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南水北调，也要“南官北调”

5月13日，习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考察南水北调工程。

5月14日上午，习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总书记强调，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建成了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南水北调是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程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1.2亿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在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下，与南水北调同步推进的还有南官北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南官北调的干部交流机制正是这一新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

近年来，党中央从民族复兴的大局出发，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将南方官员大量调往祖国北方省份，并逐渐制度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重视，其背后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

南北差距是南官北调的主因

习总书记在2019年12月16日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文章认为：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2018年，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8.5%，比2012年下降4.3个百分点。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有的省份内部也有分化现象。二是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三是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2012年至2018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8.7%下降到6.2%，常住人口减少137万，多数是年轻人和科技人才。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不足。

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近年来，有识之士纷纷撰文《中国经济真正的差距不是东西，而是南北！》。观察者认为南强北弱、南快北慢、南北分化的现象明显。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规模占比。尽管南强北弱的局面一直存在，但2000—2008年间，北方地区经济规模占比曾出现过较快上升，可这种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特别是从2012年后，北方经济规模占比开始一路下降，在2016年首次下降到了40%以下；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38%左右。照此趋势，南北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二是经济发展增速。2012年，我国南北方平均增速只差了0.04%，但到了2018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48%。此外，2020年GDP排名前十的省份，只有山东是北方省份，另外九个全部属于南方地区；而增速排名垫底的省份，除湖北外，分别是内蒙古、辽宁、黑龙江、青海和天津。

三是GDP超过万亿的城市数量。2020年，全国有23个城市迈入万亿俱乐部，但位于北方地区的只有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和西安，其他18个城市全部在南方。2020 年，经济十强城市中北方只剩下北京和天津。那些曾经出现在二十强榜单上的鞍山、大庆等资源城市，早就淡出了视线。

政策层面支持“南官北调”

2004年8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略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22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根据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的需要，有计划、多渠道的做好紧缺领导人才的选调工作，注意从中央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事业单位选派懂工业和经济贸易管理、熟悉资本运作和科技研发等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充实到省、市、县领导班子中去。”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推动建立黑吉辽三省与江浙粤等南方省份之间的“对口合作机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机制。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东部发达省市与东北地区对口合作，开展干部挂职交流和系统培训，建设对口合作重点园区，实现互利共赢。”“  “研究制定鼓励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工作的优惠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根据发展需要制定吸引国内外人才的区域性政策。“

2020年5月，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进一步推动从中央和国家机关、东部地区选派优秀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任职，注重提拔使用在西部地区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干部。”

经济学家黄少安教授认为，在我们国家现有经济体制下，官员的个人的素质和眼光和决策的能力还是很重要。换言之，领导干部，代表党和政府，直面人民群众，执掌大政方针。其思想政治水平、工作能力、道德水准等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也直接决定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所以说，各地干部的调动交流，取长补短，对国家治理全局意义重大。

“南官北调”的具体实践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2004年发表观点，东北振兴不妨来一次“南官北调”。是年，中央出台22号文件。

2005年，为了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一共选派了94名干部到东北工作，其中转任38人，挂职锻炼56人。到吉林工作的35人，33人去辽宁，26人去黑龙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官北调“继续推进。我们一起来看看北方部分省份班子成员中有多少位来自南方。

黑龙江省：省长胡昌升今年1月份，从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调任；常委、副省长王永康长期在浙江工作，2019年2月从西安市委书记调任；副省长程志明2018年1月从河南省郑州市长提任。

吉林：常委、副省长吴靖平，长期在四川工作，2018年从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调任；常委、政法委书记侯淅珉2017年从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提任；副省长阿东2020年从海南省三亚市长提任。

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先是重庆市长、后是天津市长，2020年8月调任；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周波长期在上海工作，2019年2月调任；常委、副省长陈向群，长期在广西工作，曾任中组部副部长，2019年2月从湖南省常务副省长调任；常委、沈阳市委书记张雷，长期在江苏工作，2018年3月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常委、纪委书记廖建宇，长期在贵州工作，2015年11月从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主任调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天敏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提任。

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少春，长期在广东工作，2017年3月从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调任；常委、纪委书记刘奇凡，长期在贵州工作，201年10 月从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调任；常委、组织部长杨伟东，长期在江西工作，2018年1月从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调入；常委、秘书长，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韶春，2018年1月从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调入。

宁夏：党委书记陈润儿，长期在湖南工作，2019年10月从河南省长调任；副主席赖蛟，2020年3月从重庆市忠县县委书记提任。

甘肃：省委书记尹弘，长期在上海工作，2021年3月从河南省长调任；省长任振鹤，长期在湖北工作，2020年11月从江苏省委副书记调任；常委、政法委书记胡焯，长期在江西工作，2018年10月从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区公安厅厅长调任；常委、秘书长石谋军，长期在湖南工作，2020年7月从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调任；副省长余建，长期在四川工作，2018年1月从四川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调入。

青海：省委副书记吴晓军，长期在江西工作，2020年3月从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调任；常委、政法委书记訚柏，长期在云南工作，2016年1月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委书记调任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常委、宣传部部长，西宁市委书记陈瑞峰，2020年7月从湖北省随州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刘超，2021年1月从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升任。

随着今明两年换届的到来，干部调整的密度和强度都将会加大，相信“南官北调“、“北官南回”的干部交流将会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