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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了银行盈利性吗?

原文信息

作者:

王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高级经济师

马思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

彭俞超

IMI研究员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学术交流部主任

丝路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  商业银行  盈利性  货币政策

摘要

本文基于国内 122 家商业银行 2009-2018 年财务与经营数据为基础,实证验证了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会产生负向影响,且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是其对宏观审慎政策做出反应,提高资本占用较低但收益也相对较低的资产比重,调整风险偏好,在风险与盈利决策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衡关系的结果。此外,研究发现只有资本实力较强的银行能较为有效利用货币政策扩张机会,一定程度上抵消宏观审慎政策收紧对盈利造成的负向影响。
以下为文章全文:

 1

引言

2011年中国央行推出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2012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纳入宏观审慎资本要求,实现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有机结合。2016 年央行将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MPA),标志着更为全面、更有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形成。宏观审慎政策逐步发展成为与货币政策并重的调控“新支柱”。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国内 122 家商业银行 2009-2018 年经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的影响,并探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形成了负向影响,原因在于商业银行适应宏观审慎政策要求,重新权衡风险与收益关系。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提供了研究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及效用的一个新视角;二是提供了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性影响的实证证据,在此基础上对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改进宏观审慎政策设计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三是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印证了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合理解释了政策实施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变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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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国内 122 家商业银行 2009-2018 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银行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资本充足率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各行年报,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122 家样本银行包括 5 家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13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63 家城市商业银行,40 家农村商业银行和 1 家外资银行。

变量定义

根据现有文献,本文从三个层面设定控制变量:一是银行内部经营要素。借鉴杨海珍等(2019)对影响银行盈利的内部因子的选择,本文选取总资产对数(SIZE)、资产生息率(INTA)、手续费佣金收入占比(NFCR),分别控制规模、资产生息能力和综合化经营程度对盈利的影响。参考侯晓辉等(2012)、刘信群和刘江涛(2013)的分析,选取贷存比(LTD)控制银行流动性状况。二是市场结构与银行地位。基于徐忠等(2009),侯晓辉等(2012)的研究,本文选取贷款市场份额(LR),控制银行竞争地位的影响。三是经营环境要素。考虑到银行盈利能力可能受到市场需求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本文参考杨海珍等(2019)、宋科等(2019)的研究,选择国内实际生产总值对数(GDP)和 M2 季节调整后的对数值(M2S),分别控制经济状况和货币供应状况的影响。

实证模型设定

为探究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是否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在此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ROEit为银行在 t 期的权益回报率,CARit为资本充足率。模型中也进一步控制了银行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若式中的回归系数小于0,即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会产生负向影响,反之则表示正相关。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进验证宏观审慎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以评估政策效应。政策冲击时点选择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的 2013 年。考虑到 2011 年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宏观审慎资本要求做出了分步达标规定,而在 2012 年 12 月银监会出台的补充通知中,又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管理办法实施的过渡期安排,并区分资本达标与非达标银行,提出了差异化的监管要求。上述事实意味着政策并非采取“一刀切”和全面推开的实施方式,为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比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制定实施对不同组别商业银行盈利的影响效应提供了前提条件。参考 Beck et al.(2010)对于双重差分模型的设定方式,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回归(2)中,未控制银行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而是采用标准 DID 的方式将 Post 与 Treat变量纳入方程,结果显示 Post 与 Treat 的交乘项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3)中,则同时控制了银行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Post 与 Treat 的交乘项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实证结果再次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会产生负向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对异质性银行盈利的影响

两类银行盈利与宏观审慎资本要求间均显著负相关,但大型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组的 CAR 的回归系数更大,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对前一组银行盈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4)两列分别为上市与非上市银行的分组回归结果,说明宏观审慎政策对上市银行盈利的影响程度较高。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与银行市场地位和治理完备程度有关。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总体资产规模较大,系统重要性程度较高,始终是监管重点;上市银行需要按现代公司治理要求建立较为规范的内部治理体系和流程,并更充分披露信息。上述银行面对更严格的外部监督约束,执行宏观审慎政策的力度更强。二是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实施<资本办法>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定,过渡期内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设定了相对较低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对未达标银行(主要为部分中小银行)允许分年度达标,因此宏观审慎资本要求对 这部分银行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滞后性。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国内 122 家商业银行 2009-2018 年财务与经营数据,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盈利性产生的影响,并从资产配置结构和风险承担两个维度探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降低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原因在于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后商业银行主动调整风险偏好,调整资产配置结构,减少高资本占用资产比例,更加重视风险抵补能力,商业银行在风险与盈利决策之间形成新的权衡。基于本文结论及分析过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坚持推进和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建设。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商业银行形成科学和平衡的发展观念,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必须坚持将防范风险作为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驱动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强风险防控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强化对调控规则的遵循与内在约束。第二,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建设要与商业银行改革配套并坚持分类渐进的原则。国内银行个体差异较大,部分银行尚未完全摆脱对粗放式发展路径的依赖,加上内部治理体系还不完善,若不是主动调整风险偏好,而只是通过做大同业资产等“低资本占用”资产规模、加大期限错配或发展表外信贷等方式满足“形式上合规”,实质上着力弥补政策收严对盈利的影响,则不利于在中长期内防范化解风险。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商业银行集中式、大规模的调整资产配置的影响,防范短期内可能过度追逐低风险资产(大部分为流动性资产)导致的供求失衡和市场流动性风险。第三,要进一步深化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机制的研究。在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进程中,有必要重视政策在商业银行层面传导存在的异质性特征。应进一步细化分类研究,探索完善“双支柱”政策协同配合机制,以利于更好发挥调控政策的组合效用。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工作论文

编号 IMI Working Paper No.2127

本文刊于

《国际金融研究》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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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紫祥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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