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爭風。不可興衆，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大將有央（殃）。——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63石從斌《銀雀山漢墓竹簡〈三十時〉字詞補釋三則》（載《簡帛》第24輯，以下簡稱石文）對此句之句讀提出新見，謂當斷作：陰陽爭。風不可興，衆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大，將有央（殃）。釋句意爲：陰陽相爭。音聲不可興起，衆人不可建造百丈千丈之城，城若大，則將有災殃。竊以爲“風”“衆”下屬，皆不可取。“可……”“不可……”這樣的祈使句是本篇通例，不見前加主語者。石文自舉簡1732“可爲百丈千丈”、簡1734“可以爲百丈千丈，可以築宫室、蘠（墻）垣、門”、簡1754“可爲百丈千丈”、簡1771“不可爲百丈千丈、宫室”之例，皆不言“衆”。謂此處獨有贅疣，無説服力。況先秦兩漢文獻也未見“風不可……”或“衆不可……”的句例，自我作古未知其可。而“城”字下屬的意見則較原句讀爲優，雖然句意理解仍可商榷。我斷讀爲：陰陽爭風，不可興衆。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大將有央（殃）。風、衆押冬部韻；丈、央（殃）押陽部韻。《廣雅·釋言》：“風，氣也。”“陰陽爭風”謂陰陽之氣交爭。《素問·脈解》：“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靈樞經·九鍼論》：“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别，寒與熱爭，兩氣相搏。”《論衡·重虚》：“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呂氏春秋·仲夏》“陰陽爭”高誘注：“是月陰氣始起于下，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呂氏春秋·仲冬》“陰陽爭”高誘注：“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傳世文獻《禮記》《吕氏春秋》《淮南子》所載《月令》所謂“陰陽爭”猶簡文“陰陽爭風”，未可執前者否定後者。《周禮·考工記·弓人》“下拊之弓，末應將興”鄭玄注：“興，猶動也。”“不可興衆”猶簡1768“不可動衆”、簡1777、1803“靜衆”。《禮記·學記》“不足以動衆”鄭玄注：“動衆謂師役之事。”亦即土功、征伐之類。“不可興衆”“不可動衆”“靜衆”謂於此時當避免這些耗費民力的大動作。然後就是“不可爲百丈千丈”。“百丈千丈”是本篇獨特的常語，在簡1732“可爲百丈千丈”第一次出現時整理者注“指城”，是。築城正是一項“興衆”的工程。石文將“城”字下屬，云：“百丈千丈”本可指“城”，并非必須與“城”同出，本篇亦有“百丈千丈”之後未接“城”的例證。所據即前引簡1732、1734、1754、1771諸“爲百丈千丈”例。石文論述留有餘地，是因爲本篇另有兩例“爲百丈千丈城”。而我認爲“爲百丈千丈”是本篇的習慣用法，三例所謂“爲百丈千丈城”皆誤將“城”字連上讀所成之僞例。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必弗有也。——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38當斷作：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必弗有也。句謂不可於此時築城，否則此城市必無法保有，言將爲敵國侵佔。可以爲百丈千丈城，攻，適人之地……——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1744當斷作：可以爲百丈千丈，城攻，適人之地……此“攻”非攻擊義，同《詩·小雅·車工》“我車既攻”，毛傳：“攻，堅。”亦作“功”。“城攻”出土文獻有用例。北大秦簡《鲁久次問數于陳起》：“外之城攻（功），斬離（籬）鑿豪（壕）。”句謂可於此時築城，城防堅固，再侵伐敵國。回到“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大將有央（殃）”。石文云：簡文此處的“大將有殃”似與前面的内容無關，顯得較爲突兀。本篇其它兩處“大將”均與“戰事”相承接，與此處不同。如簡1766“兵入人之地，戰勝，大將㑥壽德。”簡1771“入人之地，必破敗，大將有央（殃）。”恐此處“大將有央（殃）”不應連讀，“大”應屬上讀……“城大，將有殃”與前面的“衆不可爲百丈千丈”呼應。若“爲百丈千丈”導致“城大”，則將會有“災殃”。我初時對句意理解與石文相近，還以“城大將有殃”與《左傳·隱公元年》“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相比附。但置於全篇之中終覺不協調。首先，本篇鐵口直斷，對“爲百丈千丈”一事要麽認可要麽否定，從未因所築城的規模分别論述。對行爲産生好壞結果的揭示，其底層是神秘主義，如“陰陽爭風”，而不探討現實原因如規模過大之類。其次，全篇三處言“大將”，另兩處如石文所舉：簡1766：“兵入人之地，戰勝，大將㑥壽德。”簡1771：“不可用入人之地，必破敗，大將有央（殃）。”以本篇相證：簡1739：“兵入人之地者，其將必有死亡之罪。”顯然“大將”是個名詞，指將領。説同一篇中存在同形而異讀異義的“大將jiànɡ有殃”和“大將jiānɡ有殃”，未免太過巧合。愚以爲“將”非虛詞，“城大將”當連讀，謂其城之大將、守城大將，猶《墨子·號令》之“城將”“守城將”。簡1766、1771述及侵略戰爭，“大將”所指明確爲侵入敵國之將，而簡1763述築城，則下句若單言“大將有殃”則不知所指哪員大將，必著一“城”字鑿實。“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大將有央（殃）”可與簡1738“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必弗有也”對讀。城被敵國攻取則守城大將勢必遭殃。如此理解，當可釋石文“突兀”之疑。“陰陽爭風，不可興衆。不可爲百丈千丈，城大將有央（殃）。”整句謂：其時陰陽二氣交爭，不宜興師動衆。不可築城，否則妨主，守城大將要倒大霉。2022年12月19日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淮南子·脩務》《讀書雜志·淮南内篇十九》“眇勁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亂臣：多則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管子·七臣七主》尹知章注：四鄰與己爲隟，不計度而知之也。上旣惛暗，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從原文與尹注看，“四鄰不計”與“隟不計”當有對應關係。俞樾《諸子平議·管子五》“四鄰不計”條云：此本作“四隟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爲隟，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隟”正解“四隟”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上惛則隟不計”，文與此同。彼脱“四”字耳。“隟”卽“隙”，是中古訛變俗字。俞樾認爲“四鄰不計”、“隟不計”一譌一脱，皆當爲“四隙不計”。意義上認同尹注理解，將“四隙”理解爲“鄰國與己有仇隙”。俞樾的觀點後人大抵不接受。近人張佩綸反其道用之，謂“隟不計”當作“四鄰不計”，今注譯本皆從張説。謂“四鄰”猶四輔，指天子左右的大臣，“四鄰不計”言不考慮四大輔臣的意見。這樣的解釋似乎句意通暢，成爲了定説。卻有一個問題未深究，就是唐人尹知章、清人俞樾難道不知《尚書》“四鄰”，爲何不如此解？我認爲，是語感阻止了他們。“不計”一語上古文獻常見，有數十用例，所“不計”的都是事物，無一例用於人。尹、俞自然無法去做窮盡性檢視，但讀古書旣多，很可能在語感上覺察到“四鄰”不能充作“不計”的對象，於是認定當是“隙”而不是“鄰”。竊以爲俞樾校“鄰”爲“隙”是正確的，下文補“四”字則不必。“四隙不計”、“隙不計”行文有繁簡耳。至於句意則尹、俞皆牽強難通，未達其旨。《管子》本章內部的“鄰、隙”異文，可用我前幾篇拙文所提出的“鄰、郤”在俗體“郄”字上同形的假説解釋。《觸讋説趙太后》“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新解《戰國策》“郄車而載”解“隙”與“賈”——《史》《漢》校議諸文舉了不少“郄”當識爲“鄰”而誤識爲“郤（隙）”的例子，而此處則正相反。後人不知“四隙”之所指，只知“四鄰”爲常語，識爲“鄰”合情合理，而下文正因爲無“四”字干擾，故未誤識。尹注“四鄰與己爲隟”，俞樾以之證原文爲“四隙”，然尹知章何以會扯到“四鄰”？頗疑唐時尹所見有作“鄰”作“隙”二本，尹騎墻兩顧，實則並不理解“四隙”所指。這裡的“四隙”與“隙”指的是農隙，謂農事之間的閒暇時段。古以農爲本，爲政者在保證農業的基礎上才能開展其他耗費民力的活動，如田獵（作爲軍事訓練）、興作等。《左傳·隱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各隨時事之間。”《漢書·刑法志》：“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閲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東漢仲長統《昌言》：“隨農郄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昌言》“農隙”作“農郄”，爲“隙、鄰”異文之由保留了線索。古者有春夏秋冬四時狩獵之制，皆於農隙開展，四時之獵當然就安排在四時之隙。《國語·楚語上》：“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其日不廢時務”韋昭注：“以農隙也。”四時之隙卽“四隙”。又稱“時隙”。東漢王粲《羽獵賦》：“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施政要在“不違農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下》“今王田獵於此……與民同樂也”趙岐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趙岐注：“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筑作宫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饑寒之患也。”若在非農隙時段田獵、征伐、興作，就是“四隙不計”、“隙不計”，爲動搖國基之惡政。本篇中“舉爭不時，必受其菑（災）”卽謂此。《霸形》篇之“舉事不時”，及《左傳·昭公八年》“作事不時”、《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使民不時”、《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奪民農時”、《漢書·東方朔傳》“不恤農時”等亦皆斥此弊。“芒主……四鄰不計，司聲不聽”，“故上惛則隟（隙）不計，而司聲直祿”的説法亦可於本書找到内證。《管子·四時》：“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而忘”之“忘”卽“芒主”之“芒”。君主不“惛而忘”，要在“知四時”“信明聖”，其反面正是“四隙不計，司聲不聽”。“四隙不計”、“隙不計”謂於農忙時節任性行事，觀語境，所行蓋偏指田獵事，所謂“犬馬是好”，對應“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多則造鍾鼓，衆飾婦女”的“聲色是娛”。文中舉桀紂“馳獵無窮，鼓樂無厭”，是其徵。《六韜·文韜》：“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春秋繁露·五行逆順》：“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宫室，好婬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税，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胻痛。”《淮南子·主術》：“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淮南子·泰族》：“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力。”《列女傳·孽嬖傳·周幽褒姒》：“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不顧農時的馳獵是上古昏君的標配。《三國志·魏·鮑勛傳》：“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不以時隙”正是《管子》的“四隙不計”。“四隙”是上古語，用例見於《國語》中伶州鳩對十二樂律的解釋中。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國語·周語下》韋昭注：二月，夾鍾，坤六五也……隙，閒也。夾鍾助陽。鍾，聚也。四隙，四時之閒氣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讀韋昭注可以感覺到他對何謂“四隙之細”並不瞭然，一味通過偷換概念強解。四隙→四時之閒→四時，實際上消解了“隙”；細→氣微細→微氣，則將重心移到了增出的“氣”上。所言不得要領。《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夾鍾。”《白虎通·五行》：“二月律謂之夾鐘。”古代十二樂律對應一年十二個月，“夾鍾”對應的是仲春二月。《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漢書·地理志下》這一句中有兩處譌誤，千年未見發明。對“隙”字，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訓際是也。”《辭源》爲【隙】立義項“際，鄰接”，《漢語大詞典》立“連接；鄰近”，《漢語大字典》立“連接”，皆只爲此孤例而設。“隙”訓爲“際”於句意可通，在訓詁上則牽強。《説文》：“際，壁會也。”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戰國策·齊三》淳于髡一天之內給齊宣王推薦了七個人才，宣王置疑其多，淳于用採藥於合宜之地所獲自多爲喻解之。所獲之多，稱“郄車而載”，這個“郄”字聚訟紛紜。東漢高誘注：言饒多也，故曰郄車載也。高誘説了句意，“郄”字等於没有解釋。但觀其辭，“郄”當是尋常字詞，不待訓釋自明。宋鮑彪注：郄、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鮑彪同《趙策》“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處思路一致，將“郄”識爲“卻”，訓爲“不前”。清于鬯《戰國策注》云：高意似謂物饒多，前車載之未滿，後車隙以待之，是讀‘郄’爲‘隙’。鮑亦讀‘隙’也。這是于鬯自己的理解，没有證據指高、鮑如此。何建章《戰國策注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373頁）取于説，謂“桔梗很多，車子一輛等着一輛地去裝載”，然其中又有偷換概念。“隙以待之”，“隙”是空閑義，解釋增出“等待”，喧賓奪主。清金正煒《戰國策補釋》云：“郄”當為“”，方言“，倦也”，《廣雅·釋詁》“，極也。”又云“，勞也。”謂以車載而皆疲極，盛言其饒多也。金正煒校爲“”，乃用王念孫解“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之思路。還有今人王守謙等《戰國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1頁）、繆文遠等《戰國策（全本全注全譯）》（中華書局2012年，第300-301頁）皆識爲“郤”，釋“郄車而載”爲“敞開車裝載”。這是將今人“限量”與“敞開”的觀念加於古人了。諸解似乎都能説通，但這“通”只是懸揣，没有一説舉出古人之證。卽上古要形容饒多，説過“前車載之未滿，後車隙以待之”或“敞開車裝載”之類嗎？使用把“物多”轉換爲“車重”，再轉換爲“車開不動”或“車疲”這樣的邏輯嗎？淳于髡説柴葫、桔梗之多是對答宣王所説人多，宣王形容人多用的是“比肩而立”、“隨踵而至”這兩個顯豁而常用的比擬，卽所謂“摩肩接踵”。“郄車而載”結構當與之相同，且不應晦澀冷僻。《管子·輕重戊》：“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史記·蘇秦列傳》：“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踵相隨”、“人肩摩”正是“摩肩接踵”，與之並論的“車轂齺”、“車轂擊”皆指車多。然則“郄車而載”很可能指的也是車多，而非車重。一車堆得再重，又如何比得上多車？愚謂此“郄”卽“鄰”，“鄰車而載”正與“比肩而立”、“隨踵而至”相應。拙文《〈觸讋説趙太后〉“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新解》中提出“郄”字曾被當作“鄰”之異體，此説能夠解釋古籍中不少原本牽強存疑之處。同出於《戰國策》的“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是“郄”識爲“鄰”讀爲“遴”的假借用法，而此處卽“郄”作“鄰”本字用的例子。《釋名·釋州國》：“鄰，連也。相接連也。”影宋本《太平御覽》卷六三二引《戰國策》作“若求之梁甫之陰，則連目”，文當有殘損，但“連”字可貴。“連目”或係“連車”之爛。《史記·貨殖列傳》：“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東漢張衡《西京賦》：“五都貨殖，旣遷旣引。商旅連槅，隠隠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薛綜注：“言賈人多，車枙相連屬。”李周翰注：“商旅旣多，載物之車或出或入，隱展相連。”“郄（鄰）車而載”正言載物之車相連屬耳，猶“比肩而立”、“隨踵而至”言人之相連屬。觀後世常用的“連車載”益可明其義。《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拓跋暉》：“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朝野僉載》卷四：“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敦煌變文《王昭君變文》：“黄金白玉連車載，寶物明珠盡庫傾。”宋蘇軾《答王鞏》詩：“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宋蘇軾《乞免五穀力勝税錢劄子》：“臣頃在黄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宋胡寅《阻雪慈云，有懷叔夏》詩：“薏苡連車載，珊瑚列樹敲。”元李祁《和歐陽承旨贈醫士劉仲賓》詩：“連車盡載君臣藥，卧篋常留子母錢。”對這些“連車載”，皆可仿高誘注“言饒多也，故曰郄（鄰）車載也”，注爲“言饒多也，故曰連車載也”。物多則載物之車須多，邏輯簡捷。若如後人諸説之迂曲艱澀，恐難當高誘順理成章的“故曰”二字。2022年7月4日

“觸讋説趙太后”見於傳世的《戰國策·趙策》《史記·趙世家》，洵爲名篇，選入各種語文課本。馬王堆漢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亦發現此章，重掀研究風潮。前賢時彦發明良多，然其中恐猶有未盡處。這裡就來説一個似乎前人早就解決的老問題。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戰國策·趙四》宋鮑彪注：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寛而求見。郄、郤同。以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今之注譯本皆釋“自恕”爲“自己原諒自己”，王力《古代漢語》亦如是。《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皆將此句作爲【恕】之義項❷“寬宥；原諒”之首證。這様理解不合情理。久不來見只有請對方原諒，哪有説我已經自己原諒自己的。故前人有疑此“恕”字有誤者，如清金正煒《戰國策補釋》云：“恕”字疑當作“怨”，言以病足久不得見，私以爲恨也。帛書本此處作“赦”，赦、恕音義皆近，足證“恕”字無誤，不可擅改。唯“赦”當讀“恕”，非原諒義。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1125頁）云：推己及人謂之恕，因己老病，而念太后亦或有病，故曰竊自恕。得之。此正用【恕】之義項❶“推己及人”義。《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新書·道術》：“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自恕”卽根據自己的情況推及他人，亦猶“恕己”。《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何晏集解引孔曰：“但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白虎通·誅伐》：“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漢書·成帝紀》：“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潛夫論·邊議》：“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禮記·祭統》“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鄭玄注：“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東漢崔寔《政論》：“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東漢《慎令劉修碑》：“卑謙博愛，恕己接人。”三國魏曹植《求通親親表》：“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三國吳陸景《典語》：“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昃忘飧，恕己及下，務在博愛。”這些都是“恕己”的褒義用法，謂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恕己”也有貶義用法。《楚辭·離騷》：“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王逸注：“以心揆心爲恕。”游國恩《離騷纂義》（中華書局1980年，第99頁）云：王逸以心揆心之訓，本屬古義，後人弗知，紛紛以寬恕解釋此文，非也……恕己量人者，謂以己之心度他人耳。黨人貪婪競進，而又以爲賢者亦復如此，故嫉妬之也。説是，“内恕己以量人”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耳。《漢語大詞典》【恕己】列二義項：❶寬宥自己。以《離騷》“羌内恕己以量人”爲首證。❷謂擴充自己的仁愛之心。以《漢書》“凡事恕己，毋行苛刻”爲首證。皆誤。觸龍這一段説辭邏輯清晰。自身病足，不能疾走，於是關心太后之行；自身殊不欲食，於是關心太后之食。皆推己及人。“恕”之用甚顯。鮑彪謂“以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實際上已經説清了這道理，卻又説“宜得罪，今自寛”，頗疑是合兩説爲一，不知去取，以致騎墻。今人偏多去其精華，取其糟粕。解作“原諒”之俗説，富金壁《新王力〈古代漢語〉注釋匯考》（綫裝書局2009年，第74頁）駁之頗詳，可參，唯釋“恕”爲“忖度”，則尚隔一間。“自恕”不是自己忖度，“恕己”也不是忖度自己。《説苑·至公》“推之以恕道”，《人物志·體别》“恕所以推情也”，著一“推”字，“恕”義乃明。把觸龍語言策略的核心“恕”搞明白了，就可以來看正題“郄”字。這個字古今大致有三説。1、宋鮑彪以“郄”、“卻”爲一字，由“恐后不能前”，知其所取爲“退卻”義。2、清王念孫將“郄”直接識作“卻”，讀爲“”，解作“疲羸”義。3、清吳曾祺謂“郄”通“隙”，猶言“不堅固”。王力《古代漢語》直接釋“郄”爲“不舒適”，當是由吳説生發。“隙”用在人身，解作“不堅固、不舒適”者，近於臆想，未見徵驗。諸解中仍以王氏之説最爲人熟知，其《讀書雜志·戰國策二》“有所卻”條因聲求義，將“卻”與“勮、、、”相繫聯，以證其所攜“疲羸”義，訓詁學中奉爲圭臬。然而字可攜此義不等於此處卽用此義，仍要著落在文意安否。試返之於語境，觸龍此處用“恕”道，推己及人，從自己“病足，曾不能疾走”推及太后，太后回答也是“老婦恃輦而行”，可見觸龍所提當是能否順利行走這一話題。與下句問“日食飲得無衰乎”，答“恃鬻耳”同理。用王氏之解，觸龍問太后之“疲羸”，似過於寬泛，言不及義，邏輯上無法順利引出太后“恃輦而行”的回答。繆文遠、繆偉、羅永蓮《戰國策（全本全注全譯）》（中華書局2012年，第658頁）譯來言爲“我私下原諒自己，又擔心太后的身體勞累，所以希望謁見太后”，去語爲“老婆子行動靠車”，就有一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感覺。再看衆所摒棄的鮑彪之解，他使用“退卻”義雖説牽強，但扣緊“行走”語境這一意圖非常明確，是清人二解所不及，啟人深思。頗疑此“郄”當從不良於行這個角度索解。“郄”字帛書本作“”，从晉从，整理者仍取王氏説解作“勞累、倦乏”。從字形看，“郄”與“”共同的部件是“”，這是最重要的，从邑从晉則是附加。歷來學者皆以“”爲“卻、郤”左旁“”之變體，忽略了“”字還有一個身份，卽“吝”之變體。《漢語大字典》有收。而吝、遴古相通，彼此混用。“遴”可攜“吝嗇”義，《漢書》多見，顔師古多次言“遴與同”；而“吝”也可用爲“遴”。《説文·辵部》：“遴，行難也。从辵粦聲。《易》曰：以往遴。”而《口部》“吝”字下引作“以往吝”，今本《周易·蒙》亦作“以往吝”。假設此“郄”取其“吝”聲，破讀爲“遴”，則文意正可解通。觸龍推己及人，恐太后玉體行路亦有所難，以爲探問，故太后答以“恃輦而行”，卽坦承其“行難”。再細味字形。《大戴禮記·保傅》“鄰愛於疏遠卑賤”，《新書·傅職》作“授於疏遠卑賤”，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新書〉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5頁）注：“‘’乃‘郄’字之爛。”《新書》“”卽“吝”字，《大戴禮記》“鄰”亦讀爲“吝”。然則“郄”字或曾作爲“鄰”之異體使用，郄从邑吝聲，

近日，汪少華先生推送給我胡文輝先生《曹參“勿擾獄市”另解》一文（下簡稱“胡文”），並囑我留意《漢語大詞典》【獄市】一詞釋義確否。通過檢視古籍材料與今人成果，我形成自己的理解，寫成這篇“作業”。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記·曹相國世家》蕭何故後，齊國相曹參要入京接替相國之位，臨行前，叮囑繼任者“勿擾獄市”這一件大事。這“獄市”之義，今猶莫衷一是。胡文總結五種解釋：一、刑獄；二、“獄”通“嶽”，是齊國臨淄市內的地名；三、市場；四、“獄市”是合稱，“獄”指監獄，“市”指市場；五、市場管理機構。並提出第六種：“黑市之類的非法經濟行爲及其場所”。在我看來種種解釋不過兩類：古人文獻所用義、後人望文生訓附會義。其斷限在唐宋。宋代之前，無人解釋“獄市”。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奸人無所容竄；奸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司馬貞索隱《述贊》：“市獄勿擾，清凈不事。”裴駰、司馬貞直接使用“獄市”及其逆序“市獄”，顯然認爲他們時代仍然使用，意義未變，不須解釋。檢視漢魏南北朝及大部分唐朝“獄市、市獄”用例：東漢阮瑀《文質論》：“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三國魏王朗《勸育民省刑疏》：“《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北堂書鈔》卷一五〇引晉謝承《後漢書》：“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所譖，繫獄市，謂敞曰：‘吾死后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后果然。”晉劉隗《奏劾周莚劉胤李匡》：“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績，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晉郭璞《省刑疏》：“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南朝宋武帝《矜恤詔》：“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沿情察訟，魯師致捷。市獄勿擾，漢史飛聲。”南朝齊崔祖思《陳政事啓》：“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删除繁苛。”南朝梁沈約《梁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敕》：“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南朝梁徐勉《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志銘》：“旣弭烽□，又清獄市，樹績來歸，優遊衢里。”唐高宗《禁留獄詔》：“加以搒笞失度，桎梏違法，巧詆深文，去將安適？獄市之寄，何其爽歟？自茲以後，宜革前弊。罪無大小，不得稽留。”唐上官儀《對用刑寬猛策》：“獄市之寄，自昔爲難，寬猛之宜，當今不易。”唐蘇頲《御史大夫贈右丞相程行謀神道碑》：“景龍六年，鳴牝肆孽。分宰京邑，先屠戚黨，吏部人相狃，獄市皆紛。”唐元稹《授唐慶萬年縣令制》：“輦轂之下，豪黠僄輕，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是以前代惟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南唐元宗《賜京畿縣令敕》：“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市獄在簡，典正宜肅，徭賦須平，豪強勿恣。”諸例皆指“刑獄”一事。這當卽裴駰、司馬貞所理解的《史記》“獄市”。這種用法給後人留下最大的疑惑是“市”字究作何解。至南宋朱翌《猗覺寮雜記》解釋“獄市”，翻出新意，云：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必為亂，非省事之術也。如此，分“獄市”爲獄訟、市事二端，第一次明確引入了經濟領域。這種理解可能唐代中後期已經出現。唐崔祐甫《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序》：“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斁人之生，苟鞭笞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言“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蓋已分“獄市”爲法治、商業二事。曹參説“吾是以先之”，是以之爲頭等大事，看不出要並舉獄、市兩樁大事的跡象。作二事解是明顯的望文生訓，無視漢魏南北朝所有用例，自我作古。但因其説簡明，用的是“獄、市”二字的常用義，今坊間注譯本大率從之。《辭源》《漢語大詞典》亦皆取朱翌之説。朱翌之後，“市”爲市場似成定論，晚近乃至當代學者紛紛於“獄”字上動腦筋。他們基於《史記》文本提出如下舊説不能成立的理由：騷擾監獄，則事所不恆有。（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1頁。）按照常識，要求國家權力“勿擾”的領域，應該是“民間”的。此外，這里的“獄”，如果指的是與司法相關的事情，那它只能與“懲惡”有關，説它善惡“并容”，則講不通。（程念祺《“狱市”试释》，《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獄”若指監獄，則只應拘禁姦人，不應“善惡”并容；“獄”若指審訊，那么國家司法亦不應包庇姦人，不可容惡，所以無論“獄”取哪一種意思，都不合文意。（程凌雷《漢代齊國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5－57頁。）假若“獄市”是指監獄，那么又豈有不“擾”的道理呢？（胡文。）爲此，他們專注於經濟領域，或讀“獄市”爲“嶽市”，釋爲齊國大市；或讀“獄市”爲“确市”，釋爲具有司法權的市場管理機構；或釋作市中爲民間涉及刑罰的“私了”提供的專門場所；或釋作非法的集市或交易。各執一詞，強曹參以從己意，只求其理迂曲可通，而棄漢魏南北朝大量用例於不顧。究其根本，皆由不識古與“獄”相關之“市”所致。《周禮·秋官·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新語·明誡》：“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東觀漢記·沈豐傳》：“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釋名·釋喪制》：“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市死曰棄市。市，衆所聚，言與衆人共棄之也。”這個與“獄”對舉的“市”不是經濟概念，而是法治概念，刑徒示衆之處。示衆本身是精神刑罰，越是有身份者越懼怕。故“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其理亦猶“刑不上大夫”。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侳廉。——《淮南子·説山》高誘注：“侳，辱也。”將君子“入市”看得如“入獄”般嚴重，顯然不是今人譯註所謂進市場做交易。“不入獄”“不入市”就是《周禮》“不躬坐獄訟”“不卽市”，仍是“刑不上大夫”的告誡。《書·説命下》“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公孫丑上》“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所説的也不是汎指在鬧市被打，而是受刑示衆，猶今人所謂“公開處刑”，可知其羞辱之甚。賈誼《上疏陳政事》“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之語，足以證成君子“不入市，爲其侳廉”之意。“卽市、入市”又稱“適市”。《周禮·秋官·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鄭玄注：“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賈公彦疏：“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獄”與“市”各有分工，互相合作，皆法治系統中的重要設施，經常出現在同一語境中。《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漢書·武五子傳》：“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漢書·酷吏傳》：“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漢書·王莽傳》：“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後漢書·梁統傳》：“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後漢書·蔡邕傳》：“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後漢書·孔融傳》：“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三國志·魏·高柔傳》：“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漢代“棄市”專指當衆執行的死刑。前引謝承《後漢書》京房“繫獄市”，實際就是“繫獄”與“棄市”。“繫獄、棄市”兩點一線，性命就交待了。故曹參必慎“獄市”。漢人熟悉的獄、市兩個刑獄相關設施連用，可抽象指代整個刑獄法治。魏晉南北朝皆承用。因其爲並列結構，故亦可逆序爲“市獄”。“國家司法不應包庇姦人，不可容惡”，這説法是没錯，但没有站在經歷秦皇漢武酷烈之政的傳主曹參和代擬者司馬遷的立場上去思考，脱離了漢初休養生息，以黃老思想治國的政治語境。《韓非子·備内》：“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韓非子·制分》：“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韓非子·難二》：“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大戴禮記·盛德》：“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韓非子》爲理論代表、嬴政爲實踐標兵的法家戒寬縱、務嚴苛，其施政導致的可怕後果讓身歷秦禍的漢初君臣深以爲戒，黃老道家的清靜無爲正是時代所需。《説文·手部》：“擾，煩也。”曹參所謂“勿擾”，猶今所謂“不折騰”。《管子·禁藏》：“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文子·道德》：“法煩刑峻卽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卽得寡，禁多則勝少。”《文子·精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虚。”“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淮南子·泰族》：“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鹽鐵論·詔聖》：“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鹽鐵論·執務》：“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勿擾獄市”説的就是常見的“省刑、緩刑”、與民休息的思想。陳直先生以“騷擾監獄”非之，真是謬以千里了。《史記·秦始皇本紀》：“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虚囹圉而免刑戮……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作爲暴秦的反動，以劉邦“約法”爲嚆矢，包含“省刑”主張的黃老思想成爲新的政治正確。“……者，所以……”句式是介紹用途的，不是介紹地點的。諸説以爲“獄市”是兼容善惡的地方，一開始就想岔了。“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指刑獄法治是用來實現“并容”目標的手段。《左傳·宣公十二年》：“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老子》第四十九章：“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莊子·徐無鬼》：“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東漢王粲《爲劉荆州與袁尚書》：“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于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武帝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言“……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宣帝初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曰“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以廢治獄”，《説苑·貴德》引作“以廢煩獄”，近真。“以廢煩獄”猶“勿擾獄市”耳。漢人認爲寬鬆的刑罰是實現和諧融洽社會生活的重要條件之一。“并包天地”，“愛民如赤子”，“容劣”是題中應有之義，使姦人也能“得其宜”，不必鋌而走險。姦人小罪，若以峻法治之，如“失期，法皆斬”之類，“亡亦死，舉大計亦死”，則揭竿而起成爲必然選擇。又如漢武帝用酷吏行“沈命法”，想要“止姦”反弄得“盜賊寖多”。不讓社會陷入治齊前輩管仲警示的“刑煩而姦多”惡性循環，這是力求“如齊故俗”的曹參所重。之後他身任相國，蕭規曹隨，秉持的仍然是這一宗旨。《漢書·刑法志》：“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是其明證。“勿擾獄市”正是曹參一生政治主張的凝練。故根據上古“獄、市”相關用法的語言內部證據，輔以曹參所在的漢初歷史語境證據，可知“獄市”是用關押審訊之“獄”、行刑示衆之“市”這兩個刑獄體系中的重要設施指代整個刑獄法治，“勿擾獄市”反映的是“約法省刑”的政治思想。此義可解通漢魏南北朝乃至唐代的大量用例。“獄市”本與市場貿易、經濟没有直接關係。方法論有誤則後出未必轉精，當代各家脱離語言實際，無視古代用例，各逞臆想，在向壁虛構之上討論漢初經濟問題，欲求其信，不亦難乎？2022年5月24日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逄蒙視，詘要橈膕，若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荀子·富國》楊倞注：“但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讀書雜志·荀子三》“巧繁”條王引之曰：楊説非也，“繁”讀爲“敏”。（《説文》“繁”字本作“緐”，從糸，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説，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橈膕，若廬屋妾”，卽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王引之此説後來治《荀》者皆遵之不疑。然其論證有漏洞，結論亦不可取。王引之實際上只發現“巧繁”有異文作“巧敏”，謂敏、繁相通，但這些無助於判定正字是“敏”還是“繁”。歸根結蒂是憑語感而決。《淮南子·主術》：“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巧敏”是種優秀的品質。這與先秦兩漢以“敏”爲優，以“不敏”爲劣的語言事實相諧。實際上除《荀子》及《韓詩外傳》這兩例所謂“巧敏”外未見“敏”用爲貶義者。王氏稱“巧敏，謂便佞也”是據上下文意逆推，非“巧敏”詞義。愚謂《富國》“巧繁”是正字，《臣道》與《韓詩外傳》“巧敏”反是譌字。馮其庸、鄧安生《通假字彙釋》（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楚辭·天問》王逸注：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爲婬妷夷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一、“昏微遵迹，有狄不寧”講何人何事？褒貶如何？《天問》歷問上古神話、歷史，其中頗有後人不解，各施附會，并其訓詁亦聚訟紛紜者，此亦其一。王逸謂此句言晉大夫解居父事，後人多不以爲然，另生啓與有扈氏事、簡狄玄鳥事、上甲微伐有易事、紂與妲己事、衛懿公好鶴與衛宣姜荒淫事、夏姬徵舒事、晉文公奔狄事、周襄王納狄后事、楚靳尚鄭袖事等各種解釋。驗諸上下文，皆殷商先王先公故事，突兀降至東周之説，自不可取。王國維《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云：“昏微即上甲微……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寧’者，謂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跡，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讎，故爲之不寧也。”此説得地上地下之證，亦與文本若合符契，確不可易。自王逸釋“昏”爲“闇”定下基調，後人大率以爲此四句皆言某人劣跡，今者學者雖已知“昏微”不是“闇微”之義，仍不免受習慣思維影響。如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91頁）取上甲微之説，卻否定王國維對“昏微遵迹”的解釋，指爲“微遵其父叔亥、恆淫於有易之劣迹”。《國語·魯語上》：“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帥卽率，就是遵循義，上甲微遵循的是先祖契光大商族的道路。“不寧”，竊疑當讀爲“丕寧”。《大雅·生民》：“上帝不寧。”毛傳：“不寧，寧也”。清華楚簡三《周公之琴舞》“不寧其又心”，整理者讀爲“丕寧其有心”。“有狄丕寧”句式猶《書·禹貢》“三苗丕敘”，指平定異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是言上甲微之功績，而非劣跡。“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是對變化的邏輯發問，明明本來這樣，後來爲啥那樣。逆接是《天問》常例，如“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俯拾皆是。姜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頁）云：“凡四句一韻，而第三句用何字作問者，前后二句，必爲正反兩義，決無例外，則‘何繁鳥’二句，必爲上二句相反之義無疑。上言上甲微遵先人之跡，為先人復仇，言微之善行。則此二語，必爲微之涼德無疑。”説是。然導出“上甲微晚年，或有‘新台’之行乎”的結論則無據，詳後。二、“繁鳥萃棘”是用《詩·陳風·墓門》典嗎？“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是貶義無疑，然究係何意，仍不明瞭。王國維曰：“‘繁鳥萃棘’以下，當亦記上甲事，書闕有間，不敢妄爲之説。”王逸之説基於“繁鳥萃棘”用《詩·陳風·墓門》典的判斷。《墓門》詩云：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詩》作“墓門有梅，有鴞萃止”，王逸引爲“墓門有棘，有鴞萃止”。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前章言棘，後章言梅，二木美惡大小不相類，非詩取興之恉。考《楚詞·天問》……王逸注……其説蓋本《三家詩》。是知“墓門有梅”《三家詩》原作“墓門有棘”，與首章同……《毛詩》作梅，亦當爲形近之譌。古梅杏之梅作某，古文作槑，與棘相近。蓋棘譌作槑，因作某，又轉寫作楳與梅。毛公作傳時已誤，因隨其文訓之也。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從馬説，今之説《詩》者亦然。實則馬氏謂《三家詩》二章皆作“墓門有棘”之説，過信王逸所引，而疑毛公所見，論證牽強草率，不可取。首先，“前章言棘，後章言梅”無甚不可，《詩·曹風·鳲鳩》前章言“其子在梅”，後章言“其子在棘”，正其類。“詩取興之恉”何嘗要求“二木美惡大小”一致。其次，馬瑞辰理解的詩恉有誤。兩章句式不完全相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重章疊唱，而是有所遞進。前章的問題是“墓門有棘”，其木惡，故“斧以斯之”，問題就可以解決；後章的問題是“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梅卽楠木，美，而鴞之爲鳥惡，木美而鳥惡，類於投鼠忌器，不能“斧以斯之”，只能“歌以訊（誶）之”，而終歸無效。要之，前後“不良”之喻非皆用木。後章若作“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反失詩恉，且邏輯不通。一來棘旣已“斧以斯之”則鴞無由萃，二來惡鳥棲惡木則仍用斧解決卽可，新引出的鴞就失去了意義。“棘”譌作“槑”的可能性純出臆測，也稱不上什麽論據。王逸注《天問》因“萃、棘”二字聯想到《墓門》，嫁接了原不相鄰的兩句。東漢這種縮引詩句的現象並不鮮見，許慎《説文》引《詩》卽有之。何況王逸委之於婦人之口，也卸脱了自己“引文不規範”的責任。通過《墓門》，王逸聯繫上解居父故事，但講述亦不合《詩》恉。《墓門》之“鴞”是“不良”的象徵，是抨擊對象，反曰“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成了道德監督者，牽強莫名。王逸注此條整體謬誤，起於將《天問》“繁鳥萃棘”與《墓門》詩“墓門有棘”“有鴞萃止”繫聯這一出發點。先秦兩漢典籍别無“繁鳥”爲“鴞”的用例，王逸亦未明言“繁鳥”是“鴞”之異名，完全可以理解爲一隻繁擾之鳥，以代指“惡聲鳥”鴞。然旣有其注，卽生誤導。《廣雅·釋鳥》：“鳥，鴞也。”當卽採自《天問》王逸注或受其影響的其他佚注。“鳥”成了鴞之名。學者以《廣雅》證《天問》，《天問》證《廣雅》，成了個循環論證。錢大昭《廣雅疏義》謂“卽繁之訛”，《廣雅》“”字是張揖所書還是傳抄所改已無從考知，“”從無文獻用例，是“繁”更換義符之異化當無可疑。毛奇齡《天問補注》謂“繁當作”，顛矣。《山海經·北山經·涿光之山》“其鳥多蕃”郭璞注：“未詳，或云卽鴞，音煩。”後人亦據此以爲“蕃”卽“繁鳥”。然經文並無任何“蕃”鳥的描述，何以見其必爲鴞？這只是以讀音牽附王逸之説而已。故郭璞不敢採信，先説“未詳”，再説“或云”，以示並非己見。所謂“鴞”又名“、蕃”無切實證據，《廣雅》與《山海經》郭璞注之“或云”本身可能是濫觴於王逸注，一誤則皆誤，何足以證成《天問》。陳奐《詩毛氏傳疏》云：“竊疑‘繁烏萃棘，負子肆情’不出於《詩》，三家或附會之，而張揖、郭璞皆以繁烏爲鴞矣。”近是。三、“肆情”是“肆其情欲”嗎？後人大多不取王逸之説，别求其解，“繁鳥”脱離鴞，解作鶴、玄鳥、鳳、蒼鳥者不一而足。但仍認爲“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講的是男女淫亂事，或取史上著名穢跡相比附，或假想王亥、王恆、上甲微三代殷先王有各種帷薄醜聞。爲此需要，有將“負子”解作背子姦淫兒媳的；或讀爲“婦子”、“父子”，聯想各種淫事的；或讀爲“負兹”，解作幕天席地胡天胡地的；更有學者稱繁鳥是男根、男性的象征，棘是女陰、女性的象征，“繁鳥萃棘”一語暗指男人對女性的侵犯和占有云云。這些都是從王逸將“肆情”解釋爲“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生發而來。《漢語大詞典》據之爲【情】立義項“情欲，

“藩飾”這個詞先秦兩漢只有《荀子》一書使用。《荀子·榮辱》：“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群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耶？”楊倞注：“藩飾，藩蔽文飾也。”《荀子·富國》：“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楊倞注：“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荀子·君道》：“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觀其文法與語用，“藩飾”必是同義連文，楊倞二字分釋，解“藩”爲“藩蔽、藩衛”，是望文生訓，不可取。《漢語大詞典》釋【藩飾】爲“裝飾；文飾”，是，“裝飾、文飾”皆同義連文。然而“藩”無“飾”義，當非正字。日人物雙松曰：藩飾，卽繁飾。繁、藩音同借用。高亨《荀子新箋》（《高亨著作集林》第6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5頁）云：雕琢刻鏤黼黻文章與藩衛無關，楊釋藩字非也。藩當讀爲繁。繁飾猶盛飾也。《楚辭·離騷》：“佩繽紛其繁飾兮。”此文之“藩飾”即彼文之“繁飾”也。藩、繁古通用。《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釋文》：“番《韓詩》作繁。”《大戴禮》：“爭鬥之獄，繁矣。”《漢書·禮樂志》繁作蕃。《呂氏春秋·具備》篇：“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文選·上林賦》“繁弱”作“蕃弱”。皆其佐證。《君道》篇“藩飾”二字數見，其義同。馮其庸、鄧安生《通假字匯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809頁）“藩通繁”條取《荀子》“藩飾”及高説爲例，加按語：繁盛義實亦“蕃”之借。駱瑞鶴《荀子補正》（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8頁）不同意物、高二氏之説，云：此言群居，卽聚居，而居亦聚也。群之與居，持之與養，安之與固，並以同義之字相麗爲辭，則藩飾亦當如此。以繁飾解藩飾，恐不合文意。今謂藩之言披言被也。古音藩、披相近，可得通用。《九經古義》卷五云：“《十月之交》云：藩維司徒。《古今人表》藩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旣夕》云：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作藩。案披從手皮聲；藩與蕃同，聲之誤也。”此言甚是。皮、披，蕃、藩，是爲同聲相借。《莊子·知北遊》：“嚙缺問道乎被衣。”陸德明釋文：“被，音披，本亦作披。”《韓詩外傳》卷六：“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六引披作被。揚雄《反離騷》：“被夫容之朱裳。”顔師古云：“被，音披。”則藩飾卽被飾，藩亦飾也。《君道篇》：“善藩飾人者。”《韓詩外傳》卷五作“粉飾”，粉亦是飾義，特作漢人語而已。駱氏反對的理由就是認爲“藩飾”應當是個同義連文，讀爲“繁飾”則成偏正結構，不合。故提出讀爲“被飾”的新説。然“披飾、被飾”不見於典籍，唯《方言》卷六云“凡相被飾亦曰奬”。此“被飾”猶“加飾”，當是動賓結構，東漢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改容加飾”是其證。飾、奬同義，連文爲“奬飾”，是奬譽、稱贊義，非《荀子》“藩飾”所指。旣無上古存在並列結構“被飾”的證據，則駱説不能自圓，今人亦不取。然而其“同義之字相麗爲辭”、“藩亦飾也”的認識自有獨到之處。愚謂高亨“藩當讀爲繁，繁飾猶盛飾也”之言是，唯衆皆誤解上古“繁飾、盛飾”爲偏正結構——如《辭源》釋【繁飾】爲“衆多的采飾”，《漢語大詞典》釋爲“衆多的采飾；盛飾”——此所以遭駱氏之疑。同義連文“盛飾”已於拙文《顔師古釋“嚴飾”爲“盛飾”是以今律古嗎？》中揭櫫，“繁飾”亦同理。《楚辭・離騷》：“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東漢劉梁《七舉》：“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三國魏曹植《七啓》：“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這些是具象的妝飾，《荀子》“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則抽象出以禮制相文飾，《禮記·射義》所謂“飾之以禮樂”。繁，《説文》本字作䋣。《説文·糸部》：“䋣，馬髦飾也。”

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漢書·五行志上》顔師古注：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汪維輝先生《釋“嚴妝”》（載《辞书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云：嚴字有裝束、梳妝義，源出於東漢避諱，至南北朝時仍然沿用。或單説嚴，或合説嚴妝（裝）、妝（裝）嚴，意義相同。這種避諱替代字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而具有了它本身所没有的含義，確實是漢語中的一個獨特現象。假如不明了這層關係，我們就不能對這類字作出準確的解釋。望文生義地去注解這個嚴字的人並不在少數。早在唐代，顔師古注《漢書》時就已經發生了誤解。《漢書·五行志上》：“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師古注：“將迎夫人，故爲盛飾。”以盛飾釋嚴飾，説明師古並没有弄清嚴字的確切含義，只是按字面做的解釋。所謂嚴飾，就是裝飾，并不包含莊、盛一類的意思，如同嚴妝就是梳妝一樣。近日（2022年4月21日）汪先生在題爲《古代文獻解讀中的“當代語感干擾”問題》的講座中，舉此例稱顔師古犯了“以今律古”的錯誤，釋“嚴飾”爲“盛飾”是没有理解並列結構的“嚴飾”。這個説法值得商榷。首先，“將迎夫人，故爲盛飾”一語非顔注創爲。《春秋經·莊公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杜預注：“將逆夫人，故爲盛飾。”顔氏引用杜注，僅以訓詁字“迎”替換本字“逆”。其次，釋“嚴飾”爲“盛飾”是以今律古嗎？也不能遽定。須先確認，有無可能“盛飾”也是並列結構呢？有無可能不是晉、唐人誤解“嚴飾”，而是今人誤解“盛飾”呢？這可能性不排除則其説不足以立。故有必要對汪先生當作偏正結構而未加證明的“盛飾”作一考辨。先看同書之例。《漢書·霍光傳》：“﹝霍﹞

《漢語大詞典》據之爲【謹敕】立義項“嚴令”，則視爲偏正結構，以“敕”爲告誡義，非是。“謹敕”猶“矜式”、“矜飭”，還是整飭義。不是命令三軍叫他們不要暴露，而是整頓三軍達到不暴露的效果，此主帥之能。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皆取王説，以此句爲【矜】之“揮動”義例，今人注譯本則多解“矜戟砥劍”作“手持長戟，磨礪寶劍”，皆非是。“矜”有奮義、持義無誤，施於此句則非。奮、持與砥礪不是同類動作。

《舊唐書·畢構傳》：“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産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吝，即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