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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止于乡关，在这场战役中，乡村成了一方人的保护屏障。
近几年，所有人都将目光都聚焦到了乡村。建筑师作为主力军大量涌入乡村进行乡创、乡建，但有太多的失败项目让大家开始思考乡村是否需要建筑师？同样，好的案例也让我们看到外来力量的介入焕发乡村经济活力。
我们并不陌生隐居乡里3年100个院子的“可复制”体系，从30万改造一个院子，到运营一个村子，再到全国性的“复制”推广，以一套独有的标准化、互联网轻资产运营与村庄共享收益的模式，一步步稳抓实打做到了与乡村、村民共生发展。
整个体系中，作为重要一环的建筑设计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建筑师更广泛的意义。隐居乡里合伙人金雷，是从建筑方面介入乡村还能“活”下去与乡村共生发展的典型乡村建筑师代表。
介入乡村，看清本质
从2013年，金雷就开始介入乡村，在乡村跑了两年也没什么成果，却扎扎实实地积累了不少乡村实践的经验，摸爬滚打中意识到了乡建参与的每一方都会面临不同问题，设计师的困境是投入大回报低；农民的困境是被孤立无收益；政府的困境则是效率低缺运营；投资人是风险高，不可复制量化形成了商业链的困境。
这也成了金雷一直想解决的乡村商业模式难题，因为传统建筑设计模式中设计师大多缺乏运营管理思路，更难处理原住民之间的关系，能用建筑的手段实在有限，使得建筑师们大多无法在乡村“活着”。
一次乡建经历，让设计变得可“复制”
2015年，金雷接手了设计师们都不愿设计的由北京电视台《暖暖的新家》栏目推出的一个四十多年乡村老房改造项目。
“房子很破，原本没有水电，而且要在45天内完成全部改造，还要控制成本（不超过30万元），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是金雷对这个项目的评价，唯一好处是节目组可以听设计师的。整个项目改造设计的大量精力花都在了解决水电、漏雨、采光等等实际问题上，最后要交还给业主时，金雷索性邀请来乡村实践各方面的朋友，搞了一次开放日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改造的效果。正是在这次活动上，金雷遇见了现在的合伙人陈长春，45天、30万的老宅改造项目与陈长春心中谋划许久的农家乐改造升级2.0的乡村民宿商业模式雏形很吻合，便和金雷沟通希望将老宅改造模式直接搬到延庆的下虎叫村，便有了后续隐居乡里的故事。在原先的设计基础上根据功能要求稍作调整，使用同一个施工团队，大大节省了时间，在30天30万，2015年8月进入，9月开始施工，10月完工的口号下完成了“山楂小院1号院”。硬件改造的同时，团队开始进行农民的培训、菜品的研发、管理方式与营销体系的搭建。一个山楂小院，可以说是一个模型，验证团队摸索的模式是否成功。幸运的是一场大雪，让山楂小院名副其实成为北京“隐”于乡村的一个院子，随即引爆市场。这个没有任何的资源，没有水、没有旅游景点的村子，正是金雷团队所希望的“隐”的状态。在隐居乡里，建筑师是退在后面的，原汁原味的乡村本身才是主角，乡村振兴要恢复的是乡村人的自信、对于原始资源的自信，这正是它最大的价值。金雷团队所做的就是发现价值，并将其最大限度地呈现给人们，同理建筑师的参与也是价值发现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去创造。与一些乡村建设中建筑师吸引眼球的设计不同，在金雷看来，村落的建筑和格局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需要噱头的设计感、花哨的多余功能，隐居乡里的所有院子改造都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为原则，大到地暖的铺设、吊顶的设置，小到防蚊虫门帘的选用，都经过细致考虑，并不断改进。秉承少即多的理念：以最少的干预与投入、最低限度的改造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将人们吸引到对于乡村本身的关注与体验上。从一个农舍到一个院子，再到本村的复制，团队逐渐摸索出了从选村、选房子、设计与施工、后续维护和管理、管家的培训、从一产到三产的转变……一套非标准条件下的标准化体系。点击图片了解更多隐居乡里3年100个院子的操盘模式201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找到了隐居乡里，基金会有来自企业的捐款，也有很多仅仅靠着国家扶贫款支撑的穷村，这都是隐居乡里需要的。河北涞水县南峪村就是这些穷村中的一个，合作也就从这里开始，基金会负责投资及协调村落、政府关系，隐居乡里则负责设计施工、营销和管理工作。金雷说：“现在回想起来，进入南峪村的经历都历历在目。村书记听了隐居乡里的理念与实践，非常兴奋，那就开始干吧。可是村民觉得我们是骗子，附近野三坡的民宿最贵一晚也就400元，而村里什么资源都没有，怎么可能卖到一晚两三千元的价格？好不容易做通村民的工作，开始施工时，又出状况了。村民眼巴巴指望的一笔‘巨额’扶贫款，只被我们用来在原来旧房子上修修补补，而不是盖新房子，这怎么行。所以一天的施工中，各种想象不到的紧急状况层出不穷，局面甚至一度非常危险。好在经过不断的多方协调，我们咬牙坚持下来了，施工也在预期的30天内完成，而这正是得益于已有的标准化体系。”虽然是标准化，却也有很多新的问题无法简单套用原有的成熟模式。比如由于村子比较贫穷，村民在最初建房时无论是院落还是房屋的尺寸都比普通的北方民宅要小得多。金雷针对这个村子设计了很多新的户型，有时甚至是把两套院子合并成为一个销售单元，而这些就是隐居乡里所提到标准中的不标准。建筑的最终结果需要被使用，而使用的主体最终应该回归到村民，所以就需要建筑师们脱离原有的设计思维，弱化自己的角色，这样的建筑项目才能被乡村接纳，最终活下去。从产业思维的角度来说农村很复杂，建筑师在农村的工作既没有创造新形式的使命，也没有恢复旧形式的责任，在一个完整可行的运营体系中去实际的解决问题，实现与当地居民、自然的共融，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一些不必要的传统，传统是活的可以作为设计财富，但不要成为负担。任何进入乡村的外来力量始终是外来者的身份，只有农民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和主体，所以要将农村、农民、外来者一起纳入整个商业模式中。隐居乡里花了几年时间构建起了一个由不同利益方组成的共同体，各个院子的良性运转就是基于这个共同体的相互配合。在这个共同体中，房子是村民的，村民把房子租给合作社，合作社筹资改造房子，合作社和隐居乡里签约运营合同。现在，隐居乡里基本上能将利润的60%或流水的30%分给合作社，合作社除掉自己的投资成本后再自行给村民分红。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其客户能得到更优质的乡村人文环境与人性化的乡村服务。金雷常开玩笑说：我们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做完跟没做完一样，这么干有一个好处，第一节省成本，第二防止跟村民产生矛盾，所有的东西都有道理，所以我们跟大家很和谐。也就解决了刚开始金雷困扰的传统乡建问题，项目可复制、可规模化能缓解资本压力；控制成本，能降低可复制的门槛；盈利增收，能巩固共同体的关系；这些都是规模化的基础，而规模化又能进一步放大这些优势。建筑是一个舞台，建筑师要像做产品一样做建筑，处理好各种关系，解决建筑同自然、人之间的矛盾，之后顺利的将这个舞台留给生活本身，而不是自己。
金雷表示：“疫情之后，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乡村会更热；政府或者市场对于民宿的规范化管理与服务卫生等要求也会更高，疫情期间会和团队一起更多的练内功，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更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