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影响一国银行体系效率性的主要因素：实证分析丨《大金融论纲》（20）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节通过系统实证分析，对影响一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本研究选取了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1990-2009年间68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作为一国银行业效率的替代变量选择三个基本指标：一是银行业的管理成本，二是银行净利差，三是银行业资本收益率。解释变量方面选择的变量涉及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制度文化层面。本文最终的实证模型确定为时期固定效应模型。经过计量分析，最终得出对银行效率三个替代指标银行业的管理成本，银行净利差，银行业资本收益率显著的影响因素，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
以下片段节选于《影响一国银行体系效率性的主要因素：实证分析》一节
（1）研究样本与模型设定
本研究选取了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1990-2009年间68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样本国家参考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跨国数据分析的常用代表性国家样本，涵盖了全球各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国家13个（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尼、菲律宾、以色列、约旦、斯里兰卡、巴林、科威特）、欧洲国家23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希腊、波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塞浦路斯、挪威、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美洲国家20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巴拿马、乌拉圭、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巴拉圭）、非洲国家11个（南非、埃及、加纳、肯尼亚、毛里西斯、贝宁、博茨瓦纳、喀麦隆、科特迪瓦、马拉维、赞比亚）、大洋洲国家1个（澳大利亚）。
根据研究目标，在实证分析部分，我们主要考察影响一国银行业效率的主要因素。在模型变量的选取上，作为一国银行业效率的替代变量选择三个基本指标：一是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记为C），用银行业的一般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与总资产之比表示，管理成本越低的银行体系通常具有更高的管理效率；二是银行净利差（Net interest margin，记为I），用银行业的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之差占总资产的比率表示，尽管许多因素影响利差，但较小的利差水平通常被认为代表较强的竞争性和较高的效率；三是银行业资本收益率（ROE，记为R），作为一种常见的财务指标，ROE越高的银行体系具有通常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
在解释变量方面，我们纳入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1）宏观层面：具体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人均GDP、通货膨胀水平、资本项目开放度、实际利率水平；（2）产业层面：具体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银行资产规模（银行资产/GDP）、银行信贷扩张程度（银行信贷/银行存款）、银行产业集中度、银行危机等；（3）制度文化层面：具体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产权指数、法律传统、资本监管指数、经济自由度、社会信用水平等。本文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和数据来源如表2-4所示，表2-5给出了各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
在本文面板数据的模型设定方面，由于针对截面（Cross-section）和时间（Periods）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的Hausman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宜选择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模型。在三种可供选择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按照模型优化的原则进行相关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时期固定效应模型最优。因此，本文最终的实证模型确定为时期固定效应模型（Period fixed effects model）。在模型估计方法的选择上，为消除时期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本文采用Period SUR方法进行估计。
按照上述模型设定，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实证分析包括三个回归方程：
（1） 1,2,3…, N；1,2,3…, T.
（2） 1,2,3…, N；1,2,3…, T.
（3） 1,2,3…, N；1,2,3…, T.
在上述三个回归方程的左侧，作为被解释变量出现的，和分别表示不同国家在不同年份的银行业管理成本、银行业净利差和银行业资本收益率，这也是前文所界定的衡量一国银行业效率性的三个基本维度。在回归方程的右侧，、和为截距项；为阶回归变量列向量（包含k个回归变量），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影响一国银行业效率的各种解释变量；、和为阶回归系数列向量；为残差项。
表2-4 本文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和数据来源
表2-5 各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
（2）实证分析与检验
银行业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根据第一个回归方程，我们首先对影响银行业管理效率的因素进行固定效应的SUR回归。当被解释变量为银行业管理成本（C）时，回归结果如表2-6所示。
从表2-6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一国银行业管理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货膨胀水平、GDP增长率、人均GDP、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实际利率水平、银行资产/GDP、银行信贷/银行存款、银行危机、产权指数、社会信用水平。结合系数符号，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通货膨胀率水平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高，这表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会显著增加银行业的管理成本；（2）经济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低，说明银行业的管理成本会随着经济增长提速或者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降低；（3）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低，说明金融开放有利于降低银行业的管理成本；（4）实际利率水平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高，说明紧缩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业的管理成本；（5）银行资产在GDP中所占比例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低，说明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存在着“规模效应”，即随着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成本将显著下降；（6）银行信贷与银行存款之比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高，说明银行业的管理成本与其信贷扩张程度成正比；（7）在银行危机发生当年，银行业的管理成本会降低，这说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迫使银行通过削减经营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来应对危机；（8）产权指数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低，说明在那些产权保护比较完善的国家，其银行业的管理成本将显著下降；（9）社会信用水平越高，银行业的管理成本越低，说明社会信用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管理效率。
银行业竞争效率的影响因素
根据第二个回归方程，我们对影响一国银行业竞争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作为银行业竞争效率的替代变量，银行业净利差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根据一般经济理论，在市场竞争越充分的地方，经济效率越高。因此，较高的银行业竞争程度通常意味着更高的银行业市场效率。Levine（2000）也认为，较低的银行利差水平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竞争性和较高效率的标志。
表2-7的实证结果表明：（1）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而提高，这表明在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银行业的竞争效率会显著下降；（2）GDP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越高，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越低，这说明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银行业的竞争性程度；（3）实际利率水平越高，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越高，说明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业的竞争效率会降低；（4）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随着银行资产/GDP上升而下降，说明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效率；（5）银行信贷与银行存款之比越高，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越高，说明信贷扩张程度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效率；（6）产权指数越高，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越低，说明在那些产权保护比较完善的国家，其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效率更高；（7）社会信用水平越高，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越高，说明社会信用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增加一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效率。
银行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
第三个回归方程以银行业的资本回报率（ROE）为被解释变量，从盈利能力（资本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对影响一国银行业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的实证结果如表2-8所示。
从表2-8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一国银行业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GDP增长率、人均GDP、资本账户开放度、银行资产/GDP、银行集中度、银行危机、法律传统、经济自由度、社会信用水平。具体而言，根据相关系数的符号，我们发现：（1）银行业ROE随着GDP增长率上升而提高，但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这说明一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与经济增速成正比，但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趋于下降；（2）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越高，银行业的ROE越高，说明金融开放有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3）银行资产在GDP中所占比例越高，银行业ROE越低，说明单纯的资产规模扩张可能无助于一国银行业资本回报率的提高；（4）银行集中度越高，银行业ROE越高，说明一国银行业的产业结构越趋于垄断，其银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越高；（5）银行危机指标与银行业ROE显著负相关，说明危机的发生会显著降低一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6）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与不同的法律传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普通法系国家的银行业通常具有更高的资本回报水平；（7）经济自由度与银行业ROE显著负相关，说明经济自由度的提高会驱动银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8）社会信用水平越高，银行业的ROE水平也越高，说明社会信用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资本回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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