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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鼻头”书摊 | 陆建德

陆建德 文汇笔会 2023-02-16

建筑师洪东涛的装置作品“一方天地”。袁婧 摄于上海新天地“设计上海@新天地设计节”(展览免费开放至10月16日)

近日收到友人随笔集子《担头看花》,封面上画的是英国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流动旧书摊,想起自己小时候常去的书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读故事大都始于六十四开的连环画,杭州话叫“小书儿”。我家中外杂书倒是有一些,就缺连环画。如果父母不鼓励我买“小书儿”,自然就更想读了。出建德村的刀茅巷大门,往南走到庆春街,西拐过珠碧弄弄口十几米,就有一个沿街的书摊(其实是书铺,但当年一直叫“书摊儿”),斜对面是老浙大的阳明馆。那是专门借阅连环画的地方,不是卖书的。

摊主个子中等,肤色白皙,背微驼,少发,极瘦,头颈细细的,几乎可以套用初小语文课里的诗句“三根筋挑了一个头”。他深陷的眼窝里两只大眼睛异常警觉,仿佛受过惊吓,回想起来,那眼神再夸张一点,就像蒙克作品《呐喊》里那位人物了。摊主不苟言笑,很少说话,脸上最显眼的部位是白皮肤映衬下发红的鼻子。我们一批小伢儿不知他姓名,也不会对他以叔叔伯伯相称,背后叫他“红鼻头”。假如鲁迅见到他,就会赐以“朱山根”的雅号。其实鼻子红大都是厌氧菌感染所致,只要不去求什么号称“祖传”的偏方,涂搽克林霉素凝胶或甲硝唑凝胶即可治愈。

书摊朝南,店面十平米左右,泥地,天花板并不低矮。一张旧供台,两三条条凳,再加几个小板凳和一张竹榻,差不多就是摊主的全部家当了。竹榻上容得下好几位读者,几只臭虫败坏不了他们的兴致。那时庆春街沿街的房子,木质两层的居多。书摊楼上是别人的住房,住户从北门进出。书摊东西两面墙壁都用于展示连环画,北墙张贴了一张“借书须知”之类的告示,没有全部利用起来。供台上专放成套的连环画,按序列叠在一起,我最想读的连环画基本上都在那个区域。“红鼻头”没有书架,因陋就简,却把他谋生的工具管理得井井有条:几块缝上了数十个小袋子的蓝布吊挂在墙上,书就插在布袋里,露出书名。墙上还拉几根细麻绳,连环画就像衣服那样“晾”在绳子上。还有一个在店面外的人行道上支起来的自制木板架子,等距离钉上几根横木条,摆放着主人的新书,招徕顾客。现在各种图书馆,不也都有这样的陈列架吗?其实人行道的内侧也是摊主的地盘,“红鼻头”经常坐在书摊外面的竹子靠背椅子上,观察路人的神情,有时打个招呼。

“红鼻头”的家在哪里,我以前从来没有自问过。他平时晚间大概常睡在他的小铺子里,不然竹榻上怎么会有卷起来的铺盖呢?他有一个女儿,比我大几岁,也在刀茅巷小学读书,放学了就回到书摊,找个角落做功课。她的妈妈,我从未见过。

坐在“红鼻头”铺子里看书,一本一分钱。书摊还提供出借的便利,第二天午前归还,每本收两分。借书回家阅读,时间从容,还能与兄弟姐妹或小伙伴共享。书摊制订了一些规矩,可以办理出借手续。除了留下地址,还得保证图书归还时完整无损。误了时间,摊主会根据自制登记册上的信息登门索书(“红鼻头”为此来过我家一次)。如果没有读完,可以办理续借,收费更高。五十年代的城市居民中,不识字的人还很多,“红鼻头”属于“有文化的”那个阶层。

六十年代初,表姐林玉蟾就读浙江大学物理系,周末她从玉泉校区来建德村看我祖父(她叫“舅公”),必定也会到我家玩。她乘坐八路车在菜市桥下,路过“红鼻头”书摊时稍作逗留,总是花一毛钱借五本连环画,也算是给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和我的小礼物。玉蟾借来的连环画,不少是根据外国文学或五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国家电影制作的,我读起来还很吃力,即使辨认出字来,内容也无法理解。

连玉蟾也光顾书摊,说明读者并不局限于中小学生。那时多数小朋友零用钱极少,偶尔长辈给一点,一般总是先去买零食或蜜饯之类解馋。单靠这一群体,书摊不一定维持得下去。我想给“红鼻头”算一算他的所得。如果店里一天阅读量是一百本,外借二十本,那么他的收入就是一元再加四毛钱,一个月所得四十出头,还得扣除房租和营业税。以当时的标准,两三个人的日子勉强可以过,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手头会紧一些,可用于购买新书的资金也很有限。暑期营业额应该最高,不过书摊也有生意冷落的时候,尤其是在多雨的季节。那时竹椅搬进屋里了,“红鼻头”独自坐着,眼睛依然盯着街上的行人,还在等待。

第一次去书摊,或许是在读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有一套大约是道光年间出的线装《三国演义》,毛宗岗批评,共二十册,缺第一册(序和图像),读的人多,已谈不上什么品相了。我小学二年级开始,每天下午去祖父甲一号楼上寓所,听他为我读这套《三国演义》。祖父肯定是有所简略的。他坐在紧挨西窗的旧沙发里,一边读,一边解释,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我似懂非懂,更加想从“小书儿”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书摊就像图书馆,也是个学习的地方,阅读的范围渐渐延伸扩展。偶尔看书入神,忘了时间。一次家里等我吃饭,姐姐在门外高声叫我回家,没听到回音,就赶到书摊找我,果然被她活捉。

《铁道游击队》之类的“红色经典”也看,兴趣大都集中在他们的装束和肢体语言,比如驳壳枪如何插在腰带上,如何在铁路边等着,跳上飞驰的货车。我家在建德村最东端,隔了一条城河就是沪杭线。我们常去庆春门道口看火车,专心寻找货车车厢外可以搁脚的踏板,可以拉攀的扶手,甚至梦想能像刘洪、王强那样一跃而上。我们有点失望,相信那时的车厢一定不一样。

书摊连环画里最抢手的,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岳飞传》和《隋唐演义》等历史故事。《三国演义》我几乎看不厌,诸葛亮死后,姜维还在为蜀国效力,最后几本有点不忍卒读了。所有连环画中最悲壮的场面,是《杨家将》里的杨业杨老令公撞李陵碑而亡,厚厚的碑体竟折断为两截,可见意志和力量非常人可比。我在佩服之余还奇怪,他躺在地上,头盔怎么还保持原样。杨老令公儿子里武艺最高强的杨延昭杨六郎,也是小朋友们津津乐道的。不知为何,我们从来不谈佘太君和杨家女将,是不是男孩子的父权思想在作怪?《岳飞传》连环画可以和杨家将英雄事迹以及各种衍生故事配套。第一本讲岳飞出生在汤阴一个农家,母亲生下他时黄河决口,她就抱着岳飞坐在一只残破的大瓮里逃命,顺流漂到邻近某县,被人救起,活了下来。这些细节出自岳飞孙子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小说家的笔法常见于史籍,不必深责。连环画里的断碑和水中破瓮刻在记忆中,就成为事实。

大概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对“小书儿”不再入迷,但是走过书摊,忍不住会往里面看上一眼。小学毕业那年,书摊关张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红鼻头”。也有一些关于摊主的传闻,无法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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