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 1862年的海归学人圈与西医东渐

同治元年（1862），海上文化名人王韬（1828—1897）遭遇惊心动魄的中年变故。王韬是否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因此招徕清廷通缉，史家各有论述。但王韬是年设法逃脱，流亡海外，此事确凿。其日记《悔余漫录》，不但提供了逃亡细节，还提示了观察近代科学与医学入华社会场景的新视角，近距离感受同治中兴掀起的启蒙西风。

日记作于“同治纪元岁次壬戌”，4月20日落笔，起初仅寥寥数行。“抵沪。得见慕君维廉，即往黄春甫家暂住”。空缺5天后又记，“至麦领事署。从此闭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再次续篇，要到盛夏时节了。可见政治避难之难受。从老家长洲甫里，即如今昆山甪直，潜入上海后，王韬一直惊魂不定，哪有情致下笔如注？所幸以往10多年来围绕着墨海书馆结交的新朋旧友，一路竭力襄助。

王韬逃难期间，第一时间提供救助的，有异邦友人慕维廉与麦华陀。时任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1822—1885）的父亲麦都斯（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与英国人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都是墨海书馆创始人。墨海书馆注重推介西学，也印制不少实用医书，如《全体新论》《博物新编》《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王韬在紧要关头获得帮助，与其十多年来与墨海诸友的情谊密不可分。

痘师黄春甫（Wong Chun-Foo，1833—1911）是王韬至交，危急时刻不惧株连，私藏重犯。现代文化史或西医东渐史上，黄春甫算不得正牌医生，只不过在其供职的仁济医院学得一技之长。这位沪上时髦青年不乏先锋特质，王韬文字足以佐证两者私交密切。“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至虹口裨治文室，往观其合卺。西人来者甚众。裨妇鼓琴讴歌，抑扬有节。小异亦在。其法：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殊为简略”（《蘅华馆日记》1859年3月28日）。上述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见沪上西式婚礼最早的文字见证之一了。

两位年轻人好奇心不断，热衷于尝试各种新玩意儿，比如银法摄影。“时，春甫学《照影法》，已约略得其半矣。试照余像，模糊不可辨，衣褶眉目即未了了，想由未入门之故”（ 《蘅华馆日记》1860年4月29日）。重要的是，王韬以其影响力不小的文笔，隆重推介黄春甫负责的接种牛痘、预防天花项目。从1805年开始，广州地区率先引进推广免疫接种新技术，预防烈性传染病传播。数年后，痘师邱熺（浩川）出版名著《引痘略》。但是，限于19世纪初信息传播缓慢，这项当年世上最有效的疫病防控医疗服务，从岭南惠及华东，阻碍重重，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

王韬在《蘅华馆日记》中记录了沪上初遇牛痘种植时的境况。起先，觉得“牛痘之法，固不足信”。黄春甫耐心解释：“以人痘浆种者后必再出，用牛痘浆者必无妨害。近年中国渐行此法，虽祁寒盛暑多可种，但浆不可过十日，过十日则力薄不效。” 黄春甫的种痘手法极为娴熟，“用最薄、犀利小刀割开前臂外皮，将痘浆点入，须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后，即于所割出起泡发浆，并不延及他处。经数日即结痂脱落。小儿并无所苦，嬉笑如常。并不避风忌口，真良法也”。黄春甫的医技入门师傅、上海仁济医院创始人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医学博士，在1861年出版的《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中，也记载了黄春甫的手法：“我的手下有一个至今依然服务在上海医院的年轻人，他学习了很多内外科知识。我离开后，黄医生接管医院，依然能胜任各项工作。在这里，他学习了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手术技术，他能非常出色漂亮地完成各种小手术，并且能对于各种常见病进行处方治疗。”

黄春甫新婚燕尔之际，比他小一岁的沪上青年吴虹玉（1834—1919）已游学美国数年。从13岁起，吴虹玉求学于美国人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创建的西式学堂。新校舍坐落在虹口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交界处，属于美租界中心地带的浦江码头片区。往南一里许，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的三角滩上，几百年来矗立着作为军事要塞的“芦堡”，数年前为租界所用，避难中的王韬只需设法摆渡对岸，即可登上洋轮逃出。

吴虹玉在西式学堂中启蒙七年，英文流利，想去美国看看。1854年，美军萨斯奎哈纳号（Susquehanna）舰艇访沪，舰长居然满足了吴虹玉的夙愿，允许他穿上水兵服，以随舰军医侍从的名义出发。将近一年的海上行程，让编外军士吴虹玉迅速领悟医疗技术，也深得军医喜爱。军舰抵达费城军港后，他把吴虹玉带回家乡。吴虹玉旅美九年，熟悉多种行业技艺，甚至参与了南北交战，并成为最早加入美国籍的华人之一。1864年，王韬离沪出境刚刚两年，吴虹玉已经完成历经磨练，具备了相当开阔的现代视野和工作经验，成为一名“海归”。

1867年，上海虹口，吴虹玉从100美元开始，在此筹建同仁医馆。1880年，又向本地华商募捐银洋上万，正式扩建同仁医院。他聘请老校长文惠廉的长子、医学博士文恒理（Henry W. Boone 1839—1925）出任医院院长，全面升级硬件设施和专业人才。同仁医院里所设立的医学院，其医学临床与教学板块在中国医学史上创造诸多第一。大学本部新建的格致楼落成，校方打破禁忌，率先设置人体解剖教学基地，此外还创办与美国宾州大学的联合培养计划，将最优秀的毕业生送往费城深造，并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04年，同仁医院原址上落成了沪上最豪华的医用大楼，此时，其医疗实绩也已超越了老资格的仁济医院与公济医院。

1887年，吴虹玉曾在《博医会报》创刊号上以《行医可辅传道说》为题，点明其行医心路：“适闻中国各省之西医士创设四季医学新报一节，得悉之下欣慰良深。夫西医之技术精良，固近年来共见共闻矣，虽前则少见多怪，知西医之妙者仅在有识之士，现通商已久，凡我华民皆知其治法奥妙，有超出寻常，令人不可思议者，而于外科为尤甚。是以人之信从，较前益众。试观前数年李传相特慨捐廉臬，创立西医院于天津，以利济群伦，此其明证也，因忆1867年时虹口地方始立同仁医院，仆躬襄其事， 20年来颇深阅历，穷见西国诸名医之治法，虽微有不同而殊途同归，无不各极精妙。今创医学新报，凡有关乎医药者一一详载报中，某药可治某病，某病必需某药，某病由某医用何法以施治，某医新识某药且某医得新法以治病，阅者互相参观，大可增长识力，虽一人之识力有限，而细绎报中微旨不难融会而贯通也。此一举也，其俾益岂浅鲜哉?”

让我们重新回1862年。另一位虹口本地青年颜永京（1839—1898）刚从俄亥俄州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学成返沪，成为上海地区最早拥有西洋高等学历的才俊。他先后参与创建武昌文华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和上海圣约翰书院 (Saint John’s College)。这两家教育机构日后积极参与西医东渐的进程，延伸出医学教学与服务机构。颜永京致力于翻译中国首部心理学专著，兼职讲授生理与心理课程，潜心钻研时兴的生物进化学说，不失时机地向学生传播新知识。

颜永京主持上海圣约翰书院日常事务期间，恰逢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计划“留美幼童”计划半途而废。清政府罔顾该团成员旅美近10年，约60位同学业已升入全美各大学的现实，下令所有成员立即回国。作为旅美留学前辈，颜永京珍惜归国人才。据其子颜惠庆自传记载：“书院里还有些留美的中国人担任英语教师，他们是容闳博士带领的120名赴美留学幼童，1880年代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圣约翰书院的教职（每月薪金约30两），直到他们在宦场或商界找到较优厚的位置，方才离去。”

1862年盛夏，深藏英国领事馆的王韬，终于重获自由。“麦君高温来，述麦领事盛意，令余即刻前往香港。”（《悔余漫录》8月11日）事属敏感，领事直接出面不妥，故由刚来沪的英国人麦高温（John Macgowan 1835—1922）传递信息。

“申刻，抵香港。即雇夫携行李至中环英华书院，见理雅各先生。”（《悔余漫录》8月18日）日子立即忙碌起来。20日日记记载，除了拟定向理雅各复述赴港缘由的文字，还与数年前相识于仁济医院的八十老翁屈烟山重逢，后者跟随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出书办刊，是业界前辈。这段日子里，王韬最重要的收获是与理雅各建立了工作关系。此后余生，二人致力于将四书五经译介到西方。为此，王韬还亲自传经送宝到英伦，称其为近代史上旅外访问学者第一人，可也。

“黄胜兄来访，能官白，曾于癸丑年至上海……黄君偕余至英华书院观活字版，规制略同墨海，惟以铜模浇字，殊捷便。”（《悔余漫录》8月21日）。黄胜为香港著名报人，时任英华书馆印务总管，未来两者将成为出版《循环日报》的合作伙伴。

黄胜求学时的同门有容闳、黄宽与唐廷枢。容闳后来进入耶鲁学习；黄宽远赴英格兰学医，成为广州地区的名医；唐廷枢逐步成为一代实业家以及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领头羊。1857年，黄宽在英国获得中国第一个现代医学学位的事迹，经常出现在黄胜主持的媒体上。黄宽除了从事临床医学，还曾加盟广州海关医务处的行政，参与博济医学堂的教学。经该学堂培训的孙逸仙同学，弃医后北上热血建言，途经上海时，晚年王韬曾指点其上书文案。

容闳晚年放弃改良初心，与孙中山殊途同归，热心于反封建革命事业。1862年，容闳曾探访南京太平天国大本营后，自觉旅美学来的改良政治，一时难以实现，决定先挣钱而后济天下。他经常在上海码头、安徽太平、江西九江等地从事茶叶买办与自营业务。

1884年，容闳推动了10年的清末“留美幼童”计划破产。其同龄人王韬倒是迎来知识救国契机，在外漂泊20余年后，清政府准允其回归故里。此时，恰逢沪上格致书院重新调整，作为书院唯一华董，社会影响力甚巨的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成功推荐王韬出任格致书院负责人。

书院工作重点落在科技博物展示、科技图书借阅和科技系列讲座诸个方向，特别是经常组织科技写作有奖竞赛，吸引全国俊杰。彼时，李鸿章、刘坤一、郑观应、盛宣怀、傅兰雅等也热衷出题参与。当然，王韬对医学相关题目一如既往地倾心，曾采纳刘坤一所问：“昔扁鹊为两人互易心，仲景穿胸纳赤饼，华佗刳股去积聚，在胃肠则湔洗之。今其法华人不得，惟西医颇用其法，而不尽得手，究竟中西医理孰长？”高规格的竞赛评委会吸引了全国各地学人竞相参与，历年获奖者共计86名，以江苏、浙江和广东籍选手最多。其中，广东大埔五品顶戴贡生杨毓辉居然连续获奖15次。而正途科甲榜上的邵慕尧、朱震甲、杨选青、张骏生和陈翼为5位举人，也不计较身份地位，与莘莘学子同台竞争，各获奖励一次。按照学者王尔敏的说法，“事实已充分反映出知识分子态度思想之真实转变”。的确，拥抱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晚清读书人绕不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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