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银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银行体系的形成需要五个方面的经济社会条件，即生息资本向货币经营资本的转化、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信用机制得到充分发展、货币需求已充分展开、货币流通中的贮藏渠道多元展开且数额持续扩大、簿记机制有了充分拓展。他从银行信用的形成、信用货币的运行和信用货币的创造机制等三个方面系统阐发了银行体系的运行机理，既充分肯定了银行信用机制的积极作用，又指出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负面效应。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马克思的银行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弥补金融数据短板，推进商业信用发展、夯实银行信用基础，以健全支付机制为抓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
关键词：马克思；银行理论；时间价值
作者 | 王国刚（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马克思认为：“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银行体系的形成有赖于一系列经济社会条件的成熟，其中以工业发展为代表的实体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经济金融条件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第一，生息资本向货币经营资本的转化。通过借贷而获得利息收入的资本可称为生息资本 （或借贷资本）。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息资本依然存在，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得到进一步扩展。货币经营业有着三种职能：一是保管流通中沉淀下来的货币；二是接受各种存款；三是国际间的汇兑。与此对应，贮藏货币具有三种形式：充当铸币准备金、充当支付准备金和充当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第二，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信用机制得到充分发展。以商业汇票为载体的商业信用，为信用货币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性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 （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第三，货币需求已充分展开。随着分工协作的发展，实体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展开客观上需要有新的资金来保障经营运作在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由此，在资本金之外提出了对新的资金 （债务性资金）的需求；同时，大量工程项目的建设也需要信用资金的支持。第四，货币流通中的贮藏渠道多元展开且数额持续扩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总是必须事先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 这些贮藏货币需要以存款方式存入专业化金融机构，同时，要保障它们的安全性和支取的便利性。第五，簿记机制有了充分拓展。簿记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结果在账簿中登记、记录、计算等活动，有利于弄清对应经济活动的财务情况，也是对后期经济活动进行预测、评估和监督的基本依据。在工业化之前，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如农民），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记载下来；随着分工的深化， “这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尽可能由一类代理人或资本家当做专门的职能替整个资本家阶级来完成，或者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在这里，正像在商人资本的场合一样，发生了双重意义的分工。一种特殊的营业出现了，并且因为它作为特殊的营业是替整个阶级的货币机制服务的，所以它会集中起来，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特殊的营业内部又发生了分工，既分不同的互相独立的部门，又在这些部门内部形成了专门设施 （庞大的事务所，人数众多的会计员和出纳员，细密的分工）。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与簿记直接关联的各种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包括复式记账法、银行平衡表等。马克思从其货币理论出发，指出了通货学派理论与实践进程的差异性，批判了以图克、富拉顿等为代表的银行学派理论，破解了银行体系的运行奥秘，深刻揭示了银行业务运行的内在机理。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银行信用的形成。银行信用是继商业信用之后出现的第二种金融信用类型，它以 “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为主要特点。“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一般地说，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 以存贷连接机制衡量， “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19年）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缺乏存款与贷款的连接机制，也就缺乏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第二，信用货币的运行。“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但 “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信用货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纸币和存款货币两种。在金本位条件下，“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在19世纪末之前，纸币以银行券为代表，针对银行界乃至社会上存在的模糊认识，马克思强调：“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同时指出：“银行券的发行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意味着资本的贷放”。第三，信用货币的创造机制。信用货币创造可分为央行的信用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两个层面，存款乘数也就有了商业银行存款乘数和中央银行存款乘数，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推进。“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有三个方面：１．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２．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３．是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的事情：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因而，将信用货币数量控制在金属准备金数量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银行券发行量不仅超过黄金准备数额，而且超过了法律的规定，由此，开启了纸币发行数额突破金属货币数额的先河。引致这种突破的内生动力在于逐利性。“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予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马克思深刻指出，这是一个 “荒谬”的逻辑。马克思立足于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了银行体系发展的双重效应，既肯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信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和稳定器作用，也指出了银行体系通过持续创造信用货币和顺周期运作加剧了资本主义虚假繁荣与经济危机。马克思系统地概括了银行信用机制在适应和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第一，节约了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通过支付结算机制推进了经济平衡。第二，通过存款货币机制，创造新的信用货币，支持了经济扩张。第三，发挥银行信用的稳定器功能，缓解恐慌，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金融运行中，银行体系在运用银行信用机制创造信用货币的过程中也有着负面效应。第一，信用货币的内生矛盾。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显然，由信用货币连接形成的支付链条蕴藏着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第二，同一汇票的多次贴现，引致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造成了虚假信用的膨胀。第三，银行信用增强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对产业资本而言，商品销售是 “惊险的一跳”。在经济趋于繁荣的时期，银行信用顺周期地给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充分的信贷资金支持，但是，“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第四，银行信用加重了经济危机的频次和深度。经济危机爆发以后， “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按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银行体系运行机理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理论认识，如果舍去其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特殊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的银行体系建设乃至金融体系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金融体系短板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弥补金融数据短板。马克思认为，簿记机制是银行体系运行的基础性技术条件，也是银行体系得以形成发展的一项基础设施。在当今银行运行和金融监管中，及时完整系统地统计和记录相关金融数据，至少有着三方面意义：从财务角度看，它是弄清财务收支并作出财务决策的基础条件。在银行体系中，不论是财务的预算决算、经营的盈亏还是经营运作趋势分析都离不开簿记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从服务客户角度看，它是弄清楚客户需求、客户结构、供给取向并作出应对决策的基础。存款、贷款、资产等诸多指标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的分析都取决于统计数据的系统完整程度。从风险防范角度看，各种金融产品（包括存款和贷款）的风险评估、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等都离不开相关金融数据的准确完整。只有耳聪目明才能做出应对之策，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洞察发展趋势。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实践并紧密结合实践进程，中国初步建立一套金融统计指标体系，为分析、预测和决策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但要适应中国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满足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转换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必须深化金融数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现有的金融数据指标体系的一系列短板。（二）推进商业信用发展，夯实银行信用基础。马克思强调，商业信用是实体企业彼此间提供的信用，它是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 （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这实际上指明了，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基础。在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本应由商业信用解决的微观主体之间的问题转为由银行信用予以解决，这不仅大大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而且使实体企业间由商业交易引致的债务积重难返，严重弱化了银行体系的信用基础。要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应推进商业信用的发展，将银行信用建立在商业信用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实体企业间的横向金融机制与银行信用的纵向金融机制相协调的金融运行体系。（三）以健全支付机制为抓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支付手段存在着内生矛盾，一方面在支付顺畅时，各种支付可以相互抵消，此时，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一笔货币可以实现数倍金额的商品交易，一旦支付流程不顺畅，就需要按照商品交易金额投入等额的货币，否则，货币危机就将发生；另一方面，支付链条扩展的同时也是债务链条延伸的过程，要防范因债务链条断裂引致的支付风险传递和扩展。鉴此，在中国的支付机制快速扩展的进程中，应重视防范由此引致的负面效应。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支付手段存在着内生矛盾，一方面在支付顺畅时，各种支付可以相互抵消，此时，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一笔货币可以实现数倍金额的商品交易，一旦支付流程不顺畅，就需要按照商品交易金额投入等额的货币，否则，货币危机就将发生；另一方面，支付链条扩展的同时也是债务链条延伸的过程，要防范因债务链条断裂引致的支付风险传递和扩展。鉴此，在中国的支付机制快速扩展的进程中，应重视防范由此引致的负面效应。编辑 张紫祥
来源 《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8期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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