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篡改的命》，“篡改”也是关键词。它非常符合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中国人信命，但也要改命。天意不能改的，可以自己来改，于是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改，改性别，改年龄，改档案，改天换地，甚至改历史。

密伦娜曾写信给勃罗德说，卡夫卡“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反对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

《古炉》《老生》都写到，一群小人物在历史的动乱中，或隐忍慈悲，受尽欺侮与伤害，仍倔强地活着；或被自己都还不甚了了的各种革命理念所劫持，拔刀向更弱者砍去，以善的名义不断制造新的恶。

黄薇则以一种轻松的比喻举例：身边的朋友去shopping买包包，但其实把一部分的钱花在艺术上，得到的快乐可能一天两天感受不到，但几个月一年之后，你就会知道艺术带来的快乐不是一个昂贵的包包可以比拟。

问：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对这样有舆论争议的新作进行表彰，同时也表达了对老作家的一种肯定与慰藉。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之后，对作家作品的审慎批评态度是否有趋向保守的倾向，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新锐与果敢？

谢有顺：知识付费的生产模式、盈利模式必然会改变知识的传播方式、讲授方式，它也会反过来要求并塑造讲授者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传播知识。知识很重要，讲授知识的方式也很重要，由谁来讲更重要。改变是多方面的。

截至今天，短短两三个月，百神传媒已经聚集了整整20个自媒体，更重要的，是聚集了几十个背后的大神。今天，是百神自媒体集群首次集中亮相！我们将会聚集30个、50个、100个自媒体，真正百神齐聚。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发起人、终评会召集人。

这一实验成果，直接影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才开始写作的几批年轻作家。到他们那里，语言和叙事革命的乖张面貌也许不在，但写作是一种现代叙事学的观念，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写作主流。

韩少功说，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他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

文学要获得永恒品格，就不应重在表达一个时代的总体话语，而恰恰应该表达出自己这个个体和总体话语之间的错位和差异。也就是说，历史记住的是大家共有的集体记忆，而文学记住的应该是自己独有的个人记忆。

在谢有顺看来，多数中国电影的艺术水平是落到了几十年来最低的时候，烂片前所未有的多，而且看不到有多少导演愿意振臂一呼，做一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东西，这也是他对中国的电影忧心忡忡的原因。

现场福利：活动当日亦是网易蜗牛读书一周年生日派对，不仅有有趣的庆生仪式，还有特选精酿啤酒，小吃等物质食粮。

网络文学作家不是通过杂志社筛选出来的，也不是通过某个评论家评论出来的，也不太考虑文学史讲不讲他们。他们完全与传统的塑造作家的力量不搭界。这样的网络作家群体非常庞大，他们依赖网络，与读者直接互动。

读他们散文的最大感受是，你几乎看不到作家用力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这种文字在阅读者的心灵中所起到的效果，也非以冲击力取胜，它更多的是给人智慧，让人舒适。

王安忆在《小说的当下处境》一文里，也专门谈到了小说的说服力问题，她以小说中的“生计”问题为例，问了作家们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是靠什么生活的？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日用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

福楼拜的小说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这没有对生活的认真研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严丝合缝必然会产生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恰恰是从一些具体的常识和细节描写中累积起来的。

我希望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感官是活跃的。有的时候，一个实感意义上的传神细节，能够将你要表达的、甚至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刻在读者的心里。

南汉国这段历史没有多少人研究过，资料不一定好找。要在这个基础上做想象、做挖掘是很难的。假如没有作者学者式的沉潜功夫，去勤耕这段历史，去发现这段历史内在的东西，可能这段历史就在我们视野里消失了。

因此，以地理边界来描述一个地方的批评面貌，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大家也没必要对这样的概念过于执着，它只是一说而已，目前无法作出严密的论证的，你过分当真，就会发现这样的概括有时漏洞百出，很难自圆其说。

当然，很多批评家都有思想锋芒、艺术解释力和文体意识，但是，这些在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更突出。而我认为，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基石。

很多作家，不是他没有写作抱负，而是他没有看到自己写作的限制。懂得限制自己的作家才是聪明的作家。写好一个地方、一种人群、一种生活，把自己扎根于一个原产地，把自己磨得足够尖锐，慢慢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

造化真是待人不公，有人对于文学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但是，终其一生，艺术的奥秘，对于他们永远是奥秘。而对于这个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孩子，竟赋予了他这样的秉赋，在许多资深的教授看来还是乳臭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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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如果能写出这个空间里人的复杂感受和精神疑难，深圳作为一个文学叙事的样本，必将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留下更重要的印痕。

但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

此次新书分享会以《成为小说家，做一个有偏见的人》为题，采用对谈+分享，特邀同为七〇后的小说家徐则臣、阿乙，以及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诗人续小强作为嘉宾。

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得主。新出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目前，作品已输出七个语种十五个品种。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为一点蝇头小利折腰呢，又怎么会因为一点压力就说违心的话呢？这种悲苦的遭遇，使得孙老师后来成了名师之后，也习惯站在弱者一边，竭力保护才华，保护学生。

多年来，听我讲过课的作家朋友们，也许早已忘了我讲过的观点，但很多人依然还会向我忆及我举的某个例子或我讲的某个小故事，这足以让我感到欣慰。

确实，他是当代少有的能把灵魂的力量展示出来的作家。他的写作，是有重量的，有方向的。比起当下许多作家的肤浅和轻佻，你会感觉史铁生和他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甚至不像是同一个人类。

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波德莱尔说，批评要“站在排他的观点上”，但也要“打开最广阔的视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跟岭南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有关。北京、上海的历史传承，一直以来都是有紧密的延续性的，岭南的历史传承却显得比较薄弱。也就是说，现在的广东和以前的广东是两回事了，甚至可以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

谁都知道，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只从文学本身看，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任何技术性的，或者片断性的变革，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

谢有顺：首先网络文学已经是一个坚实的存在，不能忽略。我们对文学要有新的观念。有些是能够让内心有强烈呼应的阅读，有些是消遣的，快速的，能打发时间的阅读，我觉得还是必须承认阅读的分野。

可是，在当下这个普遍崇尚文学交流的语境里，我们是否忽略了文学的另一种本质——写作的非交流性？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交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冥想中产生的。

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发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

当代的小说为何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

看一个作家有没有现代感，一是看他对叙事节奏的控制，另一个就是看他能否找到和现实既贴身又有差异的角度——太像现实了，难免老套；太过夸张，甚至用力过猛，可能又会失去叙事的说服力。

中国当代文学里，匍匐在地上的人生太多，能站立起来的人生太少，在混乱破败中无声地死去的人太多了，只有很少的人，死去之前要喊一嗓子，要让人家知道我曾经活过，留下过痕迹，我曾按我自己所认定的那样活着。

他获诺奖时才五十七岁，在众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他算是比较年轻的，他的创造力还很活跃，我想，获奖不是对他的终极论定，他还会写出令人吃惊的作品的。我这样期待。

我们经常说当代文学的面貌贫乏、苍白，原因就是作家的感官没有获得解放。小说若只有情节的推动，而没有声音、色彩、味道，没有器物、风景的描写，听不到鸟叫，看不到田野和花朵的颜色，就会显得单调、乏味。

作家在面对这些历史时，最怕接受现成的结论，而成了传声筒，假若小说能塑造出各样情境下的人性景象，就能为粗疏的历史补上血肉和肌理。直接跳出来发表看法，或者声嘶力竭地呐喊，反而丧失了文学独有的力量。

这几个部分的视角转换，构成了一种立体叙事，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种情绪，同样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从不同的角度，透露出的是不同的信息，于是，叙事就在不断的驳难中越来越接近生活的真相。

首先是改变了不少孩子。通过《做》这本书，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脸上舒展的笑容，也能看到孩子们的热泪，那一刻，你知道他心灵的某个角度，有了新的东西，他被改变了，哪怕只改变一点点。

钱穆教我们读诗的时候，也是这样教的，他说我们要学会遇见诗歌后面那个人，所有的诗歌，所有的典籍后面都站着一个人，好比我们读《论语》的时候，一定会想象，会遇见孔子的音容笑貌，这就是生命的一种呈现。

小说要是布满了这些结实的细节，这些带有考据性质的细节，我觉得才能够把小说中的人性、人物的灵魂写好。这些细节就像一个容器，正如一个厨师没有相宜的餐具，做得再好的菜也会打折扣。

它的核心品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复杂和丰富，而不是一些作家所说的简单和直接；一旦取消长篇小说在精神书写上的复杂性和在人性展开上的丰富性，也就取消了它在写作上的难度，这样，长篇小说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一个作家开始关心到作品里的一个词、一个字时，他的写作感觉就是在贴着语言写了，他不会让一个词从自己笔下轻易地滑过去。这也就是鲁迅为何会劝我们写完一篇文章后要读上几遍，删掉那些多余字眼的缘故。

有一次，我和格非在广州吃饭、聊天时说到，科波拉那个年代的人看他的《教父》，不是只看《教父》的故事，而是通过《教父》看那个年代生活的种种事象。在这部电影里，连码头都是科波拉按照当年的尺寸建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