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秋玲丨我国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研究

社会文化研究

我国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研究

文/安秋玲

摘要

建构我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已成当前学界共识，而如何建构继而成为学界一直讨论的热点。本研究基于后现代知识观背景下实践性知识视角，在本土化研究脉络中强调基于实践的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生成。通过聚焦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可以总结呈现出当前在我国实践场域中存在的四种知识样态：叙事知识、隐喻知识、身体知识、概念知识。这些不同样态的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实践智慧和实践性知识的反映，是我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实践场域内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的归纳与研究为我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实证基础。

关键词

实践场域；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

安秋玲，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目录

一 本土化研究脉络中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

二 实践场域中的社会工作知识样态

三 基于实践的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发展

建构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知识体系已成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任务。围绕我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已有研究强调了中国文化与传统思想在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探究了社会工作实践取向在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中的角色。但到目前为止，究竟哪些内容是我国自主生成的社会工作知识？究竟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又以何种样态存在？目前鲜有触及。本文从社会工作者主体角度探讨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智慧与实践性知识，归纳社会工作一线场域中存在的社会工作知识样态，进而为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   本土化研究脉络中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

中国的社会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围绕社会工作本土化，学界多强调对既有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改造”，通过“加入”中国元素以解决中国问题。追本溯源，我们发现本土化概念于1972年在联合国的调查中首次提出并界定为“将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与某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过程”，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已有的（一般是西方的）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在进入某个国家（一般是发展中国家）后依据该国家的现实进行更好适应。本土化内涵背后凸显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在各发展中国家内的落地与适应。但中国，有着近半个世纪新中国民政系统救助服务基础以及千年悠久家国文化传统，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之前，作为一种体制内服务的民政救助系统同时也在发挥着社会工作功能。西方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后面临着不同的事实主体存在的现实，进而呈现出社会工作的两类主体共存—即（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主要是行政性社会工作）共存。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西方既定的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不得不在中国场域中接地气而被同化，而中国原有行政性社会工作的理念与角色也在与时俱进，借鉴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要求。两类主体在实践中不断互动，并在实践的选择下生成契合当前社会需求与现实场域的我国社会工作主体。这一社会工作新主体，扎根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场域，面向当前我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情境，传承我国既有的助人智慧，吸纳西方成熟的专业理念，在现实场域中检验假设、探索创新，它自主生成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内容，并以这一知识内容的丰富来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发展。这一知识内容不再拘泥西方知识体系，也不局限于传统思想，而是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沉淀于我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内，表征于实践者的日常行动中，如叙事知识、隐喻知识、身体知识、概念知识等等。这一知识体系因社会工作主体的独立性而带有鲜明自主性，因实践的丰富性而带有鲜活的生命力，它随实践而不断成熟和完善。可以看出自主知识的生成与发展是我国社会工作主体性的展现，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前景目标。

国内学者也逐渐意识到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根可能在于我国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并在我国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道路上展开了系列研究。首先在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层面，研究者基于后现代知识观强调打破知识生产的等级关系，从在地视角与脉络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生产社会工作知识；其次，针对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结构框架，研究者纳入社会工作知识的文化多样性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包括分析儒家文化思想、家文化、妈祖文化、老子无为思想等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贡献等；再次，围绕知识建构的可能途径，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路径、注重行动者自觉、依托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智慧等策略不断涌现，但是回到社会工作知识究竟是什么，已有的研究仍无明确回答。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探究创生于我国一线的社会工作知识内容，呈现实践性知识的具体知识样态，才能真正使本土化脉络下的社会工作知识创生成为可能。

二   实践场域中的社会工作知识样态

实践，在本文特指在社会工作一线实施的社会工作服务。我国社会工作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已在民政系统、司法领域广泛开展，嵌入到医院、福利院等机构中，服务对象包含青少年、老年、流动人口家庭等。场域，在布迪厄的论述中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架构。在本文中，场域特指社会工作开展所处的具体情境，是凝聚了时空维度而在的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场域是强盛发展的中国，我们不仅有延续的社会救助理念和策略，也有当前不断在颁布执行的政策文件，政府主动、教育先行、多方参与等也都形塑了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特定场域。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综合”当前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对知识的理解和知识分类的标准与维度也是层出不穷。本文在后现代知识观视野下，将知识从普遍、抽象的实证科学知识扩展到载于社会工作者实践行动中的情境性、默会性的个体知识。这些知识散落在各服务领域中的不同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活动中，等待“被看见”、“被对话”与“被提升”。

我们采用归纳的研究路径在一线实践场域中开展社会工作研究，从一系列具体的事实去认识、概括出一般原理或者是从许多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一般性概念、原则或结论。使用归纳方法的第一步是走入实践，看到事实。通过长期追踪观察社会工作者一线服务并访谈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呈现一线实践场域中切实存在、有专业效能、符合专业原则的知识。它可能被社会工作者直接感知也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借助于刺激发声、出声思维、反思等而被表征出来，进而被研究者捕捉。这些知识可能是关于实践操作，也可能是关于社会工作特定内涵、原则的认识。这些知识的存在是一个广泛性、默会性的存在，我们需要借助各种不同的表征形式，去理解这些知识的形式与内涵，去显现在一线社会工作实践中事实存在的一部分目前“可触及到”的知识样态。我们尚不能囊括知识样态的全部，仅是通过叙事知识、身体知识、隐喻知识与概念知识为例，提供国内学者讨论的基础。

（一）叙事知识

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下，知识的视域扩大，在此基础上，法国著名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提出了与科学知识并列的叙事知识。他认为知识远非是一系列指示性陈述构成，它还包括“技巧”、“对如何生活的了解”以及“如何倾听”等等，因此他认为知识包含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两种主要类型。其中，叙事知识作为人类知识一种形态，它早于且推动了科学知识不断得到发展。“叙事推动人由原始到文明的认识能力转化，由口头叙事到图画、文字的演进，促进了公认知识的变化与传承。叙事是一种知识表达媒介，在叙事中实践者将特定的实践放入整体的故事中来理解，而情节将行动的诸种要素以时间顺序连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整体，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揭示性知识，即当事人何以如此行动，从而使之能被理解”。叙事知识以叙事形式显现，搭建起日常生活知识被理解的可能路径。

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情境为独特性个体提供服务，形成了默会性的叙事知识，它整合了实践的空间场域、时间脉络，融合了实践者与被服务者的个体特质，显现出实践者与实践对象的互动，因此是一种具有整体性、情境性、情感性的知识存在。这些知识难以被社会工作者抽象概括出来，而是以故事、案例形式显现出来，形成叙事知识样态，进而被理解。

一线社会工作者在陈述自己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时，常常会觉得“有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时候”，因此，社会工作者经常会举个例子来说，恰如一名社会工作者所言：“当时夫妻两个人吸毒被抓进去了，女儿读3年级。孩子的吃住和学习就成了那个很麻烦的事情。而且还不能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做了这个事情（吸毒被抓）。当时我首先想到给她地方住。通过向社区居委会写申请书申请钱，后来社区里面有一户无子女老人愿意开500块钱收留孩子。安排好住处后，我想周末没有人带她玩，我就专门带她一个人周末去散心，去上海各种展馆，在跟她（游玩）的过程当中谈谈她家里的事，想让她记住爸爸妈妈好，就是爸爸妈妈其他方面（犯罪）跟孩子是无关的。我给她拍了很多照片，很多是我们同时入镜，我就让她感觉到大家都很关心她，一点都不会歧视她。我带她去阳光之家做志愿者，让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就这样坚持两年，他们（父母）出来，也很开心的和感动，后续对她父母的帮教很顺利”。

在故事讲述过程中，我们会看到社会工作者的案例服务过程，时间维度上从孩子缺乏监护开始到吸毒的父母回归，空间结构上贯穿案主及父母、社工、居委会与社区邻居。社会工作者虽不能明言自己的经验，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做法成就了这个案例的成功，但是通过叙事，我们看到社会工作者实践中的所思和所行：对孩子的服务从紧急的生理安全到长久的心理健康；对孩子的服务嵌入社区背景且强调社工自身的投入；通过叙事，我们看到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关系重在亲密；对孩子的服务是撬动父母服务的起点；以社会价值感增强孩子的自助能力等等，这些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体验、感悟、做法、结果等融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且通过叙事提供了由无意识状态向可陈述状态显现的可行与便捷路径。

在叙事知识中，以故事形式呈现出的知识具有如下特色：1. 叙事知识作为历时性与现时性的统一，体现出社会工作者实践行动与主体反思的互动。通过叙述，社会工作者回到曾经实践的过程中，再以当下的反思来整理与呈现实践过程，而此时的实践过程已成为一种镜像、被认识的对象。社会工作者建构了基于事实过程的实践，呈现出知识的历时性与现时性的统一。2. 叙事知识整合了时间单向性与空间立体性，反映出复杂知识内涵的存在。以事为线，社会工作者以纵向时间轴融通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文化场域与当下情境，通过故事、案例等形式呈现出知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3. 叙事知识相对的随意性与固定结构化，是客观事实与主题建构的统一。作为一种即时性的知识表达，叙事知识的呈现形式有一定的随意性，但知识呈现的结构是固定的，不仅蕴含了特定的要素在整个故事框架中，而且按照既定的主题和逻辑展开叙述。在上述服务案例中，社会工作者叙述开展过程中具体的互动有随机性，但叙事中服务对象的积极变化是固定的叙述方向和固定主题。

在知识社会学史中，叙事成为知识分析的构成途径，通过叙事获得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故事，理解了被调查者的“生活历史”。叙事中的被调查者不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或“社会傻瓜”，恰恰相反，他们是了解自身文化的主体，他们教会“社会学家”的东西与学到的东西一样多。在社会工作中，当我们去关注社会工作者的叙事知识时，社会工作者将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进而为社会工作知识的积累及外显转化提供路径。

（二） 隐喻知识

隐喻的研究始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他从修辞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界定，认为“隐喻通过赋予某事物以另一事物的名称来构成；这种转变可能是由属到种，或者由种到种，或者基于类比之上”。而事实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一种日常认知方式和知识表达形式。借助隐喻，人们将因思维能力受限或因语言不能直接表达的理解，用另一种事物来表示。具体说，是借助个体对事物本质与意义的理解为桥梁载体，通过认知和推理，在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之间建立起关系。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中的经验的认知活动”。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 。

隐喻知识作为一种知识表征形式，它是社会工作者把记忆中以往的感觉经验重现后的具象化心智表征或创生。社会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特定环节的直觉理解，把握其本质，形成了可以推理和迁移的比喻或图式。如在本土化背景中社会工作者在理解我国社会工作时，认为“现实中社会工作像鸡肋，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会想找你来试试看。尤其是在社区工作中，（服务对象）是所有居民的时候会没有针对性，他们没有迫切的有直接需求，大家对待这个社会工作看法就是：有，那就更好，没有，那也很OK，没有关系。”

“鸡肋”，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对我国现实社会工作处境的理解，以“鸡肋”来比喻我国现实中的社会工作：有政策推动但缺乏自主性空间；有社会需求但缺少专业效能。把社会工作隐喻为“鸡肋”，在其他社会工作者的描述中也类似表达，如“现实中的社会工作可能在目前状况下是……嗯……还是政府的……就是一些行政职能一些分担者或者说延伸也可以，就是这些职能它会转移出来要社会工作来承担，因为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就是我们被动去接受政府它有这个需求你才去承接这样一个项目”。社会工作如“鸡肋”的比喻揭示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到我国体制内发展的现阶段，出现角色定位不清楚、知识效用有限、政策与政府依赖等现实问题；同时“鸡肋”的隐喻也给我们在本土化背景下认识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以启发，如：如何厘清我国现实背景中本土社会工作的角色？如何通过实践取得成就而赢得社会工作发展的地位和空间？等等。

社会工作隐喻知识源于社会工作者的直觉反应，它的主要特征是：1. 内在统一。隐喻知识以不同的喻体而呈现，但是透过隐喻的喻体，我们会发现喻体和主体之间有本质性联系或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帮助我们形成隐喻概念系统。2. 意义模糊。隐喻知识的理解依赖于具体的语境体系，在理解过程中将喻体的语义特征转移到本体上，但是由于喻体的多意义性特点，所以喻体真正含义的确认取决于发生的情境与互动以及理解者所具备的知识体系。3. 时代性。隐喻知识与时俱进，在增加新知识的过程也不断的淘汰已有的知识体系。“隐喻中表达的喻体往往是新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频繁使用，一部分语言的隐喻就成为约定俗称的字面意义，即常规隐喻，逐渐融入人的思维，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新知被熟悉化之后变成旧知，人的认知就前进了一步，知识因此而得以传承”。

“隐喻在理论性探究的过程中具有本质性的作用”。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实践性知识的概括和抽象存在不同水平，而隐喻知识作为一种介于默会与可陈述知识之间的样态，通过对隐喻关系或喻体的分析可呈现出对本体及其性质的理解，进而提供理解社会工作者实践智慧的可能。与社会工作者的隐喻知识类似，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智慧也可以通过“图式”、“意像”等形式表征。

（三） 身体知识

身体知识，也被译为涉身知识或具身知识（embodied knowledge）、体知型知识、经验知识。作为一种通过身体感受与表达的知识样态，身体知识随着知识观的转型发展而日益受到重视。基于反思笛卡尔强调纯粹意识主体的“身心二元论”，胡塞尔通过追问主体性而强调肉体（身体），倡导哲学的肉体转向。海德格尔进一步将“人”作为存在研究的出发点，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与世界其他物体的互动实现的”梅洛庞蒂通过论述知觉（现象）主客体同一性的问题，强调身体与意识是同一的，并提出了身体现象学，认为知识是主体基于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建构的，是在认知（知觉）主体的身体与认知对象、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完成建构的。也就是说，当事物在理解者面前的呈现，是要求理解者在思维基础上，再加上理解者体态的状况和某种运作向度才可以明白的。在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皮亚杰理论中，他强调“知识起源于动作（动作产生组织和协调作用）”，他认为0—2岁儿童心理或思维发展的阶段是感知运动期（感觉动作期），因为起源于主体的动作，其本质是主动对客体的适应，恰恰是在动作中孕育了个体最初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并非只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同时一如我们的思维般，也是理解的主体。这种对知识“涉身性”的强调，凸显了主体人在知识建构中的地位，强调知识的默会性与多样性，同时把身体（知识）与对象、知识生成与活动实践融合在一起，实现了知识生产与表达过程的交融同一。身体行动既是实践性知识的表达方式，也是实践性知识的来源。身体不仅“通过突出人的身体在知觉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身心融合从一开始就成为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基本前提”，而且身体也以直观形式表达出知识的具体存在。

身体知识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普遍存在，社会工作者以自身融入实践过程，不仅仅是将认知的内容以及认知的结果呈现于体态的结构里，同时也会跟随情境不断更新体态结构，呈现出契合情境的身体知识。作为一种身体自动化的“思维”，身体知识有时并不能被社会工作者所意识到但是可以被观察到。如我们在观察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时发现，当服务对象拒受社会工作服务时，社会工作者会“退后与倾听”，或者“默默的陪伴”；当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稳定关系后，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通过眉眼之间传递出信息；会去“做肢体接触（如拉手、拥抱）”。社会工作者会根据“何时”“何地”等不同的情境去采取“如何”这一身体行动和身体反映，这都是在实践中积累起的身体自动化反映。社会工作者在家访过程中，面对父母的无助以及孩子似懂非懂的期待，社工蹲下身来，面对孩子说：“我们一起努力！”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发出者并无更多的思考，但是却蕴含着很多的实践智慧。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形成的“身体话语”，不仅包括那些展现出来的或附属于我们身体的知识，同时也包括我们身体所做的或它如何行动的知识。如社会工作者在反思自己的服务时，意识到的行动逻辑：“老人很生气时，他根本就不愿意听你讲，那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下呢，他到哪里去，我们可能跟着他到哪里去。有很多老人实际上啊，走路不是很方便，你可以稍微扶着，或者在后面护着，就是稍微在他的后面一步，微微张开手那样子，有点你保护他的那个感觉。但是呢，你又不是很接触。他不愿意让你跟着，那也没事，让他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等他稍微平静以后，然后再去做肢体接触，拉手、拥抱的话，有些老人是可以接受的，那对于男性老人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拍拍他的肩膀或者是扶着他的手臂的，传达一个意思是我们会陪着你。”

身体知识的丰富内涵使其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形式的呈现，表现出的特征主要是：1. 外显化。身体知识社会工作者未必都能意会其存在，但是作为观察者是可以明确观察到身体知识的存在。它借助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身体着装动作神情等外显出其存在。2. 稳定性。身体知识在长期实践中作为一种习惯而被固定保留，对社会工作者而言有一定的稳定性，通过反思和观察，这种稳定性的动作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经验被社会工作者意会到并进行归纳和提炼。

身体知识最直接最真实地显现了实践者的认知和行动，借助身体“对话”，可以更好地理解实践者及实践者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推进我们更好的进行身体知识的沟通。

（四） 概念知识

由思想所产生的概念或命题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构成来源之一。概念是人类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而形成的表达。列宁曾指出，“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概念表达了事物的本质，是人类思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筑单位。概念在实践中形成，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种富有策略性的假设考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因而带有明显的智慧色彩，表现出人的主动性。”

社会工作者作为主体的人，社会工作者也同时具备反思性和概括性特征。恰恰是通过社会工作者主动性的发挥，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反思与假设验证，以实践过程中的服务对象、服务情境、案主问题等的具体案例为原型，社会工作者抽取该群体、该事件的特征，同时也逐渐抽取其他群体、其他事件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共同的，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形成了对同类事物共同的、一般特性的反应，形成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概念。

比如，在实践中，在不断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形成了“契机”的概念，提出“契机”是重要的服务策略。以“契机”撬动服务对象改变，而契机与情境联系在一起，常源于亲人过世，孩子出生，突发紧急事件（社会救人事迹）等等。每个服务对象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可转化利用的“契机”，找到契机，事半功倍，敏感把握契机，以引导案主的服务走向有效。恰如社会工作者所言：“服务对象真正出现变化，往往会以某个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为契机，社会工作者抓住这样的契机，往往能使服务工作柳暗花明，服务对象会产生对你的认同和信任，整个工作都会一下子顺利起来。”“概念是抽象的，但它又和人们的感性经验密切联系着。”社会工作者的“契机”概念源于实践中的原型或最佳实例，具有同类实例中更多的共同属性。但由于源头的差异及社会工作者已有知识结构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工作者在不同时间形成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层次性。例如社会工作者在某次印象深刻的实践后提出要给小组成员以“盼头”，这是一个日常的初级概念，而在后续的服务中，其逐渐概括为这是一种“希望感”，是其在小组活动中一直在实践的技巧。总之，概念是社会工作者后续服务开展的智慧基础，是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服务策略的一种特征概括。

社会工作者的概念知识作为一种抽象知识，体现出如下特点：1. 概括性。能概括实践服务的本质和规律，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可以成为命题和理论的基础。2. 层次性。概念包括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不同层次概念的形成和表达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会不同。抽象能力较高的社会工作者在反思时不仅会概念生成，也会有命题输出可能。3. 复杂性。社会工作者的概念知识源于实践，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概念的多样性。如有的概念形成基于线索；有的概念形成基于规则；有的概念是初级概念，有的概念是科学概念；有的概念是零碎片面的，而有的概念已蕴含在命题中。

“概念不是既定的事实或者教条，而是需要运用在经验研究中可以用来解释和阐明一些相关性和适用性的关键问题。同时，概念不仅仅是术语，而是具体的能够提供给我们对于事物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换言之，概念进而成为实践探索的工具，在这种探索中建构理论”。社会工作者实践中所凝练形成的概念提供了我们认识实践的工具、检验实践的标准，提供了我们链接实践和理论的桥梁，成为我们建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基石。

 三   基于实践的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发展

一直以来，在社会工作领域内，社会工作的实践特征被技术理性引导，实践只不过是运用理论知识的具体过程，实践中的问题更是理论知识运用的受体，是接受理论知识之“解剖刀”进行破解、消除、解决的对象。而事实上，“实践”不仅仅是运用现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在行动中认知、在行动中反思、对行动做反思。谢泼德提出两个重要概念“实践有效性”、“过程知识”，强调知识的生产路径与评定标准应转移到实践，泰勒主张将从业者的实践经验纳入知识生产领域，建构自下而上的知识与理论建构路径；特里维西克将实践性知识与理论知识以及事实知识并列组成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总之，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在运用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创生着知识，从而使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呈现出多样态的知识的共存。

我国社会工作主体不断发展为社会工作知识创生提供了巨大空间，生生不息的社会工作知识将以更多的丰富样态呈现在我国的实践场域中，展示出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的特色。（1）体现出知识生产主体的实践智慧。知识的多样态的存在是我国社会工作者智慧的显现。社会工作者在一线中使用知识，创生知识，这些知识有我们课本知识的迁移，但更主要是社会工作者为了应对复杂的情境而生发出来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智慧结晶。（2）体现出我国文化的继承性。在实践场域中多样态的社会工作知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基因使然。如在各种叙事知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情”“信”等文化特质的存在与作用。（3）体现我国社会工作知识的时代性。实践场域决定了社会工作面对的问题由中国当前特定的发展国情、阶段所决定，且求助群体的集体心态、个体所求也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接地气”的方式去解决。

内涵中国文化基因，根生中国实践场域，我国一线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的存在多样态知识，将成为形塑和构成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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