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四通 | 陈望道新文艺版《修辞学发凡》是如何问世的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在解放前出过九版，在解放后也一版再版，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数1954年在新文艺出版社的“上海第一版”，这一版可以说是《修辞学发凡》在新中国的出版社首次精彩亮相。王元化先生的通信记载了该版《修辞学发凡》问世之前的联络情况，从中可以窥见在那个特殊时期，诸位大师级文人之间特殊的默契、信任和经过战火淬炼的革命情谊。
《清园书简》所见新文艺版《修辞学发凡》问世前的交流
文 | 霍四通
2022年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出版90周年。《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对于推动白话文运动、促进符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的研究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修辞学发凡》在解放前出过九版，在解放后也一版再版，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数1954年在新文艺出版社的“上海第一版”，这一版可以说是《修辞学发凡》在新中国的出版社首次精彩亮相。王元化先生的通信记载了该版《修辞学发凡》问世之前的联络情况，从中可以窥见在那个特殊时期，诸位大师级文人之间特殊的默契、信任和经过战火淬炼的革命情谊。
《修辞学发凡》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封面
一、京沪通信
新文艺出版社是1951年开始筹备、1952年6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一家公私合营的专业性文艺出版社。王元化任总编辑、副社长。1953年初，王元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频繁通信，主要内容都是在联络《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事宜（《致楼适夷（十二通）》，载《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另载《王元化集》第9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2月9日的信为第一封：
王元化《清园书简》书影
我们先将这封信涉及的人物关系做个简单梳理。王元化收到了“效洵兄”即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先生的来信，根据信中语气，他是奉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社长之命，将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转给王元化，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元化因此找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商量。两人商定请个外审专家在出版前再看看，把把关更“妥当些”。
王元化对于《修辞学发凡》的出版很重视，因此立即写信给楼适夷，打探冯雪峰、陈望道两位先生对于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态度。王元化和楼适夷是老相识。在孤岛时期，王元化作为一名年轻的地下党员就曾和楼适夷等一起编辑《奔流》文艺丛刊、《奔流新集》。王元化在1979年7月20日给楼适夷的信里回忆说：“回顾孤岛时期，我们时在裕和坊四号亭子间(满涛房间)内聚首畅谈，那地方可说是孤岛中的‘孤岛’。我们一起办《直入》、《横眉》。抗战胜利后，在你的创议下，我们又一起在《联合晚报》办《奔流》周刊。此情此景，至今未忘。”（王元化《致楼适夷（十二通）》）
王元化1938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雪峰与楼适夷都是浙东人，在左联时两人就是战友，冯雪峰是老领导。“一同跑腿，一同挨饿，甚至同被而睡”，（楼适夷：《雪峰啊雪峰》，载《适夷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当楼适夷听到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遇难的传闻，信以为真，悲伤难抑，写了一篇《怀雪峰》，就发表在他和王元化合编的《奔流新集之一：直入》（1941年11月19日出版）上，也直接导致了杂志被查封。冯雪峰到北京后，便把楼适夷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回忆说：“雪峰于一九五一年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由于副社长蒋天佐身体不好，老生病，所以他通过中宣部调我。调令是一九五二年一月发的，我正在打‘老虎’，跑不开，部队不肯放，直到九月才同意调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副社长兼总编辑。”（楼适夷：《我谈我自己》，《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这样，冯、楼两人又到了同一个“战壕”，并一起经历了后来的数十年的政治风雨的洗礼。
而王元化从少年时就仰慕冯雪峰之为人为文。他在1979年7月20日与楼适夷的通信里还说“素喜雪峰的理论，这是你所深知的”。冯雪峰去世后，他撰写了《我所认识的冯雪峰》（《王元化文稿》中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追述了他和冯雪峰的交往。文中说他们在抗战胜利后才在上海初次见面，解放后交往并不多，但冯雪峰一直是信任自己的。
这封信唯一的疑问就是李俊民的工作问题。因为根据李俊民本人自述，他应该晚至当年10月才调到上海出任新文艺社社长，在2月份他的正式职位应该还是江苏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李俊民1991年口述《我的生平》，载《李俊民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页；冯菊年《李俊民先生年表》，《文教资料》1998年4期）李俊民在江苏工作感到并不愉快，所以写信给中宣部周扬请调上海搞专业创作。从这封信来看，他实际上在年初就已到上海并在新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了。这可能因为他和陈毅市长有特殊关系。李俊民是陈毅的老部下，他在苏中地区开展抗日活动时，就曾被陈毅任命为副司令员。陈毅夫人张茜也在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这种“生米煮成熟饭”的做法可能不符合组织程序，所以他后来的自述就根据正式的调动手续办妥的时间（即10月份）来说了。
二、从“晓风”到“雪帆”
陈望道为什么把《修辞学发凡》交给冯雪峰，而冯雪峰又转给上海新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呢？
冯雪峰是陈望道的义乌同乡，两人并称为“义乌三杰”（还有吴晗）。冯雪峰（1903 -1976）比陈望道（1891 -1977）小十多岁，曾积极参与“一师风潮”的声援活动，并于1921年考入浙江一师（这时陈望道已离职）。他在李大钊牺牲后在北京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8年南下上海，成为上海地下党闸北小组的负责人。1929年冬，他和夏衍出面邀请陈望道出任中共地下党组织办的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中华艺术大学就是左联的成立地。陈望道和冯雪峰的进步活动多有交叉、重合之处。《鲁迅日记》记载两人多次同席，如1930年2月1日，“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陈望道正是大江书铺的创始人。1930年10月，大江书铺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冈泽秀虎著《苏俄文学理论》，该书将冯雪峰译的《论新兴文学》（即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摘译，用“成文英”的笔名发表于1930年2月的《拓荒者》第1卷第2期）列为附录（“伊理基论文学”，有修改）。陈望道对冯雪峰的评价很高。楼适夷在《怀雪峰》文中就曾引用陈望道的话：“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冯雪峰1950年代初摄于北京苏州胡同住所
陈望道在1920年代喜用“晓风”笔名，但在1929年开始启用“雪帆”一名。《苏俄文学理论》在大江书铺出第一版时署名 “雪帆”，在开明书店再版时改署 “陈望道”。“再版题记”特地说明缘由：“这版的版式，书名，内容，都和第一版完全一样，只有我的署名改了两个字。第一版我是署的‘雪帆’这两个字，那是因为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那篇译文时偶然用了这个笔名，就此沿袭下来的，这次因为换一家出版，封面必须更换，夏丏尊先生劝我趁此改用本名，我就把那笔名改去了……”《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刊于《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3、5、6、8、9号及1930年第21卷8号。
可见，从“晓风”到“雪帆”，这其中声韵机制当然跟从“望道”到“V.T.”“佛突”（注：陈望道的另两个笔名）类似，但为什么要用“雪”字？从时间上看，这个笔名的启用正是在和冯雪峰相识以后，陈望道很可能是受“雪峰”的影响，表达了他对冯雪峰这位“后浪”同乡的欣赏、器重，有与他平等相待之意。
在1931年上半年，陈望道提出组织著作人协会，征求过冯雪峰的意见。1932年1月17日，陈望道在大世界旁边的青年会楼上召集举办了“中国著作者协会”的谈话会，到会者有三四十人，包括冯雪峰、楼适夷等。“一·二八”事变后，三人也一起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的签名。冯雪峰在"文革"期间对这些活动都有比较详细的回忆。（钱益民《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载《世纪》2019年第4期）
1949年解放后，陈望道和冯雪峰都待在上海，工作上有很多交集。冯雪峰先在时代出版社工作，并努力从事鲁迅作品的编辑出版。6月下旬，冯雪峰作为团长率华东代表团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陈望道也在这个团里一起北上，一路上，“冯雪峰很照顾（陈望道）先生”（ 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9月中旬，两人又同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陈望道和冯雪峰都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共66名委员），陈望道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之职。冯雪峰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他和唐弢这时积极策划成立鲁迅纪念馆，这项工作得到陈望道的大力支持。不久后冯雪峰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1949年6月，陈望道（前排右四）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在车站留影
冯雪峰是图书出版的“老人”，熟悉出版业务，加上他调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望道将《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托付给冯雪峰办理，是可以理解的。冯雪峰的老部下楼适夷对陈望道也是熟悉的。楼适夷是余姚人，家就住在白马湖边，经亨颐、夏丏尊、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风潮之后，就在这里创办了著名的春晖中学。说起来也都是“一家人”。
三、出版专业化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在解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过两次。此后不久，出版系统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特别是对私营书店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大地震”。开明书店是一家私营书店（出版社），1953年4月，开明书店迁京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实行公私合营，级别为中央级出版机构。陈望道在年初应该已经获悉开明要迁到北京的消息，《修辞学发凡》若在开明继续出版恐多有不便，因此考虑更换上海的出版单位。
更换出版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出版业的“专业化”趋势。出版专业化也是对私营出版机构改造的重要指导思想。当时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是陈望道的老朋友胡愈之。1950年7月10日，胡愈之在京津出版工作会议上讲话就提出，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出版要实行专业化，不能让一个出版机构出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切书籍。专业化之后，出版教科书的就不出文艺书，出版文艺书的不去出自然科学的书。当时对中央级出版机构都有明确的分工，例如政治书籍是人民出版社的专业方向，教科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专业方向，国际时事性读物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专业方向，工人、青年读物分别是工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专业方向，科学技术读物是科技出版社的专业方向。
胡愈之领导的出版总署坚持“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方针，陈望道和胡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当然会全力支持、配合他的工作。胡愈之也是开明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开明书店迁到北京后，主要由邵力子打理（每天到开明坐班半天处理日常事务），都是陈望道的老朋友。考虑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后专业分工的不同，加上当时沪上出版行业正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都不知道哪家店还能继续生存，因此陈望道拜托当时还在上海工作、熟悉出版系统的冯雪峰帮他物色合适的出版社重印《修辞学发凡》。
但不巧的是这时冯雪峰被周恩来总理点名到北京创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是出版古今中外文学书籍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这个定位就是由冯雪峰奠定的。冯雪峰到任后立即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方针，并沿着这一思路组建了出版社的基本团队。“古今中外”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内容结构进行布局，“提高为主”是从出版物品质方面明确了发展方向，强调未来的出版要以经典为主，靠精品立社。所以，这个定位也不太适合《修辞学发凡》。因此，冯雪峰不循私情，故委托郑效洵和王元化联络出版事宜。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陈望道肯定也是理解的。
1952年，上海私营书店有320多家。经过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到1956年3月30日，仅剩下12家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其中，新文艺出版社是1952年6月1日由，群益出版社、海燕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联合改组为公私合营，后有新群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光明书局、潮锋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等参加。（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9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6页），基本定位也是以出版中外文学作品为主。
王元化从侧面打听“不知雪峰与陈望道谈过书转我社出版否?他同意否?”说明王元化对冯雪峰和陈望道两人的性格都非常了解。两个人都有典型的义乌人的倔强性格，都是书生本色，性格耿直刚烈。鲁迅曾称赞冯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陈望道也同样是一触即发的“红头火柴”。在陈望道组织的一些抗日活动中，左联成员都非常活跃，经常和其他与会人员发生冲突。丁玲回忆说，“有一次，陈望道走在马路上向冯雪峰提出意见，说我们太过火了，弄得他难以掌握会议。冯雪峰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同他争了起来。”( 丁玲《“九一八”和“一·二八”期间我在上海参加的几次抗日救亡活动》，另见包子衍著《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两人认准了一件事都直接去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人的各自命运中都有一定的悲情性。所以王元化吃透了两人的“倔”脾气，担心他们两人没有沟通过，会给自己的后续工作带来麻烦。这是王元化过人的审慎处。
四、例行审读
王元化《致楼适夷》还有两通书信谈的是《修辞学发凡》出版的审读问题。时间都仅相隔几天，根据京沪间收发邮件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收到即复，可见各方对出版《修辞学发凡》一事的重视程度。1953年2月15日的信为：
二月八日发来的信已收到。……陈先生的《发凡》，本可照你意见交内部作文字整理加工即可发排的，但得你复信前，已寄方光焘先生了。这是俊民同志的意见，因为他觉得请一位专家帮助看看似乎好些，但未估计两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寄给方看时是用李和我的私人名义，也并非给他审读，只是希望他提提意见作参考而已，所以虽已寄去，我想关系也不大，不知以为如何?
1953年2月24日的信为：
可知第一次通信后，新文艺出版社就按照程序，请了方光焘先生对《修辞学发凡》一书进行出版前的审读（以私人名义）。
方光焘（1898-1964）是著名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浙江省衢县人。他曾先后到日本、法国留学，通晓英语、法语，并谙熟日语。方光焘是进步知识分子，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和郭沫若共同发起成立“创造社”。回国后起初在浙江的中学教书，陈望道推荐他到上海大学任教授，后来还先后到上海立达学园、上海劳动大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并参加左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学教授联谊会”等进步组织，这些都和陈望道有关联。建国后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文化局局长、全国文联委员、江苏省文联主席，和李俊民是同事关系。所以，李俊民首先想到方光焘是审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的合适人选。
方光焘和陈望道都是国内最早介绍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学者。两人志趣相同，学术观点相近，一直是互相支持的战友。在陈望道发起的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热烈响应，积极撰文，先后发表了《体系与方法》《再谈体系与方法》《问题的简单化与复杂化》《要素交替与文法体系》《一点声明》和《建设与破坏》等六篇论文。1938年7月，陈望道与陈鹤琴、方光焘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在汉语词类划分的讨论中，方光焘和陈望道是主张“广义形态”的代表人物，都主张词类区分的依据是功能，而非狭义的形态。陈望道于1961年10月下旬还应方的邀请到南京大学讲学。方光焘对陈望道的学问十分敬重。他在《体系与方法——评东华先生的总原则》第一句就说：“望道先生在《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一文里，曾经指出‘妥贴’‘简洁’‘完备’三点，作为评衡文法的体系的标准。这实在是很精当的。” 根据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方光焘先生在复旦的语言学课上还专门向同学们介绍陈望道对因明学、逻辑学和辩证法都非常精通。（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但根据第三通书信（2月24日），可知冯雪峰和楼适夷都已经明确给出了“直接出版”的建议。因为他们二人都知道陈望道的学问，也都了解《修辞学发凡》这本书的学术分量。其后，新文艺出版社和推荐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审读人方光焘和作者陈望道本人还有什么样的交流，还有待我们继续探究。但根据新文艺出版社的《修辞学发凡》版本，陈望道并没有做什么明显的修改。他在第二年四月写的“后记”中说：“这次重印之前，我曾经校读了一遍。有几位朋友，也替我看了。”这说明审稿人方光焘可能也建议“直接出版”；而陈望道这时正在复旦担任校长，还兼了很多社会职务，事务极为繁忙，因此也无力分心修改。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辞学发凡》是切合当时的形势的。时值解放之初，百业待兴。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唤起了社会上普遍的学习热情，各界群众都急切要求学习文化知识，更好地指导工作。但当时书籍品种实在太少，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因此，国家出版总署于1954年4月19日发布《应该组织重印一些有价值有内容的近代学术著译、文化知识读物》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重印“过去出版的有价值的著译”。“我们初步研究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的旧书书目，发现其中有许许多多值得重版的书籍，这些书籍都是中国学术界长期劳作的成果，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加以保存，使其继续传布。”“出版工作也与其他文化工作一样，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应该继承历史上所有优秀的有价值的东西，使之为现代中国的读者服务，井使之发扬光大。”
这样，《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也有了政策上的“保驾护航”。1954年8月，《修辞学发凡》新文艺出版社“上海第1版”顺利出版。封面极朴素，只有陈望道亲笔书写的书名、著者。第1次印刷印数为10100册，很快售罄。在短短的几年间，新文艺版《发凡》多次重印：1954年11月第2次印刷，10101-15120册；1954年12月第3次印刷， 15121-21140册；1955年2月第4次印刷，21141-25160册；1955年6月第5次印刷，25161-30180册；1956年7月第6次印刷，30181-34180册；1957年1月第7次印刷，34181-44180册；1957年6月第8次印刷，44181-52180册；1957年11月第9次印刷，52181-60180册；到1958年5月是第10次印刷，共计67180册。前9印文字都是竖行，第10印改横排，封面也改成素雅的淡绿色，但书名和作者仍是陈望道书写，不过改成横排，上下以花卉图案作装饰。1959年新文艺出版社改组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新1版，1962年11月出新2版。此后，1964年9月改由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1976年7月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修辞学发凡》新文艺出版社第10次印刷本 封面
王元化为《修辞学发凡》的重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但我们对修辞都外行”，这是他的谦逊之词。李平《王元化与修辞》（《文汇读书周报》第1711号，2018年5月7日）曾高度赞扬王元化的修辞（学）修养。王元化在自己晚年的精华集《思辨录》（定本）壬辑中，特意收录了四则直接与修辞有关的文章：《文章简繁》《古文朗读》《修辞例一》《修辞例二》，可见他对文章修辞的高度重视。
（作者为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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