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乾惕惕

推送按语本文系刘京希《从学术期刊角度看学术素养与论文写作》（载《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4期）的第二部分。繁体中文PDF版全文下载地址：http://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6_4/201604-125-135.pdf作者简介：刘京希，山东大学《文史哲》副主编，教授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包含着一系列基本要素，依次是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说明性注释、参考文献。这些基本要素，每一项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尽管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要素中有些形式化的东西，不必太过在意。但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并不这样认为。文章千古事。一篇学术论文，有无学术价值，有无创新之处，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在品质，但在很多情况下，外在形式又恰如其分地表达着内容，形式与内容不可二分。况且，在这个讲究规范化的时代，有些形式上的东西也是不能不下功夫打理的。这也是对产品的必要的包装。有这样一篇论述政党法治的内涵与特征的文章，以下两个标题让你取舍：“论政党法治的内涵与特征”；“政党法治：政党文明的新形式”。显然，前者显平实，而后者更有视觉冲击力，更加会引起编辑者的阅读欲望。在此意义上，形式表达着内容，实现着内容。下面就上述要素分别予以说明。（一）选题毫不夸张地说，发现一个好的选题，意味着文章成功了一半。一个“好”字说得轻巧，但要真正做好它，就显得沉重得多。凡为学术论文者想必都有这样的体验：为了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有时真是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选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一个好的选题，起码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曰新，一曰奇，一曰实。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选取文章就像沙里淘金，非选题新颖者不选。当然，一双“识珠”的慧眼不是凭空而来，它源于编者对于学界研究动态和动向的敏锐观察与灵敏嗅觉。所以编辑从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眼眶子”高。先说“新”。新，无非是说选题要新颖，要选别人所未选，言别人所未言。选题的新颖程度，往往决定着文章观点的新颖程度。这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难在要对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进行全方位把握。这包括该领域研究的现状、进展、难点和热点，以及预期或是潜在的热点、前景，甚至具体到领军人物的研究状况，也要有所知晓。有了这一铺垫和前提，才能掌控全域而一览众山小，也才能通过排列组合，比较鉴别，发现或观点、或方法、或论据的不足、空白和盲点，进而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题。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季羡林先生基于自己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以及文献资料的占有和了解，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先生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这个例子是对“新”字的最好注释。如果没有对中印文化交流领域研究的学术史的全面掌握，就不能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也就难以发现“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所以说，学术研究，学术史的考察是基础。在展开研究之前，只有弄明白在该领域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何种进展，提出了何种创见，才能确立自己研究的基点和目标，也才能弄清自己的研究到底有无价值——对前人的成果，到底是否有所补充，甚至是有所突破，还是无谓的重复。以此而论，学术研究要冷静，要理性，不能像写小品文那样，靠灵感，靠感悟。不可否认，一个学术观点的萌发，有时也可能来自灵感和感悟，但不能仅凭此灵感和感悟就急于动笔。应围绕此一观点，进行扎实的学术史的梳理，考察此一观点的学术价值，看看它到底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真创新还是伪创新，以确保“创新”的真实有效。再说“奇”。文贵奇崛，选题也如此。奇，说白了就是一个“异”字。就是不同于以往，不同于别人。重复以往，重复别人，重里说那就是犯罪，犯的是“浪费资源罪”。重复性的选题和写作，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公共资源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奇，以新为基础，以异为表现。奇而异的选题才“抓人”，才夺人眼目。赶时髦的人为什么喜欢穿奇装异服，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奇”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不能脱离开前人和别人的已有研究成果另起炉灶，不能脱离开既有的研究范式，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出奇求异，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我们永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说话，而不是抛开前人已有的学术积淀和积累，另起炉灶，自说自话。否则，就丢掉了“讨论”这一学术研究得以深入的力器。最后说“实”。无论是“新”还是“奇”，都要有个度。离了这个度，就不叫新，不叫奇，就成了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比如说类似“论曹雪芹之有无胡须”这样的选题，就走进了一味求新求奇的死胡同，而偏离了学术研究意在推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轨道和法度。所以说，这个实，就是指选题要实事求是，合于现实生活，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离开生活实践的所谓“新”和“奇”，也许可能火上一把，时髦一回，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二）资料的搜集和运用学术论文的写作，离不开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取舍。一个论点的提出，没有以资料为根据的论据的支撑，怎么能立得住脚呢?有一类文章，论点摆了一大堆，就是没有以充足的资料为基础的论据做支撑，当然更缺乏充分的论证，结果是论点一条接一条，排骨一样干巴巴地摆在那里，没有血肉，一点也不丰满，像是靠“饥饿疗法”打造出来的苗条女子，难免弱不禁风。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同学科，资料的搜集方式也不一样。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对资料的搜集，主要靠对历史文献与经典的梳理来完成。像季羡林先生写作《糖史》，对有关“糖”的资料的搜集，就靠对历史文献的手工查找，没有计算机网络可资利用。应用学科有所不同，除了从已有文献中搜集资料，更重要的，是对来自社会生活实践的第一手资料的搜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很多时候要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田野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搜集材料的典型例子。为了澄清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偏见，1927年1至2月间，毛泽东在参加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湖南湘潭、衡山、长沙等几个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在随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了指责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过火”、“过左”的各种右倾观点，明确地指出：解决农民问题，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这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不是靠引证书本和文件，而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据以制定党领导农民运动的路线和策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光辉文献。不论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最初掌握的资料都是杂乱无章、没有头绪的。因此，还需要对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工作。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才是为我们所需要的材料。选题再好，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作支撑，最好的办法就是忍痛放弃。因为这种文章是难以最终完成的。只有钢筋，没有足够的水泥，房子是无论如何也盖不起来的。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写文章不同以往，有了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对资料的搜集就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费心、费时、费力了，输入关键词，轻点鼠标，资料应有尽有。不可否认，网络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写作效率，因为它大大地压缩了我们用于资料搜集的时间。但有些资料搜集方式，网络是无法取代的，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采集。实地走访，田野考察，网络手段无法取代；再者，网络信息缺少权威性，而且更新太快，所以，对网络材料的引用，还是要慎重。（三）写作规范和方法1.

乾乾惕惕 -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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