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戴着标志性墨镜的导演，见面一定会打架！！！

2016-03-02 唐棣青年电影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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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塔尔《都灵之马》

音乐、声音之于电影的意义

文 | 唐棣

“电影的主角不只有演员。观众为演员鼓掌时，也请为那些声音鼓掌。”的确在他的电影中，演员和声音的地位几乎平等。他重视和自己合作的音乐家，声称没有那个人，电影就不会拍。这个导演就是“20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贝拉·塔尔。于是，一部《都灵之马》把很多平静之夜都灌满了风声。

因此，我对他的电影声音记忆格外清晰。后来发现例子很多，希区柯克也把电影比作交响乐，从导演角度，他认为特写镜头像交响乐的低音——“你要在它出现之前就控制住它。”

——那么，我就想说说音乐与电影的音乐。

对于一部现代电影，什么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对于我，对生活的准确模仿不是重要的，因为“生活就是一部糟糕的电影。”戈达尔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他标志性的墨镜，目视台下。然后，记者们愣住了。他的《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在伦敦首映时，制片人非要自作主张让电影里的音乐演奏完了，电影定格在最后一个经过变色处理的镜头上。而戈达尔觉得音乐不能演奏完，电影就应该结束了。他一边愤怒地说着“这是要跟他前面滚石乐队录音室部分制造的疏离感”，一边在众目睽睽下打了制片人。记者们又愣住了。

法国导演戈达尔

这都是关于音乐的不同价值观相遇的故事。

有几次，不识字的母亲问我“价值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因为老有人在电视上说。我解释说，就是你认为一个东西要用，而对方觉得不用，这就是价值观不同。我跟不识字的母亲解释不了主观的事，而阅读和看电影时，我们更多依赖的就是主观。

例子是我喜欢《罗生门》《乱》这一系列的日本电影，但我不喜欢大师黑泽明这个人。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日本人，在我狭隘的民族观念上，他太固执，太完美主义，并且好大喜功、坏脾气——这都是我在一些传记里看到的。

《罗生门》黑泽明

对他的记忆还是从他电影中来，我更不喜欢夸张的音乐表现，而他喜好铺排很大的那种声乐——据说他听着音乐写剧本。写《红胡子》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写《乱》是日本音乐家武满彻的《十一月的阶梯》等。还有，就是有的别的书里会写到每个跟他合作的音乐家都对他没什么好话。音乐家佐藤胜和武满彻的结局差不多，不能说凄惨，只是说不悦。当然，这也可以被喜欢黑泽明的人解释成大师对音乐要求极高。

这样，我就理解了他会认为和电影导演最像的职业是乐队指挥。“我需要这个音强一些，再强一些……”（《等云到》里有类似的描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带着标志性的墨镜。

日本导演黑泽明

偶然间，看到过编剧芦苇对黑泽明大加赞美后，话锋一转，认为《七武士》有遗憾，原话是“黑泽明当时没有意识到民族本土音乐的魅力。”也就是说，一个“指挥家”的代表作被后世人惋惜的点竟然在音乐。并不是说芦苇说的就对，但我觉得西洋音乐，的确不如后来《乱》里面民族音乐大气而神秘。

《乱》黑泽明

同样在东方，我更爱伊朗导演他就是我心中的民间诗人。记得他说过“电影像诗歌一样，拥有诗歌般复杂的特质，也有诗歌般巨大的潜力，有棱镜一样的功能。”他是比较底层的，在乎文学的流传，深得我心。

——对于音乐部分，他和黑泽明是两种看法。

伊朗导演阿巴斯

阿巴斯所有电影都没有背景音乐。2005年5月在伊斯坦布尔电影节上，记者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音乐本身已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了。以至于，不敢尝试在电影中与音乐进行抗争。“因为使用背景音乐需要大量的情感储备，而我不想给我的观众设置这样一种审美负担。”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样带着标志性的墨镜。

阿巴斯在翻阅我们的《青年电影手册》第六辑

就是说，三个戴着标志性墨镜的导演对音乐的看法，丝毫没有影响影迷们对他们的电影的喜爱与厌恶。我只是觉得，电影衍生出来的故事有意思，于是记录于此。还想说，“不同”造成了“异色”，我们才能分辨自己喜欢的，剩下的大概就是观看了。

唐棣，河北唐山人。2003年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专注于小说创作，累计发表近百万字。同时为《南方周末》《外滩画报》《新知》及《天涯》等报刊撰写文化性随笔。2008年起兼做电影编导，2014年，斩获“新星星艺术节”年度实验大奖。主要作品有随笔集《只要想起那些后悔的事》、电影长片《满洲里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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