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和路径选择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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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
在正确认识和理解资本市场实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把握资本市场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表现在金融功能的扩大、增强与提升。金融功能可划分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信息六大核心功能。国内有学者则将金融功能归纳为基础、核心、扩展和衍生功能四个层次，表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与中介功能只是便利价值运动相比，资源配置功能是中介功能的复杂化和主动化，表现为直接引导价值运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风险定价功能是指对资本市场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预估并转化为可接受的经济价值或成本，是资源配置功能的共生功能。由于资本市场承担资源配置功能的各项金融活动普遍存在跨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这些活动的预期结果会呈现概率性分布，即出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被看成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活动的风险。风险定价，在微观层面，所反映的是资本市场上每一种个体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函数关系；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资本资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资本市场的衍生功能是市场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功能衍生，其中微观层面的衍生功能表现为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等，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则主要涉及财富再分配、消费引导、区域协调等。资本市场两大核心功能发挥的好坏会同时从效率和风险两个层面影响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在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除了满足其基本的运行规律外，还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内涵特点。首先，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对象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我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运行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资本市场要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支持经济发展从相对传统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平稳切换，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创新，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次，中国资本市场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重要责任。最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是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国有资本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压舱石”。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主要由企业承担。国有上市公司是企业的杰出代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断积累成为财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分配极易出现分化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成的集合投资有望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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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直接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
纵观中国金融发展与变革的历程可知，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金融体系组成简单，金融功能单一，为了集中资源高速发展经济，我国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加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于金融功能的升级需求，以及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长期运行中不断堆积的问题。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功能逐步优化，全社会金融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虽然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在不断增长，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三项余额相加为81.93万亿元，占比约为28.8%。如果只计算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占比仅为12.6%。从增量上看，我国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企业债占比约为12.8%，政府债占比约为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约为2.6%。由此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上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占比仍是大头，直接融资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很低。
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与成熟市场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偏低。再从金融资产本身的配置来看，居民家庭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高于持有风险资产的比率。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
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成金融结构的升级，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当前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适配。特别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较快，风险不断沉淀和积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速对无效资产的出清及低效率机构的淘汰，实现金融资产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断提升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并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级。
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在满足同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加强烈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全球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行业等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对于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变；从居民角度看，我国居民对于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转型提效，不再扮演单一的国有企业背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对多元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是同时开放对内对外的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市场导向”，即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存在更多收益与风险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需求。
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好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虽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目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同时还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在很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尤其在行业主体的总体实力、专业能力、层次分布、资本文化等还存在短板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不断“过市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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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就是引导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资源向更高质量和创新驱动的方向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建设目标既遵循资本市场运行的普遍规律，又符合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内涵特征，这与以往简单和机械地理解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所不同。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合理定价，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融资交易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中既包含有盈利回报的信息，也包含有风险大小的信息。投融资双方按照风险-回报对等原则进行交易，资本市场最终要实现的是在资源有效配置条件下的风险和回报合理匹配的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不断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升，风险定价和管理能力也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四十多年无危机增长。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仍然存在粗放经营、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低、配置不平衡、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还出现了杠杆率不断升高、风险积聚加大、监管套利和金融乱象频发、资本无序扩张、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等情况。
就目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言，首先，从金融资源存量上看，2001年至201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率从1.43上升到2.01，在2016年达到2.08的最高值。广义货币M2占GDP比率高，单位GDP增长所投入的货币量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资源产出率低。其次，从金融资源增量上也可以看出单位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增量）的GDP产出水平不高，2002年至2019年，我国GDP占社会融资规模比值由6.05降至3.84，在2009年达到2.51的最小值，表明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存在下滑趋势。最后，从融资结构看，贷款融资占据绝对比重，债券融资受到青睐，股票、信托等融资方式的比重下滑。自2017年至2020年，贷款融资比重一直高于57%，贷款融资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从2019年的18.5%提升至2020年的23.9%，2018年至2020年，企业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维持在12.7%到12.9%之间，没有太多变化。非金融境内企业股票融资占比则从2017年的4.5%下降到了2020年的2.6%，表明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功能有限。从对上述金融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当前金融资源的配置不仅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合理的资源分布问题。而不断推高的杠杆率及风险事件和出现的金融乱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脱序与失范。
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相契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功能，坚持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资本市场的服务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作为调整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把资本市场的建设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服务，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支持服务体系，调动更多资源向国家战略产业、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最终实现产融结合，满足资本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功能需求，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实现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较大提升，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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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
第一，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2020年3月1日，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正常运行有了最基本规范。新证券法明确了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得以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和发展生态。同时，新证券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注册制改革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变革。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对证券发行制度做了系统的修改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使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了较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注册制下科创板的设立与运行、注册制在创业板市场的推进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树立了标杆，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股权融资支持以及对科创企业包容支持的时代。
随着注册制改革由点及面推进，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已成为注册制改革全面实施的坚实基础，接下来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增强市场功能建设为重点，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发行、上市、交易、并购、信息披露、持续监管、退市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夯实信用基础，按照更高要求、更严标准，补齐信用体系制度的短板，营造公平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在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成功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之下，科学总结评估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情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为更多优质企业融资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机制。
第二，要通过进一步整合完善场内、场外各层次、各板块的功能，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效率有较大提升。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各子市场之间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的格局，为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均衡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机制框架。下一步要在如何进一步提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突出服务的重点和激发体系的活力方面进行改革完善。首先，要继续深化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增强其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激发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的活力；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北京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改革，同时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再次，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赋能科技创新；最后，要发展配套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与此同时，需要畅通规范资本市场体系各层次、各板块之间的转板机制，形成既能发挥各自功能特点，又能相互支持补充的有机体系；既有利于各类资本的快速形成，又便于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风险的均衡配置。深化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之间基础设施相互贯通和统一，加快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丰富债券产品，拓展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扩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覆盖范围。打破债券刚性兑付，强化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完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风险化解机制。
第三，要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推动投资者保护机制体制创新。按照最新统计，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达到17777.49万，其中自然人17735.77万，非自然人41.72万，中小投资者占比接近99.8%，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规模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同时，随着居民家庭财富增加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居民投向资本市场尤其是理财、信托、股票、基金等资产的规模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增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这显示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我国一直在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建设，多渠道、全方位投资者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是在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中新增“投资者保护”专章，专门强化投资者保护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连接。在包括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先行赔付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进一步拓展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维权成本。进入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建设不能仅仅只考虑单边融资功能，而是应该从发挥整个资本市场总体功能的视角、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要从细节处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通过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均衡、精细和务实；同时又要通过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完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为投资者打造放心投资、舒心投资、满意投资的投资者保护新格局，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
第四，要不断扩大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和管理机构队伍，提升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选择更具专业能力的投资管理机构帮助其管理财富，产生了大量财富管理的需求，这些财富管理需求又反过来推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加注重上市公司基本面，会从长期的视角进行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以实现各自特定的预期投资目标。这些专业机构的投资时限相对要更长，投资规模更大，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倾斜力度，不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鼓励现有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继续发挥专业投资主力军作用，放宽公募基金的投资选择权和考核周期，进一步丰富私募基金体系层次，畅通募、投、管、退、监等各环节；扩大各类追求长期业绩导向的专业性机构投资者范围，积极推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企业年金等资金入市，促进提升权益投资比例并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化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以开放促改革；创新完善对个人投资者中长线投资者的鼓励政策，在会计、审计、财税、信用考核、声誉激励等方面，优化制度设计，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价值投资激励机制；鼓励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投资偏好、不同投资周期的投资主体依法经营，加快形成资本进出有序、畅通循环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新投资格局。进一步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力量，更好地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鼓励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帮助个人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
第五，要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和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为市场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因为违法成本低而备受诟病。由于违法成本低，资本市场各种违法违规的案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和投资者的利益。有鉴于此，修订后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为例，从原来最高可处以募集资金5%的罚款，提高至募集资金的一倍；同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也从原来最高可处以60万元罚款，提高至1000万元。处罚力度的大幅度提高显著增加了违法违规综合成本，对证券犯罪行为形成更加严厉的震慑，市场环境得以进一步净化。在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监管部门还提出了“零容忍”要求，对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证券执法部门集中力量查办康得新、康美药业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证监会共办理案件740起，其中新启动调查353件（含立案调查282件），办理重大案件84件，同比增长34%；全年向公安机关移送及通报案件线索116件，同比增长一倍。
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最近几年，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稽查执法水平不断提升，初步推动形成了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威慑力不断增强。有鉴于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意味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加快健全有利于全面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司法体系、健全证券执法体制、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将是下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新证券法实施以来已给资本市场带来了诸多新气象，资本市场的法治化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相信在新证券法的保驾护航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定会行稳致远。
来源 光明网
编辑 李明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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