也被人强奸过，也和强奸犯生育了孩子，但是她的结局大不一样。这个女人叫胡蝶，是贾平凹先生在《极花》里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真正读过《极花》的人恐怕并不多，但听说过的应该不少。好多人没读过就骂，说这本书三观不正，为贩卖妇女辩护什么的。对于这些网友，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没读过原著上来就骂，这么做是不对的，对作者本人也不够尊重。只有认真读过《极花》这本书，才能明白，这本书根本就不是三观正不正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味儿的问题。贾平凹老师在采访中说：我是尊重女性的书中的主人公胡蝶是个在城市打工的女孩子，用贾平凹老师自己的话形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她对人警戒心不强，上了人贩子的当，被卖到了圪梁村。一个叫黑亮的小伙子买了她，就像小花梅被董志民买了一样。黑亮是个好人，黑亮爹也是个好人，孩子娶不上媳妇，没办法，攒了三万五才买下胡蝶。一般是三万，因为胡蝶是城市人，年轻漂亮，多花了五千。钱花了，后面的事情却不顺利。胡蝶一开始不懂事，新婚之夜就往外跑，结果被热心的村民捉了回来，几乎剥了个精光，扔进了黑亮家。然后就给铁链子拴上了，是锁狗的铁链子。但是黑亮是个好人，耐心地劝她：“别跑了，再跑打断你的腿！”还担心铁链子磨破她的皮肉，特意在铁链子上缠了厚厚的棉絮。锁的也不是很紧，胡蝶还能在窑里来回走动。胡蝶还是不太懂事，被拴着也不肯和黑亮同床。黑亮很善良，发现她又挣扎又叫，闹的太厉害，就没有坚持用强，只是“亲了几口”就算了。黑亮爹以为事情成了，就铁链子给取下来了，最后居然发现儿子居然没能得手！花了三万五，儿子没睡上媳妇。淳朴善良的黑亮爹的心“在疼，在火烧油煎，在流血”。黑亮太善良了，下不去手。同样善良的黑亮爹只好找了六个男人，每人给包烟，请他们进到窑洞，把胡蝶剥得就剩条裤衩，结结实实地捆在条凳上。然后，善良的黑亮在六人的围观下，把胡蝶强奸了。02贾平凹老师在《极花》里，一直强调黑亮和黑亮爹的“善良”。比如马角买了媳妇，当天就把她“打断了一条腿，现在走路还拄着拐”，可是黑亮只扇过胡蝶嘴巴，不舍得下死手打，连强奸都要别人帮忙；别的老头子可能会趁机占儿媳妇的便宜，可是黑亮爹是个善良正经的老人，“从不进她的窑洞”，连儿子强奸儿媳的时候，他都没去围观。胡蝶怀孕的时候，老人家觉得要生下“带把儿的”了，还给她炖了鸡。人心都是肉长的。慢慢地，胡蝶发现了黑亮一家的淳朴善良。她摘下铁链子以后，在村子里自由活动，对村子也逐渐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圪梁村在现代文明影响下，确实有传统价值观解体、礼崩乐坏的丑恶一面，“有抢的有偷的，有睁着眼睛坑骗的，使着阴招挑拨的”，但是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用一位文学评论家的说法，就是“儒家的道德让圪梁村的村民建立了一种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见了上岁数的老老爷知道尊重，山体滑坡的时候知道去救人，谁家买来的媳妇跑了知道帮着去抓，谁家的男人没本事强奸知道帮着去捆。所以，胡蝶才会在“圪梁村的文化中找到了认同感，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当然，原有的心魔没那么容易消退，胡蝶也有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老老爷”帮了她的忙。老老爷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信奉“仁义礼智信”，非常善良也非常智慧。胡蝶被拴狗链子的时候，老老爷没说话，胡蝶被强奸的时候，老老爷也没说话。但是胡蝶想不通的时候，老老爷说话了，一说还就很有哲理，“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看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是地了么。”最后，他说了：人都有自己的星，你有属于自己的两颗星。胡蝶在他的指引下看到了两颗星。这些胡蝶悟了，原来“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

01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罗翔老师的一番言论，我估计大家多半都翻到过。在网上，这番话翻车了，底下差不多一面倒地批评。在网上搜一搜，也能看到批判它的文章。这些批评论我翻看了一番，其中只有一种我相对认可。它认为经济犯罪者的子女占了便宜，应该相应付出代价。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比如说贪污犯（顺便说一句，在刑事犯罪者里，他们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的孩子从父母的营私舞弊中占到了便宜，那么该不该吐出来？不当所得也许可以退返，但是很多好处已经被内化，怎么办？确实不好办。这个时候大家有愤懑感，也很正常。我不认为可以用一刀切的办法追索，不过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它不能说是简单的“嫉妒”心。但是除了这条之外，对罗翔老师的其他批评，我都不赞成。02比如说，有人认为限制犯罪者子女考公，可以增加犯罪成本，“想想孩子要承受的代价，他就老实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条非常荒谬的理由。哪怕从纯功利角度考量，它也很难奏效。不管是强奸犯，还是贪污犯，他的罪行一旦被发现，就会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这种惩罚都吓不到他们，但是他们偏偏转念一想“哎呀，我被判死缓不要紧，可问题是二十年后，孩子可能就没法考公务员了！不行，我得悬崖勒马！”你觉得这可能吗？但最重要的还不是效果问题，而是它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法律要惩罚犯罪者，不能惩罚无辜者。法律如果把无辜者做工具，来吓阻犯罪者，这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意义。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而不应该成为某个人的软肋。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如果我们践踏了这个理念，那么连坐有什么不对？族诛有什么不对？历史上的法家就坚定地认为，连坐、族诛可以有效地降低犯罪率。而很多时候，他们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并不愿意活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不是吗？当然，大家会说：只是不让考公而已，又不会死！确实，“能否考公”这件事本身并没那么重要，就像网友说的，“那么多条路，不考公会死吗？”更何况还有网友争辩说，考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明确限制，只有很有限的特殊岗位才会有类似要求。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考公，而是我们怎么看待法律，又怎么看待公正。罗翔老师担忧的也不是“考公”本身，而是他说的“滑坡效应”。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人只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就像前面说的：社会应该惩罚犯罪者，而不能惩罚无辜者。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去惩罚无辜者，那么这条准则就被破坏了。文明社会的准则就像一道道篱笆，划出可为和不可为的界限。一旦我们踩过篱笆，那么要走多远才会停下来，其实是说不准的。如果大家觉得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性质上有些特殊性，“不适合”犯罪者家属从事，也许还不要紧。可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种合理的“惩罚措施”，就很危险了。如果不许犯罪者家属考公，是一种合理的惩罚，那么不让他们进入演艺圈呢？不让他们出书呢？不让他们考研呢？或者干脆不让他们高考又如何？当然，你会说：那就有点过分了。但为什么前者不过分而后者过分呢？其实大家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证明其间并没有一道逻辑屏障。这就像你站在一个无遮无拦的、滑溜溜的山坡上，坡地的景色让你厌恶，但并没有什么坚固的障碍物阻止你向那里滑去。我们今天觉得不能接受的东西，也许明天就觉得合情合理。说不定到头来，你会觉得坡地的样子其实还蛮不错呢。我想，罗翔对“滑坡效应”的担忧就在于此。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何况，在历史上我们真的滑下去过。所以，还是要重申一遍：法律也好，社会也好，都应该惩罚犯罪者，而不能惩罚无辜者。03但是很多人认为犯罪者的亲属并不无辜，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昨天看到了一条微博，里面提到了一个女孩子，她的父亲是个强奸犯，因此不敢考公，有自卑心理等等。这条微博本身没什么，但是下面的评论让人大开眼界。虽然我对网络舆论已有模糊的认知，但看到“她无辜个屁”这种话，还是相当震惊。我本来以为，“一个强奸犯的女儿”这种案例最不容易引发争议，因为她的无辜性是一望而知的。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更让人吃惊的是，像这样的评论居然有上万点赞。一个人的父亲强奸了别人，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就有罪过呢？为什么？有人说“你怎么不想想受害人？！”，好像这是一句强有力的反诘。可是，这个女孩子什么错事都没有做，为什么她要为这件事负责呢？我想来想去，觉得他们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她父亲犯下了极其恶心的罪行，所以就该怎么让他难受怎么来，至于让他难受的过程中，会不会伤害到并没有犯错的人，那并不重要。按照这种逻辑，不要说强奸犯的女儿，怕是强奸犯的宠物猫也应该被摔死在他面前吧！“那只猫无辜个屁！你怎么不想想受害人？”说到这个份儿上，就早已不是考公不考公的问题了。考公只是话题的引子，他们真实的心理是：她爹犯了罪，她就活该受苦，活该倒霉。受害人都倒霉了，她凭什么不倒霉？！我只能说，很多人从来没有“要惩罚犯罪者，而不能惩罚无辜者”的概念。他们骨子里是赞成连坐的。至于连坐到什么程度，是不让考公，还是当成贱民，还是干脆杀头，那要看大环境的气氛了。罗翔老师的担心绝不是杞人之忧。很多人会上网，会打字，会用网络梗，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是藏着一个原始人。这个原始人愤怒，冲动，视准则为赘疣，视逻辑为诡辩。而且很多时候，他甚至完全不惧怕鲜血。04我知道，不少网友读到此处，心头可能已相当不快，有些人也许还会取关，因为我说的这些话违反他们的道德本能。当年罗翔老师对人的道德本能寄予厚望，说“违反道德的不一定是犯罪，道德上容忍甚至鼓励的一定不是犯罪”，现在看到群众基于朴素的道德本能，把他骂的狗血淋头，不知道罗翔老师的想法会不会有所变化。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如此其实要我说，很多朴素情感、道德本能并不可靠。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微博断案，死刑起步。群众一说到犯罪分子，都是绝对地嫉恶如仇，别说人贩子了，哪怕是倒卖个人信息的、卖个假货、碰个瓷的，最好也都枪毙。“崩几个，他们就不敢了！”哪怕不枪毙，下手也是越狠越好。你要是在微博上说“小偷都该抓住了就剁手！”，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点赞。这里有嫉恶如仇的成分吗？我相信有。这里有没有伪装成道德感的攻击欲？我相信也有。因为人类本身兼具道德感和攻击欲，很多时候就是会混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反思能力的话，就很容易用道德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攻击欲。在这些网友看来，犯罪分子是坏人，自己是好人，好人对坏人狠一点有什么关系？你这么同情坏人，是要当圣母婊，还是要给自己留后路？可他们没有想过，社会行为是会蔓延的。一个不论罪重轻罪统统枪毙的社会、一个把小偷活活剁手的社会，也一定也是极其残酷的社会。残酷的社会绝不可能只对“坏人”残酷。当大家对残酷见惯不惊的时候，承受最多残酷的会是谁？大概率是弱者。有时候，我真觉得很奇怪，相信酷刑重典的人，往往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鼓吹“铁血决定一切”的人，往往是手无寸铁的绵羊；而信奉黑暗森林理论的人，往往在真正的黑暗森林里活不过两个小时。他们能好端端活着，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别人拿他们的话当放屁。我并不是说人不应该有道德感。道德感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法律的源头。但正因为它如此重要，才必须有反思和制约。没有经过反思的道德感是靠不住的，没有文明准则制约的道德感也是靠不住的。你我都是如此，我们的本能道德感有的时候可能是错的，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恶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心中黑暗的东西包上道德的外衣，让我们在伤害他人的时候，理直气壮，心满意足。05我相信，有些人读完这篇文章后第一反应就是骂街。因为他们很难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会骂街。其实连自己想法都表达不清楚的人，骂街也骂不好。

01今天读到许纪霖老师的一篇访谈，里面提到了90/00后一代的“集体性保守”。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对此有直观的个人体验。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就业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新一代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那种精气神儿好像没了。看到这儿，确实让我也莫名的感慨，这个世界真是有了天旋地覆的变化。在我小时候，有首特别流行的歌曲《八十年代新一辈》：“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当然带有一定宣传意味。但回想起来，当年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确实有种略显中二的乐观主义精神。90年代也是如此，罗大佑在1992年写过一首《新生代》：“我要作优质新生代，爸妈的苦恼给我解开；我会是精英新生代，我努力翻江覆雨倒海！”这也不是向壁虚造。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似乎真有这种自命不凡的狂想，觉得自己这一代注定会整顿乾坤，全方位超越父母一辈。年轻时代的罗大佑我在2000年左右进入社会，那种乐观氛围也未曾稍减。那时候我对未来有种种构想。如果有人对我说，二十年后的年轻人会把“进体制”、“求安稳”当成自己的理想，对“上岸”念兹在兹，我绝对会认为这是在胡说八道。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已经开骂了：“爹味”上来了不是？就你们拽是不是？！其实我并没有批评的意思。世界变了，人的行为方式当然也就会变。就像许纪霖老师在访谈里也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保守”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窗口变小了，容错度下降了，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就会变得更保守，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我是90后，多半也不会有当年意气风发的妄念。说到底，就像六神磊磊以前在文章里说的，还是前浪没有把事情处理好，后浪才会是现在的样子。只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还是有点让人迷惑。02不光是在就业选择上，年轻人在道德观念上似乎也变得更加保守。这一点是我最想不通的。总的来说，这一代年轻人比当年的我们更善良，更有礼貌。在大街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人们对陌生人温文体恤的程度，往往跟年纪成反比。回想当年的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坦率地说，当年的社会风气更粗暴，更不友好。现在你要是碰到点小麻烦，寻找年轻人求助，我想成功率会比20年前高出不少。但与此同时，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也变得越来越保守。这样一来，“善良”就有点接近于“温驯”，“守序”就有点接近于“狭隘”。这种变化是我最想不通的。我听到过一个小男生发议论，说某某明星看上去女里女气，让人恶心，为什么不封杀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很吃惊。回想当年，蔡国庆、张信哲他们也被人这么嘲讽过，但很少有年轻人变现得如此愤慨。中老年人里头倒是有这么说的，可那是中老年人啊，怎么现在年轻人把中老年人的词儿给抢了？我很想告诉这个小男生，你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并没有错误；可是也有喜欢他的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自己不看就行了，管别人看不看干嘛？可是我这么说，他不会理解。而且最荒谬的是，说这些话的人本来应该是颠倒的。一个正常环境里，应该我这样的中年人看不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年轻人告诉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看不惯就不看好了！当年我们父母一代就是这样看不惯的，而也我就是这样反驳他们的。可谁能想到，二十年后，新一代和老一代在观念上会师了，而我这样的中年人倒成了奥利奥里面的夹心层呢？这真是从何说起啊。正像我不能理解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在拿着放大镜，监督明星们他们有没有出轨，有没有花心，有没有言行不一，有没有塌房。我也不理解他们对出现道德瑕疵的人，为什么会如此严厉。我知道中国有追求道德洁癖的传统，但是按照惯例，这是中老年人的嗜好，年轻人应该是整个社会里对此最淡漠的一群人。原因很简单，年轻人本来就处于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愿意尝试，愿意冒险，当然也就容易出错。他们天然地更叛逆，对训诫更反感，更愿意打破规则。当年轻人都有强烈道德洁癖，要求道德上的整齐划一时，冒险和创新的精神也就萎靡了。打个比方的话，在社会的演进上，年轻人更像油门，中老年人更像刹车。当油门抢着去刹车的时候，轮子还怎么转呢？03要细究起来，这并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年轻人似乎也有同样的苗头。在西方，七八十年代的叛逆浪潮也已经消退了。当年那些嬉皮士们呐喊着要争取平权，反对歧视，抱着吉他高唱“The

01这两天我跟风试用了一下ChatGPT，跟它聊了两个小时。最后系统嫌我问的问题太多，强制挂起。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恋恋不舍的意思，反倒有点如释重负。刚开聊的时候，ChatGPT还显得颇为迷人，可越到后面越腻歪，聊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已经有点聊不动了。大家都在赞叹它的先进强大，我也觉得它挺先进挺强大，但还是无趣。计算机技术上有“图灵测试”的概念，一个人如果分辨不出交谈者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就算通过了测试，具有了人类智能。我觉得ChatGPT目前还通不过图灵测试。而且就算它通过了——唉，那这个人也真是挺招人烦的。呆板，拘泥，没有幽默感，没有同情心，永远四平八稳，除了犯错的时候说话毫无新意。总之，一副欠扁的样子。要是现实中真有一个小ChatGPT，每天下班到我家聊一个小时，我估计坚持不了一个月就会让他滚蛋。知道你懂得多，那你也给我滚！现实中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货？你刚抱怨说钱少，他就紧紧风纪扣，说：“致富有许多途径。一，存钱：通过定期存钱，你可以用利息来增加你的财富。二，投资：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等，可以通过资产增值来增加财富。三，节约…..”存钱有利息，这还用你说？滚滚滚！02据说ChatGPT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我问过它一些纯知识性的专业问题。我以前做过多年的数字电路工程师，所以就试着去问它：TTL电平和LVTTL电平怎么转换？它说用上下拉电阻就可以做到；我问怎么减少数字电路设计中的时钟抖动？它说要提高时钟频率、电源去耦等等。这些回答中规中矩，虽然没有太大用处但也没有什么错误。ChatGPT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速度极快，说明候选答案相当单一，不需要做太多处理。可是，当我问它文科方面的问题时，这货就原形毕露了。我让它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一下《红楼梦》。它沉思片刻，写了篇一千来字的文章，指出贾宝玉有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潜意识里的弑父娶母的冲动酿成了性格悲剧，而这一切也许要追溯到贾宝玉的口腔期。结论相当让人震惊。然后我接着让分析了其他几部作品，结果发现郭靖、哈利波特和孔乙己都有弑父娶母的阴暗冲动，孔乙己的酗酒和这种冲动不无关系。

01前些天我写过一篇说说赵构、岳飞和秦桧，其中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在国人的刻板印象，赵构是一个被奸臣欺骗的“昏君”。这个看法当然不正确，因为赵构非常精明，用虞云国的话说，“赵构不仅在南宋，甚至在整个宋代，都是最擅长权术的皇帝”，跟昏字绝不沾边。但文章写完之后，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赵构不是昏君，那他是什么君？说他是暴君，好像也不对。赵构说不上有多残暴嗜血；说他是庸君，好像也不对。他的才具绝不平庸；说他是明君，当然更不对。明君怎么会诛杀岳飞，任用秦桧，打造出一个摧折士气的“绍兴体制”呢？严格来说，赵构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者，一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具体地说，就是追求个人安全和个人享受。其他的东西他并不太在乎。在追求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超高的智商。要让我说的话，他应该算是“奸君”。但问题是历史上没有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赵构这样的君主是无法定性的。在古代人看来，“奸君”这个词相当荒谬。世上可能有奸臣，但不可能有奸君。为什么呢？这里就牵涉到国家和君主的关系。古代的国家是君主的财产，就像公司是老板的财产一样。大臣相当于CEO，他们可能玩弄手腕，借职位之便为自己牟利，挖空公司，这就是奸臣。可是皇上怎么可能玩弄手腕，借职位之便为自己牟利呢？换句话说，他怎么可能盗窃自己的财产呢？皇上可能糊涂，就像一个傻不拉几的老板，任由手下掏空公司，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大家就称之为昏君；皇上也可以残暴，就像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对手下非打即骂，大家就称之为暴君。但是一个牺牲国家谋求个人利益的奸君？这似乎在逻辑上就是荒谬的。都做到君主的位置上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应该就是一回事。就像大臣在劝谏的时候，习惯说“天子富有四海，天下皆富，陛下安能独贫？”凡是不好好治理国家的皇帝，都是认不清自己的长远利益，还是糊涂。但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北齐的和士开就这么劝说过皇帝高湛：“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无为自勤苦也。”皇上大悦。这听上去相当反动，但是我们真要想驳倒这套理论，其实也相当困难。这就是”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的帝王版。它是一种人生观，我们可以不赞成，但很难真的去驳倒它。反过来再看赵构，他最最看重的不是“恣意作乐”，而是个人安全。用历史学家刘子健的话说，“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打个比方，赵构目前的幸存概率是50%，如果南宋丢掉一半领土，再死掉一半人，他的幸存概率能提到高100%，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让南宋死掉一半人。在高湛和赵构眼里，他们都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完全不昏。但是古代人的观念系统里，没法对这种行为下定义。在他们看来，这就像说刘强东在偷京东的纸壳箱子卖钱一样，太过荒谬了，实在没法起名字，所以只能含糊地说他们还是“昏君”。《宋史》给赵构下结论的时候，就颇难措辞。它指责赵构“偷安忍耻，匿怨忘亲”，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宋史》觉得这是由于“拨乱反正非其才也”，意思还是昏，还是庸。所以过去的话本小说里，提到赵构和秦桧也只能说“昏君奸臣”，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确实没有“奸君”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听着太荒谬了，不像中文。02从这里我想到了词语的力量。词语不仅仅是现实的反映，它实际上也在创造现实。我们无法称呼的东西，也就难以在世上真切地存在。“奸君”这个词有点太宏大叙事了，我们可以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比如“爱情”。古代男女之间当然也有本能的爱情，但是没有“爱情”这个词儿，所以就无法形成清晰的概念。它的存在就成了含混暧昧之物，就像浮萍泡沫，若有似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唐末之前），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准确地表达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意。男女之间可以殉情，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殉的是啥。比如魏晋之际有位名士叫荀粲，我在以前写的书里也提到过。冬天的时候，他妻子发高烧，荀粲就跑到院子里把自己冻得冰凉，然后抱着妻子给她降温。纳兰容若有句词，“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后来妻子去世了，荀粲受到严重打击，一年后也死了。在现代人看来，这就是爱情啊。可是魏晋时期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事情。《世说新语》记载此事的时候就觉得难以归类，最后编到《惑溺篇》里，意思就是荀粲被美色迷惑，糊涂了。其实不光《世说新语》不知道怎么归类，荀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他曾经对夫妻关系发表过言论，说：“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意思就是女人嘛，漂亮就行，其他的无所谓。后来妻子死后，他悲伤得不能自己，别人就拿这话来劝慰他，说“以你的才华和地位，再找个漂亮女人有什么难的？何至于悲恸到这个地步。”他很难回答，只能含糊地说：“这么漂亮的不好找啊。”其实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这肯定不光是漂亮的事儿。荀粲的灵魂里一定发生了某种更深沉、更复杂的变化，但是在当时，没有这样的语言资源。就像《说岳全传》的作者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去描述赵构一样，荀粲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去描述他的感受。而一个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的东西，就仿佛并不存在。03所以过去的翻译者们就很头疼。一个词，或者说一个观念，在中国从来没有切实存在过，怎么用中文把它表达出来？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借用过去的词，然后赋予它新的意义。这种改造有时就会带来麻烦。比如“权利”这个词在古代并不存在，传教士丁韪良生生把它创造出来，用来对应英语里的“right”，但这个翻译就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它很容易和“权力”混淆起来，而且它往往引发人们对于“利益”的联想，而不是对于“正义”的联想。严复就说丁韪良这是“以霸译王”，是瞎胡闹。相比“权利”来说，“自由”这个词更麻烦。“自由”这个词的出现其实相当重要，没有它做抓手，很多人类的天然情感就无法表达。比如说《家春秋》里的高觉慧，要抗争的时候就可以大喊“我要争取个人自由！”听上去蛮有道理的样子。可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不知道该怎么诉说。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他要表达青春期的叛逆也就无从下嘴。一定要他发出“高觉慧之喊”的话，他可能就只能喊：“我要随心所欲，想干啥干啥！”这听上去就是无理取闹，我要是贾政也会一板子轮过去。但是用“自由”这个词儿翻译“freedom”，确实容易引发误解。一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会把“自由”和“随心所欲想干啥干啥”混为一谈，而忽略它和正义的关联，和人际界限的关联。所以，李子暘老师才会有那句扎心的质问：“你要自由干什么？”这也不能全怪李老师，因为“自由”这个译法虽然源自日本，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词，而它在词源上本就带有“随心所欲想干啥干啥”的含义。比如这个词在历史上最闪亮的一次登场，是在隋朝。隋文帝当了皇帝以后，喜欢上了一个女人，但是独孤后坚决不同意。杨坚气得骑上马在山谷里乱跑，一口气跑出去三十里地，大臣们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回家。杨坚感慨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大内总管安慰他：“陛下要自由干什么？”杨坚觉得很有道理。04一个词并不就是简单的一个词，它是黏着之物，是历史之物，跟其他词发生着复杂而隐秘的联系，会引发人们各种各样奇怪的联想。佛教里有所谓的“因陀罗之网”，网上嵌着无数颗珠子，每一个珠子上都有自己的影相，也含摄着其他珠子的影相，所谓“一珠映千珠，千珠入一珠”。词语就是这样的因陀罗网。词语是有扩展性的。如果我们擦亮一个词语，比如“爱情”，那么它让人们心中的隐秘之物成为外显的真实之物，点亮一大片相关的词语海。如果我们毁坏掉一个词语，比如“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它会破坏掉一大片词语海，污染水中的成分，杀死水中的生物，把那里变成贫瘠的水域。词语不光是我们描述世界的工具，也是我们创造世界的工具。甚至可以说，有什么用的词语，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01昨天晚上看了《满江红》，走出电影院以后心情真是久久不能平静，实在是被张艺谋老师的作品惊住了！让我震惊的不是张艺谋老师的才华，也不是他的艺术创造力，更也不是他的镜头把控感，而是他居然极其专业地把一个故事讲到了脑残的程度。走进电影院之前，我对电影的希望值还是蛮高的。我在朋友圈刷到好几篇文章，都在很认真地在讨论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比如维舟老师就称赞了这部电影，据说中间还掉了眼泪，而且说唯一的不满，就是”它描写了小人物，但最终仍让他们被宏大叙事所吸收”。听上去是不是挺人文，挺高大上的？我当然就掏出一百来块钱买了张票，等着在黑暗中掉眼泪，等着感受价值观的细微冲突。结果两个半小时看下来，什么掉眼泪呀价值观呀，都顾不上了，因为我对这个电影的逻辑完全、彻底、totally地无法理解。一个电影，无论秉承什么样的情怀，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首先得做到一件事：先得把故事说圆了啊，人物不能随机抽风啊。但是，张艺谋老师偏偏最喜欢让人物随机抽风，当年的《英雄》是这样，现在的《满江红》还是这样。在他的电影里头，人一高尚就傻，就抽风，就无理取闹。02公平地讲，《满江红》的头三分之二还是不错的。虽然里头似乎也有一些不太好解释的bug，但大致说得过去。人物塑造得不错，演员演技也在线，有些黑色幽默的桥段还蛮有意思。要说缺点，就是反转有点太多了。剧情反转一遍是计谋，反转两遍是计中计，反转三遍是将计就计你的计中计…….翻转到《满江红》这种程度，就不像计谋，而有点像翻烧饼了。感觉每过一二十分钟，张艺谋老师就过来看看剧情熟了没，熟了就翻一面。不过这也可以接受，翻就翻呗，只要有趣热闹也就是了。但是，到了电影的最后三分之一，整个故事就完全朝着不可理喻的方向发展了。最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易烊千玺为什么不杀秦桧？按照故事的设定，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巨憝，更是勾结金邦的卖国贼，是南宋王朝的头号坏蛋。这样的一个人物坐在丞相的高位上，自然要是残害忠良，祸国殃民。但是，易烊千玺捉住他以后，居然不杀。而且看剧情的暗示，这似乎还是他和沈腾的共同意见。理由是什么呢？易烊千玺大义凛然地对秦桧说：“你以为这么多人死，真就是为了杀你？你觉得这样做值吗？其实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他要让秦桧活着，“活在众人的唾骂中！”那么，这帮人拼死拼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岳飞的遗言。所以，等秦桧当众背出了《满江红》，易烊千玺为南宋人民抢救下了这首爱国诗词，就心满意足，飘然而去。夕阳西下，骏马奔驰，一个吃了脑残片的彪子就这么消失在远方。我觉得，没有脑血栓十年病史，编不出这样的剧情。他为什么不宰了秦桧呢？退一步讲，他为什么不向朝廷揭发秦桧通敌的证据呢？按易烊千玺的说法，那可是很严重的呦！只要信鸽把信一送到临安，秦桧就会身败名裂，死无丧身之地。那为什么不送呢？为什么让这个坏蛋继续坐在大宋丞相的高位上，残害忠良，祸国殃民呢？死那么多人，就换来一首词。当然，有些观众可能会说这首词是爱国之词，忠义无双，我这么说是轻视了它的宝贵价值，格局小了。但是，爱国诗词的价值，不就是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坏人作斗争吗？按剧情设定，秦桧就是大宋人民的敌人，是杀害岳飞的凶手，背完岳飞的爱国诗词，却不去诛杀权奸，不去为岳飞报仇，那么背诵它的目的是什么？这就像钢铁侠逮着灭霸让他背诵《石灰吟》，哈利波特逮着伏地魔让他背诵《过零丁洋》，说明了什么？说银河系的群众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绝，就怕没有爱国诗词的熏陶。到时候灭霸几个相响指下来，银河系空空荡荡，只留下于谦的《石灰吟》在宇宙间飘荡，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难以估量。他对这个结果还很满意这让我想起一个有名的笑话：在激烈的战争中，一位将军躺在临时救护所的手术床上，医生满头大汗，忙着为将军做手术。突然，护士长掏出刀捅向了医生，所有人都震惊了。护士长泪流满面地说：“医生，对不起，你对我一直很好，但我是受命派来的卧底，我不能让他活过来。”医生捂着伤口，颤抖着说：“那你捅他呀！”要是《满江红》会说话，也得颤抖着声音，指着秦桧说：“你背我干嘛，你倒是捅他啊！”03张艺谋老师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个结尾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历史就摆在那儿，秦桧没有被刺杀，总不能魔改吧？这个解释是不通的。因为有无数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安排：易烊千玺可以在最后一刻功败垂成，易烊千玺也可以最终杀掉了一个替身等等等等。但是张老师偏偏选中了最脑残的一个剧情。其实这是张艺谋老师的老毛病。他讲着故事、讲着故事就想来个宏大叙事，来个精神升华。升华也不要紧，关键是张艺谋老师似乎对“升华”状态下的人有种错误的理解。他似乎觉得正常人做事可以按照正常逻辑，但一“升华”了，就要无理取闹，就要不知好歹，就要找死，就要带着理想摸电门。《满江红》里的易烊千玺就是升华以后抽风的。搁到正常情况下，他肯定知道杀秦桧比让他背一首词重要，为岳飞报仇比打听他的遗言重要，但是一升华，忘了。结果秦桧既没有被杀，也没有被检举揭发，毫发无损，继续祸国殃民。对于坏人来说，他们不怕你不卖国，就怕你不升华。当年的《英雄》也是这样。李连杰看到“天下”两个字，感动了，升华了。整个人也就彪了。你不去刺杀秦始皇不就完了？你中途放弃以后，自顾跑了不就完了？那不行。升华的人怎么能干这么理性的事儿？他非要秦始皇杀他，“不杀不足以保持大王的威望”。秦始皇一开始说“算了算了你走吧”，那不行。李连杰撒泼打滚地要秦始皇杀他。秦始皇估计也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贱骨头，怎么办呢？那就满足他的要求，杀就杀吧。看他也怪着急的。那么张艺谋老师为什么老把“升华”的人描述成这样呢？说到底，还是自己心里头实际并没有“升华”，不知道“升华”后的人应该是什么样，但是又心向往之，脑子里幻化一些宏大场面，把自己感动够呛。在张老师看来，正常人的行为可以预测，但是人升华以后跟神经病差不多，想来做什么都可能吧？既然这么方便，就直接一屎盆子扣在“升华者”脑袋上。也不用什么承转启合的剧情铺垫，怪费时间的，有那时候不如留给计中计的翻烧饼。于是，李连杰升华以后，当场发疯，非要死给秦始皇看；易烊千玺升华以后，就地脑瘫，扔下秦桧就跑。这就是对“升华”的错觉。人的“升华”，是带着智商一块升华，不是说升华前的人的智商是110，升华以后就变成35。那不叫升华，那叫脑袋被驴踢了。04但人家《满江红》就是卖座，是春节票房第一。那怎么解释呢？只能说，群众实在是太不挑嘴了。什么逻辑不逻辑的，什么脑残不脑残的，凑合着感动感动得了。

01最近《满江红》热映，我还没看，无从评论。但是看了简介以后，我倒是想起了南宋初期的局势，今天就说说那段历史吧。南宋初期的历史主要围绕着三个人展开：赵构、秦桧和岳飞。先说说赵构。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赵构就是个“昏君”。小说演义里把他说成一个傻缺，被秦桧玩弄于股掌之上；传统派史家也把他说得颟顸无能，比如王曾瑜老师写了本书，名字就叫《荒淫无道宋高宗》。这些说法其实是不对的。道理很简单，一个昏庸无能的人，怎么可能熬过乱世，开创南宋王朝？赵构这个人一点不昏庸。不但不昏庸，而且还是极其精明的人，政治能力也相当强悍。靖康之变后，整个国家危若累卵，赵构自己也过得很惨。他先是碰到“苗刘兵变”，被废掉皇位，关进小黑屋，差点把命都丢了。等他好不容易熬过兵变，金国又发动“搜山检海”，万里迢迢地追杀他。赵构当即发动《三国志》游戏里刘备的“脱兔”功能，一路狂奔，就连元宵节都是在汪洋大海上度过的。陈与义写过一首诗，说“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说的就是这件事。最惨的时候，这条飞龙连饭都没得吃。庙里的和尚送给他五个炊饼，他一个人干掉仨，后来看了看身边流口水的侍从，没好意思吃第四个。这样的经历，恐怕也只有南明的永历皇帝遇到过。但是他跟永历皇帝不一样，赵构最后居然能收拾残局，稳定局面，开创了南宋王朝。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说起来可以写一篇长文。但是，这里面也确实有个人能力的因素。赵构颇有政治手腕，过了政治见习期之后也学会了识人、用人，而且他很有现实感，目的意识超强。南宋史专家虞云国在《南渡君臣》一书中就说“赵构不仅在南宋，甚至在整个宋代，都是最擅长权术的皇帝，其政治智商绝对应该高看”。如果把赵构和崇祯易地而处，赵构的大明不会亡得那么快，而崇祯的南宋也绝对不会活得那么久。现代读者受传统叙事的影响，大多觉得赵构畏金如虎，明明能打赢的时候他也吓得腿肚子发软，是个怂包。这个印象其实也不准确。赵构确实容易高估金人的军事能力，这跟他个人经历有关。靖康之变前，赵构是个亲王，曾被当成人质送进金营。恰好这个时候，姚平仲率军闯营劫寨。这支军队可是宋朝的精英部队，可就在赵构眼皮子底下被金兵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这件事给赵构留下深刻印象，让他对意识到两国军力的差距。但是他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后，他也会调整看法，比如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之后，赵构就一度被胜利冲昏头脑，觉得金人不过尔尔。他甚至策划在淮西搞一个布袋阵，要“志吞此贼”，全歼完颜宗弼的主力军。反而是岳飞没这么乐观，哼哼唧唧的不是很附和。事实证明，赵构低估了金军的机动能力，布袋阵完全破产，淮西战役遭到严重挫败。在这件事上，赵构不但不是畏敌如虎的投降主义，反而犯了军事上的激进冒险主义。所以说，他也不是一味的胆小懦弱。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那岳飞在中原取得进展以后，赵构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深入，而是要召回他？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但主要还是跟赵构的战略意图有关。首先，赵构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君主。他相当自私，最看重的就是个人享受。只要能优哉游哉当皇帝，统治半个国家和一个国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实从个人生活体验来说，确实也没什么区别。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对局势的判断，和岳飞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说，他其实更现实一些。岳飞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未必真打算“直捣黄龙，与君同饮”，但收复汴京的打算是有的。但是，从现实局势出发，岳飞最远能推进到哪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推测，岳飞最多能收复河南、陕西，再远就不行了。王夫之的看法差不多。他认为“尽南宋之力，充武侯之志”，也不太可能越过黄河。收复河南、陕西就算到头了。岳飞最多能推进到黄河一线，这差不多是历代史论家的共识。但是赵构恐怕并不想推进这么远。他心目中的最终边界，应该就是到淮河、汉水。淮河以南的土地，他其实看的相当重。所以他要淮西要搞布袋阵，对完颜宗弼迎头痛击，但是对于淮、汉以北的土地，他并无多少兴趣。后来签订第二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他很痛快地割让了唐州、邓州。在主战派眼里，这自然是割地辱国。但对赵构来说，这更像是战略收缩，把有限的兵力用在更有效的防御线上。赵构的想法未必没有道理。即便倾南宋之力，在短期内把战线推进到黄河，那么——这条战线能守得住吗？恐怕很难。黄河不像淮河流域，它缺乏密集的支流，地势又过于平坦，很考验机动性，没有足够的骑兵很难守住。岳飞手下的背嵬军也只有八千多匹马，很难在黄河一线和金兵长期抗衡。当年战神般的刘裕大举北伐，灭南燕，灭后秦，击败北魏，几乎占领黄河以南全部土地，但最后也还是放弃了。历史上南北王朝的交界线都是在淮河、汉水一带，这是有现实原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赵构的算盘打得也未必全错。经过几次大战以后，南宋和金朝签订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南宋称臣、输款，割地，双方疆域限定在淮河-大散关一线。这当然很屈辱，但是双方对峙的格局确实稳定下来了。钱大昕就说这次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赵构在整个和战过程中的表现并不算低能。他知道要重用拉拢岳飞。看看赵构当时写的御旨就知道，他在岳飞面前把姿态放得很低；他也知道谈和最终要靠实力，所以才会急吼吼地要搞布袋阵，再拿着胜利果实到谈判桌上讲筹码。我们能明白的道理，他都明白。赵构绝对不蠢，智商绝对远超平均值。如果把赵构当成一个具体的人来看待，那他真的是个人渣。王夫之对他有一段剥皮论骨的评价：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赵构确实如此，“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凉血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是个完全没有道德感的人。但是，人渣对局势的嗅觉未必错误。身上没有理想主义，有时候反而能轻装上阵，直奔现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赵构没有错误，他在谈判上确实犯了不少错，而他在诛杀岳飞的问题上，错误就更大。02岳飞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烈的人。以前网上也有喷子黑过岳飞，但喷来喷去，也无非是说他的战绩被夸大了。我们读到的关于岳飞的故事，很多都来源于他的孙子岳珂。比如金人感慨“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还有金兵管岳飞叫“岳爷爷”，还有朱仙镇以五百骑破十万拐子马，等等等等，都出自于岳珂之口，说实话确实不太可信。但即便把这些夸大的地方都排除掉，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岳飞确实在中原打了胜仗，岳家军的战斗力确实是南宋第一，岳飞也确实是唯一一个进攻型的南宋大将，而且岳飞的人品也确实没有问题。当年秦桧整理他的黑材料，也没整出什么个人生活的劣迹。岳飞是英雄。他孙子替他吹不是他的错。但是岳飞人品没问题，不代表他性格没问题。南宋人评价起岳飞来，也都是一边称赞，一边有点小小的批评，而这些批评都集中在他的性格上。比如朱熹就说，“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横”这个评价并不过分。比如岳飞和朝廷发生争执的时候，曾直接摔帽子不干，回庐山守孝去了。赵构几次给他写谕旨，说话要多客气有多客气，甚至有点低三下四，可岳飞一直不买账。最后赵构没办法，派岳飞的两位副手上山劝驾，暗示说别无选择的话朝廷就只能换将，岳飞这才下山。更严重的一次冒犯，则是岳飞写奏章劝说赵构立储，他甚至当面把奏章念给赵构听。在这件事上，岳飞并无私心，但一个手握十万重兵的大将，就不应该触碰这种敏感的宫廷话题。别人能说，你也不该说。赵构本来就对将领有疑心病。他经历过“苗刘兵变”。昨天还是皇帝，今天一群当兵的冲进来，就把他拖下去关小黑屋，这段经历肯定给他留下过心理阴影。当然，我们会觉得，岳飞精忠报国，怎么谋反？但身在局中，赵构又怎么像我们这样笃定？所以也就动了杀心。赵构对岳飞先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削兵权。这次削兵权范围很广，并非针对岳飞一人，连韩世忠、张俊也都没跑掉。说到这儿，顺便再说一句，为什么赵构急于和金朝谈和，不愿北伐？有人说他是怕真胜利了，接回徽钦二宗，他就得靠边站。文征明有首很有名的《满江红》，说的就是这个理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其实这就是想多了。如果真的北伐成功，赵构建立不世功业，徽钦二宗返回来，也夺不走他的帝位。看看唐朝的李隆基、李亨父子就知道了。对赵构来说，这无非是个小麻烦。找个冷宫把这两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装起来也是了。按照赵构的个性，多半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他们俩偷偷弄死，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两点。第一点，是赵构完全不相信北伐能成功。就像前面说的，他脑子里的边疆就是淮河汉水一线。此外的领土他没有多大兴趣，也不觉得能守得住。第二点，就是要削大将的兵权。削兵权并不是赵构一个人的念头。整个朝廷几乎都赞成削兵权，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觉得军权该削。在他们看来，军队当然要拿在国家手里，都弄成韩家军、岳家军、张家军，成什么样子？但是主战派文官有个错觉。他们觉得削兵权以后，枢密院文官们掌握军队，战斗力不会下降，说不定还能提高。我们完全一边主战，一边削兵权！这就是文官们的职业幻觉嘛。赵构毕竟是个聪明人，也不是文官，所以他没这个幻觉。他知道削兵权的结果，一定是战斗力下降。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代价。既然如此，只有尽快媾和。只有媾和了，不需要打仗了，才能够削兵权。所以，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赵构就马上开始削兵权。张俊、韩世忠、岳飞都老老实实交出军队，毫无抵抗。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这些大将桀骜不驯容或有之，但要说他们是“军阀”，就冤枉他们了。削完军权以后，赵构对岳飞做了第二件事，就是把他杀了。岳珂说这是金朝害怕岳飞，要求“先杀飞，始可和”死。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岳飞被杀是在签署《绍兴和议》之后，不存在“先杀再和”。岳飞靠边站与《绍兴和议》有关，但岳飞之死却只是因为赵构单纯地想杀他。杀岳飞的原因其实很老旧，跟主战主和无关，跟讨好金国无关，就是非常传统的猜忌功臣，俗套得不能再俗套的剧情。岳飞以前不买赵构的账，中间又妄谈立储之事，已经勾起了赵构猜忌的杀心。金国人虐杀其父兄，奸污其母亲，赵构能忍；但是岳飞稍“横”，则断不能忍。于是，岳飞就这样被杀掉了。温瑞安的小说里，有个以屠剥拷打为能的人物说过一句话：“这个人是英雄，英雄生来就是供我们折腾的。”岳飞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就是供赵构秦桧这样的人物折腾的。03那么秦桧又是什么人呢？简单地说，秦桧就像是赵构的贝利亚。削兵权这件事，朝野上下一边倒的赞成。但是杀岳飞就不同了，文官集团总体持反对态度。比如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审理此案，结果进行到一半，他就反过来为岳飞鸣冤。这个时候，秦桧的白手套功能就显现出来了。赵构不碰这种脏活。他始终和岳飞案保持一定距离，让秦桧冲杀在前。岳飞被处死的时候，赵构甚至都没有下圣旨。一直到半个月以后，秦桧才“倒填“了一份圣旨。结果到了今天，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岳飞之死是秦桧的意思。其实以赵构的精明程度，这怎么可能呢？秦桧自己私下里也向何铸交过底：“此乃上意”。赵构这么干的目的，无非是给自己留份余地，日后可以说一句“我是被秦桧蒙蔽了！”群众都愿意把皇上想象成一个糊涂的好人，干坏事也是上了奸臣的当。而皇上也愿意让群众保持这个幻觉。赵构就宁愿被认为是昏君，也不愿被认为是恶毒的暴君。这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形象问题，也牵涉日后政策的弹性。被秦桧蒙蔽了可以改，自己坏怎么改？结果他的意图部分的成功了。现在大家不也都说“秦桧害死岳飞”吗？倒是那位文征明，虽然对赵构的动机判断有误，但准确地指出赵构才是第一责任人：“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而且岳飞之死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新时代的序幕。当年文官纷纷对岳飞表示同情，恐怕也不完全是出于正义感。他们多少也嗅到了时代改变的气息，因此产生了恐惧感。岳飞死后，南宋政治气氛迅速恶化。朝廷的钳子夹紧了，禁止私人撰写野史，鼓励民间互相告发，大家只需歌功颂德，谁也不许胡言乱语，否则就以诽谤罪论处。南宋的整个政治生态也恶化了。以前宋朝也有不少政治冲突，但很少如此残酷。秦桧屡掀大狱，就连老丞相赵鼎都被秦桧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能服毒自杀。这就太过分了。当年王安石整反对派、蔡京整元佑党人，下手也没这么狠过。这说明斗争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干这些坏事的时候，秦桧总是冲在第一线。以前有人替他翻过案，吕思勉先生喜欢做惊人语，甚至还说秦桧是忍辱负重的大忠臣，其实秦桧这个人是洗不白的。他就是个人渣。但问题是，这些坏事都是秦桧干的吗？赵构是被蒙蔽了吗？赵构是皇帝里的人精，能够蒙蔽他的大臣在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秦桧能干这些事情，是因为赵构愿意让他这么干。赵构之所以让秦桧独揽大权，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懒。赵构虽然极其精明，但确实比较懒惰，属于享受型性格。他不愿意处理那么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就只能找一个代理人去替他干。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和这些坏事保持距离，以便日后扮演一个被奸臣蒙蔽的皇帝。后来秦桧死了，没了利用价值，赵构很快就和他做了切割。他宣布“绍兴更化”，把以前的坏事都推到秦桧头上，甚至故意向人夸大他和秦桧的分歧，说自己在靴腰子里放着匕首，来防备秦桧。但实际上，一切并没有改变。该钳制还是钳制，该整人还是整人。历史学家说赵构执行的是“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其实何尝有什么“秦桧路线”？真被逼急的时候，赵构也脱口而出过：一切“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秦桧就是他的白手套啊。所谓“昏君+奸臣”，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但更多的情况是“恶君+白手套”，赵构之于秦桧，嘉靖之于严嵩，都是如此。赵构和秦桧的合作，影响非常深远。宋朝的大环境原本比较宽松，君权收到制衡，士大夫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许，但是到了南宋，这一切都终结了。权力空前集中于庙堂（只是这个庙堂有时以权相的身份出现），士气萎靡不振，整个社会从外向走向内敛。按照虞庆云的说法：“绍兴体制彻底关闭了变革之门，整个南宋不仅再未出现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那样的自我改革运动，甚至也未见任何派别再度公开鼓吹变法图强。这种老调子已唱完的局面，死气沉沉地苟延到了南宋的覆灭。”宋史专家刘子健说得更严重。他说赵构创建的“绍兴模式”不仅毒化了南宋的政治生态，中国后来的历代王朝，延续的也都是这种模式。赵构断送了中国历史的出路。这个说法有点夸张，高估了赵构而低估了朱元璋。但是“绍兴模式”之影响深远，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回过头来看赵构这个人，真的是相当复杂。没有他的冷血精明的政治手腕，南宋未必能熬过最早的襁褓期，但也正因为他冷血精明、毫无道德感，他也毒化了南宋的氛围，让它始终气息奄奄，丧失了历史的活力。顺便说一句，这个凉薄冷血之人活到了81岁，后半生一直处于性无能状态。

这两天翻检旧书，偶然看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今天就随便说两句。当然，这个话题有点不太好说，如果说的不透，也请大家理解吧。01《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书名看上去相当刺目，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算稀奇。好多作家都写过这样的书，《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丑陋的日本人》……批评的也都是本国人。如果把这些书凑在一起出个全集，可以起名叫《丑陋的地球人》。《丑陋的日本人》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写的相当有趣，我仔细读过两遍。它是物理学家高桥敷写的，出版于1970年。这本书是拿外国做对标，来批判贬低本国。不过它对标的国家很奇怪，不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而是秘鲁。是不是有点让人吃惊？这是因为高桥敷在秘鲁当过几年访问学者，有切身的感受。日本的高桥桑提起秘鲁，简直像非洲的苦难人民在讲述瑞士人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日本几乎处处不如秘鲁，今生今世估计拍着马也追不上秘鲁了。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无论是现在的日本人，还是秘鲁人，对此估计都会瞠目结舌。《丑陋的日本人》把日本从里到外批评了个够，虚荣、冷漠、势利等等。但现在读起来，最奇怪的一点是它说日本人脏。大家如今一提到日本，都会觉得那是个非常清洁的国家，人们爱干净甚至爱过了头。但是在《丑陋的日本人》里，情形绝非如此。据高桥敷说，当时的日本老百姓家里都有一个大壶。好奇的外国人揭开壶盖一看，里面黄有白，味道冲得能把你扁桃体都吐出来。原来这个壶是日本人存贮全家人大小便的东西，一个月清洗一次。而且，“日本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日本人在路上、在车里随便扔纸屑，朝窗户外面扔盒饭，在公共厕所乱涂乱画。”后来再版的时候，日本人家里已经没有大壶了，大家也不再朝窗户外面扔盒饭了，所以高桥敷特意加了注释：“1970年时情形确实如此”。这个大壶不由让人想起柏杨笔下的酱缸。当时有些中国人喜欢在家里弄一个酱缸，味道当然臭烘烘的。柏杨就从这里得到灵感，用它比喻渣滓沉淀的中国文化。但是，现在时过境迁，恐怕台湾人家里也没有几个摆酱缸的了，现在的孩子多半不知道这是何物。柏杨在书中列举了很多“酱缸文化”的恶习，比如服务员对顾客横眉冷对，市民踩了你的脚也不会说“对不起”，大家推弹簧门时更是昂然直入，全然不管是否会弹到后面的人.....等等等等。现在去台湾旅行过的多半不会认同柏杨的说法。为什么呢？很简单，就跟高桥敷笔下的日本人一样，很多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国民的劣根性，而是发展过程的问题。一个贫穷粗糙的社会没那么多讲究，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育普及到一定程度，人们自然而然变得精致起来。日本人并不是天生就喜欢乱丢垃圾，储存屎尿；中国人也不是天生就横行无忌，不管不顾。很多东西不是文化性的问题，而是文明发展程度的问题。文化可以是独特的，但文明是普世的。就像踩了人家的脚说声对不起，吃了盒饭不要顺手扔到窗外，这是全世界文明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这方面都没那么特殊。给他们几十年和平安定的生活，都能渐渐学会这些规则。像我这样的七零后、八零后，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会觉得比较亲切，而现在的孩子看了以后可能就会多少有点隔膜。因为它笔下的社会确实已经变化了。就像现在的日本孩子读到《丑陋的日本人》，也会对大壶和涂鸦觉得莫名其妙，对秘鲁的高不可攀也会产生困惑。02但是也不能否认，《丑陋的XX人》里确实也牵涉到了文化性的问题。但是无论高桥敷，还是柏杨，都没有仔细鉴别出文化性和文明性的区别，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拿《丑陋的日本人》来说，它特意提到了日本的等级制观念，这就跟文化性有关。高桥敷回国后，就骤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等级观念。他在秘鲁跟人见面总是直接上去握手。可是在日本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到新单位报道的时候，就发现级别比他级别高的人士，往往不愿意伸手，而勤杂工总是伸出两只手捧着他的手。事情还不仅于此，有老员工指点他说，光看座椅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课长的椅子有两个坐垫，股长的有一个坐垫，普通职员没有坐垫。而勤杂工不光没有坐垫，而且连椅背都没有。日本的清洁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是等级观念却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彻底消失。哪怕在今天，社会学家在测量企业内部“等级-服从”这项文化指标的时候，也发现日本远远高出其他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属于文明性问题，而等级观念却属于文化性问题。文明普适而文化却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高桥敷眼光虽然敏锐，但是缺乏学术训练，所以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它们统统归结为“国民性”。在这方面，《菊与刀》虽然遭到很多诟病，但绝对比《丑陋的日本人》更准确和深刻。同样，柏杨也犯了这个毛病。他描写的“酱缸文化”里有很多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跟国民性无涉，但有些地方也确实和文化传统有关，而柏杨大而化之地把它们说成一回事了。在这方面，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写的就专业的多。这本书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洞见。比如孙隆基认为，在世界各大主流文化里，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明确的个体“灵魂”这样的符号，而“天”也只是“天地人”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天理”也只不过是“人理”的反映。所以它是一种“反超越”的文化，格外重视“身体化”的存在。而且中国文化强调“心”，这个概念同时涵盖了知性（mind）和情感（heart），但是对两种又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别。这些都导致了非常重要的后果。中国人重视集体性，重视血统的传承，重视人伦关系，重技术轻科学，都和这些基本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之下，柏杨老师有太多情绪性的发泄，缺少理性的分析，也没有把文明进程和文化特色区分开来，这确实是他的弱点。03但是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话题，文明-文化的区分是固定的吗？国民性是不可改变的吗？也不尽然。总的来说，文明的力量更加强大，更有侵略性。如果文化和文明没有明显的冲突，那么两者就可以共存，互不干扰。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如此，这就像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一样，并没有必要争出高下。文化特色各行其是，这也避免了各个民族的千人一面，为世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但是如果文化和文明在交集之处产生了冲突，那么文化特色虽然顽强，但最终也被会改变和，只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曲折和惨烈。就拿日本的等级观念来说，虽然和其他发达国家对比，它还是相当强烈，但是以日本传统文化标准而言，这也绝对是“礼崩乐坏”、“没大没小”了。同样，也可以拿中国为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认为中国文化超级重视人伦和血统，以“制造和养育肉体化的生命”为人生目的。可现在的情况又如何？中国年轻人现在并不热衷于“制造和养育肉体化的生命”。中国人口出生率直线下降，现在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这说明跟跟文化传统比起来，城市化的力量更加强大。“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这话不仅对其他人有效，对有敬天法祖传统的中国人也同样有效。所以说，人的本性总是差不多的。当环境变化时，无论是文化特色，还是国民性都会变化。不然的话，事情就可虑了。鲁迅就有点高估了国民性的恒久性，这也造成了他悲观的底色。还是说回到《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它里面讲到很多东西并不牵涉到国民性，比如要解决随地大小便的问题，与其咒骂国民性不如多修几个厕所。但是在这里也确实有一些问题和文化性有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不必纠结太多，当守则守，当变则变，文化的特点就是变化，失去变化则失去了活力。需知我们今日的创造就是明日的传统，我们现在的孩子也就是后代的先祖。04最后还想说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有人说这是文化自虐，及其可恶，作者几乎就是卖国贼。当年日本人对高桥敷也有过同样的批评，甚至要求他“滚出日本”，或者自杀谢罪。其实，鲁迅也说过跟柏杨类似的话，有时候表现得更激烈，比如他说日本人做事认真，而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甚至建议年轻人应该多读外国书，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显然太极端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怀疑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情感。我相信柏杨先生和鲁迅一样，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种深沉的感念。人饥我饥，人溺我溺，民胞物与，感同身受。正因为有了这份情感，他们才会如此愤怒，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的承转启合。就像我以前在某篇文章里说的，我们都有皮肤，所以对外界的痛楚没那么敏感，而鲁迅就像一个被剥掉了皮的人，他对人间的痛楚是如此敏感，所以他才会这么激越地批评这个社会，对中国人性格里的弱点如此痛心疾首。柏杨先生虽然没有这么敏感，但是他也是有一份热血在里面。在我们看来，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他不能等待，也不信任时间。对他来说，任何瑕疵都像是巨大的伤疤，任何差距都像是难堪的存在，让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在的年轻人读他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们老是美化国外，诋毁中国。但实际上，他们的”美化”，是因为他们的不在乎；而他们的“诋毁”，是因为他们的在乎。就像被夸奖的“别人家的孩子”，其实谁会真去在意呢？那无非是一个悬置的标杆。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也曾用他们美化过的中国，来批判自己所处的社会，但那个观念里的中国，无法是他们表达的工具。他们真正在乎的，还是自己脚下的土地。有句俗话，“褒贬才是买卖”，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味夸好的看客，肯定不是真正的主顾。所以，面对《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我们可以有不以为然的看法，但不能因此怀疑柏杨老师的真诚，也不能因此怀疑他对中国的热爱。他不像有些人，一面让大家千万不要去日本一面偷偷东渡扶桑，或者一面咒骂美国一边偷偷在那里置办产业。他至死都是诚实的，都在期盼中国有更美好更灿烂的未来。他是真正的爱国者。

今天看了饶毅老师的一篇文章，有点感慨，就随口说几句吧。最近事情多，还是急就章，大家对付着看。这篇文章本身没什么，像这样骂大街的文章网上有的是，但问题是：这是饶毅老师写的。据我所知，饶毅老师可是个正经科学家啊。科学家说话都这么牙碜，一嘴一个“伪君子”，还弄起了成语连连串，“井底之蛙”、“孤陋寡闻”、“少学乏术”、“翻云覆雨”、“闻鸡起舞”（最后这个成语用错了），这是把网络喷子的活儿都抢了啊。也可能是出于理工科情结吧，我对科学家总是有几分崇敬之心，觉得他们替人类求知，从事的是最高尚的事业。而科学又最讲究严谨，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一个科学家怎么能这么骂大街呢？要我说的话，饶毅老师的这篇文章几乎毫无道理可言。比如激怒他的应该是那篇文章《饶毅又在批张文宏了，但他从来不怼梁万年吴尊友》，所以他特意用了好几段来声讨：“伪君子想强迫饶毅按他们的指挥写作。你为什么只批这，为什么不批那？饶毅批了几个，他们根本不看清楚，只顾自己指手画脚。好像饶毅是伪君子们的写作丫头。”实际上，那篇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大毛病，问题虽然尖锐但并没有骂街。它的作者张明杨老师跟”伪君子”也是八竿子打不着。要说文章的立场，也许倾向于张文宏，但绝没有把他竖为“神”的意思。至于张文宏老师，就更冤枉了。他三年来，说的基本是同一套词儿。但是最近这一年下来，饶毅老师提到他的口气是越来越亢，从“文宏老弟”到“某医生”，从“某医生”到“心理按摩师”。同一个张文宏，何以如此豹变？饶毅老师说那些支持张文宏的伪君子们“不仅抨击对立面，而且不允许其他人不和他们战队……否则就万炮齐轰。”好像张文宏是网络灭霸般的存在，这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张文宏固然有很多支持者，但这几年他挨的骂绝对比饶毅老师多。我感觉饶毅老师有点凭感觉瞎骂，澎湃的情感急着要喷泄而出，所以并不太计较骂得是否准确。其实这样很吃亏。这就像有人要是指着葛优大骂：“你这个肥头大耳的东西！隆个鼻子你就是猪八戒！”自己觉得过瘾，但是别人看着就觉得荒唐。这个时候，哪怕葛优真有什么错，他尖嘴猴腮地往那里一站，大家也会觉得他清白。我对饶毅老师并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关于他和张文宏老师的分歧，我也没有判断是非的专业能力。但正因为我对科学家身份的尊敬，看到这篇文章才格外觉得诧异。科学观点上的争论，你证明对方错就行了，为什么要非要证明对方坏呢？又何必抓住四字成语往死里用呢？借用一句王小波的话：“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其实在此之前，我也被科学家震惊过一次。那次是南科大的李淼教授，据说是个正经的天文学家。李淼教授和我有过小小的争论，我一开始回答得还满客气，但是围观群众指手画脚，结果引起了李教授的不满。他不去收拾群众，反而把怒火发泄到我头上。李淼老师可厉害多了，他不光声称要“坐头等舱”过来打断我三根肋骨，还积极开动脑筋，要给我扣个“拜灯塔国”的帽子，以便恭请有司诛杀逆贼。说实话，一开始还是挺震惊的。这是天文学家啊，怎么能这么干？要是天文学家都能这么干，那流氓怎么办？相当困惑啊。当然，我并没有拿李淼教授比饶毅老师的意思。饶毅老师只是泛泛地发泄不满，并没有策划要整谁，也没有像李教授那样武德昌盛，宣称要使用暴力对付“伪君子们”。但文章读下来，还是有点牙碜。这让我想起了郭德纲的一段相声，大学士翁同龢在上书房教育于老爷子的时候，就是越说越亢：“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读圣贤书，行仁义事。似尔这般，狗熊戴花没个人样，猪八戒啃砂锅，你脆生不管我牙碜不牙碜；长得就没个人样，鬼头蛤蟆眼儿，缺德的挨刀的，四十里地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你爸是个王八，你妈那个娘们......”上书房里飘荡着翁老师雄浑的声音，让那些孤陋寡闻、少学乏术的伪学者们肝胆俱裂。

复杂系统存在多种可能的稳定态还有一些人的反驳集中在技术层面，认为大刘的“黑暗森林”宇宙逻辑上不成立。确实，《三体》里的技术设定相当苛刻，它至少假定了以下几件事：1、

今天说说《红楼梦》。提醒：这篇文章很长，九千多字。01在整本《红楼梦》里，薛宝钗可能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人物。黛玉和宝钗是书中的女一号和女二号。很长时间以来，读者都有“拥林派”和“拥薛派”之分。不过这两派有很大的不同。在“拥薛派”看来，林黛玉只是性格有问题，不讨他们的喜欢；而在“拥林派”看来，薛宝钗压根就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人品的问题。薛宝钗是绿茶，是伪君子。她表面上看着温柔无害，其实名利心极重，一开头是想当妃子，后来没成功，就一心想嫁给贾宝玉，“爬上宝二奶奶的宝座”。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会来月经的岳不群。这个说法当然是错的。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二峰对峙”。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有点像后世的鲁迅和胡适。既然是对峙，双方就要有对等的高度。鲁迅和胡适可以峙一峙，你要是说鲁迅和胡兰成“二峰对峙”，就有点欺负人了。曹雪芹丝毫没有贬低薛宝钗的意思。他说宝钗是“山中高士晶莹雪”，像雪一样的晶莹洁白，这是非常高的评价。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虽然有很多曲笔，但正面评价人物的时候，并不会故意说反话。他说王夫人“天真烂漫”，那王夫人就真的是天真烂漫；他说薛宝钗是“晶莹雪”，薛宝钗就真的是晶莹雪，不是煤块滚了一身面粉来冒充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人还会有误解呢？这就是看待世界的高度不一样。曹雪芹对人情世故非常通透，能够理解和包容不同的人性。但是我们跟不上这种胸怀，老用看宫斗剧的眼光看《红楼梦》，就会觉得到处有阴谋，到处有影射，其实绝非如此。薛宝钗只是心思缜密，并没什么脏心眼。阅读文学作品，总要平情而论。在《红楼梦》里，真是看不出薛宝钗有任何利欲熏心之处。恰恰相反，她的性格是相当冷的，对世界多少有点疏离感。她是雪的象征，不仅名字里带个”雪”字，住的蘅芜苑也是布置得“雪洞一般”。而她搬进大观园之前，住的是梨香院。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梨花洁白无瑕，同样代表着雪。所以说，薛宝钗整个人都被“雪”的意象包围着。雪是冷的，但是薛宝钗的冷不是无情，而是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驾驭自己的感情。从某种角度上说，她有点像朱熹、王阳明那种人物，不受感情的困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当然，我这么说，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那么就来看看关于薛宝钗的几个“槽点”。02首先是关于“热毒”的问题。按照书里的说法，薛宝钗从胎里就带来一股热毒，必须用冷香丸加以克制。有人就分析说，所谓热毒，就是热衷名利。其实不是这样的。热毒指的不是名利，而是感情。脂砚斋在“热毒”旁有个点评，说这是“凡心偶炽”。凡心这两个字有点奇怪，我觉得可能跟薛宝钗的身份有关。书中设定贾宝玉是神瑛侍者，林黛玉是绛珠仙子，那么薛宝钗呢？书里没有明说，但她一定也有个类似仙子的身份，否则就没法跟林黛玉双峰对峙。所以对“凡心”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薛宝钗本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仙子。但是她偶然动了凡心，起了感情，所以要到人间历练。这种情感对于她来说，是异己而且有害的，所以她才需要吃冷香丸加以压制。所以，热毒对应的不是名利之炽热，而是感情之炽热。但是我这么说，很多人就会提到另一个话题：既然她不热衷名利，为什么要参加选妃呢？这就有点栽赃了。看她不顺眼，什么都是错的。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原文。《红楼梦》里是这么说的：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这说明薛宝钗并不是参选嫔妃，而是给公主、郡主做伴读宫女。而且，“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说明并非大家主动报名，而是必须参加的。这一描述也符合清朝选秀女的制度。既然这样，怎么能说薛宝钗是一心想当妃子呢？选秀没了结果，然后薛家就打算让宝钗跟贾宝玉结婚吗？也没有这回事。薛姨妈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想不到这么长远。书里交代得很清楚，薛家本想住到舅舅王子腾家里。恰好王子腾升了官，要去外省，家里乱哄哄的。薛家没办法，才搬到贾府去的。所以，薛家并没有打贾宝玉的主意。既然这样，怎么会出来一个金锁呢？上面刻的字还正好和通灵宝玉是一对？很简单，薛宝钗说了，那字“是个癞头和尚送的”。无论贾府还是薛家，当时都不知道通灵宝玉和一僧一道的关系，想杜撰也无从下手。所以，薛宝钗说的必然是实话。这里没有任何阴谋。大家非要觉得有阴谋，那除非把曹雪芹赶走，你自己写。但是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薛宝钗对贾宝玉有意思吗？一开始虽然没有预谋，但接触过一段时间候，这点小心思还是有的。薛宝钗处于那个年纪，周围能经常接触到的青年男子就贾宝玉一个，而贾宝玉这个人确实还蛮有魅力，她对贾宝玉有点情愫，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从薛宝钗看通灵宝玉那一段就能看出来。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赏鉴赏鉴。”你看，宝钗把这两句话念了两遍，第一遍是念给自己听的。第二遍呢？多半就是念给莹儿听的。她念完了，马上转头对莹儿说：“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画外音很明显：“我项圈上的字难道你忘了？难道不是跟这个很像吗？你倒是说啊，发什么呆啊？”脂砚斋读到这里，也忍不住加了个批注：“请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坐立之势，想宝钗面上口中。真妙！”谁都不是傻子，都能看出薛宝钗的那点小心思。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不对。黛玉和宝玉当时也只是比较亲密而已，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即便按照现代人的道德准则，薛宝钗对宝玉的好感也没什么不对，不算第三者插足。关键在于她怎么对待这份感情。她有没有按照有些读者的想法，排挤陷害黛玉，好把宝玉抢到手里？答案是没有。03关于黛玉和宝钗的关系，有个最有争议的桥段，就是“滴翠亭扑蝶”这一幕。薛宝钗到潇湘馆去找林黛玉，快走到的时候发现贾宝玉进去了。她觉得自己再进去的话，林黛玉可能会觉得不爽，就扭头回去了。在路上，她拿起扇子扑蝴蝶，一路走到了滴翠亭。这个时候，她听到亭子里有人说话。一个是红儿，一个是坠儿，两个人的对话牵涉到了贾芸，有点男女私情的味道了。这时，红儿忽然说：“外面会不会有人听到呀？”就要往外看。薛宝钗就颇为紧张，她想：“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

前两天看见“海边的西塞罗”一篇未来人类，会遭遇印加帝国那样的“科技锁死”么？，谈到了科技树。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写《少年世界史》的时候也琢磨过，既然聊别的话题不好把握尺度，今天就谈谈这个吧。01印加帝国没有驯化大型牲畜，结果导致后面一系列创新发明都泡了汤。严格来说，这不叫“点错科技树”。因为印加本来就没有可供驯化的大型牲畜，这是先天缺陷，没办法的事情。就算印加人想好好点科技树，也没得点。但是在一项技术上，印加人确实点错了，那就是文字。印加人拥有一个很大的帝国，管理得非常严密。为了管理帝国，印加人修了16000公里的公路。这些公路穿越沙漠，翻过密林，爬过高山，有的地段连动物都很难钻过去，照样也开辟出了公路。这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印加人没有文字。在整个地球上，它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文字的文明。印加皇帝第一次见到西班牙人的时候，西班牙神父递给皇帝一本书。皇帝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东西，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摆弄，却不知道怎么打开它。后来神父给他解释，这是书，书里面有字，一个个字连起来就能表达某种意思。皇帝还是很难理解。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任何文明都需要记录信息、传递信息，印加人怎么做的呢？他们没有文字，但是有“奇普”。“奇普”是一种结绳记事的技术。很多民族在古代都用过结绳记事，咱们中国也说“上古结绳而治”，日本、非洲、澳洲也都有过这种方式。但是这些结绳记事都很简单，能表达的意思非常有限，不可能用它来管理一个大国。只有印加人把绳结发展成一种超级复杂的系统。一套“奇普”可以有上千根五颜六色颜色的绳子，每个绳子上都打了许多绳结。绳结的颜色、位置，以及绳结盘绕的圈数，代表了不同的意思。印加人把绳结技术的潜力全都挖掘出来了，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能表达数字和物品，也能表达时间、地点、人物等等。比如说，“8500名士兵向基多开来了，他们预计在11号中午11点到达，领头的是大将军张三，可能会攻城。”印加人就能用绳结表达出这个意思。“奇普”可以用来记账、写信、下命令，甚至可以记录天空的星图。用了它，印加人就可以管理一个大帝国。听上去很酷，对吧？可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其他文明使用的是抽象符号，可以移植到不同的载体上。就拿甲骨文来说，它就是一个符号，你把它刻在骨头上，它就叫甲骨文；你把它稍微变形一下，刻在金属上，那它就叫金文。然后再发展下去，就是大篆小篆、隶书行书。抽象的图形符号可以往前发展。只要给它们充分的时间，就会出现纸，出现书籍，出现印刷术。文字可以被大量复制，知识可以被广泛的传播。一条长长的科技链就会被点亮。可是，你怎么复制一大堆绳疙瘩？你怎么把它移植到其他载体上？你给“奇普”一百万年的时间，它也变不出“绳结印刷术”来。这种技术是条死胡同。文字的出现都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没有哪个文明会说“啊，我脑子里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不如发明一套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吧！”人们发明文字主要就是传递一些信息。印加人把绳结技术发展得太完善了。“奇普”完全能满足传递信息的需要。这样一来，印加人就没有动力从零开始，发明一套新符号。新符号刚发明出来的时候，肯定很粗糙，和“奇普”比起来，完全没有竞争力。所以，印加就成了唯一没有文字的文明。02一开始，这就是很偶然的事情。印加人只是碰巧使用了结绳技术，又碰巧出现了一些聪明人，把它发展到了接近完美的地步。可是越往前走，越不可能另起炉灶，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他们的成功也就是他们的失败。文字的道路被他们彻底堵死了。这还导致了另一个可怕的结果。没有文字，印加人就很难进行抽象的思考。语言跟文字并不完全一样，文字更凝练，也更抽象，会反过来塑造语言。大家思考一下书面语和口头语，就会理解其中的区别。印加人没有文字，就导致他们在高级文化上几乎一片空白。在这一点上，他们远远比不上阿兹特克人。这就是点错科技树的结果。有的东西，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因为科技可能存在“占位”现象。社会存在某种需求，两种技术都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但是一旦技术A先出现了，就可能把技术B给排挤掉。没了需求，人们可能就不会费力地再琢磨另一套技术了。那么，技术B可能就再也无法出现。它背后的技术链也就随之被砍掉了。欧亚大陆虽然很大，覆盖了很多文明，但是在技术上，它其实是一个整体。技术一旦出现，总是会从这一头传到那一头。那么，它是不是也像印加人那样，点错过科技树，导致了“占位效应”，从而错过了很多好东西呢？很有可能。从概率上说，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身处其中，又没有别的参照物，所以猜测不出来。我们很容易知道自己有什么，但是很难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印加人就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一大堆好东西。我们其实也一样。要是外星人看到咱们的历史，他们才会判断出来咱们错过了什么。03说到外星人，我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科幻小说，叫《异星歧途》。这篇小说有个设定，星际远航的超空间引擎技术，并不需要特别先进的技术链。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任何一个文明都可能歪打误着地搞出来。这个设定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太现实，但确实也很难彻底否定。总之，在这个技术设定下，有一支外星舰队从天而降，来到了地球。外星访客们可不是友善大使。他们是一群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坏蛋，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要杀人放火搞征服。地球人看到这些星际飞船，当然吓坏了。他们出动了一直应急部队，哆哆嗦嗦地准备以卵击石，用生命来阻滞高科技文明的第一波冲击。外星入侵者一声狞笑：“我们先进文明的使命就是铲除你们劣等生物，用铁血洗涤宇宙！”然后，他们端起火绳枪开始冲锋，就是那种每开一枪，就要装填一次火药的枪。地球军队被惊呆了：抗日神剧里的日本鬼子都没这么衰！地球军队当然把外星入侵者一举拿下，就跟抓鸡一样容易。外星战俘们也非常吃惊：“这帮地球人简直厉害得邪门！”而地球人研究了一下敌人的舰队，才搞明白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超空间引擎就是这么个东西！对这些好战的外星人来说，这就属于点错科技树。但它并不是“技术占位”，而是“技术不平衡”。运输业太先进，而军工业太落后，结果就是千里送人头，还暴露了自己的坐标。这当然是小说，那么在现实中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波利尼西亚人其他方面都很落后，但很擅长航海。他们依靠水文和星图做指引，从西向东，扩展到了太平洋的辽阔海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阿兹特克帝国学会了这种黑科技，那就是《异星歧途》的现实版了。阿兹特克帝国非常好战，热衷于四处扩张。想想那个场景，阿兹特克人坐着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拿着镶嵌着黑曜石的木棍，在欧洲登陆。豹武士们大喊一声：“我们乃是世界的伟大征服者，来自北纬19°36、西经98°57的特诺奇蒂特兰！颤抖吧！死亡吧！屈服吧！杀鸡给给！”轮着棒子就朝西班牙王宫发起冲锋。那样一来，欧洲的大航海时代都会提前好多年。04说到这儿，再多说几句。其实各项科技出现的孰先孰后，哪怕是很微小的差异，都会引起世界历史的极大变化。就拿两次世界大战来说，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德国苦斗了四年，在西线也没有多大毫无进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用了几个礼拜就直下巴黎？这并不是因为希特勒有多厉害。一战时期的德国，战斗能力并不比希特勒时期更差。其中的差别主要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机关枪（主要是防御性武器）出现得早，而坦克飞机（主要是进攻性武器）出现得晚，这就决定了德国的命运。原子弹更是如此。核裂变技术最早实现在1938年的德国，而第二年战争就爆发了。如果这项技术的出现早上四五年，那么希特勒很有可能会率先造出原子弹，那整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就很难想象了。其实就算原子弹没有落在希特勒手里，而是落在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劳合乔治他们手里，情况同样充满风险。回过头来看，原子弹这个科技点被点亮的时机可以说是一种侥幸。它出现于两级时代的前夜。两极时代虽然凶险，但相对稳定。双方互相确保摧毁，然后在威慑下谁都不敢率先使用。这个系统只有两个主要玩家，比较简洁，风险也容易计算。可如果放到二战前的列强纷争时代，英法美德俄日势均力敌，没有明确的领头羊，利益纠葛一团浆糊，却都拥有大杀器，这个威慑系统出错的概率就会变得非常高。很可能，核大战已经爆发过了。科技虽然是中性，可是科技树的点亮时间、点亮顺序，却会对人类世界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它几乎是一种不受控的力量，无人能够预测。基础物理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大的突破了。一旦有所突破，肯定会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力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互联网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它会在哪一个方向突破呢？会点亮科技树的哪一个分支呢？又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天地里去呢？没有人知道。但是，那个新天地不一定就是我们想要的。人类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使用科技的方式也非常古怪。这些方式可能拯救我们，有可能摧毁我们，可能解放我们，有可能束缚我们。就像庄子说的，“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站在宇宙的上帝视角，也许有一种完美的科技树，按照某个顺序逐次点亮，最大地避开人类的弱点，激发人性的优点，可以把人类社会带入一片光明的福地。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正确的顺序”是什么。我们只能祈祷与希望。多谢阅读，如果觉得写得不错，那就点个关注或者“在看”吧。

今天说说《红楼梦》。01在传统上，中国一直有“严父慈母”的设定。父亲说话一定要端着，不能和孩子太随便，要保持一种权威感。但是这样一来，父子间的关系就很难亲近。天长日久的结果，就是俩人没话说。在今天，很多家庭也是如此。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好，成年儿子和父亲独处的时候我，往往有一种微妙的尴尬。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具体的事情谈完了，就会陷入沉默。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当父亲的往往不由自主地端起架子，教导几句片儿汤话：“在单位里要和同事搞好关系，要爱惜身体，但工作也要上进。做事不能好高骛远”blahblah……孩子就哼哼哈哈，敷衍几句，一面听一面想：“昨天那把换成霰弹枪就好了，掉血快…..”当父亲的真的是想这么指手画脚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他就是不知道除了这些话，还能说什么。在内心深处，他未必不想和孩子亲近，但就是做不到。他无法平等地和孩子聊天，讨论问题。他总是忍不住要批评孩子，就算孩子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他也不会说：“孩子，我为你骄傲”。这话说不出口，永远说不出口，就像他对妻子说不出“我爱你”一样。他只会说：“那也要继续努力！”很多“中国式父亲”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扫兴的角色。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可能会举出很多理由。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只知道这一种做父亲的方式。就像乌鸦只能是黑的，天鹅只能是白的，猪只能长长嘴巴，父亲也只能是严厉的、扫兴的。《红楼梦》里的贾政就是这样一个父亲。02曹雪芹对贾政的态度多少是有点矛盾的。他喜欢在书中用谐音梗，比如贾政的两位清客，一个叫詹光，谐音“沾光”，一个叫单聘仁，谐音“擅骗人”；再比如说，贾芸的舅舅叫卜世仁，谐音”不是人”。他这种习惯可能是受了《金瓶梅》的影响。既然这样，那贾宝玉的爹叫什么名字不好，非要叫贾政？一听就让人联想起“假正经”来。这很难说是无意的，我觉得曹雪芹有点成心埋下这根刺。但是真落实到具体细节上，曹雪芹却并没有揭露他的虚伪。贾政的确是正派人。你要是拿完美君子的标准衡量他，贾政当然不够格。比如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节，贾雨村包庇薛蟠，事后还写信给贾政汇报说：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王宝钏挖野菜”的梗，因为以前还真看过《红鬃烈马》，所以就随便说几句关于王宝钏的话题。01王宝钏是不是“恋爱脑”？她是不是被爱情的荷尔蒙冲昏了头，才一脑袋扎进渣男的怀抱，导致了人生悲剧？“恋爱脑”当然是有的，最典型的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的女主人公。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话题，结果挨了不少骂。不少网友都说那是“伟大的爱情”，“人性的光辉”，把这么高尚的事儿说成“恋爱脑”，说明我太俗。但是在我看来，茨威格写的确实是“恋爱脑”，而京剧里的王宝钏，却并不是。我们可以从故事的开头看起。在《红鬃烈马》里，王宝钏是相府千金，为什么会看上薛平贵这个乞丐呢？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投资。这个动机在第一折《彩楼配》里交代得很清楚。王宝钏睡觉时，梦到一个“斗大的红星”落进了屋子，一下子惊醒了。第二天丫鬟看到外面有团火，王宝钏赶过去一看，不是火，而是薛平贵这个乞丐。王宝钏马上联想到昨天的梦。她再一打量薛平贵，发现他“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一副大耳朵类人猿的样子，当即断定此人“后来必有大贵”。王宝钏这里有段唱词：两耳垂肩贵相品，龙眉凤目帝王尊。夜梦红星是有准，想必应在花郎身。当即决定要嫁给这个乞丐。这里头有爱情吗？打个比方，如果你穿越到古代，还学会了天罡神算，结果给隔壁大姐一算，发明她命中注定要当皇后。你大吃一惊：居然这么旺夫，可千万不能错过！赶紧娶过来，等着找机会造反做皇帝。那你这个举动就不叫爱情，而是叫投资。当然，投资就有风险。说不定过几天两个太监带着一彪人马冲进来，奉旨将你开刀问斩，把这位大姐拥进皇宫，立为娘娘。那你的投资就亏大了。王宝钏也是这样，她苦守寒窑，挖十八年野菜，主要是投资上出现了偏差，并不是单纯的“恋爱脑”。02这是故事的开头。那么到后来，王宝钏对薛平贵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吗？也没有。薛平贵在外面漂泊了十八年，才赶回来找王宝钏。在《武家坡》这一折里，薛平贵先是试探了王宝钏，然后跟着她来到寒窑。这时王宝钏知道对方是丈夫了，但偏偏赌气不开门。薛平贵姿态放得很低，跪在寒窑前哀求，王宝钗这才开门把他放起来。夫妻十八年没见面了，满腹离情，一腔爱意。千言万语从哪里说起呢？王宝钏想了想，说：“十八年了，你现在做什么官儿啊？”薛平贵心里觉得很受伤。他抱怨说：“我进得窑来，你不问我‘饥寒’二字，就问官大官小！”后来，薛平贵没办法，从包裹里掏出龙袍，宣布自己已经是西凉国王了。刚才薛平贵给王宝钏下跪，王宝钏还牢骚满腹，叨叨叨地数落。现在一见龙袍，情况立刻翻转。王宝钏马上跪下，唱道：用手接过番王宝，不由宝钏喜眉梢。走向前来忙跪倒，万岁台前讨封号。这哪里是恋爱脑，分明是个十足的官儿迷。王宝钏比薛平贵更惦记“有朝一日登龙殿”趁着王宝钏的兴奋劲儿，薛平贵才委婉地交代说，自己在西凉国还有个媳妇，叫代战公主。没有这个代战公主，自己也混不到今天。王宝钏摆着手，大度地表示：这都不叫事儿，哪怕封我当西宫娘娘都行！想到老公靠着小三上位，带携着自己也要当娘娘了，王宝钏实在太喜悦了，简直怀疑自己这是在做梦。薛平贵不得不安慰她：“你看红日当空，不是做梦”。但是王宝钏的兴奋还是久久不能平息。这段剧情里有男权的因素吗？当然有。但是更浓重的色彩是权力，还有势利。要是薛平贵拿个破碗、拄根棍子回到寒窑，说自己在外头要饭这些年，姘上了一个女同事，现在带她回家一起过日子，王宝钏还会这么大度吗？《武家坡》里的王宝钏可不是一个任人捏咕的软蛋。她说话泼皮，性格刚烈，随时随地可以跟人对骂。碰到这种情况，估计大耳刮子早就奔着薛平贵轮过去了：“姓薛的，你还要点脸吗？明天就找我爹弄死你！”03这就是《红鬃烈马》版的王宝钏，跟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恋爱脑”糊涂蛋完全不是一回事。她是一个具有长期投资精神的女冒险家，攥着ST股也肯长期持有，饿得眼花也不出手，就等着一举反杀。要说起来，我对这个王宝钏更有好感。当然。有网友会说：王宝钏正式当娘娘之后，才十八天就死了，这也太不划算了啊！其实在王宝钏的原始故事里，根本没有“十八天后去世”的说法。无论是秦腔还是京剧，都没提到这件事，就是单纯的大团圆结尾、王宝钏投资胜利，高高兴兴做她的娘娘去了。那为什么有人杜撰出“十八天就死”的说法呢？我想多半还是现代人的设计，想把这个故事往苦哈哈的“琼瑶剧”上靠。至于《红鬃烈马》的观众，他们并没有这种心态。他们可能也认同“好女不嫁二夫”的传统道德，但骨子里还是有小市民的盘算：再讲道德，也得落点实惠啊！文艺作品真是可以无限挖掘。哪怕是王宝钏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也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念。以前的观众看出了“当娘娘”，后来的观众看出了“恋爱脑”，还有的观众看出了“三观不正”，还有我这样的网友看出了“投资家”，而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居然还有人在这个故事里看出了辱华。是不是有点意外？04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个叫熊式一的人，把《红鬃烈马》翻译成了英文戏剧。说起熊式一，现在可能没几个人知道。可在那个年代，他在海外相当有名，和林语堂一样，都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熊式一翻译的这个剧本也很受欢迎，在英美演出了几百场，评价非常高。英语戏剧《王宝川》，熊式一把主人公名字翻译成“宝川”（Precious

01李宁这个品牌最近倒霉了。它搞了一个秋冬新品秀，结果有几件服装被群众吐槽，说是像日本鬼子的军装，尤其是那个帽子，被骂的狗血淋头。——我拿李宁当国货，李宁拿我当大佐！——我拿李宁当童年，李宁拿我当龟田！结果今天，李宁集团特意发了一个道歉声明，解释说这个帽子是源于中国古代头盔、户外防护帽以及棉帽，并没有参考龟田大佐。那么在这件事里，李宁到底冤不冤呢？我觉得也冤，也不冤。说它冤呢，是就动机而言。李宁肯定不是故意模仿龟田大佐，来恶心大家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李宁集团是做生意的，目的是要赚钱。有几个做生意的，会用恶心顾客的方式来推销产品呢？就像德国奔驰公司，它会给以色列客户推出一个纪念希特勒特别款吗？汽车一启动，就发出轻柔的语音：“亲爱的以色列车主您好！希特勒元首提醒你，请系好安全带！”这完全不可能嘛。哪怕奔驰公司的CEO再反动，再爱戴元首，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他要这么干，那就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缺心眼的问题了。这个道理放到这件事情上也一样。一个公司，辛辛苦苦生产产品，组建销售渠道，创建品牌，四处打广告，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替日本侵略军招魂，这得是一群什么样的神经病？它对日本侵略军的爱得有多深沉？而且李宁公司搞的这个新品秀，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各种各样的颜色，绿色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款。蓝色、白色、黑色的服装，也都有类似的帽子，看上去就不那么刺眼。只是很不幸，它包含了土绿色的一款，才会惹出这样的麻烦。所以我说论起动机来说，李宁肯定是有点冤的。02但是换个角度看，它也不冤。不管什么原因，得罪顾客就是商家的错嘛。谁让你不警惕呢？谁让你不绷紧那根弦呢？打个比方吧。在历史上，欧洲人有一阵子特别恨巫婆，看见就要抓，抓住就要烧死。这个时候，你本来好端端的一个良家妇女，却非要头戴个尖顶帽，胳膊底下夹着一根扫帚，肩膀上驮着一只大黑猫，在街头招摇过市。当然，你什么魔法都不会，但是群众还是会抓你。你要是顶嘴，说：“我这个尖顶帽是源自古埃及的金字塔，历史老悠久了，你们这帮没文化的不懂！”群众听了可能更生气，“还说我们没文化？好，就地打死！”可能真就打死了。所以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在医院的验尿点那儿不要喝茶，在公共厕所里头不要吃烤地瓜。总之，一切谨慎第一，不要引发任何误会。而且永远不要尝试和群众辩论。03那么事情出都出了，李宁集团发布的道歉声明有用吗？我看了这个声明，个人感觉应该有点用，但是力度还是不够。文字写的太冷冰冰了，完全没有火热的感情，看不出一颗向着群众的鲜活心灵。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连岳老师。大家还记得连岳老师的事儿吧？连老师经劝大家别去日本，说去了就得被奥姆真理教毒死。哪儿都别去，就在咱们中国呆着最好。当然这话说的很好，我听了也很佩服。但是后来出了点意外，微信公众号忽然增加了一个功能，大家发文章的时候会显示IP所在地。结果显示连岳老师的IP是在日本。可是连岳老师最后并没受到什么影响。人家写了一篇声明，叫《我为什么去日本？》结果下面好几百人打赏，叫好声一片：“连岳老师，我挺你！”“支持连岳老师！”“连岳老师是我的榜样！”为什么人家的公关做的这么好呢？就是文章写得有感情。要是换上死心眼的，可能就会正面解释：我以前说不要去日本，去了会被毒死，那现在我为什么去了呢？我的理由是这样的，blahblan说一堆。但这么干就傻了。说这些东西既伤逻辑又伤感情，提它作甚？！你看人家连岳老师怎么说的？上来就是：我确实在日本，去旅游而已，马上就回国。那些骂我的人，赶紧道歉吧！先来一招“反客为主”，占住气势，然后再来一招“生死华夏”：“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一点永远是确定的！”连老师这话掷地有声。腾讯服务器往硬盘里写的时候，据说磁头都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这哪里是在日本逛大街的连岳老师？简直就是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文天祥！读者看到这里，当然一下情绪也就上来。这个时候，连岳老师再来一招“汤中有鸡”：“要多笑，善意一点想问题，这样才不会遗漏巨大的事实，这样才能少犯错误，这样可以发现世上更多的美。”这一说，读者们当然就感动了：说的太好了，要多笑，要善意一点想问题，要和连岳老师一起成长！然后就支持，就打赏。攻击连岳老师的跳梁小丑们就一下子陷入了被动。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所以说回到这件事，我觉得李宁集团还是要借鉴一下连岳老师的文案。当然，具体怎么借鉴，我也不知道，没这份才能。这件事还是要问连岳老师。所以我建议李宁集团聘请连岳老师当公关部的副总。这样一来，等到樱花烂漫的时节，大家可以一起在京都喝清酒，吃章鱼烧，商讨爱国大计，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谁敢胡吣，连老师都可以使出一招“生死华夏”，将之当场击毙。

这些天读了几本讲日本昭和时代的书，上一篇文章谈的就是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接着谈另一个话题，“联合赤军”的山岳基地事件。它占据了我的好奇心，我尽力收集关于它的资料，而越读越觉得寒意彻骨。这个事件非常阴暗。29个年轻人躲在天寒地冻的山间小屋里，然后像狼蛛一样，彼此残杀，这看上去就像是日本恐怖电影的现实版。只是，这些青年和狼蛛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梦想。01现在的日本显得有点暮气，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它也有过一段激烈而亢奋的日子，就像是少年的青春期躁动。那段日子里，日本出现了一些崇尚暴力的极端组织。他们组织起来，发动恐怖袭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未来的大同世界。结果在1972年，发生了震惊全日本的“浅间山庄事件”。当时有一个叫作“联合赤军”的极端组织，它的五名成员闯入疗养地浅间山庄，劫持了管理员妻子作人质，和日本警方对峙了十天。警方找来其中一位成员的母亲。她大声喊话，劝儿子放下武器。结果，儿子居然对着母亲的车开枪射击。这一场景让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十天后，日本警方发起强攻，救出人质，把五名劫持犯全部抓获。进攻过程中，两名警察殉职。电视台直播了整个进攻过程，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90%。可以说，差不多全体日本人都在电视机前屏息静气地观看了这一幕。浅间山庄但是，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攻下山庄后，警方经过审讯和搜查，发现了一个更骇人听闻的惨剧。“联合赤军”在占领浅间山庄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内部的屠杀。12名成员被自己人折磨而死，尸体被埋进三个不同的地点。这就是阴暗的“山岳基地事件“。02所谓“联合赤军”，是由两派极端组织合并而成，一个是“赤军派”，首领是森恒夫。（赤军是一个跨国的极端组织，森恒夫领导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分队）；另一个是“革命左翼”，首领是永田洋子。森恒夫和永田洋子森恒夫+永田洋子，普普通通的两个名字。但在整个故事里，他们是恶魔一般的存在。尤其是森恒夫，他是整个事件的推手。这两个极端组织都被警察到追捕，于是它们报团取暖，聚在一起东躲西藏。最后，在1971年年底，29名成员陆续来到榛名山。在这里，它们宣布合并为“联合赤军”，口号是要战胜反动腐朽的高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日本。森恒夫和永田洋子分别担任会长和副会长。森恒夫能够成为一把手，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不光有手腕，而且比永田洋子更刚硬、更凶恶，也更会制造恐惧。所以，永田洋子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29个年轻人拥挤在榛名山的林中木屋里，外面是一片冰天雪地，要走很远才能看到人烟。这样与世隔绝的环境，天然就透露着恐怖气息，而森恒夫更是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地狱。这些年轻人白天用非法搞来的枪械做训练，晚上就聚在一起开会。这些会议就是森恒夫制造恐惧的地方。他在集体内部推行“总拓”。所谓“总拓”，字面上就是反省的意思。谁的意志不坚定，态度不积极，森恒夫就带领大家一起帮助他反省。一开始，“总拓”并没有什么明显问题。有的时候，大家甚至互相吹捧，就算批评也都是口头攻击，并不暴力。在会议上，大家还经常发表不同意见，对森恒夫并不是全然买账。当事人画的会议场景森恒夫决定要“加加温”。不久，机会就来了。这个机会跟性有关。03在基地的29个成员里，有19名男生，10名女生，岁数大多都是二十来岁。性当然就会是个问题。咱们可能会以为，日本人嘛，碰到这种机会肯定会乱搞。但其实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如此危机的关头，如此神圣的基地，怎么能乱搞呢？那是亵渎。结果在12月26日，出事了。其实也不是大事。加藤能敬、小岛和子两个人偷偷躲起来接吻，被二把手永田洋子发现了。人家两个本来就是恋人，接吻很正常。可是永田洋子很不高兴，把他们带进木屋，通报了这件事。大家在山上呆了快一个月了，一直找不人亲嘴，看到这两个家伙这么干，当然很生气，七嘴八舌地数落他们：“不像话！””在这么神圣的地方接吻，你们眼里还有理想吗？““八格牙路！”等大家骂完了，这个事情本来就告一段落了。可这时森恒夫忽然说：“干脆打他们一顿吧！”大家都愣住了，一时没人说话。森恒夫说：“这也是帮助他们总拓。我以前学习剑道的时候，曾经被打昏过，醒来以后感觉整个人都新生了。”有人嘟囔说：“这太残酷了吧。”森恒夫解释说：“只是把他们打昏而已。醒来以后，他们就会重新做人，变成真正的战士。”这下，大家不再犹豫了。人们围着这对恋人开始殴打。两个人像沙袋一样，被打得倒过来倒过去。当时大家默认的是“打昏了就停下”，但是这对恋人都没昏倒。把人打昏需要相当的技巧，他们不会。结果就不停地打。打的时间越长，心中残暴的东西就会被唤醒得越多。窝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被活活憋了近一个月，暴力的荷尔蒙已经积累了不少，现在终于可以用”理想”的名义发泄出来了。这对恋人的脸被打得像紫茄子，整个都肿了起来。可就是不昏倒。森恒夫说：“不肯昏倒，这说明他们顽固地抗拒帮助！”于是，决定给他们俩断了粮草，饿起来再说。后来，干脆又把他们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加藤的胳膊被捆出了血泡。他凄惨地向森恒夫哀求松一松，森恒夫大义凛然地说：“我宁肯让你丢掉一条胳膊，也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战士！”但是，暴力还没发泄够，觉得不过瘾。森恒夫马上又盯上了另一个倒霉蛋：尾崎充男。这个倒霉蛋什么都没干，森恒夫却没事找事，说他在打人的时候“态度不端正”，让大家一起帮助他“总拓”。结果，尾崎历史上的一些旧账也被翻了出来，最后也是一顿暴打。打完了，尾崎还要鞠躬，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是道谢也没用。森恒夫还是要整他，惩罚措施手段不断升级：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罚站，最后照例是捆绑。森恒夫又想出一个念头：“咱们的打法不对！老是打脸，他当然不会昏倒，应该打肚子！对，咱们来试试打肚子！”于是，大家围上来，轮流用膝盖猛撞尾崎的肚子。小木屋里有节奏地发出“砰砰”的声音。结果，接吻的两个人还没死，尾崎充男先死了，年仅22岁。他是“山岳基地事件”的第一个死者。尾崎充男人们围在他的尸体前，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把一个同伴活活打死，这个事情还是太恐怖了。这时，森恒夫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说：“他如果是真正的战士，就绝不会死掉。精神上的失败才会带来肉体上的失败。尾崎的死，是败北者的死！”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个坚定的战士，不吃饭也不会饿死，不穿衣服也不会冻死，再被毒打也不会被打死。尾崎的死，是自己不坚定，没通过考验。大家的紧张感顿时烟消云散，齐声说：“是啊！是啊！”原来这家伙不是我们打死的，是自己“败北”了。第二天，森恒夫又寻找到了下一个牺牲品：加藤隆三郎。理由是他对被“总拓者”太仁慈，态度有问题。结果加藤也遭到毒打。他呻吟着问森恒夫：“我是来当战士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森恒夫大喊：“自己去反省吧！”二把手永田洋子被这个场面惊着了。她歇斯底里地叫着：“快把他弄昏过去吧！不然又要出事了！”但是他没有昏厥，最终也“败北”而死。接着，那两个被捆绑的恋人也先后死掉，女生被捆在室外冻死，男生被打死。04这一切太疯狂了。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如此殴打自己的同伴？明明已经打死人了，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在打人的时候，他们可能宣泄了自己的暴力，觉得很爽。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他们当然也觉得不对头。但是他们驳不倒森恒夫。在“联合赤军”里面，暴力自带道德光环，谁越极端，就显得越像坚定的战士。森恒夫的那些话，在正常人看来当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在“联合赤军”的话语体系里，先天占据道德高地的。有人事后回忆说：“我觉得不舒服，但觉得这件事本身没错。”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恐惧。发自内心的、冰冷冷的、最生物本能的恐惧。确实有人试图阻止森恒夫。这个人叫山田孝。他资格比森恒夫更老，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那位女生被冻死的夜晚，山田孝看不下去了。他站起来，对森恒夫强硬地说：“这件事太过分了！”据人们回忆，山田的目光炯炯，死死盯着森恒夫，一时间几乎像是火花四溅。森恒夫避开他的目光，说：“如果身体和心灵有更紧密的结合，就不会被死亡战胜。”山田孝当然不会被这句屁话说服。他站在那里等待着。等待什么呢？等待支持者。如果这时有人跟进，反对这种做法，那么山田孝就有可能结束这场悲剧。但是当时鸦雀无声。大家都紧张地看着他们俩，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山田孝点了点，说：“是这样啊？那我明白了。”短暂的反抗结束了。但森恒夫还是没饶了他。一个月后，山田孝也惨遭“总拓”，在捆绑中死去。他也是整个事件中最后一名死者。在山田孝点头称是的那一刻，其实就给自己签署了死亡令。除了山田孝以外，还有一位坂口弘曾试图反抗过。他看着伙伴们一个个地死掉，就偷偷找原来的老上司永田洋子，说：“老是这么死人可不行，应该想想办法。”按他后来的说法，如果永田洋子支持他，他就会出手杀死森恒夫，结束这场噩梦。但是永田洋子叹口气，说：“这是斗争的需要，没有办法啊。”于是，坂口弘也退缩了。好在永田洋子没有出卖他，所以他最后安然无恙。05永田洋子似乎被森恒夫洗脑了，彻底支持他的一言一行，最后，她和森恒夫甚至还发展出了一种恋爱式的关系。在整个基地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是安全的，绝不会被“总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总是把永田洋子说成是一个奸恶的魔女，森恒夫性格软弱，受了她的蛊惑和操纵。事实上绝非如此。这种“妲己+殷纣王”版的叙事只是厌女症想象。从很多细节来看，永田洋子并不格外残暴。森恒夫想收拾孕妇金子充代的时候，她还努力保护过她。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森恒夫。但是，永田洋子也有恶毒的一面。这也许和永田洋子自身经历有关。她长得不漂亮，而且还有面部浮肿的疾病，大家背后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气球大妈”。此外，她还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在刚加入极端组织的时候，她被满嘴大词的上司强奸过。心理学家推测，永田洋子有强烈的自卑感，而这又导致她对“女性化”的同性格外不宽容。女生戴戒指，她要批判；女生和男人接吻，她要揭发；还有一位远山美枝子留长发，喜欢照镜子，她看了也大发雷霆，咆哮着说：“你一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你必须进行总拓！”

这些天看了几本关于日本昭和时代的书，有点感想，随便说说。上个世纪，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周围国家带来巨大伤害。可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情况绝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坚定地认为，日本才是受害者。占领东三省、全面侵略中国、偷袭珍珠港、席卷东南亚，结果日本才是受害者？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不光英米鬼畜在欺负他们，就连中国也在欺负他们！他们被欺负得没办法了，才迫不得已含泪而战。在正常人看来，这简直是疯子的想法，可当时的日本老百姓就是这么想的。01先说占领东三省这件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说了一句名言：“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而且，确保在满蒙的利益是日本人“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就得死。松冈洋右这听上去真是有点匪夷所思。这些地方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啊。邻居家的客厅怎么就成了你的生命线了，不让你在那儿打地铺怎么就冒犯你的生存权了？你家房子再小也不能搬人家客厅睡里啊？再说，日本人以前没有满蒙，没死；日本人后来没有满蒙，也没死；怎么偏偏在那个时候，没有满蒙就得死呢？这段言论发表后，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位著名的自由派记者清泽洌，他就算了一笔经济账，认为满蒙没那么重要。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主要利益就是南满铁路。清泽洌计算了一下，发现南满铁路每年给日本的收益是五千万日元。为了保护这个利益，日本调动关东军长期驻守，花费大量军费。此外，关于南满铁路的争执还使得中日贸易收到严重损害，而中日贸易每年总额是十亿日元。清泽洌提醒说：“把爱国心拨算盘的珠子算一算吧！”那么，日本老百姓会听松冈洋右的呢，还是听清泽洌的呢？想都不用想，当然听松冈洋右了。从那以后，“生命线”、“生存权”就挂在了日本老百姓的嘴上。他们并不认为把别人的领土当成自己的“生命线”很荒唐，反而坚定地认为这是“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02所以，他们觉得中国欺负人。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冲突焦点。日本坚持说，1905年清朝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中方不能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道线。可是张学良却开始修建平行铁路，这是在欺负日本人！不许一个国家在自己土地上修建铁路，这本身就是荒唐的。而且实际上，清朝也并没有承认这一条款。“不得修建平行线”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要求，只在会议记录里提到了，并没有写到条约里去。即便按照日本学者自己私下里的说法，这也只是“条约的灰色地带”，最多属于外交争议。但是日本军方把它渲染成了天大的事情，说这件事让日本的“生存权”受到了严重挑战。日本老百姓当然照单全收，叫嚷着要“惩罚中国的不义”。谁要是胆敢说什么“灰色地带”，就会受到万人唾骂。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欺负人，日本是受害者。在这种背景下，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事变是关东军自己挑起的，他们炸掉了一小段南满铁路的铁路线，然后拿来做侵略借口。日本内阁当然都知道这是日本军方没事找事，但是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又愤怒又激动，变得极其狂热：难道能让中国这么随便欺负咱们吗？一定要惩罚他们！结果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三省。当时的日本内阁对军队的胆大妄为也很不爽，但是没人敢对老百姓说出真相。“铁轨是咱们自己炸的呀！”当时日本有暗杀政客的风气，要是哪个政客敢这么说，绝对是必死无疑。只有个别学者说了点不同意见。比如东京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写了篇文章，说：就为了几米长的铁轨，占领人家整个东三省，这能说是自卫战吗？另一位教授吉野作造也说：这样占领别人的土地是不义之举，我们从小收到的教育不就是“渴死不喝盗泉之水”吗？怎么能要这样的土地呢？结果大家群起讨伐。报纸发表批判文章《卖国教授、毒笔之主横田喜三郎逃往满洲》、《快快埋葬那些以大学为巢穴的国贼》。教授家里收到了好多谩骂信“去死吧！国贼！”，吉野作造在国外开会回来，都不敢上岸，怕被闻讯赶来的争议群众当场打死。0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复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国际联盟组织了一个“李顿调查团”，来调查这件事。李顿调查团当然知道这是侵略，但又不愿意太得罪日本，所以尽量和稀泥。它对中国做出了不少批评，要求中国对日本做出一定让步。这让中国人相当失望，鲁迅在《友邦惊诧论》里就说：“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但是日本人看来，却完全不是这样。国联怎么会跟我们一伙？明明是他们勾结了中国，在欺负我们啊！因为李顿调查团再和稀泥，最后也明确表示：东北是中国领土，“满洲国”不合法，国联不予承认。在日本人看来，李顿调查团这简直是丧心病狂。《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正义之国，日本》，里面义正严词地说：“这是要剥夺自主国日本天赋的权利，在人类史上，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不正义之举！”报纸们还都痛批日本内阁是一群废物，任由李顿调查团欺负我们。后来，日本退出国联，大家才算消了一口气。中国欺负我们，国联欺负我们，全世界都欺负我们。我们日本人是受害者，没招谁没惹谁却横遭欺负，所以我们只好含泪占领东三省，含泪在那里杀人放火——抗联欺负关东军，不反击行吗？我们可能会觉得，日本人当时信奉丛林法则，觉得谁强谁有理。如果你这么想，就低估他们的自欺能力了。他们还真觉得自己占理，别的国家都在残酷无情无理取闹，只有日本是正义和高尚的。全世界恐怕都很难理解日本的这套受害者逻辑，但是日本老百姓就是要这么想。04后来七七事变爆发了。不用说，他们觉得又是中国在欺负日本。日本老百姓一直觉得中国在欺负日本。比如中国爆发抗日学潮，抵制日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挑衅，就是“暴支”在欺负人。他们从来没有换个角度思考过，人家为啥要反对你，要抵制你？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么好，他们还要“抗”我们，这就是欺负人。七七事变的时候，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耸人听闻的图片：“中国军队杀人了！这是咱们的死者！”老百姓不管真假，马上就叫起来了，呼吁要“膺惩暴支”！当时那么弱小的中国，设了多么多租界，被占了那么多领土，居然能跟“暴”联系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侵华战争是在一片喝彩声中开场的。日本老百姓普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道德的，甚至是“国际主义”的。自我感觉良好。日本宣传画，日本兵搂着的那个小胡子画的确实像汉奸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日本老百姓被欺骗了。但是他们其实也愿意受骗。你不骗他，他骂死你。比如九一八事变时期，《大阪朝日新闻》一度持比较温和的态度，对日本军部颇有微词，建议中日关系还是缓和处理。结果日本群众出离愤怒了。他们发起了“不买运动”，不买不买就是不买，谁买这份报纸谁就是卖国贼。结果报纸发行量3万、5万的不断锐减。主编撑不住了，只好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呼吁要“拯救东北三省水深火热的人民，建立满洲国”，还发动大家给关东军制作“慰问袋”，这下报纸发行量起死回生，打了个翻身仗。老百姓就爱听这个，你让报纸怎么办？说到底，就是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堕落了。当时日本有位地位尊崇的元老，叫西园寺公望。他权力相当大，可以向天皇推荐首相人选。谁能当首相，很多时候就取决于他的一个念头。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对日本老百姓的这种古怪心态也颇为不解。他说：日本百姓怎么会如此相信军部？他们怎么会支持一些明显荒谬的事情？西园寺公望的结论是：日本的教育出了问题。05后来的历史不过是以前的翻版。日本不断受欺负。蒋介石不肯谈和，是在欺负人；英国人通过缅甸往中国运送东西，是欺负人；美国人不肯续签《日美通商条约》，是在欺负人；美国不肯卖石油给日本，是欺负人……反正周围的国家都在欺负人，只有日本不欺负人，结果被他们合伙欺负。日本提出出了一个所谓ABCD包围圈，认为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荷兰（Dutch）勾结起来，包围善良淳朴的日本。日本战时宣传画：挣脱ABCD的枷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最后，日本含泪偷袭珍珠港，神不知鬼不觉地往人家脑袋上扔炸弹，按照日本报纸的说法，这不能算偷袭，因为“忍耐也有限度，一亿国民的积愤已经到了极点！”日本人又敲锣打鼓地欢呼起来了，“驱逐元寇，神风起兮”，“举起和平的利剑，铲除邪恶，匡扶正义”、“消灭米英鬼畜”。就这样，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东京大轰炸和广岛原子弹。06但是，别看这么满腔义愤，一旦战败，他们转变的速度也快的惊人。不久前还大声谴责米英鬼畜的《每日新闻》，日本投降后马上刊登谢罪书，为自己以往的谬论而道歉，保证以后洗心革面，再也不胡说八道了。不久前日本漫画家加藤还在制作漫画，让一把刺刀插进半人半兽的罗斯福屁股上，说“彼奴等的死，就是世界和平的诞生日”，现在也转而歌颂美国大兵是“解放者”、“天降的礼物”。漫画家转而歌颂盟军剪断了日本人民的枷锁不久前还在发誓哪怕一亿玉碎，也要消灭麦克阿瑟侵略的读者，现在也转而写信赞美“麦克阿瑟将军”。有个县的12万人用八个月的时间，一人一针，绣出了一副麦克阿瑟像。不久前还在课堂上赞美“大日本皇军”的日本教师，急吼吼地把课本上有碍字眼全部涂掉，转而赞颂美国的自由民主。由于变脸太过突兀，据说给很多日本小朋友带来了心理创伤，导致他们对社会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小孩子怎么能理解大人的世界啊。你看着他们傻，有时候他们又精得不可思议。

01今天说说战争。不是乌克兰战争，而是当年苏联和阿富汗的战争。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一本书《锌皮娃娃兵》。它的作者是S.A.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起来，她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作家，更像是一个拾荒者，只不过她收集的不是易拉罐和废纸箱，而是人类的苦难。她写了很多书，一本比一本惨。《锌皮娃娃兵》写的是战争的痛苦，《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写的是核泄漏的痛苦，《二手时间》写的是帝国解体后的痛苦。在她的书里，每一页都燃烧着灼人的痛苦。这些痛苦并不是作家杜撰出来的，而是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中间一点点收集而来。《锌皮娃娃兵》的主题是阿富汗战争，可里面没有一幅地图，没有一页局势分析，全是普通人的感受。我想这也许跟性别有点关系。男作家往往会忍不住炫耀一下见识，分析一下局面，但是S.A.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她不评价，不分析，就是打开水龙头，让各种细节和感受喷涌而出，淹漫书中的每一个角落。她写的是普通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是普通人。但是我觉得这正是她可贵的地方。再普通的男人谈到战争这个话题，好像也就变得不普通了。他们好像都腾空而起，有种鸟瞰天下的气势。鹰飞得高是为了寻找猎物，鹅想要飞那么高，我就不太清楚是为了什么。而S.A.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鸟瞰，只是记录。02S.A.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战争。苏联军队一位女歌唱家到阿富汗给士兵们演唱。她出场的时候，说：“我飞到你们这儿来以后，试着用机枪扫射了一番。开枪射击可真让人开心……”然后她开始演唱，唱到副歌的时候，让大家一起拍手：“弟兄们，拍手啊！拍手呀，弟兄们！”谁也不拍手，鸦雀无声。她黯然离开了舞台。是啊，在士兵看来，她懂得什么呢？她肯定不知道，子弹射进人体时是什么样的声音，只有台下的士兵才知道，那是一种“轻轻的击水声”。她也肯定不知道，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双手一扬，倒下去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子弹击中头颅，脑浆四溅，中枪的人带着脑浆奔跑，能跑上半公里，一边跑一边抓脑浆。她也肯定不知道，战斗结束后，这些士兵会把自己人一块一块地收拢到一起，从装甲板上也往下刮。死者身上没有身份牌，士兵们就把粗帆布铺开当作集体坟墓。没法认出是谁的大腿，谁的头骨。有一个受伤的小伙子拖了很长时间才死掉。他躺着，像刚刚学会说话的婴儿，眼睛看见什么，就反反复复地叫什么：“山……树……鸟儿……天空……”他这样一直重复到死。歌唱家也肯定不会理解这个小伙子在死前想了些什么。03但是后方的人也在承受自己的痛苦，有的时候，这种痛苦更加悲怆。这本书为什么叫《锌皮娃娃兵》呢？因为当时，所有的尸体都是用锌皮棺材运回苏联的。它们往往会在夜里偷偷地下葬，墓碑上避免出现“阵亡”两个字。一个弹筒手愤怒地说：“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还是吃橙子撑死的？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可实际上......”对于亲人来说，每一个锌皮棺材都像是一个宇宙熄灭了。有一位母亲回忆收到棺材的那一幕:早上她正要去上班，下楼梯的时候迎面遇见四个人，三个军人，一名妇女。三名军人都用左手托着军帽。她马上转回头，拼命地往楼上跑，四个人也跟着上楼。她跑进了家，却忘了关门。那四个人跟着进了门。她捂住耳朵又往卧室跑，可他们跟进了卧室，左手还是托着军帽……在这些军人里，她认出了一个人，那是招募他儿子参军的军事委员。她什么都没问，直接像猫一样地扑向军事委员：“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军事委员一声不响。当时有人在传说，花上几千卢布行贿就能让孩子逃脱兵役，但谁也不知道真假。有位母亲去兵营看望孩子，有位花了钱的妇女告诫她，

01心情很不好。有很多原因，有的跟外界新闻有关，看了以后感觉疲惫沉郁；也有一部分原因跟我收到的留言有关。在最近两篇文章里，尤其是一个“地球球长”的奇思妙想里，我在后台收到了很多留言，说黑人就是劣等人种，就是没进化好的猿猴，见了就恶心。我看了看这些留言后面的ID，很多都是关注我好几年的网友，有的还给我打赏过。关注我这么久的ID，我一般默认为和我大致属于同一个虚拟的价值共同体。所以看到这些留言，我就更加地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说话？“黑人”是个极其庞大的群体，里面有教授演员艺术家这样的精英，也无数普普通通的工作者，也有无数天真可爱的孩子。他们都是劣等人，都是没进化好的猿猴？我真的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对这么大的群体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有勇气把它写成文字发出来。我觉得人最宝贵的一种能力叫做同理心。如果你是一个学习中文的黑人，看到这样的评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又会怎么评价这个环境？如果把黑人做为一个整体看，他们现在确实面临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里有多少是环境造成的，多少是文化造成的，多少又是生理基因造成的，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下这样的断言呢？而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待，就更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大家可以去看一部记录电影《马卡拉》。那里讲的是一个刚果年轻人，为了给家里赚钱盖房子，自己烧制木炭，然后用自行车推到镇子里去卖。这部电影我看过两遍，我不觉得这个年轻人和我们有什么本质不同。“黑人”这个词背后，就是这些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有好人，有坏人，有和我们一样挣扎打拼，努力生活的人。你怎么能对这样的小伙子说“你是没进化好的猿猴”呢？一个庞大的群体里面，什么样的个体都有，当你用全称判断来评论一个群体的时候，要想想它后面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体。不要对一个你并不真正了解的庞大群体，下这样可怕而又邪恶的断言。如果你体会不到其中的邪恶，那只是因为这句话没有加诸到你的身上。02其实也有过的。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很多白人就是把我们叫做“黄皮猴子”。当时有的中国旅行者在美国南部，甚至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因为那些红脖子不愿意接待咱们这些“黄皮猴子”。而有些美国孩子甚至会唱这样的童谣：中国佬，中国佬，就坐在墙头，过来一个白人，切断他的尾巴。这些言论跟我看到的那些留言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觉得黑人穷，黑人不上进，黑人愚昧。可当时西方人也是这么看待我们的：贫穷，愚昧，裹脚，留辫子，阴险诡诈。二战以后，这样的歧视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唾弃了，为什么？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被我们唾弃的那些“白左”们。他们说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说种族歧视是可耻的，他们发动了民权运动，竖立了新的文明标准。所以你看，我对那些“白左”们总是怀有矛盾的心情，不管我怎么不赞同他们的“政治正确”的极端化，我也不愿意对他们说太难听的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他们出现前，种族歧视可以多么肆无忌惮，强势群体可以怎样地羞辱弱势群体。就像我在后台看到的那些留言一样。人生为什么族群是无法选择的，你不愿意别人怎么羞辱你的族群，你就不要去这样羞辱别的族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不理解。03还有很多我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前些天争论的“卫生巾”事件。一个女生发现高铁上没有卖卫生巾的，想让高铁以后出售卫生巾，这也有人会嘲讽，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女生的经期本来就不是特别准确，碰到意外，产生这样的需求，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有的网络大v嘲笑说：还有的大V说：我觉得这太扯了。如果他争辩说售卖卫生巾，会增加多少多少成本，所以难以实现，这个我还能理解。可他说的这些话，压根就是逻辑上的滑坡谬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个体提供尽量提供便利。为什么不在高铁提供产房？因为成本太高了啊。为什么应该出售卫生巾，因为成本很低啊。难以做到的事情就不做，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尽量去做。正常社会不就应该这样吗？为什么高铁要提供紧急制动装置？为什么高铁要提供卫生间？为什么厕所里提供厕纸？要提供上面任何一个设施，我们也都可以用这位大V的逻辑来反对。但是这个逻辑是荒谬的。说到底，还是缺乏同理心。他会拉屎，所以他觉得提供厕纸是正常的。他不会来月经，所以他觉得售卖卫生巾是荒谬的，所以他要嘲讽。说实话，我觉得这些争论本身就很荒谬。一个正常社会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争论？04我收到的留言也好，我看到这些争论也好，都让我有一种压抑的感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受，我只能尽我的力量，不断重申这些本来不需要被重申的常识：要有同理心；要有自省心；要做正常的人。

01上篇文章黑色美人鱼有没有问题？说到关于

01昨天看了《小美人鱼》电影预告片。说实话，我觉得挺好看，没什么问题。并不像很多评论里说的那样，爱丽儿变成了

01这两天被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消息刷屏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英国为什么需要君主？或者说，君主对英国有什么用处？英国君主的政治权力相当模糊。理论上来说，如果君主反对某项国会议案，他/她有权予以否定，但实际上呢？差不多三百年了，他们从没这么干过；如果君主反对某位当选首相，他/她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可实际上差不多两百年了，君主也从没这么干过。1831年，威廉四世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君主这么干过所以，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阿尔登提醒大家这事儿的时候，很多英国人还颇为吃惊：原来咱们的君主还这么厉害？伊丽莎白女王从没有干政，那么新国王查尔斯三世会不会这么干呢？他会不会把“理论上”的权力捡起来呢？这个可能性基本为零。因为英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美国人或者法国人会咬文嚼字地死抠法律条文，可英国人不会这样。英国社会的运转，不是靠“理论”，也不是靠成文法，而是靠约定俗成的习惯。很多事情，在英国根本就没有条文规定。就拿“谋杀罪”来说，英国成文法里甚至对此没有做出定义，因为英国人觉得，大家凭借习惯和常识，当然知道“谋杀”是指什么。为什么要还要事儿事儿的规定呢？在英国，习惯比条文重要，常识比理论重要。事情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这么运转下去。所以，查尔斯三世恐怕也只能按照妈妈的道路走下去。02说起来，英国真的是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在世界史上，有三个地方可以说是异数。第一个是远古的苏美尔；第二个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第三个就是近代的英国。它们的面积都非常小，但是对历史的影响却大的惊人，跟它们的大小完全不相称。中国、罗马、印度、美国这样的国家，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可相比之下，苏美尔、希腊、英国就非常非常奇怪。苏美尔产生了人类文明的最早1.0版本。后来文明不管怎么升级，它们的基本要素都可以在苏美尔的1.0版本里找到。希腊产生了古典时代灿烂的文明，不但在文学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且还诞生了现代科学的雏形。而英国比希腊更奇特。这倒不是说它建立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帝国来了又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英国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诞生了三样东西：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有代议制政府。这三样东西给现代文明搭起了一个基本框架。发动科学革命的时候，英国人口只有几百万；发动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人口也只有一千多万。这么小的国家，这么少的人口，做出这样的事情，确实让人吃惊。由于英国漫长的殖民扩张史，我们可能对它有负面看法。但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得承认它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或者说历史的一个重要变量。03还有一件事更奇怪，英国发动了如此重要的变革，但本身却相当保守。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往往想改天换地，建立完美世界，但是英国人却很少有这种宏图大志。法国人发动大革命的时候，一说就“天赋人权”、“美德共和国”，可是英国人就算扯旗造反的时候，也要强调说自己是在恢复“古老的权利”。最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柏克就是英国人。他深信最人类重要的美德是谨慎和谦卑。柏克觉得人类的理性虽然重要，但并不值得完全信赖，因为理性也许会出错。想着想着想歪了，这完全是可能的呀。他说：“我从不让抽象的东西主宰自己。”对柏克来说，生活的经验，朴素的常识比抽象的真理更重要。柏克被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创始者英国人身上确实有这个特点。大家看一下英国作家的著作就知道了。德国人写的书总是博大精深，但往往有点干巴巴的不近人情；法国人写的书充满奇思妙想，但往往有点轻浮和饶舌；英国人写的书大多都很踏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显得有点经验主义。有个很有名的笑话，说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怎么研究骆驼。德国人会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直探骆驼的精神本质。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写出了一部《从自我的概念推导出骆驼的理念》。法国人会赶往约旦动物园，用雨伞尖捅捅骆驼，给它喂法式小面包，然后回到巴黎，在沙龙里谈谈中东的风土人情，顺手写出一本《多情的双峰》，里面有三百多段关于骆驼的俏皮话。英国人则会带着全套装备，赶往大沙漠，就近观察骆驼的一举一动。两年之后，他带着几大箱原始资料赶回伦敦，写出多卷本的《沙漠骆驼志》，里头塞满了缺乏明确结论的调研数据。这当然是个段子，但是它确实反映了文化差异。例外当然存在，但是总体来说，英国人就是这么经验主义、他们没那么玄奥，也没那么彻底，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少会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大错误。04英国式的保守主义有个重要的基础，就是相信普通人的常识。它觉得理念可能会出错，但常识就可靠的多，因为常识毕竟经过时间的考验。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会发明出陪审团制度。临时拉来一群普通人，让他们来判断罪名是否成立，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有点不靠谱。但是英国人就是有这种奇特的信念，觉得普通人凭借常识，足以明断是非。笃信常识、排斥抽象理念，这样的国家也许有点缺乏想象力，但确实很稳定。在稳定这一点上，英国也是个异数。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碰到过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三百多年来，它没有过革命，没有过内战，也没有过天翻地覆的大灾难。在世界大国里，这个记录是独一无二的。德国有过希特勒，美国有过南北战争，法国有过多次革命，日本有过大混乱，至于俄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有英国安然无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最后，大家都快要崩溃了。历史学家说：当时所有欧洲参战国都处于革命的边缘。但是他们加了一个注释：除了英国以外。这种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英国的保守性格。可是，如此保守的国家为什么会搞出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这些东东呢？又怎么会搞出一个大帝国呢？因为保守也有不同的种类。古埃及文明也很保守，印加文明也很保守，但是它们是停滞的保守，而英国是一种演化的保守。英国并不拒绝变化，但是它排斥断裂式的突变，更不会给提前勾勒出未来的演化路线。事实上，无论是科学革命，还是工业革命，都不是预先规划的结果。并没有哪个英国智者说：“我们要发动工业革命！我们要用蒸汽机颠覆旧世界！”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个发明家、企业主为了赚钱发财，不知不觉地把英国代入了工业时代。就连“日不落帝国”也不是预先规划的结果。英国的君主和首相并没有摊开世界地图，说我们要建立“日不落帝国”，第一步应该先征服这里，第二步应该再征服这里。日本和德国确实这么规划过，但英国并没有，至少在帝国建成之初并没有这么做。英国人就是为了捞取好处，东建一个商埠，西占一块飞地，最后拼凑出了“日不落帝国”。帝国是个计划外的产物，是“机会主义”的结果。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却是历史学家的主流看法。我这么说，并不是为英国辩护。英国在历史上确实有丑恶的一面，种族主义、鸦片贸易、殖民统治等等。但是，它也的确有独特的优点，否则很多事情就无法解释。05那么回过头来，再回到文章的开头：英国为什么需要君主呢？就是因为传统，因为习惯，因为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只要君主还存在，英国人就会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悠久的传统里，就会相信历史没有发生断裂，就会相信不管时光如何流转，英国依旧是那个古老的英国。英国传统的象征是什么？是莎士比亚，是伦敦塔，是圣保罗大教堂，是威斯敏斯特国会大厦，同时，它也是宝座上的君主。女王就像是能呼吸的伦敦塔，能行走的圣保罗大教堂。她象征英国的传统，英国的过去。当然，英国能把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是因为君主放弃了权力，就像老虎失去了牙爪，这个时候，人们才能放心地把君主当成象征，把种种关于传统的幻想投射到他/她身上。几乎所有关于“保守主义”的书籍，都会用英国作为描述的样板。但实际上，保守主义也是有风险的。保守主义，不是要保守过去的一切，而是要保守真正值得保守之物。英国人保留了古老的君主制，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在此之前，曾砍掉过查理一世的脑袋，还摘下了詹姆斯二世的王冠。保守主义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躺平，实际上，它是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做好的事情。

01贾浅浅的事情又上新闻了。这次是因为她发表声明，说《雪天》、《真香啊》、《黄瓜》这三首诗不是自己写的。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贾浅浅这么说，也许还能挽回一点舆论。可到了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什么用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立场。有了立场之后，这就不光是贾浅浅的事儿了，也是“我”的事儿了。改变判断就等于否定自己，谁会随便否定自己呢？所以说什么都没用。不过今天要说的不是贾浅浅，而是贾平凹，也算是看到新闻偶然想起来的吧。前些天我写了一篇谈论贾浅浅的文章，有的网友留言说“你是喜欢贾平凹，才对贾浅浅戴上有色眼镜，帮她洗地”。这话当然是错的，因为我并不反感贾浅浅，却非常不喜欢贾平凹。这种不喜欢最早源自《废都》。我读的时候就极其讨厌这本书。这倒不是因为它如何颓废，如果涉黄。恰恰相反，我觉得《废都》里唯一的优点，就是表达出了世纪末的颓废感。能把一种感受表达到那种程度，说明贾平凹文字功底还是好的。我真受不了的，是书里那种浓浓的直男式自恋，实在是太离谱了。《废都》里的主人公叫庄之蝶，从书里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小说的大背景就是颓废猥琐，主人公当然也跟着颓废猥琐。这并不奇怪。可奇怪的是，书里几乎个个女人都爱他，唐宛儿、阿灿、柳月都扑上来要死要活的。这些女人还特别理解呵护这个大作家。唐宛就儿鼓励他跟别的女人睡觉，因为“你是作家，喜新厌旧是一种创作欲的表现！可这些，自然难被一般女人所理解.....在这一点上，我自信我比她们强。女人的作用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我勒个去。那个阿灿更厉害。她跟庄之蝶第一次见面就上床，然后怀着庄之蝶的孩子，准备独自抚养。她不肯让庄之蝶再去见她，因为庄之蝶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我不能让人知道你认识我，我要保你的清白哩！”不光这样，她还把自己给毁容了，这一方面是要让庄之蝶彻底死心，护着大作家的名声，一方面是要把自己最美的时候独独留给庄之蝶。阿灿用发卡划破自己的脸，然后往伤口上浇墨水，“我已经美丽过了，我要我丑起来。你就不用来见我了！”我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作者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桥段。有人说贾浅浅的屁屎尿的诗恶心，说实话，我觉得那些诗真比这些描写要好多了。《废都》刚出版的时候，有人说“二十年以后回头再看，才能看出它的伟大。”现在二十多年过去，看着还是那么恶心。当然，有人会说，庄之蝶只是小说人物，并不代表贾平凹老师的想法。其实不然，《废都》里的庄之蝶，明显有作者精神投射的色彩。而且贾平凹老师自己在《男人眼里的女人》中说：男人是征服世界而存在的，女人是征服男人而存在的……明白了这个世界仍是男人的，女人也明白了自己的美的作用。现在有相当多的女人不满男人的世界。却错误地一心要做女强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与女人两极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才是上帝造人的原意。这不就是唐宛儿那一套磕儿？贾平凹老师就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也就难怪他会担忧“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还是得买啊。02说回到《废都》。庄之蝶为什么如此受女人呵护追捧呢？当然其中有很大意淫的成分。但是这种意淫倒不是贾平凹老师的独创，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才子文学”的传统，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意淫。比如说《聊斋志异》。蒲松龄其实是个很老实的人，但是老实人关起门写书的时候，依旧是“才子文学”那一套。《聊斋志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才子怀才不遇，家徒四壁，狐狸精或者女妖爱他的才，半夜来敲才子的门，非要和才子睡觉。才子也没办法，那就睡吧，睡的时候还发现对方“俨然处子”。睡醒了，狐狸精或者女妖为他弄钱，为他复仇，为他管家，甚至为他讨小，焖上一锅软饭给他吃，最后飘然远去。这是古代作家，现代作家其实也有这样的。比如张贤亮老师。张贤亮是个很好的作家，有一篇很出名的小说《绿化树》。说实话，《绿化树》写的还是挺感人的，气氛和文笔都好。但是感动完了，再想想故事的内核，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其实还是《聊斋志异》那一套。主人公是个热爱读书的才子，最困难的日子里也坚持读《资本论》，思考社会和人生。结果毫不意外的是，女主人公爱上他了。女主人公从其他男人那里搞到白面馍馍给他吃，还主动要求和他睡觉。最后，这段爱情当然是无疾而终。才子嘛，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小说的结尾，男主人公“走上红地毯”参与议政的时候，又想起当年的女子，鼻子一酸，噗拉落下两滴泪可为什么这些女人会爱上主人公呢？当然因为他有才，会读书，会码字。会码字的人，不光女人会爱，就连男人也会爱怜他。《醒世恒言》里就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唐朝有个才子叫萧颖士。这个萧颖士无权无势，但是脾气极大，动不动就要打人，周围的仆人都被打跑了，只剩下一个叫杜亮的老奴。萧颖士动不动就把杜亮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旁边人劝杜亮离开萧颖士，说你好端端跟着这个凶神作甚？杜亮却舍不得走，说:我主人这般高才绝学，拈起笔来，顷刻万言，不要打个稿儿。真个烟云缭绕，华彩缤纷。我所恋恋不舍者，单爱他这一件儿。最后这位爱才的文青男仆竟被活活打死了。这个故事不用猜，就是萧颖士之流的才子编出来的，他们家里的奴才绝编不出这样出奇的故事。看完这些故事，你就知道《废都》里的庄之蝶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这些书里，为什么《废都》看着格外让人反感呢？就是那副自恋的样子太挂相，也太浓稠了。怀着他的孩子，毁自己的容，保大作家的清白，我觉得蒲松龄和张贤亮还想不到那么深。03我觉得这些才子们往往有一种“婴孩”似的心态。婴孩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这些才子也一样，觉得由于自己“有才”，所以世界应该围着自己转。他们心目中的那些好女人，也都具有一种母性，无微不至地照顾才子、解决他的各种需求，为了才子牺牲自己，以呵护对方的才华。那些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有这种母姓特点。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婴孩心态”啊。可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女人吗？对此我确实难以想象。图相貌、图钱财、图会聊天、图两情相悦，图这图那，我都能理解，但是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文章“烟云缭绕，华彩缤纷”，所以要飞奔而去，仰慕他，呵护他，照料他……..这个确实超出我的理解能力。喜欢他的文章，买本书看就是了，几十块钱的事儿，至于吗？但是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也不能太武断。我确实看过一些八卦，有些相貌颇为抱歉的码字大V，因为“才华出众”，也能和女粉丝们瞎搞，有时候还会搞出事儿来。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女生就算真的存在，也属于傻得透心的那种。要我说，找个才子还真不如找个财主呢，找财主就算离婚了还能分点财产；找才子，离婚了他只会写文章骂你。不信你看李敖。

01昨天吧王朔老师的《起初.记年》看完了。一天看一百多页，看了四天。真厚啊。这本书在豆瓣里的介绍语说：“让历史中的人物活了过来，走到我们中间！”这是瞎扯。根本不是历史中人物活了过来，来到我们中间，而是一帮北京侃爷钻了虫洞，来到汉朝，夺舍了汉武帝司马迁这帮人。看豆瓣评论，很多读者好像读了个开头就放弃了。其实《起初.记年》一开头写得还挺好玩。一帮北京侃爷甩着京片子，聚在汉武帝的军事会议室里，策划对匈奴的反击战。这段情节让我起了王朔老师的一篇老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也就是电影《甲方乙方》的原型。于观、马青、韩重他们配合胖子顾客指挥柏林战役。英达坐镇会议室，面对着南京地图，指挥坦克师集群直扑元首的总理府。

01贾浅浅又给骂惨了。主要是因为要申请加入作协，结果又被翻出当年那些“屎尿屁”的诗。贾浅浅这作协能不能加入还不知道，反正先被大家骂了个痛快。这些“屎尿屁”的诗，我都不喜欢。只有这一首我勉强能够接受：我能接受这一首，是因为最后这句我觉得还稍微有点意思。其他的几首我确实接受无能。我不喜欢这些诗，但你要问我这些诗是好诗，还是坏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我这么说很容易挨骂。但这不是装模作样，故意摆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暗挺贾浅浅。我确实判断不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现代的新诗已经属于小圈子的精英文化。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过阅读训练的人来说，它就跟江湖上的黑话一样，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它想表说什么。大家看到这儿，可能马上就会反驳：贾浅浅那些屁屎尿的大白话你还看不懂？这玩意儿谁写不出来？我马上就能给你写一百首：我今天拉了一泡屎/真爽/你要问我为啥/这么爽？/因为我拉得痛快！这种反驳听上去很有力，但其实是站不住的。02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法国艺术家杜尚曾跑到五金商店买了一个小便池，然后把它带到美术展览馆参展。杜尚把小便池“咣当”往那儿一放，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泉”。就是这么个玩意儿现在，这个名叫“泉”的小便池被最有名的蓬皮杜美术馆收藏了，当成顶级艺术品，没个几百万美元，估计根本买不下来。这就是不讲理啊！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后来有一个学过现代美术的朋友给我解释过这件事，他扒拉扒拉说了很多，我也没太听明白，但是他说的有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要把这个事情放到艺术发展史里去看。把它从艺术史里抽离出来，这个小便池毫无价值，但是在杜尚带它参展的那个时刻，它确实有艺术的价值。当然，我并不是暗示说贾浅浅是杜尚那样的艺术大师，《雪天》是一首比肩《荒原》的伟大作品。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评价现代新诗，还是要放到新诗的语境里去。贾浅浅也写过不少“屁屎尿”之外的诗，我随便摘抄几句：它绽放，她幻想出我们的轮廓除了它的声音，还是它的声音过去和未来它的冻龄，惊飞屋宇缤纷的草叶我们亲吻，它看见我们掌心的帝国这些诗写的看着好像比较“得体”，写的是好还是坏，我还是无法准确判断，但是它至少比较像我们心目中的“诗”。贾浅浅既然能这样貌似正常的诗，那为什么要写“屁屎尿”呢？我觉得她多半还是觉得这样写有创新的意义，大巧似拙，或者颠覆传统什么的。但是这么写到底是不是创新和颠覆呢？“这玩意儿要是也算创新，那我也行!”这并不是否定它的理由。贾浅浅的“屁屎尿”很容易模仿，可杜尚的小便池也容易模仿呀。花几分钟就可以在淘宝上订购一个。第一个带着小便池参展的是大师，蓬皮杜美术馆花大价钱买这个小便池。但第二个带着马桶去参展的就是东施效颦的瘪三，蓬皮杜美术馆的保安直接会把他叉出去。那么贾浅浅的“屎尿屁”是独出机杼的创新呢，还是瘪三式的东施效颦呢？老实说，我直觉上更倾向于后者，但是要想下这个定论，又确实超出我的能力。只有对新诗发展比较熟悉，受过相当阅读训练的人，才有发言权。咱们看着觉得恶心，做不得数。高雅的艺术馆中间摆着一个小便池，也挺恶心，但是艺术家们另有说法，我们也没办法。当然，也有人会说，人家杜尚还是有底线的，只摆了小便池虚位以待，并没有真尿一泡在里头，哪像贾浅浅这样肆无忌惮地“屁屎尿”了？这可真就低估杜尚了。杜尚没尿一泡在里头，不是有艺术底线，而是怕捧着去的路上，一不小心淋身上。03现代艺术确实让人看不太懂。比如蒙德里安的这幅《红、黄、蓝的构成》。世界名画！超级巨牛！但你说这幅画好在哪儿？我实在看不出来。如果你身边有哪个朋友说：他从这幅画里感受到什么什么伟大的力量，他大概率是在撒谎。我看不懂。我想99.9%的人也看不懂。但是我们不能说人家蒙德里安就是欺世盗名，因为现代艺术里有一些实验作品，它们的艺术逻辑确实超出我们的理解。这些艺术成了一个小圈子里的高端游戏，进入门槛相当高。现代诗歌也是这样。拜伦、雪莱、艾青、余光中的诗，我们大致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像这样的诗如何理解：用糖白色方糖更像冰块他们有头像鹰秃头，可以咬但没有这段诗如何评价？如果我告诉你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尼写的，你肯定会觉得其中大有深意。如果我说这是我写的，你肯定恍然大悟，这果然就是胡言乱语啊！但它到底是押沙龙写的，还是希尼写的，其实我们不太分辨的出来。其实这是美国大诗人布考斯基写的。那么现代诗歌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语言逻辑。我看过一篇评论贾浅浅的文章，作者说“诗歌品鉴却不能完全脱离一定的基本度量，既有美感”。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现代诗歌并不以“美感”为评判标准，事实上，它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最接近于这个标准的，就是“创新”二字。那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要创新？这是因为诗人觉得传统诗歌的意向已经被耗尽，变得越来越像陈词滥调。打个比方，看到大雁就想到思念，看到菊花就想到秋天，看到月夜就想到静谧，这样的诗歌虽然精美，但越来越程式化。所以他们想要打破这些固有的意像，让词语再次“陌生化”起来。他们希望用这种创新办法，开创出诗歌新的文体，新的天地。创新的过程有点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验过程一定会出现大量残次品，一定会走很多死胡同，但是没有这些过程，就不太会有大的突破。实验的过程往往相当小众化。就像我们不理解科学家拿那些试管在鼓捣什么一样，我们也不太理解那些艺术家在折腾什么。我对现代小说发展还算下过一番功夫，所以要是拿本现代小说来，我还敢评价评价，但贾浅浅亮出的“屎尿屁”，我还真的无法置喙，因为我不知道这些意象在新诗系统里的位置。就像我不知道那个小便池在现代艺术系统里的位置一样。04那么，难道就由着这帮家伙胡吣吗？随便那个人胡扯两句，就是现代新诗了？就是创新了？当然不是。现代新诗虽然有大量实验性文体，但小圈子也有小圈子的游戏规则。新诗圈子里的作者、研究者肯定能对贾浅浅的“屎尿屁”做个评估。但是问题就来了。首先，新诗实在萎缩得太厉害。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圈子里都有谁。我们都听说过的诗人里，最晚的可能也就是顾成、海子，砍柴喂马春暖花开。之后就是一片空白了。你要是在街头随便拉个人问：劳驾，你知道现在还有哪些活着的大诗人吗？估计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还有人写诗？所以，现在就算出来一个新诗研究者说：“我看贾浅浅的诗写的还不赖！”大家马上就会说：“你觉得不赖？你算老几！你觉得我不识字？！”新诗本来是个小圈子的游戏，可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小圈子的存在，这样一来，也就没谁有权威性能说服大家。当然，这里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人情世故、拉帮结派、裙带关系、花花轿子人抬人，这些现象确实存在。贾平凹是个出名的作家，有资源有地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评论者说的不是违心话？如果贾浅浅的父亲不是贾平凹，而是某个陕西农民，她还能出诗集，能获奖吗？确实够呛。05我估计很多网友看个开头，发现我没有批判“屎尿屁”，就已经破口大骂、叉掉文章了。“有一个不要脸跪舔的！”。能看到这里的读者，算是很有耐心了。那么大家可能还是会一句：“那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现在写这种文章，最重要的就是立场：“你是挺贾浅浅，还是骂贾浅浅？我们就要这一句话！”那么我要说，我没有立场。当然，在立场鲜明的对骂中，没有立场其实也算是一种立场。一定要我说的话，那么我的总结是这样的：如果网友们骂的是裙带关系，是利用特权，是走后门，那我一点意见都没有。骂得好！但如果大家骂贾浅浅的诗，我就有点不同意见。因为我读了很多骂贾浅浅诗歌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合格的，基本都是情绪发泄。我不懂新诗，但我知道我不懂，那些作者也不懂，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不懂。他们骂的理由是“看了就恶心”、“辣眼睛”、“没有美感”、“是个人都能写”。这些理由其实都不是理由。根据我的浅陋了解，新诗的评价标准绝不是这些。贾浅浅的“屁屎尿”是烂诗吗？很可能是。她非常有可能是“第二个带小便池进美术馆”的人，用廉价的手段做伪创新。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不能确定。我希望看到有一个内行能从新诗的内部逻辑里，有理有据地批评这些诗。但目前还没怎么看到。我看到更多的是“我读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一首诗，如果不美好，还有什么价值？”“你看人家这首诗，写的多好！”“我虽然不懂新诗，但我不瞎！”老实说，这些话都是文不对题。重复一遍：贾浅浅的诗很可能、非常可能、极有可能是烂诗，（看，为了不让网友骂我，这句话我特别标黑了！但估计没用）可网友骂这些诗的理由如果成立，那换成一个优秀的前卫艺术家，也会被这些理由给骂死。杜尚端着小便池，会被原地骂成化石。“这个叫泉.....”“泉个屁！我看你就是个变态！再不端走，信不信我尿你一头？”06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这篇文章并不是为贾浅浅辩护，而是为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当然，我相信很多读者还是会说：“这玩意都看不出来好坏，你瞎啊？”那就算我白说。

01上一篇文章写了东西方的大师怎么指引科学，今天顺着这个思路讲讲科技问题。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这么发达，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发生在中国？这听上去是一个问题，其实它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科学，一个是关于技术。我们都习惯说“科技”，可在历史上，科学和技术是两个领域。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彼此之间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比如说，造纸就是技术，蔡伦需要了解什么科学理论吗？并不需要。活字印刷也是技术，毕昇、谷腾堡需要了解什么科学理论吗？也不需要。我们还可以再往后推，瓦特改进蒸汽机需要了解什么科学理论吗？其实也不需要。牛顿他们搞的科学革命，和瓦特他们搞的工业革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制造蒸汽机根本不需要懂什么牛顿三定律，甚至不需要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大家读一下《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就会发现当时的技术并没受到科学多大的影响。当然有少数例外，但总的来说就是这样。纺纱机能织布，蒸汽机能做工，“科学革命”有什么实际用处吗？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比如说，牛顿物理学彻底改变了科学家们看待世界的角度，但它并没有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也没有增加英国的GDP。如果从纯功利角度看，科学革命一开始无非是高级学者们在自嗨。瓦特拿万有引力定律能派上什么用场？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一切都变了。科学和技术产生了合流，出现了“科技”。第一次工业革命不需要科学家，可是电气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科学家根本就玩不转。没用的东西忽然成了最最有用的东西。可是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能预测到这件事。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牛顿，他们研究科学并不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他们只是单纯地为了求知，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了解世界的奥秘。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研究是不是“有用”，那是瓦特关心的事情。02回到“李约瑟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历史学家们提出了无数种解释，这里就不多说了。那么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里当然也牵涉到很多因素，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不同。古代中国在技术方面非常强，在不少领域都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四大发明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科学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拿天文学来说，古代中国在技术层面可以做得非常好，预测日食月食相当精确，西方人没有观察到的超新星爆发，咱们祖先也观察到了。但是，古代中国并没有提出过一个像托勒密那样复杂精密的天文理论。中国天文学家对星球在天文空间的实际轨道并不太关心天文学的细节比较复杂，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郑和七下西洋，用到的造船技术非常先进，航海中的观星术就算没有大幅度领先欧洲，至少也不落后。但是，有一件事非常奇怪。郑和船队航海十万里，一直开到非洲。船队里有一个叫马欢的人，写下了《瀛涯胜览》。这本书记录了航海中的各种细节，但是它从没有猜测过非洲大陆是什么形状，也没有提到地球是方是圆。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如果是平的，边缘是什么？如果是球体，它有多大？对横跨大洋的航海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最激动人心人的话题吗？马欢居然只字没提。不光马欢不关心，整个船队可能都不太关心。如此伟大的航海居然没有引发对地球的认知讨论，这很奇怪。03也许这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更愿意解决一个个的现实问题，对抽象的科学问题缺乏足够的兴趣。我们可以看一看更科学里最纯粹的部分：数学。中国古代数学最经典的著作叫《九章算经》。它是算经之王，上千年来，很多数学家都研究它，给它做注解。如果拿西方数学去比较的话，它就像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九章算经》里的内容往往都是这样的：今有凫起南海，七日至北海；雁起北海，九日至南海。今凫雁俱起，问何日相逢?一本很实用的习题集。而且还有更实用的内容：今有粟一斗，欲为粝米。问得几何?答曰:为粝米六升。这和《几何原本》完全是两种东西。《几何原本》上来就是公设，然后是定义，然后是各种定理推导，非常抽象。比如我摘一段明代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第十三论

01前些天我读了一本书，《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这本书最近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批评说这是“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这个评价我觉得有点过了。要说起来，这本书好像是有不少问题。特别专业的内容我不敢置喙，但是基本逻辑方面，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读起来让人疑惑。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在第168页，作者说：田租与户赋（“顷刍稾”）皆按户征纳…..并与编户占有的田地数相脱离。意思就是每户缴纳的租赋是固定的，不管你有多少地，都是这个数。但是就在同一页，作者又说了：某人在启陵乡有田一顷四十一亩，纳刍稾钱八十五；在贰春乡有田二顷四十七亩，纳刍稾钱一百四十九。可见”刍稾”明明是按田地数征收的嘛！同一页就有两种说法，这不矛盾吗？再比如，书中第180页，作者援引《二年律令》里的一段话：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然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故“耐为隶臣妾”要重于“系城旦舂”。（系和完在这里并无什么区别，都是没有其他附加刑的意思）What

01本来不想再说余秋雨老师了，不过昨天看到“海边的西塞罗”的一篇文章《现在说不丢人了：我就是余秋雨老师的书迷》，觉得有些地方还需要解释一下。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我完全赞同，放在现在环境下看余秋雨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海边的西塞罗”认为：中国70后、80后、90后这三代人，但凡喜欢读点书的，很难说自己没受过余老师的影响。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海边的西塞罗”才气纵横，属于青年俊彦。他跟我这样的中年人的阅读经历不同，收到的精神洗礼也不同，所以他可能不太理解一件事：70后的很多写作者，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余秋雨的文章，从没喜欢过。当然，不是全部如此（比如西塞罗列举的张宏杰老师可能是一个反例），但至少有很多。他们发自本能地排斥余老师的文章，也不可能受到余老师的什么影响。余秋雨老师被文化界口诛笔伐，“含泪文”确实是导火索。但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对余秋雨颇为反感，“含泪文”只是火上浇油，把反感给升级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文人相轻”，因为嫉妒人家火。其实绝不是这样。如果“文人相轻”，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称赞王小波呢？你也许可以解释为王小波早逝。“要是他活着，你还骂他呢！”但是韩寒一度比余秋雨更火，可是像我们这些70后的写作者，对他也差不多是一边倒地称赞，看不到嫉妒的影子。后来“倒韩事件”发生，骂他的人也以网友居多，职业写作者主流反而是挺韩寒的。如果不是出于嫉妒，那么是因为观念不同？也不是。余秋雨老师写的是文化散文，在“含泪文”之前，并没有太强烈的观念输出。问题并不出在观念上，而是出在“文体”上。很多和我同年龄段的写作者，就是单纯厌恶余秋雨老师的文体。02“海边的西塞罗”可能不是很能理解这种厌恶，因为这和70后经历的精神洗礼有关。我这一代的读书人，大多有过两个文化偶像。一个是60后的崔健，一个是50后的王朔。对于青年时代的我来说，崔健是个神级的存在。这种感觉并非我特有的。比如刘瑜写过一篇谈崔健的文章，说：我的整个青春，仿佛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回望自己的青春时，崔健是多么重要啊，堪称独树一帜。确实如此。崔健是很多70后的精神偶像。他给我们带来一种理想主义的洗礼，或者说一种愤青式的精神。我敢说，如果崔健十八岁的时候出个车祸意外，那么现在会少很多忧心忡忡的愤青中年。王朔带来的是另一种冲击。现在，70后很少有人再回过头来读王朔的作品了，但在当时，他对我们的影响极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审美上，厌恶矫情，厌恶滥情，厌恶一切伪崇高。如果余秋雨老师这样的人物出现在王朔小说里，那会可怕成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想象…….03一群厌恶伪崇高的愤青，他们写出的文章可想而知。大家可以看看比较著名的70后写作者，不管是刘瑜、林达，还是和菜头和被夺舍前的连岳老师，他们的观点有异，风格不同，但是在文体上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极少使用感叹号，都很排斥夸张的感情，也都尽量避免宏大叙事。“海边的西塞罗”在很多现代作者文字里看到余秋雨的影响，而我在这些70后作者身上，能明显看到崔健和王朔的影响。在这批写作者眼里，“好文字”其实大致是有标准的，就是要清晰准确。有点灵气当然更好，如果再有点幽默感那就更好了，但如果没有，那至少也要流畅自然。他们并不排斥抒情，但是抒情要比较收着。感情要被平淡自然的话包裹着，就像珠宝要被盒子包裹着一样。大家可以看一看王小波的那篇文章《沉默的大多数》，里面感情激荡，几乎到了难以自持的地步，但是他还是用看似平淡的话把它团团包裹。读者不需要升华，只要跟随着那些日常话语，就能够抵达火一样激烈燃烧的内核。余秋雨老师写他“要在沙漠痛哭一场”的文章时，我坚信他并没有哭；但是王小波写《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我却深信他一定是流过泪的。在我们看来，《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标杆性的文字，文章就该这么写。所以，很多70后写作者看到余秋雨老师的文字，很自然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们小时候读的就是这样的“美文”，好不容易摆脱了它们的影响，现在它居然又卷土重来，只是变得更精美，更细腻，这怎么能让他们不反感呢？这不是年龄段的党同伐异。更年长一些的易中天老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韩寒，70后写作者都能接受。我很少见70后写作者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显得像“自己人”。但是独独不肯放过余秋雨老师。04我可以拿自己做个例子。我初读余秋雨老师的文章，觉得还不错。没觉得特别好，但还能接受。可是后来读《苏东坡的突围》时候，就开始有了排斥。那篇文章其实观点没什么问题，我基本赞成，问题还是出在文体上。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反感。不光我，我相信你拿给和菜头老师，或者当年的连岳老师看，他们也都会本能地反感。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后来我又读余秋雨老师的《道士塔》，看到他要在沙漠里痛哭；又读他的《夜航船》，看到他要用一生来索解木鱼声；再后来，又读了他铺天盖地的排比句，这种反感就已经彻底闭合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文人常见的夸张，但是我不能接受。在在我看来，这就是滥情，这就是文字上的轻佻和虚伪。而文字上的轻佻和虚伪，会导致人品上的缺陷。所以“含泪”事件出现后，我直觉地认为：哼，果然如此！而且，我的这种感觉绝不是个人特例，而是带有时代印痕。现在看，确实苛刻了，我承认。05我在后台收到很多留言，说余秋雨老师的文章给他们写作带来了很大帮助，以前不知道怎么写作，后来模仿余秋雨的文章，就一下子“悟了”，轻松得了高分。这些话我是相信的。清晰流畅的文字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很难掌握，需要大量练笔。而余秋雨老师的文字看似深沉典雅，其实很容易模仿。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看余秋雨老师的文章好仿写，还是刘瑜的文章好仿写？余秋雨老师的那种抒情文章易于模仿，而且也比较唬人，所以对后来的写作者有很深的影响。但这正也是让我反感的地方。在我看来，它很容易让写作者以坚深文浅陋，以华丽饰虚假。形容词支撑起了文章主干，排比句取代了逻辑推演。一份的感情当十份用，一点情绪波动就夸大成泪雨滂沱，一点清宵感慨就膨胀成了灵魂震撼。怎么能这么写文章呢？当然，我这么说有点苛刻。平心而论，某个少年若是由于读余秋雨，产生了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也不是坏事。由此入门，未必就会终身笼罩在他的阴影里。就像我小时候还迷恋过三毛的书呢，以为是人间至文，现在重读也觉得诧异。“海边的西塞罗”说自己受过余秋雨老师的影响，但我看他写的文字也很清晰流畅，没有余老师那么多矫饰。人生各有机缘，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就事论事，我对余秋雨老师的文字确实绝无好感，也绝不认为“中国70后、80后、90后这三代人，但凡喜欢读点书的，很难说自己没受过余老师的影响。”我觉得这就是时间带来的隔膜。“海边的西塞罗”还是不太理解我那一拨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立论的原点。我现在还是不喜欢余秋雨老师的文章，但我不再觉得这些文章有多恶劣，也不再认为余秋雨老师是需要撰文讨伐的对象。为什么？就是因为对比。我活到中年才明白，矫饰算不上人间的大恶。余秋雨老师虽然是拿一份的感情当十份用，但毕竟是有一份的感情在那里。现在的很多爆款文，满脑子就是“我该怎么说，才能让读我文章的这帮傻子更爽？”这样一对比，就连余秋雨老师的泪水都显得是那么真诚。

01前几天我看到连岳老师关于二舅视频的一段话，有点感慨，因为它想到了另一位作家：王小波。连岳老师的话是这样的：这段话挺奇怪的，有点像逻辑学上所谓的“悖论”。连岳老师也反对“上纲上线”，但是

吴阿萍事件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就是她不仅供奉了几位日本战犯的牌位，也供奉了美国传教士魏特琳。那么今天就来说说魏特琳这个人。我读了几本关于魏特琳的书，《American

01关于易烊千玺的话题好像有点过时了，但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如果大家猜疑的正确，（当然，这种猜疑是否成立，还需要做进一步事实认定了）国家话剧院公布了一套招聘流程，但是却偷偷把某些招聘名额给了明星，那就是违反诚信。说一套做一套，把应聘者蒙在鼓里，活该被骂。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网上有些说法，让我有种隐隐的不安。比如我常看的一个公号“海边的西塞罗”，就拿易烊千玺这件事做了个比喻。“海边的西塞罗”是个很好的作者，观点吻合度和我也很高，我也向不少朋友推荐过。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做这个比喻才更让我不安。这个比喻不能说错，但就是让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02不安的点在于什么呢？在我的脑子里，无论是现在的易烊千玺，还是当年的丁真，他们得到的“公职”，虽然带着“公”字，但毕竟还是“职”。这是一份工作，一份职业。教育资源是面包，社会福利也是面包，这些都是应该按照某种规则排队去领的东西。比如高考，高考分数就是你排队的号码，你分数没我高，却跑到我前面去了，这就是插队，破坏公平。但是工作呢？我觉得工作不应该是按照某种规则排队去领的东西。工作最关注的应该是合适不合适。如果工作也成了按规则分配的面包，我就会觉得不安，觉得一定是那里出了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工作本身就不该是面包，它应该是创造面包的面包炉。当年丁真成了国企文旅局员工，大家说他插队；易烊千玺如果真成了国话的演员，大家也会说他插队。这是因为大家没有把“文旅局员工”和“演员”真的当成工作，而是当成了“社会资源”。既然是社会资源，就该公正的分配。大家都按照考试成绩排队等工作呢，你怎么没考试就跑前头去了？但是，文旅局员工不就是要发展文化旅游吗？演员不就是表演给观众看的吗？可是没有人关注丁真能不能发展当地旅游，有没有人关注易烊千玺会不会表演。大家关注是他们有没有通过考试。03当然，我知道我这话说的很不接地气。大家气愤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背后的“编制”。如果国话招聘一个合同制演员的时候，暗箱操作、不够诚信，大家可能不会这么气愤，关键还在于“编制”。“编制”确实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确实不仅仅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源。干同样的活儿，有编制和没编制就是不一样。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完全理解那个面包的比喻。可我还是不安。我自己就是个“小镇做题家”，靠考试成绩获得了教育资源。我们这一代“小镇做题家”大多都曾被父母谆谆教导，要找一个“铁饭碗”，最好有事业编制。我当年对这种教导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过时的陈腐思想。但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之后，现在的孩子居然和我父母会师了呢？我没听我爹妈的话，易烊千玺他们倒听了我爹妈的话。我有时候真是觉得，现在的老中青三代就像奥利奥，年轻一代跟老一代有更接近的价值观，我们这帮中年人夹在中间，上下都觉得我们颜色不对头。04其实很多道理我也是明白的。比如公职和私企员工性质不一样。私企员工如果不称职，会直接影响老板收益，老板不会录用他们，这不用别人操心。可是公职往往缺少这种利益驱动，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固定透明的流程来约束，就容易沦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是，说到底，任何“职”都是工作啊。比如像丁真，跟普通应试者比起来，他肯定能给理塘带来更多的旅游发展。如果他获得公职都算是插队的话，我觉得可能“职”这个概念就发生了某种偏差。“职"可以是饭碗，但它首先是工作，是要出活儿的呀。工作不是等待分配的福利，而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安全、秩序也都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财富）。所有的招聘流程，最终目的都应该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再重复一遍：我能理解现实中大家的想法。我也知道现在公职确实成了一种资源，大家也确实不得不去排队，我知道这是形势变迁，不单纯是观念问题。但我还是不安。大家像领面包一样，按照规则排着队去领“文旅局职工”或者“国家话剧院演员”这样的岗位，这个想象中的场景让我非常不安。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因为太像我少年时代熟悉的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