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黄达：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三）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本栏目将陆续连载“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系列，记录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讲授货币银行学的一段心路历程。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为系列第三期，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接上期）再如，建国之初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是一个重大事件。那次始于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的通货膨胀，到1949 年达到顶峰，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批发物价指数，上涨近75 倍。然而，势如脱缰野马越涨越快的物价，却于1950 年3 月的几天之间硬生生地被抑制住并一直保持住了基本的稳定。
我从少时起就生活在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之中，突然没有了通货膨胀，无疑是兴奋之极，感慨万端。不过没有多久，也就安于无通货膨胀的生活了。只是由于写教材，才通过认真搜集资料、分析资料，重新认识了这个重大事件：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完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要平抑物价，依据是自古及今人人尽知的供给与需求的原理，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问题是如何把极度的供不应求立即转变为供求平衡——不是主张，而是要保证做到。当时是在“统一财经工作”的总题目下，制定了严厉控制货币供给及其向现实购买力转化的具体政策、措施；并在经济凋敝、物资极为匮乏的条件下，把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棉纱和煤炭集中调运、合理摆布，以保证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抑物价之所需。做好准备，然后集中吹响全面进军的冲锋号，于是创造了令国内外惊叹的奇迹。提出目标不难，但要是没有扎扎实实的具体运作来保证，那就只是空话。这给我的教育是无形的。以改革为例，只要听到应该怎样改革的议论，我总是想问：达到目标的具体路径应该怎么走？
当了解了制止通货膨胀这个事例的全过程并获得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之后，我好像总觉得问题没有想透。那是在连年战争有望结束但尚未结束的年代，国内国际环境极为严酷。共产党人富有接连打胜仗的经验但对于复杂的经济体系还是刚刚接触，能够直接指挥经济管理的只是在解放区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当时制定的措施，有些即便今天看来也是极难实施的。比如“统一财经”，要求全国的财政收入集中中央，全国的财政支出由中央统一拨付；全国国营商业的销售收入要上缴中央，收购支出要向中央请领。考虑到当时只有滴滴答答的收发报机和军队、铁路的专用长途电话，这样的要求好像无法实现。然而，在短期准备之后，类似的措施却得到了雷厉风行的贯彻，保证了设想目标的实现。其中所体现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哲学的丰富内涵，我们是否能够认真解释透彻？这其中有一点认识在我的脑子里是拂之不去的，那就是当时种种政策、措施、制度、办法能够真正贯彻实施，最根本的依靠是政治上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为摆脱屈辱、振兴中华，前赴后继、不畏牺牲所积累的政治向心力、凝聚力。正是有了这些，才会有这样的故事：平抑上海粮价的大米运到了，粮商无力吞进又不甘心，遂以不开门营业抗衡。怎么办？干部、战士、青年学生纯义务上街卖粮！今天看来不合经济规律的行为，在那个年代，确是在制止通货膨胀大战役中的一个小小的阵地上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不能不使人在思考经济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联系到政治的、社会的层面。也许还可以这样概括，编写“中国部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祖国。
从翻译教材到改编教材
在开始的两三学年中，我们所用的教材都是苏联的。由于师生大都不懂俄语，赶译教材就成了迫切而繁重的任务。
我们教研室全力组织翻译的苏联有关货币银行学教材有两本：一本是布列格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1950年版与1955年版）。1950年版的翻译可能是从1951年开始，译出一章，即由中国人民大学铅印一章，供本校和兄弟院校使用。全书译完约在1953年。1955年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全国普遍采用，直至70年代。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依然是一本有价值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另一本是古莎科夫和德姆斯茨的《苏联货币流通与信用》，先由中国人民大学铅印，1954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外，还译了一本实务教材《苏联信贷组织与计划》，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出版。
有了翻译出来的教材，我们却发现同学读起来依然十分困难，这是国情不同，读者对象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所必然引出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以苏联教材为蓝本，改编一本中国学生易于阅读的教本。
在教学实践中，对于布列格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们感到它是一本内容充实的好教材。其一，它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布列格里的教材实际上延续了西方货币银行学在上世纪初的体系框架。当然，增加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货币、信用、银行与资本主义的有本质不同的论述。其二，它对马克思的货币银行理论做了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阐述，回过头来看，这本教材较之同时代西方的货币银行学具有更为深邃的理论内涵。
改编教材的启动应是在1954 年年中。参与编写的有周作仁、杨承祚两位老教授。周作仁留学美、德，在30年代已是知名教授；杨承祚留学美国，熟知金融体系的结构和运作。他们在1953年院系调整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原来教研室的教师，参与编写的主要有我和林与权同志，林和我一样，也是没有什么本钱就走上讲台的知识青年。具体分工是：周老先生当时年事已高，视力也不太好，只分工起草几章的改编稿；杨老先生在闭关锁国的困难条件下负责搜集当时西方世界有关金融体系和金融运作方面的新资料，以使教材充实新内容；我和林与权分工改编大部分章节，统稿由我负责，林与权同志协助。
改编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第一版，于1957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新书的扉页上我写下了这样几个字：“一九五七年元月廿六日收到此书。两年半的经营今日方始出版，方知编书之不易也。”
编写货币信用学
很快，历史进入了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那段岁月，从方向来说，无疑应该是被否定的，但也不应毫无分析地一概否定。这一时期，毛主席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这个口号，包含着过分崇信主观能动的思路，以至于造成了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凝聚力的后果，但也给突破一些思维框框开拓了空间。
实际上，在改编苏联教材以及讲授的过程中，大家又在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把“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连续讲了两三遍之后，明显感到要是把两个部分合并在一起讲，那不过是“资本主义部分”的“原理”加上“社会主义部分”的“优越性”，会节省许多时间。然而，不论这样的想法如何有道理，不论酝酿多久，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的口号，却也不敢公然主张，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1958 年，那是“敢想敢干”的年代，“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空幻狂想和极度亢奋的氛围弥漫全国所有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提出通过几堂晚间讲授就要使他们的员工掌握货币银行学这门学问的设想，我有幸成为他们选中的实现设想的教师。记得当时也讲了些货币即将消亡之类的胡话，但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一机缘，给了我把“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揉在一起讲的试验场所。全课的主要内容归并为四章：货币、信用、银行与货币流通。
在“大跃进”的忽悠之下，教研室决定自己编写一本突破苏联框框，即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教材并行这一框框的新教材。新教材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基本原理的论述；二是社会主义货币与社会主义信用的理论。具体由四章组成，其骨架就是我在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讲授的把“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揉在一起的四章。第二部分是我国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货币信用的运用。第三部分是当时我国现行的信贷与货币流通的组织与计划制度。“先后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有黄达、萧清、程曙光、栾重威、林与权、周升业、李春等同志。1958 年短期信贷专业的毕业生也曾参与一部分资料整理工作。全书最后的统一教改与定稿是由黄达、林与权、周升业三同志负责的。”封面署名是“黄达等集体编写”。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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