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向松祚：资本主义主要思想体系之亚当·斯密 | 《新资本论》（68）
亚当·斯密：自然演化秩序的和谐之美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第一个伟大思想家和预言家，实在是令人吃惊。斯密生活和写作的时代（1723~1790年），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市场经济闻所未闻。《国富论》发表之时（1776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系才刚刚从地平线上露出那么一点点曙光，第一次工业革命尚处于最早期阶段，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具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1730~1795年，现代化陶瓷企业的创立者）在斯密7岁时才出生，死后留下24万英镑的财富；现代纺织工业的开拓者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死后留下50万英镑的财富；现代铸造工业的开拓者塞缪尔·沃克，创造的企业资产达到20万英镑。他们都是与斯密同时代的人物。《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发明“资本主义”这个新术语。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斯密对正在兴起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好感。斯密《国富论》里多次严厉谴责资本家“卑鄙的强取豪夺行径”，认为资本家“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的统治者”。一部严厉谴责资产阶级的著作，却成为资产阶级的福音书，是有趣现象。
斯密的时代，英国海外贸易初具规模，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存在100多年。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探险、远洋贸易、殖民侵略和血腥掠夺，与英国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关系不大。后世经济学者将斯密的时代（18世纪）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其实多少有点儿勉强。
斯密出生的时候，英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业国家。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有那么一些小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大规模的机器制造业还要等待半个多世纪。各地还有那么一些零星的煤矿和其他矿产企业，普遍雇佣童工，工作时间至少12小时，有时长达16小时，报酬是每小时6个便士或以下，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和福利保障。农村生活则更加贫困，全家老小没日没夜拼命劳作也难以糊口，连孕妇都不得不干重体力活。斯密生活的时代，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英国社会的最大难题，卡尔·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对此有详尽描述和深刻分析。
历史学家将18世纪描绘成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时代，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似乎意味着温情、公平、正义、秩序、富足和高雅。实际上，那个时代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压根儿也算不上富足、舒适和高雅。赤贫、肮脏、落后、危险、残酷、堕落、混乱、低效，才是对18世纪英国经济社会生活恰当的形容。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Robert L. Heilbroner）所说，关于亚当·斯密和《国富论》，我们感到惊异的第一个事实是：斯密居然能够从如此
混乱无序、贫穷落后的国度和社会里，窥见一个良好有序运转的“自然秩序”，它竟然能够促进所有人幸福生活和社会福利。斯密能够窥见一个自我运转、自我管理、自我平衡的“自然经济秩序”，究竟是凭借具有超出常人的想象力，凭借非凡的理性推理能力，还是凭借前
辈和同时代学者的启发，至今仍然是思想史学者着迷的问题。
如果说斯密的时代精神最多处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斯密的人格个性则更加难以和资本主义波诡云谲的动荡历史协调起来。《国富论》发表之前的53年里，斯密没有任何商业经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做过什么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国富论》发表之后的14年里，斯密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和盐税专员长达12年，应该算是实际从事经济活动，不过斯密再也没有发表过著作。
依照今天的标准，斯密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学究和书呆子。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商业经验，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的学究和书呆子，居然写出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著作，居然为一门日后大行其道的学问奠定了永恒的基础，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许多人强调任何理论都必须来自实践。许多教授要求学生要从事实地调查研究。斯密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反例。伟大的学术著作不一定来自实地调查研究。我们后面会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反例。
斯密是一个遗腹子，未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他小时候性格孤僻，沉默寡言，酷爱读书，天生是一个教授坯子。14岁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3年，17岁坐马车前往牛津大学就读6年。当时的牛津大学可没有今天那么严谨和出名，据说当时绝大多数教授都是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不好好教书育人，学生们放任自流。这恰好合了斯密的愿望，牛津大学的6年实际上变成了斯密自修苦读的6年。他废寝忘食，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学问基础。当时的英国还有严格的阅读禁忌制度。据说学校官员从斯密寝室搜出休谟的著作《人性论》，斯密差一点儿被牛津开除校籍。休谟的著作居然是当时的违禁读物。阴差阳错，这个小插曲竟然成为两位学术大师一生友谊的起点。休谟和斯密都是18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1776年《国富论》出版不久，休谟与世长辞。去世之前，休谟指定斯密为自己遗稿的管理人。
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斯密先回爱丁堡陪伴母亲3年，讲授文学修辞和法学课程3年。28岁正式就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旋即被选为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斯密36岁，出版《道德情操论》，实际是道德哲学课程的讲义结集，今天仍是世界名著。《道德情操论》最后一页预告了《国富论》的写作动机：“我打算在另一本书里论述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则，论述这种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我将不仅从正义的角度，而且还将从国民收入和军备以及其他法律目标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长达14年之后，斯密得到一项待遇优厚的美差，那就是出任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年幼的公爵周游法国。从图卢兹到日内瓦再到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斯密的任务就是陪伴年轻公爵会见法国上流社会的名流、阅读、旅游和享受生活。对于斯密而言，周游法国最大的收获是得以拜会文学泰斗伏尔泰和经济学巨擘魁奈以及其他众多学术名人，他们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周游法国之后，直到1776年，斯密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工作就是研究、思考和写作《国富论》。斯密的传记作者约翰·雷说：“生命最长的书是在母体内孕育时间最长的书。《国富论》的写作花费了12年，在写作前几乎用了长达12年的时间构思。”1790年斯密去世前夕为《道德情操论》第六版撰写的序言里说：“在《国富论》中，我已经部分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至少履行了论述国民收入和军备的诺言。”
从以上的简要描述里，我们看到的斯密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宁静、睿智、从容、闲适，与现实生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看起来，斯密的人格个性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瞬息万变、波诡云谲、周期动荡格格不入。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如此描述斯密：
关于这个人和他与世隔绝、宁静安闲的一生，我们无须知道多少事实和细节。我们只要知道以下几件事实就足够了。第一，斯密内心深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纯粹而简单；第二，他最近的家世背景是苏格兰公务人员，他们对商业活动持有严酷的批评态度；第三，他天生就是一个教授；第四，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任何女人对他的生活有过丝毫影响，在女人方面以及在生活的其他许多或所有方面，对于斯密来说，生活的激情飞扬和多姿多彩仅仅是文学作品里的虚构和想象。我之所以忍不住一定要提到这个事实，是因为它不仅与斯密的经济学说有关，而且与他对一般人性的理解有关。
熊彼特没有明说，我想他的意思也是：像斯密这样如此宁静超脱的学者，怎么会发现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呢？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与经济思想史上其他伟大著作相比，《国富论》所得到的评价是那么惊人的一致，几乎没有负面的批评，几乎完全是正面的颂扬。它的独创性和独特价值，它对学术进步的推动，它对许多国家经济政策和繁荣，以及对人类根本幸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200多年来不断得到证实和增强。从1776年至今，它始终是人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最经常参考的著作，仅此一点，就堪称奇迹。《国富论》刚刚出版，立刻好评如潮。“一个伟大心灵的智慧奔涌，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史诗！”“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做出的贡献的总和。”《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名作者爱德华·吉朋说《国富论》“用极为明快的语言表现了无比深邃的思想”。休谟说：“该书包含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以及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新奇实例，终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
从发明新概念、新理论、新名词和新方法的角度看，《国富论》可能不是一部特别具有原创性的著作。熊彼特就认为《国富论》并非一部原创性著作。他说：“《国富论》所阐述的分析理念、原则和方法，即使在1776年，也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崭新的。当然，那些欢呼斯密著作是划时代原创性成就的人，主要是欢呼斯密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地政策等。”熊彼特认为，斯密的学说和政策主张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主张完全吻合，然而，没有哪个人能够像斯密那样，以如此雄辩的语言和高超的技巧，将那些理念和原则如此系统完整地表达出来。斯密长期担任文学修辞学教授，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最具说服力的作家之一。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也说：“严格来说，《国富论》不是一部真正原创性的著作，斯密之前，早已有一大批学者提出和阐释了与斯密类似和相同的世界图景和思想理念，包括洛克、斯图加特、曼德维尔、配第、康替龙、图尔哥，更不用说魁奈和休谟了。当然还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多位杰出哲学家，包括斯密的恩师哈钦森。斯密本人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国富论》里提到的前辈和同时代学者多达100多名。既然如此，那么《国富论》为什么具有如此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呢？那是因为“就像钓鱼一样，其他人是东钓一尾，西钓一尾，斯密却是撒下大网，一网打尽。又像描绘整个世界那样，其他人描绘出这个亮点和那个亮点，斯密却让整个图画完全清晰明亮起来。《国富论》不是一部完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却是一部真正的大师之作”。
即使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国富论》对于我们透彻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危机，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和高度启发性。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整个西方哲学就是一连串对柏拉图的注脚。我们可以套用怀特海的话，说整个西方经济学就是一连串对斯密的脚注。的确，我们感到特别惊异和敬畏的是，200多年之前完成的一部著作，几乎包含了所有经济思想，是一部真正的经济思想百科全书，有些思想斯密有系统和清晰的阐释，有的他只是顺便和简要提到，却成为后世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灵感源泉，诸如价格理论、价值理论、交换理论、国际贸易、货币理论、金银本位制、分工学说、增长理论、财政理论、政府债务、资本积累、人口规律、收入分配等。今天大行其道的所有经济学说，都完全可以溯源到《国富论》。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多例子。
站到全球资本主义和人类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高度，《国富论》的永恒贡献是它破解了人类经济运行演化规律的三大秘密：市场机制之谜、社会秩序之谜和经济增长之谜。
斯密对市场机制的分析，风趣幽默，睿智机敏，让读者深深感受到市场规律的微妙奇特、潜移默化和威力无限。即使从文学的角度看，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描述，也令人回味无穷。后世经济学者可以用最高深的数学工具来证明一般市场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最优性，可以区分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市场竞争形态，可以指出多种多样的市场失灵，可以从实证角度详细分析无限多样市场运行的具体细节。然而，以充满哲理的散文诗般的语言，描述市场规律的美妙奇特，没有哪个学者能够超越斯密。
我们能够非常肯定地说，过去200多年以来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和主要成就，就是从不同角度证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阐明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可能的纠正办法。斯密的市场学说包含多个重要命题，始终是学者们辩论的核心话题。
第一，斯密首先高举自私的大旗。自私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自私能够促进社会最大利益。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应该确保人的自私有尽可能自由的发挥空间。
第二，斯密并非没有看到自私对社会的危害。不要忘记，他长期担任道德伦理学教授，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深知自私的巨大危害，他经常谴责资本家的贪婪和无耻。然而，斯密的办法不是消灭自私，消灭私有制，相反是保障自私，保障私有产权以鼓励市场竞争。他深信充分的自由的市场竞争，才是防止个人自私损害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佳利器。
第三，自私行为和市场竞争之所以能够促进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是因为市场竞争能够最有效地解决人类经济生活的三大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第四，斯密有一个著名论断：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后世学者将其称为斯密定律。此定律非同小可，它将交换、市场与分工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市场竞争、市场扩张、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今天，围绕斯密定律所展开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开拓者从阿瑟·扬到中国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内生增长理论的灵感源泉，就是斯密定律和那个著名的制针厂例子。
第五，市场规律是人类经济体系自身内在的规律，不是任何外在力量强加给人类的规律。
从斯密时代的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到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无穷威力和魅力不断得到展示和证明。试图颠覆扭曲、蔑视和忽视市场规律的一切努力和实验都失败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有一个基本共识：尊重市场规律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本前提。
斯密曾经为他发现“看不见的手”之神奇的市场规律激动不已。的确，斯密超越其他经济学者的最大本事就是他能够从混乱中看到规律，从斗争里看到和谐，从竞争中看到合作，从动荡里看到均衡。
增长之谜同样重要，斯密认为分工是一切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技术进步的本质就是分工的深化。
向松祚：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 | 《新资本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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