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充分运用了现代遥感、大数据这样一些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以及走航车、无人机、无人船这样一些现代化执法装备，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问题发现机制，精准识别问题和线索，大大提高了对恶意排污行为的发现能力。”9月15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十年来，随着航天科技的进步，我国遥感领域正式步入高分辨率影像的大数据时代，卫星遥感等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有了更广泛应用，执法人员从此有了“千里眼”，执法效率大大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战有了重要科技支撑。近年来，安徽省肥东县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展生态环境执法监管，通过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无人机、卫星遥感、大气VOCs质谱仪走航车等新技术新装备新手段，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的“生态天眼”系统。6年来，为督察提供问题线索近百万条2015年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启动试点。2016年7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这期间，我们第一次为督察组提供了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煤矿开采情况遥感监测。”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以下简称卫星中心）生态环境空间数据中心主任助理、督察遥感技术室负责人曹飞回忆道，贺兰山地区及保护区内煤矿资源丰富，由于历史原因，保护区内存有大量煤炭开采区域，甚至包括大量露天开采矿坑。为核实保护区内涉及煤矿开采矿坑范围、工人生活厂房位置、炸药房位置等人类活动信息，按照督察组要求，卫星中心开展相关信息的卫星遥感监测并提供相应成果。自此，卫星遥感手段开始作为督察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之一。卫星中心是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的重要技术支持单位。自2016年第一轮第一批正式启动，到今年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结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以及“回头看”工作中，都有他们的身影。据了解，伴随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向纵深发展，为全面满足督察工作的专业需要，卫星中心从第二轮第六批开始，参与全部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5个小组的督察进驻工作。曹飞说：“6年来，我们综合运用卫星和无人机遥感监测，提供更加精准的技术支持，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提供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及其重要敏感生态保护区域的问题线索近百万条，重大问题线索千余条，成为典型案例的重要来源。”卫星遥感是如何参与督察工作呢？据曹飞介绍，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进驻前，卫星中心会全面了解督察任务地区的特点，查找不同时期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线索，包括影像巡查、舆情信息来源、台账线索跟踪、“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等相关信息，用于及时全面发现生态破坏问题线索，第一时间跟踪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和问题核实，丰富生态破坏问题线索来源。例如，第二轮第二批督察工作进驻前，卫星中心通过网络查询到“浙江省‘毁林造地’项目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舆情线索速后，进一步通过卫星遥感核实发现，2018-2019年该地区仍然在海拔500米以上、坡度超过25度的部分生态公益林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毁林开垦，造成大量林地被占用。卫星中心将这一问题上报督察组，最终查实“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耕地占补平衡变形走样存在毁林造地问题”。不止上述案件，在“四川省眉山市违法开发房地产黑龙滩水源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违规占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破坏问题突出”“黄河陕西韩城龙门段长期非法倾倒大量废渣破坏黄河生态环境隐患突出”等，以及对中国五矿、中国化工、中国建材和中国铝业等央企督察中公布的生态破坏典型案例中，近半数矿山违法违规开采都用到了遥感监测提供的相关监测结果作为证据。“督察未动，遥感先行。”之所以从“辅助”到“必备”，曹飞认为，卫星遥感具有覆盖范围广、时效性强、客观、动态可追溯等优势，在督察工作中充当了“急先锋”。督察进驻前，利用多期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开展督察区域生态环境破坏问题遥感监测筛查，力争“先行一步”，为各现场督察组提供精准指向和证据，大幅提高督察工作效率、减少人员和经费投入，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专项督察和警示片提供精准现场调查支持、问题溯源分析等，提高现场督察检查的精准性和科学性。“还可以利用卫星遥感长时序影像客观记录特点，开展生态环境破坏违法问题追溯。”曹飞记得，在某地钢铁行业去产能存在乱象产业结构调整落实不力问题中，一钢铁公司曾于2014年违规开工建设一座600立方米高炉，通过卫星遥感影像监测发现企业实际在2016年仍未建成，用尚未建成的600立方米高炉顶替化解产能任务，并获得奖补资金6383万元。展望未来，卫星遥感如何更好地支撑生态环保督察工作，曹飞表示，一方面，将尝试运用商业视频卫星、厘米级高分辨率卫星等新技术、新方法，针对重点关注区域或目标进行连续实时成像，获取生态环境问题视频，增强全面判读解析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将加强卫星遥感、红外识别、无人机、大数据等技术的科学运用。“在督察业务工作中科学应用遥感监测技术，关键在于要全面梳理督察业务工作流程，明确需要遥感支撑的业务环节，综合应用全球定位、地理信息、计算机等技术手段，构建遥感督察业务体系，为督察工作开展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全面提升督察工作效率。”曹飞最后表示。精准高效识别问题，分析评估环境变化趋势2019年建国70周年之际，一部大型纪录片《美丽中国》播出后，引发了观众关爱自然、保护生态、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强烈共鸣。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该片拍摄过程中，卫星中心提供了卫星遥感影像，使该片更加直观、生动、立体地展现了中国近年的生态变化和“美丽”的演进历程。这十年，卫星中心可不仅是“美丽”演进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特别是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优势。全面精准高效支撑大气环境监管。卫星中心大气环境遥感部大气污染源室主任张丽娟告诉《环境经济》，秸秆禁烧一直是监管的一个难点，卫星中心综合利用5颗极轨卫星和2颗静止卫星建立多源卫星遥感全天时、高精度监测技术体系，每天实现对全国范围扫描监测300余次，搭建了全国秸秆焚烧火点一张图展示平台；特别是针对我国东北、西南等重点区域大量秸秆焚烧火点，设计“卫星遥感+APP”监管模式，研发配套火点核查APP，从秸秆离田管理、秸秆焚烧监测、秸秆焚烧核查执法和大气污染影响评估等各方面进行秸秆禁烧管理的全面技术支撑工作。近年来，卫星中心还积极开展大气污染跨境区域传输监测分析。张丽娟介绍，针对东南亚每年春季烧荒、夏季俄罗斯森林火灾等大量生物质焚烧以及中蒙边境地区沙尘天气，污染跨境传输对我国境内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充分发挥卫星遥感跨区域大范围监测技术优势，综合利用多颗极轨卫星和静止卫星对污染的起源、传输路径以及影响范围进行动态监测分析。同时，精准支撑夏季臭氧污染攻坚战。在近两年生态环境部夏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期间，综合利用超光谱卫星遥感探测技术创建VOCs重点区域筛选技术，针对苏皖豫鲁交界地区、长三角等40余城市开展多轮次卫星遥感臭氧及其前体物遥感监测，定位涉VOCs企业排放源，为生态环境部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强化监督帮扶派员及远程工作组推送重点关注区域超过90个城市7000余个高值区。此外，开展大气环境形势监测分析。对全国、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汾渭平原、长三角、珠三角及苏皖鲁豫等重点区域的颗粒物浓度、NO2、SO2、CO、HCHO和O3柱浓度等多项指标的常规业务化遥感监测，准确掌握我国及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变化形势，并综合利用国内外多源卫星遥感技术建立一套完善的空气质量应急监测监管技术，为国家重大活动空气质量提供保障。“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落实国家水环境管理向水生态环境综合管理转变的新要求，聚焦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失衡、水生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突出水生态问题，兼顾长江源头及上、中、下游特点，以“水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以“水生境保护”“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保障”为支撑，科学构建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卫星中心水生态环境遥感部贾兴说，在长江水生态考核14个指标中有4个指标都依赖遥感手段展开监测，即水华面积比例、水生植被覆盖度、自然岸线率以及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这4个指标充分发挥了卫星遥感监测的覆盖范围广、监测时效性高、数据综合客观性较强、经济社会效益性好的优势，实现了日/周尺度的水华面积比例考核湖库监测，3.8万公里的自然岸线率监测以及108万平方公里的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评价。”卫星遥感在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方面又有什么优势？据卫星中心水生态环境遥感部冯爱萍介绍，一是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开展省域及监测区的土地利用年度监测及植被覆盖度月度监测；二是采用基于遥感分布式面源污染评估模型（DPeRS模型）算法开发的“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每年开展1次国家尺度多类型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评估指标包括总氮、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入水体污染量，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负荷空间可视化，直观提供农业面源污染优先控制区的空间分布，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提供技术支撑。土壤监管涉及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在这方面卫星遥感也是大有作为。卫星中心土壤生态环境遥感中心屈冉告诉记者，为防范耕地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他们重点盯的是严格管控类耕地。主要是基于多源多时相高分遥感影像，分析农作物季相特征、光谱与纹理影像特征，形成严格管控类耕地遥感监管技术方法，综合遥感核查、资料分析、无人机航拍、现场核实等手段，开展严格管控类耕地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落实情况遥感监管，为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另外，为防范人居环境风险，卫星中心编制了《污染地块开发利用遥感监管技术指南》，构建了污染地块开发利用遥感监管技术体系，研发了污染地块自动变化检测模块、实地核实APP、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名录地块开发利用活动年度覆盖全监测，开展了典型区域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地块开发活动遥感监测，推动保障污染地块安全开发利用。成为打好治污攻坚标志性战役的重大利器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组织的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清废行动”中，卫星中心采用卫星及无人机技术，全面排查了长江、黄河主要水系沿岸10公里范围内的固体废物非法堆放、贮存、倾倒和填埋点位，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执法新模式；此外，为全方位支撑“清废行动”，面向固体废物现场核实、问题整治、遥感“回头看”等工作流程，研发了清废行动系统，实现了固体废物全过程执法的信息化、科学化、标准化管理。据了解，长江经济带排查范围涉及11省（市）129个地级市约103万平方公里，占整个长江经济带面积的50%。处理卫星遥感影像1300余景，数据量达26.3TB。同时，基于无人机航空影像，完成2个直辖市、58个地级市、3个直管县的影像切片处理及质检，数据量达18.5TB，最终确认问题点位1944个。黄河干流上游排查范围涉及5省（区）24市（自治州）约63071万平方公里。基于无人机航空影像，排查黄河干流上游、渭河甘肃段、湟水河沿岸约17368平方公里，最终确认问题点位491个。创建VOCs高值区卫星遥感筛查技术方法，主要利用高光谱卫星遥感反演的对流层HCHO柱浓度、NO2柱浓度、臭氧前体物指示值（HCHO/NO2）和近地面O3浓度，在叠加生境类型分类数据和高空间分辨率卫星影像等关键指标后，即可识别出VOCs重点关注高值区域，大大提升执法效率，为督查帮扶提供高效快捷的技术支撑。卫星中心固体废物遥感中心余嘉琦说，“清废行动”创造性地运用无人机遥感、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互联网、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形成了“遥感排查－分批交办－地方整改－专家帮扶－遥感再看”的业务模式，大量节省了人工现场核实成本。“对比人工排查，遥感排查准确率提高了41%，工时和经济成本仅为人工排查的1/23和1/5。”余嘉琦表示，通过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点位遥感排查，提升了落实主体责任的针对性，基本消除了沿江、沿河违规倾倒、堆存固体废物的环境安全隐患，有效预防了长江、黄河主要水系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同时，各地针对遥感排查发现的问题，强化执法监管，开展问题溯源整治，严肃问责失职渎职人员，对长江、黄河流域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肖如林告诉《环境经济》，我国自然保护地数量多（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约1.18万处），面积大（占陆域国土面积约18%），且多位于交通不便、可达性差的区域，监管难度大。如何做好这么多、这么大范围的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监管，守护好我国生态安全底线，成为摆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文献显示，人类活动是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主要威胁因素之一。”肖如林介绍说，作为国家生态保护监管的主要技术支持单位，卫星中心针对自然保护地这种重要生态空间，充分发挥卫星、无人机等遥感技术优势，持续开展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监测工作，为及时掌握保护地内各种人类活动类型、分布及其变化等情况，实现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早发现、早查处，遏制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生态破坏，守护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据了解，自然保护地监管业务也是卫星中心最早开拓的业务领域之一，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拳头产品”。建成了“管理制度+技术规范+信息系统”的监管业务体系，形成了“定期监测+专项监测”的监测制度，持续10余年开展自然保护地遥感监测与评估工作，实现了自然保护地“全类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宽覆盖（年均监测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多频次（一年1次+半年1次+一季度1次+……）”的监测，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有效支撑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为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求，2022年生态环境部开始了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明确提出“通过开展重点行业、城市、区域三个层面的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碳监测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形成业务化运行模式，总结经验做法，发挥示范效应，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卫星遥感在碳监测评估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据卫星中心大气环境遥感部副主任王中挺介绍，一是监测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等重点行业的甲烷泄漏。主要针对油气生产过程火炬排放CH4这一重点排放源，使用可见光红外热成像辐射检测（VIIRS）等卫星遥感数据，结合高空间分辨率卫星影像，对试点企业作业区火炬位置、数量及强度进行识别。利用欧洲的哨兵5P、我国的高光谱观测卫星等卫星遥感数据，对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等企业生产区域的甲烷浓度进行监测，筛查甲烷高排放像元，结合烟羽模型估算排放量。二是监测火电等大型点源的CO2排放。利用OCO-2、OCO-3等卫星遥感数据，对火电等大型点源及周边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行监测，结合同源排放的二氧化氮浓度，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卫星中心大气环境遥感部大气环境质量室主任马鹏飞此前参加过多轮京津冀执法帮扶。他向记者回忆，2019年5月他们利用2019年第一季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卫星遥感监测的区域细颗粒物、气态污染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结果，提取污染程度相对较高的重点关注网格，再结合高空间分辨率卫星影像，利用自动和人工相结合的目标识别技术，筛选出疑似“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点位。马鹏飞说，之后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大部分企业放假关门的情况下，他们和监督帮扶工作组的同志根据上述识别出的点位，发现了一家隐藏在养殖场内、无手续无设施有生产痕迹的散乱污企业，当地帮扶组的同志说，“要不是卫星发现，谁会找到这里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决向污染宣战，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生态环境遥感监测逐渐成为生态环境监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督察监管执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相信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必将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场上再立新功。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揭秘环境卫星——打回原形系列报道①：揭秘环境卫星——遥感监测赋能生态环境管理智慧升级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前段时间去采访，生态环境局的同志带着我七拐八拐来到一个荒僻的小山顶上。这里曾经堆放了很多建筑垃圾，被群众举报。看着这荒无人烟的山顶，我不禁充满疑问：这里远离城区，山坡下面又有树木遮挡，根本看不见上面的情况，举报的群众是怎么发现这堆垃圾的呢？“他用谷歌地图发现的！”这位同志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你看，连群众举报都用上了卫星！卫星在我们生态环保专业人员的手中就更有用了！当年参加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检查自然保护区的时候，督察组的同志通过专门APP确认保护区边界，看得我一脸羡慕。在生态环境部开展的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清废行动2019”）中，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完成了长江经济带主要水系沿岸共103万平方公里的固体废物疑似点位解译，监测范围占整个长江经济带总面积的50%。这么大的面积，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少的人，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通过对比发现，遥感技术开展固体废物解译与核实所耗费的成本仅为人工成本的1/5。说起来，如今的生态环境监管可不再是以往的“小米加步枪”了，有无人机、无人船，还有可以在水下查找排污暗管的潜行器、能够迅速锁定废气泄漏点的走航车。卫星则相当于放置在太空的眼睛，时刻监测生态环境变化，只要工厂排放废气、排放污染物，卫星就能监测出来。中宣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拿出一张照片展示：“一些企业利用暗管，从地下向水里排污，一般情况是很难发现的，但是在我们的红外成像仪下，无处遁形、暴露无遗。”黄润秋说：“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充分运用现代遥感、大数据这样一些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以及走航车这样一些现代化执法装备，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问题发现机制，精准识别问题和线索，大大提高了对恶意排污行为的发现能力。”写到这里，忽然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生态环境科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及早发现和推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科技让偷排无所遁形。随着生态环境执法技术和装备的不断进步，违法排污企业的日子必将越来越不好过！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海上“两山”系列报道①：海上“两山”——陆海统筹，擦亮生态底色系列报道②：海上“两山”——打通“两山”，发展蓝色经济系列报道③：海上“两山”——鱼鸥翔集，守护蓝色精灵系列报道④：海上“两山”——人海和谐，传承海洋文化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从天空到地面，从山川到海洋，从生态环境问题发生到发展的全要素、全过程，即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仍有一支来自太空的力量正时刻“监视”这些生态环境的细微变化。这支神奇的力量，就是环境卫星遥感监测。近年来，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国生态状况定期调查评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应急与监督执法……环境卫星遥感技术已深深融入生态环境监测监管中，随处可见，不仅显示出新技术的威力，更成为国家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这项事业，由生态环境部一个年轻的单位承担——成立于2009年2月的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以下简称卫星中心）。尽管诞生晚，却发展迅速，十几年来，卫星中心已初步建立起支撑服务国家生态、水、大气、土壤、固废、督察、监管、核安全等多项工作的遥感监测业务体系，成为生态环境管理名副其实的“天眼”。“千里眼”是如何炼成的？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例。无论是草地变成耕地，还是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遥感监测都可以明察秋毫，精准锁定证据。如腾格里沙漠排污、祁连山生态破坏事件等这些“大案要案”证据的锁定，卫星遥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成立之初，卫星中心就探索利用遥感手段，开展自然保护地监管，肩负起了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的职责。“历经10多年的发展，生态遥感监测在自然保护地监管和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方面，已经形成了有规章制度、有技术标准的业务化运行体系，应用成效显著。”采访中，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主任侯鹏告诉《环境经济》。据介绍，目前，卫星中心形成了五年1次的全国生态状况定期调查评估制度，历次调查评估成果有效服务于国家和长江、黄河等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每半年开展1次国家级、每年开展1次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动态变化监测，有效支撑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监管执法。近年来，卫星中心正在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生态保护修复成效监测评估等业务。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楼。走进卫星中心，除却一幢主楼外，即将投入使用的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大楼十分引人注目。“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信息系统已基本建成。”卫星中心副总工申文明向记者介绍，大楼机房安装的各类计算机设备，总计算能力达到46万亿次/秒，存储空间达到16PB，在计算和存储能力上达到卫星中心现有能力的5倍以上。经过近一年的试运行，红线监管平台的三条业务链——人类活动监管、生态状况监测与评估、生态会商决策，已自动化发现人类活动点位十万多个，形成生态破坏问题3000余条，初步形成业务化运行能力。“品牌业务”“拳头产品”……如今在众多遥感监测应用中，自然生态保护与监管业务程度最高、开展范围最广、业务量最大。在卫星中心主任高吉喜眼中，这一发展变化也可直接反映出卫星中心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纵观卫星中心的成长日记，用“业务速增”“技术飞升”“数据海量”“实力夯实”“队伍壮大”“作用明显”几个关键词概括，再合适不过了。如今，紧扣“高精度、全方位、短周期”要求，卫星中心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和质量，大幅提升卫星数据处理和生产能力。高吉喜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全年完成了全国和重点区域21张遥感影像“一张图”生产，2米影像产品基本实现季度覆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部分达到月度覆盖，生产高精度正射融合影像产品7万余景，约773TB；发布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瓦片地图服务10.4万余景，全国切片地图服务覆盖率达到99%，实现了遥感数据的即时、在线、高效应用；通过开发影像产品自动化质检工具，将质检比例从之前的15%提升到21%，产品质量大幅提升。以一年为时间节点，卫星中心共为自然保护地、京津冀与黄河流域干涸断流、国考断面遥感监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等45项重点工作提供了遥感影像产品支持，为南京环科所、中国环科院、江苏、新疆、内蒙古等几十个直属单位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提供卫星数据和影像产品2.1万余景，数据量约17TB，对进一步促进国产卫星应用、拓展遥感应用范围和深度发挥了重要数据保障作用。据介绍，针对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的高时效、精准监管需求，卫星中心还创新开展高空平台与走航遥感监测技术研究，构建了雷达、高光谱相机、红外相机等综合集成技术平台，先后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鄂尔多斯草原生态系统等开展示范应用，可对人类活动、生物多样性、牧畜分布、生态遥感参数等多要素进行综合观测。遥感为环境管理注入新动能自然生态保护只是遥感监测的使命之一。让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管理中发挥最大作用，是这些年来卫星中心工作人员一直努力的方向。水环境方面，开展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城市黑臭水体、河湖岸线等业务化遥感监测；大气环境方面，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秸秆焚烧、网格化大气污染高值区遥感监测；土壤环境方面，开展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筛选及空间位置动态遥感核实；固废监管方面，开展长江流域固废遥感监测、重点区域尾矿库底数遥感排查……说起环境卫星的应用场景，卫星中心综合部主任吴传庆如数家珍。吴传庆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环境遥感监测与应用的任务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卫星中心几乎与生态环境部每个业务司局都有过工作对接。宏观、快速、动态、可回溯等技术特长加持下，遥感监测在生态环境管理决策中功不可没。借助遥感技术，一些传统的生态环境管理模式焕发出新动能。水污染问题表象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入河（海）排污口是陆源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最后一道“闸口”，开展排污口排查是控制污染物入河（海）总量的重要手段。卫星中心航空遥感部主任杨海军在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介绍，2019年初，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省市启动了长江入河排污口、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推进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4件事。“这是为河（海）生态环境做的一次深入体检。”杨海军表示，生态环境部采取无人机遥感、人工徒步排查、专家质控核查等“三级排查”方式，累计组织无人机航测约2700架次，空间分辨率达0.1米，首次实现长江干流和9条主要支流2.4万公里以及环渤海3600公里岸线无人机遥感全覆盖。不容易的是，卫星中心组织人员通过无人机遥感查遍了每一段排查岸线。“我们共发现长江入河排污口60292个、渤海入海排污口18886个，相比地方此前掌握的数量增加约30倍、25倍，建立了统一规范的入河（海）排污口台账。”卫星中心航空遥感部朱海涛说。如今，卫星中心已初步完成全国入河（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建设，访问量高达110万余次，全力支持长江、环渤海地区76个城市排污口监测、溯源和整治工作，提供3000余次疑问解答，“高科技＋笨功夫”的手段，实现了每个排口不遗漏、“应查范围”无死角。不仅如此，为服务生态环境监管、督察与执法，卫星中心充分发挥“遥感+APP”模式优点，研发和优化升级多套软件系统并投入业务应用。以饮用水水源地为例，“通过卫星遥感发现水源地问题后，环境问题会被推送到现场执法人员的手机APP上，让每一个执法人员知道‘我’在哪里，执法边界在哪里，环境问题在哪里及如何到达目标。”卫星中心航空遥感部姚延娟告诉《环境经济》，这就是卫星中心自成立之初就开始研发并不断升级完善的国家饮用水水源地全域安全遥感监管平台——水源遥感执法APP的功劳。这一“黑科技”如今已成为数千名执法人员的必备武器，大大提升了执法效率和行业现代治理能力。江入河排污口排查现场，工作人员发现排污口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鱼船儿飘飘各西东……”这首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的《渔光曲》家喻户晓，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同名电影取景拍摄地正是在浙江象山。《渔光曲》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有声电影。象山，因海而兴，在6000多年文明史、1300余年立县史中，孕育出了极具个性的文化品质，拥有徐福东渡传说等国家级非遗项目7个，也是全国唯一以县域为单元的国家级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在象山，海洋是最大的资源，也是象山人民的精神家园。象山有多美？象山县三面环海、两港相拥，是一座典型的滨海城市。因县城西北有山“形状伏象”，故名象山。这里地处世界黄金海岸旅游资源线，与世界三大疗养胜地同处北纬30度黄金线上。早在6000年前的塔山文明时期，就有先民在象山耕海牧渔、繁衍生息。象山有多美？这里山海交融，境内蒙顶山、五狮山、珠山三大高山雄峻挺拔、盘亘交错。拥有海域面积6618平方公里、海岸线988公里、海岛505个，曾被民族英雄文天祥称为“海山仙子国、万象画图里”。这里拥有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岙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和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获评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海洋旅游资源冠绝长三角。这里还是风情独特的“千年古渔乡”，被称为“中国海鲜之都”。象山人民在与山海相伴之中孕育出了海洋渔文化、渔商文化，还有渔民开洋谢洋节、晒盐技艺、象山渔民号子等等海洋特色文化。全县18个镇乡（街道）都临海，每个角落都有浓郁的渔乡风情，“城在港上、山在城中”的石浦渔港古城，更是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唯一活着的古渔镇”。“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万象山海庆丰收，渔开天下奔共富。9月16日上午，强台风“梅花”过后的象山，碧空万里，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第25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在石浦港隆重举行。浩浩荡荡。管光金/摄记者在现场看到，2000艘钢质渔轮在海面整装待发，对面的海峡广场热闹非凡。在高亢的渔家号子中，开场节目《年年有鱼》舞出了石浦渔区做鱼灯、挂鱼灯、舞鱼灯的传统民俗。11点54分，在阵阵锣鼓声中，随着“起航！开船！”的号令发出，海面顿时动了起来。领航渔政艇33033、“青年与海”号和“快乐再出发”号游艇作为首发船队缓缓前行，船上悬挂的红色横幅上写有“海洋经济示范区、‘海上’两山实践地、共同富裕样板县！”的标语，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看着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欢快地驶向大海深处，这时候你一定会对什么叫“百舸争流”有了切身的体会。作为海洋渔文化的标志之一，这已是象山县连续第25年举办开渔节。而比开渔节更久远的是开洋谢洋节，海洋孕育了人类，靠海而生的象山人民更感激海洋。根据《象山东门岛志》记载，有了渔船就有祭海活动，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并衍生出开洋节和谢洋节。如今象山的开洋谢洋节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中国沿海地区祭祀历史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什么象山会有开渔节？据了解，早在1998年，面对渔业资源衰竭、捕捞强度增大、海洋环境恶化的情况，象山渔民对外发出“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倡议，率先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延长东海渔区休渔期的建议并被采纳，首创了“开渔节”传统。从此，一届届将善待海洋、感恩海洋、保护海洋的理念传承下去。第二十五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王玮/摄时至今日，中国（象山）开渔节已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海洋庆典节日，每年都有近20万人次参加祭海、妈祖巡游、开船等活动，并衍生出象山特色生鲜产品网络&新零售展销活动、中国青年志愿者蓝色护海行动、开渔集市、开渔之旅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开渔节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第三届中国开渔节之前，象山县21位渔老大发出了保护海洋倡议，并自发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保护海洋为宗旨的“中国渔民蓝色保护志愿者行动”小组，其后又建立“中国青年志愿者蓝色护海行动基地”等保护组织，开展“蓝色护海”等一系列志愿活动。现如今，象山3000多条渔船已有一半以上的船老大加入了“蓝色护海”行动，“蓝色保护”注册志愿者已经发展到一万余名。一帆风顺。郑慧娟/摄就在举办开渔节的当日上午10时，象山县首部原创音乐剧《渔老大》在山海万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线上首演。这是一部反映象山渔民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题材的音乐剧。作品以海洋生态环境变迁为创作背景，以主人公沈海峰建议“设立禁渔期”为主线，通过一家三代渔民与海洋关系来推进情节，艺术再现新时代渔民建设海洋制度文化，有效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携手共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感人故事。潮起潮落沉旧事，与时俱进谱新篇。正如象山县委书记包朝阳在开渔节致辞中所言，感恩海洋的象山人民，已坚持举办25届开渔节，将“天人合一”的古老概念与“生态环保”的时代价值贯通融合，让“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口号逐渐深入渔区、走向世界。工业遗存“变身”渔文化博物馆世界各大文明起源，很多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从古至今，中国东部沿海无数文明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发展、繁荣，创造了一个个让人惊叹的文明伟业，崧泽、河姆渡、井头山、塔山、良渚、石贡等等文化遗址，都展示了中华文化历史长卷中人与海洋相依相存的密切联系。走进位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石浦港畔的中国海洋渔文化馆，如果不是有人介绍，想必你一定没有想到这里曾经是一座工业遗存，如今这里还是滨海旅游路线上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讲解员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象山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冷库（象山第一冷冻厂），1972年建设1975年投产，占地面积0.43公顷，投产后实际冷冻贮藏能力1500吨/次，最高冷藏量1800吨/次。为了延续石浦历史记忆、传承和发扬渔文化、发展滨海城市旅游业，2021年4月，经过一番改造，中国海洋渔文化馆正式开馆。馆内以海洋文化为主线，以科技为手段，以历史演绎为载体，充分展现海洋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而渔文化馆所在地——石浦镇，本身就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渔文化博物馆，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渔乡风情。早在唐宋时，这里已成为有名的渔商埠和海防要塞，至今仍保留着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渔港古城。古城沿山而筑，依山临海，在江浙所有古镇老街建筑群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形态特征。都说天下海鲜象山集，除了渔文化馆，来到象山，吸引你的一定还有这里的美食。象山渔民世代以渔为生、以鱼为食，具有独特的烹饪加工方法和悠久的海鲜餐饮文化。在象山民间，流传着“女婿来到丈母家，丈母端出’十六碗’”的俗语。“十六碗”便是象山灶头之美味，以透骨新鲜的海鲜为原料，汇聚了这座城市的海味精华。而如今，经过推陈出新、改良换代后推出的“四季十六碗”，每道菜都有一诗一故事，已成为象山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在长三角享有盛名。享有盛名还有一曲渔光。可以说，《渔光曲》让“中国电影从象山走向了世界。”在石铺镇海峡广场上，音乐家聂耳的雕像格外醒目，拉着小提琴，面向海港。为什么会有聂耳的雕像？据说是因为《渔光曲》拍摄时，聂耳曾临时客串了一个遭遇海上风暴的渔民，为此还学会了摇橹、撒网捕鱼。如今，为了纪念这部电影，象山还把石浦的游船命名为“渔光曲”号。渔家传人。边少卿/摄今天的象山秉承这一优秀文化积淀，推动了以象山影视城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卓然兴起。象山影视城近几年在影视行业中开拓进取，拍摄了《神雕侠侣》《琅琊榜》《芈月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等众多热播剧。从无到有的象山影视城逐渐发展为全国头部影视基地，目前摄影棚面积居全国第一、年接待剧组数居全国第二、门票收入居全国影视景区第三，被誉为“东方海岸的东方好莱坞”。渔文化推动乡村渔业振兴象山县在2010年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2013年2月保护区总体规划获原国家文化部批准实施。2019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加强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母体保护，2012-2020年累计投入专项资金中央财政4105万元、市级400万元、县级1010万元，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累计投入非遗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蓝色海湾建设、石浦渔港古城保护、海洋资源保护等资金达44亿元。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十年来，象山县紧扣总体规划要求，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建设理念，围绕做足渔字文章，不断强化整体保护，重视传承传播，全力推动海洋渔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目前保护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先后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渔文化之乡、省级非遗保护综合试点县，对海洋渔文化的认同逐渐成了象山人民一种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在建设过程中象山也收获了4条经验体会。一是始终坚持开渔节品牌引领，推动文化保护传承。在长期的耕海牧渔实践中，象山人民创造并传承了最具特色的渔文化标识和“保护海洋”的精神基因。象山渔民自古以来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象山祭海”分为开洋、谢洋节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1998年发出“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倡议、建议定期休渔的同时，象山自发举办的“开渔节”开创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海洋庆典活动，如今开渔节已连续多年被纳入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二是始终坚持渔文旅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是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只有把文化做深，才能把旅游做大；只有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象山立足海洋渔文化全域保护，全力打造与营销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这一新IP，全域旅游发展势头良好。获评浙江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并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单位，2021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105.39亿元，共接待游客614.20万人次。三是始终坚持渔文化回归生活，推动乡村渔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要振兴乡村就要留得住乡韵、记得住乡愁、守得住乡风。无论是乡韵、乡愁还是乡风，外在形式是记忆中的乡村景色，核心内涵是骨子里的乡土文化。象山始终深入挖掘渔文化、海防文化、海商文化等海洋特色文化，大力推行象山善行文化，全力以多元文化融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形成了“村民说事”“乡风文明示范线”等特色做法，有效促进了乡村治理，推动了乡村渔村振兴发展。四是始终坚持社会协同参与，推动全民共建共享。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和文化工作者的专利，而是一项全社会参与的事业。海洋渔文化是象山最具特色最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区的建设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进来。象山始终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全力支持个人、企业、非营利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投入保护区建设，市民主动参与的理念逐步形成，象山的文化遗产保护迈入全民参与时代。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局长朱海成说，随着象山半岛即将全面迎来“亚运时代”“高速时代”“湾区时代”，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将紧抓机遇，树立现代文化生态和谐理念，建立文化生态体系，把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融入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建设，早日建成全国海洋渔文化保护示范区，成为海洋强县。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海上“两山”系列报道①：海上“两山”——陆海统筹，擦亮生态底色系列报道②：海上“两山”——打通“两山”，发展蓝色经济系列报道③：海上“两山”——鱼鸥翔集，守护蓝色精灵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2年5月19日，一头身长超19米、重达70吨的抹香鲸，搁浅在了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半边山海域。当地渔民发现后立即上报给了当地渔政部门。由于抹香鲸体型巨大，救援非常困难。而这之前，更是从来没有搁浅抹香鲸救助成功的案例。令人感动和振奋的是，经过长达20多小时的接力救援，在渔政船的牵引和护航下，这头抹香鲸最终救助成功，重归大海。“要是搁在以前，渔民们早就商量怎么分了、吃了，现在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救助和保护。”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邵逸群告诉《环境经济》，观念的转变得益于当地这些年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据他介绍，目前象山正在着力打造全国首个海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地，用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密的法治守护海洋生物资源，筑牢“蓝色粮仓”。用最严厉举措促进海洋生境恢复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海洋生物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面环海造就了象山县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根据当地提供的资料，在生态系统多样性方面，象山县多样的地质水文条件孕育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其自然生态系统以森林、湿地、海洋三大生态系统为主。森林覆盖率达56.3%，湿地面积占宁波市湿地资源总面积的35%左右，拥有2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在物种多样性方面，象山县植物区呈现亚热带植物区系的特点，共有维管植物193科917属2195种，其中野生植物173科692属1524种。县域物种资源丰富，共有野生动物132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4种；海洋生物资源方面，拥有鱼类440种、虾类121种、蟹类240种、头足类81种、贝类75种、藻类275种。在遗传多样性方面，象山县是宁波市农业遗传资源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象山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驯化培育了大量优良品种，例如浙东白鹅、象山红美人、泗州头土豆等，还有优质柑桔、特种野猪、大黄鱼、梭子蟹等，都是家喻户晓。为了保护好生物多样性，这些年可是花了大力气。据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象山县用最严厉举措打好组合拳促进海洋生物资源恢复。以减船转产、一打三整治、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降低捕捞强度，促海洋生境恢复。制定出台2021-2024年“减船转产”实施办法和专项监督实施方案，优先压减老旧渔船、资源破坏较大的底拖网和三角虎网渔船及其他安全隐患严重渔船。通过下发补助资金、专业化就业帮扶和政策扶持等引导转产渔民“洗脚上岸”，发展生态养殖、休闲渔业、民宿经济等加快转型，实现四年任务一年完成，完成“减船转产”渔船596艘、核销功率11.26万千瓦。同时全面加强休渔禁渔管理，严厉打击海上偷捕行为。2021年累计开展执法检查2693次，检查渔船4785艘次，查扣涉嫌违规渔船160艘，累计立案查处各类渔业违法违规案件476起，查获违禁渔获物1.1万公斤，清理取缔地笼网等违禁网具3306顶。印发实施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通过入海河流氮磷减排、排海污染源规范整治、近岸海域生态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措施，推进近岸海域水质有效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持稳定。海上牧场。林玮/摄为了壮大水产苗种业和增殖放流促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象山积极推进水产苗种业科技创新，保障渔业发展同时，为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建设等提供种质资源，先后突破大黄鱼新品种“甬岱1号”、小黄鱼、银鲳、乌贼等规模化繁育，水产苗种繁育填补5项国内空白。近五年，全县累计生产苗种2100亿单位，总产值约4.5亿元，为全省领先，占全国繁育海水品种总量的46.4%。依托水产苗种业优势，积极开展人工增殖放流，2016-2021年期间累计投入资金达1300万元，增殖放流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等各类苗种17.42亿单位。不断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8月3日晚，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联合县青少年宫开展“夜探昆虫秘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当晚，有12对亲子志愿者参与该活动。昆虫专家胡老师向大家讲解常见昆虫种类，展示相应的标本，并介绍昆虫的调查方法。在专家指导下，小志愿者们三五成群，在草丛中、大树下，寻觅这些黑暗中的精灵。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向小志愿者们发放宣传手册，引导他们从小树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一位参与活动的小学生高兴地说：“今晚活动让我学会了如何用网兜诱捕飞蛾的秘诀，并且把它捉进瓶子里。还见到了书本中才有的甲虫、蝴蝶、蜻蜓标本，胡老师说这也是我们象山本地捕捉的，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多漂亮的昆虫，希望今后能发现更多可爱的小精灵。”象山还以迎亚运为契机，建立生态环境社会观察员队伍，客观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需求，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目前已组织开展调研活动3次；同时发起寻找民间调查员活动，发布“每日一物种”，鼓励公众通过影像记录分享身边的生物及其分布。截至目前，已发布动植物近100种，大幅提升了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超过150只！中华凤头燕鸥实现恢复性增长历数象山这些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对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绝对是其中的一个亮点。2022年8月30日，这只鸟的名字还出现在了“中国这十年·浙江”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过去十年中，“中华凤头燕鸥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实现恢复性增长”。9月13日，记者慕名去象山采访时，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无不惋惜地告诉记者：“要是再早来几天就好了，中华凤头燕鸥刚刚飞走了，再想看只能等到明年5月啦”。中华凤头燕鸥神鸟。郑胜娣/摄中华凤头燕鸥被誉为“神话之鸟”，是一种集群生活的海鸟，是中国最珍稀的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一度被认为早已绝种，直到2004年在象山韭山列岛再度发现，这里也是世界上残存的两个繁殖群之一。2021年中华凤头燕鸥“晋升”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很有意思的是，它们总是喜欢混在大凤头燕鸥群中活动。每年5-8月，中华风头燕鸥都会到浙东沿海栖息繁育，随后带领幼鸟一路向南，寻找合适的越冬地，并于来年春天启程返回，如此循环往复。十年前，全世界不足50只，到如今种群数量超过了150只。能有这样的保护成效实属来之不易。台风、重大污染事件、过度捕捞都有可能给中华凤头燕鸥带来灭顶之灾，旅游、渔民采集海草和贝类也会扰乱它们的活动。铁墩岛上的精灵。叶成光/摄据介绍，为了留住“神话之鸟”，2013年开始，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院，启动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招引和恢复项目。2017年，保护区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监测志愿者。每年分两批各两位志愿者上岛，每批驻岛两个月。截至今年，已经有26名志愿者入选参与其中。今年4月下旬，新一轮招引和恢复项目启动。7月初，韭山列岛中铁墩屿招引繁育场内的中华风头燕鸥“宝宝”已基本出壳，来自成都的何既白和来自潮州的陈培涛，作为今年第二批驻岛志愿者登上中铁墩屿。两个月的驻岛监测中，他们经历酷暑高温和三场台风的影响。“从幼鸟出壳，到羽翼渐丰，再到练飞、迁飞……我们日夜监测，像是自己亲手抚育孩子一样。”鸟类学家、中华凤头燕鸥研究和保护项目负责人陈水华说，燕鸥人工招引项目的实施，极大提高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成功率，有效恢复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数量。从最初的不足50只，到超过150只，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回升，已经初步阻止了这一极度濒危物种滑向灭绝的深渊。“这个项目也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修复进行了探索。”浙江自然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华凤头燕鸥研究和保护项目负责人范忠勇说，在对极度濒危物种进行恢复的同时，项目探索了对海洋鸟类进行有效保护的新途径。9月9日，中华凤头燕鸥护鸟志愿者正式离岛。据浙江自然博物院中华凤头燕鸥研究团队成员严志文介绍，今年孵化成功的中华凤头燕鸥幼鸟数量达36只，创了新的世界纪录；落于招引保育场的中华凤头燕鸥成鸟数量达93只，也刷新了全世界该鸟种一次观测数量最多的纪录。另据了解，作为全球中华凤头燕鸥最大的繁殖地，加上今年，在韭山列岛已成功孵化出151只中华凤头燕鸥，占世界各繁殖地总量的80%以上。生态环境好了，受益的可不止中华凤头燕鸥。就在8月驻岛不久，何既白在保护区中铁墩屿海域发现并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海龟。这次拍摄是浙江省首次在自然环境中发现绿海龟活动踪迹。据悉，近年来受人为捕捉、产卵地丧失及气候变暖所导致的性别比例异常影响，绿海龟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下降，其所属的龟鳖目龟科所有物种都已经被纳入CITES公约附录Ⅰ中，禁止国际贸易。六大行动，开启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篇章2022年5月18日，宁波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暨象山县海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地建设启动仪式在象山县亚帆中心举行，《象山县海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地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同步经县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发布，标志着象山县正式开启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篇章。《实施方案》实施期限分两个阶段4年完成。第一阶段（2022-2023年）目标是，完成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评估工作，建立生物物种数据库；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关内容纳入到部门各项规划方案和政策文件中；建立健全重点生物物种监测、防控和评估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数字化改革，打造以中华风头燕鸥为核心的生态系统服务场景。第二阶段（2024-2025年）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体系；自然保护地主导生态功能得到有效保护，探索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创新模式；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验、宣教网络体系；建成一批在省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示范基地和生物多样性实践体验地。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生态科负责人汪丹薇告诉记者，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象山县成立了由县长为组长、相关副县长为副组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渔业、农业农村等部门和18个镇乡（街道）组成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导全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地建设。根据《实施方案》，象山将重点打造以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六大示范工程。一是“数字鸟岛”智慧监测体系建设工程。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华风头燕鸥孵化繁殖基地，其核心区中铁墩屿每年约5000只左右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风头燕鸥和数十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风头燕鸥来此栖息繁育。通过在中铁墩屿上安装数字监控系统，不仅能实时监测并对中华风头燕鸥生活繁殖情况进行直播，还能对违规进入保护区的人员和行为活动进行监管。二是象山县海洋生物多样性体验馆建设工程。该工程不仅弥补了象山作为海洋特色县缺少海洋科普教育活动基地的不足，还可以作为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象山县海上生物多样性品牌打造及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基础。三是花岙岛海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工程。以花岙岛省级地质公园为基础，集特色渔村等资源优势，结合乡村民宿、亲子教研、自然科普等新型旅游业态，将“海洋生物多样性”作为新兴且稀有的主题元素，谋划成花岙岛海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的新名片。四是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恢复工程。以海水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区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大黄鱼、梭子蟹、南美白对虾、紫菜等四大特色产品养殖；建立健全水产原良种场及水产种质资源场体系；建设增殖放流区，在关键生境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五是优势种质资源品种改良工程。重点开展柑橘、水产和白鹅等传统优势种质资源品种的持续改良，同时对乌紫杨梅、泗州头土豆、特种野猪等加强筛选保存、繁殖更新、保护利用工作，进一步加强象山县种质资源保存数量、丰富多样性。六是海域海岛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对象山港、韭山列岛、渔山列岛、西沪港、松兰山区域海域、檀头山岛、花岙岛等重点海域海岛开展生态修复，建立以“三湾一带多岛”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总体布局。修复重点包括降低环境污染、缓解湿地退化、提升岸线功能以及保护海岛生态。丰富多样的生物和生态系统是象山丰厚的自然“家珍”。长期与海打交道的象山人民，更能从每一次潮起潮落中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因而也倍加珍惜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馈赠。而谈到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海上“两山”系列报道①：海上“两山”——陆海统筹，擦亮生态底色系列报道②：海上“两山”——打通“两山”，发展蓝色经济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沙塘湾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随着时代的变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沙塘湾村村民陈斌强告诉《环境经济》：“现在在家门口做旅游民宿就能挣到钱，比过去出海捕鱼、外出务工的收入要高很多。”如今的象山正以自身的发展实践，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建设独具象山辨识度的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凝练形成了海上“两山”转化的七大模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双赢”。把“风景”变成“产业”象山地处东海之滨，蕴藏着万象山海的自然风光、千年渔乡的民俗风情、百里银滩的运动风尚、十分海鲜的美食风味、一曲渔光的影视风华等独特风景。靠海吃海的象山人，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年轻的时候我也出过海，一次出海大概要十天半个月，茫茫大海无边无际，海上情况又千变万化，出海捕鱼蛮辛苦的。”陈斌强说。出港的渔火。周祖安/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让当地人不得不另谋出路，有的外出务工，有的做起了“资源”生意。在爵溪街道工作了大半辈子、马上就要退休的励先强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爵溪，一船一船的沙子、石头作为优质的建筑材料被运到上海、杭州，然后换回来一张一张的钞票。”这种“卖资源”的发展方式，不仅破坏了当地资源和环境，而且也不可持续。如何在困局中找到新出路，成为摆在象山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海洋是象山最大的资源，生态是象山最大的优势。”象山县委书记包朝阳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象山作出的“以海为伴，力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指示，为象山发展指明了方向。阔别多年，陈斌强已经回到沙塘湾村，目前正在经营着一家名叫“海上生明月”的民宿。青瓦白墙、斜屋面，站在民宿的落地窗前，海上美景尽收眼底。他告诉记者：“本地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但游客来了就觉得太美了，吹吹海风、听听海浪、走走沙滩、吃吃海鲜，特别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日出，他们很享受。”“到了旺季，我们这里的房间都是供不应求的，基本上都得提前半个月左右预定。”陈斌强说：“今年旺季两个月的营业额基本上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营业额。”如今，沿着蜿蜒的海岸线漫步，老旧房蜕变成新民宿，小渔村旧貌换新颜。石浦镇联村干部俞民鲁向记者介绍说，沙塘湾村通过“统一流转、招商引资”方式将闲置农房招租，闲置农房经过精心设计改造，融入现代流行的石阶、原木、落地窗以及渔文化等元素，与周边自然风景合成一幅时尚清幽的“现代桃源”图卷，吸引外地游客来此体验“推窗见海、闭户听潮”的渔村生活。目前，全村建起精品民宿8家、房间137间、床位226个，平均房价超过1000元，民宿经济产值达到2000万元。俞民鲁告诉记者，民宿经济的繁荣催生海鲜餐饮、休闲渔船等产业需求，带动渔民“洗脚上岸”，办民宿、做餐饮、搞休闲旅游，转产渔民实现户均年收入增收达6万元。从“卖资源”到“卖风景”，如今象山真正把“风景”变成“产业”，将“美丽”转化为“生产力”，2021年全县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05.39亿元。探索独具象山特色的转化路径沙塘湾村的民宿经济，只是象山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新“两山”转化模式的一个缩影。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局长朱海成告诉记者，象山举全县之力，围绕打造一个陆海联动的发展基底、建设一个滨海大花园转化平台、创造一个特色标志性转化场景、打通一条生态富民的转化通道的“四个一”，着力探索独具象山特色的海上“两山”转化路径，形成了七种模式。这七种模式分别是：因地制宜打造美丽“新业态”，做深“体验经济”的滨海旅游模式；科技创新唱响共富“新渔歌”，实施“绿色革命”的水产养殖模式；数字赋能驱动影视“新磁极”，开辟“数智影视”的产业变革模式；陆海统筹治出半岛“新颜值”，厚植“碧海银滩”的生态保护模式；制度改革打通转化“新通道”，激活“沉睡资源”的制度创新模式；培育壮大地理标志“新名片”，坚持“品牌强农”的乡村振兴模式；海洋文化凝聚发展“新动力”，打造“千年渔乡”的活化利用模式。石浦晨曦。庞若玫/摄“海上‘两山’转化是一篇大文章，‘落笔点’很重要，把‘沉睡资源’变成‘源头活水’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朱海成介绍说，通过试点先行、以点带面，象山持续完善并在全县推广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养殖用海“三权分置”改革、“海域立体分层确权”、海上“两山银行”等创新机制，围绕“确权、赋权、活权、保权”的发展思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流转、抵押、出租登记等办法，探索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速推进生态资源变资产、变资本。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生态科科室负责人汪丹薇告诉记者，通过整合全县资源，集成生态资源的公有性和区域品牌的公用性，按照“以产业育品牌、以品牌拓市场”的发展路径，着力优化地理标志建设、基层品牌指导站搭建等品牌建设服务，通过建立绿色生产体系、标准生产基地、质量溯源体系等，系统化打造区域品牌，实现以优质生态区品牌的生态溢价，带动区域农产品的价值增值、走向共同富裕。在象山，除了海里的梭子蟹，还有陆上的象山柑橘和象山白鹅。象山积极创建“象山柑橘”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推出以“红美人”为代表的精品柑橘，实现了柑橘产业从“以量取胜”向“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盈利”的转变，象山柑橘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5亿元。2021年“红美人”产量达1.8万吨，产值达6.3亿元。走进浙东白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这里的象山白鹅以其肉质鲜美、绿色健康深受市民喜爱。近年来，象山创新探索出“橘树+”立体种养生态循环模式，逐步形成“地种柑橘、鹅除杂草、鹅粪肥地、地肥果多”的果禽结合循环生产链，实现水果种植业与白鹅养殖业的完美融合，在拓展养殖新空间的同时节约资源和成本。据介绍，橘树林里养的象山白鹅，70多天就能长到4.5公斤，白鹅优质更鲜美，营业价值更高，市场上至少能卖24元/公斤，高于普通白鹅售价。目前，象山已累计建立品牌指导服务站12个，拥有“象山柑橘”“象山白鹅”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8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两个，“象山柑橘公用品牌培育提升标准化示范区”被列入第十批国家级农业标准化试点项目，“象山梭子蟹”“象山柑橘”两个重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分别高达18.53亿元和24.55亿元。“这些只是象山创新探索海上‘两山’转化路径的一部分。”朱海成告诉记者：“在实践中，象山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转化机制、政策制度、经验做法。”海上“两山”转化成效显著“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打通‘两山’转化通道。”朱海成告诉记者，从象山县委县政府提出海上“两山”到付诸实践，象山海上“两山”转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体现在四大方面。在海洋生态方面，象山是同时具备海、滩、涂、岛、礁等不同地理形态的半岛县，一衣带水、山水相融，山海资源极其丰富，通过有效的生态保护和有序的开发利用，形成了特色明显的海洋生态系统。依托中国渔文化之乡、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充分展示渔文化的形象标识、特色风貌和历史记忆，全力打造海洋文化传承地。在乡村振兴方面，象山以“千万工程”为引领，打造农村人居新环境，创新推出“一户多宅”村庄梳理式改造、“村民说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系列改革举措，突出抓好精品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美丽经济新业态。渔山岛星空。庄东威/摄在全域旅游方面，象山成功从景点旅游模式转向全域旅游模式，建成国家AAAA级景区4家，浙江省AAA级以上景区镇5个、A级以上景区村104个，精品民宿83家。全域旅游营销联盟组建运行，累计联合举办推广活动12次，进一步打响了“周末嗨象山”品牌。在海洋经济方面，象山依托宁波国家级海洋经济示范区主体区建设，围绕“北港、南湾、东海”空间资源优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积极打造“海洋+”的产业平台，突破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化工、海洋环保技术及装备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远洋渔业，提升象山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的量级，成为海洋经济发展高地。谈起海上“两山”转化给象山带来的新变化，朱海成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建设了全国首个海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地，建成全国首个海洋渔文化馆，建成国内首个绿色高科技数字摄影棚，成功创建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和浙江省渔业转型发展先行区，累计引入社会投资超20亿元……绘好新时代“万象山海图”日前，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公示了关于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遴选推荐名单，象山赫然在列。从全省突围而出，象山的底气来自哪里？朱海成告诉记者，一方面，象山于2017年就成功创建了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为此次创建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象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良，特色优势明显。数据显示，2021年，象山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61天，优良率为98.9%；PM2.5和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18微克/立方米和33微克/立方米；10个县控及以上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14个县级和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2021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象山以89.73的总得分获得宁波市第1位、浙江省第13位的佳绩。“归根到底，我们最大的底气来自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谋划。”朱海成告诉记者，象山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各部门都建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县人大、县政协采取现场调研、听取汇报、提案议案、工作督察等形式，每年组织开展工作督察两次以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县目标管理考核，以任务书形式推动海上“两山”建设的责任落实。打出“优势牌”，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近年来，象山借势杭州亚运会和中国（象山）开渔节，举办“青年与海”人才主题活动，着力打造城市品牌新IP，推动象山成为“万象山海、千年渔乡、百里岸线、十分海鲜、一曲渔光”有机叠合的网红打卡地，加速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包朝阳表示，下一步，象山紧扣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坚定不移实施“海洋强县、美丽富民，都市融入、变革驱动”战略，聚力“一二五”，走好共富路，跑出加速度，干出新气象，坚决扛起做强海洋经济示范区、建好海上“两山”实践地、打造共同富裕样板县的新历史使命，在“两个先行”新征程中绘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万象山海图”。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海上“两山”系列报道①：海上“两山”——陆海统筹，擦亮生态底色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前阵子抹香鲸搁浅的事情你一定知道吧？全网关注着这场历时20多个小时的救援，终于看到鲸鱼摆动着巨大的身体，回归大海。尽管后来发现它最终可能还是死了，但是当地人拼尽全力的救援依然感动全网。这件事，就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象山县位于东海之滨，三面环海，因县城西北有山“形似伏象”，故名象山，由象山半岛东部及沿海608个岛礁组成。如果你去过象山，就会发现，在这里，人与海洋动物之间发生动人故事是再自然不过的。象山人靠海吃海。象山的海水鱼类约有440种，蟹虾80余种，贝类100余种，象山县南部的石浦港是全国六大一级中心渔港之一，石浦港后方建有华东地区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中国水产城。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象山丰富的旅游资源，蒙顶山可观海天一色，渔山列岛是中国领海线基点所在，花岙岛上伫立亿年石林。不止如此，2022杭州亚运会的帆船、帆板及沙滩排球项目将在象山进行，诸多与体育关联的新式旅游项目接连落户。富饶的大海为象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浪花为象山送来金山银山。象山人也爱海护海。祖祖辈辈生活在海边，大海是象山人名副其实的故乡。据记载，象山的渔民开洋、谢洋节活动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开洋节”是渔船出海时，渔民祈求平安、丰收的民俗活动；“谢洋节”则是渔船出海平安归来，渔民为了感恩大海，喜庆丰收的民俗活动。活动延续到现在，更是加入了倡导保护海洋生态、祈愿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愿景。不仅有期待，也有实际的行动，强化陆海污染防治，持续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象山人全力守护着这一片绿水青山。在象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停留在认识中的理念、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渗透在谢洋节古老的民俗中，渗透在海洋运动员矫健的身姿里，渗透在海洋风电巨大的叶片上，渗透在青绿与蔚蓝的山水之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又彰显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学说，引导了象山县的绿色发展，象山县也通过自身的实践，为其增添了又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无废城市——只怕有心人系列报道①：无废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绍兴样本系列报道②：无废城市——绍兴工业垃圾的无废之路系列报道③：无废城市——用好建筑垃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成功创建浙江省第一批清新空气示范区，三度获得浙江省治水最高奖“大禹鼎”，以89.73的总得分获得2021年度浙江省宁波市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第一名……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以生态为笔，以蓝天为纸，以海岸为线条，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万象山海图”，探索出一条具有象山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下好生态文明建设“一盘棋”黄金海岸。陈恩梁/摄象山县地处东海之滨，山海相拥，景色宜人，历来有“海山仙子国”之美誉。青山、秀水、蓝天、碧海、金沙、奇礁，织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万象山海图”。“生态是象山县最大的优势。”象山县委书记包朝阳告诉《环境经济》，象山县委县政府深入践行“两山”理念，聚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具有象山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坚决扛起做强海洋经济示范区、建好海上“两山”实践地、打造共同富裕样板县的新历史使命。一方面，构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象山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建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县人大、县政协采取现场调研、听取汇报、提案议案、工作督察等形式，每年组织开展工作督察两次以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县目标管理考核，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机制逐步健全完善。另一方面，坚持高起点的规划指导。象山县开展《象山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1-2025）修编和《美丽象山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工作，进一步巩固提升国家和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成果，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快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此外，象山县全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保护红线评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等工作，编制完成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出台《象山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办法（试行）》，严格执行“三线一单”、国家和省级生态红线管控要求。“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局长朱海成告诉记者，象山县委县政府以文件形式下发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书，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评比先进、使用干部和奖金发放密切挂钩，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年初下达任务—年中督察进展—年底考评定级”的工作模式运转良好，切实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前，象山县正在高水平谋划海上“两山”建设蓝图，探索海陆统筹的GEP核算，组建海上“两山”银行，深化海域“三权分置”、分层设权、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配套改革，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资源资产运营开发体系，形成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生态资源开发模式，建立以生态产品价值保值增值为目标的开发监管体系，不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交出一份亮眼的环保“成绩单”近年来，象山县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清废四大行动，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新突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环保“成绩单”。在大气环境质量方面，2021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61天，优良率为98.9%；PM2.5和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18微克/立方米和33微克/立方米，成功创建浙江省第一批清新空气示范区。在水环境质量方面，2021年，10个县控及以上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14个县级和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建立“1+18+118”湾（滩）长工作机制，完成2个省级、1个市级“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三度捧获浙江省治水最高奖“大禹鼎”。俯瞰三门湾。王丁芬/摄在土壤环境质量方面，2021年，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3%的目标任务。在固体废物治理方面，开展全县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排查出铝灰渣产生企业14家，建立铝灰渣企业危险废物处置问题销号制度。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健全5座镇级污水处理厂、569个农村污水处理终端和7座污水站的处理体系，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运维管理100%覆盖，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覆盖率100%、无害化处理率100%、资源化利用率100%，在生态修复方面，累计修复海岸线93公里、滨海湿地220公顷，完成花岙岛“蓝色海湾”整治和东门岛生态保护修复，花岙岛入选浙江省十大海岛公园建设名单。持续推进韭山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建设。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现浙江鸟类新纪录种——家鸦。实施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抢救保护工程，累计繁殖出中华凤头燕鸥115只，让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神话之鸟”在之江大地更好地繁衍生息。在工业治理方面，严把项目审批关，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通过实施“退城进园”，建成11个乡镇（街道）工业集聚区。严控陆源污染物排放，制订入海河流“一河一策”方案，累计整治排污企业193家。在减污降碳协同方面，累计建成陆上风电场4个、集中式光伏发电站6个；建成我国首个大型海岸滩涂光伏项目，投产后每年可节约标煤10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7万吨、二氧化硫2300吨、氮氧化物1000吨。在违规养殖清退方面，共清退韭山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50亩深水围网养殖、花岙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内185.5亩紫菜养殖。在公众满意度方面，2021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象山县以89.73的总得分获得宁波市第1名、浙江省第13名的佳绩。好生态引来大投资。亚洲一流的帆船运动中心、全国最大的滨海数字影城、华东地区最大的水上乐园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运行，2022杭州亚运会帆船（帆板）赛事、浙江省海洋运动中心花落象山……朱海成告诉记者，象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加强陆海统筹污染防治，强化跨部门联动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目前正在努力创建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推动生态增容与减污降碳并进“尽管象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朱海成向记者举例说，比如近海岸带的污染问题。象山县三面环海、两港相拥。依托这样的地理形势，象山县谋划打造了“时尚东海岸、潮隐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沪港”4条标志性岸线，全时空展现“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的滨海风情、独特韵味。金色沙滩。陈柯言/摄但长期以来，由于陆海空间分割、监管分散，象山县海陆发展缺乏统筹协调，重海岸带开发、轻生态环境保护，近海岸带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那么，污染的根源在哪儿？朱海成分析说，一是入海排口水质存在超标问题，入海河流水质反弹，养殖尾水、农田退水治理能力不足，涂茨中心河、高塘群英塘等入海排口存在超标现象；二是船舶垃圾、海漂及海滩垃圾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监管手段不精准，湾（滩）长责任落实不力；三是乱占、乱堆、乱建等“三乱”非法占用海岸线较为普遍，象山港、石浦港、蟹钳港尤为严重；四是环石浦港区域船舶修造企业建成时间较早，非法用海和污染防治设施落后，存在污染海洋问题。事实上，象山县生态环境保护的短板不只这一块。2021年11月17日，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联合印发《象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了象山县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水环境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大、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薄弱、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够完善等五大问题。朱海成坦言，“十四五”时期，象山县仍然需要持续加强水、大气、土壤和固体废物治理，着力改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根据《规划》，到2025年，象山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率要达到96%以上，PM2.5年均浓度低于22微克/立方米，实现细颗粒物和臭氧“双控双减”；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市控以上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保持100%；海洋生态环境稳中向好；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得到安全利用；建成“无废城市”。象山县该如何发力？《规划》从深化空间管控、加快转型升级、落实减污降碳、实施陆海共治、深化土固治理、推进噪声防治、统筹保护修复、加强源头管控、坚持整体智治等九个重点领域推进，促进象山县发展更低碳、空气更清新、水体更清洁、土壤更安全、生态更宜居。具体到2022年，一是继续做好大气环境治理。按照“双碳”目标，全面落实细颗粒物和臭氧“双控双减”措施，开展扬尘综合治理、秸秆禁烧专项行动等。强化面源污染治理，完善扬尘综合治理，强化机动车船治理。二是继续深化细化治水工作。继续加快“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紧抓丹东、丹西街道省级创建工作进度，巩固完善已建区域并做好查漏补缺，确保创建更具实效性、长效性。按照《象山县“千吨万人”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及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整治工作。三是做好全域“无废城市”年度任务。2022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率达到10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收运体系覆盖面达到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采集终端设备数据全部接入浙江省系统，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疗废物视频监控至少80%接入浙江省系统。新建省级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10个，完成装修（大件）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城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65%以上，建成或开工建设1座及以上标准化分拣中心。良好生态环境离不开生态环境执法队伍的护航。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执法一中队副队长徐青青向记者介绍说，一方面，继续开展“危险废物三年行动计划”“绿剑”“碧海”“利剑2021”等专项行动，对“举一反三”大排查大整改清单进行对账销号；另一方面，完善象山县重点监控企业智慧环保管理平台建设，推动智慧环保体系建设全覆盖，加快实现环境数据共享互通。“我们在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加强环境执法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企业服务水平。”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万勇告诉记者，通过简化审批流程，优化环评审批便民服务，实现企业“最多跑一次”。朱海成告诉记者，象山县将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核心，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增容与减污降碳并进，切实推进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跃上新台阶，全力打造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金名片。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无废城市——只怕有心人系列报道①：无废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绍兴样本系列报道②：无废城市——绍兴工业垃圾的无废之路系列报道③：无废城市——用好建筑垃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省绍兴市，农业GDP占比3.3%，乡村人口不到三分之一，有限的农村更像是这个城市保留下来的乡愁。如何针对农业农村的特点开展“无废”建设？绍兴市以激励为主，建机制，通渠道，广动员，全面引导农业农村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让“无废”染绿乡里田间。废弃农膜全回收“我种草莓30多年了，以前这个黑地膜没人回收的，烧不能烧、埋不能埋，搞得田里路上都堆满了，永远也烂不掉。”但是现在，绍兴诸暨市姚江镇江丰村草莓种植户寿师傅没有了这样的烦恼：“打个电话就能上门回收，而且有钱拿、有积分、有奖品！”农膜被称为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然而传统地膜很难在自然条件下降解，严重影响村容村貌，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地减产。另一方面，农膜用量大、范围广、极其分散，完全靠政府或者企业力量回收，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几乎无法负担。“农膜回收要打一场‘人民战争’！”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督察专员钱进介绍，早在2019年，绍兴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之初，“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无废办”）就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和无害化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政府推动、农户主力、市场运作、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探索“政府扶持引导+使用农户归集+多种主体回收+企业分类处置”的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钱进说：“要让广大农户成为废旧农膜归集的主要力量！”绍兴市建立起覆盖全域的回收网络，便于农户就近兑换。按照地膜0.3元/公斤、棚膜等薄膜0.8-1元/公斤的标准，可以当场兑换现金。每月前30位参与废旧农膜回收的农户，赠送“农膜回收环保宣传伞”1把。全年还可以进行积分，在年底兑换纪念品。这不，村里建起废旧农膜回收网点后，寿师傅通过电话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当即将自家6个大棚换下来的棚膜和黑地膜兑换了98元。花小钱办大事，钱进认为，开展废旧农膜回收特别是地膜的折价有偿回收，大大激发了农户整理上交农膜的积极性，从而使更多原先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的地膜能够进入回收渠道，全市废旧农膜回收处置率达95.5%。收上来的废旧大棚膜可以回用制成再生塑料颗粒，地膜无回收可利用价值，实施无害化焚烧处置，“白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药废弃包装处置率100%绍兴市上虞区大地农资有限公司的销售处，不时有农民来购买农药，工作人员都会对身份证进行认真登记，通过实名制销购实现农药“进-销-用-回”闭环管理。店门口，一块醒目的红色牌子上，详细写明“绍兴市上虞区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标准”，301ml（含）以上的农药瓶1元、50克（含）以上的农药袋0.2元……并且特别注明，农药瓶必须原瓶、原盖、整箱，农户必须在回收台账上签名、登记电话号码。大地农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耀灿告诉《环境经济》，公司在上虞区设有近170个回收网点，网点回收后再汇集到公司的集中储存仓库，由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定期拉走处置。记者问回收点运行得怎么样，朱耀灿立刻开心地说：“很好的！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农户，因为能卖钱，只要在田里看见农药瓶、农药袋，都要捡回来！”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上蒋村兴龙农资商店就是一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店主裘兴龙给码放整齐的140多袋农药包装废弃物称重后，认真地在每一个袋子上标记农药包装物的规格、重量，之后装车。裘兴龙告诉记者，根据政策，这批回收物他可以拿到1700多元补贴。“前几天积攒的瓶子、袋子一共卖了1000多元！”越城区下堡村的种粮大户张君明承包了300多亩稻田，他对这项回收政策给自己带来的额外收入也很满意。分布零散、农户回收意识低、运输困难、储存场地少、处置能力不足，此前，很多城市遇到的农药包装废弃物难题，在绍兴市一个也不少。以“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绍兴市无废办印发《深入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置工作实施意见》，在2016年相关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网点折价回收、收储单位集中归集、专业单位处置等工作。绍兴市无废办高级工程师孔维泽介绍，绍兴市利用原有的农资店建立一级回收点，回收点里进行分类包装后由归集单位进行统一回收，之后由相关处置企业进行专业化处理。目前全市已设立6家归集公司，623家回收点，做到全域覆盖，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置率100%。处置企业也从两家增长到4家，完全能够满足要求。“末端的回收处置固然重要，源头减量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钱进告诉记者，绍兴市推动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建设，全市共建成省级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17个，市级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36个，探索和丰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通过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技术，实现农药废弃包装物源头减量76.21吨。秸秆回收助笋农致富绍兴嵊州市崇仁镇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子，村里村外遍生雷竹，村民们通过种植雷竹笋过上了好日子。这里的竹笋可不一般，秸秆、谷壳这些曾经被认为一文不值的农业废弃物在笋农这里却成了“香饽饽”。“雷竹下面覆盖40公分厚的秸秆，利用秸秆发酵产生热量，上面再覆盖谷壳保温。”村支部书记吴海鹏介绍，有了这项秸秆砻糠覆盖技术，竹林在每年春节前后就能提前出笋。“一亩竹林需要十亩稻田的秸秆。”吴海鹏说，全村覆盖了800-900亩竹林，“拉秸秆的大车每天一车车放进来，我们本地的秸秆都不够用，要去外地采购。”春节前后的竹笋卖的价格肯定更高，批发价都要20多元一斤，吴海鹏家十亩竹林，收入40多万元。“我们村都靠雷竹笋致富的！”吴海鹏告诉记者，正因如此，经村民们提议，这个原名坑口村的村子正式改名为富竹村。汽车沿着山路蜿蜒向上，穿过一片片竹林开到山顶，就到了高湖头村。与山下的雷竹笋不同，山上种植的是毛竹笋。嵊州市弘丰竹笋专业合作社的陈亦兴是村里的种笋大户，年少时家庭贫困，他早早外出打工，十几年后，秸秆砻糠覆盖技术种植竹笋把他吸引回家乡。“我感觉错季笋的前景还是很好的。”陈亦兴说，“过年的时候，村里小广场停了很多车等着收毛笋，最贵到120元一斤还买不到。”嵊州利用秸秆、谷糠覆盖种笋“1亩毛竹需要10万斤砻糠，15亩的稻草，用量非常大，附近的收完了，我们都跑到江苏、安徽等地去收。”谈起自己的种笋事业参与了“无废城市”建设，陈亦兴觉得很自豪，“焚烧秸秆污染空气，放到我们这里覆盖毛竹，大家还增加了收入。这些砻糠不再用于覆盖了，可以用来种蘑菇，即使留在地里也是有好处的，土地的有机质提高了，长出的竹笋又白又大！”陈亦兴告诉记者，为了提升笋的品质，村里都尽量减少使用化肥，使用动物粪便、蚕砂等有机肥。“这样一来，我们村里的水质都好了，村里环境卫生也越来越好，很多人都想回来，你看前面都开始盖房子了。”嵊州市林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朗锋介绍，整个嵊州市的雷竹覆盖种笋大概有1万亩，毛竹覆盖种笋还在推广中，有150亩左右。秸秆砻糠覆盖技术大大提高了笋农的收入，每亩雷竹收益在3万元以上，每亩毛竹收益在5万元以上。为了提高笋农利用秸秆和砻糠的积极性，嵊州市还给进行覆盖的竹林每亩提供4500元的补助。“只要能把废物利用结合进去，我们林业部门在自己工作领域内都尽可能大力推广。”张朗锋说，“保护了环境，也给种植户带来高收益，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钱进介绍，绍兴市出台《绍兴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作方案》，建立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建成秸秆粉碎收集中心两处，年处理能力两万吨。加强综合利用，因地制宜开展秸秆生物质焚烧发电、有机肥肥料、食用菌基料、青贮饲料等资源化利用，形成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五大类综合利用模式，2020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67%。“‘无废村庄’建设我们肯定支持”来到绍兴市越城区村头村，看看村委会的公告栏，就能感受到村里的垃圾分类工作多么细致。村里对垃圾分类实行网格化管理，有网格长、专职管理员、分拣督导员、垃圾清运员，还有专职宣教员。每名党员都有自己对口联系的农户，每次垃圾分类宣传培训活动都会记录在案。公告栏里，每家每户进行垃圾分类的积分情况都会进行公示，特别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积分高的家庭登上红榜，做得不好、积分低的家庭，则被列入黑榜。“光贴红榜没用的，一定要同时开黑榜。老百姓气得骂娘，但是效果很好。”顾水根在村里当了20多年支书，垃圾分类推动了好几年，在实践中总结出很多“管用”的办法。“一到暑假，我们就把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们组织起来，监督村里的大人进行垃圾分类。小孩子不买账的，看到哪个大人做得不好真批评，大人们也不好意思不好好分类了。”顾水根边说，边得意地笑起来。一边严格监督，一边在村里设立回收点，引导村民们把能够回收利用的垃圾送过来兑换积分。负责回收工作的单美娟告诉记者，回收点的仓库每个月都要堆满不止3次，有的人家一个月用积分换几百块钱。看到几个阿姨在河边乘凉，记者过去问她们知不知道“无废村庄”。“‘无废村庄’我们都知道的。”黄阿姨告诉记者，大家在家里都会进行垃圾分类，现在外人路过村里都不乱丢垃圾。“‘无废村庄’建设我们肯定支持的，环境好了，对我们村民们身体好！”钱进介绍，2020年，绍兴市印发《关于做好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的通知》，制定《绍兴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行动方案》，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由市区拓展到各县、市。成立全省首个规模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讲团，由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主管部门、乡镇（街道）、村、学校等133名成员组成，进村入户宣讲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诸暨市枫桥镇三江村建成全市首个村级垃圾分类宣教中心，通过智能化考评激励农户开展垃圾分类。柯桥区福全街道欣华村实施农户源头自主分类、自主投放模式，村民源头自主投放准确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新昌县梅渚村自启动“无废村庄”建设以来，积极推动创建“无废民宿”、“无废商店”、“无废农贸市场”、“无废校园”、“无废医院”等，倡导“无废旅游”，为“无废村庄”建设夯实基础。一个个乡村因地制宜地行动起来，进入“无废”建设的行列。目前，绍兴市共有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站点348个（含处理农村易腐垃圾的厨余垃圾处理中心），设计日处理能力856.8吨。累计建成省级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39个，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19个。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率86.7%。回收利用率45%、资源化利用率91%、无害化处理率100%。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无废城市——只怕有心人系列报道①：无废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绍兴样本系列报道②：无废城市——绍兴工业垃圾的无废之路系列报道③：无废城市——用好建筑垃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一家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可以直接作为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原料，这种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是浙江省绍兴市在建设“无废城市”过程中大胆创新实践的一个缩影。自2019年试点以来，绍兴市探索形成了“源头减量—全量收运—规范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模式，不仅解决了曾经困扰多年的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难题，还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更为全国其他同类城市危险废物管理提供了“绍兴样板”。曾饱受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管理的困扰绍兴市，一座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城市。早年间，绍兴市以传统产业起家，纺织、化工、金属加工三大传统产业和珍珠、黄酒两大历史经典产业产值，占其工业经济比重一度超过60%。彼时，坊间戏称绍兴有“三缸”：染缸、酱缸、酒缸。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三缸”被看作是绍兴市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支撑绍兴经济快速发展。8月29日，在“‘浙’十年·绍兴”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绍兴市委书记盛阅春如数家珍，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绍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数据显示，2021年，绍兴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795亿元，比上年增长8.7%。今年上半年，绍兴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60亿元，同比增长3.2%，预计到年底将突破7000亿元。作为杭绍甬经济走廊的工业强市，绍兴市每年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量超过40万吨。面对大量的工业危险废物，绍兴市一度犯了难、发了愁。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督察专员钱进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绍兴市危险废物管理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大，位居浙江省前列；二是小微产废企业占比高，其危险废物收运不及时；三是工业废盐等缺乏综合利用手段。就在绍兴市为之所困之际，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2019年底4月，绍兴市入选国家首批“11+5”、浙江省唯一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钱进告诉记者，“无废城市”的理念、思路方法与绍兴市高质量发展要求高度契合，同时也为绍兴市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试点以来，绍兴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和载体，提出了‘代收代运’和‘直营车’两种模式，因地制宜实现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全覆盖；率先实施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制度，探索提升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切实防范了环境风险。”钱进告诉记者，绍兴市通过制度、市场、技术、监管四大手段，探索形成了“源头减量—全量收运—规范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模式。以“无废工厂”创建推动危险废物源头减量“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换句话说，推动危险废物源头减量，是绍兴市建设“无废城市”的关键一步。2019年7月，绍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台《绍兴市绿色制造体系评价办法》，明确“产品设计生态化、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六化”为主体的绿色工厂创建要求。在此基础上，绍兴市提出了“无废工厂”理念，旨在从源头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盛集团）迅速跟进、积极响应，开启了“无废工厂”建设新征程。龙盛集团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通过突破核心技术，开发应用了高效连续化重氮偶合、高效压滤水洗、废水分级循环利用、MVR浓缩脱盐等集成技术，将原来每吨染料产生90～120吨酸性废水的工艺改造后接近“零排放”，每年还可以减少硫酸钙废渣14.4万吨。针对化工行业产生的工业混杂废盐，由于其利用价值较低，且处理成本偏高，龙盛集团开发出一套高盐废水综合治理技术，按照企业目前6000吨/天的废水排放量、平均含盐浓度2%计算，每年可以减少工业混杂废盐产生量2万吨。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界排名第三、国内位居第一的维生素生产基地就坐落于此，这里也是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和成药业）所在地。新和成药业副总经理严晖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公司一直积极响应“无废城市”建设，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与循环经济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工艺绿色化、生产协同化、减废制度化、废物资源化、利用合规化、处置无害化、管理智慧化”等“七化”为基础的“无废工厂”新发展之路。“为切实从源头削减危险废物产生量，我们与浙江大学开展了为期5年的创新联合试验研究，成功开发了脂肪酶催化新工艺合成维生素A棕榈酸酯，并实现稳定化生产。”严晖告诉记者，这一工艺可以让他们企业每年减少20吨硫酸钠固废和1000吨废水。钱进向记者介绍说，“无废城市”试点以来，绍兴市以“无废工厂”创建推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以工业原料全量利用为目标，推动危险废物源头减量。截至2020年12月，绍兴市合计创建市级绿色工厂70家、“无废工厂”40家。建立“代收代运”和“直营车”两种模式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绍兴市产生危险废物的小微企业共有2184家，其中年产生危险废物10吨以下的小微企业共有1894家，占比高达86.72%。“点多量少、收集率低、收运贮存难、单次处置费用高，是小微产废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钱进坦言，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的收运难题，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痛点”、政府监管的“难点”、经济发展的“堵点”。为切实解决这一难题，绍兴市乘着“无废城市”试点的东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措施，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收运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绍兴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特别是，《绍兴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将危险废物年产生量不超过10吨、单一种类不超过1吨的小微产废企业视为责任主体，并要求绍兴市各区、县（市）应根据当地产业结构特点及布局情况，规划1～2家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单位。“顶层设计有了以后，我们根据绍兴市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的市场化运营方式，建立了‘代收代运’和‘直营车’两种模式。”钱进告诉记者。所谓“代收代运”模式，是指以区、县（市）为主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受益、多方共赢”的原则，由属地政府制定相关操作规程，明确收运主体、收集范围及对象、收集许可、贮存设施、转运过程、延伸服务等要求，全力推动收运经营活动规范化。而“直营车”模式，是指由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直接集中签约、服务指导，定时、定点、定线上门收运的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处置“直营”模式。绍兴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孔维泽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分析说，“代收代运”模式适用于辖区内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数量较少、利用处置废物类别较为单一的地区。“直营车”模式实现了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处置一体化、服务运营网格化、监督管理信息化，提高了收运处置效率，降低了小微企业处置成本，避免了二次转运风险，增强了环境污染风险防控能力，适合在工业园区集中且具备较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的地区推广应用。走进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创环保）调度中心，一块巨大屏幕映入眼帘，上面清晰地展示着试点区域、危险废物种类、签约企业、合同总数、订单量、收集总量、车辆运输轨迹等各类信息。“这是我们搭建的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智慧云平台，产废单位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注册成功后，就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下单，操作非常便捷。”德创环保固废板块负责人陈栋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说道。德创环保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智慧云平台是绍兴市探索“代收代运”模式的一个代表。陈栋向记者介绍说，产废单位下单后，相关信息就会出现在大屏幕上，通过运用大数据、AI、GPS等技术，可以实现对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全过程闭环管理。目前，绍兴市的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采用了“代收代运”模式，已实现乡镇（街道）收运全覆盖，合计为小微企业节省危险废物处置成本100余万元。在上虞区，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联环保）建立了“一站式”直营小微企业收运体系，为上虞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信息化管理作出了有益尝试。众联环保负责人王立国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他们企业从2019年就开始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工作，目前已经建成集签约—资讯—上报—收运—处置为一体的信息化危险废物收运体系，实现小微企业危险废物处置全过程“一次都不跑”。“产废单位登录账号，发起清运申请，然后我们根据需求安排运输车辆收运，而且每辆危险废物运输车辆都实行GPS全程动态监控，实现运输轨迹可视化。”众联环保工作人员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展示了车辆运输轨迹。王立国告诉记者，他们有时候还为小微企业提供环保管家服务。“小微企业往往缺乏专业环保知识，而且没有环保管理人员，我们在收运的时候遇到企业有不懂的地方，会主动告诉他们如何分类、如何贮存、如何填写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等。”目前，上虞区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直营车”模式，按照“申报+评审”“签约+指导”“平台+微信”“转移联单+GPS监控”“抽查+考核”的“五步法”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转运工作，合计清运小微企业危险废物300余次，处置危险废物1800余吨。“绍兴市现有9家危险废物收运单位，各区、县（市）均建立了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体系，覆盖率达到100%。”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固体废物化学品处处长刘玉磊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以新昌县为代表的“代收代运”模式和以上虞区为代表的“直营车”模式，这两种模式不仅解决了曾经困扰绍兴市的难题，更为浙江省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实现定向“点对点”利用危险废物利用单位经营种类单一，危险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低，前端产生和末端处置利用能力不匹配，这是绍兴市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前的另一大痛点。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绍兴市主动发力，开展了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即在全过程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工业园区内特定企业产生的工业废酸和工业废盐等危险废物，可直接作为另外一家企业的生产原料，减少中间环节，有效提升了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2020年7月，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绍兴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了《绍兴市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工作制度》。那么，文件中所指的“特定类别”是什么？这是绍兴市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和资源化利用企业共同关注的焦点。刘玉磊向记者解读了这份文件。他说，“特定类别”包含了四个方面：首先是特定种类，仅工业废酸、工业废盐等特定种类危险废物可进行“点对点”利用。其次是特定环节，仅在利用环节进行豁免，其他环节仍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再次是特定企业，仅可在试点名单范围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资源化利用单位之间定向利用，每条“点对点”通道均需通过技术和管理实施方案的专家论证，明确入场接收标准、污染防治要求、再生产品质量标准和使用范围，切实防范环境隐患，并在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审批或备案，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最后是特定用途，特定危险废物定向利用再生产品的使用过程，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用途、标准，严禁进入食品、药品等食物链环节，鼓励制定再生产品的地方标准或行业标准。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诺芳胺）是一家主要生产分散染料中间体的企业，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88%浓度的废硫酸，年产将近8万吨。废硫酸处置一度让安诺芳胺很头疼。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开展后，安诺芳胺与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盛化学）结了对子，产生的88%浓度废硫酸可以直接通过管道实时输送至捷盛化学进行综合利用。捷盛化学相关负责人告诉《环境经济》，他们通过将88%浓度的废硫酸提浓，处理后的成品硫酸可以全部返回到原工艺装置中循环利用，实现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之前，我们产生的88%浓度废硫酸如果按照危险废物处置的话，费用大概在两个亿左右，现在开展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以后，处置成本大概降到一年1600万元左右。”安诺芳胺相关负责人告诉《环境经济》。除了工业废酸，工业废盐同样被列入绍兴市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范围内。据了解，绍兴市工业废盐产生量大、来源众多，此前主要依靠无害化分区填埋处置，但新《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实施后，工业废盐等危险废物必须进入刚性填埋场填埋，这进一步增加了绍兴市危险废物末端处置的压力。那么，工业废盐的资源化出路到底在哪儿？用钱进的话说，就在身边——印染企业。但问题是，国际、国内尚没有针对印染专用再生氯化钠的相关标准规范。对此，绍兴市主导制定了《基于工业废盐的印染专用再生氯化钠》（CTES/S001-2020）的团体标准，经过再生得到符合标准的氯化钠就可以用于纺织印染领域。此举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更为全国首创。在越城区，绍兴越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年处理量5万吨工业废盐资源化利用项目。企业技术负责人宋超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他们通过利用热解炉，在高温、无氧条件下，使废盐中的有机物发生不完全氧化，分解为CO、HCL、HF、SO2、NO2和焦炭。废盐中的有机物热解后形成的焦炭残留在无机盐表面，再进一步溶解、过滤、蒸发结晶处理，使无机盐与焦炭分离，最终制得的氯化钠可以为绍兴市印染企业“点对点”利用。孔维泽告诉记者，工业废盐定向“点对点”利用，可以减少对刚性填埋场的需求，如果按10年的使用周期计算，可节约建设投入约2亿元，节约填埋库容约20万立方米。目前，绍兴市先后确定了两批共16家危险废物产生和利用试点单位，每年大概约有27万吨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实现定向“点对点”利用，据测算每年可为产废单位减少2.8亿元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用，为利用单位节省1.9亿元成本。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绍兴市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能力达到67.91万吨/年，较试点前提升16.31万吨/年，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也由试点前的25%增加至30%。“绍兴市危险废物管理模式对地区经济较发达、行业集中度较高、民间资本参与积极的城市具有借鉴意义。”孔维泽告诉记者，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和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属于绍兴市创新制度试点，是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突破和细化，但缺乏上位法依据。他建议，应加快地方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巩固试点成效，同时制定相关细化的实施办法，使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无废城市——只怕有心人系列报道①：无废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绍兴样本系列报道②：无废城市——绍兴工业垃圾的无废之路系列报道③：无废城市——用好建筑垃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泥浆制成干化土，宕渣拆除料制成土和石子，沥青拆除料制成再生沥青……在浙江省绍兴市，每一种建筑垃圾都摇身一变，成为市场紧缺的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产生数量庞大的建筑垃圾。2021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规范建筑垃圾堆存、中转和资源化利用场所建设和运营，推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应用。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60%。春满瓜渚湖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和其他城市一样，浙江省绍兴市一度面临工业垃圾的“围城之痛”。一到生产旺季，这些工业垃圾来不及收运处理，就堆在工厂门口，白色棉絮、黄色塑料胶带和彩色布头隐约可见，混杂在生活垃圾中，散发出阵阵异味。这是绍兴市入选“无废城市”试点之前印染企业面临的窘境。试点以来，绍兴市抢抓机遇，大力推进“前端绿色制造、中端静脉循环、终端无害处置”，以印染、化工行业升级改造为抓手，以产业跨区域集聚提升推动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比试点前下降20.5%。一方面破解了工业垃圾的围城难题，另一方面实现了从老“三缸”到新“三片”的历史性跨越，“无废城市”建设不仅为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寻得出路，更带动了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为绍兴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工业垃圾带来的“围城之痛”厂区里机器发出的嗡鸣声、生产线上工人的忙碌身影，往来穿梭的产品运输车……走进绍兴市柯桥区蓝印小镇，印染企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按照往年惯例，每年8月底，印染企业都会迎来新一轮的生产旺季。随着订单数量不断增长，企业高兴之余也多了一份忧虑，那就是随之产生的工业垃圾该如何处理？这是“无废城市”试点之前企业遇到的共性难题。2018年，绍兴市工业垃圾年产生量约43.26万吨，主要包括废布料、废丝等印染、纺织、服装加工行业边角料等。一到生产旺季，这些工业垃圾来不及收运处理，就会堆在工厂门口，白色棉絮、黄色塑料胶带和彩色布头隐约可见，混杂在生活垃圾中，散发出阵阵异味。2019年4月，一纸通知下发至绍兴市越城区和柯桥区，禁止工业垃圾混入生活垃圾进行处置，每辆垃圾清运车进入垃圾焚烧厂前都要经过层层检查，若发现混有布条、废丝等工业垃圾，垃圾清运车就会面临15个工作日的扣押整改。这一度导致多地正常的垃圾清运难以维持。慢慢地，这些工业垃圾堆积如山，“工业垃圾围城”之势愈演愈烈。绍兴市企业建设“无废工厂”从源头减少工业垃圾产生量。雷英杰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丰股份）副总经理俞建文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这些废料堆在那，不仅占用贮存空间，还容易发生火灾。除了边角料，印染污泥末端处置能力跟不上，特别是在汛期，污泥堆放可能会出现二次污染。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督察专员钱进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到了生产旺季，部分印染企业会遇到污泥涨库问题，企业也是怨声载道。”这是绍兴市入选“无废城市”试点之前的真实写照。绍兴市产业结构是以传统纺织印染、医药化工等行业为主导，受限于行业特点，近年来的发展逐渐陷入了瓶颈，碰到了“天花板”，经历了“成长的烦恼”。钱进告诉记者，绍兴市印染、化工等传统产业环境历史欠账较多，“船大掉头难”，而且工业园区数量众多，实现精细化管理较为困难。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为绍兴市破解工业垃圾围城难题送来了“雪中炭”和“及时雨”。钱进告诉记者，绍兴市委市政府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以印染、化工行业升级改造为抓手，逐步形成以“产业集聚”提升推动工业固废源头减量，以“多级循环”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环境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内外结合”完善末端处置实现固体废物处置不出市，以“多效协同”强化要素保障推进全市工业园区整治提升的“绍兴模式”。以产业集聚提升推动工业固废减量一直以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末端治理模式让城市发展处于被动。受“两禁一分促‘无废’”政策导向作用影响，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正从末端向源头推进。“无废城市”试点以来，绍兴市以印染、化工行业升级改造为抓手，以产业跨区域集聚提升推动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制定《绍兴市区化工企业跨区域集聚提升标准与流程指南》《绍兴市区印染化工电镀产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等政策，推动印染、化工等传统产业实现集聚、集约、集群发展。为解决印染组团搬迁带来的生产断档问题，不影响企业经营和市场稳定，绍兴市制定出台《印染组团过渡性生产预案》，促进项目投产，在排污总量、能耗总量、产能总量不突破前提下，创造性提出两边逐步实现过渡性生产。“搬迁不是简单平移，搬迁过程即是提升过程。”钱进告诉记者，绍兴市做到了集聚与技改、集聚与投入、集聚与提档“三结合”，突出“集聚、集约、集群”发展，全力推动印染化工企业向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助力谱写绍兴市“无废印染”新篇章。走进迎丰股份车间，一套先进的染化料自动输送系统吸人眼球。俞建文告诉记者：“过去都是人工投料，难免有误差，也容易浪费资源。现在都改成自动化设备，一方面投料更加精准，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工人作业环境。”据俞建文介绍，迎丰股份累计投资超20亿元，引进行业内高端先进设备，通过机器换人和节能减排，推进企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源头减废。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和成药业）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与循环经济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工艺绿色化、生产协同化、减废制度化、废物资源化、利用合规化、处置无害化、管理智慧化”等“七化”为基础的“无废工厂”新发展之路。新和成药业副总经理严晖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公司确立“环保量化管理，推进环保关口前移”的工作思路，对每年的“三废”排放进行分析排序，建立“三废”七张报表和环保量化考核表，形成以车间为单位的HSE量化考核机制，倒逼生产车间从源头持续减少“三废”。钱进向记者介绍说，2018年以来，绍兴市推进越城区67家印染化工企业，分别向柯桥区和上虞区跨区域集聚提升，累计腾退用地1万余亩，整合形成五大印染组团、19家大型化工企业，新增产值1000亿元。“腾退的土地将按照绿色化、高端化、都市化、国际化产业导向转型发展，进一步做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两大‘万亩千亿’平台，加快推进城市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华丽蝶变。”源头减量固然重要，末端处置也是“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2015年以来，绍兴市协调推进众联环保9000吨/年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60000吨/年危险废物填埋项目、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项目等，春晖固废1.5万吨/年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九鑫环保4.2万吨/年铝氧化污泥、1.8万吨/年铝氧化化抛废酸综合利用项目等工业固体废物“对外”利用处置设施建设。2020年，结合“无废城市”建设要求，绍兴市继续实施众联环保危险废物刚性填埋项目、春晖能源0#垃圾炉排炉技改项目、国邦药业1.5万吨/年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泰邦环境1万吨/年废编制包装袋和废塑料管材回收项目等，全方位保障企业工业固体废物末端处置有出路。“目前，‘内外结合’基本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不出市。”但在钱进看来，“提高末端处置能力只是其中一环，如果不全面树立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理念，我们要面对的仍然是源源不断增长的工业垃圾。”在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方面，绍兴市构建了大型企业内部实现“小循环”、上下游企业间实现“中循环”、园区与周边区域实现“大循环”的“多级循环”模式，实现了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最大化。大型企业内部“小循环”，即以龙盛集团、闰土股份、国邦药业等企业为龙头，自主研发连续硝化、催化加氢等清洁生产集成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染料行业发展的废硫酸梯级利用及资源化等技术难题。上下游企业间“中循环”，即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抓手，构建了染料和医药两大主导产业链网，30余家企业实现上下游产品供应，10余家企业形成了“一家企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的资源化利用双边交换。园区与周边区域“大循环”，即依托多样化的能源基础设施，构建了燃煤背压机组热电联产、硫磺制酸化学能回收热电联产、垃圾发电、污泥发电、生物质发电、危险废物焚烧余热回收等多功能、多源能源基础设施循环经济体。钱进告诉记者，2018年以来，绍兴市以浙江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试点为契机，深化“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加快印染、化工企业跨区域集聚提升，大力推进“前端绿色制造、中端静脉循环、终端无害处置”，建成90个无废重点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比试点前下降20.5%。“无废城市”建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绍兴市“无废城市”的建设，不仅为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寻得出路，更带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在钱进看来，90个无废重点项目的建设，形成了绍兴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坐落于越城区的绍兴凤登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登环保），每天都会有很多槽罐车往来穿梭，进来时车内装的是医药化工企业的高浓度废液，出去时装的却是纯氢、液氨等工业原料，最终运往新和成药业等合作企业。资料显示，凤登环保的前身是绍兴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氨肥生产企业，一度因面临各种问题而濒临破产，但好在及时“调头”，重新锚定市场发展方向，如今已实现从传统化工企业向环保企业的转型。2015～2017年，凤登环保进行技术改造，投入大量资金新建“高浓度废液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示范装置”项目。项目建成运行以来，凤登环保已累计处置绍兴市及周边地区危险废物近10万吨，并利用其作为原料生产各类化工产品近20万吨，实现了危险废物循环利用。“我们自主研发的水煤浆气化及高温融熔协同处置废物关键技术，能将工业垃圾‘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凤登环保总经理李亚平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说：“通过将高浓度废液放在密闭的高温高压容器里进行裂解反应，最后制成氢气、液氨等原料，部分可以回供给医药、精细化工等行业作为生产原料，或者作为清洁能源用于发电和新能源汽车，实现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循环利用的目的。”谈起凤登环保的“武功秘籍”——水煤浆气化及高温融熔协同处置废物关键技术，李亚平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项技术被业内认为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酒好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在企业展厅陈列室，凤登环保工作人员正在接待远来的客人，向他们展示着这项技术的原理、优势等。“这样慕名而来的企业，我们每年都要接待几十拨。”李亚平告诉记者。“像凤登环保这样的企业，绍兴市还有不少，但要真正让它们协同起来，还有很多功课要做。”钱进认为，从更高的层面讲，绍兴市要站在循环经济的高度对产业进行更深远的布局，打通循环经济全产业链。目前，绍兴市正在深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全面实施“850工程”，对列入绍兴市“850工程”建设计划并验收通过的示范项目，按实际设备技术投资额的8%予以奖励。据了解，2020年绍兴市“850工程”项目实施计划共涵盖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和产品等四大类共80个循环经济重点项目，总投资达到157.4亿元。在钱进看来，借助“无废城市”建设的契机，通过完善制度、市场、技术、监管四大工作体系，绍兴市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一定会迎来蓬勃的发展。往期回顾系列报道：无废城市——只怕有心人系列报道①：无废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绍兴样本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19年，全国确定“11+5”个城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作为浙江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绍兴市率先开启了“无废城市”建设路径的摸索。回忆起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无废办”）副主任钱进仍深深感慨：“‘无废城市’到底怎么建，当时谁也心中没底。”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3年来，绍兴市大到制度框架，小到农药包装，从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到创新打造“无废细胞”，把“无废城市”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引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重要路径，为三产兼顾、偏重工业的东部发达地区综合性城市提供了“无废城市”建设的绍兴样本。为什么是绍兴？作为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最早的一批试点之一，绍兴市颇具样本意义。绍兴市是东部发达地区中等综合性城市的代表，2018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6%、48.2%、48.2%，现有产废工业企业4.2万余家，来自工业和生活领域的固废产量大，且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农业废弃物等五大类固废门类齐全。选择绍兴做试点，代表性和带动作用较强，可快速出成果、成体系，为同类城市提供借鉴，颇具样本价值。产业结构和固废体量仅仅是绍兴市符合筛选要求的因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绍兴有着良好的固体废物处置和利用基础。绍兴市原有的固体废物政策，涉及了“分、收、转、运、处置”等所有环节，构建起固废的源头管控、收集转运、设施建设、监管执法全过程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从管理的角度看，对固废的监管已近“无死角”的程度。2018年，绍兴工业固废的利用处置率达到99.94%，在全国都不多见，农业废弃物处置、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也处于全省领先水平。尽管基础良好，在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方面，绍兴市仍然有着迫切需求。钱进介绍，印染、纺织业是绍兴市的传统支柱产业，这类企业产生的废布料、废丝和废包装材料等被称为产业特色垃圾，在绍兴一直存在处理难的问题。“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几百家印染企业同时24小时生产，产生的印染污泥很快就超出了日处理能力。污泥胀库，企业就要停产，怨声载道。”而且固体废物处理能力不足的话，就容易发生偷倒偷埋。2017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转给绍兴市的交办信访件中有23.6％的信访问题涉及固体废物。钱进说：“这是绍兴的短板，也是很多城市亟待解决的难题。”“无废城市”建设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方林苗认为：“‘无废城市’的理念与绍兴市的发展需求不谋而合，与绍兴市的整体发展思路和战略布局高度契合。”绍兴市欲借东风解难题，名单公布后不到半个月，绍兴市政府就专题研究部署全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提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是绍兴市抢抓重大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城市体系的有效载体，力争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构建固废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随后，绍兴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市发改委、生态环境局、建设局、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局等29个职能部门（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抽调人员成立“无废”专班，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作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全市重点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和市深化改革工作中。国家对“无废城市”建设设置了严格的考核指标，绍兴市又自我加压，结合全市实际情况，从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等5个方面建设“无废绍兴”指标体系，增加了固废管理信息系统企事业单位上网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率、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等9个自选指标，将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置的严格程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自此，绍兴的“无废城市”建设一日千里。固本强基，做好长效常治的顶层设计“百丈之台，起于垒土。”基础打好，事半功倍。接受采访时，钱进反复提到“做这项工作我们是动了脑筋的”，让记者印象深刻。绍兴市强化顶层设计，清楚了解和把握各方面具体情况，抓住具有根本性影响的本质问题，对全局工作进行整体设计、整体观照。这种“动了脑筋”在“无废城市”建设之初的方案编制上就有生动体现。“实施方案一定要做好！”钱进认为，方案怎么编，后面怎么做，这是指挥棒，是方向标。因此，在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绍兴市创新性地提出“1+4+7”模式。钱进介绍，1是市无废办牵头，编一个全市整体实施方案；4是“无废城市”五大类固废涉及的4个牵头部门，各编一个子方案；7是绍兴市的6个区、县、市加上滨海新城，每个编一个区域方案。“好处就是避免牵头部门忙死，其他部门和下面区、县（市）站在岸上看！”钱进介绍，这样的方案编制架构可以调动相关单位的积极性，让他们由被动参与变主动参与。另一方面，通过方案编制，使各单位把他们存在的问题、补短板的要求都真实反映出来。“前期问题找准，后期的落地项目和应对措施才能找的准，有可操作性，可落地。”“方案编制的技术支持单位我们找了3家，3家联合编制的。”钱进说，五大类固废，隔行如隔山，“懂农业固废的不一定懂建筑固废，懂建筑固废的不一定懂危废，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长，我们各取所长，强强联合，方案编制的相对就比较科学。”绍兴“无废城市”试点工作有序推进的背后，还在于制定了一套符合绍兴实际、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绍兴市的“笨功夫”还是体现在前期准备上。钱进介绍，省级以上五大类固体废物管理现行各项法规、制度、标准合计309项，绍兴市都进行了认真的梳理。然后，本着“好的继承、缺的修订、没的制定”的原则，出台62项涉及五大类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制度。其中《绍兴市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工作制度》《关于加快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和无害化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全省首创，《绍兴市工程渣土（泥浆）处置管理办法》为史上最严。除62项制度外，先后出台了《病死动物处置流程管理办法及政策机制》等26项配套制度，进一步夯实制度体系。“‘62+26’工作制度体系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钱进说，“是密切结合工作实际做出的顶层设计，很多都是独创的、领先的、实用的。比如《基于工业废盐的印染专用再生氯化钠》团体标准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工业废盐资源化利用产品出路而制定了，填补了行业空白；再比如为了规范特点类别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我们首创《绍兴市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定向‘点对点’利用试点工作制度》，全国最早进行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试点”。建设路径明确后，为了摸清底数，绍兴还开展了工业固废大排查，对33195家企业进行了排查，整改隐患问题4920个，并建立动态纳入机制。在此基础上，绍兴建立责任清单43项、任务清单95项、项目清单90项。为了强化考核督导，绍兴市根据实施方案和三张清单，制定出台一系列考核文件，通过倒排时间、挂图作战、定点销号等方式督促各地各部门全面抓好落实。建立了以分管市长带队督导、五大类固废牵头部门分管领导季度督查、无废专班常规例行检查为载体的督查机制，全力压实各方责任。建立了以“简报、专报、通报”为载体的“三报”制度。其中，针对督查发现问题，以通报和督办单的形式下发至各区、县（市）政府；针对试点推进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好的做法、典型事例，通过简报形式予以报道；对于重要会议和上级领导讲话精神，以专报的形式进行专题报道。所有的“简报、专报、通报”均抄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浙江省生态环境厅领导，大大推动工作开展。“固废产生量和利用处置量匹配，这个要靠固废处置项目支撑。”钱进介绍，绍兴市以问题为导向，缺什么补什么，列出污泥处置、垃圾焚烧、污泥干化等90项项目清单，每个项目都针对这类固废减量化是不是达到最大了、资源化是不是最大化了、无害化处置是不是有缺口，补短板、补缺口。“3年时间里，89个项目都落地完工投运了，只有一个因故推迟仍在推进中。”钱进说，我们的固废处置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基本做到了“一般工业固废不出县、危险废物不出市”的能力匹配。数字“无废”，打造信息化、智能化平台“通过基本概况板块，只需轻触鼠标，全市的固废申报产生量、实际利用处置量便一目了然，还可以随时清晰地调阅3张清单上各个项目的完成进度和责任落实情况。”“通过信用评价板块，对接省环保信用平台对涉废企业进行信用分析，建立固废领域的产废单位、运输单位、利用处置单位的信用库，形成白名单、黑名单，通过考核排名、差别化执法等手段，倒逼固废相关单位守法经营。”“通过咨询服务板块，可以轻松实现专家咨询，以及各类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标准等信息查询。”交易撮合平台在无废办的会议室里，借助巨大的液晶屏，工作人员给记者展示了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平台总体框架政府管理中，五大类固废在行政管理上涉及部门众多，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分段式管理等问题，难以实现信息共享、贯通。“以医疗废物为例，在医院里边是卫计委管，运出来以后是生态环境局和交通局管，到利用处置单位是生态环境局管。”钱进说，“五大类固废，要想全过程全链条管起来，非常难，靠我们几个管固废的同志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企业公众服务上，产废单位与用废单位之间缺少信息沟通桥梁，同时，企业与公众对无废城市和固体废物管理的认知需求加大，但缺乏一站式服务中心。绍兴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工程师吴铭介绍，针对这些问题，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推动系统整合集成，打通固废治理的监管系统、执法系统、服务系统、信用系统，通过GIS地图结合图层叠加，实现一屏展示、一图总览、一网感知，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管格局和服务模式。据介绍，平台为“一舱六板块”架构，“一舱”即无废驾驶舱，综合展示无废领域相关信息，监管各类废物全生命周期及各类风险事件全过程处理情况。除了前面提到的基本概况板块、信用评价板块、咨询服务板块，还包括实时监管板块、指数发布板块和交易撮合板块。“医疗废物253.4kg，收集时间是今天上午10点44分。你看，这是工作人员上门收集时候的监控画面。”吴铭介绍，通过实时监管板块，可以对五大类固废以及可回收物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利用实现全过程监管。“废物处置运用二维码技术，对每个固废进行赋码，将固废的种类、数量、产生时间、地点等信息固化，根据二维码识别为固废的可追溯打下基础。”吴铭介绍，过程中进行在线监控，实现运输车辆车载视频、固废处理场等设施视频监控的联网，对违规倾倒、非法转运、未按规定路线运输等情况在线监控、及时预警，以数字化手段对固废运输过程实现风险可控、闭环监管。“以诸暨白毛尖垃圾填埋场为例，我们可利用AI视觉辅助识别进出车辆的盖板是否符合标准，通过‘查看’货车中固废的堆形，可知车辆是否存在跑漏及非法倾倒现象。”吴铭说。最后，还要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研究解决产废用废单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协调处置固废治理不平衡现象及异常情况。“结合5G物联网、卫星遥感、视频AI分析、舆情监控、产处数据匹配等数十套风险预警模型，一旦产生可能的不一致和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及时联动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吴铭说。钱进认为，“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智防智控模式，实现对重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从摇篮到坟墓”的可监控、可预警、可追溯、可共享、可评估的全过程闭环管理。监管职责无缝对接，并实现各固废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式监管机制和监管体系。截至目前，平台对接雪亮工程中视频监控信息5984路，完成卫星遥感影像比对7次，发现43处固废倾倒场所；有效抓取追踪无废相关舆情信息12049余条，有效识别负面舆情69条，并全部分派乡镇网格员进行处理，及时完成率100%。“到今年9月份，浙江省生态环保督察结束，在绍兴市，正式认定为固废倾倒的案件一个都没有。”钱进充满信心地说，“通过无废城市建设，关于固废的投诉举报越来越少，说明我们固废的管理能力在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在加强，说明我们无废城市建设是有成果的。”“而且产废单位的理念发生了变化，知道固废不能乱倒乱埋。”钱进说，“这是我们无废城市建设最大的收获。”“你的废料可能正是我想要的原料”，“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不仅拧紧了“安全阀”，还打通了“服务链”。钱进告诉记者，平台的交易撮合板块中，政府当“中介”，产废单位和用废单位可发布固废供需信息，可以查询固废利用处置单位，而且运用大数据进行匹配推送信息，解决用废单位和产废单位信息不对称问题，方便各类固废就近、及时得到处置利用，推进固体废物变废为宝。据统计，目前活跃在平台上的企业已经有5845家，累计交易1394笔，累计成交量达到84万吨。2020年，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列入浙江省政府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集成整合省、市、县三级共21套涉及固废的系统，数据来源涵盖16个省级部门，19个市级部门，汇聚2782项数据项、梳理整合相关部门数据资源超过13.6亿条数据。钱进说：“通过平台的监控调度、风险预警、考核展示等功能，绍兴对固废实现了全周期、智能化、闭环式数字化管理，更好地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不断迭代升级完善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无废大脑’建设。”“无废细胞”，打造城市健康肌体绍兴市口腔医院是一家小而精的医院，走进干净整洁的院区，随处可见垃圾分类、“无废城市”的宣传海报和标语。无废医院绍兴市口腔医院党委书记孙晓峰介绍，创建“无废医院”以来，医院把“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纳入科室重点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严管医疗废物，推行垃圾分类，可回收物资源回收率达100%。“我们医院的年轻人多，参与度高，大家还自己创作‘无废城市’的书画、摄影等宣传作品，结合院内的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向患者和家属进行环保宣传。”孙晓峰表示，“无废医院”建设不仅提升了医院管理的规范性，而且让全院职工的节能环保意识都得到很大加强。为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绍兴市启动“无废细胞”建设工作。细胞，正在从一个生物学概念转变为探索城市治理的最新切入口。“无废细胞”这个新名词，让“无废城市”建设这个看似庞大、遥远的目标，逐渐化解为人们日常触手可及的微小改变，以润物无声的姿态走入百姓生活。“倡导推广无纸化办公，文件OA或浙政钉系统一键阅办；节约用水用电用暖，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夏季应不低于26℃、冬季应不高于20℃；认真做好垃圾分类、绿色采购、光盘行动……”“无废”创建，机关走在前，一场叫做“无废机关”的自我革命在绍兴市悄然进行。“创建‘无废城市’，从‘无废细胞’抓起。”钱进介绍，绍兴市制定无废园区、无废工地、无废乡村、无废工厂、无废医院、无废学校、无废饭店、无废景区、无废超市、无废城市公园、无废小区、无废机关等十二大类“无废细胞”建设标准，这些标准由各自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国家“无废城市”创建指标的基础上，既结合地方实际特点，又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做法而制定。以“无废医院”为例，评价指标采取全市统一的标准体系，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乡镇（社区）卫生院，均需按照指标要求严格推进。其中1项硬性指标，为一票否决项，是关于发生重大安全、环保等事故；其余7项涉及组织管理、医院环境、医废管理、污水处置、可回收物管理、信息宣传及其他附加项目等，总分大于等于90分的医院可获评“无废医院”。如同细胞无时无刻不在繁殖生长，以维持机体的发育和运行，在绍兴，“无废细胞”也在积极裂变新生，形成气候。继首批18家“无废医院”创建成功之后，日前，新申报的35家医院也通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会和市无废办的抽查核验。“这意味着医院‘无废化’建设逐步下沉覆盖到县、乡一级，加快了我市‘无废细胞’创建进程。”绍兴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无废细胞”是“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生活中充分运用到“无废”理念的组成单元。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需要每一个“城市细胞”充分焕发活力。绍兴市已经建成十二大类“无废细胞”812个，同时在探索“无废”行业建设，构建绍兴市“无废印染”“1+2+1+2”系列成果框架，打造绍兴特色的“无废印染”模式。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方林苗表示：“绍兴‘无废细胞’建设已经遍地开花，而最终的目的是形成覆盖全市、涉及全民的‘无废城市’运转模式。”“‘无废城市’的本质是一种绿色生产生活理念，而理念只有深入人心才能事半功倍。”钱进说，“重中之重是抓宣传，人人参与。”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沈慧惠介绍，绍兴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六五”世界环境日、“无废”进校园、“无废”动漫等方式宣传“无废城市”理念，确定“无废小师爷”作为绍兴“无废城市”代言人，建立“无废城市”宣传教育基地，制作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宣传片，营造人人知晓、个个参与的良好氛围。“我们的目标就是人人知晓‘无废城市’，产废单位个个参与‘无废城市’建设。”钱进说，“这不是靠两三年能实现的，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如果绿色、生态、循环的理念深入人心，就为从‘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打下基础。”回忆起2018年12月底刚到生态环境局工作时，钱进感慨：“印染污泥旺季胀库，企业急得哇哇叫。以前有的工业垃圾可以跟生活垃圾一起处理，但是后来禁止了，我们专门的处理设施又没有，这类工业垃圾没地方去，环境污染风险大大增加。”今非昔比，通过3年创建，绍兴市的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和监督管理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筑渣土资源利用设施、一般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小微企业危废统一收运体系、废旧农药包装物、废旧农膜回收体系、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实现县级全覆盖，利用处置能力基本匹配。但是绍兴市仍然保持着“在路上”的清醒。方林苗认为，“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全局性的综合工作，绍兴市在固体废物管理上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一是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无废”建设体系上仍有短板要补，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五大类固废不平衡的现象。二是在构建全过程信息化监管方面仍有功夫要下，“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要不断优化完善。三是在构建长效常治的“无废社会”上仍有难题要破，还需从机制的建立、制度的长效、氛围的营造上去深入探索，让每一个公民实现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的转变。“固废源头减量最大化，这个是无止境的。资源利用最大化，这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紧盯‘趋零填埋’‘市域能力匹配’‘空间布局优化’三大目标，确保2025年底基本实现‘趋零填埋’目标。而且水气土废是相关联的，要系统考虑，不能顾此失彼。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水、气、土、废、塑‘五废共治’。”钱进说。往期回顾精彩推介！2022年第16期《环境经济》杂志出刊系列报道：减污降碳——硬币的两面系列报道①：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迈入新征程系列报道②：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走向深入系列报道③：减污降碳——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新“赛道”系列报道④：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先要“节能”《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在浙江省绍兴市采访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动了脑筋”。绍兴市的“无废城市”建设处处让人感觉“动了脑筋”。在方案编制上，早在方案编制之初就让各部门、各区县深度介入，通过前期参与，让各方强化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而且提早把各领域的重点、难点融入方案，为后续的解决打下良好基础。在政策制定上，对现有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再结合工作实际找出空白点、薄弱点，及时补充完善，使“无废城市”建设有据可依，用制度管人管事。在管控过程上，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优势，通过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疏堵结合，一面加强监管，一面帮助产废单位找出路，推动市场建立起大循环。在公众参与上，通过“无废细胞”建设让全社会得到充分动员，让松散的公众参与变得有组织、有依托。而且通过参与，让“无废”理念深入人心。在采访的路上，还有人给绍兴市无废办的同志打电话，咨询自己单位淘汰的工作制服应该怎么处理，废旧的衣服都不敢乱丢！我们深深感慨于绍兴的“动了脑筋”！这是对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不得过且过，不敷衍塞责，力求工作取得成效，更进一步。这是可贵的创新精神，是面对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带着不法常可的勇气和智慧。这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拍着脑袋做决定”，真正从实际工作中找出痛点，打通堵点。“无废城市”是个新概念，没有先例可循，作为最早的试点之一，绍兴市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这只螃蟹到底怎么吃？绍兴市通过细致谋划、积极创新、大胆实践，给出了颇具特色的“绍兴样本”。本刊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将绍兴“无废城市”建设的经验和亮点呈现给读者，在为各地提供具体经验的同时，更希望传递一种“动了脑筋”的态度。毕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往期回顾精彩推介！2022年第16期《环境经济》杂志出刊系列报道：减污降碳——硬币的两面系列报道①：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迈入新征程系列报道②：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走向深入系列报道③：减污降碳——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新“赛道”系列报道④：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先要“节能”《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封面特稿政经产业观察一线观点文化往期回顾系列报道：减污降碳——硬币的两面系列报道①：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迈入新征程系列报道②：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走向深入系列报道③：减污降碳——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新“赛道”系列报道④：减污降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先要“节能”《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鸣锣开市，标志着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碳市场正式成立。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目前全国碳市场仅纳入年排放量超过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郭云高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气候也可以用来投融资？答案是肯定的。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扎实推进气候投融资，建设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气候投融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助推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2020）测算，要实现2℃目标导向转型路径，我国2020~2050年间总投资需求将达到127.24万亿元，折算到2060年，年均约3.18万亿元。气候投融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新“赛道”？稳扎稳打推进气候投融资在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气候融资在碳中和时期的重要性逐渐提高，世界银行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将气候融资在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提升至35%，充分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需求和金融创新需求。全球广义上与气候相关的各类资产配置总规模已达到近50亿美元，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占比近四分之一，从而气候投融资业务是我国目前急需尽快跟进的重点领域，也是绿色金融国际竞争中的重要“赛道”。何为气候投融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项目副主管刘锦涛在“‘碳中和2060’与绿色金融论坛：气候投融资与中国未来”上表示，气候投融资相比于传统的绿色环保项目和低碳减排项目等，侧重点有所不同，它具备更强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特性。根据《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的定义，我国气候投融资的发展模式以“减少碳源以减缓气候效应”和“增加碳汇以适应气候变化”两个层面结合为主，添加了更多关于提高森林碳汇、草原碳汇、生态系统与气象防灾等领域适应能力的发展工作，本质上是增强“谈盈亏”，而不仅局限于核定指标开展碳减排工作，在减碳的基础上更加具备碳中和目标下的碳增汇属性。换而言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工作需要抓住两个方面：一边要通过各种方式减排增汇，在逐渐减缓全球变暖速度的同时推进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另一边还要做好准备，为能够抵御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源、粮食系统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缺一不可。近年来，我国高度关注气候投融资，对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规划已久，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2015年，气候投融资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2016年国务院的“十三五”控温方案中。2018年，应对气候变化职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划转至生态环境部，气候投融资重点从“强化投资引导、金融支持”聚焦到如何加强政策协同上，强调“气候政策、环境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2020年9月，我国“双碳”目标正式提出，并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新征程，实现“双碳”目标资金问题是个关键环节，这为气候投融资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更为宝贵的发展机遇。2020年10月，为进一步加强气候投融资顶层设计，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这是“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出台的第一份政策性文件，对于指导和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与《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正式开启了我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2022年8月23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生态环境部举办的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在综合考虑申报地方工作基础、实施意愿和推广示范效果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北京市密云区、通州区，河北省保定市，山西省太原市、长治市等23个地方入选气候投融资试点。同时，定期组织对试点工作进展和成效进行总结评估，及时梳理试点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力争通过3年至5年的努力，探索一批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这十年，安徽省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1.3%，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等主要污染物下降幅度均超20%。”近日，在“安徽这十年”生态环境保护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哨兵公开的这一组碳排放和污染物“双降”数据十分亮眼。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和技术赋能众多合力推动之下，全国不少地区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蓝图正加速变成现实。如今，减污降碳深度协同工作有了顶层设计。近日，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为减污降碳确立了具体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从“弱相关”到“强联合”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两大战略任务——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减污和降碳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既可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也是解决污染问题和气候问题的根本之策。在广西，当地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做文章，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2020年，广西的非化石电力装机达到5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5个百分点，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保持在95%以上作出了贡献，还大大减少了由化石能源发电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山东海阳，全国首个“零碳”供暖城市的名号响当当。上一个供暖季，国家电投“暖核一号”供热项目顺利完成保供任务，保障了20万居民温暖过冬，海阳也由此告别了延续多年的燃煤取暖历史。据了解，这一项目同比核能供热前节约原煤消耗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3万吨，减碳效益显著的同时，还明显提升了区域供暖季空气质量。类似的案例足以说明，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正在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不少地方的早期实践中，尤其是有关空气质量达标和二氧化碳达峰的“双达”工作已积累了不少经验。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评估，2005年以来我国所实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相当于累计节能22.1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节能减排成果，是因为环境污染物控制和温室气体排放两者的统筹和协同从很早之前就相伴相生了。“2021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05年的72.4%下降至56.0%，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6.6%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0.6亿千瓦。”在近日举办的2022年“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向社会公布了这组数据。如果说减污和降碳过去只是“弱相关”，那如今显然两者已进入“强联合”的新阶段。除了经过丰富的实践检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还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和排放时空一致性特征，化石能源消费、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均是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减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对象，两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同推进。具体来说，我国几乎所有与人为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源、50%左右的VOCs排放源和85%左右的一次PM2.5排放源（不含扬尘源）都和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应该说减污降碳已具备了一体推进的基础。”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方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推进减污降碳的一个行动指南。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于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高度同根同源的特征，必须立足实际，遵循减污降碳内在规律，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实施方案》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如是说。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发力重点在源头，路径设计要系统，手段方法要综合。强化源头防控，相当于抓住了减污降碳的“牛鼻子”。源头防控都包括哪些核心举措？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宇分析认为，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源头防控的关键在于，以减污降碳为导向，倒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将工作重心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也与减少碳排放的方向和路线一致。以工业园区为例。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工业园区既是资源与能源集中消耗的大户，也是污染相对集中排放的管控单元。2021年，近1/4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占全国的近1/3。面对艰巨的减污降碳压力，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势在必行。对此，《实施方案》将产业园区作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着力点，指出要在产业园区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工作，鼓励各类产业园区根据自身主导产业和污染物、碳排放水平，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提高园区能源、水资源和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意味着在工业、农业、生活、建筑等领域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而这些领域每年产生的固体废物高达110多亿吨。“三化”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推动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改变，推进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部提出将统筹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聚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动100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对于“无废城市”建设与碳减排之间这种天然的耦合性，《实施方案》也明确了具体任务和方向。一是在优化环境治理方面，要求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协同控制，强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加强“无废城市”建设。二是在开展模式创新方面，提出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以及温室气体减排要求，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高碳”特征明显。减污与降碳，两者有着良好的协同治理基础，更有着广阔的治理空间，紧盯环境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是关键。《实施方案》聚焦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显著的重点领域和行业，详细谋划了统筹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各项举措。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鼓励先行先试，应在区域、城市、园区、企业等不同层面开展减污降碳模式创新，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全民减碳”安徽省积极行动，将减污降碳系统推进工作纳入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双主任的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体制下，保证这件事有人抓，有人配合；江西省企业自愿减污降碳联盟近日成立，40多家企业积极响应参与，旨在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拥有250多万人口的浙江衢州试点碳账户，一年多来，居民碳账户已超过230万个，引领当地形成绿色低碳社会新风尚……如今，全国减污降碳氛围愈加浓厚。实际上，无论是区域、产业园区层面，还是企业、居民层面，这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体多位于城市，其政策落地和执行也多停留在城市。因此，《实施方案》从系统治理的角度，吹响了城市层面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的号角，为城市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具体实施路径和重要参考，更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注入强劲动力。近年来，不少城市“摸着石头过河”，展开了有益探索。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发现，有的城市构建起减污降碳协同管理体制，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对相关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实施、统一监察督查，如浙江省湖州市成立了美丽湖州建设领导小组，减污降碳有关重点部门被纳入其中。有的城市加强战略规划有机衔接，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直接提出了减污降碳的要求，并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统筹融合。还有的城市加强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如福州、温州等地将碳排放影响评价作为环评维度之一尝试施行，推进环评与碳评衔接；重庆市要求在对火电、水泥两个行业企业核发（换发）排污许可证过程中，需载入企业上年度碳排放数据、碳排放管理和履约要求等信息，推动排污许可与碳排放协同管理。城市层面根据自身实际先行先试，在顶层设计指引下，各行业、企业迎来政策利好。“这将支持清洁低碳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推动不清洁不低碳的产品和技术设备升级换代。”严刚建议，企业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抢抓机遇，更加注重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对此，《实施方案》鼓励企业采取工艺改进、能源替代、节能提效、综合治理等措施，实现污染物和碳排放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支持企业进一步探索深度减污降碳路径，打造“双近零”排放标杆企业。前不久，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加快推进生态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减污和降碳，这是硬币的两面。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会同时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大气污染物。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显示，约85%的悬浮颗粒物和几乎所有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是化石能源使用所导致的。同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表明，1970—2010年间化石能源燃烧和工业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8%。大量文献已经证实，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复旦大学吴力波团队2021年发表的论文表明，如果将落后企业的能源效率提升至细分行业平均水平，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可以同时带来18%—50%的二氧化碳减排率。当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超过50%时，工业部门电气化替代可以初步实现空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协同减排；当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达到70%时，工业部门电气化替代可带来4%—29%的二氧化碳减排率。基于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高度同根同源性，减污行动可带来降碳效应，反之亦然。一方面，碳减排要求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可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悬浮颗粒物排放量乃至臭氧排放量，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另一方面，空气污染治理的大多数措施要求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可以同时带来碳排放量减少。因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石敏俊认为，减污和降碳不可分而治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既科学可行，也经济合理。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一方面可以使碳减排和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设计更具针对性和协同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碳减排和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率，降低碳减排和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成本。从发展的角度看，未来，随着末端污染治理的技术潜力收窄，源头减排将对我国2035年乃至2050年重点地区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发挥更大作用。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与经济转型，是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由此，推进“双碳”的行动，也是当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着力点。事实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我国部分区域已经有着成功实践。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经济总量最大的区域，工业基础雄厚，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较大。一方面，以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依旧突出。另一方面，京津冀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0%，单位GDP和单位人口的碳排放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大气国十条”及相关治理措施的实施，京津冀地区持续开展污染治理和能源替代，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由2013年的106微克/立方米降至2017年的64微克/立方米，下降了39.6%。大气污染防治带来的降碳效应初步显现，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量从2013年的10.19亿吨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9.52亿吨，下降了近7%。数据表明，2018年后，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持续下降，但碳排放量却不降反升。可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越到后期，越需要从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上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保证取得扎实稳定的效果。往期回顾《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系列报道：碳市场一周年——碳市场，生日快乐！系列报道①：碳市场一周年——全国碳市场一周年成绩如何？系列报道②：碳市场一周年——探索全国碳市场有序发展之路系列报道③丨专访陈志祥：发挥登记结算机构功能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杂志简介《环境经济》杂志是由生态环境部主管、中国环境报社主办的国内权威环境经济期刊。杂志为半月刊，全彩印刷，目前已形成由期刊、网站、人民号、新华号、微信公众号等构成的媒体矩阵。2023年《环境经济》杂志开始征订了！年订价480元↓↓↓必读完整填写此征订单，连同汇款凭证、发票信息发邮件至发行邮箱，即完成订阅。银行汇款信息（书名号不能省略）户名：《环境经济》杂志社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崇文门外大街支行账户：0200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梳理今年重要的生态环境文件，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等撰文指出，《方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重要文件之一，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行系统谋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实施机制，为2030年前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提供行动指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等提出，《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迈入了新征程。减污与降碳是一体两面“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能耗、高碳产业结构问题，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呈现显著同根同源性。”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研究表明，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源中，几乎所有SO2和NOx排放源，50%左右的VOCs和85%左右的一次PM2.5（不含扬尘）排放源，都与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和排放时空一致性特征，化石能源消费、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均是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王金南认为，这意味着减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对象，两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同推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提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物存在较强的排放同源性和控制措施的同效性，两者的统筹和协同从一开始就相伴相生。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评估，2005年以来我国所实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相当于累计节能22.1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到2035年如果我们朝着‘碳中和的1.5摄氏度’的方向发展，即沿着‘将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高1.5摄氏度的范围’的路径走，全国的氮氧化物跟2020年比，总排放量会下降5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会下降39%。”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根据空气质量模型的预测，当氮氧化物和VOC分别下降40%和30%，或者下降幅度超过以上两个量时，到2035年全国337个省市PM2.5的均值会在25以下，2020年全国均值是33。第二阶段是到2050年，如果继续按照1.5摄氏度的目标去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几大污染物的排放量会下降到200到500万吨。“减污降碳的协同理论来自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的丰富实践。”徐华清等提出，诸多国别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能有效减少其他环境污染物排放并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往往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根同源，政策的实施将获得双重效益并降低全社会总减排成本。柴麒敏介绍，英国、欧盟等工业化国家二氧化碳达峰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并没有专门针对碳排放控制的相关政策，环境污染物治理及同时期的煤炭转向油气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于工业化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先经历区域常规污染物治理，再从90年代后进入到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治理过程往往是并行的，碳污共治的时间往往长达数十年。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进入政治议程时基本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仍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初期阶段，所呈现出的排放结构特征也因全球分工不同而与欧美发达国家迥异。柴麒敏认为，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应注重减污降碳的协同。我国现阶段精准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多目标统筹与政策资源共享，既是基本国情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长期战略下的优化选项。《方案》提出，与发达国家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后转入强化碳排放控制阶段不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生态环境多目标治理要求进一步凸显，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于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高度同根同源的特征，必须立足实际，遵循减污降碳内在规律，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切实发挥好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促进低碳发展，创新政策措施，优化治理路线，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减污减碳协同方略的集大成者王金南提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点是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手段是强化减污降碳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途径是通过减污和降碳两个领域工作的深度耦合和同频共振，实现提质增效。柴麒敏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方案》是减污减碳协同方略的集大成者。《方案》坚持系统观念，强化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同时，《方案》的聚焦点不同于一般的末端治理，而是紧盯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了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对水、气、土、固废、温室气体等多领域治理工艺、技术路线及激励约束机制的协同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方案》尤为注重领域的左右协调与央地的上下协同，鼓励发挥“头雁效应”、实现重点突破，积极推动建立多层面、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创新模式。“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问题，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柴油货车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严刚认为，因此《方案》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要求大力支持电炉短流程工艺发展，水泥行业加快原燃料替代，石化行业加快推动减油增化，铝行业提高再生铝比例，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动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重点削减散煤等非电用煤。加快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提高铁路、水运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例。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推进构建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类似的空间聚集特征。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碳排放量排名前5%的网格，合计贡献了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8%，同时贡献了NOX排放总量的60%、一次PM2.5排放总量的46%和VOCs排放总量的57%，大气污染严重区域与二氧化碳排放重点区域高度重叠。”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宇表示，在充分考虑碳排放气候影响均质性和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基础上，《方案》提出要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增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引导作用，要求污染严重地区加大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力度，加快推动重点区域、重点流域落后和过剩产能退出；研究建立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目标为导向的产业准入及退出清单制度；到203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量的50%左右。“通过加强空间协同调控，在落实全国降碳任务的同时，可以有效提升区域减排效益和环境改善效果。”雷宇认为。柴麒敏也认为，《方案》紧密衔接《中共中央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运行一年来，无论是相关部门和地方层面，还是行业和企业层面，均投入了很大的热情。随着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的结束，不少企业顺利通过第一个年度大考，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绿色答卷”。7月15日，在全国碳市场一周年的实践、挑战与展望论坛上，中央企业代表分享了经验和成效，并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支招。多家企业交出碳减排“答卷”2021年7月16日，首批2162家发电行业的重点碳排放单位被正式纳入全国碳市场，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压实到企业，通过市场倒逼的机制促进企业产业技术升级。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全国碳市场，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其管控的高排放行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绿色低碳化，促进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另一方面，能够为碳减排释放价格信号，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将资金引导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企业，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目前来看，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发电行业有20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交出了碳减排“答卷”。首个履约周期内，多家企业超前完成交易履约任务。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毛科介绍，2021年6月，为适应全国碳市场交易需求，加强碳资产的集约管理和统一运营，成立了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发布了“十三五”碳排放白皮书，研发了一系列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及交易履约管理办法，去年率先完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期105家重点排放单位配额清缴，完成全国首笔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碳配额清缴，实现履约率100%。“不仅如此，我们还探索建设了基于区块链的碳资产管理平台”。毛科表示，这个平台形成了公司内部碳资产精细化管理及产业链协同脱碳绿色数据运营“一体两翼”的服务体系。国家电投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泮昊介绍，首个履约周期，国家电投78家重点排放单位超前完成履约任务，实现履约率100%，采购成本低于市场价格，实现履约成本最优。“摸清企业碳排放‘家底’，要实现碳资产‘数智化’管理。”泮昊表示，今年6月，国家电投碳排放管理系统2.0版全面升级上线，该系统能对发电、电解铝、水泥和煤炭4个高耗能产业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实时分析、及时预警，通过数据价值挖掘，实现碳排放和碳资产的精准对标和决策辅助。“作为大型能源央企，中国大唐在电煤供应持续紧张、保电保热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提前完成所属全部96家重点排放单位履约清缴工作，实现了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的100%履约。”中国大唐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宇说：“我们主要从体系建设、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三方面着手。体系建设上，在原有的碳资产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大唐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有限公司；制度建设上，在原有的碳资产的管理办法上按照全国碳市场逐步出台一些新管理办法；能力建设上，中国大唐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后，紧紧围绕碳市场的政策做建设，逐渐对公司的领导层进行碳资产管理的培训。”崔宇介绍，2017年碳资产信息化系统上线，按照碳市场要求，不断提升企业碳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成效上，提前完成百分之百的履约，年底利用碳资产实现了一些创收。“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我们也是百分之百地提前完成了履约。”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子杰介绍说：“2021年6月，我们建成了一套碳排放数据的全链接采集系统，封闭了数据的来源，保证数据来自原始数据，实现全数据的采集。”魏子杰进一步解释说，这个过程中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比过去报送系统的要更加准确，主要是引入了系统的计算公式，得到了近似连续的数据。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天然气二部副总经理肖博强表示，中国石油按照“依法履约、统一调配、集中管控”的原则，全面分析判断价格走势，制定详细完善的碳交易履约方案，成为第一个履约周期内最先圆满完成交易履约任务的国有大型集团之一，并进一步依托全国碳市场机制，建立了温室气体交易管控体制机制，设立气候投资创新基金等绿色投融资实体，强化碳资产管理。数据质量和立法备受关注目前，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交易规模逐渐扩大，一些履约型交易对象已通过碳交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当前，对企业而言，摸清碳排放家底已是“必修课”，并越来越重要，对碳排放的监测及核算将纳入企业的日常管理。但据了解，企业在核算碳排放量时，遇到不少“拦路虎”。谈及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难题时，碳数据质量被多次提及。碳排放数据是碳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石，是环境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关系到全国碳市场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企业的碳资产价值。如果企业的相关数据弄虚作假，以排放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交易就等于无本之木。一年来，碳配额未按期履约与数据造假问题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也暴露了监管机制、能力建设、标准体系等不足之处。“整个履约过程以及建设中，数据质量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魏子杰说：“在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存在数据质量问题，还出现了一些增加企业成本的问题，因此，我们采用内部交易、置换的方式解决了履约。”企业也深刻地认识到，数据质量是碳市场的生命线，科学的数据管理是实现科学考核的基础，是双轮驱动的重要保障。不仅如此，碳交易市场作为一个碳减排专用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法律监管。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高利红认为，“双碳”目标对法律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制订一两部法律可以解决的，因为涉及社会生活、产业和国家发展空间，更需要对我们现有的法律进行系统性的变革。高利红表示，从法律角度出发，企业减排更需要主动性。企业如果不积极减排则可能会成为诉讼的对象。因此，企业应抓紧时间进行碳足迹评估、技术低碳认证以及自愿减排，同时做好碳排放信息披露，遵守碳交易规则。当前，国家层面缺少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现有立法位阶不高，多为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不完善，《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或《碳排放权交易法》等上位法缺失。同时，有关碳排放权的内涵和产权界定、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交易纠纷解决办法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界定。对此，毛科坦言，立法是全国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希望能够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尽早出台，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对全国碳市场的统一管理。泮昊持相似观点。他表示，尽快出台《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为碳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法律支撑。同时，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碳市场相关配套制度和业务细则，指导企业开展各项工作。实际上，相关政策工具的完善已经提上日程。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指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列入《国务院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的立法项目拟制定、修订的16个行政法规之一。呼吁尽快纳入其他七大行业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双碳”目标下，越来越多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形成，并让排放主体来承担这一成本。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40.4%，比上年末高7.4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9.6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3.53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初步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未充分显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减排的约束力上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大，但是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的减排潜在压力不容忽视。如何有效推动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到降碳减排中，国家在各个方向做出了尝试，而发展碳金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当前，我国碳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以碳现货交易为主，主要交易类型有碳排放权交易和自愿减排交易。从市场主体来看，主要参与者为控排履约企业，碳交易尚未对碳交易公司、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等第三方交易商开放。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上线运行，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超2000家，但仅涉及发电行业，参与主体结构单一。从市场产品来看，主要产品为碳排放权现货，相关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尚显不足。当前，我国的碳金融市场以碳排放权现货交易为主，围绕碳排放权这一交易标的，我国部分试点地区开始了碳金融衍生产品和涉碳融资工具的探索性尝试，陆续涌现出碳债券、碳基金、配额回购融资、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碳结构性存款、碳汇保险等碳金融产品，但产品发行数量少，金额也较小，属于零星试点状态，碳金融市场的金融属性还有待开发。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斌表示，碳排放权作为碳金融的底层资产，其延续性、稳定性是实现碳排放权资产价值的基本要求，减排企业的碳排放权不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就难以作为金融资产的投融资标的，难以发挥碳市场的支撑作用。李斌进一步解释称，现阶段，碳排放权的履约期、存续期与金融产品的质押期、存续期还不相匹配，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没有充分显示。“从长远看，金融市场十分期盼尽早谋划推动碳配额从免费分配向市场拍卖逐步过渡，使碳排放权通过市场形成初始价格，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碳资产，并确定其法定权益地位。”李斌表示，相信碳资产的资产属性和法律地位的确立，将会促进碳市场建设，使其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工具。总体而言，我国碳金融市场起步晚，底子薄，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仍需要更多时间和创新探索。碳金融市场的机遇和风险并存，完善碳金融市场机制、创新探索碳金融产品、丰富碳金融交易主体将是破局之法。碳金融创新产品多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在参与主体和交易工具上都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我国在政策和市场层面不断创新突破，优化全国碳金融市场活动环境。从政策来看，自各省（区、市）实行试点以来，我国对碳金融市场的政策支持不断增加，在《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多个相关文件，推动碳金融的创新探索。从市场来看，我国各区域碳金融市场在试点期间就出现碳金融产品不丰富、交易流动性弱以及缺少风险对冲手段等弊端，因此当下在碳金融市场以及碳金融产品方面的实践，对我国未来建立完善的碳金融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全国碳市场上线启动以来，以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为代表的碳金融工具已经显现出成本低、效率较高、减排效果好等优势。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探索创新推出碳中和债券、碳中和基金等碳金融产品，激发了市场减碳内生动力，进一步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我国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正迈入发展“快车道”。李斌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探索创新了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开展生态价值权益抵质押融资试点，引导金融机构发放全国首笔在“碳排放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碳登）”备案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贷款、森林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碳林贷”、新能源汽车积分收益权质押贷款，创新推出绿保贷、排污权质押贷款、低碳信用卡、碳积分账户等。“不仅如此，在行业规范方面，我们会同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中碳登、湖北省碳交易中心、环境资源交易中心，制定《湖北省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操作指引》《湖北省排污权抵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李斌说。“中国农业银行的底色是绿色，绿色金融是农行的三大战略之一。”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国际金融部总经理张云介绍，2021年，中国农业农行率先与中碳登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构建湖北特色碳金融品牌——“农银碳”系列，涵盖“农银碳服”“农银碳融”“农银碳投”“农银碳链”“农银碳营”五大板块，提供全方位碳金融服务。2022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与中碳登联合首发推出“农银－碳指数”，旨在科学、客观地反映全国碳市场中的碳排放权的价值水平和变化趋势，对推广碳质押贷款起到指导意义。“我国需探索符合国情的碳市场金融化路径，金融机构创新碳金融产品仍‘在路上’。”业内人士表示，碳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动碳市场的发展，也预示着中国的绿色转型要坚持激励创新与市场驱动的道路。碳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大碳金融市场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机会。碳市场的本质是碳金融，各种碳金融的产品创新会有巨大的商业机会，包括碳保险、碳保理等，都是巨大的行业“蓝海”市场。“双碳”目标下，低碳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传统金融向碳金融的转型，金融机构通过创新碳金融工具，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将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使得排放主体承担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来承担其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工具。“要用好碳市场和碳金融，更重要的是，健康有序地发展碳金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表示，要通过完善全国碳市场的市场功能，让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有效地引导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康有序发展碳金融有助于发现合理碳价，完善碳定价机制，推动纳入碳市场的控排企业以成本效益优化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碳金融也存在可能引发碳价剧烈波动，增加纳管企业配额清缴履约负担等方面的风险；碳金融产品创新对法律制度、监管和风控能力、市场诚信环境等都有较高要求。碳金融发展的前提是碳排放配额现货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和金融等风险的有效防范。“在全国碳市场运行初期仅在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间开展配额现货交易。”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坚持全国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工作定位，会同有关部门，在实现全国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和有效防范金融等方面风险的基础上研究上市金融衍生产品的可行性。“碳金融市场前景广阔”。中碳登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志祥表示，“十四五”期间，围绕碳定价衍生的市场机遇将逐渐增多，未来绿色债券、基金、碳资产托管、碳信贷等碳相关业务均将有较大发展空间。往期回顾《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系列报道：碳市场一周年——碳市场，生日快乐！系列报道①：碳市场一周年——全国碳市场一周年成绩如何？系列报道②：碳市场一周年——探索全国碳市场有序发展之路系列报道③丨专访陈志祥：发挥登记结算机构功能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2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正式上市运行一周年。时间回到一年前，全国碳市场在北京、上海、湖北武汉同时启动，全球最大碳市场鸣锣上市。全国碳市场中心位于上海，碳配额登记系统设在湖北武汉，企业在湖北注册登记账户，在上海进行交易，两者共同承担全国碳交易体系的支柱作用。作为全国碳市场核心支撑系统，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正不断夯实全国碳市场之基。碳排放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碳登）作为注登结算系统的运维管理机构，是如何推动全国碳市场平稳有序发展的？为此，《环境经济》专访了碳排放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志祥。《环境经济》：碳配额登记系统为什么能落户湖北？陈志祥：2010年，湖北提出“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次年，湖北与北京、上海等6省市一起，入列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4年4月，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7年来，湖北建立了成熟的市场体系，累计交易量和成交总额保持全国前列，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湖北经验”。2017年，在国家组织的权威评审中，湖北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均得分第一。按照只能承建其中一个系统的要求，湖北选择了牵头承建市场服务功能更为丰富的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设在上海），中碳登顺利落户湖北武汉。这一系统承担碳排放权的确权登记、交易结算、分配履约等业务，如同碳资产的“银行”和“仓库”，是全国“碳资产大脑”与“碳交易枢纽”，更是碳市场和碳金融的叠加中心。作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核心基础平台，中碳登的后台系统必须保证7×24小时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在系统建设期，湖北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提出的功能需求，吸收国际主流注册登记系统运行经验，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模式，设计了契合我国碳市场发展路径的登记结算系统及配套运维管理体系。经过3年多的悉心筹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功能验收和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测评，于2021年3月正式上线，为全国碳市场如期启动上线交易保驾护航，也成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武汉精神的又一真实写照。去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这标志着我国碳市场建设进程迈入崭新阶段。《环境经济》：全国碳市场自上线以来，碳配额登记系统是如何保障全国碳市场运行的？陈志祥：一年以来，湖北“碳资产大脑”高速运转，全力保障全球最大碳市场稳定运行。在注册登记方面，共完成2162家发电行业重点控排企业的账户开立，开户率达100%；在首个履约周期内，协助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放碳排放配额逾90亿吨，登记资产总额超过5000亿元。在交易结算方面，创新引入多银行结算渠道，建立多方对账机制，自全国碳市场启动交易以来，无一日发生交易清结算异常情况。截至2022年7月8日，累计完成237个交易日清结算，清算总额达169.81亿元，保证交易市场零中断、零投诉。在履约清缴方面，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碳登协助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重点排放单位完成配额清缴工作，履约率高达99.5%，首年度履约清缴工作圆满收官。在制度规范上，编制上报了《碳排放权质押业务实施细则》《碳排放权托管业务实施细则》；同时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积极促成最高法拟出台《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案件的指导意见》。在碳金融创新和碳定价机制探索上，联合中债登、上海清算所、中国农业银行编制发布了“中债中国碳排放配额现货综合价格指数”“上海清算所中国碳排放权配额现货挂牌协议价格指数”“农银全国碳排放权质押价格指数”等三个权威价格指数，为碳资产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为基于碳市场的碳金融创新业务提供定价基础。在自愿减排上，中碳登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出台了《全国碳市场配额自愿注销申请流程》，并不断探索依托全国碳市场助力实现大型活动碳中和的有效路径。《环境经济》：作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探路人、领跑者，湖北试点市场在碳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方面积累了哪些丰富的经验？陈志祥：在全国首创了5支碳基金、实现碳托管总额592万吨、促进碳质押融资总额15.5亿元，同时开展探索碳众筹、碳保险等碳金融产品。与6家银行签署了碳金融授信，用于支持绿色低碳项目开发和技术应用，各类创新累计金额约20亿元。在全国第一批申报气候投融资试点的30个城市和国家级新区，以武汉市武昌区作为主体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已通过国家生态环境部评审，武汉将支持武昌区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引导促进更多资金流向碳达峰碳中和、气候金融、转型金融领域。《环境经济》：未来，中碳登有哪些计划？陈志祥：随着全国碳市场逐步纳入更多工业企业，交易定价和促进减排的功能将逐步实现外延。中碳登将根据全国碳市场建设安排，持续完善系统监管功能，搭建专业服务网络。下一步，中碳登将参考国际成熟碳市场体系，做大做强全国碳市场登记平台，推动碳减排、碳汇登记、监督和管理过程中的统一核算和登记，逐步建立企业级、地区级碳账户，针对各类碳减排行为形成统一登记制度，推动碳交易市场、绿色电力市场、用能权市场、排污权市场等环境要素市场有序衔接，形成“多个交易机构，一个登记机构”的格局，更好地服务于各个省份、各个地区的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助力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双碳”发展新格局。往期回顾《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系列报道：碳市场一周年——碳市场，生日快乐！系列报道①：碳市场一周年——全国碳市场一周年成绩如何？系列报道②：碳市场一周年——探索全国碳市场有序发展之路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双碳”目标愿景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被寄予厚望。站在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一周年的节点上回顾，这一年来碳市场交易运行总体平稳，价格稳中有升。但全国碳市场运行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制度体系、市场运作还需持续完善。如何为全国碳市场的有序发展探索有效路径？近日，在共商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用科技手段夯实碳数据对于金融机构在碳市场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中碳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原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与低碳发展顾问莫凌水表示，亚洲开发银行对碳市场的支持一直伴随着中国碳市场的成长过程，在碳市场从试点走向全国的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其建立相关制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并且提供技术支持。莫凌水说，现在亚洲开发银行对碳市场的关注，从支持发展中成员国建立碳市场机制转向了如何帮助他们参与国际碳市场的交易，也就是在双边交易的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建立技术支持帮助双边国家核算确认减排量以及交易注销。对于全国碳市场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路径，莫凌水提到了两点。一是用科技手段解决数据难题。目前，全国碳市场数据基础仍然很薄弱。这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难点有关，除了电力行业的其他七大行业，由于工艺流程很多，企业在填报数据时缺乏配套的制度和机构支撑。未来，我国提出碳中和也是需要数据基础的。当前，全国碳市场关于企业的碳数据非常薄弱，这也是所有参与主体面对碳核算的一个难点，这就需要我们以一个更有效的科技手段去支撑数据的核算与核查，加强对数据的监管。二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包容市场。目前，我国管控的碳市场涉及八大行业包括8500家企业，门槛比较高，可能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者满足一定条件的较大的项目才能进入市场，因此还可以设立另一个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排放管控的市场，在简化规则的同时保证高质量的碳减排量，激励并且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减排需求。此外，莫凌水补充道，针对一些出口企业，市场可以更加包容，可以通过遵循国际自愿减排市场的“核心碳原则”，推动出口企业在全球碳市场上进行交易，推动碳市场高质量发展。法律制度要先行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还涉及一些碳排放的立法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红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碳市场，首先碳市场这个对象要清晰，但目前在他看来这个对象还不是很清晰。张红分析道，碳市场在本质上是个市场，市场是交易的标的，但碳市场交易的标的是什么有待明确。此外，碳排放权是一种什么权力？张红提出，这种权力是自然法上的权力还是行政许可的权力，如果某个企业碳排放超标，它对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在张红看来，碳排放权之所以能交易，是将其作为了一种财产权，它能够登记，能够作为担保产品，可以作为一种底层资产进行融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为主，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张红说，目前碳排放配额有偿拍卖制度还鲜有司法实践，据他介绍，湖北省高院正在联合相关机构进行研究，值得期待。整合市场机制在国家“双碳”目标提出以后，特别是2021年以来，全球陷入了能源危机，如何协调兼顾能源供应安全与能源低碳转型成为一大问题。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能源市场分析研究部副主任姜大霖表示，去年以来国内外都陷入了天然气危机，但欧盟碳市场进入履约期后的稳定机制、价格机制以及预期碳价格都在稳步攀升，这对于碳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姜大霖进一步解释道，从这一现象深入分析下去，有两点启示。一是这显示出欧盟多个市场间的衔接机制和市场机制体制的完备性很好。未来，我们也要建设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多个市场之间形成好的联动，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二是尽管欧盟稳定的机制和碳市场制度设计很有韧性，碳市场多年建设经验值得分享，但从能源危机的角度来看，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从能源安全的危机当中走出来；反观国内，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后，一定意义上稳定住了能源市场和能源安全。引入价格稳定机制对于碳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变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班班从价格稳定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王班班表示，碳价格水平对于绿色低碳转型非常重要，如果维持住某个价格水平，可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绿色创新，这个价格上下限就是一个最有效的价格稳定机制。而关于碳市场的价格稳定机制，王班班提出了三种类型，一是碳价格的天花板价地板价调控；二是基于强度的设定和基于总量的设定；三是配额的机制。怎样实施天花板地板价方面，王班班介绍，学界研究讨论了一些新机制，比如通过拍卖的比价去维持地板价。目前，我国的情况短期内配额主要是以免费分配为主，有偿分配的比例较低，这种情况下可以借鉴委托拍卖以利用拍卖低价维持地板价，从而支持碳价格助力低碳转型。实际上，人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和保障，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一个主战场。王班班表示，从人文社会经济学科的角度来谈人才培育工作，经济学科有非常多的科目会涉及碳中和的这些政策和影响，在这些领域有硕博生参与课题；此外，从课程设计的角度，有必要在全国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间开设碳中和的通识课程，在短期，升级现有的课程以及开设新的课程；中长期，要更加大胆地探索一些新的学科门类的建设，成立新的学院，助力培养碳中和的专才和通才。加强国际碳市场合作在建设国内碳市场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和加强碳交易的国际合作，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翁玉艳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谈到三点看法。第一，在“双循环”格局下看待我国碳市场的发展。当前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双循环”格局下特别是讨论全球机制的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内碳市场的连接或者合作等方面问题，其中包括国际市场机制的落实问题，也包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我国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问题。推进全国碳市场有序运行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从全球的视角研究参与和引领碳市场的机制发展。第二，碳市场的合作应该作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我国的经验来看，碳市场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和教训，目前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碳市场建设，这中间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和合作机会。我国与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建设碳市场的环境和条件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依托“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开展碳市场的合作研究与对话交流，能够更好地树立我国开放的形象，也能够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的这种软实力。第三，关于国际碳市场还是要深入开展前瞻性的研究。目前，虽然各方分歧最大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已经达成，但其离可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2020年至今，《巴黎协定》的一些实施细则从规则的制定走向了执行和实施，但未来它的具体落实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以及需要多轮的细致谈判。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因此要加强国际间的沟通与研究。往期回顾《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系列报道①：碳市场一周年——全国碳市场一周年成绩如何？系列报道：碳市场一周年——碳市场，生日快乐！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7月16日，全国碳市场迎来了它的“一周岁”生日。截至2022年7月15日，全国碳市场共运行52周、242个交易日，交易品种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92亿元（12.6亿美元）。全国2000多家电力企业参与交易并完成了第一个履约期，按履约量计，履约完成率为99.5%。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全国碳市场运行期间，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有效发挥了碳定价功能。目前，全国碳市场首先纳入了发电行业。中国发电行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45亿吨，占全国总碳排放量（105亿吨）近一半。发电行业的主体企业由央企、国企组成，发电厂大同小异的发电工艺使得对其碳排放的核算也相对直观。从第一个履约期结束后的反馈情况看来，碳市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以发电行业为例，有研究机构表示，目前，在全国碳市场现货交易中，大宗交易的配额交易方式，累计CEA成交量为1.61亿吨，约占总成交量88%左右，而交易所挂牌协议交易则占12%。两者间的巨大差距表明，企业零散成交的意愿较小，现货挂牌成交系统的活跃地较低，流动性较差。一方面，对有交易需求的企业可能存在着一定流动性溢价/折价；另一方面，碳价格信号的权威性不足，难以有效引导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和决策。除此以外，碳核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也为各界所关注。真实、准确、有效的碳排放数据是碳市场有效运行的底座基石，从第一个履约期结束后的反馈情况来看，碳核查数据的质量仍然堪忧。尽管存在不足，今年刚刚一岁，尚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碳市场已经做出诸多尝试和突破，值得肯定和期待。针对碳市场元年凸显出的问题，李高表示，将持续强化全国碳市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积极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并完善配套交易制度和相关技术规范。持续强化市场功能建设，逐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强化数据质量监管力度和运行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和征信惩戒管理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随着碳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的高排放行业，不断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全国碳市场一定能够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碳市场，生日快乐！往期回顾《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系列报道：统一什么？为什么统一？系列报道①：统一大市场——生态环境迎来“统一大市场”系列报道②：统一大市场——环保产业迎来一场优胜劣汰的竞争系列报道③：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需打通哪些堵点？系列报道④：统一大市场——向碳数据造假行为说“不”系列报道⑤：专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绿色产品认证面临的三个挑战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2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迎来一周岁“生日”。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全国碳市场经过一年的实践运行效果开始显现。一年来，全国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碳价处在合理区间。截至2022年7月14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92亿元。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在全国碳市场运行一周年总结及签约活动上表示，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通过市场机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碳减排责任落实到企业，提高了企业“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推动企业低成本减排作用初步显现，发挥了碳定价功能，实现了搭建基本制度框架、夯实管理基础，打通各环节流程的预期目标。一年建设硕果累累建设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其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通过相应机制向企业发放碳排放配额，并要求企业在履约周期结束时提交与其排放量相等的配额。一旦企业的实际排放超过配额，为完成履约，企业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配额。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相比，这样既能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能为减碳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引导全社会实现低成本减排。2011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碳市场建设工作，2013年～2015年间先后启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试点碳市场，为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在2015年的中美气候联合声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建设国家碳市场。2017年国家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工作，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回首一周年，全国碳市场建设硕果累累，令人欣喜。一是初步构建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形成了“配额分配—数据管理—交易监管—执法检查—支撑平台”一体化的管理框架。二是碳市场激励约束作用初步显现。通过市场机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碳减排责任落实到企业，增强了企业“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有效发挥了碳定价功能。三是严厉打击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向社会公开碳市场数据造假典型问题案例，有效发挥了警示震慑作用。四是成为展现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窗口。全国碳市场不仅是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碳市场提供了借鉴，同时为促进全球碳定价机制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总体而言，这一年，全国碳市场在制度体系、技术规范、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年成绩可圈可点运行一年，全国碳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碳现货二级市场之一。全国碳市场启动交易以来，电力行业是首批被纳入碳市场的高排放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内，全国碳市场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约45亿吨二氧化碳。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运营的“全国碳交易”公众号公布的数据，成交数量上，全国碳市场自开市以来每个交易日均有成交，交易量随履约周期变化明显。启动当天成交量超410万吨，首日效应过后，交易热度逐步减弱，履约期前成交量显著提升，2021年11月、12月总成交量1.59亿吨。首个履约期结束后，市场总体交易意愿下降，成交量明显回落。成交金额方面，全国碳市场开市以来，累计成交金额84.92亿元，其中挂牌协议交易成交额15.56亿元，占总成交额的18%；大宗协议交易总成交额69.36亿元，占总成交额的82%。成交价格方面，挂牌协议交易：全国碳市场以48.00元/吨的价格开盘，挂牌协议交易单笔成交价在38.50元/吨～62.29元/吨之间，每日收盘价在41.46元/吨～61.38元/吨。2022年7月15日收盘价58.24元/吨，较启动首日开盘价上涨21.33%。回顾全国碳市场启动之初，首周交易价格震荡上扬，于2021年8月初创下了最高单笔价格61.07元/吨的纪录。随后，单笔价格震荡下行，最低至38.50元/吨。2021年10月底至2021年12月上旬，价格总体平稳。2021年末，随着履约日的临近，全国碳市场交易活跃度快速提高，履约日收盘价为54.22元/吨，较首日开盘价上涨12.96%。价格的波动，反映的是参与主体在履约压力下短期的市场供需变化和交易心理，与真实的碳减排成本存在一定差距。一年来，全国碳市场虽遭遇过市场交易的低潮期，但也积累了不少可圈可点的经验做法。与此同时，全国碳市场除了规模大，平稳也是全国碳市场运行一年来的一大亮点。在履约方面，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完成。首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履约完成率达99.5%；在市场交易方面，全国碳市场初期平稳有序开展交易，初步发挥了碳定价的作用。尽管相较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碳市场的碳价来说仍然相对较低，但已高于我国大部分地方试点碳市场。同时，作为全国碳市场注册登记结算功能平台，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碳登）目前已与12家结算银行进行对接，其中两家结算渠道已正式上线运行，7家已进入业务测试阶段。截至2022年7月8日，累计完成了237个交易日清结算，清算总额达169.81亿元，自启动交易以来，无一日发生交易清结算异常情况。运行平稳有序，价格稳中上升。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表示，全国碳市场是重要的减排工具，为企业提供了以市场机制完成减排目标的框架结构。企业从以前只算“钱”账，到如今多了一本“碳”账。从“一本账”到“两本账”，全国碳市场成为推动企业低碳绿色转型的“指挥棒”，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初步显现。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全国碳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但建设与管理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待解。作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和设计的参与者，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表示，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分阶段的和不断发展完善的长期工程，从过去一年的实践看，仍有诸多地方需要改进。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碳市场在运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和短板，包括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市场作用发挥尚不充分，碳排放数据质量有待提升。对此，张希良和湖北经济学院校长、碳排放权交易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方洁持相似观点。“过去一年，全国碳市场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方洁观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少量企业没有按期履约的情况，这说明碳市场在行业覆盖范围、市场交易、能力建设、标准体系、数据质量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覆盖范围上，当前，全国碳市场参与主体仅包括控排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暂未允许入场，降低了市场流动性。除全国碳市场“开张”首日成交410.4万吨以外，其余时间的日交易量维持在数十吨左右。2022年7月4日的交易量成交仅为10吨。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还比较单一，仅纳入电力行业，交易主体仅有重点排放单位，其交易目的同向、风险偏好相似且具有很强的行业同一性。数据质量上，首个履约周期的运行中出现了因为造假而遭受处罚的案例。数据质量事关市场信誉，是市场健康的基础和前提。在碳市场建设和运行的过程中，数据质量是一个受到多方关注的重点话题，也是全国碳市场扩容、增加市场活力的基础。张希良认为，数据质量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企业缺乏对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认识，没有把减碳当作一个要负的责任。“当然，企业诚信问题、数据质量监管法规不健全、监管能力不足也是造成数据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张希良看来，数据质量问题早暴露不是坏事，如果能够在早期有效解决数据质量问题，坏事就变成了好事，所以也要辩证看待全国碳市场运行初期暴露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全国碳市场就是第一个履约周期，如果按一个小朋友来说也就才一岁，刚开始走路，还是一个起步的过程。”张昕坦言，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也坦言，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一年来的工作有成效，但是距离中央的要求、成熟市场的水平和全国碳市场可以发挥的作用仍有较大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完善，未来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碳价格促进市场长远发展碳市场通过发送价格信号来激励低碳行动并避免更多碳密集项目的投资。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碳市场被视为促进减排降碳最有力的政策工具之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碳市场作为一种碳定价工具，是实现总量控制下社会减排成本最小化的政策工具，而碳价格指数作为衡量和体现碳价格水平变化的“风向标”，对促进碳市场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能够向市场提供公正、透明的价格信号，便于市场主体分析碳价走势，从而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目标的交易策略和模式；二是为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评估提供参考依据，通过碳定价机制有效开展减排成本和效益评估，形成投融资标杆性价格，促进企业和投资机构等市场主体将气候变化因素融入战略制定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气候投融资发展；三是为政策制定和机制优化提供决策依据，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四是为后续开发碳指数金融产品奠定基础，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当前，碳市场碳价仅反映企业在短期内对配额的需求，并未反映碳市场的长期供需关系，碳价信号尚不能真正发挥对节能减排和低碳投资的引导作用。这主要是控排企业的交易特征导致由供需决定的碳价无法反映出真正的减排成本；配额总量设定未能体现配额的稀缺性，导致碳价偏低；碳价的差异性使得跨区域交易存在困难。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力波认为，全国碳市场存在着众多影响供需两端的因素，在缺乏必要干预的情况下，碳价格易受到外部冲击而剧烈波动，价格太低无法起到激励低碳投资的目的，价格太高则可能增加过高成本，建议碳市场价格稳定机制就很有必要。吴力波坦言，目前，从全国碳市场情况来看，整个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尚未完善，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失真，碳价跟国际碳市场相比还普遍偏低，而且交易品种单一。张昕认为，全国碳市场核心是充分发挥全国碳市场的市场机制作用，这需要不断完善碳定价功能。张昕建议，坚持“全国碳市场是碳减排工具”的基本定位，夯实全国碳市场的法律法规基础，抓住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的生命线，同时逐渐有序扩大全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和温室气体的种类，不断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种。“碳价格要能够向消费者、生产者和创新者发出信号，提醒消费者减少使用高碳商品和高碳服务，引导生产者进行低碳投资和生产，鼓励创新者不断创新更为低碳的技术。”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表示，只有足够高的碳价、足够广的覆盖范围，才能提供有效的减碳动力和压力，才能让碳市场更加有效助力碳中和。当前，我国碳定价机制只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健全体制机制。第二个履约期更多源头活水当前，第二个全国碳市场履约期是碳市场走上正常运行的重要阶段，也是“查缺补漏”的重要时期，有效发挥碳市场功能，是促进碳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长期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如何真正激发碳市场交易主体的积极性？如何做好碳核算工作，确保数据质量可靠？如何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碳减排？在张希良看来，从短期看，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一是要夯实碳市场运行和监管的法律基础，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二是健全数据质量监管体系，增强数据监管能力，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三是扩大全国碳市场配额交易行业，“十四五”期间，除了发电行业以外，配额交易能够扩大到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四是引入配额有偿分配机制，提高配额分配的价格发现功能和增加有效应对价格剧烈变动风险的手段；五是增加交易主体类型，扩大市场参与度。从中期看，全国碳市场能够实现对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民航重点排放单位的全覆盖，有近7000家企业，碳市场管控的排放量占全国总碳排放量的70%左右。随着电力市场化基本完成，发电行业有相当比例的配额采用有偿竞卖方式，全国碳市场逐步由基于强度的碳市场向基于总量的碳市场过渡。除了现货交易外，也将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引入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碳市场的金融属性不断得以发挥。届时，碳市场低成本减碳的机制作用会得到有效发挥，碳市场在控制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中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一个主要政策工具。从长期看，我国经济社会将进入深度脱碳阶段，碳市场不仅成为我国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的主要抓手，碳市场形成的碳价足以为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创新和投资提供有效的激励，碳定价机制成为我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基础性市场机制。张昕表示，全国碳市场建设必须在有序健康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其市场要素功能，在稳妥的步伐下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积极发挥监督管理的服务指导作用。全国碳市场启动一周年以来，无论是交易主体还是交易产品都较为单一，市场活跃度、配额流动性有限。”张昕认为，随着信息披露制度、排放统计制度等机制建设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碳市场的市场要素将不断丰富，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如此，方洁认为，按照国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改革的力量、法治的力量、开放的力量，让碳价格体制在碳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维护碳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碳配额以及激发碳市场参与主体等方面的作用，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更上新台阶。“在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过程中，作为既有地方试点碳市场又有全国碳市场核心系统的省份，湖北应该努力争当排头兵。”方洁表示，建设好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尤为重要。方洁建议，要充分发挥好系统平台在碳价格登记监管方面的支撑作用，打造全国绿色金融资产配置中心；积极探索和发展各类碳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工具；促进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积极参与碳市场规则制订，持续深入国内外交流合作。风物长宜放眼量。未来，全国碳市场将发展成为交易主体多元、交易产品多样、交易价格合理、法律法规健全、监管有力有效的全球样板碳市场。往期回顾《环境经济》杂志2023年全年订阅火热进行中！系列报道：统一什么？为什么统一？系列报道①：统一大市场——生态环境迎来“统一大市场”系列报道②：统一大市场——环保产业迎来一场优胜劣汰的竞争系列报道③：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需打通哪些堵点？系列报道④：统一大市场——向碳数据造假行为说“不”系列报道⑤：专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绿色产品认证面临的三个挑战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杂志简介《环境经济》杂志是由生态环境部主管、中国环境报社主办的国内权威环境经济期刊。杂志为半月刊，全彩印刷，目前已形成由期刊、网站、人民号、新华号、微信公众号等构成的媒体矩阵。2023年《环境经济》杂志开始征订了！年订价480元↓↓↓必读完整填写此征订单，连同汇款凭证、发票信息发邮件至发行邮箱，即完成订阅。银行汇款信息（书名号不能省略）户名：《环境经济》杂志社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崇文门外大街支行账户：0200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封面特稿政经产业观察一线观点文化往期回顾系列报道：统一什么？为什么统一？系列报道①：统一大市场——生态环境迎来“统一大市场”系列报道②：统一大市场——环保产业迎来一场优胜劣汰的竞争系列报道③：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需打通哪些堵点？系列报道④：统一大市场——向碳数据造假行为说“不”系列报道⑤：专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绿色产品认证面临的三个挑战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如今，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绿色”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其中就包括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那么，目前我国在推进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十四五”期间，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工作如何围绕绿色低碳经济、“双碳”目标加快推进？对此，《环境经济》采访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督管理司（以下简称“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为何要建设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什么是绿色产品认证？2017年发布和实施的《绿色产品评价通则》对绿色产品进行了界定：绿色产品是指在全生命周期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品质高的产品。而绿色产品的认证，则是整合现有“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认证，对产品生命周期内关键指标进行综合性评价。质量认证作为重要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质量管理、提高市场效率的基础性制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改革，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的重要治理工具。因此，充分发挥质量认证作用，建立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不仅对于促进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引导企业绿色生产。“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是构建绿色生态市场体系，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关键环节。”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认为，加快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对于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等方面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具体而言，首先，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有利于加快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传统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从而推动相关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其次，有利于培育绿色消费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优质产品的需求，提高生活品质。从宏观角度来讲，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的完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提升绿色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绿色转型提供新动能。“中国制造”能否变“绿”，决定着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出路。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能够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打破国外“绿色壁垒”，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不仅如此，在我国履行国际减排承诺的背景下，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或将提升我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我国已发出绿色产品证书2万余张“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后，我们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高度加以深刻领会，积极推动制度体系建设，服务‘双碳’目标的实现。”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推进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上，我国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首先是完善了顶层设计。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此后，市场监管总局开始积极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在2019年5月发布了《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明确绿色产品标识应用的三类场景。随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3月26日发布了《绿色产品认证机构资质条件及第一批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对进行绿色产品认证的机构在资质上提出明确要求。在推动行业转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电视机、电冰箱等12种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纳入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建筑门窗及其配件等51种建材产品由星级评价转为绿色产品认证管理；会同国家邮政局共同建立国际首创的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如何从“绿起来”到“强起来”？为了评价绿色产品认证实施效果，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支持指导浙江省湖州等地方开展试点工作，在绿色产品认证的标准供给、结果采信、有效监管、政策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创新实践，统筹运用政府采购、优先信贷、产业奖补等多种手段加强激励引导，最大限度发挥绿色产品认证叠加效果。“从国家层面上来看，财政部等部门进一步优化完善了绿色产品政府采购措施，引导鼓励企业积极通过绿色产品认证；在地方层面上来看，浙江等多地出台的相关政策，也加大了认证结果采信力度；从社会层面上来看，集团采购平台、大型零售商、寄递行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广和使用绿色产品。”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从宏观到微观对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的成果做出了分析。“绿色化”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全球绿色竞争和绿色新政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除了上述举措，为了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国际互认，市场监管总局还开展了与德国“蓝天使”标志、北欧“白天鹅”标志、欧盟生态标签、韩国生态标签等制度的对比分析，加强与美国、欧盟、德国、俄罗斯、韩国、沙特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出绿色产品认证证书2万余张，涉及获证企业2千余家；涉及绿色属性的认证证书18万余张、获证企业2万余家，已覆盖建材、快递包装、电器电子、塑料制品、洗涤用品等近90种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品。推动认证从产品向产业链、供应链拓展自2016年以来，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配套文件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申请绿色产品认证，消费者在购物时也对绿色产品认证标识愈发重视，但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建设虽已取得较大成效，但距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还有差距。”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第一是绿色产品供给尚不能满足绿色消费需要，绿色产品覆盖面有待拓宽；第二是绿色产品认证采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认知度和获得感还有待提升；第三是绿色产品认证的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那么，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我国在建设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中所遇到的难题，补齐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的短板，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绿色消费？“我们将继续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加快补齐绿色发展的制度短板，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做出新贡献。”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早有规划。一是积极拓展，协同推进。加强部门联动，加快“涉绿”评价制度整合进度，将更多生态环境影响大、消费需求旺、产业关联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国际贸易量大的产品纳入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围绕各行业、各地方绿色发展和减碳的需求，选定优先领域和重点区域，有序扩展绿色认证范围，推动认证从产品向产业链、供应链拓展，坚持行业与区域并行推进，有的放矢地拓展绿色产品供给。二是加大研发，强化监管。强化绿色认证关键技术研发，建立新领域认证研发“快速通道”，推动打造绿色认证品牌，同时结合双碳目标，丰富碳足迹、碳标签、碳中和等碳认证服务项目。加强有效性监管，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强化信用监管，提升监管效能，保障绿色产品认证有效性和公信力，使绿色产品真正成为经得起检验、可以信赖的高端质量品牌。三是宣传推广，推动采信。复制推广部门协同、地方试点经验，营造更好的绿色消费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加大宣贯力度，建立健全覆盖绿色产品全过程的应用采信机制。鼓励各地方各部门从供给端、需求端多点入手，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等多项政策工具，将绿色产品认证作为绿色金融、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工厂、绿色消费等项目及政策的重要支撑，引导企业、消费者、政府部门优先采购和使用绿色产品，形成推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市场引导机制。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研究制定在政府采购环节中优先推广绿色产品的政策举措，带动企业、消费者行动起来，解决绿色产品推广应用“最后一公里”问题。四是国际合作，提升影响。围绕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求，坚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切实遵循国际规则，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一手推动绿色产品认证的国际互认，一手运用绿色产品技术贸易措施来应对国外绿色壁垒，将中国绿色产品认证打造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绿色品牌，提升中国绿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维护我国在绿色领域的发展权益。往期回顾系列报道：统一什么？为什么统一？系列报道①：统一大市场——生态环境迎来“统一大市场”系列报道②：统一大市场——环保产业迎来一场优胜劣汰的竞争系列报道③：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需打通哪些堵点？系列报道④：统一大市场——向碳数据造假行为说“不”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运行一年间，碳配额未按期履约、碳数据造假等问题，备受业界关注。近日，《中共中央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经过十余载的持续建设，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基础设施、初步成型的制度体系、全球最大的配额基数、一定数量的市场主体和人才储备，具备进一步深化发展、进而具备具有全球影响的碳市场的条件。同时必须看到，当前全国碳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存在诸多短板和发展障碍。日前，《中共中央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是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加速释放，战略地位不断提升。随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环保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省级环保集团成“标配”，是地方保护吗？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环保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行业“洗牌”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两年来，地方环保集团逐步成为环保产业的“新势力”。“环保集团”“环保产业集团”“环境投资集团”……各个集团命名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省级层面发起成立，且拥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多以本地国有支柱企业战略转型而来、布局环保全产业链等共通点。《2021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成立省级环保相关（含水利、供水）平台公司约27家（不含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以环保（环境）命名或主营业务为多个环保细分领域的为17家；27家省级环保集团涉及上市（本公司为上市公司或母公司、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共6家。根据报告，各省级环保集团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与当地环保履职深度结合；二是给当地经济带来新增长点；三是与国企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要求结合；四是对省内现有环保产业资源的整合。省级环保集团已成为各地“标配”。对照统一大市场的文件要求，这些环保集团是典型的“人为分割”的区域市场，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本位主义色彩浓厚，似乎与文件精神背道而驰。如此看来，这些省级环保集团还有成立或存在的必要吗？“近年来，各地竞相成立国资环保平台公司，主要还是当前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及财政投入不足的双重背景下，统筹解决生态环境公共产品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困境的探索尝试。”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EOD创新中心王志凯在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一方面，环保产业因正外部性特征存在“市场失灵”导致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因受到诸多限制存在“政府失灵”导致供给效率不足。王志凯认为，环保平台型企业一方面作为政府提供环境公共服务的抓手，另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提高供给效率，是解决生态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双重“失灵”困境的有益探索。对此，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首席行业研究员潘功持类似看法。“生态环保行业的市政公用属性决定了其有别于其他商业属性较强的行业，在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壁垒、建立完善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体制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环保行业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垄断性，甚至需要一定的行政垄断性，是保本微利的市政公用属性使然，是社会运转的保障，是行政监管的需要。”潘功告诉《环境经济》。潘功认为，不同于“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区域性的集约与协同对于环保行业，特别是流动性较差的固废行业而言，是促进资源有效流动、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提升效果效率的必经之路。“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顶层设计模式的统一，是市场机制体制的统一，是市场竞争规则的统一，是全国行动方向的统一，但不是市场行为的统一‘一刀切’。”潘功表示，在统一的全国市场下，环保行业应该有多维的市场竞争机制、多种的商业模式选择、多样的市场竞争主体、多层的区域循环结构。破除历史遗留的地方保护不当竞争的同时，切忌盲目的市场合并或割裂。环保全国市场的统一，可以是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统一，城乡一体化的统一，美丽人居环境建设的统一，也可以是行政区域公共服务集约协同的统一。破除地域发展限制，能“国民共进”吗？与地方环保平台存在的必然性相对应的，是平台天然带有地域属性，必然带来一定的地域壁垒。而这正与《意见》提出的“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相悖。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要求下，这些平台该何去何从？王志凯坦言，表面上看虽然有可能会导致新的条块分割，但是细心调研也会发现多数环保平台型企业看似有政府政策及资源加持，实际上业务开展并没有那么顺利，常常存在“虚胖”的情况，存在资源整合难度较大、核心技术储备不足、组织管控效率不高、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市场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倘若各级环保平台企业依托政策资源优势，统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供流域区域系统解决方案，与拥有核心技术、精细化运营管理等核心能力较强的市场化企业构建开放合作的‘生态圈’，则有望形成‘国民共进’的格局，从而避免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王志凯说。当前阶段，我国的环保产业分工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环保治理正从过去的单点末端治理模式向系统化综合治理模式迈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了。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高度相关地区，其环保产业发展更加依赖能够提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型平台型企业。《意见》的出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就环保产业而言，就是破除地域发展限制，让跨区域治理更加顺畅。以长江大保护为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让流域治理更加顺畅。客观来说，要实现流域治理一体化的目的，协调各类资源统筹相关部门的能力十分重要，在当前的治理体系下，地方平台公司未必拥有绝对性优势。潘功认为，“统一大市场”将在中长期内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区域间及领域间的协同、分工和竞争，并进一步激励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环保从业企业而言，无论是全国性、多行业布局的平台型领军企业，还是有技术突破且技术在全国有复制性、示范性的技术型企业，《意见》的发布都将带来更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以及更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地方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技术公司等的充分合作，将是市场化竞争下的双赢选择。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有助于破除市场竞争缺乏秩序规范的“痛点”。据王志凯介绍，一是供需双方地位不对等，地方政府一般处于较为强势地位；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不公平，国资背景环保企业在资源获取、信任机制建立等方面有天然优势，民营企业很难与其公平竞争；三是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不到位，同质化竞争严重，存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环保技术创新激励不足，行业信用机制起步晚、推进慢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王志凯建议，建设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加强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市场监管程序。清除涉嫌所有制歧视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同时推动信息公开。建立健全环境基础设施信息披露制度，推动生态环保项目全过程监督，推行工程质量、运维效率、服务效果等监审，公开监审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此外，要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监督作用，推进行业信用评价制度建设，完善环保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制度，扩大信用采信应用范围，完善信用激励惩戒机制，建立不规范市场行为公示平台。引导企业依法依规诚信经营，推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产业迎来优胜劣汰革命，如何做大做强？在环保产业发展前景持续被看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企业数量多、规模普遍较小、竞争力较弱仍是环保产业的突出特点。《2021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环保产业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规范性有待加强。据统计，我国环保企业约90%以上为小微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品牌。以危险废物为例，我国危险废物企业前十名市场占有率不足10%，在美国，这一数值为90%。提升环保行业的整体集中度迫在眉睫，《意见》的出台恰逢其时。“统一大市场政策的发布，对环保产业将产生重大影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绿色消费与绿色营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贺爱忠在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指出，《意见》不仅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市场空间，也为环保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将促进传统环保产业运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转型升级，促进新兴环保产业发展壮大，激励环保产业提升市场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意见》的发布有利于促进环保市场打破区域分割，防止形成新的条块分割，能够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效、规范的环保产业市场机制，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将加速产业的优胜劣汰，倒逼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王志凯认为，环保市场规范性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等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优胜劣汰机制有望进一步完善，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竞争优势。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各类主体应如何应对？贺爱忠认为，各级地方政府需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本位主义，政府职能部门要破除部门本位主义，从全国市场大统一的视野思考本地环保产业和市场的发展，思考部门政策制定、生态环保数据的开放，主动服从于、服务于全国一盘棋布局。同时，要充分发挥本地、本部门优势，思考本地、本部门在全国生态环境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应该如何作为。政府应按照《意见》要求清理“瘀点”，促进建立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在全国形成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如此一来，拥有核心技术创新、精细化运营管理、流域区域生态环境综合解决方案等核心竞争能力及拥有全国市场开拓能力、规模化品牌化优势的企业将迎来利好，而对仅仅依靠政府关系、地域保护、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企业来说则是利空。”王志凯表示。“这是一场优胜劣汰的革命。”潘功认为，于环保产业而言，市场竞争环境更透明、更公平，不同类型的优质企业主体会脱颖而出，同质化和落后产能将会被淘汰。经过时间的洗礼后，环保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环保行业也能实现良性健康发展。企业作为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主体，如何把握好风口实现破局？王志凯表示，环保企业应认清形势，找准定位，苦练内功，不断推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创新，提升自身价值创造能力，以优质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质量赢得市场认可，以精细化运营和精益管理能力推动降本增效，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市场日益开放、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中做大做强。在这个过程中，贺爱忠建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上予以引导、激励，激发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执法监督，规范和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企业应提升自身“造血”功能，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规范管理等，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下一步，以实施培大培优培强工程为载体，打造一批技术领先、管理精细、综合服务能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国际化的生态环保公司，建设一批聚集度高、优势特征明显的绿色环保产业示范基地和科技转化平台。往期回顾系列报道：统一什么？为什么统一？系列报道①：统一大市场——生态环境迎来“统一大市场”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立足新发展阶段、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重大部署，为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行动纲领，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作为打造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五项重点任务之一，《意见》提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雄伟框架下，生态环境市场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难点何在？如何在生态环境领域推动各项政策举措沿着正确方向落地实施？怎样让生态环境市场实现“由大到强”转变？采访中，多名专家告诉《环境经济》，“全国一盘棋”对于生态环境市场来说意义重大。当前，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尚未形成，亟须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立破并举、协同推进。“区域、流域、部门、要素均呈分割状态”在理解这份文件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晰一个关键问题，“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需要统一哪些要素？也可以反过来问，当前的生态环境市场有哪些不统一之处？“环保产业作为配置资源环境容量、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特殊经济活动，价值属性日益凸显，产业内涵不断丰富，战略地位持续提升。”采访中，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EOD创新中心王志凯告诉《环境经济》，但与此同时，环保市场运行不畅的问题仍未有效化解，需求转化不足，市场存在分割，竞争秩序不佳，环保产业长期以来“大而不强”“小散乱弱”的局面难以改变。环保产业链条长且庞杂，很多项目前期投入大，后期回报慢。从上游的创新研发、设备制造，到中游的建设施工、安装调试，再到下游的运营管理、技术维护，产业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由此也带来了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规模效应难实现。以传统环保行业水务行业为例，其行业集中度不足30%。一般来说，当地的水务集团、城投公司对于项目的竞争具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往往可依靠区域资源关系优势获取订单，而外地企业很难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对于生态环境市场“大而不强”的原因，王志凯用“条块分割严重，区域、流域、部门、要素均呈分割状态”来形容。他进一步解释道，一是区域分割。各省份为扶持本土环保产业，常常在市场准入、专项资金及补贴、项目招投标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存在地方保护现象，“竞争区域化”特征明显，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市场除碳交易外，大多缺乏跨省域交易机制。二是流域分割。由于流域系统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不尽完善，难以统筹开展重大生态环保项目建设，也难以做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不利于流域整体治理目标的实现和规模效应的显现。三是部门分割。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发展改革、住建、水利和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缺少常态化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相关生态环境资金分散在上述不同部门，地方项目谋划、申报难以统筹，环保企业协调任务量大面广，参与项目实施难。四是要素分割。水、气、土、固等生态环境要素治理“碎片化”，相关规划目标任务“各干各的”，与“十四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调协同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要求不相匹配。可以说，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直击环保产业痛点，旨在打通释放生态环境市场潜力的“瘀点”。对于上述“分割”状态，王志凯认为，首先应清理地域性保护政策。全面清理歧视民营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和国资偏好的各类政策，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设定适用特定市场主体条件等妨碍统一市场的政策，对新出台政策严格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对于流域分割现状，应探索跨界流域综合治理模式。通过河湖长制提档升级、河湖跨界确权等流域综合治理办法，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跨界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策划实施，加快形成区域联动、分工协作、成果共享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格局。同时，推进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托管服务模式。打通整合各环境要素，在区域层面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托管服务项目，建立项目实施跨部门协调机制，统一目标、分工协作，打破要素与部门壁垒。王志凯还建议，应强化生态环保重大项目策划与储备。精准识别问题、深入分析症结，坚持系统整体观，科学谋划全流域、多要素、跨部门、对生态环保目标支撑作用显著、适于金融机构融资支持的生态环保重大项目。此外，应创新模式拓展社会资本参与路径。深入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生态环境治理与土地开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项目融合实施，拓宽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渠道，推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转化路径。建议参照中国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制定针对性的生态环境治理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改出长治久清系列报道④：督察整改见成效——生态兴，文明兴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改出长治久清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hjjjtg@126.com

hjjjtg@126.com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在评价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成效的重大意义时，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通过扎扎实实整改，取得切实成效，提振起整个社会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信心。很多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整改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客观上形成了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久拖不决的“老大难”。以往，在面对这些棘手难题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习惯性地产生畏难情绪和推脱思想。“又不是在我任上出现的问题，现在让我怎么解决？”“以前那么多领导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能怎么办？”“拖了这么久，问题的‘雪球’越滚越大，到现在已经无药可解！”但是，青海木里矿区生态修复的问题解决了，湖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的问题解决了，吉林长白山违建别墅的问题解决了，广东练江水污染的问题解决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过层层压实责任，推动了一批这样影响重大、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明显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由此，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一味地“躲”和“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更会让问题久拖不决，最终成为顽症。只要真心实意想把事情办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下定决心攻坚克难，再难的仗也能打赢！不仅对于政府官员，这种信心还传递给广大公众。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在举报时也带着一种试探、观望的态度——举报信真的有人看吗？举报的问题真的有人管吗？会不会临时好一点，督察结束了又回到老样子呢？随着每一个举报件都得到及时回应，随着很多群众身边的污染问题都被有效解决，随着老百姓亲眼看到身边的天蓝了、山绿了、水清了，公众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的困扰得到了倾听，自己的诉求得到了尊重。面对身边的污染问题不是只能逆来顺受，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创造出优美的生活环境。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节点，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征程中，这种信心多么可贵，这种信心多么重要！因为改变，所以相信。而因为相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行动起来，为生态文明的大厦添砖加瓦，为美丽中国的画卷描绘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往期回顾建功新时代系列报道①：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综述系列报道②：践行“两山”理念

书写“绿色答卷”系列报道③：生态环保铁军，在攻坚战场建新功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书写“绿色答卷”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hjjjtg@126.com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么绿色是必定少不了的。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也代表着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战略部署不断加强，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奋斗铸就丰碑，“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进入“十四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今天，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奋斗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史最好的致敬！豪情满怀，勇毅前行。我们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用拼搏奋斗建功新时代，汇聚成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往期回顾环保上市公司的图谱系列报道①：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晒“成绩单”系列报道②：环保上市公司净利润收窄背后的共性风险系列报道③：超7成环保公司派发42亿“红包”系列报道④：“百万年薪俱乐部”成员都有谁？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hjjjtg@126.com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香港随着年报季结束，2021年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管理层）的薪酬浮出水面。据《环境经济》统计，进入“百万年薪俱乐部”的人数高达42人。其中，获得税前报酬超过200万元的管理层人数有7人，获得税前报酬在10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的管理层人数最多，共有35人。2021年管理层获得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5亿元报告期内，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管理层从所在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5亿元。其中，绿色动力以1681.79亿元的成绩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中持股份和维尔利，分别以1637.2亿元和1613.34亿元位列第二和第三。从薪酬规模来看，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管理层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在1500万元（含）以上的，有4家；在1000万元（含）至1500万元之间的，有12家；在500万元（含）至1000万元之间的，有31家；500万元以下的，有23家。从上市板块来看，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创业板公司合计46家，管理层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3.09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科创板公司合计24家，管理层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1.91亿元。从企业属性来看，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16家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1.49亿元，最多的前三家分别是绿色动力、清新环境和节能国祯；54家民营企业管理层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3.51亿元，最多的前三家分别是中持股份、维尔利和高能环境。从占净利润比重来看，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管理层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排名中，远达环保、深水海纳和岭南股份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15.9%、15.88%和15.17%。“百万年薪”董事长占比接近三分之一总体来看，报告期内，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5956.38万元。从董事长税前报酬排名来看，绿色动力乔德卫税前报酬为244.64万元，排名第一；节能国祯李炜和军信股份戴道国的税前报酬分别为241.51万元和232万元，排名第二和第三；清新环境邹艾艾以219.26万元排名第四。从董事长税前报酬分布来看，在200万元（含）以上的，有4家；在100万元（含）至200万元之间的，共有16家；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之间的，共有33家，数量最多；在0万元（不含）至50万元之间的，共计10家。通过梳理，《环境经济》发现，还有7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分文未取，他们分别是东方园林慕英杰、巴安水务程辉、启迪环境王书贵、博世科张雪球、联泰环保黄建勲、南大环境尹建康和建工修复陈德明。这是为何呢？一方面，有的董事长是由政府官员兼任的，由于纪律约束，未在上市公司获取报酬。东方园林董事长慕英杰就是典型例子。慕英杰自2019年10月任东方园林董事长以来，从未在公司领取报酬，这与其另一重身份有着密切关系。慕英杰同时还是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而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另一方面，有的董事长从关联公司领取报酬，所以不再从所在上市公司领取报酬，比如联泰环保董事长黄建勲。黄建勲的另一重身份是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而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联泰环保44.6%的股份，是联泰环保的控股股东。“最有钱”总经理花落高能环境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剔除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总裁）的情况，48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总经理（总裁）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4706.24万元。从总经理（总裁）税前报酬排名来看，高能环境凌锦明以247.13万元的年薪夺冠，军信股份冷朝强、绿色动力仲夏、中持股份喻正昕和清新环境李其林，分别以220.1万元、202.48万元、190.18万元和179.24万元位列第二至第五名。从总经理（总裁）税前报酬分布来看，在200万元（含）以上的，有3家；在100万元（含）至200万元之间的，有16家；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之间的，有21家；在0万元（不含）至50万元之间的，共有7家。《环境经济》注意到，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只有达刚控股总裁傅建平未从公司领取薪酬。根据达刚控股发布的2021年年报，傅建平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任期时间为2019年至2023年，报告期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00万股。傅建平的另一重身份是上海醴颂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从该投资公司领取报酬津贴。石小峰夺得“最高薪董秘”桂冠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总裁）这两个职位以外，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董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剔除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兼任董秘的情况，67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董秘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合计约为3867.8万元。从董秘税前报酬排名来看，节能国祯石小峰夺得“最高薪董秘”桂冠，为181.53万元；绿色动力朱曙光，以143.68万元拿下第二；中持股份高远以102.24万元排名第三。目前，进入“年薪百万俱乐部”的董秘只有这三位。从董秘税前报酬分布来看，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有3家；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之间的，有32家；在0万元（不含）至50万元之间的，有31家。其中，兴源环境方强从关联公司领取报酬。从董秘税前报酬人均水平来看，据挖贝研究院数据，2021年4804家A股上市公司董秘总薪酬约为33.88亿元，平均薪酬约为75.4万元。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跑赢平均水平的公司只有16家。此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董秘中途上任，因而导致报酬水平偏低。例如，钱静于2021年7月担任三峰环境董秘一职，税前年薪仅20.45万元。二是董秘中途离任，因而导致报酬水平偏低。例如，*ST美尚原董秘赵湘于2021年5月离职，仅获得税前报酬10.65万元，之后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迎燕同时再兼任董秘一职。更多详细数据、图表、解析，请购买《环境经济》杂志往期回顾环保上市公司的图谱系列报道①：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晒“成绩单”系列报道②：环保上市公司净利润收窄背后的共性风险系列报道③：超7成环保公司派发42亿“红包”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前言时值6月，A股环保上市公司步入“分红季”，股东和投资者正在迎来一年一度的幸福时刻。据《环境经济》统计，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有52家公司发布了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截至6月8日，已有26家公司发布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报告。52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达42.55亿元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官网消息，发布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上市公司共有3170家，较2020年和2019年同比分别增长4.9％和17.7％。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总额超1.5万亿元，较2020年和2019年同比分别增长1.4％和13.6％。上市公司是否分红，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是否优质的直接表现。特别是现金分红，是检验上市公司净利润含金量的重要指标。毕竟，净利润可以通过会计手段进行调整，但现金分红却需要上市公司拿出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回馈股东。总的来看，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发布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共有52家，较2020年和2019年同比分别增长18.18％和44.44％。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总额为42.55亿元，较2020年和2019年同比分别增加1.28亿元和14.32亿元。具体来看，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有18家公司未参与现金分红，他们分别是达刚控股、东方园林、*ST美尚、节能铁汉、巴安水务、科融环境、长青集团、启迪环境、博世科、ST星源、德创环保、*ST博天、岭南股份、北清环能、兴源环境、绿茵生态、万德斯和凯龙高科。从分红规模来看，2021年现金分红总额超过4亿元（含）的公司只有1家，即浙富控股，以4.28亿元的成绩排名第一；现金分红总额在1亿元（含）至4亿元（不含）之间的公司有13家，其中三峰环境和盈峰环境分别以3.73亿元和3.18亿元的成绩紧随其后；现金分红总额在0亿元（不含）至1亿元的公司最多，高达38家。从企业属性来看，在不进行现金分红的18家公司中，国有企业有4家，占比22.22%；民营企业有14家，占比77.78%。在进行现金分红的52家公司中，国有企业有12家，占比23.08%，拟现金分红总额为14.95亿元；民营企业有40家，占比76.92%，拟现金分红总额为27.6亿元。可以看出，在现金分红平均水平上，40家民营企业不敌12家国有企业。从上市板块来看，在已经发布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52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合计共有31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为22.33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和科创板合计共有21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为20.22亿元。从区域分布来看，在已经发布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51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浙江省共有7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为11.32亿元；紧随其后的是江苏省，共有8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为7.79亿元；广东省以5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4.53亿元的成绩，分别打败了北京市（8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4.26亿元）和安徽省（7家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2.08亿元），位居第三；注册地在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公司，2021年度拟现金分红总额均不超过5000万元。分红，谁最豪气，谁是“铁公鸡”？现金分红作为实现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是尊重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体现，所以上司公司每年的现金分红一直备受市场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随着2021年年报收官，谁家分红最豪气？谁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从每10股派现金红利（税前，下同）来看，处于0元（不含）至5元（不含）之间的公司最多，高达47家；处于5元（含）至10元（不含）之间的公司，有3家，分别是南大环境、德林海和嘉戎技术，每10股分别派现金红利8元、5.6元和5.2元；高于10元（含）的公司，仅有2家，分别是金达莱和太和水，每10股派现金红利均为10元。除了直接派发现金红利，派发现金红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结合是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另一重要形式。在已经发布2021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52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共有11家公司采取了这种分红方式，分别是高能环境、华光环能、伟明环保、上海洗霸、南大环境、德林海、华骐环保、太和水、正和生态、力源科技和军信股份。其中，太和水以10转4.5派10元成为2021年度分红最豪气的A股环保上市公司。之所以称其“豪气”，是因为太和水在2021年业绩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分红。招股说明书显示，太和水主要采用“生物-生态”方式对富营养化水体进行水环境生态修复与构建，主营业务包括水环境生态建设和水环境生态维护两大板块，于2021年2月完成主板上市。根据太和水披露的2021年年报，其实现营业收入4.6亿元，同比下降17.8%；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91亿元，同比下降43.72%。在太和水前十大股东中，截至2021年底，除了太和水实际控制人何文辉和股东朱祥，其余8个股东均为投资公司。以股东朱祥为例，报告期末其持股数量为1608350股，占太和水总股本的2.06%，按照每10股转4.5股派发10元计算，朱祥将在此次分红中拿到现金160多万元（税前），获得转增股份数量为723757.5股。此外，还有1家公司值得关注，即北清环能。虽然北清环能没有直接派发现金红利，但是选择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红方式。北清环能发布的《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显示，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那么，谁最抠门呢？在未进行分红的18家公司中，仅有1家公司连续5年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红，这家公司就是于199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的ST星源。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连续多年追踪A股环保上市公司分红情况，《环境经济》发现，“铁公鸡”越来越少，发布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数量稳步增长。这与监管机构持续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建设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环境经济》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获悉，近年来，监管机构通过强化现金分红决策机制和信息披露要求，开展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专项检查，对长期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约谈，加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宣传引导等方式，鼓励上市公司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行业类型实施不同的分红政策。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出席一次重要会议时强调，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最终要体现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能力上，要继续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增强对股东的回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不分红的依据是什么？亏损了还会分红吗？连续5年不分红的A股环保上市公司并非只有ST星源一家。去年，《环境经济》曾报道，作为“营收一哥”的中国天楹，同样连续5年没有进行分红。但不同于ST星源，中国天楹是年年赚钱。通过查阅中国天楹2016年至2020年的年报，《环境经济》发现，中国天楹这五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9.8亿元、16.12亿元、18.47亿元、185.87亿元和218.67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12亿元、2.22亿元、2.16亿元、7.13亿元和6.54亿元。年年盈余却不分红，中国天楹给出的解释是：2014年借壳重组上市前，中国天楹前身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未曾有实际主营业务，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天楹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88亿元。重组之后，中国天楹一直在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弥补以前年度亏损。2021年，中国天楹终于进行分红了。根据中国天楹发布的《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其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税前），本次实际现金分红共计2.39亿元。那么，需要思考的是：上市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是应该以母公司报表为准，还是以合并报表为准？根据《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2000〕7号），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公司，其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均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但不同的是，后者还进一步强调，为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上市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此外，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上市公司亏损却依旧进行分红。例如，万邦达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5亿元，在亏损情况下仍然进行了现金分红。根据其发布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万邦达每10股派发0.15元，合计派发现金股利0.12亿元。这是因为万邦达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虽然为负，但母公司当年度实现净利润0.23亿元，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之后，万邦达当年可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0.2亿元。不过，既然亏损了，企业为什么还要进行分红呢？资深经济研究员熊锦秋曾经撰文指出，上市公司在盈利年份，多留存未分配利润，少分配红利，而在亏损年份则把盈利年份的未分配利润拿出来，用于弥补亏损之后，若未分配利润仍然有剩余，则可发放红利，这相当于分配以前年度税后利润，可保障公司每年的股利发放额度保持在一个平均水平，这是公司法所允许的。更多详细数据、图表、解析，请购买《环境经济》杂志往期回顾系列报道①：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晒“成绩单”系列报道②：环保上市公司净利润收窄背后的共性风险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前言继2019年150.7亿元、2020年139.4亿元之后，2021年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和再次收窄，为80.1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46.82%和42.51%。其中，超四成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下滑。除了整体盈利状况不理想，21家环保上市公司出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双降”情况，增收不增利的公司和2021年亏损的公司各有12家。业绩不理想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保行业政策变化等，环保上市公司更需警惕潜在的自身内部管理风险，而这些风险又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环保行业企业普遍面临的。应收账款高企带来的坏账风险应收账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家环保上市公司在产业链条上的议价能力，而过高的应收账款如果不能及时收回，就会形成坏账，不仅会影响当期利润，甚至可能会造成公司现金流断裂。据《环境经济》统计，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2020年和2021年应收账款共计分别约为772.55亿元和848.72亿元，其中超七成环保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增加。当前，应收账款高企已经成为整个环保行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维尔利在2021年年报中写道：“公司客户大部分为政府或者大型环保投资企业，这类客户一般具有良好的信用，且公司目前应收账款的账龄较短，但由于公司目前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如果未来发生无法及时收回的情况，公司将面临流动资金短缺和坏账损失的风险。”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据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王筱虹介绍，根据广东省环保产业协会抽样调查统计数据，70%被调查的环保企业存在或出现过被拖欠款的情况，当中仅有1.92%的企业追讨完成，其余69.23%的企业目前仍在追讨欠款中。王筱虹透露，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的3年间，参与调查的环保企业与企业客户签订合同数量为16952个，合同总额为589393.3万元，其中被拖欠款合同数和被拖欠金额占比分别为23.53%和7.4%。拖欠款主体单位类型主要是政府部门，占比高达55.77%；其余为包括国企、央企及私企在内的企业客户，占比达44.23%。这仅仅是广东一省的情况。环保行业的客户性质，让款项拖欠成了整个环保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如果应收账款高企再叠加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对环保上市公司而言，这无疑增加了其经营风险。据《环境经济》统计，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企业数量有27家，比2019年和2020年分别增加了16家和11家。以碧水源为例，2021年其应收账款为96.85亿元，较2020年增加23.19亿元；其经营性净现金流为-16.28亿元，同比下降205.34%。碧水源解释称，一方面，随着业务规模与类型的扩大与增多，特别是EPC项目增加，以及国家宏观形势变化，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控制和降杠杆等融资政策调控，公司应收账款出现增长态势，但若不能有效管控应收账款规模，做好项目公司的融资工作及EPC工程款的清收工作，并增强公司的经营性现金回收，将给公司带来经营性风险，特别是短期现金流短缺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保障公司项目正常进度，公司正常支付下游相关款项，导致相关支出下降幅度不大。环保行业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行业，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特别是环保上市公司手握的特许经营项目，动辄以数十亿元计，需要的资金体量庞大，而且这类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环保上市公司的资金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业竞争加剧带来的技术创新风险随着2020年“双碳”目标的提出，低碳经济将为环保产业带来长达数十年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主体瞄准生态环保新赛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环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当前，在政策利好刺激下，环保行业已经形成了由大型央企、地方环保集团、民营环保企业、外资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市场竞争格局。其中，地方成立环保集团进军环保行业，是近两年来生态环保领域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据《环境经济》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3个省份成立了省级生态环保集团，1个省份正在组建过程中，另有两个省份拟准备成立省级环保集团。地方环保集团正在逐步成为环保产业的“新势力”。面对不断涌入的跨界者、竞争者，不少环保上市公司在2021年年报中表示，行业竞争加剧或将给公司带来技术创新风险和人才流失风险。博世科表示，虽然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但未来如果不能在技术创新方面继续保持优势，那么公司或将面临技术被淘汰或被赶超的风险，从而导致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超半数公司低于平均水平。具体到公司来看，2021年浙富控股研发投入高达6.79亿元，而联泰环保在研发方面仅投入121万元。在业内人士看来，环保企业本身是技术服务型企业，而技术是环保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技术创新，企业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与技术创新并重的是人才，而且人才引领技术创新。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公司有37家，其中碧水源拥有的博士最多，为30人。但碧水源在年报中披露，国内外同行业企业的人才竞争策略，可能会对其技术人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存在技术人才流失的风险。即便是给出了丰厚的条件，比如借助博士后工作站及院士工作站的科研平台培养、储蓄核心技术人才，提供优良的科研和办公环境，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成立合伙人制度，设立专利奖励等，巴安水务仍然担忧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一家优秀的环保企业必须具备技术、人才、管理、投资这4个条件。”在今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栾祖盛告诉《环境经济》，在这4个条件中，有一项短板就很累，有两项短板就很难做下去，有三项短板可能就会退出环保行业。“未来就是这样一个趋势。”栾祖盛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当前环保产业正面临要素竞争、竞合模式、利益再分配等诸多新课题，更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突出作用，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人力、技术、服务等要素的配置效率，通过市场化方式为模式创新、技术产品创新、服务提升、产业价值链提升等留出空间。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和生态环境保护、环保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激发了环保产业市场的活力，振奋了环保企业家的信心，为环保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乘着政策东风，不少环保上市公司扩大业务规模，由此也导致了潜在的管理风险。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明确将“规模扩大导致的管理风险”列入年报“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向投资者提示了公司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瀚蓝环境在2021年年报中写道：“截至2021年底，公司全资或者控股的各级子公司已超过一百家，未来仍将持续获取项目以实现业务扩张，公司的运营管理项目数量将进一步增长，从而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及时调整组织架构和管控模式，但若公司管控能力的提升未能与业务规模的扩张保持一致，或内部控制制度、约束机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节能国祯则表示，公司下属子公司众多，承建的项目遍布全国，众多子公司的经营效益、安全运营等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声誉，若不能加大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培养与引进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步伐，加强项目成本和队伍管理，公司可能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通常情况下，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企业一般会在项目所在地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运营管理，但这也加大了企业在项目管理、业务指导和团队输出方面的难度。此外，企业并购整合同样也会带来管理风险。并购完成后，企业需要对标的公司进行全方位整合，使其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协调一致。永清环保近几年加大了对优质项目的并购力度，但对于并购之后面临的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整合表示了担忧。其认为，如果不能与标的公司实现有效融合，有可能出现收购事项对上市公司的价值低于预期的风险。据中国固废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环保产业收并购案达120起，涉及金额超500亿元。在这120起收并购案中，多数收并购的目的是对细分领域的延伸和补充，扩大企业自身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效益。和君咨询资深合伙人李向群此前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分析说：“过去企业拥有的项目数量少，对每个项目的情况了如指掌，依靠总部的强大输出能力，可以对每个项目做到有效管控。但随着项目数量的累积，总部对跨细分领域、跨地域的百余个项目的信息了解深度、输出能力就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形。地域和数量这两个要素使得总部对各个项目的成本控制越来越难。”无论是成立项目公司，还是并购标的公司，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将趋于复杂，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内部控制、财务规范等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环境监管和标准趋严带来的政策风险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开展以及污染排放标准的进一步提高，环保企业同样也面临污染治理不达标带来的环保风险。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除了节能铁汉未公布罚款金额和旺能环境未被处以罚款，共有19家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从企业被罚数量来看，启迪环境旗下共有9家子公司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处罚金额总计232.18万元；浙富控股旗下两家子公司因环境问题分别受到两次行政处罚；*ST博天、鹏鹞环保、通源环境、岭南股份、盈峰环境旗下均有两家子公司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从罚款金额来看，浙富控股及其子公司被处以270.06万元罚款，金额最高。其中，浙富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和泰兴市申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被处以罚款152.2万元和117.86万元。盈峰环境旗下子公司仅被处以2000元罚款，金额最少。如果仅从罚款金额的多少来看，几百万元对一家环保上市公司来说并不多，但与之相关联的税收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仅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且还要补缴税收。《财政部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中国天楹连续三年夺得营业收入排行榜冠军，启迪环境则连续两年成为“亏损王”。截至目前，A股环保上市公司2021年年报公布已经收官，一年一度业绩大比拼落下帷幕。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需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编制完成。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共有70家A股上市公司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没有将A股涉及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纳入，这是因为我们希望研究对象更具代表性，以期更真实地反映环保行业的发展现状，并试图通过这次研究发现一些共性问题，为行业及企业的发展鼓与呼。2021年70家公司净利润总和持续收窄年报是上市公司对过去一年经营状况及经营成果的书面报告，是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窗口。报告期内，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披露了2021年度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性净现金流、基本每股收益、每股现金红利、应收账款、资产负债率等重要信息，这份答卷能否让股东和投资者满意呢？总体来看，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2020年和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共计分别约为1920.73亿元和2110.88亿元，同比增长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共计分别约为139.4亿元和80.14亿元，同比减少59.26亿元，这是继2020年以来净利润总和连续三年下滑。除了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基本每股收益同样是反映一家上市公司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同比增长的企业数量共有55家，同比下降的企业数量共有15家。其中，*ST博天成为唯一一个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在基本每股收益方面，2021年共有58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为正。其中，东方园林、*ST美尚、节能铁汉、巴安水务、启迪环境、德创环保、*ST博天、兴源环境等8家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基本每股收益为负。对投资者而言，既要关注营利指标，更要重视财务风险指标，如经营性净现金流、应收账款和资产负债率等，它们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程度的重要指标。在经营性净现金流排行榜中，整体来看，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的企业数量有43家，比2019年和2020年分别减少了16家和12家。具体来看，中国天楹经营性净现金流为25.25亿元，可谓资金充裕。反观碧水源，其经营性净现金流则为-16.28亿元，难掩其面临资金荒的困境。在应收账款排行榜中，2021年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计为848.7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0.21%。其中，碧水源应收账款最高，为96.85亿元；其次是东方园林，为69.87亿元；第三是启迪环境，为58.77亿元；凯美特气应收账款最低，为0.62亿元。在资产负债率排行榜中，2021年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9.99%，与2020年相比略有下降。其中，博天环境资产负债率高达101.89%，成为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唯一一个资不抵债的公司。除了这些指标，更为直观的是，我们要重点关注会计师事务所对一家上市公司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通常包括标准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五大类，投资者对后四种类型审计报告要特别关注，谨防“踩雷”。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有5家公司没有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分别是*ST美尚、科融环境、启迪环境、ST星源、*ST博天。其中，*ST美尚收到了中天华茂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科融环境和启迪环境分别收到了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ST星源收到了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ST博天则收到了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百亿营收俱乐部”再添新成员在营业收入排行榜中，中国天楹以205.93亿元夺得第一名。这是继2019年以来中国天楹第三次位列营业收入排行榜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浙富控股和盈峰环境，分别以141.35亿元和118.14亿元夺得第二名和第三名。通过梳理发现，营a业收入超过百亿规模的公司有5家，除了上述3家，还包括瀚蓝环境和东方园林，较2020年相比增加了3家，较2019年相比增加了2家。其中，2019～2021年，中国天楹和盈峰环境始终在“百亿营收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2021年，浙富控股、瀚蓝环境和东方园林进入“百亿营收俱乐部”，而碧水源自2020年营业收入跌破百亿之后便黯然离场。营业收入规模在50亿元（含）至100亿元（不含）的公司有9家，分别是碧水源、金圆股份、启迪环境、华光环能、高能环境、上海环境、清新环境、三峰环境和绿色动力，公司数量与2020年持平；营业收入规模在10亿元（含）至50亿元（不含）的公司有22家，公司数量比2020年少3家；营业收入规模不足10亿元的公司有34家，公司数量与2020年持平。说完营业收入排名，我们再来看看同期增长率。如果说，营业收入代表公司的吸金能力，那么同期增长率则说明了公司的发展势头。在营业收入同期增长率排行榜前十名中，国有企业占有4席，分别是北清环能、绿色动力、瀚蓝环境和上海环境，其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数量上来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到三位数的公司数量有3家，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的公司数量达到31家。但不容忽视的是，出现负增长的公司数量同样达到26家之多，“营收一哥”中国天楹就位列其中。从公司来看，北清环能、圣元环保、绿色动力分别以138.33%、122.08%、122.03%夺得前三名，*ST美尚以-83.76%的成绩垫底，成为最后一名。*ST美尚解释称，受疫情和公司流动性危机影响，公司及行业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时间延迟，多地项目执行进度放缓，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启迪环境成2021年“亏损王”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排行榜中，排名却是另一番景象。浙富控股、伟明环保和三峰环境分别以23.12亿元、15.35亿元和12.38亿元夺得状元、a榜眼和探花，而中国天楹则以7.29亿元的成绩居于第6名。进一步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十亿元的公司有4家，除了前三名，还包括瀚蓝环境，公司数量比2020年少1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0亿元（不含）至10亿元（含）的公司有54家，公司数量比2020年少2家，ST星源和岭南股份在2021年实现止损转盈，分别为1.39亿元和0.47亿元。2021年共有12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登上亏损榜，较2020年增加了3家。东方园林、*ST美尚、巴安水务、启迪环境、德创环保、*ST博天和兴源环境7家公司继续亏损，节能铁汉、科融环境、长青集团、博世科、凯龙高科则是由盈转亏。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启迪环境。根据其发布的年报，启迪环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亿元，同比下降191.2%，连续两年成为A股环保上市公司的“亏损王”。启迪环境也收到了来自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启迪环境解释称，一方面，受公司整体投资战略调整以及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推进吸收合并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影响，公司对已停建项目、拟退出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另一方面，对资产运营效率较低、不能持续运营和公司整体战略涵盖不到的项目进行退出、转让处置，并对部分款项回收存在实质性障碍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及应收票据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与此同时，受市场环境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上升。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期增长率排行榜前十名中，国有企业同样占有4席，分别是远达环保、北清环能、三峰环境和清新环境。除了远达环保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剩余3家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数量上来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三位数的公司数量有4家，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的公司数量达到25家，出现负增长的公司数量高达33家。从公司来看，科融环境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151.53%，成为榜单最后一名。根据科融环境发布的年报，其2021年亏损2.67亿元，且收到了来自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科融环境在业绩预告中作出了解释，记者据此梳理了三个方面：在外部环境方面，受2020年疫情影响，大部分项目延迟招标，报告期内可执行的合同金额较少，导致2021年营业收入减少，净利润下降。在子公司方面，一是2020年度处置子公司睢宁宝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等，导致公司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减少；二是对子公司诸城宝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垃圾焚烧炉进行升级改造，停产期间未取得垃圾焚烧和垃圾发电营业收入，但人工成本、摊销及折旧等费用却持续发生，导致2021年营业收入减少，业绩出现下滑。在账款回收方面，科融环境表示，蓝天环保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约定还款承诺归还本期欠款，且未来无法保证按照约定归还欠款，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蓝天环保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增收不增利，业绩靓丽却暗藏危机在70家A股环保上市公司中，有12家公司值得关注，分别是东方园林、金圆股份、德创环保、金科环境、艾可蓝、万德斯、南大环境、德林海、通源环境、卓锦股份、正和生态、力源科技。这12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特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同比下降。以东方园林为例，其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04.86亿元，同比增长20.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8亿元，同比下降135.32%。针对报告期内出现大额亏损，东方园林解释说，受经济环境、地方政府财力和融资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项目回款延缓，造成生态业务形成的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大量的减值准备。记者注意到，东方园林在发布业绩预告时，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范围在7.84亿元至9.85亿元，而最终正式披露的亏损额为11.58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东方园林董事蒋健明、何澜以及监事何巧玲对公司2021年年报投了弃权票。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东方园林没有及时提供材料；二是蒋健明、何澜、何巧玲三人一致表示“没有给予充足的时间给本人就本人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质询和求证”。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蒋健明、何澜、何巧玲三人选择弃权。东方园林表示，除了上述三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2021年年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此外，另有21家环保上市公司出现“双降”情况，即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同比下降，他们是达刚控股、*ST美尚、节能铁汉、巴安水务、科融环境、盈峰环境、长青集团、启迪环境、中电环保、碧水源、博世科、*ST博天、维尔利、绿茵生态、鹏鹞环保、金达莱、凯龙高科、太和水、深水海纳、超越科技和百川畅银。以博世科为例，其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6.57亿元，同比下降2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5亿元，同比下降363.96%。博世科解释称，受经济下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获取订单及项目实施不及预期；受市政项目竣工结算流程长、政府方客户付款审批程序复杂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换届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已完工项目结算进度和部分老旧项目回款不及预期；2021年度实施的部分项目受疫情影响导致实施周期延长，部分污水处理项目因进水量、进水浓度、污染物种类较预期发生变化，部分土壤修复项目因土壤污染情况、处置量与原估算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大宗商品材料价格上涨等综合原因导致项目成本发生变化等。更多详细数据、图表、解析，请购买《环境经济》杂志往期回顾精彩推介！2022年第10期《环境经济》杂志出刊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以前关注不多，负责杂志工作后，时不时被环保上市公司的消息震惊。碧水源对赌失利、启迪环境3个全资子公司转让、紫金矿业成为龙净环保控股股东……每每看到相关新闻，脑海中总浮现出一片景象，有来有往，有胜有负，有豪情有喜悦，有悲壮有无奈。调查显示，1988年，全国从事环保产品生产的企业只有1928个，工业销售产值38亿元。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环保产业从无到有，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重要、有效的物质和技术支撑。2021年的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环保产业营业收入已约达1.95万亿元。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拥有先进实用技术，具有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工程建设能力的优秀环保企业涌现出来，迅速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末，龙净环保、远达环保、菲达环保等相继上市，率先进入资本市场。目前，涉及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已超上百家。上市公司的增加是环保产业规模扩大的表现，也是品质提升的证明。作为国民经济中经营管理水平较高、财务制度较为健全、利润率水平较高的群体，上市公司在行业中举足轻重，带动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是行业经济的龙头。一方面，持续多年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及“双碳”目标给整个环保产业带来了光明前景，上市公司更是在其中享受重大利好。另一方面，家大业大，面对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市场变化与疫情波动的双重压力下，近几年，很多上市公司也感受到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临艰巨挑战。按例，每年年中，杂志都要披露上市公司上一年的营收亏损、排名变化，期待引起业界的关注。这些年报便如一张图谱，成败起落，读懂它，便读懂了环保上市公司的故事。更多详细数据、图表、解析，请购买《环境经济》杂志往期回顾精彩推介！2022年第10期《环境经济》杂志出刊环境经济杂志扫码订阅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