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丨何平：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一）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金融评论》杂志发表《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渐次考察了中国主要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制度特征及其规律，发现货币形态演进中消解掉的价值要素、职能偏重和担保品的外在化，必须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维系。单纯货币形态在技术上的改进，不可能改变其作为货币商品代表的性质。铜钱、纸币和白银主导货币地位的更替演进，在于弥补先行货币形态在特定货币职能上的缺陷，它们之间相互补充。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表明，数字货币的登场，重在特定场景下扩展支付手段、完善货币生态，而非完全替代传统支付工具。
本文原载于《金融评论》2021年第1期。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以 2009 年比特币的出现为标志，近年在民间兴起了数字货币的热潮，最后推动各国研发央行法定数字货币。那么民间数字货币的出现，是否将通过货币形态的更新，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形式以及经济关系? 与人们的生活更为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包括: 一是货币形态的选择和使用，纸币、存款货币是否都将退出历史舞台，数字货币成为唯一的货币形态; 二是基于“代码即法律”信念的区块链和算法共识的民间数字货币是否将取代央行主导的主权信用货币。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在一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对人类货币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本文拟结合中国货币使用的历史实践，来探讨各种货币形态演进的动因和规律，为未来货币形态的选择提供思想资源。具体包括: 第一，从马克思的商品货币论出发，考察由技术条件决定的、具有特定自然属性的货币形态，由于偏离货币商品的特质，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上的缺失，即货币价值稳定问题。第二，从货币功能论出发，结合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考察各种货币形态在执行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职能上面临的问题，在使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在解决货币的“质”和“量”的矛盾上体现出来的缺失。第三，从货币发行主体和投放方式出发，结合货币价值的担保安排，从政策视角探讨货币形态决定的制度机制和特定货币形态的使用范围，进而提出货币主权治理的历史必然性。要弄清各种货币形态演进的规律，我们既要考察它们在自然属性上体现出来的执行货币职能的优势和特征，又要考察它们在本质上作为货币商品的替代品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件。只有弄清货币的本质和起源，才能对各种货币形态的演变规律有正确的认识。

一、货币本质与作为货币职能存在的多种货币形态

关于货币的性质，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中内生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从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简单的最不起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即消失”

马克思从交换过程考察货币的产生和性质，“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而“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由此可见，货币是从交换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的本质属性是商品。

相对于商品世界，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五个职能，亦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货币的职能与商品流通紧密关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将“货币”与“商品流通”视为等价范畴。货币的职能隐含在商品流通之中，货币服务于商品流通，如果不是满足商品交易的需要，货币存在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或商品流通中，假定金是货币商品。然而，在历史进程中，实际执行货币职能的具体货币形态，既不是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特定货币商品———金，也不必然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其他形态的货币商品，大多数时候是货币商品的代表和符号。这是由货币执行职能的特定社会条件和过程所决定。

在充当价值尺度时，货币只是观念形态。“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尽管只是用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也就是说，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金、银还是铜，在金、银或铜的完全不同的数量中表现出来。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在论述铸币、价值符号时，马克思指出，“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相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 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⑤。之所以如此，在于“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做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

论及支付手段，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交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

可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货币商品，在执行货币职能过程中转换为马克思所称的金这种货币商品的替代品，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货币形态。在同一时期，多种货币形态共存互补。而从纵向发展来看，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产生新的需求，而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形态、金属形态向纸币形态演变，近年又朝着电子和数字货币形态演变。各种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在技术、思想与政策的互动中实现。不同货币形态演变的动力在于经济( 币材的节约) 和效率( 价值的稳定) 两者重新组合，在技术推动下，各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组合进行重新解读，进而形成政府政策，推出当时社会流通的主导货币。

传统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是以“文”为单位的铜钱、作为它大面额通货的纸制通货，以及不同于计数货币以称量货币使用的白银三种。在简要讨论商品货币之后，下文将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论述各种不同货币形态的更替演进及其制度特征。

二、铜钱流通规律与铜钱职能作用的缺陷

与其他民族和地区一样，中国货币的使用起始于商品货币。商品货币是较之一般商品具有更好的可销售性的商品，属于马克思分析的一般价值形式。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的差别时，指出，“唯一的进步在于: 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价值形式，现在由于社会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商品货币作为物质实体的存在，它具有特定用途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商品货币在流通中，因商品货币的体积、享用主体、可消费性和存续寿命，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超过一定地域和时间，它就不便于流通，并失去价值。商品货币在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两个主要的弊端。第一，如果以最有销售性的消费物品充当媒介职能，其供求出现紧张时，就会导致市场上的交换全部瘫痪。饥馑时期谷物的可销售性提高，但是因同一时间没有人出售谷物，市场交易就不可能实现。第二，由于它履行货币职能，会出现超过这种物品需求而期望长期过剩储藏的倾向。过剩保持家畜，影响生产活动。而以谷物为代表的商品货币，因其自身的消费随即退出流通。在货币职能的执行上，商品货币的缺陷体现为在价值尺度上的不均一，在流通手段上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常常只是特定地区和交易领域特定期间的货币。由于这些缺陷，历史上它大多使用于地域共同体和经济萧条、王朝衰颓时期，受非政治实体的自律机制左右。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货币的使用实践，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考古学成果论证的远古中国社会私有制产生初始出现货币阶段的商品货币和其他时期落后地区的地方性商品货币。卡尔·门格尔专门讨论了“各国及各时代所特有的货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初期，似乎大部分民族最有销售力的商品都是家畜。狩猎民族在其与外部交易时以兽皮作为货币。关于远古中国私有制出现之后，历史上最早货币诞生阶段的货币形态，也有猪等家畜充当货币使用的情形。这种商品货币通常在基层共同体范围之内流通，具有很强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第二种情形是金属货币出现之后货币形态的“还童现象”。以魏晋南北朝中古自然经济时期的“谷帛为币”为例。黄初二年( 221 年) ，魏文帝曹丕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结果导致了“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的局面。这种情形实际上是货币形态演进中的“还童现象”。通常，在王朝覆亡、经济衰退以致政府无力维持现存货币制度之时，民间会自发地创造出货币，在货币形态上复制人类最初的商品货币形态。这种商品货币的复归，是更高阶段货币形态相关制度机制失效的表现。即使在今天，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国际货币价值稳定上的意义，也部分地体现出人们对主权货币承担的国际货币价值的一种忧虑。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先秦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支持下，中国铸币的历史从青铜铸币开始，春秋战国三大货币布币、刀币和蚁鼻钱的铸造发行，形成多元并存的货币文化。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 1911 年的帝制时期，中国经历了半两钱时代(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113 年) 、五铢钱时代( 公元前 113 年－621 年) 和通宝钱时代( 621 年－1911年) 的三大铜铸币体系的演进。传统中国货币使用的实践体现为铜钱的使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下面我们就结合铜钱作为流通手段使用的历史过程，从它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视角分析其职能作用上的特征和缺陷，进而考察政府和民间发行主体的相互博弈及其对铜钱流通的影响。具体地，我们以历史上典型的事件如“周景王铸大钱”、贾谊的“奸钱论”和唐宋“钱荒”，来解读铜钱流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相关的制度机制。（一）“子母相权论”、价格基准与“一文铜钱”的单一货币流通秦朝统一中国后的铜钱流通体制，是以一个铜钱作为一个基准货币而且流通中只有这种单一货币的流通机制，不存在大小面额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 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 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在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的过程中，作为价格标准的铜钱，以一个一个铜钱的累加来计量货币总额。春秋晚期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通过反对铸造大钱的同时废弃原有小钱的论辩，鲜明地提出了铸币轻重作为价格基准的货币理论。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见于《国语·周语下》的《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文中称: “景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 524 年) ，将铸大钱。单穆公曰: 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这里明确提出了根据经济形势和民间需求的变化，设定轻重合适的基准货币建议。《国语》周景王铸大钱，是目前最早将铸币称为“钱”的例子。整个先秦、秦与西汉时期，只有战国时期铸行过具有不同等制关系的钱币。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毋宁说是一种在保持单一货币原则之下以新钱代替旧钱的善后安排，它体现了“轻重论”宏观经济思维路径下，货币在与商品相对比较中体现价值的理念，发展为货币与货币在相对比较中进行替换的策略。秦以后中国铜铸币只是手握一个的铜钱即“一钱”这种单一货币安排，既体现了初始铸币流通情形下人们对货币仅有的朴素认识有益于降低伪造的监管成本，也是顺应小农经济日常交易小面额货币需求的结果。（二）西汉贾谊“奸钱论”与铜钱流通规律铸币是由国家来完成的。但是，在传统中国，官方铸币的不足是经常性的问题，特别是在王朝建立之初经济尚未得到恢复的时期和王朝衰颓时期。这就出现民间私铸货币与官方完好货币的博弈，影响货币价值尺度职能的发挥。活跃于西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提出“上收铜勿令布”的主张，禁止民间占有和使用铜料，以杜绝私人铸造铜钱，实现货币铸造权的集中和统一。他在《铸钱》篇中尖锐地指出了“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货币流通现象，深刻地揭示了“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成为“格雷欣法则”在世界货币史上的最早版本。贾谊是在货币秩序紊乱、劣币“荚钱”( 减重半两钱) 充斥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汉初币制始终在“荚钱”范围里兜圈子。秦始皇建立的“半两钱”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在秦朝短暂的 15 年统治时间里已经遭到破坏。西汉面对的是“半两钱”制度败坏后的“荚钱”世界。贾谊在《铸钱》一文中称，“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在多种货币并存，没有正常规制保证良币合理足够供给和流通的情况下，出现了“奸钱”排斥“正钱”的现象，人们竞相铸造“奸钱”并及时使用，良币则被收藏，在市面上消失了。良币与劣币的博弈，几乎伴随着中国每一个王朝的始终。然而，打破王朝界限、从长期看，中国铜钱的最大特征在于其致力于保持在空间上的统一性和时间上的一贯性。跨越 2000 年的铜钱铸造，一枚铜钱保持在 1 钱( 4 克) 的标准没有太大的变化，成色也在始终保持在铜占六到八成的范围。与西欧国家的铸币持续贬值不同，各个朝代的政府必须在币材价值高于面额的情况下不断地铸造标准铜钱。之所以如此，在于以前各王朝的铜钱在民间有大量的库存。民间将按新旧铜钱的实际价值差异，对旧有铜钱进行升值，从而出现铜钱挑拣现象。各个朝代发行官方完好铸币、杜绝民间私铸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政策目标，反映了避免将唯一公认的通货低于面额来定价所作出的努力。在南朝最短促的朝代南齐，苦于“圜法久废”和通货不足，建元四年( 482 年) ，廷臣孔觊上《铸钱均货议》，他坚决主张政府要积极铸造“完好”钱币，不得“惜铜爱工”。孔觊是在正确认识格雷欣定律基础上提出的铸币主张，正确地反映了铜钱流通规律。作为实体货币的铜钱，是从一方手中转到另一方手中的手交( hand-to-hand) 货币。它具有存款货币所没有的两个特征: 第一，在货币实体本身存在价值的情况下，难以与铜的币材价值的变动独立开来履行媒介职能。第二，具有实体的手交货币，发行分散出去之后未必回笼，也就是难以保证货币完全回笼。铜钱之类手交货币不回流，是由于两个原因。（1）越是处于上位的市场，对零细面额通货的需求越低。零细面额货币集中及搬运费用，比高面额货币要高。需求很小而耗费成本使得零细面额货币上行的动机不足。（2）季节性强、振幅大的市场具有储备更多手交货币的倾向。货币流通速度，不如看成滞留难度。小面额货币大量发行，农村市场充分发达，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社会，通货就有滞留在底层市场的条件。在铜钱不足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或行业便设定了不同自律框架予以应对。一方面，在铜钱一枚一枚的使用上，出现铜钱挑拣和不同价值铜钱比例使用的设定。如在 1480 年的北京市场上，“近日以来，买卖人等……将洪武、永乐等钱，往往挑拣不用，抑或加数折算”。中国各个王朝铜钱的使用历史，自始至终就是在民间铜钱使用不断进行双重化的倾向和致力于整齐划一的政策之间博弈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大面额的表示方式上创造出“短陌”，不足百钱当百钱使用，各个地方或者行业设定不同的比例框架。这是将劣币铜钱当成基准货币对完好铜钱的成比例地升值使用，也是一种弥补完好铜钱短缺的创制。（三）唐宋钱荒及货币形态的革新在传统中国的唐宋时代，由于商品交易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和财政货币化程度加深出现了具有现代货币政策意义的“钱荒”现象。铜钱紧缩对于生产的直接影响是产出的萎缩和经济的萧条。历史事实和唐宋时人的钱荒论表明，钱荒的原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来分析。在需求方面，主要体现为两个原因。第一，财政货币化，也就是税收以铜钱来征收，无论在唐代或是宋代，都是钱荒的第一位原因，问题意识的契机主要体现在唐代 780 年的“两税法”和北宋 1069 年的“王安石变法”，并充分体现在唐宋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上。货币形式的税收大幅度增加，比如元丰年间的最高岁入钱数在 6000 万贯以上。需求侧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模式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体现在人口的增加上，官方和民间货币使用量必然增加。同时，自唐代中期开始，经济交易的模式从秦汉官方垄断模式的大商人盐铁交易，转化为以茶米为主的平民化交易，铜钱的使用主体大幅扩大，市场形态从城镇坊市向草市镇转型，普通小民都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使唐宋面临一个铜钱短缺的经济环境。在铜钱的供给侧方面，体现在绝对供给量( 铜钱铸造的减少) 和相对供给量( 铜钱的退出流通和流出国外) 两个方面。唐代铸钱的减少明显，而北宋铜钱铸造自咸平 3 年 125 万贯，上升到熙宁末年(1077) 的 373 万贯，元丰年间(1080) 的最高点 506 万贯。流通中官铸铜钱的减少由以下因素促成：（1）蓄积铜钱，大量铜钱作为财富形态退出流通。这是在没有近代银行体系的唐宋时代，富豪私自蓄积铜钱形成的“货币的沉淀”现象；（2）销毁铜钱作为器皿、佛像以及其他用度，直接导致铜钱的非货币化。唐末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铸钱，表明两者矛盾冲突的极端化；（3）铜钱的外流。面临国际化环境的宋代，铜钱的外流表现为张方平所描述的“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唐宋财政行政和经济交易模式转换的全新局面，加上前述铜钱不还流的特征，使得唐宋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铜钱紧缩状态。铜钱铸币这种货币形态较之商品货币，在价值尺度上的同质性、流通手段上的方便性( 体积小、易于分割) 和贮藏手段上的持久性( 不腐烂) ，均得到了改进。然而，在其自然形态上，铜钱货币形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铜钱短缺，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实体货币都存在数量上的有限性。在交易模式和经济发展发生飞跃的唐代中期，铜钱短缺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重要矛盾。第二，劣币的充斥，私铸的泛滥，不利于铜钱执行价值尺度职能，造成交易的不畅或者自律的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发展。劣币的泛滥，源于铜钱铸造在技术上官方未能获得独占优势，同时，在官方铸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体系不足以杜绝民间因逐利进行的私铸活动。铜钱形态第三个显著的缺陷是以一枚一枚铜钱计数使用的流通原则，导致它只适于服务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领域，不适于远距离和大额交易的使用。既然官方铸币治理无效，民间创造出的“选钱”和“短陌”自律机制只适用于民间地域流动性需要，在铜钱范畴内来寻求弥补短缺的办法就走到了尽头。铜钱货币形态的这些缺陷，在唐代中期交易模式和市场发展形成的需求驱动下，促成了货币形态的创新。首先是在唐代宪宗年间，为解决南方购茶不得带出京师铜钱，创造出汇票“飞钱”。唐宋表现为官铸铜钱短缺的“钱荒”，借助北宋时期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展，终于创造出新的货币形态———“交子”纸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纪念版)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2]下引门格尔的内容，参见［奥］卡尔·门格尔著，刘絜敖译: 《国民经济学原理》第八章《货币的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版，第 160－182 页。[3]尹进: 《中国钱币起源问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4] ( 唐) 房玄龄撰: 《晋书》( 全十册) 卷 26《食货志》，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94－795 页。[5]参考陈桐生译注: 《国语》，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 127－131 页。[6] 参见钱剑夫著: 《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42 页。[7]贾谊《新书》，见［汉］贾谊著，彭昊、赵勖校点: 《贾谊集 贾太傅新书》第 53－54 页，岳麓书社 2010 年版。[8]参见黑田明伸著、何平译: 《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 页。[9]参见［美］莱因哈特、罗格夫著，綦相等译: 《这次不一样》，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7－141 页。[10]( 梁) 萧子显撰: 《南齐书》卷 37《列传第十八，刘悛传》，第 2 册，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652 页。[11]《挑拣并伪造铜钱枷号例》。见( 明) 戴金编纂: 《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第 6 册，乙编) ，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12]参见何平和林琳( 2013) : 《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 期。[13]关于钱荒的全面分析，参见何平: 《中国历史上的钱荒》，《中国金融》2016 年第 8 期; 《唐宋的“钱荒论”及其实质》，《中国钱币》2019 年第 6 期。[14]参见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见所著《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 1975 年版，第 234 页[15]高聪明: 《货币在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一文就货币使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8－249 页。[16]参见高聪明: 《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8－237 页。[17]张方平著，郑涵点校: 《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18]（宋) 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卷 54《食货志四》，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 册，第 1388－1389 页。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图文编辑  刘嘉璐

来源 《金融评论》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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