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下狱之后，内阁成员多有营救，成基命、韩爌等人皆认为袁崇焕罪不至死。祖大寿为袁崇焕求情，愿意放弃朝廷的封赏，只求换督师一命，崇祯帝不理。崇祯帝下令三法司会审，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遵照圣意，会审袁崇焕。三法司初次拟定的意见是依谋叛律，决不待时，所谓“决不待时”是因为死囚多在秋后问斩，但案情严重者可立即处决，所以就是给袁崇焕判了个斩立决。但是崇祯帝对这个判决极为不满，驳回重拟；三法司再拟，依谋反大逆，叛凌迟处死，决不待时，但又被驳回重拟；直到三法司第三次上报，崇祯帝才勉强通过。那崇祯帝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呢？八月十六日，即中秋的第二天，也是对袁崇焕行刑的当日，崇祯帝召辅臣成基命、周延儒、温体仁等入对。此时崇祯帝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欲诛袁崇焕一族。年过古稀的大学士成基命立刻跪谏道：“边臣劳苦，处罚边臣不可太甚，不然，恐怕以后无慷慨赴关者。”崇祯帝怒道：“汝认为应当如何处之？”成基命说：“臣不过为边臣一事发声，恩威皆出自陛下。若果臣敢谓应如何处之，那就是在为袁崇焕做说客了。”崇祯帝思索之后说：“免去族诛，将其妻、子流往二千里安置，财产尽没入官，可乎？“此时，与袁崇焕不对付的温体仁、梁廷栋等人立即跪下高呼：“皇恩浩荡矣。”成基命还想再行挽回，但于事无补，其长跪不起，崇祯帝命宦官夹着他的腋下，拖了出去。当天未时（13点到15点），崇祯帝宣召群臣，宣布对袁崇焕的处罚决定：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命令一下，由刑部侍郎涂国鼎监刑。袁崇焕被押赴西市处刑。此时的袁崇焕已经被关押了九个月，昔日的督师此时蓬头垢面，臭气熏天，到了刑场之后，行刑官现场宣读了判决书：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姑赦不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财产尽没入官。此时的袁崇焕深知生命到了最后一刻，遂留下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对于整个行刑的过程，留下的文献很多，大致还原了当时的情形。《花村谈往》卷一《袁马同乡》载：时畿辅百姓，初罹兵火，恨入骨髓，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腑之间，叫声不绝，真所谓活剐者也。《石匮书后集》卷一一《袁崇焕列传》的记载最为详细：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侩子手争取，生啖之。侩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明季北略》记载：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当时京城的百姓遭遇了后金骑兵的蹂躏，并深信袁崇焕为卖国贼，故而对其十分痛恨，而袁崇焕在行刑之时，惨叫声不断，下面的百姓则在争其肉而食。袁崇焕，这位三次在正面击退后金（清）主力的明军统帅，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刑场，这是袁崇焕的不幸，也是大明朝的不幸，袁崇焕死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统军将领在正面面对后金（清）主力之时，取得过胜利，所以，说崇祯帝是自毁长城亦不为过。袁崇焕死后，其妻子自杀。袁崇焕打仗之时，将自己的妾阮氏和两名幼女带往宁远城，以表示自己誓与城共存亡，而绝无偷生之念，妾阮氏、两名幼女被捕后本来被判流放浙江杭州府昌化县（今浙江省临安区昌化镇），对于这个流放决定崇祯帝十分不满，认为这是一个“善地”，在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改判流放云南广西府维摩州（今云南省砚山县维摩彝族乡），后不知不知所终。推荐一个内容优质的历史公众号！

天启元年（1621）春，后金在短短数日之内攻陷了沈阳、辽阳。10多万明军战败，四散溃逃，经略袁应泰自杀，总兵贺世贤、尤世功、朱万良、陈策等战死。这场战役给明军带来的损失远超萨尔浒之战。辽阳是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核心所在，而沈阳是辽阳的屏障。此战一败，全辽震动，70余城池闻风投降，明朝失地千里，失民百万。辽阳城池高达，与北京无二，军队超过10万，朝廷一年军费高达770万两，仍然守不住一座辽阳城，而且城破仅仅用了三天而已。为什么失败？一名亲历者的亲眼所见，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答案。明人徐日久写了一本著作《隲言》，在其中的十一卷《存窃议》中记录了他同一位亲历此次战役的士兵的对话。徐日久先问：“后金的人马果真不可抵挡？”答：“后金军士也是人，南兵中亦有善战好斗者。但将官不好，也不大管士兵，将官传令虽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已经离心离德，所以到了战场相互之间并不照顾。”徐日久又问：徐日久“将官的管教很严厉吗？”答曰：“非也。比如月粮一两八钱，还要被扣下四钱。给米一斛，但此米在百里之外，往返的搬运费要百余钱。身体健壮者自己去背，其他人则以驴驮载，又要花费百钱，而背回来的米已经腐烂不能食用，只好将其卖掉，卖掉的钱刚好运费相等卖。等到发银，则各种摊派理由杂出，每名军士须扣二钱，军士每日所得仅四分，省吃俭用，仅能度日。以马军而言，粮料每月需要支三两，马匹每日须花费五到七分才能养成膘壮。将领们扣减，马都仅剩一副骨架，每日都有马匹死亡的报告，又怎么能与敌厮杀？”徐日久文：“将官克扣粮草，军士难道不往上申诉？”答曰：“士兵见扣银数多，一起相约呐喊，官员听闻之后急到教场唤来将领。将领解释道，是因为给上官送礼很多，前日有一位官员来查边寨，送银十两，他心里不满，找了很多麻烦，后加送一百两，又说要发你们这些士兵往关外去，我可怜你们劳苦，用银子去解决问题，才得作罢，计费去多少？何曾是我要你们的？”将官说得这个情况众军士也是见到的，所以也体谅将官的难处，甘心听扣，也就无人再上诉！只是不敢怨恨，但也不见德，只是视将官为路人而已。”徐日久曰：“辽阳是怎么丢失的？”答曰：“在沈阳时扎了一个车营，极为坚固，后金来攻，无法攻打进来。传闻贺总爷（指贺世贤）来开营相接，谁知打开一看，则是后金的精锐。锋刃所及，溅血如电，小人见势急扯得三四个死人盖在身上，乃得不死。逃到辽阳不到几天，报敌人大队已至，只见经爷（袁应泰）传令兵屯城外，道爷又传令入城固守，最后只能依了经爷，让他屯扎城外。然敌人不知何时在城内安插了很多细作，一齐放火，全城措手不及。若论辽阳，城池真是好高峻，城濠三道，是熊爷（指熊廷弼）所建造，要硬攻是不易攻下的。”徐日久又问：“兵败时为何一起都跑了，没有一个敢住脚的（指接敌迎战）？”答曰：“也是道爷传令箭叫大家逃命，才敢散营。敌人与我们初战，第一阵败了，第二阵他胜，却已疲罢，退至沙沟喂马。若此时有军向前去可胜，无奈人心不齐，可战之军也不多。”徐日久又问：“王都爷（指王化贞）如何？”答曰：“做道爷时很好，军民无不感戴。做了都堂之后，外边军士都铤传闻说有皇赏，只见将官催造册籍，军士却没有拿到钱，将钱拿给西虏（指蒙古），不知干得甚事来。”余又问曰：“尔既守墩，边墩上何如？”答曰：“器械都是戚老爷（指戚继光）时置造，如今都锈了、坏了，无法使用。原本每墩备米十石，以备急时食用，今也没了。如果上面的官员去点验时，都从小路将已验过的米挑去听验，都是如同儿戏一般。”听完这些，徐日久感叹：嗟呼，若言此有征，则武弁不足责矣。谁秉军国之成，略不省察，使夫将官吸军士之髓，军士分马驴之食，驰驱靡效，兵将不亲，致败致逃，莫思其故。其甚焉者，浚皇赏以媚虏，至于一事无成，尚饶辩舌。彼冀幸免死，且不必道，而人更为之坚墙壁攒鳞里以淆乱是非，使后来者倘不察而迷于适从也，可胜叹哉。推荐一个内容优质的历史公众号！

01乾隆四十年，公元1774年。这一年的乾隆帝，心情不错。打了7年的大小金川之战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平定的日子不远了。这大小金川虽然仅仅只有数万人，但战力极为彪悍，他们借助地形和坚固的碉楼，清军在前线数次失利，战局无法打开，温福等将领战死。乾隆帝在盛怒之下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等将领。狼狈的乾隆帝，不得不数次更换前线统帅，前后投入了60万大军，阵亡超过3万人，才最终平定这一次叛乱。而这一次战争的代价尤为惨重，花费了7000万两之多，大概是国家两年的收入。后来乾隆在评定自己的十全武功时，把大小金川之战列为第二。战功只是一方面，在另外一边，此时的大清国一片祥和。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7.8亿亩，在当时，这是历史的最高值；人口激增，全国人口在乾隆初年时约为1.4亿人，到乾隆四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仅仅是增加的部分，就已经超过了明朝鼎盛时期的全国人口；国库充实，库存的银子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明王朝当初的财政危机在乾隆四十年没有一点迹象。在耕地、人口、财政盈余三方面，都处于历史的最高值，乾隆帝确实有自傲的资本。但这一切也并不是没有隐忧，比如前一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八日，山东寿张县党家店人王伦，利用白莲教发动民众，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王伦精拳棒，善医术，他心思缜密，为人豪气，治病也从不收取分文，渐渐取得了一定的威望，逐渐就聚集了一帮人。王伦给手下授符箓咒语，图谋反抗清朝统治。而在乾隆三十九年，寿张县等地年岁歉收，地方官又额外加征，民众心怀不满，王伦乘机聚集教徒起事。起义爆发之后，清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几座县城，并阻断了大运河。乾隆杀了两名总兵，派大军来剿灭，起义军很快就失败了。乾隆帝不明白，这些人并非饥民，他们为何要反叛？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心中不平，想要反清。02清朝的文字y历经四朝，但最严重的时期是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的，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在这个14年里，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不仅“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为我讨贼清乾坤”这些捕风捉影的诗句被处理，就连一些不识字的农家，也会因为祖传下来一部不相干的书而招致大祸。但这种紧张的气氛是不被允许记录的。当时，因为很多字很危险，读书人根本不敢使用，比如“胡”“虏”“夷”“狄”等等，在各类书籍中往往都是空格不刻。乾隆知道了之后，很生气，你们这些读书人，这样做，摆明了是说我这个皇帝搞高压ZC，所以他又下令了：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常作空白，有的还改夷为彝，改虏为卤，这类情况很多。揣其本意，无非是为本朝忌讳，以表示作者的敬慎，其实不知这种作法本身就是相当不敬的。汉、唐、宋、元、明，历代边疆烽火不息，常指不能臣服之国为虏。我满洲原居东海水滨，若说是东夷之人无所不可，若说是虏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普天之下都是大清臣民，连穷边远徼都不忍视之为虏，岂可把虏字加之满洲族呢？总之大清承受天命，统一宇内，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境内各族不得互相歧视。从今以后，凡临文作字以及刊刻书籍，都不得像以前那样胡乱避讳，空格改字，否则以大不敬治罪。看了乾隆说的这段话，才知道，原来在乾隆那里，这不是文字y，是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是平等。当时的气氛，今日我们已经难以知晓，因为乾隆也在擦去所有的痕迹，今天我们只有在一些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里去感受当日的紧张情形。03明朝的士大夫，若是谁遭受了皇帝的廷杖，那在文官中的地位会急剧上升，如果谁因为不服从、意见不同而被杀头，那立即会成为众星捧月般的人物，比如：杨继盛、杨涟等。所以明史专家方志远说：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明代更具有胸襟气度。专家这段话说得很客气了。在清代，士大夫没有了抗争，不是不去争，而是清朝是真的杀，一片一片地杀。04乾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在地球的另一端，莱克星顿响起了枪声，美国独立战争正式打响。还是这一年，卢梭发表了他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他在文中写道：人们已经习惯于依附、舒适、安乐的生活，再也没有能力打碎身上的枷锁，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宁，他们宁愿带上更沉重的枷锁。推荐一个内容优质的历史公众号！

本文论述的是崇祯元年，蒙古在永宁和明军打了一仗，明军将领谎报战功，少报战死人数的方式来欺瞒朝廷，而崇祯帝派遣御史下来核查一事。全文内容见《明朝历史档案总汇档》第005本

但是，如果只是谴责，或者是表达恨意，我根本无需再来写这么一篇文章，因为再多的言语也无法抚平曾经的创伤，再多的文字也无法表达我们的憎恨。我在这里只是想做一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