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真的糊涂到橘柿不分？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荔枝 | 刘摩诃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深秋，杜甫正在蜀中阆州（今阆中）流浪。某次送客，直到北边的苍溪县。秋雨绵绵，山路湿滑，回程艰难，乃选择坐船，顺着嘉陵江南下。山川风物，引动诗兴，从此世间有了一首《放舟》：

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

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诗歌颈联颇有名。明代王嗣奭《杜臆》说：“五、六状行舟迅捷，妙极！”清初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承此说而云：“见青而惜峰过，望黄而知橘来，皆舟行迅速之象。”清民之际诗学大家陈衍也分析说：“此首最妙在第三联，写下水船其去如箭之状。亦借两岸之峰峦、橘柚形容之，工夫在一写过去，一写未来。过去者初未留神，迨见有一片青苍之色，始想是峰峦，而惜其已过矣；于是留神未来者，又见远远一片黄色。揣想之，知其为橘柚也。”（《石遗室诗话》卷二三）又明清之际的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云：“雨湿之后，峰峦愈青，橘柚愈黄。青字、黄字微读，上一下四句法。”着眼于湿气对颜色的突显作用，同样能道出杜诗佳处。

当然，这样的句法老杜并非首次用，也不会只用一两次，宋人孙奕在《履斋示儿编》卷十“知见”条中已举过多个用例。早年客居长安时，杜公就写过“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不久前在成都，也有“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江头五咏·栀子》）之句。离开阆州后，少陵还写过“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二首》其一）。

名诗人、名学者叶维廉先生曾专门分析过“绿垂”一句，他说：“在诗人的经验里，情形应该是这样的：诗人在行程中突然看见绿色垂着，一时还弄不清是什么东西，惊觉后一看，原来是风折的竹子。这是经验过程的先后。如果我们说语言有一定的文法，在表现上，它还应配合经验的文法。‘绿——垂——风折笋’正是语言的文法配合经验的文法，不可以反过来。”（《中国古典诗中的一种传释活动》）“青惜”“黄知”二句显然同样在呈现这种感知经验。

如果只是要歌颂老杜写诗如何好，其实不必饶舌著文——前人文章何其多也。这里想要较一较劲的问题，乃杜甫所见到的真的是橘柚吗？他会不会因为老眼昏花，加上舟行过快（穿越时空者送去了马达？）而看错了？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南宋著名学者楼鈅。楼氏在其《攻媿集》卷六十六《答杜仲高书》中提到：

尝与蜀士黄文叔裳食花椑，因问：“蜀中有此乎？”黄曰：此物甚多，正出阆州。杜诗所谓“黄知橘柚来”，极为佳句，然误矣。曾亲到苍溪县，顺流而下，两岸黄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实乃此椑也。问之土人，云工部既误以为橘柚，有好事者欲为之解嘲，于其处大种橘柚，终以非其土宜，无一活者。

楼氏此说，在清代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引之，同时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六、姜宸英《湛园札记》卷四亦引之，之后杭世骏《订讹类编》卷六、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二五、郭麐《灵芬馆续诗话》卷一、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四中，都摘引楼氏此说。以上都是清代学术史、文学史中有大名的人物，他们纷纷赞楼，便渐渐坐实了老杜看错之说。

最近读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书中同样征引楼鈅之文，而断言“杜诗此处所说不确”。萧书作为集古人注杜之大成的著作，的确较为严谨，虽然赞同楼说，但也摘录了施鸿保的质疑。施氏《读杜诗说》卷十二有云：“今按，谓公诗误以花椑为橘柚，未知是否；惟云终非土宜，则似蜀中无橘柚矣。不独公《病橘》诗成都作，《章留后橘亭》诗梓州作也，即《禹庙》诗忠州作，云‘荒庭垂橘柚’……则正蜀土宜，攻媿说殊不可解。岂终非土宜语，第指苍溪县沿江岸言乎？”

施鸿保提到，杜甫写四川橘柚的诗很不少，他不理解楼氏文中橘柚“非其土宜”的说法。的确，柑橘从古到今都是四川的土产水果，古籍中相关记载不可胜计。如果说成都、忠州相对阆州都位置偏南的话，那与阆州西东相接的梓州，气候风物应该就差不多了吧。杜甫不但在《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中写道“秋日野亭千橘香”，而且还专门写过一首《甘园》诗，记载梓州“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言之凿凿，自不可能有错。阆州又不是高山阻隔，自成一气候区域之地，怎么可能就没有柑橘呢？今天如果在互联网上同时以“苍溪”和“柑橘”、“阆中”和“柑橘”为关键词检索，会找到许多当地柑橘丰收的报道，图文并茂，可以为杜公作证。

而且橘之黄或带青色，柿之黄多偏红色，二黄自别；且橘树高不过两三米，柿树则多高十米以上，得多大的心才不分橘柿？杜甫可是写得出“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这样诗句的诗人，他的观察力之强，描写之准确，古诗人中罕有敌手，难道真的就目睹秋毫而不见舆薪？噫！大可怪也欤！

但楼鈅所记同样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连施鸿保也不敢轻易否认。楼鈅的四川朋友黄裳亲自去过阆州，完全没有看到柑橘树，而且专门询问过当地人，说是“非土宜”，好事者为坐实杜诗，种过，都死了。所以黄裳看到，沿江黄黄的都是花椑。花椑，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就是漆柹（柿），又名绿柹、青椑、乌椑、赤棠椑，大概是柿子树的别种，“椑乃柹之小而卑者，故谓之椑。他柹至熟则黄赤，惟此虽熟亦青黑色，捣碎浸汁，谓之柹漆。可以染罾扇诸物，故有漆柹之名。”只是李时珍所说的漆柹果实一直到成熟都是青黑色，并非黄色，自非黄裳所看见之物。可能黄氏所称的花椑就是柿子，反正他也言之凿凿，阆州的嘉陵江两岸都是此物，而非柑橘。难道真的是杜甫老糊涂了？

古人总以为目验可断真伪，其实今天的科学常识早已告诉我们，存在太多可能性，导致我们眼见的并不为实。自然，黄裳和南宋的阆州人不至于分不清柿子与橘子，他们见到的柿子不会错，但是要由此否定杜甫所见，就过于武断。因为古人不知道气候是变化的，年均气温会周期性波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交替才是气候变化的常态。

过去两千年中，唐宋时期是温暖期，竺可桢先生在《古今气候变迁考》中找到了很多唐代长安栽种柑橘的史料。据邹逸麟、张修桂主编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唐宋最温暖的时候，柑橘种植的北界“能够到达河南的唐、邓和江苏的南京一带，甚至扩展到较高纬度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四川远在此线以南，是柑橘的主要产区之一。

但是，在温暖期之中，仍然存在气温的波动，根据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等先生在《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一文，可知公元1110至1190年之间是明显的冷谷时期。北宋大观四年（1110），泉州大雪，福州荔枝全部冻死。政和元年（1111），太湖全湖结冰，湖岛上柑橘全部冻死。南宋淳熙五年（1178），福州荔枝再次全部冻死。四川平均气温稍高于江南，但不会高于福州、泉州。竺可桢先生注意到，唐代的成都还栽种有不少荔枝，到了12世纪，荔枝的栽种线已经退到南边400里之外的乐山。可见那时四川的气温与东部地区一样经历了大幅度下降的过程。阆州地处川北，那里柑橘被冻死，正在情理之中。楼鈅生于1137年，卒于1213年，很显然，他和他的朋友正好生活在一个冷谷时期，比杜甫的时代冷了很多。

乾道八年（1172）秋，陆游路过苍溪，作《太息》二首，其一云：“冰霜迫残岁，鸟兽号落日。秋砧满孤村，枯叶拥破驿。”其年冬，他再次经过苍溪县葭萌驿，作《清商怨》词云：“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而晚年作《怀旧用昔人蜀道诗韵》诗，有句云：“最忆苍溪县，送客一亭绿。豆枯狐兔肥，霜早柿粟熟。”一派北方风物。陆游与楼鈅同辈，从他的诗词看，当时的苍溪落霜早，冬天还下雪。

相反，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8）十二月从同谷（今属甘肃康县）出发，南行赴成都，一路有诗纪行，不但没有一首诗提到下雪，反而在经过绵谷县（今广元）石櫃阁时写道：“季冬日已长，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广元更在苍溪以北200里外，十二月时却是一派春意。代宗广德元年（763）隆冬，流浪阆州（今四川阆中）的诗人在《早花》诗中写：“腊月巴江曲，山花已自开。”后来的《大雨》诗中，杜公更说：“西蜀冬不雪。”杜少陵诗中的四川比今日更暖和，而陆放翁笔下的蜀地则寒冷远过今日。温暖期的人写诗说见到橘柚，寒冷期的人认为没有此物，而说前者搞错了，是不是活生生的“夏虫不可语冰”的例证呢？

看来新鲜的说法未必可靠，目验过的事情也未必可信。读古人诗，不但要有敏锐的感知力，非凡的共情力，也需要更丰富一些的知识才行。否则，诬枉杜公不分橘柿，就未免欺人太甚了。尤其王士禛，他不但曾入蜀，而且阆中、苍溪都是亲身所历之地；而从他自己的诗看，还在更北的汉中府时，他就多次看到成片橘树。结果他不但不能探访风土，稍思其理，为老杜正名，反倒对误说津津揄扬之、传布之，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积非终难成是，此番讨一公道，还诸杜陵老，楼攻媿诸公服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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