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德怀尔等 | 推进媒体多元化政策与研究：中国新闻多样性计算监测的创新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IAMCR 北京· 国际视野 中国传播”专栏。
作
者
蒂莫西•德怀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吴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乔纳森•哈钦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讲师。
概
要
【摘 要】在本研究中，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计算工具，通过新闻报道中公共事务内容的比例来评估网络新闻的多样性，该工具被应用于分析微信公众号上的算法分发新闻。研究发现，一篇新闻文章的用户参与度高低与新闻标题、内容和图片使用之间存在相关性。本文认为，媒体研究的去西方化应该包括媒体多元化/多样性政策，这种方法可以增进我们对新闻媒体的理解。对中国网络新闻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强调过程研究和系统研究，以及政策制定的结构、机构和路径之间的相互作用。此研究为网络新闻语料库分析提供了基于计算方法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和促进不同媒介系统的新闻多样性。
【关键词】媒体多元化政策；大数据方法；去西方化；新闻多样性；平台化
一、引言
2017年，Colin Sparks（2017）指出在过去至少长达15年的媒体研究历史中，“去西方化”一直缺乏进展。因此，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是，承认国家间的文化和民族差异是对不同国家的媒介体制进行比较分析的核心。根据Hallin和Mancini在2004年《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一书中的观点，西方媒体生态包括三大主要媒介体制：北大西洋的自由主义模式（英国、美国、加拿大）、地中海的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意大利、希腊、法国、西班牙）和北/中欧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Hallin & Mancini，2004）。
尽管以上三种模式都认为媒体系统在不同程度上与政治系统齐头并进，Hallin和Mancini又在2012年《超越西方世界的媒介系统比较》（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中对之前提出并被广泛使用的框架进行了扩展。在此书中，他们提出了一种非西方的视角（Hallin & Mancini，2011），但该视角的提出仍然基于并参考了“普遍化”的西方分析框架。对于如今的地缘政治，“西方”这个标签似乎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与阻碍：以亚洲地区为例，虽然日本和韩国在东方，却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国家”；同样地，虽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硅谷以西，但它们有时在经济上被归属为亚洲地区。“西方”一词忽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以牺牲共识和自我反思为代价（Waisbord，2022；Waisbord & Mellado，2014）。因此，对西方以外的媒介系统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本文的撰写及研究的开展，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出一系列关于技术与媒介系统的问题，并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政策制定过程中结构、机构和路径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二、算法新闻分发
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技术所带来的在线新闻的分发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为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和重构（Flew & Wilding，2021；Wilding et al.，2018）。这些变化需要一个全新的、基于意见多元化的正统观念来扩展目前以单一所有权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媒体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需要对抗叙事（counter narratives）和其他机制来“促进有意义的多元化”（Freedman et al.，2020，p.104）。这些学者提出，应该仔细检查新闻推荐算法的性能，以免它们“过度偏爱特定类型的新闻提供者和观点”（Freedman et al.，2020，p.105）。我们同意以上观点，即网络新闻分发平台及其算法对该平台上出现的新闻文章的选择具有直接作用，无论是在总体层面还是在个体层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将“有意义的多元化”与Gibbons提出的“充分多元化”（sufficient plurality）（Gibbons，2015，pp.22-27）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指的是媒体法律和法规中的硬性规定与限制，这些限制会影响观点的数量和“充分性”；而前者则侧重于多元化概念的扩展，以适用于如今的新媒体生态。
三、中国时刻（The China Moment）
中国媒体政策机制的复杂性体现在许多政策举措中，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0—2012年之间推出的“走转改”政策。“走转改”标志着政策方向的转变，其目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使中国主流媒体更加“开放”，以适应多元传播的格局。“走转改”代表了三个核心观点，即“走基层、转作风（转变工作方式）、改文风（改变新闻风格）”（He，2012；Simons，2012）。该政策关注的是新闻的“现实主义”转向，在当时商业媒体逐渐发达并影响到主流媒体的背景下，政府认为有必要为保障公民利益对新闻业进行干预（He，2012）。
可以说，“走转改”政策是中国政府对正在发生的媒体变革的回应：传统新闻机构现在不得不与微博、微信等主流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和百度搜索等引擎平台以及数百家通过线上广告收入经营的商业新闻媒体竞争。正如Simons（2012）所说：
在互联网新闻平台对传统媒体的破坏性经济影响以及记者薪酬机制的背景下，“长篇新闻”写作或深入报道在大多数商业媒体中是不可能的。高素质的记者通常为国有媒体工作……记者陷入了商业化和控制之间。
因此，“走转改”政策试图鼓励更多基于实地采访的调查性新闻，这些采访对于挖掘事件真相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引领中国新闻媒体商业化的不仅仅是私营媒体，许多官方媒体也参与其中，例如隶属于省级和国家级党政机关的面向各地大众的城市综合早报等。
四、识别中国网络新闻内容的多样性
在当代中国媒体生态中，由于多样化（diversification）和多元化（pluralisation）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了一系列面向不同受众的在线新闻媒体（Sükösd，2015，p.154）。虽然许多针对特定受众细分市场的新闻网站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其主要的内容生产工作还是由媒体经理、高级编辑和记者等媒体工作者来完成。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澎湃新闻”和“第六声”（Sixth Tone）两家位于上海的媒体作为拥有精准定位的读者群的典型案例。二者是姊妹刊（share offices），都隶属于上海报业集团，该集团为一家大型私营企业，其编辑与资金来源都与上海市政府有关系。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定制的计算工具来分析新闻文章，这些文章是从11个微信公众号中抓取的，时间跨度为2019年10月至2019年12月，共计8周。入选的新闻机构既包括第六声、澎湃新闻这些较新的“原生数字（born digital）”刊物，也包括上海日报、搜狐新闻、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比较主流的新闻媒体。这些微信公众号文章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其受众群体偶有重叠。我们的微信文章语料库包含大约7500条新闻报道，均来自入选的11个微信公众号。
在此次对微信公众号内容的分析中，我们借鉴了计算主题分析的方法，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广泛资助的媒体多元化项目（media pluralism project）开发。数据基于一项大规模分类任务，这一任务使用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 content，PA）内容与非公共事务（Non-Public Affairs，NPA）内容分类器，该分类器由历史新闻文章进行训练。这一分析为首要主题类别（primary topic category）构建了一个分类器，主要是为了在给定可用稀疏标记数据的情况下测试多元类别（multi-class category）分类器的性能。基于这一训练数据集，我们能够确定在澳大利亚的新闻语境下，每个制作公司发布PA或NPA的情况。然后我们将之扩展到微信公众号数据集，以了解在中国的新闻语境下发布的内容如何被理解并认定为PA或NPA。两种分析都依赖于首要主题建模过程（primary topic modelling process），该过程被开发为媒体多元化项目的混淆矩阵。这些术语包括工作、媒体和通信、灾难、事故和死亡、政治/战争、工商业、体育、社会福利、健康、历史、金融和经济等类别。
基于微信文章语料库，我们认为严肃和多样化的新闻主题的出现频率有所降低。当新闻涉及地方或中央政治时，其主题往往会侧重于国家领导人讲话、官方政策以及惩治警示。这类例子在下面的标题中体现得很明显：
“42名网络主播被封禁5年”——人民日报
“致敬!解放军士兵就是这样立下钢铁意志的”——央视新闻
“习近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中国日报“16岁少年罪犯泪流满面”——中国日报
“60万米高空看海南，是什么体验？”——新华网
为了吸引读者，网络新闻（和微信公众号）生态中存在标题党新闻（click bait headlines）的现象。很多新闻集中在居民争吵、交通事故、明星八卦、刑事案件、错误医学信息、流行文化、民族主义、孩童教育焦虑、猫狗宠物、人生教训、夸大报道、情绪迎合和人性本能等话题上。在分析微信公众号上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除了标题党新闻之外，微信社交媒体的平台可供性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重点研究问题。我们使用计算方法来比较微信公众号上的新闻报道时发现，一篇新闻文章的用户参与度高低与新闻标题、内容和图片使用之间存在关联。通过微信语料库里的一张图像，我们观察到图片数量多的推送与某些新闻标题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对第六声和上海日报Shine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注意到一些标题与更高图片数量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在第六声的新闻样本中，某些标题与高图片数量相关。高图片数量的微信推送包含诸如“School's out: China's suddenly disappearing English academies”（七张图片）或“Yangtze fishing ban leaves communities high and dry”（十张图片）等标题。图1将第六声的文章样本可视化呈现，这些文章样本具有高图片数量，以及具有更高参与度的标题。
五、结论
我们的观点是，促进媒体多元化首先要采取措施，将早期基于比较框架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去西方化。在实际应用中，那些方法要么过于普遍，要么是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在我们看来，对多元化和多元化的理论理解在中国网络新闻媒体生态的背景下提供了宝贵的解释力。本研究在不同媒体系统的媒体多样性这一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并拓展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此外，本次研究还应用了数据分析的新型计算技术。我们打算扩展现有的媒体多元化模型和分析方法，以便应用于当下这个正经历媒体实践快速变化的社会。为了推进媒体多元化的政策制定，我们得出以下观点，即这些计算方法可以揭示一些趋势，而这些趋势之后可以根据特定媒体生态系统的需要来修正或补充。
（编译：叶锦仪 张鑫）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蒂莫西·德怀尔、邓建国、吴赟、乔纳森·哈钦森：《推进媒体多元化政策与研究：中国新闻多样性计算监测的创新》，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31-43页。
往期回顾
1 | |
2 |
3 | |
4 |
全球传媒学刊
微信号 |
GJMS2014 (←长按复制)
邮 箱 |
gmj2014@tsinghua.edu.cn
唯一指定投稿系统地址 |
http://qqcm.cbpt.cnki.net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及单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中介费等费用。
望学界业界垂青，我们共同助力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