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遗影 | 沈嘉禄
本文摄影：陈刚毅
两个月来，我家北窗面对着的一个街区热火朝天。机械怪兽结伴而来，高举蟹蚶般的前肢，所向披靡地啃噬着老房子。一边尚未推平，一边开始打桩，新建楼盘的效果图贴在工地围墙上，摩登气派，威风凛凛。传说中每平米十八万的房价与我无关，周边环境改善才是切实的期待，我还希望东边这条羊肠小道路能保住原有路名：糖坊弄。
上海的成片旧区改造基本完成，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搬进了新楼，生活质量有了提升。新旧交替让人欢欣鼓舞，也不免滋生伤感的情愫——但愿是甜蜜的。趴在窗前望野眼时突然想起，应该为弄堂留下一些文字。
穆木天在《弄堂》一文的开头设置了这样的观察维度：“如果一个异乡的、而尤其是远处的异乡的旅人，在他的不断的旅途中，在这东方的巴黎停滞上几天的话，他心中会唤起来巡礼者的情绪的。”接下来他不容置疑地强调：“实在说，不亲临其境的人，不实践‘弄堂’生活的人，是不会晓得什么是‘弄堂’的奥妙的。”
没错，每一条弄堂就是一个迷宫，在外省人眼里似乎一样的格局，一样的规整，一样的精巧，一样的逼仄，一样的破落，也一样的别有洞天，曲径通幽。从窗口伸出来的竹竿，挑起的衣衫是一样的花里胡俏，漆皮斑驳的大门下面，旁边刚刚洗刷完毕等待吹干的马桶，湿答答、阴丝丝的味道也是一样的，正在轰然冒烟的煤炉，也一样呛得人家泪流哗哗。
弄堂是一只只瞬息万变的万花筒，更是通向上海秘境的捷径。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上海没有两条相同的弄堂。
弄堂是杂居之地。倘若穿越到旧时代，就会发现它是有等级之分的。在老式石库门弄堂里，各色人等蚁聚蜂屯，来路不清，彼此打量，各种方言相互交流、抑扬顿挫。租户中有工人、店员、教师、小业主、小老板……还有舞女、向导茶、包打听、“白蚂蚁”、算命先生、江湖郎中等等。花开花落，繁衍生息，弄堂里慢慢开起了工厂、裁缝铺、棉花店、印刷所、白铁作、包饭作、旧书店、老虎灶、学堂、混堂、烟纸店、荐头店、画像馆、私人电台、旅馆、烟馆、命馆、诊所、货栈等等。謦欬相闻，抱团取暖，人间烟火，以斯为盛。
弄堂口也是一道风景，皮鞋摊或者水果摊成了标配，看弄堂的老头住在过街楼下面一间不足两平方的木板房里，他对每户人家“刷勒丝清”。许多人还不知道呢，老头曾是钟表店小开，在回力球场输光了一家一当才落魄到这般地步。
上海人的面子在弄堂里也得以体现。同一条弄堂里，房子也有精粗优劣之分，比如在外人看得到的前排几幢房子，门框会做得精致些，楼上楼下厢房朝外的窗户也会装上百叶窗，有点花园洋房的腔调。
我老家所在的那片街区，听说由几个老板合股开发，实力有限，只能是烂泥萝卜吃一段揩一段，总体上都有前后客堂，外加单边或两边厢房，而旁边一条弄堂里的房子只有前后客堂，没有厢房。
清晨，主妇们将煤炉拎到弄堂里升火，火星乱舞，烟雾翻卷。还有，“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市声由此起。前门叫卖糖，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金嗓子周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电影里就是这么唱的，她为上海的弄堂生活抒情，是上海市民的代言人。上海人民一直怀念她！
弄堂大抵称“里”“弄”“坊”，似乎称“里”的最多，比如陈独秀住过的老渔阳里，毛泽东与杨开慧住过的甲秀里，鲁迅和茅盾、叶圣陶、周建人住过的景云里，蔡元培住过的登贤里和鸿庆里，瞿秋白住过的东照里，田汉住过的日晖里、民厚里和宝康里，郭沫若住过的民厚里，夏衍住过的业广里，柳亚子住过的润安里，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住过的嘉禾里，吴昌硕住过的吉庆里，张大千住过的西成里，赵超构住的瑞康里，包天笑住过的胜业里……上海大学初创时借了时应里、甄庆里、敦裕里、民厚里等好几条弄堂的房子做教室和宿舍，所以也被称为“弄堂大学”。
比“里”高档一点的弄堂叫做“坊”，比如瞿秋白住过的毕兴坊，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相恋的尚贤坊，沈钧儒住过的愚园坊，邹韬奋住过的万宜坊，史良住过的辣斐坊，徐悲鸿、许广平住过的霞飞坊，胡蝶住过的余庆坊，萧军、萧红住过的福显坊，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的文安坊。条件更好的“坊”在淮海中路、复兴中路、建国中路、瑞金南路一带，打蜡地板，落地钢窗，煤卫齐全，甚至还有小花园，公共区域也比较宽敞，小汽车开进开出，也比较威风啦。
弄堂是开放的小社会，活色生香，经常会有人进来叫卖吃食，火腿粽子、炒热白果、烘山芋、糖炒栗子、沙角菱、赤豆糖粥、芝麻糊、冰冻地栗糕、赤豆棒冰奶油雪糕、桂花甜酒酿、小馄饨大馄饨、白糖梅子黄莲头、山楂糕、三北盐炒豆、龙山黄泥螺等等，有些风味小吃，自它诞生那天起就与弄堂生态融为一体。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一文中也这样说：“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就有馋涎欲滴之概。”
稍具规模的弄堂有一根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也叫总弄；弄堂两端通向不同的马路，走不通的弄堂被称之为“死弄堂”，以前地下党都选择能走通的弄堂，可进可退，潜龙在渊。总弄两边会伸展出鱼骨状的横弄，或叫支弄，比较狭窄，比较幽静。弄堂里有井，这也是让外地人惊讶的，在自来水管道敷设之前就是生命之源。我老家所在的弄堂就有三口井，居民平时可取水拖地板，洗衣服，夏天将西瓜、啤酒塞进网线袋沉到井水里冰镇，数小时后捞起来吃，太爽啦。每周四上午大扫除，居委干部攥着一串钥匙来开锁，井水一桶桶吊上来，冲洗地面。
街面房子是上海的面子，总要精神点，门面高敞，过去都用来开店开厂，时过境迁，门柱上依稀还有些模糊的字迹，让我们知道它的前身是酱坊、面馆或棺材店。
后来上海人也会将新式里弄或公寓式里弄称为“外国弄堂”。这种弄堂一般由外国房产商设计、建造，从建筑的外观到内部细节，罗马柱、拱门、发券等西洋元素会多一点，钢窗、蜡地、壁炉和煤卫是标配，红瓦屋顶，贴着山墙竖起精巧的烟囱，每幢房子前面会有一小块过渡地带，精巧而欢快的序曲。
异国情调如此浓郁的弄堂偏偏要戴上一顶中国式的帽子，冠以“村”“邨”或“园”“庐”，比如愚谷村、岐山邨、陕南邨、长乐村、敏邨、龙门邨、逸庐、懿园、卫安园、上方花园、丁香花园等。还有某某别业或某某别墅等，一般比较偏远，所谓“在野为庐，在邑为里”（语出《汉书》）。上海的村与邨，对应了古代的庐，这有点矫情，但也算文脉延续吧。
比“里”更简陋的弄堂，一般叫做“弄”，七转八弯无穷无尽，本地房子居多，房子有高有低，不是同一时期造的，一伸手就能摸到屋檐，有时还能看到一排竹篱笆将一个小院子圈起来，墙沿上窜出花枝乱颤的蔷薇。在那里，几十户人家合用一个给水站，电线在空中横七竖八，“骂山门”“戳壁脚”“打相打”也许是每天都会上演的剧情。这里是体力劳动者的大本营，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说话直来直去，没遮没拦，邻居之间几乎没有隐私，流言不胫而走，但自有规矩和秘语，一贯的热情豪爽后面埋伏着一贯的不信任和一贯的不服帖。
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玩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丏尊、冯乃超、冯雪峰、沈尹默、丁玲、蒋光慈、王任叔等一批文化名人都选择在虹口四川北路一带的所谓“半租界”栖身，而张大千、黄宾虹、陶冷月、陆抑非、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盖叫天等一批艺术家喜欢住在法租界的淡水路、黄陂路、嵩山路、太仓路、西门路、复兴路一带。我老家离他们的住所都不远，步行的话也就十来分钟，等我长大后他们都去了远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不同的弄堂，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居民阶层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话语系统、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娶进门的媳妇也不一样。老板、知识分子、艺术家在顶屋之前会向二房东了解住户情况，他们一般不会与草根阶层同框。就像鲁迅所言：“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的。”这种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居住者和他们的下一代，市民社会的差异和隔阂也许由此生成。
弄堂生活的学问也是蛮大的，顶费与租金等于设置了进入门槛，基本反映了弄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由此营造稍有差异的小环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就一直在上海的弄堂里转来转去，基本上在法租界或公共租界，江苏省委机关在华界的闸北、南市流动。地下党为了隐蔽身份、开展工作，常常扮作夫妻档，柴米油盐也要关心，在弄堂内外可了解民情，融入社会。后来，许多老干部在回忆录里都对上海弄堂的生态环境深有好感。
经过三十多年天翻地覆的旧区改造，石库门房子成片成片地被推倒，所剩不到十分之一，近年来市政府将“拆改留”调整为“留改拆”，字序的变化意味着弄堂价值的“突然”显现。有的地方还制定了石库门建筑三年保护计划，将保留原有的城市肌理和市民社会生态。如果有社会名流、文化巨擘、商界大亨在某个街区留下点点屐痕，那么更有想象空间了。挂了一块铜质铭牌不够，再挂一块大理石的，手机扫扫二维码，听他讲故事。
常识告诉我们：保护石库门弄堂原生态的投入远远大于推倒重建的收益，也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如果一个街区的弄堂房子经过“腾笼换鸟”，也就是将原住民迁走，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调整，再注入一些异质文化元素，或许能打造成一个时尚街区，由此产生的多重价值会超出单纯的经济收益。
我这个“杞人”所忧的正是这个。许多人只能在记忆深处挖掘、拼贴、想象弄堂生活的碎片，然后在这些碎片上面安置我们的后半生。是啊，许多人都退休了，赋闲在家抱孙子了，不再重要了。那么，此致敬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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