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新型智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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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玫洁实习生袁荣对此文亦有贡献汽车产业正在经历变革。无论南北东西区域，汽车是诸多大城市的支柱性产业,

65）和服装（SITC

(作者周路明系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负责人，深圳市科协原主席)中国系统推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工作始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0余年。中国官方和民间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都屈指可数，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中国一直缺乏关于创新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基于中国自己创新实践的理论研究），现今中国的创新理论是碎片化的舶来品和领导秘书班子对创新认知的混合体。甚至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概念的认知都存在问题，中国科技创新实践中的一些顽疾与这些认识误区有直接关系。0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科学技术是一个独立于经济活动的系统。科学技术在英文的表述中是“科学和技术（science

街道：有的店倒下了，有的店加速扩张Indigo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它为我们带来了自然形成的乡村所不可能拥有的素质（物质）和气质（精神）。因此，不论城市规模多大，乡村总是无法与之竞争的。以致可以这样说：大村比不过小城。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农耕的与工业的。虽然村庄有大有小，但乡村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因为其集合起来的生产要素、所能提供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是无差异的。然而把人们带进现代文明的城市则是高度异质的，原因在于其形成的过程、聚集起来的生产要素，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会有很大的区别。从规模上来看，城市有大有小，有区域性的小城市、也有国际大都市；从经济功能来看，有生产城市和消费城市，有工业城市和科技城市；从收入与生活质量来看，有适合人居的富有城市、也有不适合人居的贫困城市。由此可见，城市虽然具有同质性，但它们又是高度异质的。城市的同质性在于乡村所不具有的“密度”，即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财富、商品、要素与资源的集聚程度。城市的异质性则来自于城市聚集财富、商品、要素与资源的能力（也就是城市的竞争力），由于城市聚集起来的财富、商品、要素和资源各异，且有多有少，从而导致城市各具特色的异质性。城市的性质是由其区别于乡村的“密度”所决定的，而城市的气质则是由其竞争力、也就是城市的异质性所决定的。城市与乡村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做出系统分析的当属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城市与乡村做了对比：工业而非农业；契约而非血缘；法律而非宗法；公平竞争而非祭祖；经济结构多元而非单一；市场主导而非权力主导；通过生产和交易获取财富而非寻租与分配获得财富。从韦伯的区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现代的城市与农耕的乡村，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从而决定城市与乡村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整个文明进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便是城市的出现。城市导致社会的有机组织（企业、公司、市场、交易所等）不受约束的生长。乡村倾向于自给自足，而城市则偏爱交换，前者追求的是使用价值，后者追求的是交换价值。乡村没有消费，城市才有消费，因为消费产生于专业化分工、以及由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率与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桑巴特就从功能结构上将城市与乡村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区分。至于城市为何能够导致社会有机组织不受约束的生长，桑巴特的回答是：自由和市场。充分认识城市自由和市场繁荣的价值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在最早诞生城市的欧亚旧大陆上，欧洲的城市发展推动了社会转型，从农耕的变成工业化的，因为欧洲的城市是在政治独立中诞生，并且是在自由（自治）和市场化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亚洲国家却未能发生这样的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亚洲的城市通常都是政治中心，不仅缺乏自由（当然也就没有城市的自治），市场也受到行政的严格管制。人们不可能在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满意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唐朝时期的城市，政府就把城市中的市场与居民区加以分割，且不准开设夜市，这种错误的行政干预，到了宋朝才有所纠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进一步解释了城市为何能够产生比乡村更为强大的生产力。马歇尔的研究发现，城市之所以会比乡村产生更为强大的生产力，是因为城市拥有乡村所没有的集聚效应（即城市的空间密度要远远的高于乡村）。马歇尔认为城市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劳动力的规模集聚；高频率与高密度的技术发明；产业溢出形成的供应链。劳动力的规模集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得招聘变得容易。人口、产业与知识的聚集可以让技术随着新想法被他人采纳并与自己的建议相结合而传播放大，从而促进创新，这在当代被人们称之为技术的溢出效应。恩利科·莫雷蒂在对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溢出效应是城市不断发展而农村不断萎缩的重要原因。聚集也使生产投入变得更加便利，并且还会产生引力，从而形成了城市所特有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因为城市具有以上三种集聚效应，这就使得城市的经济发展是超线性的，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乡村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享誉全球的复杂系统性科学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英国学者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一书中，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城市演化的逻辑，进一步证明了马歇尔所说的城市的发展是超线性的，因而是处于亚线性（报酬递减）状态的乡村根本就无法与之竞争的。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密集聚居的文化和经济优势完全可以弥补城市生活的成本。城市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超线性发展效应呢？根据韦斯特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的收益会随着人口与产业的增加而递增，但是城市运作的成本则会随着人口与产业的增加而递减。如果用一个直角坐标系来表示，城市的规模收益曲线处在450线的上方，而城市的规模成本曲线则处在450线的下方。城市在规模扩张上的超线性特质，导致了城市发展的规模可能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根据阿德里的研究（《城市与压力》），在城市规模扩张中，注册专利数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是超线性的，一般都要比线性增长高出15%，特别是由社交网络造成的知识溢出和新思想的传播几乎都是乘数效应，极端地讲，在这样的网络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乘数。能源消耗、水电消耗等则是线性的，它们与人口和产业的发展呈正比关系。但是，更多的城市运作的成本都是亚线性的，比如加油站数量、公路网或电线铺设等基础设施，它们通常要比线性的低15%左右。既然城市发展的边界是不受规模约束的，那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预设城市规模都是不利于城市本身发展的。相反，城市规模越大，反而越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带来长尾效应。所谓长尾效应，就是只有大城市才有的、无奇不有的细分市场，而且细分市场的规模远远大于头部市场，小城市受规模约束，没有细分市场，故而也就没有长尾，没有长尾也就没有多样性，所以小城市是单调与乏味的，只有大城市才是多彩的。从以上的各种比较中，人们自然可以发现：城市代表未来，乡村代表过去；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城市代表富有，乡村代表贫困。这就是城市为何会对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在德国学者马兹达·阿德里撰写的《城市与压力》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离开“无聊的农村”，这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他们希望在城市得到更好的机会，更好的文化、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更好的医疗条件，享受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多样性可以提高幸福水平，自由可以实现自我。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城市世界”。城市与城镇城市是由市场发展而来的，故而马克斯·韦伯把城市定义为“一个永远的市场中心”。城市作为市场的空间载体，其形成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合适的地理位置，今天的大部分城市，在历史上都源自于一个适当的货物转运点上的纯粹市场聚落，且以沿海和河谷地居多；货币化的收入与财富，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有产生货币收入的产业，那就是工商业活动，而且还需要有货币财富拥有者的大量流入与居住，以便促进消费和交换；拥有高度的自由或者自治，历史上的城市可以是宗教和经济权力的中心，但不能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正因为城市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城市才有自由，城市才能为拥有货币财富的外来者提供保护，没有自由的、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大都是畸形的，而在那些专制国家，就像地理学家威廉姆·迈耶所指出的那样，政府都具有阻止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因为人口向自由城市的集中会增加政治上的压力，而使专制统治面临危机。城市发展靠的是集聚，一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的城市，取决于它能够把什么样的要素与资源集聚在一起。如果在某个特定空间上能够集聚起来的是超劳动要素密集的手工业，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城市，只能算是一个城镇。城镇的基本特征是：本地化、由本地市场需求决定的产出规模和人口规模；基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初级分工、以超劳动要素密集的手工业为主体；货币化交易、但非资本化生产。城镇与乡村的区别在于有分工和市场交易，并籍此来满足人们除农产品之外的初级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城镇不能利用资本要素来完成从手工业生产向现代大工业的转型，那么当人口激增而技术与经济增长又处于停滞状态时，人口的大幅增加势必会降低人均收入水平，这很有可能使得城镇最终演变成为马尔萨斯“陷阱”。在对城市和城镇做出以上的区分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经济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根据麦迪森和彭慕兰的统计分析，直到17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够成为首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反而还失去了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对此，人们当然可以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但是，有一点恐怕是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密度”问题。从古典科技创新到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创新，有一个创新范式的变化：那就是从简单的观察到复杂的试验；从天才个人的兴趣爱好到有组织的、需要投入资本与知识要素的团队研发；从聪明人的冥思苦想到集体性的思想交流与头脑风暴；从日常的生活体验到利用先进仪器设备的反复实验；如此，等等。科技发明与创新的这种范式变化，需要相关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规模集聚，并且还需要达到一定的“密度”，才能完成这样的范式变化。毫无疑问，这样的转换只有在城市中是可能的，而在那些无法规模集聚相关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城镇里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尽管在科技发明与创新的范式发生质变的那个时代，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总量规模，但就像居住在山区里的人们一样，由于分散，缺乏“密度”、缺乏交流，故而无法完成科技发明与创新的范式转换。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市的发育不良和发展滞后导致中国长期滞留在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而由城镇化所造成的偏低的空间密度可能是影响中国创新范式不能及时转换、以及不能适时推动从农耕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根源所在。据此结论，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城镇化是个发展陷阱，城市化才是经济发展、科技发明和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给予城市化发展以足够的支持，从户籍管理到城市用地的控制、从城市人口规模的管制到治理结构的刚性设计，都没有给城市的发展留出足够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导致许多要素无法规模集聚，降低了城市本该有的“密度”。（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方提出的这些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美方从来没有直接加以拒绝，在一些情况下也有过言辞上的积极回应。然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却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不受这些原则的约束。这里有两个中美反差需要注意：

当今政府和民间都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如何塑造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许多机构和个人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不过，这些政策建议多数并没有考虑到塑造“国际形象”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

不同于主流的城市开发模式，蛟龙公司没有走土地国有化的道路，而是租用村集体土地，建设标准厂房出租给小微企业。这里的小微企业聚集了10万人就业，伴随产业升级，现在年产值可达三百亿元，税收7亿元。

[作者刘青海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研究”（16BJY083）的阶段性成果）。]

economy）的工作者认定为“雇员”，而不是所谓“独立合同方”（independent

公务员报考冷热不均背后，反映了公务员招录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图为2018年12月2日上午9时，“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江苏南京一考点，考生进入考场。视觉中国

长安福特限制下游经销商最低转售价格的行为至少可上溯至2013年，却直到2019年才被公开查处。图为2019年5月15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长安福特展区。

伦敦金融城在管理方面也极具创新意识。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是，伦敦金融城的管理者并非政府工作人员，而是由金融城商界联合会代表选举产生的商人。

倪万辉、李婵夫妇发生事故时，我发现很多新闻都没有提及李婵的名字，而是直接用“辉嫂”或者“小辉辉夫妇”代替。我搜寻了多则新闻，才在某公众号的文章找到了这位默默奉献的卡嫂的名字。美国社会学者Steve

深化区域一体化是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大势所趋和必然要求。如何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本文试图在还原区域一体化内涵的基础上，分析长三角一体化症结，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治理模式。区域一体化的内涵纵观区域一体化内涵的演化，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制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区域一体化内涵从经济一体化向更广领域一体化拓展，并具有空间异质性和区域依赖性。二战后，以欧洲煤钢共同体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谋求国家间的生产分工与要素自由流动，以此形成具有良好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一体化的最初形式。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首先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定义，即通过国家或区域之间相互协作与统一，将阻碍经济活动有效运作的因素加以弱化、消除，以创造出最优的经济结构。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发展了Tinbergen的定义，认为区域一体化是采取旨在消除区域内各国家或地区之间差别待遇措施的过程，又是上述差别待遇消失的一种状态。可以看出，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制。早期的区域一体化被单纯地作为经济范畴来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家、地区间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起点、组织形式与空间范围等不断丰富，其实践内容逐渐突破了传统的理论范畴，“区域一体化”扩展到制度、环境保护、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区域一体化的内涵不仅随时间演化而异，也存在较大的空间依赖性。一方面反映在不同区域一体化实践内容的较大差异性，这取决于区域组织的合作基础以及区域的社会、经济背景。另一方面，不同尺度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内容也各有侧重。相较于跨国家所构建的一体化集团，主权国家内跨地方行政区划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主要依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等非市场行为，目的是优化区域的投资贸易环境，借助市场力量让企业自发地用脚投票，从而实现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实质性的政策协调往往退居辅助作用。行政区经济制约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仅需要立足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要求，还应因地制宜，考虑当前长三角更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症结障碍。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为实现区域一体化和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多管齐下，整体趋势不断向好,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症结还是现阶段的“行政区经济”体制问题。行政区经济具有显著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它有效地激活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源；另一方面，受以GDP增长为纲的传统政绩考核体制及政府间尚未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影响，它也导致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行为，促使地方本位主义盛行，使行政区划界线形成一堵“看不见的墙”，阻碍了各类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协作，是一体化难以实现的关键矛盾。其后果集中表现为各种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各类信息无法有效串通，各项合作难以有效落实等多难的局面，进而导致生产领域及非生产领域建设盲目上马。对长三角而言，具体表现在：在经济发展方面，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还受到户籍制约，企业的自由流动仍存在隐性障碍；产业走出自身行政区域迈向空间一体化进程还任重道远，各地区对价高、利大的产业蜂拥追逐的现象仍然存在；城市间横向分工的产业结构相似，规模相近，高效率的纵向分工尚未形成。在交通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尚未贯通；毗邻区域公共交通运营无缝对接存在较大差距；港口合理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医疗、教育资源差距较大，社保、医保异地结算尚未实现全域通。在环境保护方面，目前主要为联合应急防治污染，常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区际合作还需要跟进；区域之间尚未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联合环保的保障体制还有待加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全面落实。以合作共赢的多中心治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建设命运共同体。建立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通过行政区划合并来统筹长三角一体化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在当前体制下，长三角一体化的现实选择是走第三条道路，即以合作共赢为动力，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调动一体化的积极性。合作共赢的利益协调机制依托于合理的区域治理模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与长三角空间范围大致相当的有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前三个国家在市场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分别以东京、伦敦和巴黎为核心的单中心发展模式，而德国则因特殊国情，城市之间分工协作，以高度交通可达性为依托，形成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发展模式。区域规模相同但发展模式不同的背后是国情的差异。对长三角的启示在于，区域治理模式需要充分考虑长三角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当前体制下，虽然长三角已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群，但受限于行政区经济，难以像伦敦、巴黎、东京那样以单极格局引领区域发展。多中心治理是适应长三角一体化的可行模式。事实上，长三角所经历的发展历程已很好地证明，长三角一体化治理模式必须在充分融入各地区选择和决策的基础上实现。从改革开放的地方分权，到两省一市独立平等的行政地位的确立，到浦东开放后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多方协商区域合作体制的构建，再到协调推进三省一市合作、统筹各自利益诉求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成立，上述区域发展演化历程说明，只有保障各地方发展主权单位的主人翁地位，才可能有效开展后续的合作模式。多中心治理是指政府间为避免非合作博弈，强调地方决策者保持其相对独立的政治管理权力、形象、身份和社区精神，协商解决共同问题，从而调动各城市合作积极性，形成互利共赢的治理机制。现行的体制背景与已有的实践经验表明，建立长三角多中心治理机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只会收效甚微，必须从理论上突破，从机制上创新，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建立完善公共政策协调机制和机构。多中心治理机制的实施应建立在平等市场竞争环境基础上，这有赖于公共政策的基本统一与一体化机构的监督、协调。长三角地区公共政策统一发展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但仍旧存在三方面不足需要改善：一是区域财政税收政策的协调。当前长三角所面对的企业自由流动障碍，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现有税收政策所导致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利益矛盾。为此，需要改革税收制度，让流出地和流入地都获得合理收益，从而使资源和要素流动起来，实现利益配置最优化和最大化。二是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深化完善，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合作政策、人力资源供应合作政策（如流动人口管理等）及社会服务合作政策（如异地医保服务等）。三是加强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保障。不仅要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还应加强区域不同维度环境联防联控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加强联防联治。此外，还应建立完善长三角一体化监督机构。其职能是公布、共享信息，监督仲裁各地区行为，奖励推进一体化行为，制裁阻碍一体化行为，从而落实利益共享机制建设。其次，要丰富区域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实现多中心治理的前提是明确行为主体。事实证明，传统依赖政府主体的合作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体制性难题，必须要充分发挥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区域协同治理中的作用，才能全面推动长三角各地区间的治理合作。因而，长三角多中心治理的合作主体应是多元的，其构成是在以政府作为协调主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囊括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最后，应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以GDP为导向的“晋升竞标赛”是导致行政壁垒产生的主要动力，动力的根本源泉则来自传统以经济增长为纲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为此，应探索优化设立政府绩效指标体系，通过改变基本目标、评判标准等各类评估体系内容，将最终要求从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向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转变。（作者孙斌栋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林杰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硕士）智库报告投稿邮箱：tiancl@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