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波 | 1921年的鲁迅与日本作家
鲁迅
引言
1921年新年初始，鲁迅创作了小说《故乡》；年末，小说《阿Q正传》开始连载。1921年鲁迅的工作重心在翻译。他翻译了若干篇日本现代小说（1923年以单行本《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并从德文转译了俄国、芬兰、保加利亚等国的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体现出对于作品与时代的深刻理解，并在文学创作中对相关意象和主题进行鲁迅式的回应与阐释。本文选取鲁迅所翻译的两位日本作家的作品，阐明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鲁迅在翻译和创作中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以及创作中与日本作家的共鸣和回响。
鲁迅与森鸥外
1921年4月21日至24日，鲁迅翻译的《沉默之塔》发表于《晨报副刊》。《沉默之塔》（「沈黙の塔」）是日本文豪森鸥外的作品，发表于1910年11月《三田文学》，1911年10月，作为序言刊载于生田长江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首。鲁迅与森鸥外在经历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学医出身；都通汉文、日文、德文；都热心于翻译与文学创作，有过作品被禁止出版的遭遇；都有在政府机构任职的经历等。
森鸥外
森鸥外的作品诞生于日本大逆事件期间。1910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计划暗杀天皇，计划败露后以大逆罪被起诉，共24人被判处死刑；次年1月，幸德秋水、宫下太吉等12人被执行死刑。幸德秋水是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这一译本也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所依据的主要底本（同时参照了英译本）。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于日俄战争之后，明治政府采取了压制的态度，禁止社会主义报刊的出版，禁止结社等。1909年5月，幸德秋水等人创刊的《自由思想》遭禁，社会主义者无法进行合法的活动，便计划暴力抵抗，暗杀天皇。计划败露后，相关人员24人被依据刑法第73条大逆罪起诉。1910年11月1日，初审判决书递交大法院。次年1月，幸德秋水、宫下太吉等12人被处决。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正发表于预审判决之后。
1910年9月16日至10月1日，《东京朝日新闻》连载《危险的洋书》。对于当时流行的书籍、作家进行批判。连载的第一篇标题是《危险的洋书（1） 所谓新思想新文艺的病源》，最后一篇即第十四篇的标题是《危险的洋书 幸德一派爱读的书》。作者匿名，对于新思想、新文艺极尽谩骂之能事。其中第五篇是《危险的洋书（5）春情发动之小说及其介绍者》，痛骂将德国剧作家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1864—1918）的《春之觉醒》译介到日本的森鸥外。文中如此写道：“我国陆军军医总监、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昴》派文士之头领、森鸥外先生是日本最早介绍魏德金之人。此位鸥外先生去年在《昴》上发表青年的性欲发展史遭到禁止出版，而博士的夫人仍频繁发表关于妇人生殖器之新作。”可见，森鸥外的文学与翻译也被当局视为“危险”之物。
森鸥外写作《沉默之塔》，目的在于讽喻日本政府对于西方思潮的压制。作品中出现“危险的书籍”“危险的洋书”等词语，共计14处。文章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以“高的塔耸在黄昏的天空里。”（鲁迅译）开头，描写海边有一座灰色的塔，看见有人搬运东西进去；主人公问看报纸的长腿男子，有什么新闻；根据报纸的报道，“派希族”的少壮派阅读西洋书籍，提倡新思潮，扰乱了安宁的秩序，败坏了风俗；报纸上逐一列举了“危险的洋书”的名称；政府以“危险的洋书”为由迫害反叛者。文章以“马刺巴冈的沉默之塔的上头，乌鸦的唱工在酣畅哩”结束。文中列举了约20名西方思想家、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包括圣西蒙、马克思、巴枯宁、克鲁巴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莫泊桑、梅特林克、易卜生、萧伯纳、魏德金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方思想。
1920年8月，鲁迅翻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发表于当年9月的《新潮》（第二卷第五期）。鲁迅有可能在翻译时看过生田长江的日译本，从而接触到森鸥外的《沉默之塔》。1月3日，鲁迅收到胡适的来信。这封信是胡适写给陈独秀，后交给鲁迅等人传阅并征求意见。胡适认为《新青年》杂志“色彩过于鲜明”，主张“不谈政治”。鲁迅在回信中明确答复：“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201003 致胡适）。众所周知，《新青年》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胡适主张“不谈政治”，体现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而鲁迅回复“以为不必”，表明了他对于新思想的拥护。1920年8月，陈望道从日文转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鲁迅翻译《沉默之塔》之后不久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不妨说，鲁迅在1921年翻译《沉默之塔》，体现了他对于当时被视为过激思想的社会主义的关注，契合了时代的新发展。
从鲁迅的创作与《沉默之塔》也存在诸多共鸣之处。首先，“沉默”是鲁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纪念刘和珍君》1926年）反映出鲁迅对于因压迫而“沉默”的辩证思考。1934年，鲁迅的多部作品被禁，文章也难以刊载。鲁迅因此写了一首七绝，其中的末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恰如其分地体现出鲁迅不甘于沉默的态度。
《沉默之塔》通过“沉默”“黑暗”“死亡”等一系列意象，建构近代日本新思想受到压制的现实。鲁迅则借助“呐喊”“火”“新生”等意象，显示出摧毁“沉默”与旧秩序的可能。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创作了著名的意象“铁屋子”。“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呐喊·自序》1923年）不妨说，鲁迅将“沉默之塔”的意象置换成“铁屋子”，保留了“禁锢”“死亡”等信息，进而提示了打破“沉默”、摧毁“铁屋子”（或者说“沉默之塔”）的可能性。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鲁迅翻译的另一个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3月30日抵达上海。在经历了三周的住院之后，于4月下旬拜访了李人杰，即李汉俊。李人杰（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根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东京大学就学证书影印件，学籍姓名就是“李人杰”。李汉俊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期间，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组建上海共产党。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芥川访问李汉俊时，正值李汉俊、陈独秀等人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文中描述的地点即为现今的中共一大会址。
芥川龙之介
李汉俊东京大学学籍证书
芥川笔记本上李人杰的名字
在文章开头，芥川写道：“就信仰而言，乃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之代表人物。”（笔者译，下同）芥川对于李汉俊的描写十分传神。“数分钟后，李人杰氏进屋。其人为身材并不高大之青年，头发略长，瘦长脸，气色不甚佳。目光透露才气。小手。态度颇真挚。真挚之同时，又令人感觉其神经敏锐。瞬间印象不坏。恰如接触到虽细却坚韧之钟表发条。我们隔桌对坐。他身穿灰色大褂儿。”
李汉俊从楼上下来，这与现今中共一大会址建筑的格局相符。未见其人、先见其足的描写很有《世说新语》的妙趣。芥川记录了李汉俊对于时事的点评，从中不难发现李汉俊推动“社会革命”的抱负，以及通过政治宣传启发民智的雄心。1920年，陈独秀、李汉俊主持的《星期评论》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由戴季陶提供日译本，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提供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译稿完成后，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于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在芥川中国旅行期间，鲁迅翻译了芥川的两篇短篇名作。1921年5月11日至13日，《鼻子》发表于《晨报副刊》；6月14日至17日，《罗生门》发表于《晨报副刊》。《顺天时报》1921年6月14日第7版刊载了一则题为《日前到京之芥川氏》的简短启事。介绍芥川“于日前到京，拟游览名胜古迹后，于本月底离京归国云。”鲁迅翻译的《罗生门》在芥川抵达北京后开始连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鲁迅独特的欢迎方式。
《顺天时报》1921年6月14日
芥川在北京见了胡适、辜鸿铭，没有与鲁迅见面。归国之后，他在随笔《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1921年）中写道：“周作人氏因病在西山静养，最终没能见到。”可见，他想见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而在《日本小说的中译》（1925年）里，芥川高度评价了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我的作品翻译来看，译得相当准确。而且地名、官名、道具名称等等，都妥当地加了注解。”从文章中的表述来看，芥川在北京想见周作人，极可能是因为误以为周作人是自己作品的译者。“其中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五人为鲁迅君翻译 ，其余皆为周作人君翻译，标注胡适校。”周作人撰写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序言中，存在一处错误。“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余是我所译的。”文中列举的日本作家分别是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总共应为六人，而非五人。芥川有可能依据人数进行判断，把自己作品的翻译归在了周作人名下。
与翻译《沉默之塔》一样，鲁迅之所以翻译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其选择的标准并非作品著名与否。例如，鲁迅翻译芥川，没有先翻译其极富盛名的《罗生门》，而是先选择了《鼻子》。《鼻子》讲述一个地位甚高的老和尚，因为长了异于常人的长鼻子，始终为之苦恼。弟子从来自震旦（中国）的僧侣处得到偏方，热水浸泡鼻子后用脚踩，夹出鼻子的油脂粒，使老和尚的鼻子变短了。然而周围的人习惯了老和尚的长鼻子，见到变短的鼻子却更觉得可笑。这又一次伤害了老和尚的自尊心。一天晚上他觉得鼻子有些异样，第二天早晨发现鼻子又恢复了原来的长度。老和尚如释重负，“既这样，一定再没有人笑了。”（鲁迅译）
1920年10月10日，鲁迅发表了小说《头发的故事》。作品以双十节为背景，借N先生之口，讲述中国人因头发而吃的苦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然后，N先生讲述了自己留学时剪去辫子，回到中国不得已装上假辫子，反而更受瞩目，索性废了假辫子，又被骂作假洋鬼子。“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辫子的去留是改造身体的行为，也是如实反映旁观者视线的镜子。从《头发的故事》的创作到《鼻子》的翻译，存在这样一条潜在的逻辑脉络：鲁迅从自身以及同时代中国人的经历出发，发现《鼻子》中存在视觉性、身体改造的主题，因而产生了共鸣。
鲁迅翻译《鼻子》的年末，12月4日，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至次年2月2日。《阿Q正传》延续了《头发的故事》中关于辫子的叙事，并塑造了阿Q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英文中有“Queue”一词，发音与“Q”相同，意为“辫子”。在小说的第二章《优胜记略》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鼻子》开篇就写了老和尚异于常人的长鼻子。“一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没一个不知道的。”长鼻子与癞疮疤，都是身体的缺陷。从老和尚从“医士”处得到缩短长鼻子的方法来看，长鼻子与癞疮疤也都属于“疾病”。
五十多岁的内供是从还做沙弥的往昔以来，一直到升了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心底里始终苦着这鼻子。这也不单因为自己是应该一心渴仰着将来的净土的和尚，于鼻子的烦恼，不很相宜；其实倒在不愿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内供在平时的谈话里，也最怕说出鼻子这一句话来。 （鲁迅译《鼻子》）
通过划线部分的对比不难发现，不仅长鼻子与癞疮疤因为缺陷而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两位主人公忌讳听到于此相关的词语，也显示出相同的心理反应。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芥川写道，“内供之所以为苦者，其实却在乎因这鼻子而伤了自尊心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尊心”这个词。芥川的《鼻子》改写自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卷二十八第二十篇《池尾禅珍内供之鼻》及《宇治拾遗物语》卷二《长鼻僧之事》。然而，“自尊心”是近代译介到东亚的心理学术语。同样，在鲁迅笔下，“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后略）”两位作家从主人公的“身体”切入，进而挖掘其“心理”的问题。《阿Q正传》中“辫子”的长短变化与《头发的故事》《藤野先生》（1926年）、《病后杂谈之余》（1935年）诸篇中的记述大致相近，不再赘述。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写到，自己除去假辫子后走在街上时，“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这么受苦，（后略）”在鲁迅看来，辫子与鼻子同属被观看的对象。
最后讲一个小插曲：芥川在北京时拜访了名人辜鸿铭。辛亥革命之后，辜鸿铭独立特行地继续留着长辫子。芥川在游记中这样写道：“他见我穿了中式长衫，评价道：‘不穿洋服令人佩服。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辫子。’”因为没有辫子而成为被观看、被评价的对象，是芥川始料未及的。不知芥川在那时，有没有想到自己在《鼻子》中所提示的视觉性问题。
结语
在一百年前的1921年，鲁迅先生翻译了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并创作了《故乡》《阿Q正传》。在“大逆事件”审判期间，森鸥外发表了短篇小说《沉默之塔》，以隐晦的笔触揭示新思潮被政府视为危险思想，受到压制的现实。鲁迅翻译《沉默之塔》时，时代背景颇为相似。从鲁迅的创作来看，“沉默”“铁屋子”等意象与“沉默之塔”形成了一种共鸣关系，并提示出打破沉默、摧毁铁屋子的希望。
1921年，芥川龙之介经历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之旅，体验到与典籍中迥异的现代中国，并访问了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等“老人”、李汉俊、胡适等“新人”。在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间里，他与李汉俊用日语交流对于中国时局的看法。在芥川的中国旅行期间，鲁迅翻译了芥川的短篇小说《鼻子》《罗生门》。在先于《鼻子》的翻译而发表的《头发的故事》、1921年12月开始连载的《阿Q正传》中，鲁迅提示出身体如何被观看、身体如何被改造的问题，通过近代中国人的身体改造的体验，以普遍性的隐喻，升华了芥川所揭示的被观看的身体的主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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