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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快乐HappyNewYear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2年依旧是我们相互陪伴的一年。其间，《传媒观察》共推出12期杂志，试图通过新闻传播的学术之思，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一些定力。这些文章曾在全网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引发学界、业界的反响以及持续的公共讨论。新旧交替之际，我们按照刊物的主题栏目编制了2022年《传媒观察》目录合辑，与大家一同回顾。心之所向，序启新章。让我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同迎接2023年的第一缕阳光。《传媒观察》谨祝所有关心和支持刊物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2023年新年快乐、顺遂安康！“卷首语SUMMARY数字传播与数字文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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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onance）。认知失调理论由费斯廷格（Leon

2022年4月，南京大学哲学系刘鑫老师为同学们带来题为《时间与运动、时间与存在、时间与生命——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时间研究范式》的讲座，并与对谈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王恒老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瞿旭彤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邓定老师以及聆听的同学展开精彩对话。本期内容为刘鑫老师主讲部分的实录。在西方哲学传统里面，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时间。如果将时间想象成一个对象，就可以从多个视角、多个侧面进行考察，从而体会、把握时间。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是一个哲学和神学的双螺旋结构，他们交织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态势。哲学偏重理性，因而考察人通过自身的理性如何达到神，是从下向上的；神学偏重信仰，考察神如何给人以恩典，是从上向下的。作为哲学博士，刘鑫老师长期以来的研究工作侧重理论哲学和理性主义的方面，因此本次讲座的主讲部分侧重于哲学的这条线索。引言今天讲座的题目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时间研究范式》。通俗点讲，范式就是一个研究的视角，即我们把握时间、体会时间的出发点、切入点。我们其实是在双螺旋结构中从某个视角看待时间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动物是否知道时间，但是人不仅有感觉可以感知时间，还能将时间表达出来，因此时间问题对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站在人的时间性和有死性角度来看，人处在生灭变化中；但神则是不变或不动，处于永恒之中。时间和永恒的问题是考察人神问题的一个视角。这场讲座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介绍在哲学传统与理性主义传统内部三个不同的解释时间的范式；第二则是强调在每一个范式中，不同哲学家具有的微妙的差异。每个范式对于“人如何感知时间”这个核心问题都有各自的立场，这也是他们得以区分的根本。在讲座涉及的三个范式、五位哲学家中，阿维森纳的时间观与现在的物理时间观最为接近。即使如此，他的理论中“时间”这一概念也是极为特殊的，不可能脱离人的参与而产生。时间问题离不开人，对其研究角度的选择（譬如运动观念、存在观念或生命观念）在体现哲学家不同的理论倾向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生命和人本身的一种理解。01时间与运动与“时间与运动”这个范式相联系的哲学家们可以被称为“运动派”。他们从运动的角度观察、定义时间，将时间定义为运动的量。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不是运动，但时间不能没有运动”，体现了他的理论倾向。通常而言，一个人只有观察到运动才会有时间感。但在《物理学》Δ卷第11节，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另一个面向：如果一座小岛上都是沉睡的人，即便存在运动，他们也没有时间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问题不仅关于外在的运动，更与人的感知有关，这两个因素必须兼具。他在此背景之下开始定义时间：“时间是运动的度量”。这个定义的另一个表达是：“时间是运动的数，根据在先和在后”。亚里士多德“运动”这一概念的外延大于我们一般理解的“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和量的变化都是运动。运动的外延很大，只要可以确定两个端点的东西都可以被用一个叫做“时间”的东西度量。亚里士多德常用位移变化做例子解释“在先”和“在后”，但这种方法也有局限。在从家里走到学校的过程中，家是起点，学校是终点，但这两个空间共时存在，因此“在先”与“在后”实际所指的是度量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最后我们来解释“度量”，亦即分析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度量”。时间如何度量运动？如果时间度量运动，那么什么来度量时间？因此必须存在度量主体。我在从家（地点A）出发和到学校（地点B）这两个时刻掐了两次秒表（记为T1和T2），那么是我在度量这个运动过程花费了多少时间。灵魂度量运动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时间。“时间是运动的度量”这一说法为了表达简洁牺牲了部分精确性。在上面这个例子中，A和B是起点和终点，与之平行的还有灵魂的度量活动T1和T2，它们共同开始，共同结束。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表述得不是很清楚，他的批评者普罗丁所做的评述非常深刻。普罗丁认为这样定义时间的方式是非常荒谬的——在这种定义下如果人看到一辆车从A跑到B，他的灵魂也需要保持和车一样的速度运动，才能够度量。亚里士多德规定我们的灵魂跟随外在的东西运动，随之开始与结束。同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最小的时间单位，用时间段除以这个单位，得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时间”。这看上去十分物理化（正如科学史与哲学史通常都会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是物理时间），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其中还有很强的度量、主观的因素，有复杂的人/灵魂在背后运作。更精确的表述是，时间是灵魂度量运动的结果，根据运动的起点、终点以及灵魂设定的在先、在后进行度量，最终以数字的方式呈现。这个时间并非主动度量运动的数，而是在灵魂度量运动之后通过计算得出的结果。严格说来，时间是被数之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时间，是通过灵魂的复杂运作得出的结果，需要度量者和被度量者，我们称之为度量时间观。度量者是我们（人），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为灵魂；被度量者就是一个运动（位移变化、质的变化、量的变化等）。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看上去十分符合逻辑，但事实上他将时间变成了一个数字，而我们真正的时间感觉并非如此。自然数不论在古希腊传统中还是在今天都是数轴上的一个点，也就是说时间是一个点。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一条线，通常用长和短来形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不反经验，然而当他将时间定为一个点时，并非我们日常对时间的感受。今天我们所说的物理时间，是阿维森纳对这个时间观改造之后的成果，显得更加客观，并且更接近在日常未经反思的情况下我们对时间的感受。阿维森纳改造后的物理时间和亚里士多德十分相似，他也从运动的角度观察时间，但不再强调灵魂的度量。阿维森纳认为时间是运动的量，但他排除了亚里士多德时间观中的主观因素，形成了我们后来所认为的物理时间。阿维森纳认为“时间是运动的量，根据在先和在后”。这里的“运动”外延有所缩减，所以阿维森纳的时间观最接近今天我们认为的物理时间（首要指位移运动，包括月下世界个别体的直线运动或天体的圆周运动）。同样，这里的“在先”和“在后”指向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量”指的是一种连续的量，没有度量者。阿维森纳的时间观简单来说就是：时间是对位移运动的度量，度量的结果是一个时间段，即连续的量。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把时间放在运动的框架中考量，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当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的时候，他指的不仅是外在的物理客观运动，更重要的是人/灵魂作为度量者需要同时感知到运动。然而在阿维森纳看来，不论人是否感觉到时间，时间都在（外在于人）进行运转。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运动的数，根据在先和在后，这里的“数”是断裂的量；阿维森纳认为时间是运动的量，根据在先和在后，这里的“量”是连续的量。古希腊哲学家对数学的研究比较原始，只认识自然数，而自然数在数轴上是断裂的，所以“数”是断裂的量。连续的量就是线、面、体。在对时间的定义上，亚里士多德强调断裂性，而阿维森纳强调连续性。我们用定义来表达事物的本质。古代传统区分本质和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数字，阿维森纳认为时间不是数字而是线段/时间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存在”，或称时间的来源。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个体灵魂度量个别实体运动的结果；阿维森纳认为宇宙是有灵魂的，宇宙灵魂推动天体运动，天体的圆周运动导致自然世界的位移运动，位移运动创造了时间。以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为代表的运动派从运动的角度考察时间。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了灵魂的参与，时间才能以数字的方式呈现。阿维森纳的理论建构则比较简单，举个例子说，一辆车从起点到了终点，这其中的时间段就是时间。总而言之，我会将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称为度量时间；阿维森纳的时间观则是物理时间。度量时间有灵魂参与其中，结果则是距离我们日常对时间的感知较远，不符合我们日常对时间的感觉；物理时间不断强调时间的客观性，与人无关而只涉及外在的物理运动，但是更符合我们日常对时间的感知。02时间与存在存在派（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奥古斯丁）都从存在的角度把握时间，将时间规定为对存在的感知，但他们二人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式却有很大差别。柏拉图的论证更像语言分析，这是印欧语系非常独特的动词系统所致。奥古斯丁是真正意义上从对存在的感知考察存在的三个模态，这三个模态靠时间区分。在《巴门尼德》第二个部分的第一组推论中，柏拉图做了一个论证（是后来十分著名的否定神学的论证，也是否定神学在哲学上的第一个系统性文本）。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如果一存在，或如果一是一，那么一不能被13对概念所谓述。如果只有“一”这一个东西，那么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整体也没有部分，既没有开端也没有中间也没有结尾，如此种种，13个对子全都被否定。在倒数第二组中，柏拉图否定了“一”分有时间，那么“一”无法分有存在。“一”不分有存在，就没有存在，是nothing；不存在柏拉图论证“一”不分有时间：如果只有“一”，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分有时间，就无法在过去、现在或将来存在。“一”无法被带有时态的动词描述，“一”就不分有存在，因为存在只有三种方式：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存在。当“一”不存在时，就无法被人捕捉到——人无法想象它，也就无法思维它，无法对它命名或造句。简单来说，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不分有时间的三个模态（过去、现在和外来），那么“一”就不分有时间。一个东西的存在状态只有三种可能性：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或将来存在。这是印欧语系独特的动词系统导致的，在表达存在的时候一定是was,

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作为我们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功勋卓著的斗争实践，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为“党的一个方面军”。这张光荣的报纸凝聚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主的革命报刊活动家的力量和智慧，在关键历史时刻着眼全局和战略考量，着力彰显了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五个高度”，即卓越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文化高度、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也因此被视为我国无产阶级办报事业臻于成熟的标志，在近现代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研究这份党报的办报实践和舆论斗争经验，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一个方面军”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高度——《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舆论斗争和现实启示双传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新闻舆论战线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主动开展决策调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同行者、见证者和书写者。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新华日报》，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因其在国统区艰苦卓绝而又功勋卓著的斗争实践，而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为“党的一个方面军”。这张光荣的报纸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带领下，凝聚一大批革命报刊活动家的力量和智慧，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爆发出无畏的勇气和张力，在关键历史时刻着眼全局和战略考量，着力彰显了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五个高度”，即卓越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文化高度、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她也因此被视为我国无产阶级办报事业臻于成熟的标志，在近现代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急遽深刻变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严峻复杂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闻战线尤需以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党史和新闻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智慧力量，不为危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投身新征程、谋求新发展，做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方面军。一、始终胸怀天下，彰显政治高度政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新华日报》抗战时期的舆论工作，始终以“政治家办报”的高度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政治信念，以精准的政治洞察力、深刻的政治领悟力和强大的政治行动力，生动体现了我们党胸怀天下，挽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危难的政治高度和使命担当。（一）把握政治大势历史已经证明，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能否把握政治上的主动，关键在于是否有精准的政治洞察力，能否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国内抗战全面爆发，《新华日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诞生和发展，无不体现了我们党深刻洞察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政治洞见。对政治机遇的准确把握。“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如何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进行了重要阐释。《新华日报》的诞生，正是我们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生动写照。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我们党迅速作出在国统区出版一份报纸的重大决定，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历史机遇的政治洞察力。“七七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三天后，他在会见夏衍时表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新华日报》创办后，在国统区坚持舆论斗争9年多，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办得最好的一份机关报”。对政治大势的深刻洞悉。“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办报期间真正体现了我们党洞察大势、高瞻远瞩的气魄与格局。1938年，日本以近卫内阁之名发表诱降蒋介石、企图灭亡中国的三次声明，也即“近卫声明”。在其发表第一次声明时，《新华日报》就刊发社论，揭露了日本吞灭整个中国的野心。同年，在汪逆投敌前，又发表代论《论敌今后的动向》，指出日寇“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的团结”，提醒国人注意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倾向。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新华日报》即已发表周恩来撰写的《太平洋的新危机》等代论和多篇专论，警告“美国有上日本大当的危险”，断言日美之间将有战争爆发。正是得益于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垂范，《新华日报》对国内外重大时局的分析判断达到了国统区其他报纸难以企及的水准。（1941年5月25日刊发周恩来的《论目前战局》）（二）认清政治使命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我们党对党报性质、任务和作用的认识把握不断提升、深化。《新华日报》在党的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的丰富实践中，创造性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新闻理念，“成为党宣传政策、指导工作的锐利工具，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强化党报功能。在国统区复杂环境下，党报对于自身政治使命的认知和锻造曲折而艰辛。报纸在武汉初创时期，由于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主张对国民党让步，给全党带来思想混乱，更给党报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使全党思想得到统一，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此次全会还第一次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新华日报》此一阶段的办报历史，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的真实反映。随着武汉失守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撤销，《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广泛开展“政治家办报”实践，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以“全国性党报”的使命担当，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与管制，力求不折不扣“反映党的一切政策”，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提升党报品质。党报改造与党的改造息息相关，而“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时隔两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延安《解放日报》随即于当年4月1日进行了改版，“并紧密配合整风运动，为改造党而进行鼓动宣传，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延安范式。”党报的改造并不能一蹴而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再次指出，要把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范式的代表，《新华日报》也即刻按照“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动向密切关联，呼吸相通”的要求，于当年9月18日正式改版，对党报品质和政治属性在认知上更为清晰、在行动上更加坚定。（三）担当政治责任党报的政治责任，在于为党的中心工作鼓与呼，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回顾历史，《新华日报》始终坚持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讲好党的故事，传播党的声音，冲破新闻封锁，占领舆论阵地，“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上”。当好“共产党的嘴巴”。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要节点上，《新华日报》担负着向国统区民众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传播党的思想的重要职责，她也因此被董必武形象地称为“共产党的嘴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和开展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等一系列战略主张，《新华日报》刊发大量社论、代论，加强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鲜明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部署全面内战。1946年6月25日，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一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助、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批评美国此举“不仅危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还破坏了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构成了对中国人民的生存与自由的威胁”。《新华日报》的鼓与呼，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时时直接间接与热心抗战建国的人士相见”，给国统区的舆论生态带来显著变化。吹响统一战线“号角”。《新华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使命。9年多时间里，《新华日报》坚决贯彻党中央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登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消息，对其抗日言行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对其反共分裂言行则予以坚决反对和制止。如针对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平江惨案”，《新华日报》“抗检”推出《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特刊，将事件真相昭告天下，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进步分子、发展民主力量。如邀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在报纸上反映冯玉祥、柳亚子和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的政见，并发表其文章和诗作。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字淮南）去世时，《新华日报》推出纪念专刊，发表周恩来所写的《悼张淮南先生》，高度赞扬其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所作的贡献。《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二、传播先进理论，凸显思想高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思想传播的历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新华日报》在腐败黑暗的国统区不断宣传进步思想、传播先进理论，尤其是通过改版，探索出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有效路径，“象一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广大军民抗战救国的道路”。（1938年7月25日，《新华日报》打出单行本广告：“《论持久战》即出，新华日报馆出版，总经售处各地生活书店及本报图书课。”）（一）坚持真理，唤醒民众“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作为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新华日报》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真理、宣传真理，从思想上唤醒深陷国统区独裁统治的人民群众，使他们真切意识到，“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为时而著”：团结抗日的宣传目的。立足抗日救亡、国共合作的时代要求，《新华日报》围绕抗日、民主、团结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紧迫需要相结合，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催生了吴克坚《列宁的事业是人类解放的事业》《列宁论民族解放战争》，范剑涯《被压迫的人类解放的伟大导师》，徐冰《巴黎公社底教训》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译著，为抗日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体现毛泽东思想高度的经典篇章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也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国统区民众中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形象的权威性。“迂回婉转”：灵活多变的宣传策略。受制于国统区的新闻封锁，《新华日报》常采用迂回婉转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发表相关社论、短评，普及马列著作、生平及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副刊、广告、漫画、标语等多样化方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刊发马列经典出版广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出版预告，以及党领导下的其他刊物的出版信息等。其中，通过“读者信箱”普及介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有读者希甫来信，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它们两者的关系是怎样”“苏联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阶段么”，《新华日报》立即予以耐心细致的答复。报社不断丰富拓展宣传方式，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与认同，为中国共产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与时俱进，引领思潮党报的思想高度，取决于能否于上体现党的思想高度、政策水平，于下帮助读者厘清形势、指引方向。一如马克思所言，“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回溯国统区9年多的办报历史，《新华日报》始终与时俱进，紧密围绕时代主题引领思潮、引导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同时，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民族发展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把准主脉，凝聚思想共识。抓住主要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抗战时期，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新华日报》着力批判日本侵略者和投降分裂分子，对国民党顽固派则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最大程度地构建抗日统一战线、凝聚思想共识。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的方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民党顽固派，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重庆谈判时期，身在“主战场”的《新华日报》义不容辞做了大量工作，鲜明阐述党的政治主张，即“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并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旗帜鲜明指出，其责任正在于国民党，占据了国统区的舆论高地。拨开迷雾，批驳错误观念。抗战时期，战争形势复杂多变，随之涌现出不少错误认识，“速胜论”和“速亡论”即为其中代表。全面抗战初期，由于正面战场连连溃败，国民党当局出现妥协倾向，而在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其又出现“速胜”幻想。《新华日报》则一直坚定传播我们党全面抗战、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并于1938年1月19日发表社论《给敌人的声明以坚强的答复》，明确指出：“彻底抗战乃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同年4月8日又发表题为《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社论，提醒国统区民众“绝不能因部分胜利而发生丝毫骄傲的情绪”。这些社论掷地有声，及时拨开思想迷雾，准确有力传达了我们党的战略主张，在凝聚抗日共识、动员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三）重视言论，针砭时事言论是思想的轻骑兵、先锋队。创刊伊始，《新华日报》就善于发挥言论的战斗力。据统计，1938年10月25日至1945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共发表社论、时评、短评以及其他评论（以代论、专论和启事为形式）3210篇，其中又以社论和短评为主，分别占总数的54%和41%。评论主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世情、外交等方面，其视野之宏大、思维之深刻、论述之精辟，无不展现了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的思想高度。思想的灵动，来自言论的脉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见人所未有之见、敢言人所不敢言，坚定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信念，树立了共产党在国统区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其中，周恩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堪称经典。该文预见到“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在今年春季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将充满着激烈的战斗”。欧洲战场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完全证实了周恩来上述科学论断。《新华日报》的言论也非常关注现实，对许多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较之国统区其他报纸，这也成为《新华日报》一种最为成功的思想宣传方法。思想的光芒，来自言论的锋芒。《新华日报》言论文章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即便历经岁月浮沉，仍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思想魅力。1946年，《新华日报》就解放长春问题与《大公报》展开论战，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中斥责其社论作者是“一个法西斯派的有力帮凶”。但与此同时，又将《大公报》与该社论作者加以区分，体现了我们党既团结又斗争的胆气与智慧。《新华日报》言论的锋芒还体现在关注民生、纾解民困上。在众多国统区报纸中，唯有其将群众利益诉求真正放在心上，不断督促国民党当局采取改善举措，引发民众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新华日报》被视为一张“北斗报”。三、引领社会进步，涵养文化高度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就在于生产一种包括社会各个阶级与团体都接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体系。简言之，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在于“赢得民心”。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以《新华副刊》为平台，团结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与繁荣，使之成为我们党争夺国统区文化领导权的主阵地与主力军。（首次亮相的《新华副刊》）（一）构筑文化宣传阵地抗战时期，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和文化专制，《新华日报》创立《新华副刊》，使之成为团结文化精英的平台、传播进步文化的灯塔。副刊不“副”，与时偕行。《新华日报》副刊的创办是一个不断探索改进的过程。其副刊阵营尤以1940年初为盛，一度出现《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工人园地》《经济讲座》《自然科学》《妇女之路》六大专页并存的局面。自1942年9月改版后，《新华日报》合并专页，开辟综合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这标志着《新华日报》副刊走向成熟和完善。《新华副刊》兼顾战斗性和趣味性，所刊发的剧评、影评、书刊介绍以及各类文艺作品，都服务于“抗日、民主、团结”的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说，“不仅顺应了抗战军民从争取民族独立到争取民主建国这样的历史文化流变主潮，而且通过这些传播努力积极地推动和引领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文化公园”，与民同心。《新华日报》兼顾知识分子和中下层读者需求，立志“做成大众所有和为了大家的”，成为“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争之余的‘文化公园’”。当时，《新华日报》副刊的编者、作者几乎涵盖所有进步人士，为其充分发挥副刊宣教功能提供了强大支撑。随着对人民群众才是社会改革力量的深刻认知，《新华副刊》越来越将目光投向中下层读者，开办“工人生活”“新华信箱”“社会服务”等专栏，举办“抗战中的好人”“内战给你带来了什么”等主题征文，邀请普通民众畅所欲言，推动报纸从“大众化”向“大众话”的深刻转变，报纸和读者的双向互动和情感共鸣进一步彰显。（二）引领文艺先进方向作为人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文学艺术“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新华日报》自诞生以来，始终倡导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不仅“剪除恶草”而且“灌溉佳花”，引领文化艺术向着创造美好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前行。“灌溉佳花”：大力宣传进步文艺。鲁迅所言的“灌溉佳花”，是指要对文艺百花园里的好作品加以肯定和引导。那何为“佳花”呢？据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提出的评判标准，即那些能够服务于人民与群众解放事业的文艺作品。为了让国统区读者及时了解到党的人民文艺理论，《新华日报》副刊编辑采取“分而化之”的办法，将《讲话》分成三篇文章，并与别的稿件一起送检，最终突破严苛的新闻审查公开发表。《新华日报》根据《讲话》精神发表大量的剧评、书评、影评、文艺思想评论等，仅1942年就刊登有关话剧的消息和评论179篇之多，当时很多人都是读了《新华日报》剧评后，才决定去看演出。由此足见《新华日报》支持引领进步文艺运动的重要作用。“剪除恶草”：积极参与文艺论战。“剪除恶草”即对错误思想观念要予以坚决批判，破中求立。重庆时期，报纸林立，文艺争锋不止。《新华日报》多次参与文艺论战，包括“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争，以及“战国派”文艺观的论争等，鲜明指出：“非政治的倾向是今天严重的、普遍的、泛滥于文艺界的更有害的倾向”，“抗战后必有伟大的作品出现，那可是必出于抗战中尽力的战士之手，而不是旁观者的成绩”。严肃批判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重形式、轻思想，重主观精神、轻生活实践的不良倾向，为国统区文艺发展纠正偏差、指明方向。（三）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及其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每个新崛起的阶级都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和培育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要取得文化领导权，也必须拥有自己的、与劳苦大众紧密联系的进步知识分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把众多进步文化人士团结在身边，与之一道为推动抗战胜利、中国进步而呐喊、战斗，形成一股强大的新生的进步力量。凝聚文化界的“意见领袖”。公共舆论的形成与演变，“意见领袖”的作用至为重要。《新华日报》通过刊载纪念活动、为知名作家祝寿等方式，凝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意见领袖”。每逢国统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机构，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的周年纪念，《新华日报》都要发表社论或报道，以此加深拓展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联系。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50诞辰，《新华日报》推出纪念特刊，周恩来撰写代论《我要说的话》，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功绩。此后，《新华日报》又开展了给洪深、柳亚子、叶圣陶、老舍、张恨水、茅盾等著名作家祝寿或纪念创作生涯的活动，都收到了积极效果。“祝寿仪式的重复性、可复制性和集体性，发展出一系列符号化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认其成员的团结。”《新华日报》当年这些举措的价值意义，正不断被学界加以发掘与解读。救助贫困中的进步作家。抗战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饥寒交迫，面临生存困境。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给文艺工作者以实际帮助》，要求政府和社会人士“必须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新华日报》还采取实际行动，帮他们纾困解难。如1943年4月24日，刊登《张天翼病剧，境况惨淡医疗重辍，湘粤学生捐款援助》的报道，并发动本报职工给作家张天翼捐款援助，很快将第一批捐款310元汇出。1944年7月15日，又刊登了“文协”《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缘起》，还首先响应筹募活动，捐款1万元。《新华日报》的真切关怀与体察救助，使文艺工作者与报社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冲破黑暗统治、传播进步文化上也由此形成更多共识。四、造就卓然大样，标注道德高度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形象是具象的，可以通过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党员、一篇篇生动鲜活的党报报道被感知、被想象。在国统区奋战的《新华日报》，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党在国统区的形象代表”的重要职责，这恰如章汉夫所言，“别的报纸有错误，只影响报纸本身的声誉，而我们党报发生错误，则会影响党的声誉。”正是自觉站在这样的认知高度，《新华日报》才能以大无畏之精神，始终坚守真实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并由此锻造、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新华报人，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品格和道德高度。（1946年2月17日《新华日报》四版刊登题为《关于较场口事件的见闻和感触》的来稿）（一）捍卫真理正义真实是报纸的生命。1943年9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指出报纸要做“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为了真相要“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抗战背景下的国统区，到处充斥着谣言、欺诈和虚伪，《新华日报》始终以最大的勇气报道事实真相、揭露丑恶现实。揭穿谎言、坚守真理。以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新闻机构经常掩盖事实真相，企图混淆视听，以致有读者调侃“只听谣言不看报”。《新华日报》则始终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揭穿国共摩擦真相，报道敌后抗日根据地崭新景象。两者对新闻真实的不同态度，在“较场口事件”上有突出表现。“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央社报道颠倒黑白，把特务行凶说成是民众“互相殴打”。《新华日报》不仅如实报道，还刊发现场目击者、内幕知情人来稿来信，驳斥其谎言。作为国民党党营通讯社，中央社经常标榜自己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共机构，以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新闻。但“在《新华日报》和广大进步记者的揭批之下，中央社原形毕露。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央社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毫无客观公正可言。”正因如此，《新华日报》成为国统区人民“一个了解真理的窗口”。揭露暴行、坚持抗战。为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唤起民众抗战决心，《新华日报》特别注重以可靠的事实、准确的数据来进行新闻报道。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为例，类似“被毁房屋数10余间，死伤30余人，江中木船亦被炸毁20余只。第二次敌机10架，于下午6时许在梁山投弹”等具体翔实的报道比比皆是。而像“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这样的场景还原更是令人悲愤。《新华日报》充分揭露日军“无差别”轰炸犯下的滔天罪行，产生了巨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让人们“不仅牢牢记住这些血债，而且更增加复仇的怒火，以加倍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二）矢志服务群众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贯穿百年发展历程、从未有过动摇的根本宗旨。这种道德要求，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新华日报》也正是党的这一根本宗旨的忠实记录者和践行者。一如1945年1月11日潘梓年社长在《新华日报》七周年纪念讲话中所说，本报的办报方向和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恪守“为人民服务”，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即为《新华日报》牢牢坚守的道德品格所在。积极回应人民诉求。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提出，“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开辟“读者信箱”鼓励工人、青年等踊跃投稿寄信，织就了报社与读者之间“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的关系网络。《新华日报》的报道广泛涉及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妇女及中小工商业者等，反映其诉求、维护其权益。以工人报道为例，《新华日报》“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生活”专栏，1939年共刊出40余篇，至1944年增至130多篇，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失业”和“职工运动”专栏刊出的文章，则有200多篇。报社还对女工群体给予特别关注，《我们的生活和要求》《一个女人的呼声》《针织业工人生活问题》等系列文章，披露女工恶劣工作环境，声援妇女维权运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新华日报》创刊以来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报社专设“社会服务处”，每天接待几十位来访读者，回答上百封读者来信，不但提供法律、医药、寻职、求学等的顾问，和看戏、买书、旅行的指导，还为读者在购书、买票等方面提供服务。在《新华日报》倡导下，一些地区和单位还出现了由读者组建的“新华日报读者会”。在1938年4月22日发表的《本报读者会的性质和工作》一文中，《新华日报》明确指出读者会是各地读者朋友利用职业余暇，进行集体自我教育并且帮助报纸改进工作的组织。通过广泛的社会民生服务，使读者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着”，《新华日报》也由此赢得国统区民众的真心支持和喜爱。（周恩来同志阅读《新华日报》）（三）加强自我修养梁任公有云：“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但“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新华日报》之所以能“胜如百万雄兵”，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群新华报人的精神风骨和职业素养息息相关。他们以“做人民的勤务员”为旨归，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勤于修身，严于律己，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自觉。当之无愧的道德楷模。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45岁生日。他谢绝了大家为他准备的茶点和庆贺活动，回到办公室写下7条、182字的《我的修养要则》，对自己提出“加紧学习”“习作合一”“注意检讨和整理”“永远不与群众脱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等严格要求。他也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些准则。在主持《新华日报》笔政期间，周恩来言传身教“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理念，深入研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撰写了一系列社论、代论，团结一大批“顽固、中间、进步”的人士，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超凡的魅力。1941年在重庆与周恩来有过一次交流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由衷感叹：“如果这个人（周恩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在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感染带动下，报社的编辑记者共同表现出极高的个人道德修养，向国统区人民展现了光明、坚韧、勇敢、朴实的共产党员风采。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社长职务的潘梓年总是身穿一袭灰布长衫，与国民党衣着华贵的“新闻官”相比，彰显出共产党人清贫、坦荡、廉洁、正直的本色，而被赞誉“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新华日报》首任总编辑华岗，“待人十分诚恳，生活也很简朴”，十分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学习，让大家深感“这批编辑不像过去那种盛气凌人自恃高人一等的‘编辑老爷’”。先后任《新华日报》编辑部、采访部主任的石西民，不仅在办报业务方面是多面手，且为人谦虚、热情，和蔼可亲，善交各方朋友，被陆诒评价为“报社中三勤标兵”。无所畏惧的革命气节。在国统区办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报馆人员经常面临被“军警宪特”威胁、跟踪、毒打乃至拘捕的危险境地。但这支“新华军”中，无论社长总编辑还是报童报丁，都有着不惧牺牲、勇往直前的锐气和胆气。面对时不时来报馆搜查闹事的宪兵和特务，章汉夫亲自堵在门口将其斥退，特务们内部纷纷流传着：“《新华日报》里面有枪，有机关枪哩，那章汉夫可厉害哩！”在《新华日报》历史上，有数十位报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升隆”号轮船被炸事件中牺牲的项泰、潘美年、李密林等；是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战死沙场的张子英、李国卿、周畅文……《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宁死不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人物邓锡侯曾连声赞叹

摘要俄乌冲突是当下重大的国际热点事件，也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的新型社交网络事件。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社交网络关于该事件的传播存在明显的伦理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引发的信息深度造假，媒介话语权争夺引发的信息传播偏向，媒介伦理缺失引发的虚假信息泛滥。由此，我们呼吁重视新媒体技术伦理，建立技术善治规范；关注媒介话语权平等，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加强社交平台媒介伦理教育，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制度。一、问题缘起俄乌冲突被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场具有全球直播特征的“短视频战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将俄乌冲突描述成“第一场由仅拥有智能手机却被超级赋权的个人在TikTok上报道的战争”。《纽约杂志》甚至将俄乌冲突合成一个新的词汇“WarTok”。这意味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俄乌冲突不仅仅是一场具备一定规模的军事战争，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军事冲突双方以公共外交为目标的舆论战争，反而成为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的新型社交信息战争，其中社交平台成为主流的信息渠道，如国内的抖音、快手、微博等，国外的Facebook、TikT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等成为这场军事冲突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中外主流媒体均利用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利用驻外记者、雇佣国际拍客、聘请特约观察员，甚至直接使用海外公民、留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原始信息，抢占第一新闻现场，以临场化信息直播的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关注俄乌冲突。同时利用主流媒体的传统优势，针对俄乌军事冲突的重大问题，以第二新闻落点融合、协同、立体地进行深度报道和专业解读，充分呈现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的公信力价值。在这场俄乌冲突的信息战中，认知战成为网络舆论场争夺的新特征，社交平台中过度的舆论化传播，呈现出各种后现代的信息场景。俄乌冲突中血腥恐怖甚至死亡的场面，情绪化和戏剧化的事件如制裁俄罗斯的猫、逼迫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俄罗斯艺术家表态、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甚至禁止俄罗斯的肿瘤专家和患者寻求国际肿瘤平台帮助等，这些带有煽情色彩、抵制主义、身份政治、取消主义等“后现代信息”的内容在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存疑，对信息真相的呈现存在竞争性诠释，主观的真相、片面的真相、未知的真相甚至人造的真相，都可能成为“真相”的表现方式。由此，俄乌冲突中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再一次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焦点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反思。二、文献综述失范（anomie）是社会学的经典概念，意指社会规范的缺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从社会学层面对失范进行诠释，认为失范是一种社会规范的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互动角度将失范上升为理论，认为失范是社会目标与文化制度化的失衡，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社会状态。我国社会学者郑杭生、李强等人立足中国转型社会时期的特点，从社会状态的角度理解失范是“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乐国安、江国平则从社会行为的角度认为失范是“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根据社会规范对当时社会进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可以把失范行为分为创造性失范行为和破坏性失范行为，后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越轨行为”。对失范的成因分析，基本都遵循了涂尔干对于失范成因的分析范式。“现代社会中，由社会分工所推动的结构变化与道德规范的变化并不总是同步的，在新旧道德规范交替时期，可能会出现道德的真空状态。”这种社会分工推动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的变化存在于技术、制度、文化各种因素驱动的社会空间，当然也存在于今天的移动网络空间。我国学者黄健、王东莉比较早地从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角度研究网络文化的传播失范问题，认为网络文化传播失范主要表现在一种形态文化对另一种形态文化所出现的垄断性、霸权性、颠覆性及所产生的不公正性。谢翠蓉等人则从涂尔干等社会学者关于失范概念和理论的阐释出发，从失范行为的角度提出网络传播失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网民个体、网络媒介或者网络机关组织及其管理机构所做的那些不符合某些现有文化目标、价值体系或者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国家法律、社会伦理道德的网络行为。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做出比较完整定义的是李文冰、强月新，他们根据涂尔干的失范概念、莫顿的失范理论以及相关研究，认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为追求私利而不遵从社会规范，从而导致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与社会调节机制的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网络舆论场的混乱无序。当前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技术、话语、素养三个层面。一是从新媒体技术及规制层面强调技术监管的重要性。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和发展使得网络传播有低门槛、隐匿性、虚拟性等特征，容易带来信息泛滥、网络恶搞、信息成灾、网络谣言等网络传播伦理问题，而针对性的监管和治理则存在一定的“真空地带”，因此，需要加强互联网行业技术监管和规制。二是从话语权的层面强调主流媒体需要提升舆论引导力。网络时代主流媒体的话语领导权遭到挑战，公信力呈下降趋势，也存在公众表达渠道不畅、传播缺位等问题。网络虽成为公众表达的主要管道和平台，但也导致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为此要加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等。三是从媒介素养的层面梳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现象及治理策略。网络传播的多重形态会导致媒介传播陷阱、媒介造假、泛娱乐化、暴力色情、人肉搜索、谣言欺诈等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需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营造责任追究的制度环境，同时加强法律监管，以期在伦理困境中突围，减少传播失范现象的产生。大众传播学者麦奎尔理解的信息传播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信息传播关系充分反映物质基础与经济权力关系，以及国家、社会、社区、家庭等社会结构。网络空间也不可避免地相携产生新旧道德规范的不同步性，形成道德的真空状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特别是社交网络空间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会更加严重。本文以俄乌冲突中的信息舆论场为观察对象，遵循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的研究范式，基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失范理论，从技术、话语和素养三个层次分析突发性事件中社交网络传播的伦理失范现象，并对其所呈现的新特征进行深入反思，以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水平。三、俄乌冲突中社交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一）新媒体技术引发的信息深度造假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新兴技术催生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一方面体现了技术驱动信息传播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滋生技术隐患，如合成技术、深度伪造技术引发的虚假信息传播。俄乌冲突中的社交网络信息传播就呈现出智能化、算法化的形态，相关的造假信息也呈现出高科技的特征。1.合成技术传播的虚假信息。如2月24日，乌克兰军方声称五架俄罗斯飞机和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被击落，并在社交平台Twitter官方账号上发布“乌克兰空中王牌单机击落六架俄军飞机”的消息，将这位所谓的“王牌飞行员”称为“基辅幽灵”，引发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但是根据美联社、路透社的核查，这段视频实为将空战模拟游戏《数字战斗模拟世界》的游戏画面剪辑和配音合成的。再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晒出在基辅大街上的自拍视频之后，俄罗斯女记者来到相同的场景下完成了一次采访。这位女记者之后又多次前往跟泽连斯基其它视频讲话一样的场景。通过画面可以推测这些背景全部都是绿幕合成技术所为。2.深度伪造技术传播的虚假信息。“深度伪造”（Deep

摘要俄乌冲突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的战争，是现实空间局部战争与网络空间全球一体化舆论战第一次高度融合的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形态与方式的转变，也标志着舆论战范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是舆论战范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网络的全球信息联动、全球民众的动员、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等，舆论战超越了传统宣传和民众动员，而转为更加复杂的认知战和混合战。本文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和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梳理了大众传播与数字传播两种范式的舆论战演进历程，分析了这场混合战的特点与规律，并为我们未来更好应对相应挑战和威胁提出对策建议。传媒观察杂志媒媒与共。新闻人和新闻学人的家园。关注业学前沿，追踪融合发展，透视舆情热点。本刊投稿网址：https://cmgc.cbpt.cnki.net关注

摘要媒体对从事科技领域的女性工作者（如女性科学家）的描述往往带有一定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于对女航天员的形象建构中？本文选取了三个时期内《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对刘洋和王亚平的304篇新闻报道，考察其中性别角色观念的呈现及嬗变。研究结果显示，在有关神舟九号、神舟十号和神舟十三号的报道中，淡化传统女性角色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7.7%、73.2%和81.3%。我国主流媒体越来越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反映女航天员在航天科技活动中的职业角色和作用，这种变动趋势有助于公众正确理解女性作为航天员在航天科技领域中的参与形式和参与过程。一、问题的提出2021年11月7日，神舟十三号乘组成员王亚平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这是继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成功执行神舟九号飞行任务之后，我国女性航天之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太空相关的性别议题也再次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聚焦对象。多家外国主流媒体对这一成就进行了客观报道，如法新社、半岛电视台、印度快报、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等介绍了整个太空行走的过程。但CNN却发表评论称：“尽管（中国）官方渠道和官方媒体对王亚平的赞誉不绝于耳，但大部分报道还包含十分性别化的语言，使得大众对男女差异的刻板印象更加固化。”这一观点究竟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还是对我国航天新闻报道的有意歪曲，是笔者首先想要考察的内容。诚然，既有的媒介与性别研究已经证实，媒体在建构女性形象时往往带有性别偏见甚至性别歧视，尤其存在于政治、科技、体育等传统意义上“属于”男性承担的职业角色。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性在“公共领域”里的形象已经得到了多层面的积极呈现。笔者在知网检索“女航天员”相关文献时发现，谭琳和齐鸣宇曾经指出，在某网对刘洋的报道中，遵循甚至强化传统女性角色的信息所占比例超过了70%，对女航天员在此领域做出的贡献进行了不公正的呈现。那么一年后，王亚平作为神舟十号乘组成员和中国第二位飞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媒体对她的报道有无进步？时隔8年后的今天，王亚平作为神舟十三号乘组成员和我国首位出舱的女航天员，媒体对她的呈现是否依然在有意遵从甚至迎合传统的性别规范？基于此，本文将以谭琳和齐鸣宇的研究为基础，选取类似的分析指标，纵贯式地把握媒体报道中女航天员性别角色的变迁，以期进一步推进两位学者的研究。另外，出于权威性、可比性等因素的考量，将样本来源改为我国主流媒体中对两位女航天员的报道。综合上述讨论后，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有：Q1：在呈现“神九”时期的刘洋以及她所从事的航天科技活动时，我国主流媒体是否也是以片面刻板的态度强调女航天员非职业的女性角色？Q2：在“神十”“神十三”时期，我国主流媒体对王亚平基于性别角色的形象建构又是怎样的？与刘洋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二、文献综述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笔者侧重从以下两个维度对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一）女性科技工作者媒体呈现的问题目前，越来越多女性投身高能物理、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等高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学者观照的重点对象。虽然迄今为止对科技领域女性角色呈现的研究并不十分丰富，但现有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媒体存在努力展示她们职业成就之外议题的倾向。例如，Chimba,

摘要

摘要以媒介为主导，观照“文化、技术和传播”的学术研究在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已然蔚为大观，且目前正进一步从传播学领域辐射到更广阔的其他学科领域。依托于麦克卢汉的研究，当代剧场作品《理解媒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剧场视角，观众与演员共同在历时性的演出中动态生成了一次理解媒介的尝试。本文主要分析了以剧场的方式“理解媒介”与麦克卢汉原著的关联所在，描述与分析剧场作品的实际呈现，最后阐明上演本剧的意义。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成名作《理解媒介》问世，“犹如一场大地震”，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使向来极易隐身的“媒介”向度闯入学者的视野，而且或许也不无悲观地标示着我们由此登上了“有去无回”的“媒介化”加速快车。这是一场朝向未知和未来的无尽冒险，我们已经意识到：随着数字时代的迅猛发展，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与纷繁芜杂的媒介更迭确实简化、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就好象开启了一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潘多拉魔盒”，各类新媒介的涌现很大程度上破坏性地重构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视觉机制、信息流通模式和社交方式，而且在经历了多次技术革命的洗礼之后，现代人对世界的期待阈值不断提高，观看与介入世界的方式不断改变，追求更新的媒介成为现代社会这个巨大舞台上挥之不去的梦魇。自麦克卢汉阐发其创见之后，波兹曼、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对媒介理论的探索为媒介研究踵事增华。可以说，以媒介为主导，观照“文化、技术和传播”的学术研究在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已然蔚为大观，并从传播学领域进一步辐射到更广阔的其他学科领域中。我们看到，在各个领域里与“媒介”相关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本文所要谈论的作品与这些文章、论著有所区别。2021年5月初上演于南京大学“黑匣子”剧场，与麦克卢汉成名作同名的剧场作品《理解媒介》，选择了与学术研究不同的进路，采用了剧场演出的方式，邀请观众进入剧场，在历时100分钟左右的剧场时光里直面和思索人与媒介的双向复杂关系。显然，一个剧场作品在容量上无法与卷帙浩繁的学术论著一比高下，在思想上势必也不能超越几代学人的苦心经营，但我们仍需指出，依托于麦克卢汉的研究，剧场作品《理解媒介》的展演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剧场视角，观众与演员共同在历时性的演出中动态生成了一次理解媒介的尝试。

【摘要】回眸百年党史，顽强斗争精神和人民至上情怀一直是推进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同样的使命责任，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岁月，成为“团结抗战的号角”和“人民大众的喉舌”。83年来，始终赓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品格和人民立场，为时代立传、为人民讴歌。站在当前新的历史交汇点上，新华报人尤要学好党史、铭记报史，把握好斗争性和人民性新时代内涵与要求，加快建设、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坚守主战场、筑牢主阵地，助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