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贸易的猜忌”、蓝鼎元的开海论与货币的外部供给（一）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十九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1年第1期。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大航海活动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西欧社会自此迈入近代转型时期，逐渐形成以海外殖民扩张为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应，明清中国进入“白银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在中西贸易活动中大量流入中国，内化为中国的国内主导货币。“白银时代”在明清中国的落地，天然地与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成为明清中国货币结构的重要特色。这种外部供给的实现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和范围内，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来实现。然而，出于国防考量，明清政府多次反复地实施了“海禁”政策，对“贸易的猜忌”语境下国家间贸易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形成独特的政策逻辑。就清代而言，在康熙年间全国政权稳定之后实行了开海政策，晚期又经历反复。因生活经历对海外贸易有独到认识的蓝鼎元，提出了开海禁的主张，并提出“买洋铜鼓铸”解决货币供给的建议。
一、“贸易猜忌”、停滞的帝国与前近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指向
长期以来，学者将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作为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实际上，停滞与否，是以近代西方发展路径和最终在中西分流中取胜的制度机制和内容作为评判的基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如同黄河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区分一样，是像明清中国那样以中央之国自居，主要采取朝贡贸易“重政治从属、轻对等贸易”的路线，还是西欧国家采取以“贸易立国”的政策指向，其差别是判断其性质的关键。活跃在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于175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贸易的猜忌》的著名论文，他称，“在商业国家之间广泛流行着互相猜忌的心理……那些商业上有所进展的国家之间，最常见的现象是：对别国的进步心存疑惧，把所有的贸易国家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总认为别国的繁荣昌盛必然会使本国蒙受不利。与这种充满敌意的狭隘观点相反，我敢断言，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非但无损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邻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有鉴于此，他深信，“如果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的君主和大臣们采取这种高瞻远瞩的仁慈观点和睦相处，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就会更加繁荣昌盛。”[1]“贸易的猜忌”实际上是“国家的猜忌”的一种变体。18世纪，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首次成为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贸易的猜忌”，指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某种特定关联。它出现的背景是，国际贸易上的成功成为事关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贸易的猜忌”象征着经济业已具备政治属性。它开创了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休谟认为，“贸易和战争遵循着根本不同的逻辑。从对结果的预期来看，战争是单向性事务，总有一方赢一方输；另一方面，贸易则在本性上基于互惠原则。虽然贸易并非利他的，但是它只有在互惠的基础上才能够持续发展。”[2]因此，“贸易的猜忌”暗示着在现代政治中贸易的逻辑屈从于战争的逻辑。著名学者洪特由此概念提出设问，“我们应该假定多样化的政治观可能适应于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呢，还是应该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只有一种特许的国家形式—现代代议制共和政体—才同市场有一种选择性亲缘关系？”[3]实际上，这是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来解读中西分流的重要理路。明清中国的人士尚无从贸易立国的视角探讨国际贸易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论述。我们不妨借用“贸易猜忌”的概念，将它转换为贸易与国防（或者影响中央统治的沿海地方秩序）之间的关系，来概观蓝鼎元提出开海论之前的中西交往的政策基调，以及在他之后的中西交往中就贸易和战争关系的处理和前景，进而理解蓝鼎元及明清有识之士开海论的要旨和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将明清中国作为中国帝制时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典型形态。在国内，它作为自秦以来的统一帝国体制发展到了集权专制的顶峰。在对外关系上，它错失了主动实施海外贸易以带动国内经济转型的近代化机会。我们不妨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外交往的历程。
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在政治上着眼于怀柔和扬威，这充分体现在帝制国家政权的外交和外贸政策之中。其二，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长期友好往来，渴望与外部世界联系，要求对外开放，重视与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成为中国历史上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自他开辟中西陆路交通之后，汉朝使者和商旅前往西域，西域各国商旅来到中国，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唐王朝为帝制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主动开放的时期。唐太宗在总结其自身成就时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展开外交活动。武则天、唐玄宗对遣唐使的礼遇，使得唐王朝在国际上获得极高的政治声誉，至今世界上不少地方“唐人”“唐物”等名称的使用，可见其影响至深至远。[5]
然而较之上述以陆路主导的中外交往历史，大航海时代的明清中国所处的全球化环境完全不同，中外关系的走向和内容逐渐由中西（主要是西欧）关系左右，较之此前，历史的走向和今天用以进行分析它的框架自然应有所别。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西方列强掠夺宰割和半殖民化境地之后，从胜败出发的原因追溯，形成了明清中国停滞说，在对外关系上体现为“闭关锁国”。当然，从停滞论立意者的立场来看，二十世纪的外国学者，不乏出于服务于本国对华政策的意图。而中国国内的学者，也因强调现代中国的革命性兴起而延续明清时代中国封闭性的看法。
针对明代中国停滞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从明清对外关系的视角进行了重新解读。就明代而言，“闭关”主要体现为“海禁”。赵轶峰教授指出，“洪武时期前后31年，自洪武四年开始申严海禁至其末年，有27年为严厉海禁时期。建文元年（1399）到宣德十年，前后37年间有海禁而较和缓。正统元年到嘉靖二年，前后87年间海禁时宽时严。嘉靖二年到隆庆元年（1567）的44年，中国处于抗倭战争期间，为海禁严厉时期，但如前所论，其间仍有大量合法对外贸易发生。隆庆以降抵至明末的77年间，并未实施海禁。如此，明朝真正严格实施海禁的时间，在洪武和嘉靖两个时期，共71年。”在梳理“海禁”时间序列的基础上，他认为由于倭寇问题形成的明朝海禁政策，尽管使东南沿海地区“事实上出现了与外部的一定意义上的隔离，但不能就此认为明朝在基本政策倾向上是自我封闭的。”而且，“明代‘海禁’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国策，也不是一个一贯的事实，这种断续、张弛的海禁不至于使明代中国成为‘封闭’的体系隔离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而且，明朝保持了禁止对日本贸易而开放其他贸易的基本方略。“明朝上至皇帝，中及封疆大吏，下至地方官，谈及‘禁海’之理由，都出于不得不禁的原因，若无外来侵扰等情况，都是宁可开海贸易的。……明朝上下基本没有从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层面确立与外部世界隔离的主张。由于禁海并非出于基本价值、文化观念，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开放海禁就可能发生。”基于对明代“海禁”及当时中外关系的重新解读，赵轶峰教授认为明代中国对外表现出“有限开放”的基本姿态。[6]
学界就明清时代中外关系的重新解读，给我们理解当时的国际贸易和货币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然而，要正确地把握明清社会的运行实态，下述方面就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首先是明清政府的政策指向。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西欧国家16世纪之后以“贸易立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践。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意图，充分地体现在明太祖朱元璋所立“不征”之国祖训之中，祖训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7]，并开列出“不征诸夷”的国名。这种政策意图不可能引致主动开放并致力于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交往。
第二，朝贡贸易体系主导的对外关系。上述保守型的对外关系政策意图构建出明清中国重视政治怀柔和声威而轻视贸易和经济活动的格局。这种朝贡贸易体系体现为中国局限于比邻国家关系范围内的区域性国际关系，贸易上体现为明清中国的赏赐和赠与性的不对称交换。重政治从属、轻经济往来构成明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构架。
第三，白银的流入与民间的自发贸易。关于明代隆庆元年（1567）以前的白银供给，朱嘉明先生主张，明代正统年间的白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都实行过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正统初年（1436）至16世纪40年代的白银货币化”，这个时段接近一个世纪。[8]同时，这个时期的东南海盗活动与日本银山的发现可能与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的白银需求刺激具有密切的关联。至于“白银时代”的最终落地，西班牙等西方各国的白银流入成为基本的决定因素。
那么，从白银流入所体现的中西经济和贸易活动来看，明清政府是否进行了有计划的贸易动员和组织活动（如同英国在17世纪初的特许公司制）？学者苦苦搜求的明清白银外部来源数字，官方记录缺失。就明代而言，体现出中西贸易是完全自发的民间贸易，就清代而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十三行主导的中西贸易，以行商中介为主的有限贸易，也缺乏外贸拉动国内经济活动的机制。白银流入和对外贸易，看不到西方17世纪以后以贸易立国进行国际贸易竞争的政策意向，更看不到休谟讨论的立足国际贸易竞争是以和平共处还是战争处理国际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正是在这个不同的语境下，亚当·斯密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9]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指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0]他们是以国际贸易竞争引致产业革新的视角来判断中国是否停滞的问题。实际上，在西欧各国，“只有当17世纪两个新的海上强国—荷兰和英国—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老贸易中心黯然失色的时候，贸易在欧洲君主制大国中才变成一项‘国家事务’。”只是到了十七世纪，“商业和贸易在欧洲变成真正具有变革力的政治动因。欧洲君主国对贸易竞争压力的回应，导致贸易作为国家理性而被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贸易猜忌的明智的、‘达观’的回应，是像中国那样自愿地退出国际贸易。”[11]注释
[1] [英]大卫·休谟著，陈玮译：《休谟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4-77页。
[11] 同[3]，第21、22、33页。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编辑 查王皓天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李锦璇、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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