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萍 陈前 | 周世逑先生：从“儒商世家”走出的中国行政学大家
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曾回忆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这位周世逑先生，正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一位开拓者和奠基人。
周世逑1913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他的家族是清末民初南浔“八牛”之一周家。世守儒风的周家，在多财善贾的同时非常重视子嗣的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才智之士。周世逑的祖父周庆云是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在诗词、古琴、金石收藏和社会慈善等方面亦多有成就。其他族人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如淡泊名利的民国政金两界耆宿周佩箴（原名周延绅）、辛亥革命元勋周柏年（原名周延龄）、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周子美（原名周延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回国投身民族纺织工业的周君梅（原名周延鼎）等等。
1932年9月，周世逑考入清华大学时，本来取的是化学系，后遵从父愿改习政治学系的市政管理。周世逑入学期间，正是清华政治学系的黄金时期。师资阵容强大，课程设计可谓中西合璧、古今汇通，有张奚若、浦薛凤的西洋政治思想研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钱端升的比较政制和行政研究，沈乃正的政党和比较政治研究，还有陈之迈的中国政府研究。时任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非常强调“为造就吾国应用人才起见，对于本国政治方面各学科及市政学，尤加注重”，这对周世逑后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影响深远。
1936年6月，周世逑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他决定自费赴美留学。彼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院（现肯尼迪政府学院）刚刚成立，由文理法商等学院教授集体讲授。周世逑认为“中国要工业化，少不了一套‘科学管理’”，于是成为中国最早攻习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生之一。
留美期间，功课重、时间少，但周世逑还是争取到了几次宝贵的实践机会。一次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推荐下，进入当时美国联邦文官管理委员会的职位分类司实习，获得了美国文官制度和分类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并接受委托提出研究报告。另一次是在1939年12月，周世逑利用提前读完博士学位的半年时间，先后到美国中、西、南部及加拿大等地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和实践经历成为周世逑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世逑曾经有三次在美发展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第一次是193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婉拒了导师留校任教的邀请。当时中国处在抗战阶段，曾经的老师钱端升正在参与筹建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邀请他回国任教。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周世逑坦言：“当时思想上有些舍不得哈佛，因为那里图书多，工作也比较安定。”但经过深思熟虑，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国，于1940年2月至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主讲公共行政学、工商管理学等课。第二次是1948年，当时已在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公司工作的周世逑面对物价飞涨的混乱局势与异常艰辛的生活，哈佛大学邀请他回去执教，但周世逑下定决心：“我们是炎黄子孙，要为新中国服务。熬了多少年头，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怎么能在关键时刻离开自己的祖国呢！”第三次是1983年，周世逑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去担任一年客座教授。当时正逢政治学系的五名教授联名辞职，校方表示希望他留在那里执教，他再次婉拒。
1954年7月，周世逑被调至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开始任企业管理教研室副教授、教授，后来担任管理工程系教授及纺织管理工程学科带头人。他创造性地将管理科学与纺织科学相结合，为推动我国纺织工程管理做出了卓越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以后，周世逑着眼国际公共管理发展趋势和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要求，提出“中国公共经营管理”的新理念，认为“过去那种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行政管理是片面的，也会使学科走入不重实际效益的歧途”，因此他首倡“在我国要把企业化注入行政管理中去，使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对行政管理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尽可能实行量化和测评”。这些宝贵思想无疑与他横跨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丰富学术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对推进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科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学迎来了恢复重建的曙光。1981年，周世逑撰写了《一门被忽视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一文，为行政管理学的恢复重建鼓与呼。
1982年，高教部委托复旦大学举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孙关宏和王邦佐特意上门邀请他主讲行政管理学课程。王邦佐回忆：“（当时）‘行政管理’第一次在复旦系统地讲授，就是在这个培训班，最有名的教授就是周世逑。”培训班学员、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记得：“周先生从3月3日开始讲授，几乎每天一次，前后共讲了八讲（9次），分别是：绪论、行政组织、系统方法、决策理论、决策模式、干部制度、网络技术、行政效率。”尤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周世逑反复强调这门学科政治性的一面，要求一定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并告诫青年学者“我们的行政学仍属初创阶段，还很不成型，甚至还没有超出引进的范围；因此，急需‘上一个台阶’；关键是要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的工作，目标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使它成为一门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的新的行政管理学。”这些开宗明义的总体要求，为后来的中国行政学研究明确了基本方向。在讲习班授课基础上，1984年，周世逑撰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行政学著作《行政管理》。
1985年8月，联合国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周世逑作为我国5名代表之一也参加了会议并作发言，阐述了中国文官制度的历史演变，并就中国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周世逑开始更多地关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行政管理改革的核心是模式问题。因为模式的恰当与否，对于行政体制、管理职能等，都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的形成，有它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某些理论观点为依据。”“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管理模式，必须总结经验，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气勃勃、活力充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他坚信：“行政体制（包括行政管理）的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分步走，行政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步走，先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这样比较稳当，对改革也有利。不要怕多用点时间，宁可时间拉长些，也不要乞求刮一阵风就万事大吉。”
晚年的周世逑更是奖掖后学、提携后进。刘熙瑞曾参与编写《中国行政管理学》一书，为此多次到周世逑家中请教。他回忆道，周世逑经常在讨论中讲学风与做人的问题，“他对某些人抄来抄去地写书，甚至拉几个人随便拼凑一本就指定为教材的现象颇有微辞，认为这样做不会有理论深度，也不会有大的突破，既浪费人力物力，还败坏学术风气，甚至造成谬种流传”；强调“要反对不深入、不研究、急于成名、只做‘文抄公’的现象。学术界能形成这种统一认识，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才庶几有成”；“特别是最后一个下午离别时，他谈到了身体很不好，下一步工作可能做不了更多，不由得哭了。”
* * *
周世逑先生已经去世24年，但他的学术思想仍然照耀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前进路程，他的学术精神则是留给青年一代行政学者的宝贵财富。
编辑：抠图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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