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齐超：毕加索的情商有多高？
（一）
近日，高古轩（Gagosian）、阿奎维拉（Acquavella Galleries）、佩斯（Pace Gallery）三家美国老牌画廊联手，一举夺得了已故金融家Donald B. Marron（前MoMA董事会主席）的藏品遗产销售权，而这批作品理论上本该由苏富比、佳士得、富艺斯三家拍卖行的胜者获得。
4.5亿美元的藏品估价推测应该是由三家画廊均分，远高于另外三大拍卖行此前给出的3亿美元担保。这几年，国际画廊巨头从拍卖行挖的员工越来越多，“画廊拍卖化”趋势愈发明显。原本二级市场职责范围内的事，一级市场大鳄也要分一杯羹。
进而想起一小故事，MoMA第一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Barr）上世纪30年代时想给毕加索办一场大型回顾展，却被毕加索及其经纪人（约等于现在的代理画廊老板）虐得体无完肤，尤其是毕加索本人，屡次出尔反尔，用巴尔老婆的话讲：“我老公为了搞这个展览心力交瘁，都累瘦了！”
当年的毕加索可以丝毫不给MoMA馆长面子，今天的最顶级艺术家其实一样也可以。但彼时的毕加索性格再反复无常也得照顾着自己经纪人的情绪，就像如今的艺术家们最好对超级画商放尊重点儿一样。
值得玩味的是，佩斯画廊的老板说他当时一听拍卖行开始行动了，立刻抄起电话打给高古轩：“兄弟，咱得干点儿什么了！”看来纽约这几位大艺术品商人私下关系确实不错，而且典型的华尔街做派——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并且他还提道，“我们的艺术家也渴望这些作品从一个好藏家去往另一个好藏家那边”。从这个角度来讲，画廊承担起这份重任的确更合适一点儿。
（二）
不久前，我与苏富比拍卖行亚洲区当代艺术部主管寺濑由纪（Yuki Terase）女士针对亚洲艺术市场进行了一次对话收藏艺术品时，中日韩三国藏家大不同！。此前就听闻她素以策划拍卖专场的别出心裁而著称：与知名日本服装设计师、音乐制作人NIGO®两度合作，以及亚洲偶像藏家T.O.P的专场都是其“虏获”年轻藏家的手笔。加之她的日籍背景，非常熟悉当地收藏现状，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就从日本收藏家聊起。
众所周知，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有很多藏家在建造私人美术馆或投资艺术品。后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人们对艺术和收藏的兴趣跌至谷底。她认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中，大众会更有动力去购买商品。日本艺术市场如今早已经历过冲刺模式，进入到了一个更加稳定和冷静的时期。
今天的日本收藏家趣味非常多元，她的客人里包括世界顶级的书籍和手稿收藏家，还有健陀罗界的超级大客户。由此看来，日本藏家正逐渐找到更加细分的收藏方向，并更多地把兴趣审美与收藏行为相结合，对外部火爆异常的艺术资本市场保有了适度的理性和距离。
我好奇地询问，当草间弥生（Yayoi Kusama）和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两位日本顶级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动辄大几百万美元时，还有日本藏家继续购进吗，毕竟20年前的售价如此低廉。
寺濑由纪回答：“是的，仍在继续。纵使这两位艺术家的很多作品已经非常贵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价位找到来自日本的竞标者。”这一点倒是略出乎我意料，她进而补充道：“我认为不止是日本艺术家，任何当代艺术家在商业市场上若想要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绝对需要本地藏家的支持。今天安迪·沃霍尔和巴斯奎特一万美元左右的作品在拍卖行，你仍然可以找到千万级的美国大收藏家在买。有本地支持是保持艺术家在市场上活跃的关键，否则艺术家没有基础也没有平台。”
在此，我对寺濑女士的观点深以为是。再联想到这两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境遇，以上这段话似乎更像是一位日本艺术市场从业者对我们的善意暗示，望各界人士心领神会。
（三）
若谈及启发，与艺术家玛利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基金会主席彼得·佩克什（Peter Pakesch）先生的早餐会交流亦令人受益匪浅。拉斯尼格是欧洲当代艺术界一位重要的富有创造力的优秀画家，于2014年过世。去世前，无任何子嗣和继承人的她早已敲定好自己艺术基金会的七名董事会成员。
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欧美艺术圈更具前瞻性和执行力。提早为基金会的建立做好充足准备，以确保艺术事业哪怕在自己去世后也能继续延续并常青。这说明在职业化和法律法规等良性机制面前，人都可以不是做好事情的第一要素。
我曾听闻，欧美顶级画廊代理艺术家遗产时会签订厚度达5cm的法律文件。当就这一疑问向佩克什核实时，他笑道：“至少我们与Hauser&Wirth画廊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我们仅仅是就项目达成共识并且彼此信任。”他进一步解释：“在奥地利，基金会由国家控制，我们要遵守法律但非常独立，必须记录每一项工作，官网上都会披露。因此我们不愿也不需要（合同），与我们合作的三家画廊正在做比我们预期更多的事。此外，艺术品市场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处于这种需要合约或者合同的状况，一切都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
——或许这才是商业逻辑下最富于魅力的那部分：在无比健全生冷的法律条款之上，一切合作都基于诚信——最脆弱却又最坚固的精神信仰。
玛利亚·拉斯尼格《Die Diktatoren (The Dictators)》，油彩画布，130×102×4.5cm，1964年 ©玛利亚·拉斯尼格基金会、豪瑟沃斯
聊天时，佩克什并没有使用酒店餐厅提供的纸巾，而是不断掏出上衣口袋里的手帕——瞬间，“古典”一词飘进我的脑海，又进而问道：“基金会如何与收藏家打交道呢？”“我们不怎么与收藏家打交道，这是画廊的工作。我们与机构、学者以及策展人接洽，与撰写论文和文章的人们合作，这才是我们的工作。”你看，在一个鼓励跨界和破圈的时代，本分反而变成了一种品质。
此后，当谈及中国艺术家是否也应当效仿欧美同仁那样建立基金会时，他认为，在欧洲如果成立基金会意味着你也将放弃一定的控制权，对于某些艺术家来说这可能有些棘手，比如有的决定必须董事会全体通过方能生效。“拉斯尼格不想放弃她的控制权，所以才决定让基金会从她去世起开始成立。当然你可以随时着手准备它，准备所有文件，并在去世后开始运作。有些人则在他们还活着时就开始运作基金会，并与基金会一起工作。而基金会的本质是将财产赋予公共，当然，公共领域有不同方向，每个国家对其定义也不同，欧洲基金会与美国的基金会差异就很大，这取决于它的组织方式。但基金会的原则是将私有财产转移到公共领域，这一点各国都如此。”
艺术家毕加索为弗朗索瓦‧吉洛在海边撑伞的照片一经后者曝光，毕加索极其气愤，此后便不再与之来往。
（四）
相比于艺术家拉斯尼格生前的理性与智慧，大天才毕加索几乎是聪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据他1946-1954年期间的小情人弗朗索瓦‧吉洛（Françoise Gilot）回忆，毕加索会在第二天约见自己的经纪人前，跟她在家先演一出。“有时他自己扮演自己，我扮演经纪人；有时则反过来。转天他们在交谈时，毕加索偶尔会给我丢过来个小眼色——这说明前一天排练时他预判到了对方要说的话。”
而在我看来，毕加索的轶闻正示范了坚持做某些事情的重要性；而拉斯尼格基金会则展现了坚持不做什么的重要性。
作 者
齐 超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时尚芭莎》艺术版块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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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齐超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