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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声摘要：对于当时一切照搬苏联的社会现象，他多有怨言。“中国近日所励行之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办法，无非抄袭苏联，一切恪遵照办，而中国及中国文化已亡，所不待言者矣！哀哉！”又说：“今日无事不遵依苏联，为苏俄效力共命。又无时无地无一事一人非宣传。以宣传巩固政权，推进军事，以宣传为文化教育。而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之学术文艺、典章制度、风俗道德，悠忽澌灭俱尽。今之少年以及以后之老壮男女，更不能梦想世界人类尚有如彼美丽光明广大自由之生活与境界也矣！本文主要参考王本朝著《『吴宓日记续编』研究》吴宓是极纯粹的传统文化的信徒，他始终怀有文化救国的理想信念，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他所信仰的中华文明被彻底边缘化了。他忧心忡忡，担心数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因新的信仰和学说而毁于一旦，或因阶级利益而不顾，或因谋事者“志骄气盈，冥行猛进，孤注一掷”而“玉石俱焚”。国学大师、教育家吴宓当时正值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蓬勃时期，“全国之人，皆忙于开会、学习、运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被边缘化，而吴宓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其处境就更加微妙。他深感“此国非吾国，此世非吾世也”，他害怕“全世人皆变为单调枯燥之印版式动物生活”，希望“眼不见为净”，但他又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现实。他发现社会到处弥漫着虚浮之风，对比革命时期的“崇真务实，艰苦奋斗”，而今“专务虚文，不求实益，章训琐屑，命令纷繁。又惟事宣传，以蒙蔽耸动为能”。他认为，“大多数中国人民，皆勤劳而明白道理，此乃‘民之禀彝’，亦千百年教化之结果”，“今之务宣传者，则欲锄而去之，另以一套道理、一串事实、一样语调，强其受纳遵从”，由此带来“愚者不解，黠者貌袭以为己利，多数人直不愿闻问，仍以处事之机智，敷衍响应而已”。1962年10月，吴宓参加ZZ学习，讨论国内形势，他发现工农业随处可见“以伪乱真，虚造浮报”，感叹“民德、民俗已大败坏”，“人皆自私，重货财利益，而毫无道德、义务之观念”。在他看来，当时社会现实之所长“在其组织之坚、纪律之严与意志之勇决”，其短处在“不顾历史与传统，不深体中国人之性情，而缺乏智慧之圆融”，社会“用民力太过，征调太繁，诛求太急”。他批评有些人是“搅乱精”，“到处意图翻乱”，陷入狂妄自大，“自恃其才武与朝气，不能忍让，不屑为天下”，“不顾实际，一味雄直自喜，遂至变友成敌，以一对十，孤立无援，覆疎，奈何！”显然，虽然他一生志在文化与教育事业，但他也一直秉承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淑世传统。钱理群先生作序，中青报最佳专栏——“钩沉”结集《民国风度》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从故纸堆或者人们的记忆里，钩沉起民国79个人物，他们是名校校长、是报人、是知识分子、是外交家、是金融界的精英……民国并非是一个盛世，可偏偏又是大师辈出的时代，自成一派铮铮风骨。对于当时一切照搬苏联的社会现象，他多有怨言。“中国近日所励行之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办法，无非抄袭苏联，一切恪遵照办，而中国及中国文化已亡，所不待言者矣！哀哉！”又说：“今日无事不遵依苏联，为苏俄效力共命。又无时无地无一事一人非宣传。以宣传巩固政权，推进军事，以宣传为文化教育。而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之学术文艺、典章制度、风俗道德，悠忽澌灭俱尽。今之少年以及以后之老壮男女，更不能梦想世界人类尚有如彼美丽光明广大自由之生活与境界也矣！”对于一位习惯了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下子要按照一套思想来行事，他明显力不从心。在课堂上，他不能像当时许多老师那样流畅地讲征引马列经典著作，不善运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与教育体系，因此而使部分学生和同行不满，并引来一些麻烦。他还对男女老少之生活思想爱好嗜好被严厉管束很不满，认为这种“处处干涉，事事制定，不许稍有自由，不许暂得静息”的做法太过分，“若法令久行，真不知众生成何相，人生是何况味”。在这种社会下，“人生关系之每一方面，皆失精华而存糟粕，无理想而重俗务，乏慰乐而多责任，缺享受而烦供给”。吴宓在旧社会就是个浪漫不羁的情种，如今恋爱也要上升到政治高度，自然与现实扞格不入。在他看来，“道德生活千古一辙，今之位居党之要职者，仍有倚势恣为男女‘恋爱’（苟合，玩弄）而破坏并阻抑他人婚姻及爱情；及彼一旦失势，则其一切行事为罪状，他人又尽量诘发，上级则从严惩办，以‘坏分子’劳动改造，其中亦不无冤抑之处，而其所牵涉之诸多男女，则祸福苦乐，随从而颠倒升沉，莫可申诉。一部《石头记》，仍是一部《石头记》也！”情感生活，古今中外并无本质不同，横加干涉，既使社会了无生趣，也会弄出许多冤屈来。恋爱受管束，思想也要绝对统一，吴宓更是痛苦难当。1955年5月6日，他在学校大礼堂听重庆党校教务长讲座“辩证唯物主义”，“历时过久，甚倦”，感叹“今之哲学，只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国际政治斗争服务，只有宣传与训练，顾安得有哲学？”他认为当时社会治理的根本错误在于折腾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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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声摘要：抚今忆昔，当年那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意识到我们当时的偏激和幼稚，“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就不该发生。从我们这方面讲，其根源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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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穿越唐诗的旅行』景凯旋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荣休教授。著有《唐代文学考论》《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等，译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我快乐的早晨》等。“穿越唐诗的旅行”

合众声摘要：敦煌无疑成为一个人员往来、贸易交流都极其繁盛的丝路城市。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的画样而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粟特商人也给敦煌的艺术带来许多伊朗风格与情调。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本文转自澎湃新闻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下。1963年，当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许多洞窟还裸露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今日莫高窟一、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323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画面像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323窟主室北壁局部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和敦煌的历史息息相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荣新江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版《满世界寻找敦煌》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难得的学术“伤心史”，细译寻访过程，有时让人惊心动魄，有时又让人扼腕叹息。敦煌一生经历的浩劫，佐证了历史的变迁，也孕育了庞大精深的"敦煌学"。二、小浮屠里——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因此，许理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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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声摘要：从“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登门”一说。原题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决裂》，作者李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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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声摘要：1965年，瞿同祖从加拿大经欧洲，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是浪漫情致：动荡岁月即将爆发，学术研究已濒临瘫痪，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而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与黑户无异。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宾馆里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接待他的是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委员会让他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又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瞿同祖满怀报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本文转自《各界杂志》2021年第9期这是一位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博学大家，他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是他的友人，有的甚至是他的粉丝，如今他却已被时代所遗忘，他就是瞿同祖先生。显赫的世家出身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于长沙。祖父瞿鸿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事情虽败，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瞿同祖是其嫡孙，瞿鸿禨亲自教授，为其开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正楷，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从钞》等。他指点瞿同祖古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幼承庭训，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为“佶屈聱牙”。瞿鸿禨和童年时的瞿同祖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师母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共结连理。不久，抗战爆发，瞿同祖南下避乱，并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他撰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写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躲避空袭，瞿同祖和费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贡县的农民家里，每个礼拜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城里去上课，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当此书还在征订单上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前预订了。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者，不断追问自己的中国学生林毓生，这本书有无到货？1945年春天，经费孝通联络，应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携赵曾玖及子女抵达美国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国《亚洲研究学报》赞扬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出版社直邮！瞿同祖先生经典著作《清代地方政府》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解读官僚政治的巅峰之作！通过对清代政府的详细梳理，不难得出：腐败是社会的运作准则，所有这些体，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老百姓。满怀报国热情1956年，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到纽约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到该校任教。胡适推荐了瞿同祖。瞿、曾两个家族本有联姻之谊，瞿同祖去探访了曾约农。两人在旅馆里共进了早餐，但瞿同祖谢绝了曾约农的邀请。胡适后来途经哈佛大学，与瞿同祖、杨联升、何炳棣等见了一面，还当众提起了这桩憾事。1958年，胡适本人去了台湾，荣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边。早在1949年冬天，赵曾玖便携一双小儿女回到了中国大陆。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当时只有十岁半，虽然会说中文，但一个中国字不会写。瞿家与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泽祁便拜俞平伯为师，由俞平伯教他学习中文。谈及母亲1949年返回大陆的原因，瞿泽祁告诉记者，就是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65年，瞿同祖从加拿大经欧洲，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是浪漫情致：动荡岁月即将爆发，学术研究已濒临瘫痪，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而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与黑户无异。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宾馆里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接待他的是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委员会让他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又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瞿同祖满怀报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在推脱与冷落中，他大病一场。1969年，瞿同祖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报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医院抢救。1971年，湖南文史馆终于接受他为馆员，该馆起初建设的目的，便是安置闲散在社会上有声望的文人耆宿。其馆员中既有翰林、进士、举人，也有作家、艺术家、国大代表、国民党参议员等。身为晚清翰林的后裔，瞿同祖拿着每月六十多块钱的工资，除了参加“学习”，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整，而当时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务嫌疑。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清算》。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对英国外交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这是瞿同祖回国十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而且与其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重回学术圈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76年，赵曾玖病逝。1949年归国后，她从北京被发配到贵州，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缡四十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爱惜人才的李新，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瞿同祖年近七十，方回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不得已而放弃。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指出，“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十多年病都没有复发。此后，除了偶尔出席国际会议，他再无著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曾经多次访问过瞿同祖，据他描述，瞿同祖从来不刻意计划做什么，也不会主动去创作，如果开会需要投文章，他也是写完就扔，从来不保存。瞿同祖也很少去单位，在近代史所，年纪轻一点的后辈几乎没有见过他。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表示，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博学者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然而，他成为了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际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端认为，大可以去掉“荣誉”二字，因为从某种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贡献，并不逊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门费孝通。林端总结，瞿同祖的知音，其实主要在西方汉学界，他们人数不多，学术分工较少，杰出的学者往往被要求综合深入若干领域。而瞿同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圈子。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声名。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缄默到底的隐者上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导，恍若追捧出土的稀有舍利。“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说。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林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他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他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说。2007年3月起，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他惊讶于瞿同祖的平和与谦让，对介入社会关系始终不热衷，仍保有学术的气度和求真的勇气。97岁高龄的瞿同祖，每次访谈完毕，一定站起身，拄着拐杖送到门口。瞿同祖九十岁时全家福令赵利栋印象深刻的，是瞿同祖依然清晰的思维，他将瞿同祖在访谈中的观点论述与其数十年前的著作一一对照，文字竟然无误，可见其当年著文用功之深，均已铭刻在心。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了瞿同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法律，瞿同祖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与社会现象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研究法律不能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一条途径。这也是瞿老一生治学的方向。这种跨学科的、不拘泥于形式的研究方法，让他的著作极具穿透力，映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残酷的真相。鲁迅说，历史的字缝里写着“吃人”二字。如何“吃”？关键在制度与观念上。本书就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制、社会和观念的考察，把这事儿说透了。2008年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这是他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奉献，因为瞿同祖从小就在协和医院看诊，这里有他一生的详尽病历，其样本因而有了特殊的科研价值。出版社直邮！瞿同祖先生经典著作《清代地方政府》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解读官僚政治的巅峰之作！通过对清代政府的详细梳理，不难得出：腐败是社会的运作准则，所有这些体，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老百姓。

有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其实挺重要，人和人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怎样迅速地找到共同点？其实答案很简单，但是有人会觉得低俗，那就是一个字：“吃”。当然，在都能吃饱的情况下，很多人羞于说吃，因为不高大上。其实，“民以食为天”，吃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吃饱只是前提，高一个等级的是吃好。天底下的人很少有不喜欢美食的，所以，以美食的名义相聚，是号召力最强的一面旗帜。美食也是来自上苍的恩惠。因此，在感恩节前，华府杉园举办了一场“上海老字号食品品鉴”。五十多位美食爱好者寻味而来，在绿杨村、杏花楼、老大房、冠生园以及新雅等上海老字号食品面前，他们兴高采烈。杉园主人为来宾烹制了典型的上海菜，糟熘鱼片，糖醋小排，面筋塞肉，四喜烤麸，荠菜冬笋等上海典型菜肴。特意从纽约赶来的一位餐馆老板洪先生说，他做了四十多年厨师，看到华府杉园的几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上海菜，也颇为惊叹。说美食是人和人的最大公约数，其实看菜盘子腾空的速度就知道了，最先消灭的一定是人们都喜欢的，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今天光临杉园的，就是这三部分人。美国人喜欢中国美食，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来了十多位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RandieEdwards已经年近九十，他的太太是中国大作家朱自清妹妹的女儿，所以他也是中国女婿，在美食面前，他完全没有抵抗力。原康明斯大中华区和俄罗斯地区董事长曹思德风尘仆仆赶到华盛顿，马上就来参加活动，他长期工作在中国，为中国的发动机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也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能够得到这个奖项是不容易的。他的讲话很有高度，他说，中美之间的关系要搞好，要维护，一定要有这样的民间交流。日本驻美国公使野村也来品尝上海美食。他的上一个任期是在日本驻中国使馆，对中国美食记忆深刻，他讲话说，只有美食还不够，要有美酒。华府杉园当然有美酒。华府杉园所在的华盛顿的卡洛拉玛社区管委会主要领导成员都兴致勃勃地到来，这个社区住过六位前总统，奥巴马也曾经是管委会成员。今晚，管委会的主任David

合众声摘要：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大肆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史学家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本文选编自樊树志新书《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樊树志细说明朝人物》朱棣酷似乃父朱元璋，并不是从容貌体形而言的。从长相来看，两人迥然有别，乃父獐头鼠目，儿子魁梧高大，满脸络腮胡须，两人很不相像。但是从政治品格来看，朱元璋是“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在这点上朱棣与之酷似。明成祖朱棣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病逝，法定接班人死了，由谁来继承皇位？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欣赏四子燕王朱棣，因为他性格、脾气、作风都与自己酷似，想立他为皇储。翰林学士刘三吾期期以为不可，理由很简单：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置于何地？他建议立朱标的长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那样的话，“四海归心，皇上无忧”。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利弊参半的建议，“利”的方面是，体现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可以服众；“弊”的方面是，那些藩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侄儿做皇帝吗？燕王朱棣尤其难以摆平，在二哥秦王、三哥晋王相继死去后，他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建文。于是，建文帝与燕王的矛盾逐渐明朗化。朱棣心怀异志，却颇会伪装掩饰。郑晓《吾学编》写到这样一些细节：朱棣在燕王府经常装病，久而久之，宣称病入膏肓；大暑天居然围着火炉，还冷得发抖，连喊太冷了，太冷了；在王府中走路，都拄着拐杖。有的野史甚至说，朱棣常在街上发酒疯，倒在路上胡言乱语。所有这一切，是为刻意制造假象：他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庸人。【稀缺】明史大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藏书票版《崇祯》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皇帝之一，但却有无数人认为明亡于他实在冤屈，历史的吊诡是如何产生的？为何百年来围绕他的争议不断？种种迹象表明，机敏过人的朱元璋对叔侄之争是有所预料的，他事先留下遗诏，关照分封各地的藩王不得前往南京哭临，意在防止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燕王朱棣得到父皇驾崩的噩耗，立即带领军队从北平赶往南京奔丧，快到淮安时，收到建文帝派人带来的先帝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只得悻悻然退回北平。心怀不满的朱棣发布了《报父仇书》，责问建文帝：“焉有父死而不得奔丧者也？”他还援引建文帝即位之初所说的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陛下即位之初，尝谕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纲纪，大法度，都摆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将房子拆毁了，却要房子里安稳住的一般，世间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陛下听信奸臣齐（泰）尚书等之言，即将祖业拆毁，与诏旨大相违背。一个藩王居然敢和皇帝这样叫板，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这一点也许朱元璋早有预料。根据野史记载，他甚至考虑到有可能会发生宫廷政变，因此预先给皇太孙朱允炆留下锦囊妙计，放在红色的宝匣之中，去世前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建文四年（1402），朱棣的反叛军队进入南京金川门。建文君臣在危难之际打开这个宝匣，里面有三张度牒（和尚的证件），以及袈裟、僧帽、僧鞋、剃刀、银元宝等物，要建文君臣化装成和尚潜逃出宫。还有如何脱身的预案：朱允炆从鬼门出宫，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出宫，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朱元璋的这种预感，是出于对四子朱棣的了解，燕王与新帝的较量不可避免。朱允炆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他向太常卿黄子澄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黄子澄援引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典故，示意削藩——削夺藩王的权力。即位以后，在齐泰、黄子澄的辅佐下，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他在“削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世时，朱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燕王朱棣则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指责奸臣齐泰、黄子澄等，“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枝叶”，发兵南下，夺取久已觊觎的皇位。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汉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朱棣成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年号永乐。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大肆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史学家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稀缺】明史大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藏书票版《崇祯》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皇帝之一，但却有无数人认为明亡于他实在冤屈，历史的吊诡是如何产生的？为何百年来围绕他的争议不断？永乐初年，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大屠杀的一幕，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森分析道，朱棣篡位成功，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没有必要为建文报仇，非口诛笔伐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对建文旧臣不予追究，未必会有什么后患。即使要杀几个建文亲信，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因为篡位心虚，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在这点上，他深得乃父“以重典驭臣下”的真传。对方孝孺的惩处，最为典型地暴露了朱棣的心虚。攻占南京，进入紫禁城后，他当即召见被谋士僧道衍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希望由他来起草即位诏书。这份即位诏书如果由建文旧臣、德高望重的方孝孺起草，可以起到洗白的作用，洗刷篡逆的恶名。方孝孺这个“读书种子”偏偏不领情，宁折不弯，不为所动。他披麻戴孝来到宫中，为建文帝号啕大哭。朱棣有些尴尬，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追问：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回答：国家仰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紧追不舍：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被追问得理屈词穷，从座位上走下来，好言相劝：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不必过于操心，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方孝孺在威胁利诱之下屈服了吗？当众人看到他拿起笔往纸上落下时，以为他要起草即位诏书了，都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方孝孺从容不迫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然后把笔一丢，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决不起草！朱棣威胁道：难道你想快点死？难道不顾虑株连九族？方孝孺应声答道：即使株连十族，也奈何我不得！朱棣恼羞成怒，下令武士把他的嘴割破，使他无法讲话，并把他关进监狱。然后四处逮捕他的亲族、朋友、门生，并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处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株连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是朱棣的一大发明。方孝孺案受到株连而死的有873人，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万历十三年（1585），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竟然有一千三百多人！方孝孺本人被押往聚宝门外，凌迟处死，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铁铉铁铉之死比方孝孺更为惨烈。兵部尚书铁铉率军死守济南，给燕王军队以沉重打击。兵败后被俘，押解到宫中，不愿正面向朱棣称臣，背身而立，正气凛然。朱棣下令割去他的耳朵、鼻子，继而下令割他的肉，塞入他的口中，问道：甜不甜？铁铉傲然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是甜的。朱棣无计可施，下令当场凌迟处死。有野史记载，在行刑过程中，铁铉始终骂声不绝。朱棣命令武士扛来一口大锅，把铁铉的尸体投入翻滚的沸油中，然后把尸体捞出，让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办不到。朱棣大怒，命令太监用铁棒挟持，使他面孔朝北。朱棣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见我了。话音未落，尸身上的沸油突然飞溅，太监吓得弃棒而逃，尸体仍然反背如故。野史传闻如此活灵活现，令人惊叹不已。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为娼。杨氏病死，两个女儿始终不肯受辱，赋诗明志，其中长女有句云：“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朱棣在惩处景清时又有一大发明——“瓜蔓抄”。景清是个奇人，《明史》说他“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北平参议，燕王与他交谈，见其言论明晰，大为赞赏。不久，景清被召回都察院。南京陷落后，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然而，他却单独向朱棣表示归顺之意，得以留任原官。此举颇受建文旧臣的非议，其实错怪了他。原来他想潜伏下来，乘机行刺朱棣。此事的案发，据《明史》所说，颇有一点戏剧色彩。主管天象的官员向朱棣报告：“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迷信天象的朱棣信以为真，立即怀疑景清图谋不轨。上朝时，他看到景清身穿红衣，神色异常，马上命人对他搜身，果然查获他随身携带的凶器。景清奋起喊道：“欲为故主报仇耳！”当然，仇来不及报，就被处死了。景清死得很惨，斩首后，还被剥皮。朱元璋当年为了“以重典驭臣下”，搞了不少酷刑：刷洗、秤杆、抽肠、剥皮，听起来都汗毛凛凛。官吏贪赃银子六十两以上，先斩首，后剥皮。州县衙门左边的城隍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剥下的皮囊里塞进稻草，吊在旗杆上示众。朱棣下令把景清剥皮实草，悬挂于长安门。无巧不成书，后来朱棣的轿子经过长安门，悬挂皮囊的绳索忽然断了，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状如扑击，朱棣大吃一惊，下令烧毁。一日，朱棣午睡，梦见景清手拿利剑追杀过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惊叹：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于是下令诛杀他的九族以及乡亲，一共株连了几百人。他的乡亲全部被杀，村庄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瓜蔓抄”。“瓜蔓抄”并非孤立的事例。大理寺少卿胡闰与齐泰、黄子澄昼夜策划军事。南京陷落后，胡闰不肯归附朱棣，与儿子一起被处死。他的家乡江西饶州（今上饶市鄱阳县）城西硕辅坊，一族男女共二百一十七人被牵连处死。吕毖《明朝小史》描写那里的惨状：“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御史高翔颇有军事才干，朱棣闻名召见，高翔却穿了丧服前来，出言不逊。结果，除本人被处死，株连亲族，朱棣还搞了一点新花样。《明朝小史》写道：“帝没御史高翔田产，给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骂高御史也。’又发其先墓，杂牛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园。”朱元璋推行特务政治，设立检校、锦衣卫，承担监视官员的特殊使命。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直接报告皇帝。朱元璋自己坦率地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做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到处刺探，一举一动都报告皇帝，皇帝对大臣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胡惟庸案发两年后，即洪武十五年（1382），在检校之外建立了锦衣卫。这是一个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它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关押皇帝特批的人犯。在处理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时，锦衣卫起了很大的作用。朱元璋晚年意识到，“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告诫他的继承者：“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有鉴于此，他取消了锦衣卫诏狱。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把它恢复了。正如孟森所说，锦衣卫诏狱是“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不仅如此，朱棣还建立另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史·刑法志》说：“东厂之设，始于成祖。”朱棣在北平时，为了刺探南京情报，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耳目，即位以后，特别倚重宦官，东厂就是由宦官掌控的机构。从此厂卫横行，流毒无穷。《明史·宦官传》还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毫无疑问，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吴晗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尖刻的评语：“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这个怪杰的二十几个儿子，得其真传的莫过于朱棣，把这一评语加到朱棣的头上，无需增减一字，正好合适。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标，《明史》说他“为人友爱”；朱标之子即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明史》说他“仁柔乐善”，都不像朱元璋、朱棣那样“自私惨刻”。同一父亲所生的儿子，秉性截然不同，只有朱棣酷似乃父。明成祖朱棣并非无能之辈，他五次出征漠北，亲历战阵，并且死于榆木川军旅途中，还发动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应该说是颇有作为的皇帝。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他的多面性。在溢美“永乐大帝”的当下，尤其需要看到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稀缺】明史大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藏书票版《崇祯》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皇帝之一，但却有无数人认为明亡于他实在冤屈，历史的吊诡是如何产生的？为何百年来围绕他的争议不断？

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李大兴李大兴，北京人，60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家。“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你是否对王小波的作品充满好奇，想深入了解他独特思想和文学风格的源头？是否渴望探寻一位文学巨匠的成长轨迹，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

合众声摘要：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等本来应该是常态，但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如果一个社会只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官（或政府），一个是民（或个人），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那这个社会就是最缺乏稳定的。本文转自王笛著《碌碌有为》中国社会的演变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线上来看，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的。朝代循环论不仅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说法，例如孟子的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这些说法都在强调朝代循环论。所谓的“朝代循环论”，狭义上是指朝代兴亡相继，广义上则是指与朝代兴亡有关的其他类似的循环现象。朝代循环论是我们探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追索可以回答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吗？明确的回答：显然不是。朝代循环论逐渐被进化史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而非黑格尔所称的“无历史的文明”。他这里所谓“无历史的文明”，就是说没有进步，只是在王朝更迭中循环。虽然是王朝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是与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第一，中国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汉代，佛教东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佛教进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吸收印度佛教，加之庄子、老子的思想，形成魏晋玄学之风，对当时以及后代的文人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使佛教愈加兴盛。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佛教，既有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又兼具中国传统人文的理智清明，造就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新典型。唐宋时期，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平民文学和艺术诞生了。在唐朝之前，文学和艺术都是贵族化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者也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唐以后，平民出身的文学家、艺术家越来越多。他们创作了很多反映平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很多平民家里也会挂几幅字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艺术和文学都已经平民化。尤其是宋代以后，养鱼、喝茶、赏花不再是贵族专属的休闲活动，也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唐宋也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往时期。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中国的纸张、印刷术、瓷器传入欧洲，欧洲的基督教、犹太教，西域服饰、农作物也传入中国，还形成了流行的“胡风”。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到明朝初期又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着宗教、几何、西方艺术、西方武器等进入了中国。第二，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变。在经济发展历史上，宋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纸钞在宋代开始使用，经济活动非常频繁，有研究者称有宋一代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里的商业革命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一年两熟占城稻的引入，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丝织品、陶制品的技术进步使得宋代瓷器的品质臻于完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书籍的传播空前地广泛，这些技术进步带给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朝以后的米、茶、纸、瓷器，明朝以后的棉花、番薯、玉米等作物，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在增加，人均消费也是增加的。贸易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国城市不再以行政为主导，而是以贸易活动为主要动力。海上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关税也成为宋代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入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入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第三，朝代循环论无法全面概括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这些朝代有长有短，统治者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的统治中国的全境，有的只统治一小部分。“朝代循环论”所说的朝代，指的是那些主要朝代，而像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小朝代则被忽略掉了。最典型的是魏、蜀、吴三个国家并存的三国时期。西晋时期，魏被当作正统，因为它从汉朝皇帝手中接过皇位，其后又将政权转移给晋朝，这种上下承续的关系符合“朝代循环”的特征。而到了东晋，前朝的观点受到质疑，重新以血统关系来衡量一个朝代是否是正统，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与偏安西南的西蜀有着“同病之怜”，于是东晋将西蜀作为三国政权的正统。而到了宋代，朱熹重新评定历史，也将正统归于蜀，因为他觉得西蜀是汉王朝的继承者。由此可见，单是对“王朝”的定义便如此复杂，人们的依据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朝代循环这种看似规律的普遍性，更应该洞察其中的特殊性。谈“朝代循环论”，其实就是将皇帝当作朝代兴亡的中心。皇帝对一个王朝的兴亡固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土地、士绅、农民、赋税、经济、气候、灾难等综合因素。过分强调皇帝角色的重要性，很容易丧失对历史全局的考虑，因为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皇帝，也无法独自统治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历史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指出在多大的意义上，一个朝代接续上一个朝代是一种循环，或是一种发展。朝代的兴衰就像人的生死一样，都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从朝代的兴衰历程中学到有益的东西。王朝更迭往往是民族的大灾难。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某一个链条断裂，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世界历史上10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本来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庞大的王朝，无非满足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开疆拓土，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百姓是最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我们如果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的立场，会怎样思考？有时候，哪怕是星星之火，也可能燎遍整个国家。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而且每次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有选择，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最坏的选项了。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一定要跳出帝王史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社会、放到民众、放到日常生活上来。微观历史代表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老师亲笔签名版《碌碌有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在“帝王史学”之外还有“民众史学”，碌碌之辈犹如涓涓细流，历史长河就是他们汇聚而成，忽略掉他们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中国社会的结构金观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其实本书中也涉及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下面我们就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总结。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秦汉到明清时期，郡县制行政区划让中央政府逐步集权专政。郡县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地方政府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有利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独断的权力。不过，郡县制允许有志之士进取入仕，不是完全仰赖世袭，这也为社会中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在官员选拔制度上，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兴起，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升迁至重要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宋明两代的宰相，不少是贫寒人家出身的。世袭贵族和门第的势力逐渐被平民知识分子所取代，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步消融。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举社会。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府来领导社会，政府的行政力量不断新陈代谢，形成了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不过，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自身的弊端，那就是往往历经多年不变。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个制度来仿制它。久而久之，病上加病，制度也越来越繁复，在其中的人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也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中央集权太甚，导致地方力量薄弱。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政策。农业被奉为“本业”，从理论上讲，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工匠和商人。他们不仅是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由于土地、租佃和赋税制度，大部分农民无法依靠土地养活家人，家庭手工业成为人们积极赚取额外收入的产业。对于农民来说，旱灾、洪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是巨大的，经历灾难的农民很容易成为起义的参与者。虽然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但这正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商人之所以地位低下，是因为统治者不想让农民偏离本业。从唐宋时期商业逐渐发展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商人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影响逐步加深。明清时期，中国的集贸中心数量大大增加，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甚至是乡村的市集，贸易和商品流通激增，进入商业领域的物流运输人员、劳动力、小商贩、牙商、店铺业主也逐渐增多，对外贸易让中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白银的净流入地。晚明江南不过，商业贸易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政府没有为商人带来社会保证，商人也没有建立起拥有自治权的商业组织。虽然在清朝的各大商业城市中会馆林立，但它们的存在对商人来说更多是为了结交达官显贵，不是为了拥有组织自治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家族制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家族是单系亲属所组成的社群，在结构上包括了家庭，但在功能上超出了家庭的范畴。家族既包括生育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事业单位，具有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复杂的功能。在维护乡土社会秩序上，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族强调礼治，推崇道德楷模的行为可以让乡村社会更趋于“管教”。在邻里之间的协调上，家族也经常起到中介的作用。家族还承担了孤寡族人的教养职责，以及子弟的教育职责。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便是这种制度的推行者之一。他将此制度推行于士族之中，同族孤儿寡母的教养之责均由义庄公田负责。由士族承担本门孤寡的福利职责从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而日盛，该制度成为民间公领域承担社会责任的代表。在小农社会中，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家族作为地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在维护地方秩序和负责地方公益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民社会，是以士人和士绅为主的中坚阶层。战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士农工商”四阶层，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四民社会逐渐演化，到明清时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重要的组织架构。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士人进取入仕可以从政，进而影响政府和社会，退一步可以主持教育，鼓舞民间学术风气，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士人阶层的存在使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教育成为一套完整的系统，孔孟儒家思想成为其共通的内在精神。到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发展出士绅群体，它是处于地方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地方精英群体。“绅”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体现，它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官僚特质；而“士”则是指具有孔孟儒家精神内涵的知识分子。作为“士”的“士绅”基于财富、教育、权力和影响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本书在讲士绅的时候指出，士绅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众多特权，包括经济特权、司法特权等等。另外，士绅也是地方公共事业的倡导者，努力协调本地农民与地方官府利益之间的平衡。士绅的性质非常复杂，反映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在现代国家政权建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每年各地有大量学子通过各级科举考试。但是清代实行的是小政府的政策，正式职位非常少，大部分有功名的士人并没有机会加入到官僚体制当中，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实职。不过，他们却有另外一条出路，即积极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成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如他们可以免于劳役，陷入官司也不会被上刑。清政府的正式权力机构实际上在县衙门一级就结束了，虽然近些年有学者对“皇权不到县”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其本质和我们对清代县级政权的认识并不矛盾，仍然是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已经研究过的士绅社会，即由地方精英所主导的地方社会。士绅（或者地方精英）是清朝统治的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传统社会的领导者。一旦士绅自治和统治者与士绅所达成的妥协（即地方社会由士绅和精英自己管理）遭到了破坏，整个王朝便失去了社会的稳定性。清末新政对社会组织的摧毁，打破了过去社会所建立的稳定性，对清朝改革抱有希望的士绅对清王朝彻底失望。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短时段的政治波澜是由中时段的社会潜流所决定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大一统”。我们应该从多种角度观察历史，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史观：一是帝王史观（或者英雄史观），二是民众史观（或者日常史观）。不少历史学家其实秉持的是帝王史观，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开疆拓土、大国声威、万方来朝、皇恩浩荡、宫廷谋略、严刑峻法……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这些帝王的基业带给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是什么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关心那些血淋淋的历史：横尸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西方历史学家也给这种集权神话的流行做出了贡献。如卡尔·魏特夫（Karl

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穿越唐诗的旅行』景凯旋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荣休教授。著有《唐代文学考论》《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等，译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我快乐的早晨》等。“穿越唐诗的旅行”

合众声摘要：按照中国领导人和“红卫兵领袖”当时对世界革命的浪漫幻想，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这次访问，只不过是红卫兵小将在全世界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支持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天下一片红的第一步。然而，在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许多年少无知的青年人参加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被人利用了，最终成了政治阴谋家和野心家篡党夺权、国祸秧民的工具。作者于洪君，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史无前例”、被认作是“伟大创举”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狂飚骤起。在这场“荡涤旧世界一切污泥浊水”、“誓让天下一片红”的汹涌大潮中，坚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代骄子，成为披风斩浪的“弄潮儿”。他们不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扫残云，主沉浮，反修防变闹革命，同时还“以天下为己任”，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驱虎豹，缚苍龙，扫除一切害人虫，实现“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革命抱负和理想。1967年，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既是“激情燃烧”岁月荒诞不经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极左思潮导致中国外交扭曲畸形的突出例证。中国共青团全面瘫痪，姚文元率红卫兵组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周恩来等人亲自送行1967年，中国派出红卫兵代表团访问远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事出有因。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之下，红卫兵运动正处于颠峰时期。作为中国党和国家二号人物并且被称作用“副统帅”的林彪，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做出了严重脱离实际、极端盲目和乐观的判断，大大地误导了当时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有些方面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胜利”，不仅成了寻常中国人的基本信念，而且成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恩维尔·霍查此时，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社会政治生态与中国大同小异。作为执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在领导不足20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并且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公开而热烈地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最坚定的盟友。中国领导人不但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著名诗句高度评价中阿关系，而且将阿尔巴尼亚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因此，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后备军、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即将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传来后，中国立即决定由姚文元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按照常理，出席此类组织的代表大会，应当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面组团，并且理所当然地要由团中央领导人担任团长，代表团成员也应当是共青团系统的专职干部。但当时中国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已经完全瘫痪，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统统被打成黑帮份子，甚至为被指斥为反革命“三胡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共青团名义派团出访已经没有可能。于是，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决定由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组团出访。当然，事先双方就此进行了外交沟通，阿尔巴尼亚完全认可和接受来自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当时的姚文元年岁并不大，他本人虽然不是共青团出身，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但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位高权重，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后人认为他是舞文弄墨、专以攻讦和诋毁他人为能事的学阀和党棍。姚文元1965年，正是此人奉命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走红，实际上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1966年，他又口诛笔伐“三家村”，摇唇鼓舌，滥施淫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并从此成为中国政坛新星。除姚文元外，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北师大学谭厚兰，成为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此外还有刘锡昌、宋义民、陈敢峰、程金香和高静慧。他们分别来自工厂、部队和学校。另外随团出访的还有3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和团中央。派红卫兵代表团出国访问，这是“伟大创举”年代中的“外交创举”。6月21日代表团出发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送行。前往送行的还有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诸多显赫人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代会(即工人代表大会)、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聂元梓、丁国钰和数千名“红卫兵小将”，也到机场热烈欢送，场面和气氛极为热烈和夸张。此时的姚文元，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踌躇满志，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也”的豪迈气派。谭厚兰等人年轻气盛，涉世不深，承此殊荣，虽然多少带有受宠若惊之状，但也充分显示了“精神抖擞、生气勃勃”的造反派风采。他们胸前佩带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彤彤的革命宝书”，簇拥在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的巨幅画像下面，连续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然后登上飞机。阿方给予中国红卫兵以很高礼遇，双方的极左理念一拍即合，突显革命战斗友谊是共同需要。6月21日的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机场，红旗招展，鼓乐喧天。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梅罗率领各界青年代表数千人，早早就等候在机场。用中阿两国文字书写的大字标语“热烈欢迎你们”，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瞩目。阿尔巴尼亚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唱得震天价响。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此时是原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他带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外交官以及中国在阿工作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机场迎接来自祖国的文革“闯将”。他们像在国内一样，手捧红宝书，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时期的著名歌曲，并且还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朗读毛泽东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当姚文元等人乘坐的飞机抵达地拉那机场时，中阿双方接机人员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帝修反”等口号此起彼伏。下机之前在机舱里进行了认真准备的姚文元、谭厚兰等人，身着草绿色军装，胸佩着毛主席像章，臂带红卫兵袖标，手捧《毛主席语录》，“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下飞机舷梯。红卫兵风采尽显无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有关方面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来访高度重视。阿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梅罗当天即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见。6月22日，在梅罗、刘晓等人陪同下，姚文元一行参观了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纪念馆、青年劳动联盟成立纪念馆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纪念馆等。23-24日，代表团又参观了“特拉特·诺塔”烟草厂、“纳伊姆·弗拉歇里”学校、阿中友谊港—都拉港、阿中友好农业社等。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的第二号人物谢胡，还正式宴请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阿尔巴尼亚方面为接待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做了精心准备，气氛营造得特殊热烈而友好。代表团所到之处，“毛泽东—霍查”、“友谊就是保证”等口号声接连不断，《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游击队之歌》、《北京—地拉那》与《国际歌》的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据报道，当时这种热烈的欢呼和歌唱，有时要持续5分多钟。阿尔巴尼亚方面作为主人，详尽地向中国红卫兵代表团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当时正在进行的“进一步革命化”运动，同时也热情地赞颂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欢呼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充分肯定中阿两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革命的战斗友谊”。姚文元等人自然也不厌其烦，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宣传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不断地向欢迎人群致以中国“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他们高度评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表示一定要学习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坚定性和勇敢精神”。【稀缺】绝版图书，外交战线的老人、原社科院学部委员何方先生钤印版《何方谈史忆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晚年大彻大悟的思想家，他是私人记忆里，不仅有对往昔对友人的追忆，更有历经千帆之后的反思。霍查等人多次会见代表团，中方阐明红卫兵运动宗旨和目标，双方发誓要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在访问活动中，姚文元等人还经常向对方赠送毛泽东和霍查的丝织画像、红卫兵袖标、遵义会议会址模型、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画幅等富有政治含义的工艺品。阿方人士当时对此表现得相当重视。一位青年组织负责人接受红卫兵袖标后当场带上，随即在大会上激动地表示，他一定要忠于这一袖标，永不沾污这一袖标。随后，他又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阿尔巴尼亚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约瑟在接受了谭厚兰等人赠送的红卫兵袖标后，与谭厚兰相互拥抱，热泪盈眶地表示，他本人要“永远成为一个革命者”。谭厚兰访阿期间，姚文元还非常热衷于题词留念。他题词的主要内容通常是：“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致敬”、“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恩维尔·霍查同志致敬”、“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政治口号。当然，有时也有例外。例如在德拉斯洛，代表团得知一个名叫亚当·雷卡的人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后，全体成员立刻拿出红宝书，齐声朗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等毛主席语录。临别时，他们在留言簿上奇思妙想，竟令人啼笑皆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雷锋和雷卡是一对共产主义亲兄弟，他们代表着中阿两国青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6月28日，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第5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姚文元为首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22个代表团一起，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中阿两国人民和青年紧密团结起来，为创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而奋斗。”此外，代表团还向大会赠送了毛泽东主席佩带红袖标接见红卫兵的绣像。在各国来宾中，姚文元等人倍受青睐。在向大会发表的洋洋万言的演说中，姚文元不仅使用令人汗颜的肉麻语言颂扬阿尔巴尼亚，赞扬“这盏社会主义明灯更亮了”，同时还宣布，中国粉碎了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集团后，又揪出了“埋藏在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宣布，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就是要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红卫兵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要认真学习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革命榜样”，要永远同阿尔巴尼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正一起。”这些无与伦比的颂扬之词，博得了与会者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掌声。出席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高领导人霍查同姚文元进行了长时间的握手和拥抱。当时，会场上全体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会议结束时，霍查又走下主席台，同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其他成员一一握手拥抱。6月29日大会闭幕时，坐在会场前排的梅罗举，抓起姚文元的左手高高举起。再次出席大会的霍查，同时高高举起了姚文元右手，共同欢呼“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稀缺】绝版图书，外交战线的老人、原社科院学部委员何方先生钤印版《何方谈史忆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晚年大彻大悟的思想家，他是私人记忆里，不仅有对往昔对友人的追忆，更有历经千帆之后的反思。代表团访阿载誉归来后，国内政治风向逐渐改变，“红卫兵外交”遂成可笑绝唱大会闭幕后，姚文元等人并未急于回国，而是继续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他们先后参观了“地拉那”工厂、“吉米安尼”手工业合作社、“乎娜托”国营农场、“伐乌—伐耶”水电站工地，还有位于布沙特的另一个“阿中友好农业社”。每到一处，姚文元等人都必定满怀豪情地表示，中国红卫兵一定要同阿尔巴尼亚“永远共同战斗，把世界上一切害人虫统统消灭干净”。7月1日，霍查和谢胡分别正式会见了姚文元一行。他们热烈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祝愿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更大贡献，祝愿毛泽东身体健康，并请代表团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转达“最崇高的革命敬礼”。霍查本人还两次同代表团成员手拉手地进行合影。这一天，阿尔巴尼亚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再次对代表团访问成功表示祝贺。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阿友谊永世长存。姚文元踌躇满志，一再告知阿方领导人：“当前世界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人民革命的浪潮是风起云涌，一浪高一浪。”7月10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所进行的访问终于结束。姚文元率领谭厚兰等人乘专机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阿伯达、康生、刘宁一、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叶群、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军区负责人吴德、郑维山、傅崇碧等人的隆重欢迎。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也到机场迎接。机场上长时间地响彻毛主席语录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按照中国领导人和“红卫兵领袖”当时对世界革命的浪漫幻想，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这次访问，只不过是红卫兵小将在全世界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支持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天下一片红的第一步。然而，在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许多年少无知的青年人参加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被人利用了，最终成了政治阴谋家和野心家篡党夺权、国祸秧民的工具。红卫兵运动带有不容置辩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进入1968年后，红卫兵在当时寻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落，红卫兵运动“走向世界”也就成了南柯一梦。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次访问，因而也就成了中国红卫兵对国外的唯一一次访问。【稀缺】绝版图书，外交战线的老人、原社科院学部委员何方先生钤印版《何方谈史忆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晚年大彻大悟的思想家，他是私人记忆里，不仅有对往昔对友人的追忆，更有历经千帆之后的反思。

合众声摘要：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非李鸿章莫属，他多次代表大清朝出访欧美、日本，期间也曾闹过不少笑话。1896年3月，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庆典，俄皇后向李鸿章伸出手来，李不懂吻手礼，以为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诧异地将戒指戴上，说了声“谢谢”，再次伸出手来。李鸿章觉得皇后很贪婪，一时又无物可送，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在赴英国女王御宴时，因为杯中咖啡太烫，李鸿章便将其倒入小碟，一口一口从容呷之，座中宾客无不窃笑。女王怕李鸿章难堪，便也将咖啡倒在小碟内，陪李鸿章一块儿喝。本文原载于《文史天地》2015年第11期傲慢与偏见1675年3月，俄国沙皇派尼古拉使团来华。觐见康熙帝时，清朝的礼仪官按惯例要求尼古拉行三叩九拜之礼，尼古拉大摇其头，他的理由很充分：在俄罗斯他只在上帝面前跪倒双膝，即便对沙皇也只行单膝跪地的吻手礼。礼仪官们懵了，如此失礼之事前所未有，大家好话说尽，哄了尼古拉半天，有个官员还差点给他跪下。尼古拉最后勉强同意双膝下跪，却提出了个附加条件：清国需安排隆重的仪仗迎接他。这个自然好说，就是他不争取，这仪仗也草率不了——如此露脸而又弘扬国威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康熙皇帝觐见那天，康熙帝端坐在大殿北侧，面前隔一道帐幕，尼古拉双膝跪倒，斜对着康熙帝迅速低了下头，还没等康熙帝喊“平身”便径自站了起来。事后康熙帝大摇其头，毫不客气地给了尼古拉一个差评：“该夷不知礼数，言多狂悖，盖因声教不及之故，不必与其计较。”这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也不着四六；二是分析了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不着四六的原因，即“声教不及”，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到家。对俄国“声教”的重任后来落在康熙帝的儿子雍正帝头上。俄国新沙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登基后，雍正帝派理藩院侍郎托时前去恭贺。使团出发前，雍正帝再三训令，说以前俄使到中国傲慢无礼，咱们不能那样，要懂礼数，让外国人好好学习学习。圣彼得堡觐见，托时奉上国书，率使团成员行叩拜之礼，场面恢弘，让女皇和俄臣着实惊了一下。俄外交委员巴什罗夫宣读清朝的国书时，托时等人仍长跪不起，女皇示意他们站起来，托时不同意，说这是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勉强。托时等人直到巴什罗夫宣读完毕，才在“吾皇万岁”声中轰然起身。觐见完毕，女皇让使团回宾馆休息，托时等人又统统跪下，行大礼表示感谢，然后才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小心离去。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使团刚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马戛尔尼坚决不行跪拜礼，“大度”的乾隆帝并未深究，却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嘉庆时，不死心的英国人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来访。这次清朝大臣们强烈要求英使者行跪拜礼，阿美士德自然不肯，随后场面出现了混乱：大臣们推的推、拽的拽，连唬带劝，非要他们学习叩头不可，阿美士德等人则坚决抵抗，并提出严正抗议。抗议报上去，嘉庆帝龙颜大怒，敕令英国人立刻离开北京，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出版社直邮】旅美历史学家皇甫峥峥著《远西旅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通过六个外交人物看晚清与西方的相遇。这六个外交官，他们是历史之河中的“摆渡人”，是儒家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艰难地认识他者和世界。“理智”与情感国道中落，道光、咸丰两朝再也没了祖宗的威风，咸丰帝不得不在他临死前半年多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应对日益紧迫的国际局势。然而清政府思想上并不能与形式上的开放同步，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有些不伦不类。总理衙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一些见闻，比如说：“中国的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完全不同。凡是各国使臣到总理衙门办事，对方一定端上茶果，然后由王公大臣陪坐，边喝茶边说话。”又说：“中国官员虽然有分工，但大臣们仍然不敢各抒己见。每次外国大使问话，大家都会观察别人的表情，大臣看亲王的眼色，刚入衙门的新官则看老臣们的眼色。如果亲王说什么话，大臣们不管对不对，都会轰然响应，连说‘对对对’。如果亲王不说话，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日记还记载了一桩他亲身经历的事：“一天，我去衙门办事，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想到诸大臣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一个姓沈的老官员打破了沉默，说‘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诸大臣纷纷作答‘今天天气确实好’，之后又没了声音。”如此“理智”的表现也难怪被西人冠以“儿戏外交”的名号，用威妥玛的话说就是：“总理衙门里的大臣，不过都是一些喃喃学语的小孩子罢了，打他们，他们就会哭，哄他们，又会把他们惯坏。所以，用左手打他们，再用右手去抚慰他们，是对付中国外交家们的最好办法。”清朝有个驻日公使便经常遭到戏耍，那些外国同行喜欢用手指弹他的额头，一边弹还一边揶揄：“贵公使真是福人福相啊，小脸儿光滑圆润，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又扯着他的朝珠说：“贵公使既然有这样的宝物，应该像小孩子得到好吃的一样，每天拿着它玩就行了。”一个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交往，则经常会随手扔些零钱，说：“小孩子，拿去买馒头吃吧。”观察廷枢唐景星因熟悉欧洲事物，于同治初年被选入总理衙门，他对外国公使那副专横跋扈的嘴脸很不感冒。一次威妥玛因一件小事大喊大叫，还拍了桌子，吓得中国官员噤若寒蝉，两腿打战，唐景星却忽然握着拳头站起来，怒斥道：“威妥玛先生，你凭什么拍桌子？”威妥玛更加生气，说：“你凭什么这样没礼貌，敢直呼我的名字？”唐景星说：“这是办公场所，你居然敢拍桌子，怎么要求我对你有礼貌呢？”威妥玛一时语塞，气势顿减。情感的外露与个性的张扬向来是中国官场的大忌，外国人不敢拿唐景星怎样，清廷却容他不得。那些唯唯诺诺的上司们怕他多事，到底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出了总理衙门。喧哗与骚动1866年，总理衙门以英国人赫德为向导，准备派出一支赴欧考察团。然而对于这种现在看来露脸的事，当时的大小官员却避之不及，纷纷以乘船“眩晕”为由推却。只有赫德的中文秘书、年届63岁的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慨然愿往”。斌椿斌椿被临时授予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的身价，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清朝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但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却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搜集情报的观光团，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官方性质。考察团回国后，详细记述了诸如风土人情、高楼大厦、电梯、机器、煤气灯等欧洲见闻，对政治制度则一笔带过，还真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旅行观光团。1905年12月，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游历欧美15个国家，全部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有红毯铺地，民众欢呼，国家元首亲自迎接。热闹的迎宾场景却催生了载泽的自卑，在他看来，这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是强者对弱者怜悯的优待，是居高临下的外交。并由此顿悟：只有改行宪政，那些“鄙我者”，才能“转而敬我”。清朝试图适应世界，却走得异常艰难，好似一乍见天日的软体动物，始终不能挺起身板。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人员也只能靠一些小聪明来弥补外交上的大缺憾了。有次李鸿章接见俄国使节，想临时学几句俄语，孰料这俄语极绕嘴，一时半会儿掌握不了。李灵机一动，便在纸扇上写了几句俄语的音译，以应不时之需，如“请坐——杀鸡切细”、“谢谢——四包锡箔”、“冷——好冷得哪”、“好——好老少”、“再见——达四维大理也”。俄国人听后居然连夸地道。1896年的7月13日，李鸿章访问法国，法国外长汉诺威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按照法国礼仪，在检阅仪仗队时，两国首脑要高唱各自的国歌。中国当时没有国歌，李鸿章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一段家乡合肥的小戏庐剧：“三河镇十字路开了门面，东边卖的是瓜子，西边卖的是香烟，中间卖的酒和面。针脑线头样样全……”【出版社直邮】旅美历史学家皇甫峥峥著《远西旅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通过六个外交人物看晚清与西方的相遇。这六个外交官，他们是历史之河中的“摆渡人”，是儒家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艰难地认识他者和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同治帝六岁即位，按例应接受外国使臣的拜贺，可外国人始终不肯磕头，清朝也早没了强制他们磕头的底气，这事就有些难办。总理衙门征求意见，两江总督曾国藩主张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免除跪拜礼，却遭到保守派大佬们的坚决反对，说不能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祖宗的规矩。最后争执无果，总理衙门只好以皇帝年龄尚小为由，拒绝外国使节觐见。觐见一拖再拖，直到1872年同治帝大婚都未解决，当时为了回避礼宾，各国的外交官均未在邀请之列。翌年同治帝宣布亲政，各国使节再三提出觐见请求，总理衙门实在搪塞不过，只好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最终同意外使入觐可行鞠躬礼而不必磕头。清廷为了维护面子可谓极尽能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成为常态。可官员们却大玩文字游戏，对赔款，不论公文还是私信，心照不宣地以“抚恤”二字代替。中日甲午开战后，湖南巡抚吴大澂慷慨誓师，在檄文中提到1842年和1884年的两次赔款，说中国军队战胜了外夷，但出于大国恩威，最后出钱“抚恤”他们。此檄文被上海《申报》引用，几家外国报纸也进行了翻译转载，英、法领事看到后，马上致书清廷质询：“你们‘赔款’的文书都还在呢，怎么反成‘抚恤’了？”清政府赶忙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并委派苏松太道专门致函道歉，这事才算过去。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清廷也开始向西方派驻外交使团，但这些官是不被时人理解的。1876年郭嵩焘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时，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嘲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籍。老友刘坤一也质责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驻俄大臣曾纪泽回国后，衣着起居均染欧风，全家老少也跟着效仿，对此京朝人士深恶痛绝，说“父亲（指曾国藩）以道学闻名于世，儿子却要用夷俗改变国习，简直是大逆不道”。一时物议沸腾，几乎要鸣鼓而攻之了。这也不变那也不变，变的就只有尊严了。1898年夏，清廷派黄遵宪出使日本，总理衙门撰写国书，开头为“大日本国皇帝”云云，光绪帝字斟句酌，又提笔在“大日本国皇帝”上加了“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个字。当此之时，大清朝当年的冷漠与高傲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可怜与可恨了。罪与罚清朝官员既不熟悉外交事务，也不了解外国风俗，中国的驻外使节们也由此遭遇了许多尴尬。比如驻日公使杨枢，某年元旦向日本天皇朝贺时便闹出了笑话。按日本惯例，凡外国派人朝贺，天皇都要面朝南立于桌内，使臣则在离桌子一丈来远的地方向北三鞠躬，再趋步走到桌前与天皇握手，然后立于桌侧，说明随行各官同贺之意，并依次唱名，向天皇介绍参赞以下各官。各官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即上前朝贺，礼节与前面相同。日本人握手都是出右手，握左手则有亵渎之意，参赞汪度误举左手，天皇便把手缩了回去，不和他握。一旁的杨枢大惊失色，赶忙拽了下汪度的右臂，暗示他出右手。没想到大殿地面甚是平滑，加上杨枢因着急用力过猛，汪度也没想到杨枢会拽他，一惊之下，被宽大的衣衫绊倒在地，场面甚是尴尬。每年的樱花节，日本天皇都要召集百官，设宴赏玩，各国大使以下各官也应邀参加。宴会采用的是西方礼仪，饭菜并不端上桌，而是放在大盆里由个人盛取，类似现在的自助餐。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状况：占了座位的，没有饭吃；去取餐时，座位又被别人占了。清朝使臣的衣服都很宽大，袖子也很长，不利于操刀拿勺，每每行动迟缓。而宴会的时间又很短，使臣们往往刚盛好食物，还没来得及吃，宴会便结束了。李鸿章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非李鸿章莫属，他多次代表大清朝出访欧美、日本，期间也曾闹过不少笑话。1896年3月，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庆典，俄皇后向李鸿章伸出手来，李不懂吻手礼，以为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诧异地将戒指戴上，说了声“谢谢”，再次伸出手来。李鸿章觉得皇后很贪婪，一时又无物可送，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在赴英国女王御宴时，因为杯中咖啡太烫，李鸿章便将其倒入小碟，一口一口从容呷之，座中宾客无不窃笑。女王怕李鸿章难堪，便也将咖啡倒在小碟内，陪李鸿章一块儿喝。李鸿章率性而为，也算一种外交上的“胜利”吧。而他对日本的外交，则是建立在鲜血之上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谈判异常艰难，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李鸿章无计可施、疲于应付。3月24日的下午4时，在马关举行完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坐轿子返回驿馆，途中突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左颊中弹，倒在血泊里。重伤之下，李鸿章竟能保持头脑清醒，叮嘱随从人员不要洗掉黄马褂上的血渍，说：“此血可以报国矣！”藉着挨了一枪的主动，李鸿章终于换来了日本的休战协定。《马关条约》的签订，让长期闭关自守、屡屡丧权辱国的大清帝国在经历了傲慢与偏见、喧哗与骚动、侮辱与损害之后，承受了从外交到内政上的罪与罚。【出版社直邮】旅美历史学家皇甫峥峥著《远西旅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通过六个外交人物看晚清与西方的相遇。这六个外交官，他们是历史之河中的“摆渡人”，是儒家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艰难地认识他者和世界。

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穿越唐诗的旅行』景凯旋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荣休教授。著有《唐代文学考论》《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等，译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我快乐的早晨》等。“穿越唐诗的旅行”

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李大兴李大兴，北京人，60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家。“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你是否对王小波的作品充满好奇，想深入了解他独特思想和文学风格的源头？是否渴望探寻一位文学巨匠的成长轨迹，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

合众声摘要：开埠八十年以后，现代大都市上海，出现了一种和别的区域群体相区别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统摄了市民生活，把个体凝聚为群体，使自己区别于他人。或者这样说：1930年代，在400万人口的亚洲大都市之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表率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自此以后，"上海人"，不单单是指那些住在上海，来自上海的人们，而是指称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份意识，并且常常和"都市人"、"现代人"、"文明人"有所牵连，具有相当共性特征。人们说"海派"、"洋派"、"现代派"，常常具有城市身份认同的感觉。本文首发于《文汇报》至1930年代，上海形成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融合了西方侨民利益和文化的现代城市自治体制。确实，西侨依然在"工部局"里保持多数董事，但是在人口数、销售额、总产值、存款量和不动产等方面，已经渐渐失去统治权。站在1930年代，面对"谁的上海"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1930年代的上海华人为主体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社会经历了好几次重大转折，每次都突如其来，出人意料，极富戏剧性。循着这些纷乱的轨迹去观察，可以看到近代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并不像传统意识形态描述的那样，用一个"半殖民地"就能够定义的。常言道：旧上海"十里洋场"，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用意识形态演绎起来，好像上海就真的只是"洋人当道，华人受气"的局面。其实，情况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殖民地"，只是外滩、南京路透露出来的表面现象。相反，另外一些流行的老话，如"华洋杂居"、"中外竞争"、"万国博览"，更能表现近代上海社会多元复合的特征。开埠以后的上海，洋人越来越难维持特权，华人越来越强势，这是一百年里的大趋势。总之，近代上海的社会性质非常复杂，如果要问"谁的上海？"，或问"租界"时期，谁是这个世界大都会的主人？这个问题，大可以重新探究。1843年11月1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用英文发布第一号告示，宣布上海开埠，随后划定了英租界，供外侨租住。开埠，标志着上海从一个本土城市，进入到全球城市之列。但是，"租界"之"北市"并没有马上就成为上海的主体，行政、港口、贸易、产业、娱乐的中心，仍在老城厢的"南市"。由于"华洋分居"政策的隔离，直至1853年，上海"华界"人口达544，413人，而"租界"外侨人数只区区500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无论从直观感受，还是从统计数字来看，开埠初期的上海，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从事中外交流的本土城市。1853年，上海闽、粤籍商人以"小刀会"名义起事，占据"南市"老城；随后，"太平天国"运动横扫江南。南中国的动乱，导致了清朝的失控，大量华人难民非法涌入外侨租赁的"租界"，"夷夏大防"的局面，一下子被冲破，"华洋分居"成了"华洋杂居"。此后，由英、美侨民开辟的"公共租界"，法国侨民开辟的"法租界"，住满了来自上海和江南的华人。按一位美国侨民的说法，上海的租界，作为一个白人社区，只存在了十年多一点。（Ernest

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穿越唐诗的旅行』景凯旋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荣休教授。著有《唐代文学考论》《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等，译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我快乐的早晨》等。“穿越唐诗的旅行”

合众声摘要：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本文转自爱思想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西方争论的中国版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宋代的开封城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秦晖先生新作，定制签名藏书票版《秦汉史讲义》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秦晖先生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无论深度和广度都独树一帜，从“周制”到“秦制”，从打破小共同体到构建大共同体，中国历史在这里急遽转弯。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合众声摘要：在捍卫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其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彻底地支持外蒙古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苏联所奉行的“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利益”，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仍反对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无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但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获得独立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苏联“功不可没”。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段难以忘却、辛酸的记忆。本文摘自《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外学者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已有相当研究，但绝大多数成果的重点，均放在了论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如何煽动与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分裂中国等方面，而忽略了最终导致外蒙古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的根本原因。本文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部分中俄文档案史料，对外蒙古独立的基本过程，以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相关讨论。外蒙古要求独立之成因与沙俄的立场在讨论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同时，我们首先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搞清：一是清政府对外蒙古的特殊统治形式；二是清政府此间对蒙古地区实施“新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清政府对被称之为“藩部”的外蒙古，统治形式非常特殊，即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理藩院管辖；在地方设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管理，并以盟、旗为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基层政权机构，而在职的蒙古王公，事实上就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的各级官员。应当说，这种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为后来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寄希望于从中国分离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自1901—1911年间实施的“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的“新政”政策，无疑对蒙古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虽推动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各项制度的变革，但在客观上撼动了自康熙年间起，蒙古上层社会所拥有的各项行政权力，这无疑令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并决定从中国分离出去。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早在1911年初，外蒙古高层就开始与沙皇俄国政府联系，为其独立寻求沙皇俄国的政治与军事庇护。但此时的俄国政府碍于时机并未成熟，断然拒绝，并称：“在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未签订中蒙协定前，切勿指望我们提供帮助”。库伦活佛1911年7月中旬，以库伦活佛为首的蒙古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实施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并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的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同时，库伦活佛面告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虽然俄国驻库伦外交代表与当地王公贵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暗地鼓动外蒙古独立，但得知库伦活佛正式决定派遣“社会各界代表团”前往彼得堡，寻求俄国的支持时，还是不无担忧。特别是当对方提出的在中国当局得知事情真相后，“将向蒙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情况下，请求以某种借口立即把俄军派往库伦，俄军的到来将会阻止中国人之暴力行动”等请求后，俄驻库伦代表深感事态之严重，速电告俄代理外交大臣：“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在接到库伦代理领事的电报后，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致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称：“鉴于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施行新政，并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侵害蒙人应享有的自治权，故在库伦召开会议，现刚结束。”俄代理外交大臣同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彼得堡。我国领事再三劝告他们，在他收到驻北京公使之指示以前，暂勿派出代表团，但从刚收到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车林齐密特偕五名随员已于7月16日秘密前往彼得堡。”尼拉托夫除向科科弗采夫通报了上述情况后，作为代理外交大臣认为：不论帝国政府对蒙人运动决定持何态度，“此刻我们尚不具备利用这一运动为我国利益服务之条件，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尼拉托夫同时建议，“我认为最妥当之做法当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因为他们提出之请求很重要，需要预先进行磋商，他们暂且可不必来圣彼得堡。”从上述情况分析来看，沙皇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驻库伦领事馆与当地活佛的确有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但蒙人真正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庇护时，还是让对方感到时机不成熟。但鉴于库伦呼图克图与喀尔喀四盟王公特别代表团衔命前往彼得堡，请求接纳蒙古在沙皇俄国的保护的情况下，沙皇俄国政府迫于突发的形势，决定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讨论有关蒙古问题，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在讨论如何对待蒙人的上述请求时，特别会议认为：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与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的影响是极不适宜的。会议指出，蒙古问题危机的出现，并非出乎俄国之所料，因很久以来俄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俄国驻蒙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但在目前形势下，俄国不易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俄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蒙古实行新政，其农民在俄国边界进行垦殖，用铁路将这条边界附近的居民点与中国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以及中国军队的部署，特别是在靠近俄国边界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让俄国不能不感到忧虑。因此，俄国政府认为，蒙人反对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新政措施，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支持蒙人的意图，完全符合我国的利益”。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施的新政，确实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改变了其文化生活，屯垦戍边，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对蒙古地区统治政治模式的变革，内容上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蒙古上层社会的世袭特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沙皇俄国政府明知参与蒙人的分离运动会导致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但蒙人的举动，符合俄国的利益。这里的利益诉求并非像一般人以为的是俄国在蒙古地区的经济利益，中国内地向蒙古地区的大量移民，是俄国政府的最大担心。尽管沙皇俄国政府对蒙古王公贵族要求独立的做法持支持态度，但碍于实力有限，顾及当时的中俄关系，俄还是作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即“最符合我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俄国政府虽作出了上述决定，但仍未忘记安抚前来彼得堡的四盟代表团，对其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许我国在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为防止前来彼得堡的代表们担心将来遭到中方的报复，俄国政府答应向中国方面说情，使中国政府与俄国报刊感觉此代表团出访俄国首都彼得堡，不具有政治性质。为强化自己在库伦的军事力量，俄政府决定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携带机枪，加强库伦总领馆卫队的力量。辛亥革命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给蒙古地区封建王公及沙皇俄国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认为，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俄驻库伦总领馆在致北京公使馆的密报中称：“喀尔喀王公们因中国内部出现动乱而受到鼓舞，遂决定积极达到脱离中国之根本目的。根据此项计划，他们就向蒙古人提供武器问题，通过总领馆私下与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进行了接触，加强了同我们政府的协商。建议切勿错过中国革命这一对喀尔喀独立有利的大好时机。”当蒙古王公们看到形势发展对自己极其有利，便于同年11月15日，要求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从各旗召蒙古军队回库伦。尽管三多反对，但此时的事态亦非三多所能控制。18日，王公们正式向三多宣布了喀尔喀自治，并要求三多及属下离开库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清政府在库伦的驻兵，只有办事大臣三多的40名卫兵与近300人的步兵与骑兵，而中央政府驻库伦的军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离开库伦，因此也直接导致了库伦兵变。作为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屡次希望与喀尔喀王公举行谈判，但均遭到拒绝。面对已无法收拾之残局，三多在明知库伦乱局有俄国总领馆参与，还是硬着头皮寻求俄国总领馆对滞留在库伦的中国人提供领事保护。此时，三多的卫队同样亦不复存在，其亲信惊慌失措，故三多决定放弃抗议，离开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1911年11月21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一行，在外蒙古王公们提供的12名蒙古骑兵，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派出的10名哥萨克兵的保护下，携2名翻译，黯然离开库伦，于27日抵达恰克图的边界。12月28日，喀尔喀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曾赴俄乞援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的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呼吁：汉、藏、蒙、满、回同为一家，只因前统治者之压迫，藏蒙才对中国之态度发生变化。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真诚改变这一态度。他期望藏蒙宗教领袖应发挥影响，使人民在精神上恢复同中国之关系等，但无法改变蒙古的现实。1912年11月3日，沙皇俄国政府与外蒙古地方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恰好应验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此前提出的“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句话。尽管沙俄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但面对中国政府的各种交涉，仍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1913年10月23日，经沙皇俄国政府提出，并由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琪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齐斯签署的关于外蒙古问题声明中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同时在中俄双方的照会明确指出：“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许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自1914年9月至1915年3月，中俄蒙三方历经40次谈判，终于在1915年6月7日于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并再次明确了中国与外蒙古的法律关系，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这也就是史称的“从自治到撤治”的基本过程。但此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在沙皇俄国的控制与庇护之下。【稀缺】主编双签双钤印版《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苏联虽只存在了74年，但它的影响却不能忽视。列宁曾说，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手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的基本政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继承了沙俄的立场。虽然苏维埃工农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并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其为独立国家，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9年8月，车盟、图盟、汉臣三盟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并称“迭经官府及喇嘛王公等会议多次，众意佥同，已呈奉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核准，据呈大总统收回政权，及时治理，俾外蒙全境日臻兴盛”。徐树铮面对俄国政权出现更迭，俄国红白两军陷入国内战争，已无暇顾及外蒙古问题的历史机遇，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政府总理段祺瑞决定出兵外蒙，派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挟持外蒙古内阁总理巴德玛

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李大兴李大兴，北京人，60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家。“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你是否对王小波的作品充满好奇，想深入了解他独特思想和文学风格的源头？是否渴望探寻一位文学巨匠的成长轨迹，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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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书苑一个有品、优雅的书店南翔书苑文化系列讲座『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李大兴李大兴，北京人，60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家。“王小波早年身世与他的时代”你是否对王小波的作品充满好奇，想深入了解他独特思想和文学风格的源头？是否渴望探寻一位文学巨匠的成长轨迹，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

合众声摘要：这种无形的语言压力是我们这些新移民在自己的国家从没有遇到过的。我们曾经习惯于畏惧权势的语言“政治正确”，却哪里想到，来到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对政府权势倒可以不放在眼里，可以公然出言不逊，却必须在朋友中提到弱势群体的时候小心翼翼，要语言“政治正确”，免得在谈到黑人或是同性恋时一不小心出现不恭之词，惹得朋友们把你归入种族主义者之列。这种压力自下而上，假如没有社会多数人的理性反思，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本文转自林达著《近距离看美国》九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一个颇为流行的新名词儿，叫做“政治正确”。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汉语里，“政治”可是个“大词儿”，而“政治正确”更是多多少少和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点儿关系。所以，当大家风闻美国这个出了名的强调言论自由国家，如今也出现“政治正确”的时候，就多少会产生一点殊途同归的感觉。那么，究竟什么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呢？要准确把握这个美国式的“政治正确”并不十分容易。首先，我们几乎无法通过字面去理解。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和我们习惯称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相对应。美国确实有一个上下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对宪法的认同，不过宪法里都是具体的规则，鲜有什么意识形态理论。在美国，假如一定要寻找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多少有点相似的东西，那么它的主流宗教，即基督教新教，大概可以算作一宗。但是由于宪法规定必须政教分离，因此，不论政府来推行哪一种宗教，即使是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都是违宪的。其次，我们谈到“政治”，多多少少涉及官方的提倡和号召，于是，提到“政治正确”，就让人想到它的反面，即非“政治正确”的言论就成为官方禁忌。可是，美国所谓的“政治正确”却和政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所以，“政治正确”这个术语，先不论它在美国的实际含义是什么，翻成中文到了国内，难免望文生义，也就容易出现误解。美国的“政治正确”，和我们通过字面所看到的结论完全不同，它是另一码子事儿。“政治正确”这个术语是九十年代才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引起人们的注意，又由于它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校园，要追根溯源也不容易。但是根据它的一般主张和围绕着它的争执，却不难看出它扎根于从六十年代开始，并且广泛地改变了美国社会面貌的民权运动。一代人的精神启蒙之书，林达著《历史深处的忧虑》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将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自由不意味着浪漫，意味着代价。美国民权运动不仅在当时风起云涌，内容丰富，场面壮观，而且对此后的美国社会也影响深远。它的核心是思想的质疑和精神的解放，所以出现了很多反传统、反文化乃至反社会的现象。但是一些“反”字当头，尤其是“反过头”的事件，往往只是暂时的，犹如闪电骤雨。待到雨过天晴，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民权运动的成果。这个成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反歧视”。这是美国人以他们“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理念，在现代社会对自己作出进一步反省的结果。“歧视”这个词，在英语原文中和我们的中文理解并不完全一样。英语“歧视”的意思是“区别对待”。任何社会都有差别存在，有贫富差别，男女差别，体力智能的差别，出身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差别，政治倾向的差别等等，不一而足。在美国，还有一个普遍而重要的差别是种族肤色的差别。如果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影响人们生活的场合，比如入学、雇佣、提升、解雇、买卖、居住、司法审判等等场合，某一方，尤其是有权力的一方，在作出决定时参考了前述差别，而这种差别和决定标准并没有直接的合理关系，这就是“区别对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歧视”了。现代文明社会，大概人人都说反歧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区别对待”那就太多了。尽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是否“区别对待”，是否“歧视”则确实可以是主观的。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从精神上、理智上、舆论上确立了反对不合理、不人道的“区别对待”，它在法律上的成果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从1964年开始的一系列民权法。这些法案明确规定了不得歧视的社会生活领域，从而给民权运动的精神成果签下了法律保障。运动再热闹也会过去，但是过去之后大家都要按法律过日子了。这样的后果才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例如妇女运动是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别处一样，美国妇女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也是低于男子的。直到三十年代后，她们才争到了和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在历史上，人们曾觉得妇女没有选举权是自然的，一家一户只要派一个男子去选举就可以了，难道妻子会和丈夫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么？然而时代不同了，今天不给妻子一张选票就显然是不公平了。但是，得到平等的选举权还远没有解决妇女被歧视的问题。“区别对待妇女”是一个传统的历史局限。妇女经历着许多额外困难，也遭受历史悠久、人们见多不怪的“区别对待”。最常见的，男人三十多岁找工作正是好时候，而同年龄的女人可能怀孕生育，抚养孩子，就不容易找到工作。1964年联邦民权法规定，不得歧视妇女的范围包括雇佣、招生、提升。规定涵盖了稍有规模的民间企业，这在美国很不平常，因为美国人历来反对政府干预私营企业。谁也不敢说歧视妇女的问题就因此解决了，但至少保障了妇女的基本权益。此后雇主要拒绝一个挺着大肚子来应聘的孕妇，会比拒绝一个男子更顾虑重重。因为他必须避免被指控违反民权法。也没有一个雇主敢在招工时问你年龄和健康状况以及有几个孩子，他犯不着招惹民权法。最近，我们认识的一个台湾妇女，就是怀着八个月的身孕，顺顺当当地找到了州政府一个很不错的工作。肤色种族差别是美国社会最深最普遍最悠久的差别，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南方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地方法律，确立种族平等的法制的年代。1964年民权法以后，“种族的区别对待”成为美国的一大禁忌。由于积重难返，犯忌的人不少，罚得也很凶。德克萨斯石油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它的黑人组织告公司当局在升迁问题上种族歧视，公司一直否认。谁知一个职员悄悄对一个公司高层会议录了音，其中有人对黑人语出不逊。录音带只在法庭上刚一亮，公司立即同意庭外和解，所有黑人员工连加三级工资，耗资上亿。专家说，要是公司不达成和解，让现在的陪审团来判定的话，民权法之下，公司就要被罚惨了。因此，尽管种族问题如今仍是困扰美国社会的大问题之一，但是，明目张胆“种族歧视”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越是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对少数族裔越是客气耐心，谁也不想犯“歧视”这一大忌。民权法涵盖的范围很广，其特点就是它刻意保护弱者和弱势群体。比如不得歧视妇女、残疾人以及少数族裔等等。这种保护少数和弱者的法律，其出发点不是所谓社会的利益，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诉求。一个以大多数人达成一致来统治社会的民主制度，终于到了刻意强调保护这个社会的少数和弱者的阶段，这就是美国社会自六十年代以来取得的最大进步。例如保护残疾人，既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又有几十年来民众认识上的人道主义深化。美国社会的很多规定和做法，令人叹为观止。残疾人的专用停车位，建筑物的无障碍通道，这些已经是起码的设计规范。我有一个年轻朋友，左手受伤后失去部分功能，不仅他上大学是免费的，还有生活补贴。公立学校招生不仅不能歧视，还必须优先招收残疾人。我们家附近一所公立大学，居然有一个盲人报名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为此学校特地添置了昂贵的盲人专用计算机设备，还公费雇佣一个学生照顾他的学习，并为他另外设计考试。然而，“区别对待”依然难以立即消除，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差别的一种反应，只是这种反应完全可能是负面、过分和不人道的。因此，法律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政府部门、学校和大公司的行为。但是人们也看到，法律并不能一夜之间改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自由的国家，政府不能干预个人。为了要使个人的思想、行为乃至感觉都跟得上1964年民权法所代表的社会进步，美国社会还在学校教育、新闻媒体等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在这些努力中，一些民间团体认为，有一件事对改变人们的意识很重要，必须坚持去做。就是指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语言中有哪些是歧视的产物，然后教育和鼓励人们改变这样的语言习惯。这种对传统语言的“歧视”成分进行纠正和限制，后来在美国就被称为追求语言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这个术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据说，这个提法是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卡琳·迪克劳最早在1975年提出的。她认为，法定的妇女平等地位，并没有完全改变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妇女在语言上受到的歧视和侵犯是普遍的。这样的语言习惯不胜枚举。例如脏话，英语那句最难听的脏话的实际含义是对妇女的性侵犯，和中文的国骂是一个意思。又如英语中骂女人常常是“母狗”，骂男人却居然是“母狗的儿子”！人们普遍同意，脏话本身都应该从语言习惯中清除出去。问题在于，正常语言中的很多词也有性别差异，这反应了历来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别，从而，在语言中对男女性别还是“区别对待”的，有些并不是明显的冒犯，而另一些就是女权运动者所不能容忍的歧视了。所以，企图对语言作出一定规范和约束的所谓“政治正确”，最初是和女权运动有关的。这一提法，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整整十五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争执。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964年民权法以后，民权观念在美国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反省社会应该如何善待弱势。因此，从尊重妇女的范围开始，人们普遍地在逐步接受语言“政治正确”的概念。例如我们如今在一般演讲和总统讲话中，在任何正式场合，都会听到“他或她”，“他的或她的”等颇为拖泥带水的语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这种罗嗦的“他或她”句式，现在已经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基本语言规范。在学校的写作和演讲课上，都有这样的训练。与此同时，语言“政治正确”的范围也在悄悄地迅速扩大到了一切可能产生歧视的领域。一代人的精神启蒙之书，林达著《历史深处的忧虑》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将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自由不意味着浪漫，意味着代价。在种族歧视方面的语言用词禁忌，涉及面就更广。“尼各罗”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含有“黑色”和“黑夜”的意思，一向在美国用于称呼黑人。马丁·路德·金在讲话中，还自称尼各罗。可见人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贬义。可是在意思是“黑鬼”的“尼格”成为语言禁忌之后，渐渐地人们就连“尼各罗”一词也自动不用了。虽然至今没有人认为“尼格罗”就是歧视用语，可从七十年代起始这个词就愣是消失了。凡是在正式场合，今天美国人用的都是“非洲裔美国人”这个生生的新造词。对于美国人，这简直是一个语言奇迹。因为，这是一个最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拥有最自由散漫的民众，居然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人们出现了明显的语言自律。这种无形的语言压力是我们这些新移民在自己的国家从没有遇到过的。我们曾经习惯于畏惧权势的语言“政治正确”，却哪里想到，来到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对政府权势倒可以不放在眼里，可以公然出言不逊，却必须在朋友中提到弱势群体的时候小心翼翼，要语言“政治正确”，免得在谈到黑人或是同性恋时一不小心出现不恭之词，惹得朋友们把你归入种族主义者之列。这种压力自下而上，假如没有社会多数人的理性反思，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为了民权教育，在学校董事会的推动下，先后在校规校纪中写进了禁止歧视的条款。有些校规校纪主要是针对语言用词的。我们知道美国有言论自由，一个成年人的言论只要不“破坏和平”，语言没有“清楚和现实的危险”，你想说什么都是合法的，包括不针对具体对象的骂人脏话和歧视性言论。但是，这只是就“合法”一词的严格定义而言。在学校里，教育要遵从家长们教育子女的理念，在合法之外，还要教给学生“是非”。校规校纪就是“是非”概念的体现。比如说，校规中规定学生不能在学校里使用脏话。尽管不针对任何人的脏话是“合法”的，不会受法律制裁，但是违者可能受到校纪处分，如停课停学等等。而现在大量新的校规校纪中又包含了民权法反歧视的内容，包括反对歧视女性，歧视黑人和少数民族，歧视残障者等等，很多校规详细到语言用词的规范。于是“政治正确”普遍进入美国校规。激进的女权主义然而，任何社会潮流都有温和派，也有激进派。在争取妇女平等的运动中，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特别引人注目。英语的词源历史复杂，连语言学家也未必知道有些词具有性别的意思，有些词则根本是冷僻词，要全部改变，既没必要，也几乎不可能。何况绝大多数词即使曾经只与男性有关，现在却已经没有性别的含义了。可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依不饶，坚持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并且全部予以纠正。这样改变大量用词，用意可能是男女平等，却违反了语言的使用演化规律。这种过激的提倡“政治正确”也开始在妇女运动之外的领域发生。英语中现在所用的“残疾”一词是“手”和“帽子”两个词构成的，据说源于一次大战以后的伤员，只能手持帽子乞讨为生。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不少人主张改用新词，认为该词含有歧视。有人主张改为“体能受挑战者”。相应的，主张“精神病”改成“精神受挑战者”或“智能受挑战者”。主张者都身体力行地使用新词，而原来的词当然仍在通用。这样，就出现了一义多词的情况，而且都是新造的“生词”。当我和朋友迈克谈起来，他认为残疾一词不论来源如何，现在人们在使用时已经根本不含贬义。对于有些校规规范学生用语，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表示他对“政治正确”的“度”的把握。他说，对我来讲，“姑娘”当然不是“母狗”，可“残疾”还是“残疾”。我相信迈克绝对没有歧视残疾人的意思，残疾人本身也并不在乎这个用词，这大概就是此词还用到今天的原因。必须看到，“政治正确”是美国社会的一些精英，社会活动家们、教授们、大学生们，试图给处于多数的社会主流定出禁止歧视弱势群体的语言禁忌。它是社会反省的结果。因此大量的语言禁忌的提出，和弱势群体的自身要求并没有关系。比如，对残疾人和少数族裔的一些新造“尊称”，都不是他们自己提出的。在“政治正确”的诉求中，除了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男女平等之外，还有反对歧视同性恋，主张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主张抑富济贫，有更多的社会公平。所以说，剥开“政治正确”的“语言禁忌”的外壳，所谓“政治正确”，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自由派大潮经过潮涨潮落以后所流开来的一股支流。但是，这里有了一个微妙但是十分重要的变化。虽然自由派主张的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主张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等等，在几十年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可，甚至在很多领域有了成文法律的保障，也顺应了最近几十年美国社会朝野上下承认和鼓励文化多元化的历史大潮，但是，在自由派的根据地，大学校园里，他们却借着人多势众，把这些诉求或写进校规校纪，或形成校园舆论压力，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校园禁忌，并且开始向社会上扩散。而禁忌的范围又眼看着越来越大，没有什么可以琢磨的边界。因此，“政治正确”的内容还是反歧视，可是形式上却恰与当年反传统，反禁忌，求解放，求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驶了。所以，现在轮到自由派的对手来提出反禁忌，求自由了。那么，愤然反对“政治正确”的是什么人呢？冲在前面的自然是一些保守派。他们本来对自由派的主张就心存不满，但是碍于历史潮流、社会舆论和法律制约，他们被几十年来一股强劲的浪潮一下子冲得步履踉跄，现在是稳稳脚跟重新论理的时候。“政治正确”的语言禁忌，正好撞在他们的枪口上，这枪口就是美国最基本的传统：反禁忌和“言论自由”。确实，在美国任何触动“言论自由”这根弦的主张，都必须三思而行。何况，任何事情只要一走极端就容易荒谬化。参与调侃的远不止是保守派。虽然自由派一直是大学校园里的多数，自由主义思潮是大学里的主流，但是年轻的大学生对于过多过严的禁忌很容易心生厌烦。再加上“政治正确”所搞的言语禁忌在形式和逻辑上太容易被攻击，结果，大学里开“政治正确”的玩笑成了一时的娱乐。有趣的是，此类攻击一点儿也不犯“政治正确”的忌。不是说这个词不好，应该改吗？那我就顺着改，改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幽默至少暴露出“语言禁忌”过度以后的荒谬。不仅年轻人乐于开这样的玩笑。有人还写了这一类的书，电子网上也有数不胜数的“政治正确幽默”。有人一本正经地说，称“残疾人”为“体能受挑战者”仍有歧视之嫌，应该叫“不同能力者”，而吸毒者应该叫“化学受挑战者”，罪犯应该叫“社交隔离者”，神经病应该叫“精神探索者”，弱智应该叫“自定认知速率”，死人应该叫“功能失灵的大地之子”，如此等等。因为涉及的不是法律上“合法”和“非法”的概念，而是“是非对错”的概念，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争，就成了永远也打不清的口头官司，再加上很多人的调侃打趣，配上双方激进分子的严肃庄重，一时很是热闹。这些争执在表面上，集中在两个相互纠缠却又不能相互满足的诉求上，一方面是要发扬反歧视的主张，特别要在言论上杜绝歧视；另一方面是要伸张反对人为禁忌的理念，特别提出这是言论自由。其实，这场有关“政治正确”的讨论并不是在就事论事，而是美国民众的两大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民权运动三十年来走到今天的状态，在进行探讨和反省。所以，也夹杂了大量情绪化的成分。在这场大讨论中，语言“政治正确”只是因其最容易受攻击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在语言问题上，言论自由其实还是上下一致的最高原则，美国人认为这才是决定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东西。因此，“政治正确”在美国的实际生活中，还远不到侵犯个人“言论自由”的地步。只要离开校园，在校规不起作用的地方，“政治正确”就没有任何强制成分，它只是一种被提倡的语言自律。校规虽然在校园里有“准法律”的作用，但是向校规挑战闹上法庭的事并不多。一旦上了法庭，“言论自由”这个版本还是胜过“政治正确”版本的。例如前几年，南方有个州的一个大学生穿着印有骂人脏话的外衣到了校园。学校当局要处分他，学生偏偏不服，官司打到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已有判例，裁定学生行为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一种言论表达，尽管是骂人话，但是只要你把视线转开，它就没有冒犯你。本来这只是极罕见的个人行为，可是经过这么一禁，据说裁定出来后，校园里反而这种衣服风行一时。语言“政治正确”的发端是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今天对它的发难也是对三十年实施民权措施反省的一部分。“政治正确”的辩论只是一个缩影。这场争执犹如美国一直在上演的历史，不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除了对契约的尊重，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始终有不同的侧重面。对契约的达成和遵守，表现了他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他们以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美国民众的保守和自由两大派中，大多数人的主张虽有倾向，但都还是温和的。而冲在主张最前沿的，往往是双方的激进者。问题往往出在“激进”上。在语言“政治正确”的推行中，激进的自由派就有强加结论之嫌，而美国的传统是重程序而不强加结论的。更何况，推行“政治正确”的人们，急于求成，难免导致将人类社会存在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拿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为例，她们往往忽略了妇女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人们已经意识到，男的打铁，女的也打铁，并不一定就是平等。同样，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也是复杂的。好心提出把黑人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建议，虽然已经广泛流行，但是，许多黑人并不以为然。不少黑人认为多此一举，甚至有人反而质疑这种提法是在“制造不平等”，因为，白人为什么不叫“欧洲裔美国人”，而偏偏我们黑人特殊？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居然适得其反，反而搞得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也是始未料及的。在这场争执中，自由派的激进者试图把语言“政治正确”和反歧视推向极端，而保守派的激进者却打算把多元文化的潮流推回去。最终结果还是必然达到一个平衡。在对民权问题，包括“政治正确”的反省中，美国人最终依然保留了它反歧视的成果，但是对于已经和有可能“走过头”的部分，也会有足够的认识。犹如美国在两百多年来对各种问题的争执一样，双方激进者慷慨激昂甚至冷嘲热讽中，辩论得以充分展开，民众收获的是更清醒的认识，美国收获的是中庸。美国永远有一批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提出种种激进的，甚至是耸人听闻的主张，但是，在左右两极针锋相对的争吵中，整个国家却因此而避免了走极端。一代人的精神启蒙之书，林达著《历史深处的忧虑》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将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自由不意味着浪漫，意味着代价。

合众声摘要：在大英帝国时期，整个决策阶层对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商人，他们获取的信息几乎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回国内，让每一个政治家都在充分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断。正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信息沟通问题，使得这个海岛小国越发强大。而在中国，皇帝管制信息的行为最终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完全被自己制造的预设立场封闭了。但不幸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皇帝之手。本文转自友朋说，原题为《失去的三百年》历史只是谈资，无人吸取教训。关于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社会，有着太多错误的说法。当前人们的普遍认知是：这时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没有人对外界有所了解，也没有人生活在海外，整个国家都处于极端的信息匮乏之中。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沿海社会并非如此封闭。人们忽视了当时已经有数百万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他们与中国内陆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沿海的人们对海外世界和西方人并不陌生，也知道他们的坚船利炮有多么先进。就算是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全然无知。历任两广总督和位于广州的海关监督对西洋世界都有所了解，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在嘉庆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之间的澳门危机期间，广东各级官员也见识了英国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同时段的南方海盗潮时期，广东官员也尝试着与西方人联合去解决海盗问题。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如西方国家甚至海盗的。对于西洋的先进武器，这些官员也大都有所认知。可以说，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官员们的消息并不算闭塞。林则徐也绝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许多官员，如吉庆、百龄等人都曾经主动与西洋人打交道，去了解他们，他们的和平姿态甚至比林则徐的咄咄逼人更可取。广州十三行在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以行商为代表的与洋人做生意的阶层，他们会说西语，对海外的产品和技术更加推崇，对西洋贸易规则也越来越熟稔。因此，海外的华人、国内与海外有联系的沿海居民、国内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商人，他们都拥有丰富的西洋信息，这让那种认为中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时是铁板一块的无知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可是，我们又无法否认，虽然已经存在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但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仍显得如此无知。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明清的封建集权制度说起。这个制度的最核心任务是保证社会稳定，并以一人为中心来格式化整个社会。虽然有大量沿海地区的华人身处海外，但他们在皇帝的眼里并不是有益的阶层，而是不肖的臣民。皇帝对他们不仅不帮助，而且首先想到的是打击，甚至杀害。对那些身在海外的人，皇帝也想方设法地把他们与国内的亲戚隔离开，避免“有害的”（却往往是真实的）信息传入国内影响稳定。因此，海外华人虽多，但他们对国内的影响几近于零。沿海的官员虽然也知道真相，但他们如果说出真相，不仅不会得到表彰，反而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中被清算，于是他们选择将有效信息过滤掉，只说皇帝喜欢的、抓不住把柄的话。最终，皇帝无法从官员处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沿海的商人阶层更了解西洋世界，青睐西洋产品，甚至采取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帝国的链条末端，只能扮演帮助帝国榨取洋人财富的角色。我们通常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富裕的寻租阶层，却不知道，他们为了完成帝国的任务，大都被压弯了腰，且大规模地破产，有的甚至赔上了性命都无法满足皇帝的榨取。帝国甚至长时间无法凑够足够的行商与外国人做生意。长期处于这样低下的地位，于是没有商人能够说出真相，也没有人敢提意见。道光皇帝所以，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实质是：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特别是19世纪之后，帝国的军事实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却无法传递给皇帝，供他决策。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苛责皇帝（具体来说，是当时的道光皇帝），因为在封闭环境中接受教育和长大的人，是学不会开放思维，也不会接受新知识的。大权在握的皇帝所接收的信息就足以支撑他决策的正确性——最终的问题在于封建集权式制度而不是个人。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集权制度与英国制度做个对比，来说明信息收集方面的差别。在大英帝国时期，整个决策阶层对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商人，他们获取的信息几乎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回国内，让每一个政治家都在充分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断。正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信息沟通问题，使得这个海岛小国越发强大。而在中国，皇帝管制信息的行为最终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完全被自己制造的预设立场封闭了。但不幸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皇帝之手。另一个现代人充满了误解的问题是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改革时期，也不缺乏开放时期。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错误地将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对应起来。虽然“改革”与“变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却是南辕北辙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目的是赋予民间经济更多自由；而历史上的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汉武帝变法、唐朝的两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却大都以收紧权力、加强干预、增加财政为目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产生了挤出民间财富、达到普遍贫穷的结果。古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以汉朝的文景之治为代表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几乎在每个朝代初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宽松时期，减少权力的任性、强化民间的自治，从而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而在中国古代，大的开放时期也至少出现过四次，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西域知识的大量引入，唐宋时期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维，以及明末的西学运动。这四次的开放并不比现代这一次弱。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以本书所描写的时段为例，当人们谈论起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闭锁政策恰好是从明末的大开放逐渐演化来的。豆瓣9.3分神作！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方志远老师签名藏书票版《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清是中央集权的顶峰，这本书助您了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明代这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行的。明末的大开放时期曾经充满了希望，本书也详细地追寻了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文明在发展到高峰之前，往往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引进，将其他文明的先进知识引入本土文明，而引入的方式，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不管是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都能看到明显的大翻译运动的痕迹。而在明末也有这样一次大翻译运动，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次大翻译运动之一（另一次是佛教翻译运动）。这次运动中，人们几乎将西方科学所有的学科都翻译成中文并引入国内，这既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也包括信仰和哲学。在当时，西方科学从发现到引入中国的时间差往往只有几年到十几年，在只能依靠航海沟通的时代里，这样的时间差已经是奇迹。徐光启在明末，还有一群高官显贵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人迅速将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智识阶层当中，形成了一次西学运动。这些代表人物既有内阁的首辅、次辅，也有地方上的乡绅阶层，甚至包括宫廷内的皇室成员和太监。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为了宗教而与传教士接触，而是带着明确的学习和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看到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也意识到这些知识可以为我所用，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试图在军事、水利、天文等各个领域，将这些先进的知识与中国古老的体系完成对接。而在经济层面上，随着隆庆开关的进行，中国和世界的贸易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拥有世界眼光的对外人才。另外，东南沿海地区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也是最能和西方打交道、最懂得在近代规则下博弈的力量。当明朝变成了南明，郑氏与南明朝廷合作，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贸易精神和开放心态、懂得贸易规则的政权，可惜的是这个政权最终没有维持下去，而是被北方更加保守的政权所取代。即便到了清朝，中国依然继续享受着这次开放的成果。康熙皇帝是清朝最懂得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的统治者，虽然现代人谈起他来，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民族精神”和强大武力，忽略了他与世界的接触。在康熙时代，清朝拥有最强大的西洋大炮部队，装配着最先进的西洋式武器，对整个亚洲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就连皇帝本人也对西洋的数学、几何、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充满了兴趣，不断地找北京的传教士给自己讲解，甚至自己做题巩固知识。他还擅长利用西洋知识来解决工程问题。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皇帝的谈判队伍中就有会拉丁语的西洋人士，而与俄国人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用的竟然是拉丁文。为了获得最科学的地图，他将西洋人士派往全国测量地理，获得了精确的中国全图。康熙皇帝对西洋事物也很痴迷，他知道西方的药品更能治病，使得宫人也以拥有西洋药材而自豪。他的宫廷里充满了西洋的器具。他本人甚至提倡皇室成员学习西洋语言。而在贸易上，康熙皇帝在灭亡了郑氏集团后，毅然选择重启海外贸易，建立了比之后的一口通商要先进的四口通商体制。当人们对贸易政策依然有疑虑时，他又出台措施，鼓励海外贸易。当日本决定闭关锁国时，康熙皇帝甚至鼓励中国商人与日本交流。中国皇帝对西洋知识和西洋物品的利用，在康熙时期达到巅峰。但我们也要看到，清朝对西洋知识的利用，已经与明朝有了重大的区别。人们普遍认为明清都属于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员、文人和社会相对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使得明朝时对西学感兴趣的人群是庞大的，正是他们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而他们的兴趣又通过对政策的影响，使得明朝政治上对西学的接纳程度远高于清朝，这一点正是带给我们希望的地方。到了清朝，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集权的加强，大臣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机会，都以当皇帝的奴才为荣。因此，即便是康熙时期，对西学感兴趣的也只有皇帝一人而已，在大臣和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独立思考、接纳西学的人群。康熙皇帝本人虽然推崇西方传教士的学问，却只是让传教士和西方技术为自己服务，他并不想推广西学，甚至害怕人们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抗拒权力的手段和思想。他对西学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学习，只准自己利用。这就锁死了西学，使之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西学变成了皇帝圈养的金丝雀。他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会一次次重演，那就是统治者只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官营事业，对百姓却充满了警惕，将他们获取先进知识的通道全部堵死。在清朝，随着开明皇帝的去世，西学的圈养化产生了最坏的结果：当一个对西方知识更加无知、思想上更保守的皇帝上台时，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中国的开放之路。而恰在同时，科学在西方产生了爆炸式的进化。在明朝，西方科学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差只有几年，但在清朝，任何的新知识都不会再传入中国。中国在皇帝的挟持下彻底扭过了头，再也不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了。清政府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对海外贸易也产生了最坏的结果，从四口通商退回到一口通商，而这一口，也成了敛财的工具——清政府和官员不断地从外贸中榨取收入，直到连官方指定的商人（行商）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破产。从明朝后期打开国门迎接西方贸易，到一群承认西学先进性、主动引入西方知识的文人和官员阶层出现，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机。但不幸的是，明朝打开国门的时候，已经是国内政治和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它无力调整统治秩序，这个衰老的政权也在国内反叛和对清战争的双重压迫下走向灭亡。但明朝文人所主导的西学精神即便到了南明政权以及郑成功时期，依然保留了下来。在这些南方政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西学知识的倚重，加上形势的逼迫，让他们必须开放国门，接受西方的武器和商品。但他们最终无力抵抗更加强大的北方政权，被纳入了集权体制中。清政府在早期为了扩张，也必须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其他科学，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手中，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只是这个皇帝也有着巨大的维持稳定的需求，不允许西学流向民间。当帝国结束了扩张期，进入稳定期，就关闭了所有窗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闭锁。豆瓣9.3分神作！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方志远老师签名藏书票版《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清是中央集权的顶峰，这本书助您了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明代这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行的。从大航海时代到海通的三百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带着希望迎接西学的到来。在第一个百年里，它充满了好奇和试探，并接纳了更加先进的知识；在第二个百年里，随着明清的改朝换代，西学知识在颠簸中继续传播，直到被一个聪明的皇帝利用，但最终在另一个保守的皇帝手中落下了帷幕；到第三个百年，中国已经没有了西学知识，只有自大，但即便这样，知道西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并不少，只是制度将他们的消息全部过滤，留给皇帝的，只有他心目中那个万年永驻的中央体制。当西方人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最终铺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却拐了个巨大的弯，最终彻底浪费了这三百年的机会。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不想让这宝贵的三百年淹没在一句“闭关锁国”之下，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中国也曾经有机会去学习西方、向世界开放，不管是在技术、商业、资金还是制度上。也让现代读者明白，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对外开放，但如果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就会回归封闭的原点。那么，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闭关锁国”？闭关锁国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贸易断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对外贸易的名义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互相抵触的政策，在官僚执行过程中，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直至无法顺利地进行，从事实上将国门关闭。闭关锁国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个制度性的自主选择。由于集权式制度对开放性的天然恐惧，皇帝更倾向于禁止百姓接触海外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从而利用制度和舆论的力量，将百姓闭锁在信息大坝之内，最终产生对世界的厌恶和轻视。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明时期的开放已经“制造”了一批开眼向洋的人，即便到了清朝，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州一带依然有人是知道海外世界的，但整个社会的舆论场已经故意去排斥他们、不去了解海外世界了。我们可以说，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但中国的皇帝却花了三百年将大门重新关上。只是他们不知道，随着大门的关闭与新技术的断绝，政权最终也必将在外部的冲击下倒塌。从这个角度说，鸦片只是一个契机，它的非正义性给了清朝的溃退一个借口豆瓣9.3分神作！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方志远老师签名藏书票版《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明清是中央集权的顶峰，这本书助您了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明代这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行的。

时间：2024年11月02日（周六）15:00-17:00预约方式：南翔书苑直播间欢迎分享文章至微信朋友圈欢迎来南翔书苑打卡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

合众声摘要：让人目不暇给的新政，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健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本文转自《三家村》，原题为《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陈炯明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这两位陈炯明与孙中山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一、自治理想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陈炯明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陈炯明3岁，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员，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1909年，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稀缺】全五册签名并钤印版，著名历史学家张鸣老师著《张鸣说历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的文字，总能把正史中的乱弹和野史中真相直观地呈现出来，庄正又不乏幽默，真实却不失系统，那些被刻意修改的历史就在一个个小故事中被发掘出来。二、漳州新政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就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在那位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围绕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在闽南二十六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2008年的《国家历史》杂志比较集中地整理了陈炯明的施政内容，抄录如下：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筹办大学。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的翘首盼望的救星。因此，陈炯明才能以弱胜强，一举荡平广东全境。【稀缺】全五册签名并钤印版，著名历史学家张鸣老师著《张鸣说历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的文字，总能把正史中的乱弹和野史中真相直观地呈现出来，庄正又不乏幽默，真实却不失系统，那些被刻意修改的历史就在一个个小故事中被发掘出来。三、广州沉浮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但他遇到了孙中山。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广东全省总商会成立了，广东经济调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让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让人目不暇给的新政，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健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四、直到孙中山进入广东孙中山进广州之前，先对陈炯明承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结果，到广州不久，孙中山就宣布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醉心于地方自治的陈炯明，遇上了最顽强也最偏执的职业革命家，崇尚改良的士绅，遇上了暴力革命的鼻祖，安于一方的广东百姓又开始被折腾。孙陈决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孙主张集权，要武力北伐，统一中国，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以南北和平的手段来谋求统一。这个矛盾无法调和，于是重重疑案产生，陈炯明的战友邓铿之死，成为第一个疑案，历史学家汪荣祖认定，邓铿是被孙中山谋害。而陈炯明的造反，也是因为孙中山欲除掉陈炯明。最大的谜案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这个事件的真相正在浮现，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实际上粤军只虚开了三炮吓唬守军，而且事前通知了孙中山离开，反倒孙中山以海军大炮向广州城内乱轰，炸死无辜平民过百。后来，孙中山贿赂地方军阀攻打广州，陈炯明避战而走。从此，按照学者叶曙明新著《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记载，广州百姓因军阀驻军，被盘剥重税，并因罢市抗议被火烧商埠，大批商人被屠杀，孙中山治下的广州，竟然百姓哀号，遭到全国舆论的讨伐。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唏嘘，再回首，云遮断归途，这才一百年的功夫，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被歪曲，多少杰出的人物被忽略，被遗忘，被丑化。历史总是对失败者过分刻薄，人民总是忘记对自己最好的人，而品德较高的人往往成为失败者。逢此遭遇者，千古以下，又岂独陈炯明一个人呢。陈炯明颇有诗才，他曾写过一首白话诗，至今读之，依然心潮澎湃，拍案再三：“地中海的风浪平了，大西洋的风浪又起，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东边的大陆，中间的岛国，望着潮头，说是早晚必至……”【稀缺】全五册签名并钤印版，著名历史学家张鸣老师著《张鸣说历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的文字，总能把正史中的乱弹和野史中真相直观地呈现出来，庄正又不乏幽默，真实却不失系统，那些被刻意修改的历史就在一个个小故事中被发掘出来。

合众声摘要：相比我国的人口在全球的占比，我国大部分行业的产能或运能，已经明显超前发展了。而且，基础设施的运维成本非常高，在总人口减少、人口流动性下降的大趋势下，更应该从长计议，审慎投资。据测算，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ROIC（所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已经从2010年的3.1%降至2023年的0.46%。无论是借鉴日本90年代后的经验教训，还是对我国经济现状的逻辑演绎，都不难得出结论，当务之急应该的惠民生，促消费，避免出现CPI长期徘徊在零附近的局面。本文转自“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作者李迅雷，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原题为《射中经济问题的靶心难吗？》比萨斜塔修复中的四次“失算”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举世闻名，据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在这座斜塔上做的。比萨城位于两条大河之间，其土壤主要由沙粘、土和贝壳构成，低下水层比较浅。比萨斜塔修建于1173年，由著名建筑师那诺·皮萨诺主持修建，当时建造师认为打3米深的地基就可以支撑这座设计中的50多米高比萨塔了。但这种不稳定的土壤上建造更高的建筑，底部力自然是不均匀的。施工五年后，由于地基沉降，塔身从三层开始有所倾斜。之后比萨城和附近的城邦热那亚陷入长期战争，工程被迫中止。过了近100年后才开始在原先第三层的基础上往上修建。新的建筑师认为之前是往北倾斜，便选择通过加高塔身南侧来尝试纠正倾斜，但谁知矫枉过正，到1372年封顶时，比萨塔呈现香蕉状。由于塔身在漫长的岁月不断下沉，倾斜度也达到了惊人的5度。1838年，为了探究下沉的地基，工程师们围绕地基挖掘出一条走道，然而挖走支撑的沙土却导致了更严重的倾斜。这次尝试显然没有考虑到地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1935年，意大利工程师向基底植入80吨砂浆以加固塔基，但砂浆烧结不均匀反而引发了又一次下沉和倾斜。这表明简单的加固措施并不足以应对斜塔复杂的倾斜问题。他们决定不要让斜塔倒塌，1990年工程师又浇注一圈混凝土，并在北面加了600吨铅块，倾斜度有所回正。由于铅块影响美观，他们又决定用钢缆拉住塔身，然后移走铅块。在安装钢缆时，需要用液氮冷冻地面。而液氮不仅会冻结地面，还会冻结一米以下的地下水。水变成冰后，体积会膨胀。这又导致塔体开始以每天4弧秒的速度向南倾斜，于是这项修复工程不得不终止。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工程师们最终采用了地基应力解除法来修复斜塔。他们通过在塔基北侧下方进行掏土操作，逐步调整塔身的重心，从而减缓其倾斜速度。这一方案最终取得了成功，将斜塔的倾斜角度减少了显著程度。通过北侧地基掏土来矫正斜度在掏土的同时，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地下水的排水系统，以缓解地基松软问题。经过这次维护，塔顶奇迹般地被拉回50多厘米。2001年，比萨斜塔终于再次向公众开放。总结下来，比萨斜塔的修复工程前前后后持续近700年，先后有四次修复实践被证明是弄巧成拙。原本以为面对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萨塔，由顶尖工程师组成的修复小组应用物理或建筑学的基本知识找到正确的修复方案并不是件难事，但事实证明，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由此想到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如何获得正解？经济学的流派众多，每年都会评出好几位经济学诺奖，他们都曾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其理论有丰富的案例来证明正确性。但经济学的难点在于它要研究人的行为，而比萨斜塔如何修复则不需要研究人的行为。因此，寻找经济问题的正解比比萨斜塔修复工程难多了，要有敬畏之心。【出版社直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他们认为，各国发展差异完全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才是国家繁荣的秘密，而“攫取性经济制度”只会让国家衰败。应对通缩：日本为何屡屡失误？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陷入了长期经济低迷的状态，或被称之为“失去30年”。为何日本政府不遗余力采取了那么多举措都没有能让日本走出通缩困局呢？通常认为当年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至少存在三大失误。首先，轻视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对经济带来的冲击。例如，1991、1992年日本企划厅发

合众声摘要：从东北巨流河启程，最终落脚于台湾哑口海的齐邦媛如是感叹：“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2020年12月号2019年7月在中国的西陲边地云南腾冲参观纪念远征军的国殇墓园时，毕业于云南一所大学的男导游讲起一些幸存的远征军在1950年代后的人生坎坷与悲剧命运，尤其是子女因为父辈这个身份而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等种种境况时，大有拍案而起慷慨激昂之态，闻者也几乎堕泪。在中国人的抗战后期，远征军这一页历史何其悲壮，在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历史悲歌中，也有着穆旦、黄仁宇等投笔从戎的灼灼知识青年的身影。同行者有王元化先生的弟子胡晓明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江南文化的名家，也是一位诗情横溢、至情至性之人。远征军在我们应学校工会组织的暑期疗养团团长之约，联合举办了一场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精英文化的南迁及其影响（主要是关于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的沙龙之后，胡晓明意味深长地提及，多年前他曾经在台湾一个文化沙龙见到为二十世纪中国抗战史，尤其是抗战中教育史和文化史留下重要见证的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的齐邦媛教授；在听过齐讲述其回忆录《巨流河》书里书外的故事与感慨后，胡问道：为什么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与精英文化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战中，仍旧能够薪火相传、沛然莫之能御，以至于产生了现代中国大学史上最重要的传奇之一——西南联大师生群体的群星闪耀，而在战后的短短几年，知识分子群体竟然就分崩离析、士气萎靡，与此相关联的精英文化也日薄西山乃至于烟消云散，如一地散碎的人文主义珍珠再也无法连缀贯穿起来？胡没有讲述齐如何回应这个大哉问，而这个问题却长久地纠缠着我，让我在读书思考和教学的间隙中时常想起这个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浮现出来的经典之问。一、文化比政治更有尊严无独有偶，多年前在课上引领年轻的大学生细读何兆武先生脍炙人口的回忆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口述史《上学记》，他们都为之倾倒，甚至有一些学生梦想着能够找到月光宝盒，穿越回到那个弦歌不辍的时期，去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体验在战火纷飞中跑警报、泡茶馆，读书求学的紧张与从容，感受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大师的光采与教诲。何自然没有回避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伦敦蒙难”后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革命家，对中国事态一向关心的列宁也把目光投向了他。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场。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4

合众声摘要：在我们的帝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矛盾是，工商业的发展依赖于特权保护，光靠网疏而民富是不够的，只有一个量的积累，高峰往往是来自于特权保护，可是特权往往又能毁了工商业发展。那些官商、皇商是靠垄断来获得利润的，而垄断在效率上往往是不高的。还有一部分工商业发展来自特权的庇护，而特权的庇护可以撤销，特权也可能会随时消失，徐阶倒了，他家就完了。本文系刘守刚教授在南翔书苑的讲座整理稿，经作者审阅。原题为《从财政看国家转型：三个皇帝的财政史故事》我的专业叫财政史。其实财政史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学科，但在这两年也很有意思，开始有一点点热。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做“中国财政史”的一点体会。刘守刚刚才我说了，财政史在我们国家的学科当中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项目。虽然财政史小众，但财政很重要。研究财政、从财政的角度去探索国家、探索国家的兴衰，这样的一个命题却很重大。我给大家引介南宋时期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叶适，他也是浙东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我们南宋时期，在今天的浙江东部，大概主要是温州台州这一带，很有意思，突然涌现了一批人，形成了一个学派。他们倡导什么学说呢？可能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叫功利学派。我们今天之所以把Utilitarianism，翻译成“功利主义”，就是从他们这里借用来的功利这个词，他们提倡功利。这群人认为你如果不讲功利，只讲道义，那么道义就是一个虚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可见功利并不是我们现代的思想，在叶适那个时代已经提倡了，叶适也说了关于财政对于研究国家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想知道今天的政事，今天的大事该怎么做，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财政情况。要知道今天财政的本和末，要总体了解的话，就必须要去考古。考古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处，可是我们不知古就不能知今。讲座之前有两位朋友跟我聊起，现在我们中国面临很多的问题。我说这其中很多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在古今中西，遇到过很多次。我们在面对采取的措施、凝结的智慧，就形成我们财政的思想。对于这些，实际上我们已经研究很多了。包括叶适那时候，包括今天，要解决危机就需要借助于财政史来说明。前言对于现有的历史著作，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大家所熟悉充满历史史料的专业著作，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它强调使用第一手历史材料。所谓的用第一手材料，要么是考古挖掘出来的，要么是哪个古文献找出来的，或者像有些学者所使用的某个村庄连续两三百年的地契资料。这些材料以前从来没人用过，现在把它们发掘出来，写成书。这样的研究形成的著作，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一般来说，这样的历史著作是最为人推崇的，也是后面两类历史著作的基础。第二类历史著作，如果说它是研究，可能有人不太赞成，但它肯定是历史著作，我把它叫做消费的历史。看这样的书，我们会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很有教育意义。一般来说，这样的著作写作时依据前一类历史著作，专业的说法是利用二手文献，就是说用二手文献来写这样的著作。可能很多朋友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大致就是此类著作。这一类著作只要不伪造历史，不伪造证据就可以，就是说只要根据现有的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些史实来写，虽然是用二手文献，但也是非常好的著作。第三类，我把它叫做反思的历史。这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历史材料去进行思考。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就把它归到第三类，即反思的历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三个财政史故事，可能从故事来说没有那么动人，没有那么曲折。大家知道故事这个词，一般指的是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叫大人给我们讲的，往往曲折动人，有王子、公主、城堡、仙魔之类的。而中国古代用“故事”这个词，它的意思一开始主要指的是过去的事。我们看看过去的事，然后再看看如何利用这样的事来进行今天的思考。如果要写一部反思的历史，要借助于历史的故事来进行今天的思考，我们就需要掌握一点概念。第一类历史书写者有时候很讨厌概念，他说你只要实事求是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去找史料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有了这些史料以后就要思考，史料跟史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史料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是什么？这些还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要思考就需要概念。今天的讲座开始，我要稍微讲一点点概念，这是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一点概念，然后用这些概念、框架，再来反思明朝三个皇帝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来反思今天，我把它概括为从财政来看“走出帝国”，这就是今天讲座的正标题——“从财政看国家转型”。先讲一点概念，可能会稍微有些枯燥，但是只要大家掌握了，就会发现原来运用概念去思考，可以得到多么深刻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当我说到“秦琼卖马”的时候，线上线下的朋友可能大概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但是我在给本科生讲中国财政史的时候，说“秦琼卖马”，他们立刻就懵了：秦琼，谁啊？卖马干什么？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大致上知道，秦琼去潞州府出差没钱了，只好把自己的马卖掉来筹集资金。那秦琼为什么不去抢钱？以他的功夫，我们知道在《隋唐演义》里面他算是一条好汉，功夫也很高，去抢根本没问题的，他为什么不抢钱呢？我们再来看大禹治水。这当然也是个传说，是个故事，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也遇到经费问题。但他不用卖马，他把天下分为九州，然后规定每个州给他上供多少税收，连上供的路线都规定得详详细细的。当然这是传说，历史中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不知道，但这件事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大禹统治期间其中有一个人叫防风氏，有人说他是今天浙江德清这个地方的部落酋长。大禹在涂山大会诸侯的时候让诸侯上交玉帛作为税收。玉和帛在当时都是货币，帛是丝织品，丝织品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玉是上币，上等的，也是货币。史书上说“防风氏后至”，“后至”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迟到了，也有人说“后”是“不”的意思，没有到。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论语》里面一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后”不是先后的意思，不是后来凋谢，而是不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也”。“后”是“不”的意思，那到底防风氏是迟到了还是没来？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说他“后至”，但是没说到底是晚了，还是没来，但最后大禹把他杀掉了。为什么秦琼不能去抢？因为秦琼知道没钱出差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大禹可以征税，甚至不惜杀人？因为大禹所做的是为了公共需要，治水是公共的需要。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首先想到的是强制性。引用美国的开国之父富兰克林一句话，“死亡和税收,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税收和死亡是强制性的，我们谁也避免不了。税收是强制性的，不交税会惩罚你。为什么可以强制？大禹为什么可以杀防风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收用在公共需要上。如果不是用在公共需要上，也强制你交钱，那就等于秦琼靠他的双锏去抢劫。我们说财政权有公共性，或者说财政权之所以能被我们所接受，是因为它背后有公共性，但这个公共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立刻就有的，而是在现实国家的发展史当中慢慢实现的。在这里根据我的老师所说的，把国家分成三个阶段、三种类型。要分类就要有依据，把国家分类，依据是什么呢？国家有三个必备要素：国家一定要有人口，没有人口叫什么国家？国家一定要有土地，没有土地，像犹太人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流浪了那么多年，没有土地，当然也不叫国家。后来在巴勒斯坦搞了块地，就是为了建立国家。当然，要成为国家一定还要有公共权力，南极洲有土地了，也有人口了，但是没有公共权力，所以南极洲不能称为国家。这三个要素对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一下，国家刚刚形成的时候，相对于既有的人口来说，土地资源似乎是无限丰富的。这时候对我们来说，造成紧张的不是土地，我们只要放把火把草木烧掉，草木灰积累下来，就有地可以耕种。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口。如何保障现有人口不断地生存和繁衍，此时最为重要，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城邦。后来城邦的人口不断地繁衍，城邦不断地扩大，这时候城邦跟城邦之间对土地资源就产生了紧张关系，要不断打仗抢夺土地，此时慢慢就进入到帝国的阶段。所以帝国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是对外要抢土地，为了保障人群的生存和繁荣，就要抢更多的土地。今天被我们批臭了的希特勒说的扩大民族生存空间，那实际上是帝国的特征，而希特勒生错了时代。另外一个特征是对内的，即怎么用更好的制度，来有效的使用现有的土地。这是帝国，一切围绕着土地为支撑点运转、设计制度。在帝国阶段，国与国之间不断打仗，打到最后国家的边界基本就固定了，谁也征服不了谁了，慢慢地进入到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了。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去扩张土地，而是如何安排现有的土地、利用现有的国内资源，让它发挥效率，养活更多的人口，实现更多人口的繁荣，这才是重要的。这时候的制度设计，公共权力的安排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公共权力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支撑点。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共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城邦时代，公共性跟私人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摩西带着犹太人从埃及逃出来了，摩西的个人权威是上帝加持过的，成为公共权力的表现形式。大家之所以要服从摩西，摩西可以惩治别人，是因为他掌握公共权力，我们这个人群才能生存。而这个时候的公共权力表现为个人的权威，具有高度的私人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去把摩西给暗杀了，那这个团体可能就解散了，后来的国家就没了。进入帝国以后，公共权力表现为君权。君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天下所有的土地授给君主，君主依托于土地，建立起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帝国时代的君权跟前面的权威不太一样，它既有私人性，但也有一定的公共性。你把皇帝杀了，他有太子，他有继承人，这个国家可能会乱一阵子，但不至于国家就就此解体。到了现代国家，公共权力表现为主权。主权的意思是，公共权力是用某一个组织来承载自己的，权力跟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沿用我们刚才的比喻，现代国家领导人是最不怕暗杀的。我们以美国为例，你把美国总统杀了，副总统立刻继位了，副总统你也把他杀了，众议院议长继位，众议院议长如果也不幸死了，那就是国务卿。总之一套组织只要在，他的国家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权力如何一步步公共化的，如何一步步的从跟个人高度结合，到跟组织结合。接下来我们把三个阶段，三种类型的国家对应到中国的时期。大致上城邦对应的是商和西周，为什么不提夏？因为现在考古上还没有特别可信的证据证明夏一定存在。商肯定没问题，西周也没问题。这个阶段大致上属于中国的城邦时代。中国的帝国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清代。现在国家就是我们说的晚清民国直至现在。以上大致就是这样一些阶段的划分。回到财政。国家通过什么样的“税柄”来获取财政收入？在各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各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税柄也是不太一样的。什么叫税柄？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柄是手柄、门把手，面对沉重的大门，你只要能够轻轻地把门把手一扭，门就可以打开；还有我们说的柄是勺子勺柄，很烫的汤，我把勺柄伸进去，就可以把汤舀出来，这就是柄。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税柄去征税，我把税柄分成三种：一种是人，一种是地，一种是商业活动。就人来说，以人口为税柄，我觉得这是城邦财政主要的特征。城邦刚才讲了，最为重要的支撑要素是人口，土地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土地很多，公共权力也有了，但还是比较简陋，这时候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对人征税，让他服役，卖力气，或者按人头征税也是可能的，如果有钱或者有粮食的话也可以用来抵税，这叫做以人口为税柄。接下来到帝国时代，实际上是以土地为税柄。国家分地给你，你就给国家交租，或者叫田赋。这种按土地的面积和等级来收粮食或者钱，叫做税地。还有一个是税商，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征收工商业税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是国家亲自出面从事商业活动赚取利润，这叫官营制。还有一个是许可制，即国家普遍地禁止，然后只允许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节从事商业活动，此时你买我的许可证，把钱给我，我就允许你去活动。税商最典型的税柄，就是盐。盐有的时候实行征税制。比如在北洋政府时候，中国实行征税制，放开民间经营盐业，国家在盐场征税。对于盐，以前我们国家也实行过官营制，比如桑弘羊为了给汉武帝捞钱去打仗，就把生产盐、运输盐、批发盐、零售盐的活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说实话，所有环节都垄断在国家手中，其实没有太多的利润，因为这种官营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比较低。所以在唐代刘晏实行变法，在盐业只垄断两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把批发盐和收购盐由国家垄断，其他环节放开给民间经营。实际上，我们看今天的土地批租制度，就跟刘晏的盐业制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土地要卖只能卖给谁？国有土地部门。这样国家就垄断了土地的收购环节。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土地，就只能到国家那里去批发，就是我们所谓的土地招拍挂，国家垄断了批发环节。垄断收购，垄断批发，刘晏也是这么干的。有人说“税商”跟前面“税人”、“税地”有什么不一样呢？税商一定是寄托于经济主体愿意从事商业活动才能有收入，我消费者愿意买盐，商人愿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国家才能够有收益。如果没有人愿意从事商业活动，国家是没有收益的。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有意愿在里面。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讲得非常好，叫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做”。一旦预测到会赔本，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在中国从城邦向帝国过渡，能用的标志是什么？可以用“初税亩”。我们以鲁国为例，实际上初税亩这样的行动不仅仅发生在鲁国，在其他诸侯国，类似的过程是普遍的。它既是我们财政收入形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又是我们整个国家转型的一个重大的象征。初税亩说的是，原来鲁国国君，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君，或者大的封建主，基本上都是“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井田制。当然，井田制历史上是不是真实存在，是有疑问的，可能真实的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大体上我们说有一块公田，村社的人来耕这块公田，公田上收获的粮食由领主拿走。在历史上可能一开始是把这些粮食用来做祭祀，后来在财政上可能把它用作行政经费，用于行政开支。可问题在于借民力助耕公田，老百姓往往不愿意在公田上尽力。史书记载，“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到朝鲜去参观一下，你们会发现，朝鲜的农村自留地庄稼长得总是很好，集体的庄稼长得就不好。在中国，1978年以前也是这样。这是普遍的人性。怎么办呢？在春秋时期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初税亩。不管你原来是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照你现在占有土地的1/10或者一个其他的比例上交粮食，而不像以前私田生产的粮食归自己，公田的归领主，那样的话领主会吃亏，因为公田总是耕不好。现在不管公还是私，都交1/10，我们今天叫分成制。财政史上由初税亩形成的财政征收形式，叫“履亩而税”。这些内容，可能大家在《中国古代史》课程都学过。它标志着帝国财政制度的诞生，也标志着帝国的诞生。从现实来看，中华帝国运用税柄的规律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城邦时代主要是税人，帝国时代主要是税地，现代国家主要是税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性质、纯粹类型性质的，现实中它可能是三种混合的。在帝国时期，“履亩而税”是理想，税地是正宗。我们看到，在帝国时代税人一直处于消灭过程中，比如讲汉代有一个做法后来成为制度，叫“更赋”。更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你是要亲自服役的，现在交钱就可以了，交钱就不用来服役了。一直到我们所说的“摊丁入亩”，即雍正年间的改革，都是原来你要服劳役，现在不用服了。不过，这一次是把你要服劳役的负担摊到田亩上。税商在帝国时期一直进行，在宋代和元代两个王朝还比较兴盛，以此获得财政收入。宋元两个朝代很有意思，它有大量的财政收入来自工商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工商税收、许可、官营等形式，获取的财政收入超过总数的50%，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不过在帝国时期，税商一直受到批评。前面我们说的叶适，他是赞成税商的。但在帝国时期很多人是批评它的，特别是朱熹，他对此有很强烈的批评。我们把概念部分全部讲完了，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框架，了解大致上有三种税柄，有三种国家形态，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明代三个皇帝的财政史故事。为什么讲明代？明代因为是最成熟的帝国时期。当然，还有一个清代。我们说清承明制，所以我们暂时不谈清，先看明代。马克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相信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上，它叫做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们想搞清楚猴体的身体结构，我们先解剖人，因为人是发展最成熟的，对照人再去研究猴。对照最成熟时期的帝国制度，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整个中华帝国制度以及帝国为什么一定要向现代国家转型。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老师亲笔签名版《何以帝国》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从财税角度审视中国历史，抓住了钱的流向，就抓住了帝国何以兴亡的关键所在。政治是表象，经济才是内核啊！空印案首先，我们讲朱元璋时期一个财政史的案件。有人说明初有三大案——蓝玉案、胡惟庸案和空印案。蓝玉案、胡惟庸案不提，因为跟财政史关系不大，空印案则是完全的财政史案件。在朱元璋时代，每年年末有一个钱粮奏销的做法，就是各省都要派人带着由本省布政司提交的申报表册向皇帝汇报。当然，皇帝没空接待你，实际上是向户部汇报。户部代表皇帝来接收账册：你来汇报，我来负责检查。这是制度，一听挺好的，挺合理的，是不是？就像我们每年申报的课题，课题花了钱我们就拿着发票到财务那里去报销。可问题就在于我们报销时，比如说我拿了7560块发票，填好了单子交到财务，财务审了审说你有三张发票不合格，你只能报5600。我转过头去，在财务处那边电脑上重新修改我的表格，再重新打印出来给他，报销就完结。可在当时，距离可不是一点点。比如湖广行省的人，从湖北跑到了南京，要把表格填好了交给户部，户部说一共报了50项，但是有10项不合格。该怎么办？再回去吗？湖广行省到南京顺流而下还比较方便，可在当时逆流而上就很难。还有一个现实的困难是什么？这个申报人往往承担了上解中央税粮的任务，特别是在明初，都是实物性财政。也就是湖广行省上交给中央的，比如说粮食，要运到南京，中间会有损耗，因为运的人要吃粮食，所以运1万石就要多带一点。1万多石粮食到了南京，一路被人吃了一点，过江的时候又漂没了一点，最后是10040石。但是出发时事先并不知道是10040石，这个数字在申报表中怎么填？没法填。这样一来，现实中发展出来一个制度叫空印。我带着一张表，这个表有一些数字，但这个表上不盖印。还有一张空白表，上面盖好了印，到了户部，户部说你50项我准你报销40项，我就把这40项重新抄好。你上交的不是1万石粮食，而是10040石，于是当场就把10040石填好。表格事先章也盖好了，上交就完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元代就已经做了，估计元之前也没少做。可是朱元璋后来发现了，说：这怎么可以？一个空白的表格上盖好了印，这不就意味着我填什么数字都可以吗？这可是犯了欺君大罪，要贪污腐败太容易了。1万石粮食的定额，我只要保证交1万石就行了，多带的粮食我贪污多少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在1376年朱元璋就发动了空印案，按照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相关官员，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遭到株连的有好几万人。我们再来看，有郑士利这么一个人，他的哥哥郑士元是御史，也因空印案被捕，而郑士利为他辩护说：这个空印申报表实际上不能用作其他用途的，是专用的，无非是报销，无非是运粮食。还有，以前并没有正式的法令禁止用空印，现在用临时的规则惩治过往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可不是今人的发明，也不是西方传进来的，咱们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说完了不合理，郑士利自己也被朱元璋惩治了。我们经常都说朱元璋这个人太残酷了，太残暴了。今天很多人喜欢看明史，都感叹：古代的皇帝伴君如伴虎；古代的皇帝太残暴了。但我是研究财政史的，我们在这里不是感叹人性的复杂、人性的黑暗、皇帝的残暴。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大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残暴吗？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到财政制度中看。从财政制度怎么看空印案？首先要要看到，要对广土众民的帝国进行治理，我们就离不开各种文书图集、档案簿记的文本，所以我们国家至少在西周时代，就开始用各种财政账册来掌握国家的收支跟仓储的情况。刚才我们说了，在中央政府户部代表皇帝来通过勾稽账册之间的数据进行查证。我们叫做查证账实是否一致。按照账上有多少，实物有多少来对照，如此来监控地方政府并管理社会。这是帝国到此走向成熟的表现，即能够通过正式的制度、正式的账册来管理国家。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最主要的两个账册，一个叫人口土地图册，还有一个是会计账册。人口土地图册主要是黄册，为什么叫黄册呢？黄册都是人口册。就是说要登记各户，这个户里面有几个人，他们的年龄、有多少田产、有多少财产。在明代，是按“里”来计量，110户人家为里，10户人家为“一甲”。在110户当中再推10户为“甲长”，每年由其中1户甲长帮大家把税粮收集起来上交。这个账册用黄纸做封面，装订好后上交，所以叫黄册。明初的黄册还是很健全的。当然，在现实当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还有多大的用？历史学家们对此表示高度怀疑。人口土地图册中接下来就是鱼鳞图册，这是土地的登记册。实际上，前面的黄册当中，你家有多少土地已经登记了，而土地图册就是以地统人，把地块画成图，标明地块的所有者，这样画出来的样子就有点像鱼鳞。前面是黄册是以人统地，每个人或者说每一户人拥有多少地，分布在哪里。鱼鳞图册同时，财政中的会计账册就是“四柱”清册。我们今天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过去主要是“四柱”清册。“四柱”清册也很简单，包括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收入）、开除（支出）、实在（本期结余）4个基本的数据。这样几个数据，户部有一套账，布政司就是省这一级也有，州县衙门也有，民众可能有自己的。所有的账册之间存在着勾稽关系，一定要能够经得起检查，包括常规检查和御史临时的检查。下级官员一定要为报表中的数据作出解释和说明，户部拿到报表以后要进行比对，来进行国家的治理，这些都是正式的制度。我们看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案？是他这个人个性残暴吗？如果这样去解读历史，就过分的简单了。朱元璋这个人个性可能残暴了一点，但是在这个残暴的空印案当中，体现的主要是帝国治理的难题。在朱元璋看来，空印这个做法非常恶劣，我本来要通过所有的账册之间的勾稽关系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整个国家的，但现在你可以临时填写，而且填写之前就可以已经把印盖上了，这就意味着你怎么填写都可以。我用财政账册来监控下级政府和具体经办的官员就达不到目的了，我做了还有什么用？可是，在操作中确实有困难啊。如果不使用空印，财政制度运行的成本就非常的高，或者根本不可行。湖广行省的汇报官员，从南京返回去修改申报表，然后再坐船下来，这有可能一两个月过去了。另外，还有上解钱粮的问题、损耗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空印案实际上涉及到帝国治理的难题。

合众声摘要：勃氏执政18年，有很多的机会改革斯大林模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扩大国内的自由民主，使苏联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他不思进取，以维持现状为己任，不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好机会，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而在对外关系上继续俄国的扩张主义传统，出兵阿富汗，坚持勃列日涅夫主义，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使国家陷入重重危机。这一切岂是身上挂几枚奖章所能掩饰和挽救的。【摘自：《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作者/郑异凡

合众声摘要：一些人认为职业教育是简单的技能教育，不需要高学历，这是误解。从世界经验来看，职业教育一定要把就业与升学兼顾起来，既要让学生能够就业，又要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专业知识时，能够去学校回炉，这就是“工学交替”。对于制造业大国培养的工匠来说，不能只有学术教育一条上升通道，还要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这也要求学术型大学与技术应用型大学两条轨道既要纵向打通，又要横向贯通，交叉发展。本文首发于《同舟共进》2024年第9期访谈嘉宾：胡卫，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理事兼院长本文受访者胡卫“横向融通、纵向贯通”《同舟共进》：2022年可以说是职业教育非常关键的一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颁布后的首次大修，修订后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胡卫

合众声摘要：因为房地产一直作为财产主要来源是非常坏的一件事，会造成代际的割裂，如果房价一直涨，有房的人开心，但年轻人越来越买不起房，没房的人就躺平了。但没房的年轻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又有知识，又是未来的中产阶层，政府必须考虑他们的长远利益。当然，中国因为家庭关系特别紧密，所以中国人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是打通的，可能不像美国那样三代人三张资产负债表。中国家庭内部、代际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这也是分析中国的社会保障、经济平等、代际平等问题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本文转自《文化纵横》，原题为《专访兰小欢:

合众声摘要：1934年，苏俄的肃反运动达到顶峰，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对此，许多报刊都有报道。鲁迅收藏的《东方杂志》中就有对这一情形的详细描述。对此，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看到苏俄的肃反运动之后，鲁迅当然对苏俄有了疑虑。当时，他曾质问冯雪峰说：“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此外，由于对苏俄的疑虑，鲁迅也多次取消了访问苏俄的念头。1934年，萧三邀请鲁迅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此，鲁迅婉言谢绝了。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第11期，原题“信与疑：鲁迅如何看苏俄”。1920年代末期，鲁迅的思想日益“左倾”，他对苏俄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种对苏俄的歌颂，在1932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鲁迅甚至一度想前往苏俄参观。然而到了1934年，看到苏俄肃反的消息后，晚年的鲁迅又对苏俄有了新的疑虑。从怀疑到歌颂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对新生的苏俄抱着“冷淡与怀疑”的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宣传”。到了1919年，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公开赞扬苏俄的“过激主义”。在杂感《“圣武”》一文中，他写道：“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可见，仅仅两年之后，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缘何有此改变呢？这一时期鲁迅对苏俄有好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源于他对苏俄的判断。当时，鲁迅认为苏俄的革命对穷人是有益的。那时，鲁迅看了几本西洋人关于苏俄的游记，游记中有人赞颂苏俄，也有人斥责苏俄。对此，鲁迅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最终鲁迅的判断是：“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是坏处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与这段话异曲同工，1926年鲁迅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作为知识分子，鲁迅向来是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一边的，因此，当他对苏俄的革命作出如此判断时，他歌颂苏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第二，鲁迅赞颂苏俄，还因为苏俄革命中的一些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相似。对当时中国的现状，鲁迅是主张改革的。1925年4月8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来到，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由此可见，出于对改革的急切期盼，鲁迅对从苏俄传输进来的“党军”模式是颇为青睐的。文中虽然遗憾国民党开军官学校太晚，但黄埔军校毕竟建起来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黄埔军校虽说是军校，但它与以前的军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党校。后来，凭借这一党校建立起来了党军，通过党军，建立起来了国民党的党国。从1925年鲁迅对苏俄式党军的青睐，也可见他对苏俄的欣赏。之所以如此，源于鲁迅自己的理念。苏俄式的革命，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向来主张目的优先于手段。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是认同的。1925年5月3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鲁迅是一以贯之的。1933年，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一文中，鲁迅还曾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也就是说，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鲁迅忽略了程序正义的问题。第三，鲁迅从怀疑苏俄到赞颂苏俄，还与他的“代价论”思想息息相关。作为苏俄文学的翻译大家，鲁迅常谈到革命成功后文学家的悲惨命运。1927年10月，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写道：“……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描述了革命后作家的命运后，鲁迅接着写道：“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革命后让作家活不下去的革命才算是真革命。为了赢得真正革命的胜利，作家与知识分子有必要牺牲自己。这就是鲁迅的“代价论”思想。作家与知识分子为何要作牺牲呢？这与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有关。鲁迅要牺牲知识分子，成全民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平等的过于热情。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当两者冲突时，鲁迅宁愿牺牲自由而成就平等。关于这一点，他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写道：“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能先取其一的。”第四，鲁迅对苏俄青睐有加，还与他单方面的信息来源有关。这可以通过张友松的回忆中看出来。两人曾就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问题有过交流。张友松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是苏俄内部的权力之争。鲁迅对此不以为然，并很快拿出了一本揭露托洛茨基叛徒行径与丑恶嘴脸的小册子给张友松看。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张友松对苏俄的判断无疑更接近事实真相。鲁迅的判断失误，无疑过于轻信这些小册子了。在当时，鲁迅是完全可以看到有关苏俄另一面的相关信息的。不过，鲁迅对这一类的文字嗤之以鼻。第五，鲁迅不相信有关苏俄另一面的信息，与鲁迅的左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的特点有关。在杂文中，鲁迅经常表现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思维特点。这也典型体现在他的苏俄观上。1932年，鲁迅为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在阐释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要进攻苏联时，鲁迅指出那是因为苏联“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歼灭这工农大众的意见”。同样在这篇序言中，鲁迅还认为“苏联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而这一时期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时期，无数的人因此死亡。鲁迅为何有如此判断呢？他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逻辑论证：“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思维误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迅对苏俄的错误判断。正是基于以上诸种因素，鲁迅对苏俄越来越青睐，写下了不少赞扬苏俄的文字，不过，晚年的鲁迅，对苏俄又有了不少疑虑与警惕。苏联史大家、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老先生亲笔签名并钤印版《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良好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在经济的崩塌中听到一个帝国的解体。从赞赏到疑虑鲁迅青睐苏俄的高潮是在1932年，这年4月，他发表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5月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两篇文章都是对苏俄的歌颂。此后，1932年6月24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写道：“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由此可见，1932年的鲁迅，不论是在公开的文章，还是在私人信件中，都在为苏俄辩护。不过，这并不代表鲁迅就对苏俄持全盘肯定之态度。1932年8月，鲁迅翻译了日本人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这篇文章披露了“1931年斯大林直接控制意识形态之后出现的更加专制的文坛局面”。对于翻译文章，鲁迅向来有个习惯，就是在这些译文之前或者之后写前言或者后记。但对于此文，鲁迅什么也没写，人们也就无从揣测鲁迅对此的态度了。不过，到了1934年，鲁迅明显对苏俄有了疑虑。缘何有此转变呢？首先，鲁迅对乌托邦世界并不抱有幻想。对宣传的“黄金世界”，鲁迅并不感冒。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他写道：“……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由此可见，对于苏俄革命“预约”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是怀疑的。1924年9月24日，鲁迅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不少。1925年3月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写道：“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由此可见，鲁迅的斗争，并非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鲁迅的这一思想，无形之中也就拉开了他与建立在革命乌托邦世界上的苏俄的距离。其次，苏俄“同路人作家”的悲惨命运不得不让鲁迅对苏俄有所疑虑。1932年9月，鲁迅在《〈竖琴〉前记》中写到了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命运，他写道：“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下了勃留梭夫，惠垒赛耶夫，戈理基，玛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第三，鲁迅对苏俄产生疑虑，与苏俄的肃反运动有关。苏联肃反运动1934年，苏俄的肃反运动达到顶峰，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对此，许多报刊都有报道。鲁迅收藏的《东方杂志》中就有对这一情形的详细描述。对此，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看到苏俄的肃反运动之后，鲁迅当然对苏俄有了疑虑。当时，他曾质问冯雪峰说：“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此外，由于对苏俄的疑虑，鲁迅也多次取消了访问苏俄的念头。1934年，萧三邀请鲁迅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此，鲁迅婉言谢绝了。1935年冬，胡愈之邀请鲁迅前往苏俄治病，鲁迅再次婉言谢绝，其中有个理由就是：“我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我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适宜。”后来，胡愈之曾回忆两人交谈的情形，当时，鲁迅对他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这里，鲁迅谈到了自己营垒内部的蛀虫，这也是鲁迅警惕苏俄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左联内部也发生了种种令鲁迅不愉快的问题。当时的左联，其实也就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支部。这个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总部，当然设在苏俄。通过中国左联内部的情形，鲁迅当然也会想到苏俄的内部情形，由此对苏俄产生疑虑，自在情理之中。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34年之后的鲁迅，在公开的文章中，还有不少歌颂苏俄的文字。不过，在与熟悉的朋友的私人谈话以及私人书信中，多有对苏俄的怀疑与忧虑。鲁迅的这一举动，倒是非常类似罗曼·罗兰。这位法国文豪一开始对苏俄充满希望，然而，当他踏上苏俄的国土之后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在公开场合，他继续发表了许多赞扬苏俄的文字，但是在日记中，他却写下了苏俄的另一面。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倘使1930年代的鲁迅踏上苏俄的国土，他也很可能成为罗曼·罗兰而非纪德吧。苏联史大家、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老先生亲笔签名并钤印版《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良好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在经济的崩塌中听到一个帝国的解体。

合众声摘要：一位严肃的老学者说：林表面忠于毛，但阴蓄异志，他用的助手必须是绝对忠于他的人，而不是绝对忠于毛的人。这是林罗龃龉的根本原因。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毛泽东的确是听了一面之词。然而，以他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怀疑罗瑞卿对他的忠诚。作为军队统帅，他当然知道军队练兵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在检阅大比武时表了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持。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了林彪。

合众声摘要：法家有一个说法：“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孝子都是父亲打出来的，慈父是不会有孝子的，父亲越把孩子打得厉害，孩子就越孝顺，因为小孩都是不识好歹的。按照这个理论，法家认为统治者越对老百姓好，老百姓越是嚣张，统治者就是要狠狠地打老百姓，就像父亲打儿子，“慈父无孝子，治主无忠臣。”本文转自《中国思想史》第十三讲稿，原题为《电视剧《大秦帝国》在美化暴政》秦制因法家化最彻底而胜出在周秦之际的“百家争鸣”，或者说周制和秦制的斗争中，秦制显然胜出。胜出的原因并不是它在道德上多崇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秦制不择手段，显得比高调的儒家学说更为实用。其实秦制的确在周秦之际的兼并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优越性，尤其到了战国阶段，法家化已经是一个普遍趋势，大家实际上是比赛谁能够法家化得更彻底、谁能够尽可能地消除王道。秦在这方面做得最过分、最彻底，当然就可以赢。秦不仅在战争中创造了奇迹，也在那短短的

合众声摘要：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联系教育、科技、医改等问题，从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受到过启发。但是，总体上看还是讲道理多，详细测算少。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实用性。本文转自《文化纵横》2004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赴任新岗位时，去向院里一位老领导请教，请他指点如何做好新的工作。他看我踌躇满志的样子非但不鼓励，还严肃地对我说“不能把新岗位视为展现你理论水平的舞台，你去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收起你的想法，认真虚心地看、听、学和悟。”这个提醒相当程度上端正了我对新岗位的基本心态，算得上是给我上了“入职第一课”。2011年我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行政工作经历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也把握不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此，我还是谈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体会和感悟吧。江小涓01.高层的意愿和意志非常重要那种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许多问题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因此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定夺。改革开放较早时期的决策过程我知之甚少，但一些重要决策若没有高层拍板决策，就难以突破理念和利益的障碍，也难以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以近些年力度很大的环境保护措施为例，虽然恶劣环境事件不断发生，舆情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加快治理的诉求迫切。但真的要行动时，就有许多担心和疑问，例如影响了经济增长、增加了投入、承担了过多的全球责任等。这些争论各有道理和立场，道理还可以讨论，但立场不容易改变，说理并不能解决分歧。况且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前提和结论并不相同。一方的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平，影响经济效益好理解，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究生活质量，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环境保护偏向富人的诉求。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最终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认识，而是最高层下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和有效实施。再如近几年政府推动部门和地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然而多数审批权的持权者都认为其有存在的理由，放手会带来新的问题。但高层领导认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当，消减了市场主体的发展能力和动力，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坚决推动，才使问题有了很大改观。豆瓣9.1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老师亲笔签名版《置身事内》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本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课程，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02.试点是我国推动改革的重要办法，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试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重视试点，除了“尊重地方和基层的经验、智慧和首创精神”这个基本理念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对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还看不准，需要进行小范围实测，观察实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大部分试点都属于此类。第二，表明此事仅在小范围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同意见者达成妥协。第三，允许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各地情况差距大，工作基础不同，有些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式分批分期推进。例如近几年的高考改革，需要地方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和教育布局，因此就让自愿先改的省市先行试点。第四，有极少数试点是具体部门的“缓兵之计”，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上下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始“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况决定后续政策。第五，还是在部门层面，有极少数试点是“设租”的一种方式。这种试点往往内置优惠政策，或者具有政绩显示度，部门有试点决定权，就会有地方前来“寻租”。概括一下，试点能够积累经验、测试效果、突破障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试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迄今不算主流。近几年政府推进“放管服”力度很大，部门的权力消减了不少，极少数部门似乎有通过“试点”来“设租”的迹象，希望不要形成新的势头。试点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如此重要，但是，学者们对试点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从理论分析角度看，试点效果好并不能得出大面积实施后的效果也同样好的结论。例如，从局部试点到全局推开，是典型的市场均衡问题。小规模试点时改变的只是局部均衡，不会改变整个市场的性质，市场价格可以被视为固定不变。但是全面实行后必定会导致全面均衡的改变，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或者要素供给的均衡，产生不同于小规模试点时的结果。比如，当小范围试点“政府私人合作伙伴（PPP）”项目时，由于管理精细且关注度高，项目推进过程的可控性较好。而当大面积推开后，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利益输送或腐败问题等。我本以为做这种“试点-推广效果差异评价”的研究应该不少，但实际上却很少能查到类似文献。03.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记得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写给起草组的研究报告、意见和建议有上百份，绝大多数都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一般性行业中与其他类型企业相竞争。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有些情形相对少见，专业性强，相关部门感到对事态和特定处置措施的后果不太有把握，此时学者们分析透彻的专业性建议会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有一段时间某种形态的学术诚信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都不易判断，相关部门一时没有定论，甚至有“放过”的迹象。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对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议，切实推动了相关工作。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各方面呼声很高，要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时，经济学家有时会提出质疑，这种意见也容易被决策者重视和接受。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和网络普及后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增多，学者们的意见经常受到批评质疑。例如在医疗改革过程中，不少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专家不同意将基本保障水平定得高，不同意将报销比例提得过高，就被批评为缺乏对患者的同情心。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专家们表达观点时更加谨慎和隐晦，或者用“两方面”来平衡。记得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位专家都有明确意见，但公开讲时都讲“两方面”，我问他们的意见是“既要……，也要……”，还是“既要……，还要……”，或者是“既要……，更要……”，他们想了想说是“既要……，更要……”，由此表达了他们的倾向性。不过，我国学者似乎较少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很需要。确定了政策目标之后，需要检验多重目标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恰当和够用等。记得2004年前后，刘遵义先生在《比较》杂志上发过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筹措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测算。我当时正好在起草一个文件，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我把论文拿给一位领导看，他感叹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应该建立保障体系，但账算不清楚就开始推动，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联系教育、科技、医改等问题，从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受到过启发。但是，总体上看还是讲道理多，详细测算少。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实用性。还有一种情形是，学者们提出一些相对“彻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正确。但是，决策者们还希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把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现在有学者批评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努力救助企业，使市场不能发挥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的作用，导致问题积累。然而在当时，多国政府都有相似行为，国家之间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既有“以邻为壑”，也有“为己筑坝”，为防止本国产业受影响而投人巨额资金，导致了全球性的货币宽松。谁都知道这样做有问题，但都希望让本国企业续命而他国的企业首先倒下。当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债务链时，政府必然担心多米诺骨牌似的问题出现，难免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一起挥动。学者们当时和后来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比较完整、有测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当然，专家们道理讲得透彻，也能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豆瓣9.1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老师亲笔签名版《置身事内》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本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课程，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04.确定政府干预是否合理并不容易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我们40年繁荣的源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快了就容易不稳，因此调控的必要性强于稳定发展的国家。特别是GDP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当干预企业的行为，也有为企业赋能的动力和能力，能够助推企业进入市场并增强其竞争力。就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今日的巨型企业，成长初期也得到过地方政府的诸多支持。外资企业的立场和观点就很有意思，它们长期受到地方政府较多有形与无形的关照，彼时并未指认这种做法不符合市场规则。最近几年我们强调内外资平等待遇，一些外商就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我暗自想他们以前“找市长”就能搞定的诉求，今日也要按程序办理了。虽然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这种内外资平等的原则没有错。过去几十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后来人们指责的“坏”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实施过久的“好”的政策。所以原则上讲政府干预要合理是对的。但是在每一件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时候界线并不清楚。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2009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培训团，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分别接受两个月的培训，我担任团长。在哈佛期间，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是一门主课，以案例教学为主。第一堂课老师讲解几个案例后开始讨论，有一位市委书记上台说，“危机类型那么多，你们这一套太复杂了，而且挂一漏万，我们很简单，只要书记到场，叫谁谁来，让谁上谁上，需要什么调什么，有预案也只是底线，现场要随机处理的问题太多”，然后还讲了一个自己城市的例子。此头一开，书记市长们纷纷登台讲述，后来几次的课堂就很热闹，连老师也觉得很有趣，叫来助教一起听，认为中国另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有的时候很管用。后来，有一位书记得意地告诉我，上课还是很有用的，他回去后就在一次会议上“很有理论高度”地讲了一次应急管理问题，大家都赞扬他有了“哈佛”水平。我就想起科斯说过，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上司从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提，因为他相信当人们请求上司给指示时，上司一定需要说点什么不同的东西，就会想起他说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如此。豆瓣9.1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老师亲笔签名版《置身事内》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本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课程，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

合众声摘要：我们总是处于不能自拔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中国人，以探索中国文化前途为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无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赶路”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在老年来临之时仍在做毫无限定的、自己也说不清的探索。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故乡，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将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本文摘自金观涛老师著《消失的真实》到台湾政治大学任教我和青峰到台湾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建立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在学术界很有名，台湾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政大”）中文系教授郑文惠专门带一个小组来参观学习。在得知我和青峰将于2008年退休后，他们希望我们能到政大任教，将有关研究引进台湾学术界。我们总觉得对思考中国前途、反思历史并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来说，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生活经验将极有助益。在一定程度上，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呈现出的复杂性的缩影。香港作为英国占领地在100多年中吸收了西方政治社会的经验。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传统，同时又完成了现代转型。三地历史经验可以互相补充。实际上，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接受了政大的邀请。金观涛刘青峰伉俪2008年9月1日，我正式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到政大任讲座教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在我退休前几年，最令人操心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我任主任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预算。2009年3月，我们从香港搬家到台湾。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们家的狗“皮皮”从台大兽医院隔离处回到政大宿舍化南新村之后，高兴得楼上楼下乱跑。虽然我以前多次来过台湾，但真正对台湾有感觉是到政大工作以后。我对台湾最大的感触有两点。一是台湾学生很优秀。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是研究讲座教授，故而没有学生。台湾学生不仅有很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还对用数据库进行思想史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我来说，组织研究团队，带领学生开拓数位人文研究只有在台湾才能做到。与台湾硕士生、博士生共同研究的日子，也成为我和青峰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记忆之一。一般每周二晚上，我们会一起讨论如何将关键词分析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听完学生的汇报已是晚上10点。我和青峰离开憩贤楼办公室，穿过依然热闹非凡的街巷回到新光路的家，皮皮在等着我们。二是台湾人很迷惘。面对大陆经济的发展，有些人开始丧失自信心。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完成民主转型；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经济发展停滞，政治体制上的特点因岛内意见纷争而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短期现象，但在学术日益专业化、人的视野日益狭窄的今天，要看到宏观趋势反而不容易。我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曾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看藏画，那是我们新光路的家最热闹的时候。我和青峰为两岸的学生准备晚饭，皮皮则兴奋得不知道应该去亲近谁才好。我家院子里本来就有一棵桂花树，有一次我和青峰买了一盆白兰花回来，青峰提议将它种到院子里。想不到不到一年，白兰花树荫已高过屋顶，并四季开花。我和青峰认为在漂泊岁月中的思考需要进行总结，并打开更宽广的思想空间，而不应在香港的海边或台北的闹市过退休生活。青年时代，我们通过对超稳定系统的研究，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在香港期间，我们不断深化中国视角，并比较中西社会的现代观念。与此同时，我们感觉到西方学术这潭水很深，不太敢讲全人类普遍的历史。就我的本心而言，最终的目标是人类文明史的研究，即探讨不同文明的演化以及现代社会的起源。2008年我完成《历史的巨镜——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该书初步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将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放到轴心文明演化中加以理解。2009年搬到台北之后，我没有觉得其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因为我和青峰已在专业范围内从事规范性研究太久，与其去建立大历史观，不如多做一点求实的研究。当我们游弋在人文世界中时，耳边有时会回响起青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鸽子号》插曲的歌词：“驾着船儿去远航，趁现在还有风景可看，趁世界还是自由之乡。”这时，我并没有感受到从哲学上探索开放社会的迫切性。八十年代启蒙旗帜、思想史巨擘金观涛老师亲笔签名版《消失的真实》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大历史观的痛苦自2011年起我不在政大教课了，但仍做着课题研究。之后，我日益感到自己应该从专业和细节研究中摆脱出来，再次关注思想和宏观历史。于是我和青峰又开始漂泊了，在台北、杭州、北京和香港之间穿梭。我们总觉得有一些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但又说不清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老去。在和台湾朋友的交往中，我们深感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特别是1949年来台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脚印，以及他们和台湾水乳交融的感情，令我们十分感动。但是，我们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我们总是处于不能自拔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中国人，以探索中国文化前途为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无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赶路”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在老年来临之时仍在做毫无限定的、自己也说不清的探索。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故乡，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将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即便如此，我和青峰还是决定搬回大陆居住，一方面青峰实在不能适应台北过于潮湿的气候，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父母都已90多岁了，每当接到杭州老家的电话，我都心惊肉跳，担心老人出现意外。此外，我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在杜军的邀请下，我和青峰住进了北京西郊的西山书院。2011—2013年，青峰的母亲和我的父母分别过世，能陪伴他们走完生命最后的历程，使我们不留遗憾。回大陆定居后，有一件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朋友的支持下，我们开始给企业家和非学术界的思想爱好者做系列学术讲座。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们第一次觉得自己并不是无根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还是中国文明走向现代之路的探索者。日益精细化的分工，既是今日大学学术研究最大的优势，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当专业的深入成为学者的主要追求时，专家往往看不上知识的整合，特别是将高度整合的人文历史向外行讲述。然而，正是在上述系列讲座中，我们发现了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新方向。因为在给非学术界的朋友授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针对今日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把自己以往的研究贯穿起来，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这既是一种立足于观念史—系统论的大历史观，也是对现代社会起源和未来走向的鸟瞰。在持续几年的讲座中，我和青峰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的整合，完成了《中国思想史十讲》的草稿。此外，我还完成了《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的写作。我从青年时代就在寻找的大历史终于显形了！完成上述工作之后，我理应感到高兴，实际上却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之中。我向来把大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发现，即研究者在得到大历史观后，能够看到之前看不清的东西。我早就认识到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的新阶段，但对现代社会往何处去的看法是朦胧的。我通过写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发现：轴心文明起源的本质是将不同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终极关怀）注入社会，形成不同的超越视野，包括希伯来救赎宗教、印度解脱宗教、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和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其中，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因最终证明无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结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其在现代性起源过程中又进一步演变出现代科学。总之，这些超越视野使得个体能够从社会中跳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即实现超越突破。正因如此，文明在演化中不会灭绝，人类才有如此辉煌的现代文明。但是，我发现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是不稳定的，它日益遭受现代科学的冲击，以致最后有可能解体。换言之，终极关怀正在日益丧失其真实性。大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们透过纷乱的表象看到文明的结构。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终极关怀慢慢退出社会，这件事人人皆知，但唯有透过大历史观才能理解其后果有多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回到超越突破以前的状态。无论科技多么高超，经济多么繁荣，没有超越视野的文明终将难逃灭绝的命运。如果我通过大历史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对的，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不稳定的。这种忧虑终于转化为大历史观的痛苦。我深知实然不能推出应然。迄今为止，应然世界都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因此现代社会不能没有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终极关怀和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冲突，其后果是终极关怀退出社会以及价值基础的土崩瓦解。终极关怀和科学的冲突必须消解，因为人类不可能再去寻找新的终极关怀了。更重要的是，现代价值不能以终极关怀作为基础。换言之，要建立稳定的现代社会，终极关怀必须纯化，即化解它们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终极关怀还必须和现代价值分离。这一切并不是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所能实现的。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变化，20世纪现代社会经历的浩劫会以新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大历史研究带来痛苦的根源在于，明明知道大倒退将会发生，却不能阻止它。历史学家常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是那些我们不大记得的教训。事实何止于此，历史真正的教训是人总是会忘记历史的教训。这必将导致过去的苦难再一次重演。对此，我们难道真的无能为力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在各种场合用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的故事来隐喻这种大历史观，我真不知道一个历史学家还能做什么。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最终选择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无论未来有多么晦暗不明，只要远方存在着光，就应该向光明走去。思想者要做的是将这种探索进行到底，而不是等待。其实，正如历史不是讲故事，历史学家要做的也不是为未来建立文明复兴的基地，而是去发现历史真实，以改变当代人在历史面前的盲目性。然而，对此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最终，我选择回到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这一世纪难题的哲学探索之上。事实上，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八十年代启蒙旗帜、思想史巨擘金观涛老师亲笔签名版《消失的真实》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

合众声摘要：由于极权主义者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严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绝堕落，立即会被当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斗专政对象的过程中，下手最残忍的人会被当作信仰纯洁而得到褒奖，因此，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会向最低级和最无耻的看齐。这样做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整个组织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丧失理性。一切极权主义的组织，在都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轮又一轮残忍的清洗，最终往往是最无人性、最卑鄙无耻、最狡猾的那个胜出。本文转自《听哲学》2009年1月18日晨8点，以色列在加沙实行单方面停火，历时23天的加沙战争结束。借助各方信息，笔者开始了解巴以冲突、开始独立思考有关这场战争的道德问题，发现这场战争的实质，其实并非土地和宗教冲突，而是文明对抗极权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哈马斯，本质上就是文明的瘟疫，它只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的爆发。它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也同样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敌人。哈马斯谁该为加沙之战负责？据统计，此次战争已造成128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336人受伤。那么，谁该为这些死难者负责？很多人或许会说，当然是以色列，因为是他们越境打到加沙的。事情或许没这么简单，要回答谁该负责的问题，首先应回到冲突的起因。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加沙的简史。在旧的大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在旧有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1.15万平方公里地域划归“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没有建国。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它周边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就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仅这五国就有四千多万人口，而以色列只有六十万人，还没有正规的军队。然而，顽强的以色列人以阵亡近百分之一人口的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

合众声摘要：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回过头来也窒息了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扼杀新经济体制改革不像斯士林那样发动“清党”、“大清洗”运动，而是让理论界批制“市场社会主义”，对改革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地消亡。这是一种人情化的“安乐死”。无论怎样，勃列日涅夫已收获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使斯大林模式的能量得以最大、最终的释放。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世纪的苏联，在74年历史中，除斯大林当政29年之外，就数勃列日涅夫为长了。而在苏联的八任领袖中，相对而言，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是不爱学习、懒于思考、基本上不动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过平静生活的平庸之辈。尤其是1974年岁末几度中风之后，他几乎丧失了坚持正常工作的身体条件，有时在一些正式场合也发生颠三倒四的表现。但是他仍然是统领全党、全国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于1977年6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职，直至1982年11月逝世，当政整整18年之久。在苏联史的研究中，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愈来愈被研究者们所重视。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平稳地当政18年，当然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权力结构调整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权力结构调整趋于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殊政治艺术，也是勃列日涅夫能平稳地当政18年的政治基础。勃列日涅夫是1964年10月，通过宫廷政变式的密谋上台的。勃列日涅夫的自身条件，以及权力交接的这种方式，使他在构建新的权力中心时，特别谨慎地解决原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以及杜绝发生自己当政方式重演的可能等两方面问题。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勃列日涅夫既不能搞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也不能挥舞赫鲁晓夫年代的“反党集团”、“阴谋家和野心家”之类棍子；他是采取常态化的方式，逐步地、平静地予以一一调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1964年11月至1966年初，也即至苏共23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两个班子里，科兹洛夫因病“给予治疗假期”，波利雅科夫、伊利切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季托夫调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支持、拥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谢列平、谢列斯特、马祖罗夫等，提升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杰米契夫等3人提升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人员调整幅度很小，而且基本上是做加法。这样，勃列日涅夫很快就稳定了局势。解决遗留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是常态化地逐个调整，做到水波不兴。在拥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密谋中，关键人物是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对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先是抓住1965年12月米高扬引退的机会，提名他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苏共23大上，又以“已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由，将他排除出苏共中央书记处。世人皆和，在苏联政坛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过是最高荣誉职衔。安排谢列平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艺术。谢列平不像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性格刚烈，锋芒毕露。他多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并在这两个部门进行过人事调整，可以说是根基深厚。谢列平不凡的地位、身份，在勃列日涅夫的上台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立即提升谢列平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分管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此时，谢列平身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等4个党政要职，权倾苏联朝野。1965年12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报告，提出：应当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组为人民监察机关。勃列日涅夫说：人民监察机关不是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它的职能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调查党和政府的批示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而奋斗。”苏共中央全会一闭会，立即根据勃列日涅夫讲话的精神，将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组为人民监察委员会。这一改组，不仅是改变了该委员会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把谢列平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要职改组掉了；勃列日涅夫信得过的科瓦廖夫被任命为新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由于丧失了这一要职，被勃列日涅夫以此为由，指定改为分管轻工业、食品工业等方面的工作。接着，勃列日涅夫又以“让谢列平同志能集中精力从事党中央的工作”为由，解除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这样，谢列平在苏联政府领域的一切权力，被削夺得一干二净。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些做法，谢列平尽管内心明白，也十分不满，但是也只能在私下发牢骚：“我没有固定的职责，有的是固定的实活。”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还将一些掌管要害部门的谢列平的亲信们逐个重新安排，统统分派到国外去任大使：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被调任苏联驻丹麦大使，苏联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被调任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梅夏采夫被调任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塔斯社社长戈留诺夫被调任苏联驻肯尼亚大使。1967年5月19日，谢列平的原副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被调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样，谢列平在苏联政坛就成了孤家寡人。1967年7月11日，谢列平被选为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谁都明白，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无名无实的闲职。同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又以谢列平已担任苏联工会主度为由，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至此，谢列平已不可能构成对勃列日涅夫的权力中心地位的挑战了。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觉得谢列平碍眼。1975年4月，谢列平被调任苏联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在苏联政坛对谢列平来说已带有政治嘲弄性了。4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宣布：根据谢列平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把谢列平逐出了苏联政坛。寻求权力结构的均衡化，是勃列日涅夫审时度势，调整权力结构所把握的又一原则，从而保持权力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5年1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辞职。勃列日涅夫顺水推舟，安排波德戈尔内接任此职。米高扬的引退，标志着参加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国家的老近卫军年代的结束，新的、后革命精英掌权年代的开始。老近卫军年代，苏联领导群体基本上是根据各人在革命过程中的资历，以及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特长来组合和构建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在后革命精英年代，怎样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新问题。在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时，努力实现权力结构群体的均衡化，则是勃列日涅夫的又一政治艺术。在勃列日涅夫的干部网络中，有一个以同勃列日涅夫有特殊关系的亲信们所组成的无形的圈子，被称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个无形的圈子是勃列日涅夫架构的权力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脉。勃列日涅夫生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也是他开始在地方一级独当一面的政治生涯圣地。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有了一个以他为首、并为他所熟悉和依赖的干部群。这个干部群是一种感情，以及难以用文字表达的诸因素的多元组合，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可能不屑一顾，而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革命精英年代，却有了特殊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大力将这批干部提拔、安排到一些关键部门任要职。这样，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实际上形成一个特殊的网络。这个特殊网络中的显要人物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甫洛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齐涅夫、茨维贡、切布里科夫等。但是，勃列日涅夫构建和安排这个无形圈子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以利于权力结构的均衡。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前期，驾驭苏联的“三套车”是勃列日涅夫、彼德戈尔内、柯西金。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勃列日涅夫的身体条件难以胜任繁重的领导工作时，则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组成的影子“三套车”。像出兵阿富汗，就是由这个影子“三套车”最先、最终作出决定的。在苏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勃列日涅夫安排苏斯洛夫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让葛罗米柯放手主管外交工作。这样的安排，也是人尽其才。葛罗米柯虽然在赫鲁晓夫当政年代就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受赫鲁晓夫的掣肘，很不顺心。勃列可涅夫信任葛罗米柯是“国际事务问题专家”，和葛罗米柯用“你”相互称呼。在勃列日涅夫的放手下，1967年1月、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外交政策备忘录》和《对外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评价》等两份文件，阐述了苏联外交路线新构思。两份文件强调：国家利益是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严格区分意识形态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不同关系。两份文件的基本主张都被勃列日涅夫采纳，调整了苏联僵硬的外交路线。即使在某一具体部门，勃列日涅夫也注意到权力架构的均衡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勃列日涅夫安排了无形圈子中的三人任该委员会副主席，而主席一职，却精心挑选了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曾说：安排由谁来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勃列日涅夫终于认准了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安德罗波夫：既在党内有相应的地位，又取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安德罗波夫果然不负所托，成功地处理了一些棘手问题，且处处表现出大智若愚，使勃列日涅夫很快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人事关系人情化，营造情感氛围，打造富有人情味的公众形象，是勃列日涅夫架构权力结构的又一特点，使他赢得相对稳定的信任度。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距十月革命半个世纪了。当年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而连续在一起的革命情谊，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用什么来充填新权力架构中的这一情感空位，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又一新课题。勃列日涅夫根据自身的条件，营造人情化的情感氛围，在权力架构中为自己积累了当政18年的政治资源。勃列日涅夫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勃列日涅夫承认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太熟悉”，对外交事务“也不太了解”，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内行”；对帮助他的人，不忘说声：谢谢。勃列日涅夫出行，会见下属，总要带上馈赠的小礼品。至于见面时的拥抱、吻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常规礼节，以致有了“勃列日涅夫式吻”的成说。勃列日涅夫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庆典上亲吻对方。30后，这一场景被艺术家搬上柏林墙。授勋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情感纽带。勃列日涅夫把接受勋章和授勋都作为乐事。他自己得了各式各样、数不清的勋章，光列宁勋章就有5枚；同时还喜欢亲自给同僚和下属授勋。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不顾重病缠身，坚持来到塔什干，为乌兹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3月23日，计划安排勃列日涅夫参观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陪同人员担心他太过疲劳，建议取消参观访问。可是，勃列日涅夫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答应了参观工厂。那里已经准备迎接我们，人都集合好了，在等我们，不太好……会问……会议论，还是去一趟吧。”勃列日涅夫进入飞机装配车间时，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将装配飞机的木台压塌。勃列日涅夫被压倒在地，耳朵撕裂，右锁骨骨折。尽管受伤，勃列日涅夫于次日坚持亲自为乌兹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并讲话；宁可回莫斯科后立即住进医院。“伊诺泽姆采夫事件”，表现了勃列日涅夫的人情味的另一面。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曾是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各类文稿的“党的知识分子小组”成员之一。20世纪70年代，该研究所直面世界现实，提出：应当重新处理与欧洲共同市场的关系，重新认识欧洲一体化进程；军备竞赛置苏联国家于艰难的境地；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是多么的不理智；苏联社会也存在通货膨胀，等等尖锐的问题，并且进行相应的课题研究。伊诺泽姆采夫说：这样直面现实的研究，目的在于“让首长们睁开眼睛看到所发生的事情”。不料该所这种科学的研究，竟成了严重的罪状。他们被指责为：为什么不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制定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关于缓和问题的提法却在破坏我们的国防能力？等等。该所被苏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称做“修正主义老巢”；伊诺泽姆采夫等人被列为“宣扬反对国家的立场”的“修正主义者”。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为首，成立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专案组”，对伊诺泽姆采夫和该所进行立案侦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15名工作人员，以各种身份进入该所，监视该所的工作。伊诺泽姆采夫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勃列日涅夫申诉。勃列日涅夫虽然健康状况极坏，仍然过问这件事。他打电话给格里申，问：“伊诺泽姆采夫及其研究所出了什么事？”格里申佯装不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关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我立即调查清楚。”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预，格里申悄悄地撤掉对该所的立案和监视，此事才不了了之。勃列日涅夫架构权力结构的这些基本做法，不仅适合苏联体制的新需要，也为他个人赢得了一定的信任度。苏联史专家、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老师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关于苏联史的专著，苏联是昨天也是今日之因。看懂了过去，就明白了今日以及未来。收获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抓住国际市场上石油提价之机，扩大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积聚财富，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是勃列日涅夫能当政18年的经济基础。勃列日涅夫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从观念、理论层面来说，赫鲁晓夫已经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冰，扩大了部分企业的管理权，提高了赢利在评估企业实绩中的地位。特别是从1962年9月到1963年底，历时一年多的“利别尔曼计划”大讨论，给出了比较集中的共识：利润是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生产发展和利激基金的源泉。“利别尔曼计划”大讨论，实际上成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勃列日涅夫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从实践层面来说，在他执政的初期，认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使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得好于以往任何一个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5年9月底，柯西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根据柯西金的报告，苏共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从领导经济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经济方法过度，并从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完善经济核算等三方面采取措施。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有生产企业条例》，对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使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法律依据。1966年，在全国的704家企业中，率先推行新经济体制。到1972年，全国有4300家企业实行新经济体制，占全苏工业企业总数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考察苏联这段历史，可以如实地把新经济体制改革看作是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额等指标，均比全行业高出3个百分点，利润率则高出一倍。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得好于以往任何五年计划。苏联经济发展出现良好的势头。新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和开始实施时，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为什么要推行新经济体制与柯西金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支持的。新经济体制推行两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甚至超出了柯西金的预料。因为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就计划经济来改革计划经济，就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已经到了必须冲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脱胎、发育起来的斯大林模式，改变把由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财产，革新把服役式地劳动的亿万群众说成是国家的主人之类的陈腐观念，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社会转型。而这是勃列日涅夫绝不敢想、绝不敢面对，也是绝不允许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回过头来也窒息了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扼杀新经济体制改革不像斯士林那样发动“清党”、“大清洗”运动，而是让理论界批制“市场社会主义”，对改革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地消亡。这是一种人情化的“安乐死”。无论怎样，勃列日涅夫已收获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使斯大林模式的能量得以最大、最终的释放。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几近停滞。但是，自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飞涨。1973年，每桶原油的标价是3.01美元，1980年涨到32美元以上。勃列日涅夫抓住这个机遇，大量开采和出口石油，赚取外汇。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6大上说：仅西伯利亚北部的秋明油田，石油开采量就从1970年的3100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31200余万吨；同期的天然气开采量从95亿立方米猛增到1560亿立方米。据统计，1974—1984的10年里，苏联仅出卖石油和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算也达1760亿外汇卢布。苏联的这笔意外的“石油美元”，支撑了经济发展停滞后的苏联经济，构成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的重要经济基础。苏联史专家、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老师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关于苏联史的专著，苏联是昨天也是今日之因。看懂了过去，就明白了今日以及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提升农村社会生活质量，打造世界霸国地位，是勃列日涅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的两大举措，成为他当政18年的国内民心基础。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末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以后，农民受到国家无孔不入的控制。到了50、60年代，与西欧社会的一般农村相比，苏联农村社会的生活质量显得极其低下。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废除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合同收购制；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将农业机器折价卖给集体农庄；放宽对家庭副业的限制；全部勾销集体农庄对国家连年来的“积欠”。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农村社会的尖锐矛盾。可是，农村社会体制和农业生产体制却依然保持，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措施，只有过短时的刺激效应。很多集体农庄为了购买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后的农业机器，不仅掏空了所有的流动资金，而且旧债刚刚被免除，又背上了新债。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又将农业生产出现的困境，归之为“农民忙于家庭副业”，前所未有地收紧对家庭副业的限制。因此，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农业生产的困境，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玉米狂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虽然原封不动地坚守原来的农村社会体制和农业生产体制，但是凭借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继续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采购粮食和农副产品，降低对农民的收购指标；取消对家庭副业的过多限制。1966年7月1日开始，全国集体农庄庄员实行按不同工种评定工资等级，作为庄员未来收入的预支。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农庄庄员也有了固定的、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办法(评工记分)随之成为历史。这些措施都相应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勃列日涅夫还以有力的行政措施、巨大的财政投入，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农村的硬路面道路网络化、电气化、煤气化，使农村社会在物质生活条件的现代化方面，上升到新的台价。从1966年至1975年，即第八、第九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的10年里，主要由国家投资，辅以多渠道筹集款项，基本实现了硬路面道路(包括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坚固土路面)网络化；除保障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用电之外，保证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家庭生活用电；家庭燃料燃气化。个别过于偏僻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则实行撤、并。1978年，全苏人口为2亿6千余万，其中1亿2百余万，即占总人口的39％生活在农村。近40％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接近城市，使城乡社会生活质量相对和谐，为勃列日涅夫赢得了农村社会的一定的信任度，有助于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社会相对稳定。突出国家家利益，打造霸国地位，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总体目标诉求。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苏联，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苏联在电力、原油、原煤、天然气，以及钢等能源和有色金属的产量方面，还超过了美国。勃列日涅夫凭借经济实力，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里，军费从1965年的折合37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折合近2000亿美元，前后增加近5.4倍，占全国财政支出近1/3。勃列日涅夫把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量，看作是苏联推行全球外交战略的依托，一手抓核武器的发展，另一手抓常规武器的发展，表示要在军备竞赛中谋求优势。从1966至1969的3年里，苏联在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的数量方面，从占美国的1/3达到同美国相等，随后几年又超过了美国，只是在核弹头数量、命中率等方面落后于美国。海军战略的调整，海军力量的大发展，则是苏联上升为世界霸国之一的重要标志。强大的俄罗斯，强大的海军，是近代以来俄国不变的战略目标；争夺海洋是俄国不变的战略。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海军仍然被世界各海洋大国封锁在俄国的近海海域，难以伸展。苏联建国后，斯大林虽然极端重视建设和发展苏联海军，怎奈囿于有限的综合国力，给海军的定位始终只是“红军的忠实助手”，在战役—战略方面都是防御性的。赫鲁晓夫当政年代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核武器上，海军发展战略是维持原方针不变，快速建设和发展潜艇，包括核潜艇和常规潜艇。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凭借积聚起来的财富和提高了的综合国力，调整海军发展战略，政力于建设以航空母舰、导弹巡洋舰、大型核潜艇为中心的远洋舰队，竭力向远洋伸展。1975年4月，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指挥苏联海军所有各舰队参加的、代号为“大洋--75”的战役—战略作战演习。演习结果表明，苏联海军已由苏联近海驶向世界各大洋。戈尔什科夫自豪地称：苏联海军正以自己的战斗勤务兵力，控制着诸多重要的战略海域。勃列日涅夫终于圆了300年来历代沙皇的梦，使300年来俄国的梦想成真!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中，列宁作为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的骄傲是打败法西斯德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可以留名青史的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使苏联全国老百姓能吃上面包。勃列日涅夫则成就了苏联的霸业，使苏联成为世界历史上两极格局中令美国生畏的一极。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领袖确有他自身条件的劣势。但他以比较务实的态度面对苏联的局势，在后革命精英年代为自己创造新的执政资源，固守原有的体制，当政18年。平庸，恰恰是平庸成就了勃列日涅夫作为斯大林模式守业型领袖的一生；作为斯大林模式的守业型领袖，他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2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中说：“反者，道之动”，“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特别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自然，人为地塑造事物的强大，那很快就会从顶峰上滑落下来，实际是加速事物的衰亡。从根本上说，勃列日涅夫是不懂事物发展的这一辩证法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使苏联“不道早已”，其中含义十分耐人寻味。苏联史专家、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老师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关于苏联史的专著，苏联是昨天也是今日之因。看懂了过去，就明白了今日以及未来。

合众声摘要：拉美国家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增长乏力，并不纯粹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20世纪70年代前盛行军政府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文化、历史、传统原因和种种社会机遇问题，而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有效约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财富高度集中和垄断从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本文转自《经济学家茶座》，原题为《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