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的“日常”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3年夏季，俄乌冲突进入500天后，从事国际冲突实地研究的我找到机会，走访了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和利沃夫这四座分布在乌克兰东南西北的城市。这是一场难以忽视的正在改变全球秩序的冲突。然而，除了庞杂矛盾的信息和面红耳赤的争论，我们对于现场的情况仍然知之甚少。乌克兰人不惮表达自己的立场，但碰到的当地人，从政客到工人，从记者到农民，在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请你亲自看一看，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的日常。我们要如何真正地看到一场国际冲突？从他们的生活入手，了解他们的焦虑，除了描述这些个体的命运和抉择，我想不到一种与生命更为相关的方式进入国际冲突。这是一篇有关生命和现场的纪行，不是用他人的生活去论证自我的立场。

文｜吕晓宇

返乡的人

从波兰边境出发，经过一夜的卧铺火车，便可抵达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火车遵循老式绿皮火车的安排，每个车厢分有一位负责的乘务员，在泛黄的笔记本上手写乘客的名字。即便有出关和入境时间的不确定性，火车还是准时地到达了停靠的每一站。2022年，战争爆发前夕，乌克兰全境的机场关闭，至今没有重启。铁路运输坚持运行，比起可能长达3～6个小时的汽车过关时间，铁路是进出乌克兰最可靠的交通工具。

2022年11月19日，乌克兰赫尔松火车站，市民在站台等待与返乡的亲人团聚（视觉中国 供图）

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他们的多数人是趁夏日假期回到乌克兰探亲访友，也有部分人选择长期性搬回。2022年2月24日，当基辅市民从空袭和爆炸声中惊醒时，不少人的第一选择是立即带上简要行李，开车向西部和南部逃离。一张经典照片捕捉了那时的画面：出城的路上是长达十几公里的车队，对面的车道空空荡荡。战前，基辅的人口约为300万。2022年2月到3月间，首都人口只剩下一半，之后减少到三分之一。但是国际上没有跟进报道的是返乡的乌克兰人。2022年4月，基辅之围以俄军的撤退结束时，首都迎来了第一次的返乡潮。然后是2022年9月到11月乌克兰反攻后的人口回流。最近一次是2023年春季天气回暖后的返乡潮。至此，基辅人口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战争初期，离开乌克兰的难民人数曾经高达800万，而2023年5月，国际移民组织统计已有480万乌克兰人返回了故土。这解释了基辅的生机勃勃。首都给我的第一课是堵车。夏日灿烂的阳光下，川流不息的车辆，急躁的司机，公园和街道上人来人往，一切看上去如常。车停在岔路口时，我见到正在铺路的工程队和路边忙碌的园林工人。我的房东建筑师奥利希，察觉到我惊奇的表情后说：“这都是政府工作的有意部署，市政建设不会因为战争停止，给市民传递要照常生活的信息。”去年，奥利希带家人在西部避过风头后，很快回到了基辅郊区的家。他马上恢复了建筑工作室的运营，选择延续早年留学德国后回到乌克兰想要实践的理想：现代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对于奥利希来说，战争中维系他日常生活秩序的除了家人的陪伴外，就是每日打理的花园，“每个乌克兰人都想在自家的后院里做个农民”。他迫不及待地引我到后院，告诉我搬回来的时候发现蔬菜瓜果苗欣欣向荣的惊喜。他摘下杏、苹果、黄瓜、西红柿，收集了一筐黑加仑，回到厨房做新鲜的沙拉，说起当战事稍微缓和的时候，市郊的集市便恢复了，可以从农户手里直接买到奶酪、牛奶和蔬菜，这里建起来的小社区足够让他坚持下去。让奥利希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女儿在法国参加暑期学校的经历。老师让她不要老是讲乌克兰的战事，因为那些话题过度政治化了。“什么叫作政治化？”奥利希把沙拉递过来的时候说，“那是我们每天生活中要面对的生与死。”离战争的爆发已经超过了500天。

8月26日，基辅市民在公园里漫步（视觉中国 供图）

从郊区回到市区的路上，我发现那些看上去恢复了往日生活景观下的战争痕迹。路口旁边的绿化带上还堆放褐色的反坦克拒马（又称“捷克刺猬”），这些在描绘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电影中经常出现。基辅之围开始时，留下的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把自己的社区封闭管理，配发物资，设置路障和检查关卡。不少路障正是从当地的“二战”纪念馆里取来的“文物”。标有地名的路标仍然被黑色的涂鸦覆盖，甚至连基辅市内的步行地图也被涂抹，在当时，这些被当作干扰俄军推进的方法。基辅市区是看不到露天大型雕塑的。被木板和沙袋包裹起来保护的历史塑像，提醒人们这座城市持续面临空袭的危险。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照常开放，引人驻足的不仅是它标志性的金顶，它的侧面是不断扩建的乌克兰阵亡将士纪念墙。圣米迦勒广场上摆放着的是战争以来的俄式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它们锈迹斑斑，上面有各国的语言文字和留言。从基辅到布查的路上，还有一段遗留军械的焦土，称呼更为直接，叫作“坦克坟场”。这些成了记者、到访者和社交媒体的网红们的必经之地。对于战争的沉重纪念和对于战争的消费同时发生了。新的“景点”出现了，沿街售卖的纪念品也迅速地战争化：国旗、军徽、泽连斯基的短袖、歌颂蛇岛将士的冰箱贴。每一场街头卖艺都是以劳军和鼓舞人心为名，即便是讨要钱财，也先会在你手腕系上黄蓝色的手带，然后才对你说：请支持一下我们。晚饭时间，第聂伯河和基辅山丘之间的洼地波迪尔区，老城历史悠久的商业区，酒馆餐厅灯火通明，街头传来络绎不绝的歌声，路人端着乌克兰的樱桃果酒，开怀大笑。这和任何一个欧洲夏日的城市没有区别。服务员则提醒在座位上呆坐等待点菜的我可以扫码点餐。年轻人从政府建筑前的沙袋走过，登上今年刚刚启用的摩天轮。

8月4日，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侧面是不断扩建的乌克兰阵亡将士纪念墙（视觉中国 供图）

这是在基辅三个平行的相互贯穿的现实：一切如常的生活，符号化和被消费的战争，以及还在进行的真实战争。对于执政者来说要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给市民创造出没有被战争影响的稳定感，又不能让他们真正落入安逸和旁观的心态中。而对于战争还没结束就回到这里的人来说，这样的多重现实令人心情复杂。莉迪亚在2022年秋天从中国回到乌克兰。在此之前，她从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毕业，在北京有一份稳定工作，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回国。她是受到感召、共纾国难的返乡者。对于乌克兰的现实，从事社会工作的她欣慰又担忧。她说：“有时候感觉日子正常了。一切和战前没什么区别。我害怕这种习以为常的感觉，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我们想去吧台续酒的时候，被另一种方式提醒了战争状态的继续。晚上10点后则不再售酒了。基辅宵禁的时间从晚上10点半改到了午夜零点，大家压着点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喧嚣的城市在午夜前忽然陷入寂静，夜晚的基辅更加贴近战时的状态。大约凌晨1点时分，空袭警报响起，奥利希来房间敲门试图叫醒我，但我以为是雷声没有在意，昏昏睡去。他在早饭的时候有些气恼地对我说：“你应该和我们去地下室的，我们待到了早上5点。”战争以来，地下室的床垫和紧急物资一直在那儿放着。“天竺葵或者‘见证者’无人机，基辅地区的都被击落，但是还是有两人因碎片和起火受伤入院。”奥利希向我朗读完晨间的新闻。“我再去摘一点黑加仑回来。”他说。

2月19日，基辅市民在街头拍摄一辆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视觉中国 供图）

马特维丘克的城市漫步

当我说起没跑空袭时，奥莱克桑德拉·马特维丘克（Oleksandra Matviichuk）说她早已不跑空袭：“战争和彩票一样。轮到你的时候躲不过。我选择不跑，因为我拒绝活在永远的恐惧中。”39岁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戴墨镜，穿花色连衣裙，说话掷地有声，选择在阳光灿烂的独立广场漫步，谈论她的经历。不同代际的乌克兰人有属于自己的一场历史运动：1990年的“花岗岩革命”成为独立公投的前奏，2000年至2001年抗议库奇马总统腐败的“没有库奇马”运动，2004年至2005年抗议大选腐败的“橙色革命”，2014年旨在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尊严革命”。它们多发生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以基辅的独立广场作为大本营。每一代人对乌克兰的转折点莫衷一是。对于中青代的乌克兰人，2014年无疑是他们心目中的分水岭：政治价值走向欧洲，社会管控松动；同时，顿巴斯战争和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为全面冲突埋下导火索。马特维丘克法学院毕业，在有工作的情况下兼职加入2007年赫尔辛基委员会成立的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后来转为全职。2014年，“尊严革命”时期，她把本参加全国会议的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织起来，为广场抗议人群提供紧急的法律援助。警察在城市搜找抗议者，要是路人穿着厚衣多、身上有残余的催泪弹气味，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刚从广场下来而遭到随意的羁押。当马特维丘克走向“天堂百人路”（Heavenly Hundred Alley）时，她的情绪变得尤为沉重，数次驻足，沉默不语。这条路为纪念在抗议中牺牲的100多人而被重新命名。“我的丈夫当时给我打电话，”她说，“他在广场上。那时候警察已经开枪了。他说他爱我。我心猛地下沉，但是无法说服自己有任何道义的理由或权利阻止他的决定。”当宏大的历史进程开始介入和撕裂个人生活，艰难的抉择时刻出现了。在帮助抗议冲突后幸存者的过程中，马特维丘克意识到人群是在明知有狙击手开枪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行进的。这些人说，他们希望用目光直视着行凶的人。这也不免让马特维丘克深思：什么使另一端的持枪者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开枪？她开始阅读犯罪心理学，想要理解更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和动因。2014年的俄乌冲突以来，她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战争中的罪行：记录、取证、营救、寻找消失的平民。她以“塞利格曼效应”向我解释战争中折磨和酷刑的原因和长期影响。这个名词源自1967年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实验：把受过电击但没有逃脱的狗再次放到可以摆脱电击的环境中，它们也会选择忍受痛苦，而不做逃离的努力了。这是“习得性无助”。暴力的功能是它让人放弃抵抗的意志，陷入挫败，逆来顺受。“我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和这样的无望和无助做抗争。”她重新戴上墨镜，隐藏了自己的目光。顺着马特维丘克的脚步，我回到独立广场。如今，这里是更具普遍意义的纪念空间。小型旗帜插在空地上，组成一片蓝黄色的海洋，中间零星摆放照片鲜花，看不到尽头。这是2014年以来死难者的家属们存放的纪念。身着军装的士兵走过这一片旗帜的海洋。基辅街头时常能看到军人。即便他们没有穿制服、戴勋章，也在人群中十分显眼：他们通常穿黑灰或是迷彩色的上衣、口袋多且宽松的裤子，有电子表和鸭舌帽，在酒吧和餐厅坐在没有死角能看到全景的位置上。他们是从东边或是南边战场上轮换回来休假的士兵，拥有10天到14天不等的假期。丹尼斯的年纪和我相仿，身材魁梧，他点酒的时候用轻松的口气让我看着他装枪的腰包。他在战前的工作是咖啡店员，去应征入伍的时候还被拒绝了，征兵的人傲慢无礼地说：“我们还不需要服务员上前线。”后来他加入了国土防御部队（Territorial Defense Forces），那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民兵组织，2022年后纳入军队的统一调度和协调。丹尼斯说起在前线使用网速流畅的星链，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乱花一气，尽买些完全用不上的工具和设备，近战的刀具成了纪念品，本来计划记录战场的GoPro一次都没用上。双方多是炮战，他只见过被俘或是已经死亡的敌军。他谈到战争对人的改变时特别提到一名在马里乌波尔被俘后来辗转回国的乌克兰士兵，养好伤了时刻想回到前线去。因为战争有时候会彻底地改变一个人，让他再没法适应日常的生活。丹尼斯谈到自己的改变，说一开始和其他的新兵一样，觉得如果不用杀人最好，后面看到战友的牺牲会觉得，“如果没有杀敌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我可能会后悔”。他立刻为这样的想法感到惊讶，战争以其自己的方式在悄然改变人性。马特维丘克和丹尼斯分别在两种不同的战线上，既要面对具体的威胁和灾难，也要和他们个体的意识做挣扎。战事迫使大家和过去做一个了断和割裂。而对于一个城市和国家来说，这意味重新塑造自己的历史。基辅街头苏联时期的塑像被移除，社会主义时期的壁画被覆盖或是涂去。令人唏嘘的是，被移去的列宁像的铁柱基底下还会有年迈的人来献上花束。最巧妙的处理在河畔高地上的乌克兰人民自由拱门。拱门的原名是“人民友谊拱门”，1982年以纪念基辅建城1500周年和苏联建国60周年而建。2018年，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在拱门上贴一条黑色的胶带，意指友谊有了“裂痕”。2022年，拱门正式更名。同年10月，一枚导弹落在了拱门周边，它得以保全。拱门对面的人行桥使用的是亚速钢铁厂的钢材建成，在那次袭击中奇迹般地屹立不倒。如今，因为这个新的象征意义，游人络绎不绝地抵达桥面，俯瞰基辅全城。

2022年6月16日，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一）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中）（视觉中国 供图）

总统生气了

见到泽连斯基总统要过四道安全检查。第一道是通过军队检查的关卡，来到被封锁的国家机关大楼所在的街区。然后像极电影中的桥段，我被通知在封锁区里唯一营业的商店门口等进一步的消息。午后的烈日当空，卫兵和政府官员从商店匆匆出入。接我的人到了，我们步行前往总统官邸。大门口的士兵再次根据名单检查了我的护照。进入官邸的第三道门的检查最为严阵以待。沙垒前是扫描仪，随身物品经过人工的二次查验。我们被引到总统府的二楼等待，所有的窗帘紧闭，深木色的墙壁，金色的镶边，仍有社会主义时期的气息。“你很走运。”娜塔丽对我说。她是这一行程的协调主管，负责外来记者在乌克兰的安排。她成功把我塞进了非洲记者代表团和泽连斯基的见面会。2023年6月16日，泽连斯基会晤了南非、塞内加尔、科摩罗、赞比亚、刚果共和国、埃及领导人组成的非洲和平代表团，表示只在俄军撤离的条件下考虑和谈。随后不久，来自拉丁美洲、非洲的记者团抵达乌克兰，开始一线的走访和报道。这是乌克兰开展“南方外交”的一部分。自2022年2月24日或更久的2014年以来，乌克兰的外交重点在欧美国家，以争取西方的支持为优先目标。而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最让乌克兰政府意外的不是支持或是反对的国家，而是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弃权票：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展现独立的关切和立场。这不得不让乌克兰政府重新审视和制定对南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使馆的数量上，战前的乌克兰只在10个非洲国家设有使馆，是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增开使馆，增加互访，但乌克兰的外交尝试仍然没有弥合两方对于停火和谈的分歧。“如果冲突继续，粮食危机将带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不稳定和政变，到时候人道主义的灾难不会是在欧洲，而是在非洲。”坐在一旁的南非记者向我细数了2022年以来在苏丹、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加蓬的一系列政变，波及非洲大陆的债务危机和政治震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和肥料进口地，其中包括埃及、苏丹、坦桑尼亚等国进口谷物的70%都来自俄乌地区，供应链的不稳定造成了粮价的飞涨，四分之一的涨幅还只是非洲大陆的平均数字：“欧洲人只是抱怨能源价格，谁在承担更为严重的后果呢？”我们被通知可以前往会议厅了。进房间前有第四道检查。所有的随身物品需留在室外，包括手机和笔。总统发言人谢尔盖·尼基福罗夫（Serhiy Nikiforov）在门口迎接，荷枪实弹的警卫分布在房间的四角。大理石面的长桌，倒映金碧辉煌的天花板。机位准备就绪，我们测试了麦克风和同声传译的声量，开始最后的等待。非洲记者团在协调彼此的问题，确保能把方方面面的议题覆盖到的同时又不重复彼此。粮食安全是核心的话题，棘手的和平谈判问题落在了年轻贝宁记者的身上。比计划的见面时间推迟了半个钟头，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出现。尼基福罗夫推门进来说：“我知道各位都没有手机，不知道这条刚刚出现的新闻：俄罗斯已经正式宣布停止执行谷物协定。总统正在电话上，请你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大家一阵议论，当即调整了有关谷物协定的问题。谷物协定，规范的全称是黑海谷物倡议（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2022年7月由联合国、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允许乌克兰从三个港口继续出口谷物和化肥。倡议达成以来，乌克兰共计出口3200余万吨粮食，比战争前的4500万吨减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的粮食危机。俄罗斯认为谷物协定没有减缓其受到制裁的压力，包括俄罗斯农业银行仍被排除在国际结算的SWIFT系统外，因而屡次表示可能终止协定。我们在等待泽连斯基的时候得知了这一正式的决定。15分钟后，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卫兵拉开门，穿军绿色短袖的泽连斯基出现了。他用英文向我们问好，快步走过来，和每一个人握手，简短有力，然后回到长桌的主座，戴好同传的耳机，说“让我们开始吧”。问好时的笑容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皱眉的神态。很显然他正在因为我们见面会之外的事情而困扰。他听过提问后，会摘下耳机，专注回答，有把每一个回答都演变成一次政治演说的趋势。尼基福罗夫含蓄地打断他，以按计划进入下一个问题。针对谷物协定，泽连斯基回答，2022年的协定是由俄罗斯、土耳其、联合国签订一份，乌克兰、土耳其、联合国签订一份，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和俄罗斯签订协定，因此他们继续通过港口出口的政策也不会受到其退出的影响。轮到贝宁记者关于乌克兰在和平谈判时可能让步的问题了。泽连斯基先是做出了和之前会见非洲领导人一样的官方表态，乌克兰的和谈前提是俄罗斯的军队撤出全部的乌克兰领土，全国上下在此之前有继续武装抵抗的决心。然而他说得越发激动，梳理2014年停火协议的失败，对于外界不顾可能的后果促和、默认乌克兰会做出领土妥协的愤怒。当他把耳机重新戴起来的时候，我们以为回答结束了，然而，就在下一个记者刚准备提问前，泽连斯基近乎是把耳机摔到了桌面上，他继续说：“你知道如果是外人住进了你的家，夺走了你的兄弟姐妹，你会在救回来一个之后，就不管其他人吗……这个冬天，我们断电了。这个大陆100多年没停过电了，除了‘二战’的时期。”他在下一个问题的时候逐渐恢复了平稳的语气。即便算上表演的成分，泽连斯基的反应更是代表普遍性的情绪。我到达基辅后察觉，轻易地谈论和平会是一种冒犯。从乌克兰人的角度出发，什么时候和平、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谈，应该是完全由乌克兰人决定的。国际社会，甚至乌克兰的盟友传达出来的促和想法，往往是把停战作为先决条件，默认乌克兰会做出一定程度的战略妥协和领土让步。而乌克兰人认为，在战争上牺牲不是耻辱，因为地缘政治做出妥协出卖自己的国家才是。2014年到2022年的“冻结冲突”（冲突方在没有达成正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停火暂缓冲突）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教训，在没有军事胜利保障下的停战不会是长期持久的和平。从2022年5月到2023年5月的数次民调显示，82%到87%的乌克兰民众认为不应该在任何条件下放弃领土，即便这意味着战争状态的持续。然而，全国上下的战争意志并非是战争开始时的存在或多年以来的产物。在访谈的士兵、社会工作者或是政府官员中，即便现在是坚决的主战派，在2022年2月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乌克兰的抵御能撑过一个月。民间人道主义物资的协调人安娜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在想，（军事抵抗）可能最多两到三周，当我去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伙伴谈物资时，他们委婉地告诉我，未来可能要和实际的地区控制者打交道。你看，那个时候这是大家的普遍判断。”先是泽连斯基的留下让国际社会感到意外。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斯奈德认为泽连斯基会留在基辅时，美国的政治决策圈也不愿相信他的判断。斯奈德把当时的主流观点归为“存在先于本质”：面对更大的力量时，如果存在是优先性的，意味着逃跑。而他以哈维尔的“本质先于存在”解释泽连斯基拍视频说出“总统在此”时的意义。乌军成功解除了基辅之围后，即便是战前反对乌克兰政府或是泽连斯基的公众也改变了印象，开始认真地把胜利作为一种可能。对于政府和军队的信任、对于国家的认同，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的，为长期的抗战心态做了准备。在送别时，泽连斯基给非洲记者团最后的寄语是：去实地看看，去哈尔科夫，去敖德萨，去赫尔松，去看真实的战争，不要相信二手报道、别人的渠道，甚至不要相信我们的渠道，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和判断。他挥一挥手，挤出一个微笑，离开房间。

7月12日，乌克兰女兵身着专为女性设计的新式军服，在基辅郊外的射击场参加训练（视觉中国 供图）

战争中有女性

如果我们展开俄乌冲突期间国家韧性的讨论，则无法忽视女性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的身影出现在各个领域，作为政客、律师、医生、社会工作者、艺术策展人，在领导地位而不仅仅是辅助的参与，和这一场战争背后的社会动员息息相关。战争中的性别视角习惯强调女性在冲突中受到的高比例的暴力风险，以及加剧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然而，另一方面，战争潜在的积极作用是打开了社会改革和思潮解放的空间。这当然不是简单说战争解决了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卡地亚曾经是调查记者和平权运动的参与者，现在为公益机构收集战争中公民的证词。她说起战争期间的变化：“官员的腐败、性别暴力的问题没有因为战争消停。但是，很多战前努力很久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战争中迎刃而解了。比如伊斯坦布尔公约（欧盟委员会通过的首部关于针对妇女暴力的条约），乌克兰2011年签署，但一直没有批准进入，我们呼吁了10年，等到2022年7月一下子就批准了。”这是乌克兰当局争取国际支持的一个侧面。政府可能出于战略考虑需要向外展现进步和改革的面相，但是不得否认的是民众态度上发生的悄然变化。最明确的是关于女性直接参与战争即女兵问题的态度。比较2018年和2022年的两次调查，支持女性参军的比率由53%上升到80%，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坚决支持军队的性别平等运动。女性在军队中的地位提升带动整个社会对女性看法的转变。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军队中的女性比例上升，2022年后达到22%左右，约6万现役女兵中有5000人在一线的作战部队，这也让乌克兰军队成为欧洲军队中女性比例和参与程度最高的部队。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有的女性都是自愿入伍，而参与作战部队的权利是由女性自己争取来的。2015年，乌克兰研究人员发起的“隐形部队”（Invisible Battalion）项目揭露，即便是参与作战任务的女兵，在军队中注册的也是后勤的角色，她们的贡献远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这促使2018年乌克兰正式通过法律向女性开放军队中的所有职务。“乌克兰女兵运动”在2018年后应运而生。它开始系统地应对女兵在服役中面临的问题：军服军鞋的尺寸、女兵遇到的性骚扰和暴力、战场受伤的援助和心理创伤救助、女兵复员后回归平民生活的融入等。“女兵运动”的创办人安德丽亚娜还在伤后的复健中，另一位成员尤利娅在基辅的办公室接待了我。她2015年参军，复员后一直从事女兵权益的工作，尤其是心理康复的领域。她带我参观了提供给战场士兵的药物袋、军装、工具，和艺术家合作展开心理疗愈的作品，供志愿者来制作迷彩伪装网的材料。这里也有来自战场的弹壳和兵械的纪念品。她让我拿起火箭筒试一下，“并没有想象的重吧”。她曾是火箭筒兵、医生和侦察兵。对于尤利娅来说，最艰难的过渡是从战场上返回社会时。在战场上她没什么停下来的时间，救治伤员和之后的作战任务让人长期在高负荷的紧张状态。从战场下来时，她感觉自己是一个异类，周围的人反复询问前线的细节，而又对她的作战经历将信将疑。即便她去工作面试，对方问得最多的也是战场经历。她难以消化这种被注意但是又被刻板印象的双重处境。最终，她回到了女兵运动的组织，2022年开始的工作重点是提供实际的物资援助。她们不仅为前线士兵提供防弹衣、头盔、医疗盒、卫生巾，也有了自己的缝纫工厂提供定制服务，物流网络能够抵达每一个主要战场。越来越多的女兵开始担任指挥的职位，她们和男性一样被视作职业化的军人。女兵运动的组织和活动不仅是惠及女兵，物资的提供和权利的争取基于有求必应的原则，没有性别筛选。比如，对于产假的呼吁为的是所有的士兵，“谁说男兵就不要休产假陪伴家人呢？”也有女兵拒绝性别的标签。塔拉是女兵中的“明星”，她在2013年的独立广场上救助受伤的抗议者，随后2014年到2018年在顿巴斯前线成立了医疗志愿组织。因为不区分地救助战线两边的平民和士兵，组织获称“塔拉的天使们”。2018年到2020年，她作为军医正式加入了乌克兰军队，复员后继续在马里乌波尔提供医疗援助。2022年的马里乌波尔围城期间，她想方设法公开录制的视频，之后被俄军逮捕羁押，乌克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释放塔拉的活动。2022年6月，泽连斯基亲自宣布其获释。她走进“女兵运动”的办公室，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叫女兵运动，只有士兵，没有所谓的男兵或者女兵。”她个子不高，精干，戴运动墨镜，手臂上是花色的文身，说起话来有不受置疑的坚决。当好不容易坐下来时她说：“我从来不喜欢访谈，总让我想起在俄军里的审讯。”我们避开了被俘期间的话题，事实上，塔拉被乌克兰军方告知部分经历可能会影响现在处在羁押状态的战俘，她说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才会把完整的一切公之于众。战前，塔拉是合气道的运动员和教练，她把自己能在战场和审讯中幸存部分归于武术的训练。作为女兵英雄代表的她，在交谈中再次表达了否认战争性别视角的看法：“我看不到区别。大家都对我不错，没有施压，没冒犯什么权利。这取决于专业程度，你越专业，越能得到尊重。性别和战争无关。”她认为医护人员在战争中的角色就是救助和保护，因此救助敌方士兵也没什么奇怪。她没有把改变自己的军旅生涯作为生命的全部：“可能我会回去，可能不会。只有最终的死亡是确定的，生命本身是流动的，跟河流一样。”办公室里的小狗从一开始就黏着塔拉，此时已经跳上了她的膝盖。“救助给我慰藉，无论救的是成人、孩子还是一条狗。”她一边抚摸着狗一边说，“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坐在花园，看玫瑰生长。”尤利娅一直等我们的交谈结束。此时正值落日，基辅的晚高峰，街道变得繁忙和嘈杂。我们跟着她关闭每一个工房，余晖中的缝纫机、旗帜、迷彩网显得格外的安静，似乎和一场战争无关。关上最后一个储藏室时，我发现了架子上摆着落灰的玻璃瓶和布料：那是“莫洛托夫鸡尾酒”，1939年到1940年苏联和芬兰冬季战争期间流行起来的土制燃烧弹。“去年基辅围城的时候，我们和志愿者做的。所幸，没有派上用场。”尤利娅解释道。在她看来，战后的任务不仅是士兵的社会融入的问题，而是要把战争中发生的积极改变融入社会，不要忘记她们在所有领域付出的伤亡和代价，带来的进步和胜利。基辅这一夜没有空袭警报，而我已养成习惯，在半夜醒来。窗外一片寂静，繁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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