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双轮驱动我国贸易竞争力
本文由IMI研究员戴稳胜和IMI副所长涂永红联合撰写。作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加速结构调整、巩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抓手。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可为我国自主有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必要保障。如果能够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二者在资源优化配置、国际产能合作及改善金融环境中相互促进，多渠道积聚正能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以下是文章全文：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加速结构调整、巩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抓手。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可为我国自主有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必要保障。如果能够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二者在资源优化配置、国际产能合作及改善金融环境中相互促进，多渠道积聚正能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依靠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曾经获得过巨额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出口在中国加入WTO后一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由于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疲软，进口需求锐减；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重振制造业，去杠杆回归实体经济；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使得我国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的商品竞争力下降，出口增长不断减速， 2015年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值2.93万亿元，同比降幅为1.7%。不仅中国制造正在失去往日的荣耀，而且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也大幅下降。
梳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世界上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国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靠本国、或者依托本区域国家联盟完成了工业化，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依靠的是相对完善、具有自我升级能力的工业化体系。相反，那些曾经达到很高收入水平、接近发达国家行列最终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没有建立起富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实体产业结构，使得本国在受外国资本冲击时产业结构失衡，丧失经济自主性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拱手将本国经济命脉交与外资，在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 40 37224 40 14987 0 0 1318 0 0:00:28 0:00:11 0:00:17 3025 40 37224 40 14987 0 0 1212 0 0:00:30 0:00:12 0:00:18 2958一个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工业化远未完成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从工业大国变成工业强国，让出口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继续成为重要的推动力。
从出口市场变化以及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看，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
第一、创新能力不足，较少掌握核心技术，出口品附加值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技术水平整体落后，大多数中国企业只能从事“三来一补”和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的产品生产，逐渐养成了低端制造品出口的路径依赖。研发投入较低，企业的创新意识整体薄弱。尽管最近几年在政府的一系列激励政策的引导下，2014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快速升至2.1%，研发支出与专利申请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但其中发明专利占比并不高，且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乏力，许多专利停留在实验室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足40%，与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房地产与金融泡沫导致融资结构失衡，贸易企业融资被挤占。为了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防止经济过快下跌，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产业倾斜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逐渐演变出严重的泡沫，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首的包括钢铁、石化、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投入产业的大量库存与过剩产能。资金配置扭曲，严重挤占贸易企业融资，推高了实体与贸易企业融资成本。
第三、跨国公司行业分布失衡，国际贸易组织能力不强。从贸易“量”上看，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世界总额的八分之一。从贸易“质”上看，在出口产品附加值、贸易竞争力和定价权等方面看，中国并不是贸易强国。2015年7月22日《财富》公布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106家，仅次于美国，接近日本的两倍，但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矿业、钢铁、运输、电信、金融等行业，制造企业只有3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更加精细化，大量贸易已经深入到生产环节和产品内交易，而且主要通过跨国公司来组织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显然，造成中国贸易竞争力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分布不均，尤其是在制造业的国际生产、营销中缺乏数量足够多的、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不能获得与贸易量相称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这是我国优化国际资源配置的软肋。
为了应对当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和严峻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盘活现有资产，增加经济的流动性和活力，建立与国内外需求变化相适应的有效供给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从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巩固我国贸易地位出发，应该在供给侧改革中确立三个抓手，并有所建树。
第一、增加研发，加大海外并购，内外并举提升技术水平。供给侧改革一大核心任务是补短板，补短板应该从内外两个方向齐头并进。对内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发展科技和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对外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并购，增加高技术的供给。这方面的补短板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例如，我国鼓励大众产业万众创新，各地新建高新技术园区，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2015年研发支出1.4万亿，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2015年我国的对外投资创下十年来的高峰，海外并购金额达到906亿美元，已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为了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我国对外收购的目标，正在从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逐渐向欧洲几乎所有行业的高科技龙头企业转移。
第二、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供给侧改革中首先应该调整金融结构，更多地运用利率高杠杆来调节资金供求关系，促进金融开放和创新，帮助高负债企业去杠杆，大幅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1）大力发展要素市场，提高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终止输血式贷款，加紧处置僵尸企业贷款，为降低整体资金成本营造良好的环境；（2）构建多层次的股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企业的负债水平和债务负担；（3）鼓励融资租赁，帮助出口企业能够低成本地更新设备，提升产品附加值；（4）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鼓励贸易企业到境外借款，利用境外市场利率较低的优势，大力开展贸易融资，维护并扩大出口市场份额。（5）加快金融机构国际化步伐，为走出去的企业、为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帮助它们拓展海外市场，增强他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在组织贸易种有更大的话语权；（6）发行专项债券，支持对外基础设施建设与工程承包，带动更多的出口。
第三、下大力气培育中国品牌，尽量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全方位争取国际比较优势。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国外需求总量下降、国内需求结构变化造成的。外部需求取决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及其进口倾向，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外生变量。国内需求升级则是收入持续增长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结果，从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看，几乎每一代人都会发生一次需求结构升级。在我国需求升级突出表现在独生子女一代成为消费主力后，他们的消费观念改变了更加注重食品的质量和品牌，使得先前的粗放、低端产品供给沦为无效供给，供求结构严重不匹配。因此，必须从供给结构调整出发，统筹运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加强企业的品牌建设与管理，满足国内对高质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的消费需求，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另一方面，合理设计外援模式，有效进行PPP模式的海外扩展，帮助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延长传统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提高全要素经济效率。
第四，供给侧改改中需要明确的几个观点。（1）坚持以房地产为抓手去库存。由于房地产是最终消费品，上下游与之相关的产业有60多个，房地产库存增加是导致资金链紧张、众多相关行业负债率高、库存高的源头，是导致实体经济失去活力、风险积聚的黑洞。因此，只有以房地产为主要目标去库存，才能下活整盘棋。（2）应该合理定位住房功能，不能鼓励炒房之风，房地产不应成为金融投机对象。改革分配制度，坚持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规范租赁市场的价格，通过租房解决年轻人的住房刚需。推动经济地域均衡发展，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根本途径。（3）慎重处理减少产能总量与内部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要区分周期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对于前者可以等待，对于后者应该坚决去除。还需要考虑“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新增的需求，将现有产能、库存与实际需求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科学匹配。
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15年11月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一种主要国际货币，人民币将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发挥更多的计价结算、交易功能。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可为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增添新动力和正能量。
第一，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的信心，构建积极的人民币心理预期。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引进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是我国技术进步、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有效途径。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贸易升级的现阶段，利用外资尤其重要。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足进步，彰显的是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强大的前景，有利于国际社会在潜意识深处增加对中国的信心和投资动机；在我国加大研发投入、技术吸收能力提高的背景下，有利于引导外商投资国内高附加值产业，并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在中国产业转型、贸易升级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发挥正能量。
第二，增加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需求，为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人民币加入SDR后，各国经济主体的人民币资产需求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就为中资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提供了便利性，同时因汇率风险大幅下降而增加了投资收益稳定性。跨境投资环境得到改善，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必然会更加活跃。尤其是那些过去受到外汇约束、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民营企业可以从中受益，他们可以方便、快捷地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既节省汇兑支付成本，又规避汇率风险，还可以更多地通过离岸人民币市场解决跨国经营中遇到的融资困难。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积极性提高，有利于改变中国对外投资主要依靠国有企业的局面，全方位、多主体地推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逐渐获得更多的国际贸易组织权和领导权。
第三、改变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习惯，形成更加稳定的物资供应模式。自布雷顿森林建立以来，美元一直充当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由于美元泛滥，大宗商品价格更多受到货币流动性和投机力量左右，与实际的供求关系越来越脱节。作为多种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和最大消费国，中国经常面临“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尴尬处境，这不仅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波动，增加了货币数量、通货膨胀、资源配置等宏观经济管理难度，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而且这种涨跌波动并未给资源生产国带来收益，波动产生的收益大多被欧美资本获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大幅度提高，具备了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可行性。由于中国超过70%的大宗商品进口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可与沿线国家合作，改变石油、天然气、粮食、矿物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习惯，一方面帮助他们稳定对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避免中国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中使用第三方货币带来的波动性，降低中下游生产的投入价格波动性，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创造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互赢、共同发展的优良国际环境。例如，中国可与中亚国家、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推动双边原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将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价格发展成为继WTI、布伦特、迪拜&阿曼之外的又一原油基准价格，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原油定价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具有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应该注重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使其成为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中的新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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