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0年了，记者的采访包里放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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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个题目突然想起两件有趣的琐事。一件发生在3年前，我去云南某个偏僻的乡镇采访，遇上了一位基层干部，他上下打量了我许久，看得出来忍着没好意思开口，最后在返程的车上，他私下问我，“林记者，你的摄像机放在哪里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今年。春节回老家，一位远房长辈听说我是记者以后，打趣地说，“听说记者出门都要背大相机的，你的相机怎么不拿出来，给我们拍拍照片，让我们也上一下报纸啊？”

这两件事未必真反映了什么共同看法，只是回想起来感到有趣，似乎大家对记者的印象几十年如一日，不是举着摄像机，就是背着大单反。这“两大件”一左一右，仿佛已经成为证明记者身份的标配。

话说回来，一转眼都21世纪20年代了，当代记者的工具包里面，到底应该放些什么东西呢？时代变迁，记者除了硬件迭代，在软件上又有哪些利器能派上用场呢？

1

从文字到视频，越来越重的书包

刚入行的时候，我在国内一家新闻网站做记者。由于没有专门的摄影记者，大部分时候都需要自己拍照片。于是我出差的标配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本子、笔、各式证件，还有尼康D90相机。

最重的部分可能就是单反相机了。那时候我喜欢用18-105mm的镜头，它能适用大部分常规新闻场景。非要说缺点，就是相机太重，我习惯出差只背书包，以保持较好的灵活机动能力。出差时往往东奔西走，一背好几天，加上厚重的笔记本和换洗衣物，压得我肩膀生疼。

来新京报以后，书包的负重量得到了很大减轻。由于有专门的摄影记者，加上2015年以后，手机像素不断提高，情急的时候，哪怕没有摄影记者帮忙，掏出手机拍点救急的照片，一般来说也能“堪大用”。沉重的单反相机反而被我挂上二手网站卖掉了。

很多时候，孤身深入新闻现场，经常会有自己是“特种部队”的感受。长途跋涉需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除了常备的换洗衣裤等，我还习惯带上压缩饼干、矿泉水、雨伞、创可贴、感冒药等应急道具。

在各色受灾地区采访时，对住宿很难有要求，经常有今晚没明晚，清晨负重出发往往没有回头路。所以每次出门，我都要带走自己所有的东西。

书包最重的时候，可能还是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彼时新闻直播正在野蛮生长，哪怕移动直播从大型直播车转入手机，出门需要携带的东西还是不少：某品牌移动云台、备用云台电池、直播手机、移动电源、三脚架、桌面脚架、摄像灯、小蜜蜂麦克风、运动相机、各色充电设备、笔记本电脑、牙刷剃须刀等生活用品，最后还需要另外准备一个箱子装大疆精灵4无人机。所有的装备得有四五十斤，所幸书包的质量还不错，从来没有被撑破过。

这些装备的用途也可以简单描述下，以我曾经在江西景德镇发起的水灾单机直播为例，我需要穿着半身雨裤，背着书包涉水进入小区。这时候我可以在高处放置一个三脚架，插上充电电源作为空镜过渡画面使用，右手持云台，外接小蜜蜂单机采访直播，左手可以撑起雨伞，保证自己全身干燥。在随后赶来增援的拍者的配合下，我找到一个雨水稍微缓和的间隙，使用无人机航拍现场，完成了现场单机直播。

这里插入一个小技巧，即出差一定要带现金，在边远地区、灾区现场，很多时候没办法保证网络信号，准备一叠现金很有必要。

我一度前胸背书包，后背背着无人机盒，进过河北、江西、湖北等好几个省的洪灾现场，跋涉过几十公里破碎山路进入灾区。碰到接近胸口的水位，就把书包顶在头上，想办法趟过去；碰到大雨，就找个塑料布包一下自己的书包；日常手机的电量要随时保持充沛，有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负重临时开机发起直播。

那时候书包实在太重，除了跋涉时经常觉得不堪重负以外，晚上把书包放下那一刻，都有一种得到解脱的感受。

2

战术迭代：从“单兵”到“群狼”

在2015年的时候，新京报试图打造过一批“全能型”记者，即一个记者单兵作战，能完成多种工作，图文、视频，业务能力全面均衡。在设想里面，这批记者应该像“尖刀”一样，扎进新闻现场，分批分次，源源不断地为后方提供用之不竭的现场素材。

这种姑且称之为“单兵作战”的要求，对于大部分记者来说实际上难度太高：记者抵达前方，完成直播后，还需要处理文字网络快讯、报纸版面、拍回现场图，并且执行短视频任务。

然而在多次实战中我们发现，互联网信息时代里，新闻争夺最激烈时往往以分秒计数，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效率也有参差不齐的地方。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单位很快就由“单兵作战”换成了“群狼战术”：前方有了更多的搭档，除了记者，还有拍者配合完成工作，后方有了专门的记者负责对接统筹协调，前后方配合，形成了“前方+后方”“统筹+编导+记者+拍者+编辑”的联动模式，融合起来完成采访工作。

在前方记者采编人数充沛的情况下，原本单人采访时应该背负的设备，就能由两个人分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少时候，等飞机一落地就租车赶往现场。设备往后备厢一丢，尽可能帮助记者“轻装上阵”，让他们在新闻现场移动起来更轻便一些。

以今年7月，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直播方案为例。“我们视频”直播组从5月初开始，从直播点位、直播设备以及流程等进行全方位的筹备，提前与航天科技集团、北京天文台以及海南当地媒体做好联络和沟通工作。在前后方群策群力之下，前方记者常卓瑾、李阳与拍客团队4人定了三个极佳直播机位，拿到第一手的发射现场画面，多维度地展现了“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升空。

在发射前一周，远望7号测量船曾抵达任务海区进行1:1模拟演练，进行人员训练和设备维护等系列准备工作，我们还派出记者贾洁卿在远望7号测量船进行随船报道。发射前，记者贾洁卿发来海上演练时的7分钟全网独家珍贵画面。

7月23日12时41分，前后方在确保直播安全性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发射场现场画面。拍客团队采用佳能c200电影机、索尼N280摄录一体机、外加适马150-600焦段镜头、V66直播机，V68 5G直播机，将发射升空前后约5分钟的图像顺利回传播出。

发射后30分钟内，后方编辑李家桐在统筹安排下，处理多角度直击火箭发射升空画面混剪视频，90秒短片在官宣发射成功后，面向全网分发与传播，并附带现场发回的照片，分批制作成数字海报和小视频，进行二次传播。

后方演播间则提前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博士陈亮、远望7号船副船长陶华堂、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刘茜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多维度讨论火星探测计划以及未来“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的过程。整场直播可谓是一套密集的群体组合拳。

当然，此处不得不说到一些可能看起来时新，但是更像“绣花枕头”，实战用处有限的装备，比如：VR眼镜、谷歌眼镜、直播眼镜等等。相比之下，在垂直领域上，可能翻译笔、运动相机（Go Pro）、全景相机（Insta 360）、海事卫星、无线对讲机此类的装备更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但不得不说，时下对移动直播和短视频的质量要求在不断提升，不少时候记者为了考虑直播的信号稳定，还需要TVU设备和聚合器，甚至有时候手机也不太够用，要带上摄像机。

不过，我最喜欢的新闻逻辑依然是：先到现场就是王道。哪怕你用过气的低像素手机，拍出了一段质量堪忧的画面，采访了核心当事人，这对于尚处于一片空白的资讯市场来说，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3

互联网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前面说的大多都是硬件，新时期，“软装备”在采编过程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对于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互联网检索能力、各色软件的运用能力，是新时代赋予这个职业的更高挑战。

以百度地图为例，同样一款软件在有的用户手里只能导航，而在有的用户手里，却能成为找到目击者的工具。

举个很简单的案例：9月8日，石家庄某区某两条大街的交叉口出现大量油污，由于是早高峰时间，致使多名路人经过此处时滑倒。事发早高峰，街面上大多数又都是随处移动的上班族，我们在千里之外怎么找到目击者？

这里我给出几个比较常规的采访路径：①通过微博、快手等能够实现精准定位的社交平台，以发布位置和发布时间为限，迅速锁定范围；②使用百度或者高德等地图软件，确认位置，联系附近商户，必要时可以打开街景画面，从画面中找到场景契合点，确认事发地；③大众点评和美团外卖能联系上不少附近的商家，他们也可能目睹到了事发经过；④找个跑腿小哥，去现场看一看，虽然不如记者自己亲临现场方便，也比在千里之外干着急来得强；⑤也是最常规的一种，直接联系相关部门，如交通、环卫、医疗等多个部门，获取权威消息。

这只是一种常规的新闻连线采访操作手法。相比之下，一些精准的检索模式，如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检索时，一个简单的双引号可能也能为工作节省下大量时间：双引号可以强制检索引号内部的内容，而不会将查询词拆分，引起过于宽泛的联想，从而混入其他的边缘检索结果。

再举个可能不太容易想到的方法：按现在微信的普及程度，在边远地区找人，可能你只需要一个修改坐标软件，加上微信“附近的人”辅助即可。如果担心微信找人不太靠谱，你甚至可以试试注册一个新的用户账号，然后用陌陌和事发地附近的用户聊聊，可能对于寻求采访线索都有很大的帮助。

一定要列一个对于采访有所助益的软件清单的话，我可能能列出长长一串：微信、微博、支付宝、QQ、抖音、快手、珍爱网、陌陌、知乎、人人、秒拍、网易云音乐、天眼查、饿了么、美团外卖、大众点评、百度地图、两步路、我爱我家等等。

具体的用法就不一一展开了，大部分软件为了扩宽社交功能，都煞费苦心。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它们的中台和后台，但是只要把软件常规功能挖掘到极致，利用互联网，我们也能够实现原本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跋涉很远路途才能寻求到的“真相”。

4

装备什么都不如装备大脑

虽然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新闻采访中可能会用到的硬件和软件，但是我仍然执着地认为，对于时下的新闻业来说，更多的从业人员需要的依然是经验，干活时候带上脑子，用心做好工作，多专情于职业化技法学习，比带上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工具更重要。

埃及记者Ali Sotouhi曾经制作过一个调查纪录片叫做《东方之门》，讲述了叙利亚难民的故事，他主要的道具就是普通的智能手机。实际上，移动报道的本质是数字叙事和工具的结合，采编装备未必需要迭代到极致，反而如何用好这些工具，把它们用得恰到好处，值得我们去反思。

聊天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起“器”和“术”的区别：装备常见常新，是为“器”，船坚炮利固然可以卫土守疆，但器总有跟不上的时候，最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新闻技法、经验、判断，甚至是知识的储备上，在于对新闻的热情、对事实的追问、对海量信息的甄选、对社会正义的追寻之上。

在人类不能完全依赖AI，实现生活完全托管之前，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和本源。

用更好的工具的初衷，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主旋律。我们国家在历史长卷里面留下的许许多多脚印，几代人的筚路蓝缕，目标和初心从没有变过。尤其是时下，经济、司法等改革均已踏入深水区，人们在变轨期留下的故事，在当下叫做新闻，在明天就应该叫做历史。

时至今日，各色“中央厨房”、“融媒体”、“采访神器”、5G采访车等设备层出不穷，一件比一件先进，一代比一代造价高昂。看起来媒体配置的装备越来越齐备了，但有多少人坐下来仔细反思，这些时代和资本的潮水退去以后，沙滩上到底还留下多少能给受众带来深刻印象的新闻产品？这些产品，又能否真正从多个维度，充分揭示各类新闻背后的基础事实？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低端工种很可能会被迅速取代。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放弃对于新科技的追逐，要把全新的工具发挥到极致，结合采编技法，改善工作效率，再造生产流程；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考虑，在四肢装备齐整了之后，到底要用什么来填充我们的大脑？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论、对生活的经验主义、对新闻价值的再判断，到底能不能跟上时代滚滚向前的车轮？

清代方苞26岁的时候，与友人书，坦言自己“诚恐神智滑昏，学殖荒落，抱无穷之志而卒事不成也”，担心“无所得于身，无所得于后，是将与众人同其蔑蔑也”。可见，十年一日，保持学习和向上的动力，是君子卓尔不群的力量本源。

再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一度是个技术狂热者，相信时代必由技术推动。直到工作了这么些年，再回过头来看看，感悟却开始返璞归真：装备什么，还是不如装备自己的大脑有价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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