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的姿态 ——吴贻弓与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 | 厉震林

吴贻弓（1938-2019）

在中国电影史上，作为一个运动和思潮，俗称的“第四代”导演是存在时间最短的。当年，他们集体发表《北海宣言》，宣告一个代际开始，并以《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小花》《城南旧事》等影片证实。五年之后，在呼啸闯入中国银幕的“第五代”冲击之下，“第四代”迅速瓦解，转化为个人行为。“第四代”是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的发轫者，但是，最终却自觉后卫了。

然而，就在这五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吴贻弓却已经完成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形象塑造，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或婉约或浓烈或悲壮的一页，并最早为世界所接受，也为中国社会所熟知。

吴贻弓的幸运何在？因为在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中，他始终是一个先行者，一个儒雅、睿智和富于诗情的先行者形象，长长地投在中国电影的历史背影上。吴贻弓提出，现实主义发展必须与现代化相提并论，没有超前便没有进步。他的每部影片，都有既定的美学目标，充满前卫意识与理性自觉，既有可能是“现存审美范式”的舍弃，也有可能向“经典审美范式”致敬，或者开创“新的审美范式”。

1956年，吴贻弓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但是，他又不一味地超前，而是合理的中庸，或是传统的完善。他在创新与经典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十分艰难的。

他的电影，有极大成功的，也有票房庸常的；有成熟圆润的，也有跨度生涩的；有吸收广元的，也有坚守传统的。他是“第四代”的一个标本，蕴含有丰富的“第四代”人文内涵，反映了“第四代”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他们是改良派，而非“第五代”的革命；他们的电影如同春风徐来，比“第五代”意韵更加深远和隽永。吴贻弓是“第四代”的一个美学存在。

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所涉及的形式美学、纪实美学和影像美学三个阶段，吴贻弓均以适度超前的先行者姿态，或引领或深化或加魅，将个人的美学理想深深镶嵌其中。

《我们的小花猫》（1980）

他的第一部短片是《我们的小花猫》。当时的主体文化格局是“伤痕文学”，他却是“小写”，写了老人、小孩与一只小花猫之间的关系，回避了“文革”场景的“正写”，以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折射了时代的风云，飘荡着淡约的人性人情。与同时期其他导演比较，无疑棋高一筹，且流露了一种个人风格。

《巴山夜雨》（1980）中的张瑜

与吴永刚联合导演的《巴山夜雨》，则进一步深化，一是将容易产生煽情效果的戏剧性桥段“虚写”，而聚焦于内心的变化，或者灵魂的撞击，将人作为电影表现的中心，有着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二是不像其他影片一样的“主题清晰”，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该影片主题含蓄深沉，他自己说“真正好的作品，它的主题思想并不那么容易用几句话来概括”；三是散文化风格渐趋圆熟，已然可以发现《城南旧事》的端倪；四是吸收了若干形式美学的修辞手法。在当时的历史坐标中，《巴山夜雨》是一座美学的高峰，有创新有个性有发展。

《巴山夜雨》主题曲《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纪实美学阶段，巴赞、克拉考尔的纪实理论在与中国导演的遇合、掩体和误读的关系中，已经产生了《沙鸥》《邻居》《见习律师》等较为典范的影片文本，但是，吴贻弓被惊为天作的《城南旧事》，在纪实美学初级阶段的基础之上，将纪实美学与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无缝融和，以离别作为情绪和情节的勾连中心，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童年远去了远去了，比青涩含混的纪实美学大大推进一步，是一部标准的中国气派、风格和特色的模范影片。如果要说中国电影学派的话，《城南旧事》就是经典样本。

《城南旧事》（1983）剧照

在张军钊、张艺谋、陈凯歌掀起的影像美学思潮之前，吴贻弓的《姐姐》已有最早的实践。应该说，吴贻弓是影像美学的肇始者。《姐姐》轻叙事，重影像，希望能够实现“象外之象”的美学效果。他自己说：“从时间上来说是1983年，还在《黄土地》《一个和八个》这些影片的前面，当时，我就想在对待电影的看法，对待怎样拍摄电影这些方面要创新、要探索，所以就采取了一个走得较远的做法”，“摒弃了情节性，摒弃了人物性格，人物都变成了符号，而着重地把如何叙述摆到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该片在发行上虽然失利，在学术上却是弥足珍贵。

吴贻弓（左一）在《阙里人家》（1992）拍摄现场

新时期文化史经历了从人到心理又到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吴贻弓的《阙里人家》已将触角探入中国文化深处，它是深邃的，也是微妙的，更是悖论的，这是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家族与近代、现代中国历史的纠缠和博弈。吴贻弓把它比喻成一个“打开的结”，启示观众如何驾驭历史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平衡关系。

由此，也就确立了吴贻弓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和方位。他是一个先行者，是中国散文电影的“国标者”，也是践行中国电影综合功能的实践者。

今年五月，吴贻弓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斟酌良久，在病榻上写下了“上海电影万岁”

这里，有个人的充沛天分，也有开放时代的环境、教育背景的熏染和中国文化的滋润。吴贻弓是幸运的，能将自己对艺术的爱和感情播撒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温暖土地上。

吴贻弓的电影历史，对于现今的我们依然是意味深长的启示：一是电影应是创新与传统的平衡把握，必须超前但又不能一味超前；二是需要防止浅薄的现实主义，电影不能回避社会属性和矛盾；三是工业化过程不是同质化过程，要闪烁着个性美学的光芒。

许多人是从《城南旧事》知道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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