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长相思》和《日记》, 看梅贻琦的李庄八日 | 侯宇燕
图为电影《九零后》海报。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讲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群星闪耀的故事。对这些年过九旬的“九零后”而言，西南联大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依然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
1941年春夏，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偕联大总务长郑天挺、语言学家罗常培从昆明入川，并在川南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营造学社生活了八天。这八天宝贵的所见所闻、生活点滴，悉数被他录入日记中。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郊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是有着1460年建镇史的长江边上的千年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史语所傅斯年等几十位专家署名镌刻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云：“尔来五年……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对这座古镇的人民，对史语所所在地板栗坳表示了最真诚的谢意。
李庄既成为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对李庄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及了无数李庄人。已故翻译家周懋庸，其母即为李庄板栗坳后人。少女时期的周懋庸，就和迁住板栗坳的同济大学师生有很深的交往，与教授之女祝希媛（著名演员祝希娟之姐）还是同济大学附中的同窗好友。随着抗战胜利，这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陆续复员返城，周懋庸也跟随潮流走出了板栗坳，走出李庄，走向上海、南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半个世纪后，周懋庸提笔写下记录大后方这段波澜壮阔岁月的长篇小说《长相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大奖。此书前半部即以珍贵笔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富于诗意地记述了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内地高等研究机构发生在李庄的种种美丽故事。
若将《梅贻琦日记》中关于李庄风俗、人物的八天珍贵历史记录与长篇小说《长相思》里栩栩如生的种种故事，相关的史料凑拢比照，得到的会是一种引人入胜、趣味横生的阅读效果。
一、李庄坝
梅贻琦先生是1941年6月27日到达李庄的。那是个星期五，川南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所幸“晴热，船上尚风凉……”
3点40分开到李庄后，“下客尤多，行李零物幸无损失”。梅先生由“地漂”登岸，“抬头一望，有奎星在焉”。临江还有一座“君子居”茶楼，一行人饮茶小憩后，再至街内李庄饭店进餐……“行未远又闻轰炸声自东方传来。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以上种种就是梅先生眼中的李庄，20世纪中叶四川集镇生动的缩影。
而周懋庸笔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李庄，又是什么样的图景呢？自然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巧的是，她也是从江行到岸讲起，不过讲的是李庄附近的南县：“木船靠拢南门码头，踏着跳板走上河滩，再踏上石级，石级倒是很宽，足够并排走五六个人。城里人吃水全靠挑长江水，挑水人整天上上下下，石级总是让泼出来的水打得湿漉漉的。爬石级约有三十来级到了城门洞。城墙很厚，门洞很深。夏季发大水时，水会一直漫到城门洞子。南县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有人来，要算好日子写信，才有人接。城唯一一条从东贯西的较宽的街是石板路。这条街分上正街、下正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以四川为背景拍摄的影视剧中，还能看到城墙、石板路，赶街的乡民。如今想来，这条“唯一的石板路”，一定就是梅先生在饭店进餐，并描述“人甚多，为赶场者”的那条街道。
二、板栗坳
梅贻琦先生到达李庄后，首先拜访的，就是周懋庸母亲的娘家，位于板栗坳的史语所。而在《长相思》开首，周懋庸就深情地写道：“板栗坳，藏在大山的心里。方圆几十里，找不出一颗板栗。满山漫坡尽是橘子树……舟行长江，能望到这带青山，却绝想不到山里有这片天地。原以为这地方叫板栗坳，也许有栗树，谁知不但没有，找来种也不活，改种橘子，倒爱长。”真是个神奇之地！
周先生说，板栗坳属南县九龙镇，离南县六十里，是上水，木船要半天才得到。板栗坳离镇上又还有十来里。故在梅贻琦先生笔下的1941年6月27日，需要走上一大段路，“4：35食罢，随挑夫二人前行，先经田间二里许，继行山道曲折，又约三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30矣。”
途中，梅先生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至 6月29日，梅氏又由考古学家董作宾引导，在板栗坳的山路上重走了一遭：“小路迂回，于山坡田埂间颇难辨识。途中两次迷路，经问村妇、牧童后始得前进。”
7月5日，梅贻琦“七点半辞别所中诸君下山往上坝，方桂夫妇等送出里许……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写的是山，更记人，记乱世学人情。
周懋庸的《长相思》，切入点就不同了，是她对家乡的怀念，所以徐徐展开的是一整幅板栗坳如诗如画的长卷：
山谷间有片片水田。那盘旋而上的山路像一条长长的相思带，紧紧系住游子的心。蜀中山道，多是羊肠土路。板栗坳却有一条石板路，是孟氏族人一代代维修起来的。石板路虽说一级级向上爬，但每片石板不厚，走起来不吃力。
又走一段。石级变了石板平路，显然已到山顶。下老房坐落在路的右边，左边是水田，水田那端是二架小山峰，形如笔架，正对着下老房正门。
这样美好的蜀中山水与川南人情，端赖作家的如花妙笔，才能永远镌刻在后世读者心上。
抗战时期已过中年，在惊涛骇浪里前行的梅先生，和五十年后深情回忆故乡风情的古稀老人周懋庸，他们眼中的板栗坳，一略写，一详述，留下的，却都是李庄历史上珍贵的资料。
三、中研院史语所宿舍
据《梅贻琦日记》记载，中研院史语所在板栗坳租用的，是“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而《长相思》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板栗坳山顶和山腰分布着孟氏家族，人称孟家七大房。”这孟氏，是否即《梅贻琦日记》中的张家，因小说笔法而变更了姓氏呢？让我们继续往下读。
同治年间，七房都很殷实。有水田、有橘子林。各自盖起大房大院。山上有的是树，房子连墙壁也是好木料。山顶上有五房人。人称下老房、上老房、牌坊头（三房在道光年间出过一位烈女，立了牌坊）。往山下走一点，一片池塘，两边两房人，就叫塘左、塘右。六房和七房在半山腰。这两房到民国年间格外发达，在县城、省城都开了字号。老房子也翻修过了。
……
后来，研究所嫌镇上大学生太多，太吵闹，经人指点，找到板栗坳，大呼好一个世外桃源！和山顶上孟氏家族商量，租了些房子，把研究所迁上了山。破落的孟家人也多少有了些房租收入。
从最后一段描写，可以得出一个并不武断的结论：史语所租的张家三大所房舍，应该就是小说里山顶上孟家五房人中某一房的住宅。考《梅贻琦日记》云：“6月27日，余等寄住于中院宿舍，郑、罗在花厅，余在李方桂家。所中现由董彦堂君代理，招待极周到。晚住处完妥后在‘忠义堂’大厅上饮茶闲谈。”
结合上下文分析，中院宿舍是“孟家”——即张家三房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周先生小说写牌坊头人丁稀少，研究所的人也就住得多些——由此推论，梅先生住的房子，很可能就属于小说里有牌坊的孟家第三房。
而史语所宿舍内部，又究竟是个什么布局与形貌呢？巧的是，《长相思》也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这处民居的建筑细节：
几房的屋子都是木结构，连墙壁都是七寸宽的木板。木门槛也粗得惊人。各房大门前都有一个石头栏杆的石头平台，两边各有八级石梯。平台能容二三十人。木制大门半开，门上原来的油漆剥落，木柱也斑斑驳驳，原来木柱上有副对联，黑底金字，也不知何年何月弄没了。记得那联语是：诗礼传家，温良恭俭让；耕读继世，忠孝信朴勤。石头贞节牌坊有五个门洞，正中门楣上刻着节烈可风四个字。坊头人丁稀少，研究所的人也就住得多些。西跨院下午阳光正晒，中间看来既是客厅，又是书房，靠墙一排木架，全是书，桌上椅子上也乱堆放着书。两把藤椅，一把竹躺椅。砖地面很湿。
好一幅珍贵的历史资料图！它既为我们复原了李庄乃至民国时期四川民居的建筑细节，让我们深刻体味到地地道道的川南建筑的魅力，又以书房布局，含义深长地展示了史语所诸位先生在这样的民居里薪尽火传的身影。
《梅贻琦日记》又云：“6月28日，晴热。八点早餐，食稀饭，烤巴巴，洗澡。九点余，出与（董）彦堂、（梁）思永、（李）方桂至戏楼院及新院参观，盖皆考古组工作处所。”
这梅先生一笔带过的“戏楼”，也不是个小角色，在《长相思》里，对它有过重笔描画：“牌坊头沾烈女的光，在建牌坊的同时，家里还建了座戏台。到得院子最后一进，果然有个戏台，石头基座，上面是木梁木柱。戏台很高，两边有台阶可以上去。戏台很旧了，石基有些地方已经残缺，木柱也都有裂纹。台口木柱上还有副对联。之湄辨认出是‘粉白青红点缀出生旦净末丑，笙箫琴鼓唱尽了忠孝节义贞’。明瑟问之湄懂不懂，之湄点头，心想这有啥子难？只听明瑟道，我爸爸给我讲，说这生旦净末丑全是反话。戏班子里戏文最熟的是唱生的，旦角夜里在台上才好看，就偏叫旦，净是大花脸，却叫净。”
之湄、明瑟，都是小说中人物。我向周懋庸先生请教过，她说这两个兰心蕙质的女孩子贯穿全书，都起着揭示故事脉络走向，体现大时代风云起伏的作用。实际上她们都是以周先生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又一分为二，是一种鲜明地承袭自《红楼梦》的写作手法。而在我看来，在同济大学教授之女明瑟身上，又分明融入了周先生好友祝希媛的影子。
四、其他入川的文化机构
《梅贻琦日记》记载，在李庄的八天里，他不仅去了史语所，还到川南其他文化机构考察过。6月29日：“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早饭后八点三刻出发往石岩湾社会所，到石岩湾为十点一刻，盖用时一时半矣。一点半始由所往来李庄镇市……饭后二点余与陶先生至慧光寺同济大学访周均时校长，谢其饭约盛意。后至巫宝三家稍坐，晤杨时逢夫妇，与巫同院住者。至羊街六号李济之家，八号梁思永、刘士能家，各稍坐。”
6月30日，“九点半与郑、罗、方桂下山，先至上坝营造学社参观，（林）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至博物馆办事处稍坐，然后至羊街思永家午饭。”
7月5日，“八点半至上坝营造学社，再看梁夫人病。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三点，思成送至轮边，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
在梅先生这一段记述中，举重若轻地出现了许多人名，都是在中国文化、科学史上响当当的灿烂星辰，在民族的危难时刻毁家纾难，僻处西南，笳吹弦诵，薪尽火传。
这些入川的文化机构、大学、研究所，之所以分散于板栗坳、石岩湾、慧光寺、羊街、上坝等各地小镇山沟，是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长相思》中详细讲明了原委：“成都、重庆自是轰炸目标，川南部分，宜宾和泸州也挨炸。宜泸之间的小县小镇才安全。戏剧专科学校选了江县，一个大学（指同济大学——笔者注）和研究所（指史语所——笔者注）选了南县九龙镇。九龙镇也拉警报，不过明知日本飞机只是路过，不会丢炸弹。大家带上茶和花生米，教授学生挟上书，向镇子四边的竹林、桐子林里走去。找块地方坐下来喝茶、读书，倒是又得浮生半日闲……茶馆里坐着许多大学生，有的说说笑笑，有的还真是在看书。”
对照至此，掩卷细品，《长相思》《梅贻琦日记》这两部文化底蕴深厚的巨著，竟于无意间彼此成就了对方，凑拢比较，互相做了一次最有蜀地风味和时代内涵的有关时、地、名与川南风俗的情感丰富的笺注。
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
2019笔会文粹《这无畏的行旅》
【笔会近期作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