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读《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有感
读《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有感
文/李彦莹
我在这块土地上创立“法”与“公正”，在这时光里我使人们幸福。
——题记
波斯纳曾言：“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是的，法律并非最终结果的良景。一旦我们运用偏颇失当，将引起洪灾，冲垮的不仅是希望更是对人类德性的泯灭与失调。每一个法律人都应掌好正义的舵把，把握好方向的罗盘，不失控，尽掌控，才能行之愈远，构建起最终的理性王国。
一、以结果为导向，谋求最大福祉
Q1
联想1：是个体的满足还是集体的富足？生命的价值是可以被量化的吗？
A1
边沁认为，人类都是渴望追逐快乐而避免痛苦的自然物，那么谋求人类的最大福祉，即追求幸福最大化的目的，便是法律所应该坚持且葆有的原则性所在。这种逐利化的朴素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结果导向论，一切以结果为导向来评判事物标准的好坏，不问过程的实质，只关注最终结果的构成，在大多数实务运用中是合理且高效的。但在某种具体的实际情况下，功利观也会失灵且驶向人类的偏见。它只着眼于共同体的最大利，势必会忽视掉最小个体的实际利。就好比电车难题中，既定轨道上命定将死之人，因为你的一念之差，调转轨道，撞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而这五人因为你打的“如意算盘”，最终免于受难。也许在你的眼里用一人的生命换五条生命所做出的利益选择，能让生命伤害所造成的威胁最小化，毕竟这一个孩子的家庭受挫远比五个家庭受挫所带来的痛苦来得小。此刻，你仿佛不再是命运的裁判者，而是利益的生意人。你好似上帝，将一条条生命放在天平秤杠上进行衡量，究竟孰轻孰重。可是，生命真的有数量之分吗？人的生命是可以用数字随意进行等量代换的吗？换一个更加切实的例子，现在有一个残障人士，用他的器官能救五个耶鲁学子，你会选择追求最大价值利，而选择杀掉这个残障者吗,我想我们都不会做出这样疯狂且反常规的举措。因为在人类的本质直觉中，任何人都无权仅凭自己的选择判断去随意裁决一个人的生死，当你仅将生命进行数字的加减运算，那你也势必会忽视于生命本身而言所具有的独立尊严与价值，因为此刻的你将人当作纯粹利益实现的手段，而非目的，而人也在你的判断选择中物化，变成市场上价值交换的商品，所以量来量去？究竟是谁的价值衡量大，谁的价值裁决小？公正的实现，并不仅是世俗功利主义者眼中价值的孰大孰小，更不是价值的天平衡量。公正本就应该本着慈善而柔和的目光，去用心打量这世间的每一个个体，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平等而独立的个体，每个独立自由人所具有的生命价值都神圣不容亵渎，高尚不可侵犯。
二、独立之独立，生命之自由
Q2
联想2：代孕到底是代孕者裁决自我生命的自由，还是富人将人工具化的利用？究竟是自主选择的权利，还是人类尊严的磨灭？
A2
按照自由主义至上的观点，任何人都有裁决自己身体的自由，他有权选择他身体器官的去向，也有权选择是否成为性工具者；他有权决定同性结婚，也有权抉择自己生命的来去，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价值生命体，他的身体是自我生命的独有财产，他有权进行一切独属于他的自由分配与利用。但是当我们将问题定位于为他人代孕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会发现双方好似都是基于自愿同意且互利所拟定的合同，但是此自愿非彼自愿，据罗尔斯所讨论完美的契约中谈及，双方的同意并非完备条件，且最终所达成的结果并非对二者都有利可图，其一是基于代孕者对自己身份角色认定不清的背景衡量，二者并不是站在同等的知识背景中进行判断，其二是互利并非双方利益的平衡，富裕者用自己的金钱财富躲过他们理应承担的责任，也许是身为父母，又也许是冒着战场中危险的一搏，将公民的责任转化为商品，这究竟支配的是公民的理想，还是责任的逃避？而对于代孕者而言又是否是在真正意义上做到自由意志的抉择，是否是基于经济压力的束缚而不得已的行为，又是否是基于对自己母亲角色的定位不足而做出的选择。而她是否又沦为了一个生育的工具而非纯粹的目的，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为他人代孕的行为而言，人沦为商品价值的交换品，已然被物化，人是工具的使用，而非纯粹理性的尊重。贬低人的价值的同时，不仅是对一个人的侮辱，也是对一类人的亵渎。而女性从来就不应该被认为是生育的机器，在这一视角下，康德所认为的纯粹理性的人的价值尊重也随之殆尽。而真正的法律与公正理应是将人当作最纯粹的目的而非手段去实现，我们本就应该将人当作最高的价值目的，誓死捍卫与保护作为人所不能被侵犯的权利。
三、理性兼温度，德行之引领
Q3
联想3:富勒说过：“人类受制于法律，而法律受制于情理。”法律是否应该中立于价值所存在?究其而言，人类的感性是不平稳的，那么是否在相对意义上，价值的中立是否更能达到结果的理性化与最大程度公正化？
A3
人类情感的限度无法把控，感性的结果无法选择，在这一失衡的状态下，我们又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做到温度中不失调，情感中有所平衡，而不干涉真正司法程序的推进。人类所推行的法律其实质也有德性的指引，其暗含着人们心中对于良序的期待，法律对推进人们德性的形成与完善有着规范与引领作用，法中缺了温度便会变得刻板，但是过多温度便会失掉了理性，有损最后公正的判决。不管是邓玉娇一案，还是李昌奎一案，究其而言，都是由于人们的不理智过激表达而使司法滞后。人类的良善虽无可苛责，可感性限度如果没有把握好，那么必将是会堕入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魔咒:“往往是人们善良的愿景，将人们堕入一个人间地狱。”而真正的司法公正是在目的上的正义，程序上的严谨。公正之法本就是那个既有温度，也有理性的平衡体。而对于价值中立的问题，例如一些情法两难的道德困境，也需引入一定的价值情感进行平衡，以至于让我们的法律更好的让民众认同与推进，且法律的实质性目的也是为了推进最终良善道德秩序的形成。我们无法摆脱道德而独立司法，也无法摆脱司法而独立行为道德，司法是对道德的规范，而道德也是在对司法的平衡。我们通过康德的道德观，摆脱他律，才能更好的成就一个真正的司法公正体系，以构建一个更好的理性王国。
结语
“人民的愉悦是至高无个的法。”法律的目的究其根本还是谋求最大福祉，但请记住，法律不仅是多数人的正义，更是一般人的保护。我们所捍卫的不只是抽象概念化的群体，而是实际具体的每个人。我们无法做到随意抱团取暖，就可凌驾于一个人所独有的尊严与价值。真正的公正，它会打量这世间的每个人，兼以理性与温度。而我们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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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喻子淇
责编：李欣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