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上高楼 | 陈丹燕
余儒文的世界：
自己与一百五十年的上海建筑
2019年：金莹的历史课
金莹说起自己小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溺爱的嘲弄微笑，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回忆自己童年时，脸上会情不自禁地微笑一样。
她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桩往事——
当时住在成都路一带的老房子里，正是上海城市改造的第一个大规模拆旧里，建造成都路高架的时候。有一天听说天上轰轰响的直升飞机是在航拍我们这一块地方，我和妹妹在家里将窗帘拉紧了，怕被拍到家里的情形。但是剧烈的轰鸣声响起时，我和妹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小缝，小心翼翼地遮蔽着自己的脸和自己的家，但观望着天上的飞机。到许多年后，我进入上海电视台，开始成为一名纪录片编导，在电视台的片库里找到当年航拍的素材，才发现一个小女孩真的过虑了，那天航拍，留下的是正在拆除的大片旧城，那时成都路还是平坦的大马路，高架还未开工，从房子里伸出的阳台，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火柴盒子。根本看不见一个躲在窗帘后面的小女孩，和她家的房间。就是我的小学操场上的国旗，都难以找到。
金莹在上海苏醒并剧变的时期长大。到了她做纪录片导演，开始拍摄上海故事的时候，她发现1992年后的上海，与1934年后的上海很相似，都表现出一种兴致勃勃的扩张活力。
“这次做的纪录片，要拍的楼包括：龙华塔、外滩气象信号台、海关大楼，沙逊大厦、中国银行大楼、百老汇大厦、国际饭店、中苏友好大厦、联谊大厦、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
金莹和我一起画了一张她拍摄的上海天际线变化的高楼图，这些都是上海各个时期的城市制高点。她差不多都上去过了，她从天际线上打量过我们生活的这个巨大的城市，这让我很是羡慕，我也喜欢从高处看城市的那种奇异的感受。
金莹的历史课笔记
金莹和她的拍摄小组，在这些制高点上，一起完成了他们的天际线历史课。
龙华塔是北宋时代的上海制高点，一千年了，那时我们这里是水网丰富，土地肥沃的江南，是中国最古老的稻米之乡。
然后，另一座塔来了，外滩的气象信号塔，十九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修建的，向整个东北亚发布航海气象，船进出港口的时辰，这时，我们这里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
1929年的沙逊大厦，它曾是外滩的最高建筑，也是最现代和建造精良、追求华丽的酒店。这时，我们这里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引领着城市发展的潮流：摩天楼出现了。
到了国际饭店，1934年，摩天楼已成为上海重要的面容与骄傲。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乡下人戴着草帽来到上海，走到国际饭店下，他抬头想看看楼顶，抬啊抬啊，帽子都从头顶上掉下来了，但还是没看到楼顶。
1955年的中苏友好大厦，它塔顶上的那颗红五星是许多年的上海红色制高点，夜晚散发出红星的光芒。这时，我们是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85年的联谊大厦——上海终于又开始造高楼，而且一上手就是玻璃幕墙的高楼，与贝聿铭同时在巴黎卢浮宫设计金字塔使用玻璃幕墙，以及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中银大厦使用玻璃幕墙的时间几乎一致。联谊大厦一建成，就刷新了上海摩天楼的制高点。它可以说标志着上海开始醒来。
1993年，上海开始经济起飞的准备，东方明珠电视塔成为整个上海的制高点了，在浦东，先见之明。果然，浦东从此成为新的摩天楼摇篮。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浦东“三件套”，先后二十多年，件件刷新上海天际线的高度，真正的起飞。到了上海中心，它已经是世界第二高的高楼了。
金莹说，她是在一次次去到上海城市制高点的天空下，梳理了属于自己的上海简史。当她2019年，从天际线上勾连起一部上海简史时，上海超过200米的高楼已经有超过五十栋之多，是个名副其实的亚洲超大都会。
这是一个上海年轻人那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历史课。当一个人长大，离开中学，通常的历史学习就结束了。然而金莹幸运。
金莹白净的脸上掠过柔和的笑意，谦恭而愉悦地接受了我的羡慕。
让金莹意外的地方是，这次拍摄不光是她有机会为自己创造了地方历史课， 而且还让她发现了高楼上的时光机，让她能穿越到历史尘封过去的时光机。她的时光机不是安徒生童话里的木鞋，而是上海的天际线。
龙华塔只有四十米，但却是从北宋以来，上海几百年来的最高点。文人们和和尚们才能去到塔顶。许多时间，他们看到的是江南的田野与小河。等到我上去时，已经在龙华各种高楼的包围之下，好像一个小平台了。但是，我还是能看到龙华古塔上的飞檐，感受到塔顶的微风，当看到下面临近的龙华寺，黄灿灿的大殿屋顶旁边，有人在烧高香，求平安。有人举着正在白烟袅袅的线香，小心翼翼上着台阶。有人双手合十在大殿前祈祷。啊，北宋的时代也许人们也是这样祈祷的，求平安的生活，求得到庇护的心情，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的吧。
我很感动。
还有一个令我感动的楼顶，是国际饭店的顶楼。在历史资料里，我看到一些太平洋战争时期留在上海的外侨的回忆录。日本人轰炸闸北，炸掉商务印书馆的珍本图书馆和印刷厂的时候，有人特地到国际饭店的天台上去看。其实天台朝北的地方，视野并不开阔。但是在烟囱的缝隙里看到闸北的时候，我能强烈地感受到1937年遮天蔽日的黑烟，也许夹杂着随风飘来、源源不绝的商务印书馆珍本的灰烬。上海被迫停滞下来。
我很感慨。
第三个地方，是上海大厦顶上的两个平台。两个平台，一个朝西，一个朝东。当年上海将要开放的前夕，到访上海的重要外宾都会去朝西的平台上观看市容，比如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黑格将军，还有法国总统蓬皮杜。上海从不引他们去朝东的平台上去，因为它面对浦东，当时那里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去拍摄时，首选是朝东的平台，因为那里可以拍到浦东的高楼群。我在两边的平台上拍摄，到傍晚六点钟的那几分钟，整个城市突然亮了灯。好像城市的另一个时空被突然打开了，洋溢着与日出时刻非常不同的生命力。
晚上六点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璀璨城市，让我感觉震撼。
我让金莹说一说，她在上海一千年以来的天际线上，观看上海的体会：
一开始做纪录片时特别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上海的三四十年代的城市气质和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上海城市气质特别像。有一批高层建筑出现，而且还有种互相竞争的感觉，整个城市的活力，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确实有一种被赶着往前走、往更高发展的态势。
但是纪录片做到后来时，又发现，其实之前三四十年代的那批高楼，也并不是那种为了高度争得你死我活的样子。比如沙逊大厦、中国银行大楼、百老汇大厦、海关钟楼，这几幢楼的高度几乎是差不多的，有几幢最接近的甚至只有0.3米的高度差。
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其实这一批建筑，与其说它们是为了追求高度而存在，不如说追求的是彼此的独特。中国银行大楼虽然高度没有沙逊高，但它是外滩唯一带有中式建筑的元素；百老汇大厦虽然也没有国际饭店高，但它是外滩唯一可以看到浦东浦西两岸江景的建筑。就这种和而不同的气质，其实才是这座城市的气质。而在现在浦东三件套身上，其实也是能看到类似这种的体现。
在金莹看来，她看到的是上海的基本精神：那是一种包含在无限动力里，和而不同的宽容。
2012年：柴猫找到的密码
2012年，有一部微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完成并放映了——题目叫《天台》。这部微电影记录了上海一个叫“看天台”兴趣小组，去上海高楼顶上看上海的经历。金莹是这部微电影的编剧。在电影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衬衫。电影里还有一个小小个子的女孩子，每次都是她用密码开门。
这个女孩就是柴猫，兴趣小组的发起人。
2012年时，她突然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了去高楼顶上。然后，兴趣小组就成立了。其实也不过就是几个也喜欢上天台的年轻人。
那时候，上海新建了许多超过二百米的高楼，是全中国摩天楼最密集的城市。上海的年轻人里面，渐渐出现了“爬楼党”这个词，用来形容用各种手段去爬大楼的年轻人。有人是从里面上高楼天台的，这些人通常留在大楼里面，为了拍摄到好照片。也有人是要爬到外面去的，好像一种极限运动，即使是不当蜘蛛侠，也会把双腿荡在大楼顶端的天台边缘，拍一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照片，寻找的是刺激。很快，上海高楼的物业就发现了，纷纷加强管理，锁掉通往天台的门是最常见的手法，不让外人去楼顶。爬楼党为所欲为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柴猫却在一部描写纽约的电影里学到了寻找密码的手法。她是跟电影里送外卖的波多黎各人那里学来的。当她想好了，要跟兴趣小组的人一起去哪栋大楼之前，她就会去站在大门口，等着看别人按密码。要是看到面善的人，她也小心翼翼地问一下密码。她自己就是个面善的人，生得又娇小，所以，密码不是问题。
不过，她去天台，从不爬出去，甚至也不怎么拍照，更不拍那种全景的大片。柴猫去天台，就是为了看一看。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微电影里，她好像就是那个负责按密码的人，听到门锁咔哒一声开了，她白净的、鼓起的额头上开心地浮出一抹粉红色。然后，就混入兴趣小组的人群之中。
有一次，她看到天台上，有个老先生用各种坛坛罐罐，种出了一个小型的植物园。那些花草小树，都是寻常的植物，活在各种各样的花盆里，瓦罐里，甚至用旧的铁锅和面盆里，但是那个老先生把它们养得鲜活。她跟老先生一起去看他的花草，还去看了他用一只大米缸沤的有机肥，臭得要死，却充满了生活本身的温暖。
有一次，她在靠近雁荡路店天台上看到了雁荡路和南昌路上的行道树顶。那时还是早春，从街面上看，那些梧桐树都还是黑秃秃的，可是从天台上望下去，却已经能看到一些最初的绿意，一种带着鹅黄色的绿意。上海的春天常常被都市繁忙的生活和商店里明亮的灯光掩盖，等人们意识到春天来了，常常都是在一个穿不住毛衣的午后，人们的身体总是比眼睛先感受到暖意。而在天台上，柴猫却是在寒意重重里，先看到了树顶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绿色出现了。她说自己爬在天台上，被突然发现的那轻轻的绿色安慰了。
柴猫的天台（摄影）柴猫
在别人家的天台上，她总是被居民问，这里有什么好看呢。她也就胡乱回答一下，说，呵呵，也就是看看而已。
女人们有时在天台上晾衣服，晒棉花胎，拍打地毯，看到他们走上来，总是关照他们不许弄脏她们晒的衣物。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中年妇女都由于对生活失望，而没好声气。也有人引她去看自己喜欢的风景，甚至跟她谈谈生活。
柴猫也有自己难忘的风景，那是一个屋顶的菜园子里，在一只废弃的立柱台盆里，种了满满一盆鸡毛菜。“正好够炒一碗鸡毛菜。”
在上海长大的小孩，个个大概都知道在春夏之交，晚上的饭桌上，一碗清炒鸡毛菜的含义：那就意味着安稳而日常的生活。
“我小时候住在胶州路康定路附近，我家住在一栋老房子的三层楼上，就在我家的屋顶， 一直能看到外滩那些楼，甚至在一个角度，还能看到一点东方明珠。”柴猫说起了她的小时候，九十年代的时候，她家的房子被拆掉了。等她长大，从父母家住出来，又选择了老房子的附近住——虽然家已经没有了，弄堂也没有了，可还是想住在那里附近。
“我对新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天台几乎无感，而有居民住着的大楼则不同。那水斗里养着的鸡毛菜真是难忘。”这是她在天台上看到的。
我给她看另一个加拿大女孩在新大楼上拍摄的天台，一张是东方明珠顶上， 另一张是静安寺附近璀璨的大楼外立面。我喜欢那些照片里，年轻一代对上海未来感的明快心情，新了又新，永远不夜的面容，和永动机般，勇往直前的生命力。那是一种上海勇往直前的精神与一个年轻人心中对自己将来期许的重合。
柴猫却不太在意这些让我震动的新意。她也喜欢读科幻小说，喜欢上海新式摩天楼表达出来的科幻感，但她更接受科幻世界里对人的蔑视，人的孤独。
而她的天台，是水灵灵的鸡毛菜带来的，对一张晚餐方桌的联想，是与这个城市更多的体己。
我想起九十年代时，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坐出租车经过城市高架路，去外滩。暮霭沉沉的城市里，一条条人去楼空的街道，拆到一半，露出搬空房间内部的石库门，那被多年衣衫摩擦，而变成了褐色的楼道墙壁，窄小卧室墙上留着的篮球明星照片，与极目远望时浮现在城市半空中的，此起彼伏的众多塔吊……我想起八十年代时，我跟我的朋友晚上常常一起骑着车，在旧城街道上闲逛。夜雾缭绕在街道上，灰蓝色的，宁静而惆怅。旧法租界的旧房子散发着如豆的温暖灯光，以及电视机传来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片头曲，但那时我们都不屑追这个剧，因为它是香港人想象中的上海，而不是上海人心目中的上海。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城市的剧变，我们以为自己的家园没有了，这已是我们为城市发展付出的代价了。可是不曾想到，付出代价的时间远未截止。与我年纪相隔二十年的柴猫， 这一代人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是新城市的新人类。
他们在童年家里的窗帘后听到了剧变的声响。在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家以后，渐渐也开始了他们的寻找。城市里的生活此刻已渐渐失去他们儿时的模样，成为他们成年后的战场。这给他们的寻找带来了另一种意义，类似彼得·潘的故事。
在街上找不到时，他们就找到天台上去了。
2015年：余儒文爬高楼
年轻的摄影师余儒文在开始拍照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拍好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他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出生，因为他妈妈就在医院工作，所以他也算是在医院长大的小孩。他心里有个口号：总有一天，我要讲自己的世界给你听。这个讲述的方式就是他的照片。这是个有志向的人。
什么叫拍好了自己的城市呢？和所有开始创作的人一样，作家，艺术家，摄影师，设计师，包括一个舞蹈演员，在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心里都会有这样关于“好”的疑问。余儒文也是这样，他心里有个标准，但是它还是一条活泼的鲶鱼，他几乎认识它许多年了，可是他就是抓不住它。
在城市里拍摄了两年多，他心里总觉得自己的照片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差了那么一口气。这时，他看到了有人在浦东的高楼上拍摄的上海，辽阔的画面里，上海呈现出它壮丽的人造景观。高空中静静呈现的，那借着切风口鸟儿般的角度震动了他，因此余儒文也决定去爬楼。他成了上海爬楼党里面的一员。
他在楼顶上看到了两条细细的，但闪亮的河流，一条是苏州河，他出生在它的河畔，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河水还是黑色的，散发着泥滩的臭气；另一条是黄浦江，他在它的河畔长大，从一个喜爱晚上六点钟收看奥特曼的小孩开始，直到成为一个仍旧非常怀念奥特曼的成年男人。
在摩天楼的间隙里，他能看到还有一小块一小块的旧里弄，旧房子，旧街道。但是很可能下次来，就看不见了。
但是高楼却是不停地冒出来。按照一句江南烂熟的比喻，真的只能是春笋一般地冒出来，咯咯有声地日长夜大。也只有在江南成长的人才真的知道这“日长夜大”的含义，雨后春天，漫山遍野都会长春笋，夜里山野里，彻夜不息的声音，就是春笋拔节长高的声音，一周时间，春笋就长成一条竹子了。上海没有春笋，上海的春笋就是那些摩天楼。
从天空上看高楼的诞生，就像在B超前看一个胎儿在子宫里的成长一样，先是骨骼，闪闪发光的钢结构，细小如同血管一般的细部，但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孕育着一个机体。然后结构封顶，调试电力时通常是在夜里，灯火通明时，生命力带着对将来可预期的期待，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然后，才能看到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有时它突然变得很丑。那时候，余儒文就会感到特别惋惜。
“不值得为了这个丑新而牺牲了原来的旧房子。”余儒文这样想，要到好几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对自己生长的城市的认识，从自己长大的几条街道，到能像鸟儿那样俯瞰，他是在爬高楼，放宽自己的视野，也辽阔自己的感知力的过程中，渐渐完成的。高楼让他望得辽远。
他因此成为一个心中也有一个全景照片的摄影师。
2015年时，浦东的上海中心正在建造过程中，钢结构已经造到632米了，那里是上海的最高点。所以，他就去了上海中心。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四月，街上已经有姑娘穿短裙了，但是楼顶还很冷。他在楼顶上看前两年去的金茂大厦，它那光芒四射的楼顶，如今在他脚下，隐现在薄薄的雾霭里，像一只站在地板上的小机器人。它刹那变得小而精致，好像一件玩具。到了晚上，金茂大厦旁边的环球金融中心通体透明，它的玻璃幕墙倒映着闪闪发光的城市，好像一把英国神话里的长剑。
“没有比在那高处，站在脚手架上观看上海，更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正在爆炸式发展了。上海正在以全球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速度变迁膨胀”，余儒文为自己在这时成为一个目击者而感到幸运。
在四月到六月这三个月里，他先后去了上海中心顶楼七次，为了看到早晨的日出，为了看到晚上的日落，为了看到傍晚六点钟整个城市被灯光照亮的片刻，也为了看到凌晨城市路灯熄灭，城市在晨曦中渐渐醒来的那个片刻，他不停地按动他的快门，他同时用几架相机一起工作，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奔跑，努力追赶上春笋生长的速度。
“但是我内心却充满了充盈的感情，并不浮躁。”余儒文也观察到在楼顶上，自己平静的心情。他觉得这也是脚底下的城市教给他的。在镜头里捕捉城市的细节，像观察一个人那样观察它，他常常为眼前看到的情形感动。“有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整个城市。延安路高架上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一百多年前，它还是一条小溪流。然后我看到上海中心长长的阴影，一直指向了石门路那里的高架路桥墩，那里的桥墩上包着一条飞舞的龙。”
在这样的早晨，余儒文感受到了自己与上海深深的联系，那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血缘相关性，一种休戚的相关。所以他的照片里出现了一种全景照片难得的情感，一种壮丽而温柔的感情，有时甚至也有着怜惜和感伤。这样，他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好”字。他不光被震撼，也给予了自己的感情。
他在一个黎明时分拍摄的上海中心顶部，那张照片获得了2015年美国摄影学会的摄影比赛铜牌。他成了上海爬楼党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余儒文摄影作品：皇冠塔
我问他，知不知道当年他睡过一晚上，等待日出的地方，现在已经向公众开放了。在那里，每日都循环播放一首委托法国音乐家创作的曲子：《上海一日》。在那一层放置着一只叫作阻尼器的大钢球。浮游的大球，每当大楼晃动，它就会按照物理的重力原理滚动，帮助高楼在晃动中保持平衡。他说他知道，但是没有再上去过。
他说他有一种奇怪的感情，他再也不想去那里了。
“这是一个造就城市影像摄影师最好的年代。”无论怎样，余儒文都明白自己的幸运。回想在上海中心未封顶的那三个月，他一有机会就去工地，他知道自己这次是在对的时间，去做了对的事情。而且，他明白自己生对了时辰，这上海剧变的时代，正是属于他的。随着时光推移，余儒文再回忆起2015年的春天，在高楼之巅的经历，拼命拍照，短暂的夜晚，饿醒过，冻醒过，四点钟看着不夜的城市等待日出，看到彩虹横跨天际内心的感动，看到乌云排山倒海而来时，感受到的自然的强大。而人造的城市更强大，它在风霜雨雪中，始终熠熠闪光，充满向上的力量。而上海中心顶楼，就是这座城市头顶上的皇冠。“回想那些日子的所见所闻，在镜头里静静看到的一切，我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我跟我的城市的感觉，就是幸福的感觉。”
他人生中第一张重要的照片，名叫《皇冠塔》。
冲上九霄的爱
几乎我访问的所有人，无论是“蜘蛛侠”，还是摄影师，抑或没什么明确目的，只为了消遣的爬楼党们，他们彼此并不认同，甚至自己也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一切。其中，摄影师们与蜘蛛人几乎不共戴天，大多数摄影师会驱赶在场的蜘蛛人，因为他们的亡命徒行为会招来保安，对楼顶严加看管，压缩城市影像摄影师的空间。
《我爱上海》桑桑 摄
摄影师们自己，对城市高空中的呈现，也是各有不同。这种分化也是自然。但是，几乎每个人提到在楼顶的感受，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词：避世。
有人在楼顶上感觉到了自己心中埋藏着，人类的古老愿望：像鸟一样从高处看世界。所以人类从没有放弃到高处去的努力，自己也是这样的。
有人说到了从镜头里看到城市全景时，内心受到的鼓舞：“你看”，他劝说自己，“那么多拔地而起的高楼，看它们向空中探去，那么的不服输。它们能做到，你也可以。”
余儒文说，他在取景时，从镜头里找到了宁静。在取景时，他通常会花许多时间，让自己体会这个庞大的城市，让它已有的结构和线条，慢慢在镜头里就绪，得到自然而有结构的呈现。这是个细致的创作过程，看似庞杂的全景里，感情与历史的脉络会渐渐出现，他的心也随之静下来，变得柔软和敏感。这是他在楼顶上最大的享受。
柴猫说，她在高楼之上，总是发现城市和街道都变得比在楼下感受到的更美。她总能发现行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不能感受到的美，而且被它打动。
金莹分析了这样的感情，她觉得，人们因为爱这个城，才会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它。当看到它不同的面貌时，才会激起心中新鲜的爱意。
上海的年轻一代，他们不再像我们这一代那样，骑着脚踏车，穿梭在旧城街区里。他们是去爬高楼。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要爱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物质，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要找到可以爱它的理由和方式，也并不容易。所以，在三十年前，在它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街道上漫游的人，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来找自己的爱。现在的人，则用瞭望它爆炸般冲上九霄的天际线来寻找对它的爱。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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