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核心，老师如何见贤思齐、进德修业，并在教育教学中以合适而有效的方式，用自身智慧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这关乎学生的未来。
本篇访谈，刘洋校长从《送东阳马生序》谈起，现身说法自己如何通过读书来提升精进，强调为学生营造“教育的情调”，做好家校共育，为孩子的品格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刘 洋
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团）党委副书记
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团）星河学校
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
高级教师
中语会第二届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展评一等奖
深圳市十佳青年教师
中语会首届学术先锋人物
教育部“国培计划”骨干教师
第十二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新潮·新教育家」：刘校长好，您在中学教书二十余年，如何看待《送东阳马生序》年初走红网络？刘洋：这篇名文《古文观止》也收录了，讲的是宋濂靠苦学实现人生逆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历史上，社会阶层排位是“士农工商”，主流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这体现出科举时代上升通道的狭窄。正基于此，中国有久远的重视读书的传统。 同样入选教材的《项脊轩志》一文里，有这样一句话：“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这是中国式的劝学，期待后辈读书上进，有出息，光宗耀祖。从这个意义上讲，《送东阳马生序》走红，甚至有人称它为人生成长道路上的“神文”，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已历经社会的历练，再读此文，的确令人感叹唏嘘——逆袭的觉得“皇天不负有心人”，更多的人或许因当初未刻苦求学而深感懊悔或遗恨。「新潮·新教育家」：您觉得，这篇文章能不能打动还没有进入社会的中学生？刘洋：宋濂现身说法，用类似自传体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励志故事，语言朴实、亲切、自然，多事实说话，少空洞说教，似乎是一篇上佳的育人素材，但无法回避的是，宋濂少年时饥寒交迫的生活处境、艰辛求学的经历，对当今大部分学生而言，是相当陌生的。或者说，励志文或“鸡汤文”的教育效果，究竟有多大？杨绛先生说过，“年轻的时候认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读经历来看，能点醒人的，似乎少有道理和说教，而更多是痛苦与磨难。比如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每次当他要踏入歧途时，德顺爷爷都要好言相劝，可他从来都是一意孤行，不为所动，直到最后登高跌重、痛失所有，才幡然悔悟。这也是挫折的教育价值。刘洋：假若学生对宋濂的“劝学”无动于衷，那这篇文章的教育价值势必很难落地。这也是语文教学经常遇到的一大困难——如何搭建好读者和作者的经验链接。《送东阳马生序》是一篇古代散文，王荣生教授有个观点，散文教学的实质是“建立学生的已有经验与‘这一篇’散文所传达的作者独特经验的链接”，但实际上，学生包括老师，都不可能具有与宋濂等同的经验。罗曼•罗兰说过：“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因此我认为，读书的第一要务是建立文章和自我的连接。我的少年时光是在湖南农村度过的，“手指不可屈伸”“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的严寒，我深有体会，生活虽“无鲜肥滋味之享”，但也确实认为“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而宋濂“幼时即嗜学”“遍观群书”“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的勤勤恳恳与专心致志，我是不及人家万一的。这样来读《送东阳马生序》，我多少能够连接作者和自己，连接过去和现在，把自己假设成作者的倾诉或劝勉对象。如此，把读宋濂变成读自我，进而改变自我、提升自我。「新潮·新教育家」：您会在课堂上讲自己的这些过往经历吗？刘洋：会的。“亲其师信其道”，“亲”就是一种情感交流。老师在教学中穿插一些自己的成长经历或生活感受，就像评书中的闲话，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在一个值得信任的关系背景中公开地自我表露，是理解自我的重要一步。作为语文老师，我在课堂上坦露自己的求学经历，反思成长得失，给学生营造出积极信任的气氛，或许能引发学生进行自我表露。学生只有通过自我表露，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才有可能使得《送东阳马生序》所渲染的情感引起学生的共情。共情，是走进文本的第一步。「新潮·新教育家」：这篇文章在励志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理解维度？刘洋：我想先指出学科融合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教育中，文史哲是不分的。以学习古文或古诗词为例，如果我们对作者所处的时代、人生经历、个人学术思想有更多了解，肯定能更好地理解文本。这就是孟子强调的“知人论世”。学识渊博的老师如果能延伸课文的边界，课堂会更吸引学生。回到宋濂身上，他在这篇文章中，有屈从和讨好皇权之嫌，比如他谦称“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不失温恭君子之风范，但紧接一句“而承天子之宠光”。对此，我们要给予理解。宋濂的劝学，没有离开赢得功名的老路子。“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他通过奋斗，终于跻身王公大臣的圈子，能够天天跟随皇帝，天下人都夸赞他。但赢得功名是不是读书的最高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现代读者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史学家钱穆认为，宋濂、刘基、王袆这批明朝开国文臣，“群才荟集，历代开国，无此盛况”，但“春风桃李，较之秋菊冬梅，其内在生命力之强弱，已不相侔。而又经受外面朝廷大力之驱遣束缚，故明代开国之新人，乃远不如旧元隐遁之孑遗”。在他看来，明代学人“屈从当代政制，仅供鞭策，与两汉、唐、宋之书生从政不同。”在明代，大部分文化精英屈服于君权之下。这是宋濂的时代局限性，而他的结局也很悲惨。「新潮·新教育家」：这种学科融合，对老师的阅读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刘洋：阅读确实能够让教育变好。一个有学术追求的老师，在不断的阅读和思考中，他的观念和精神气象会变化，再通过“躬行实践”，来激活学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能帮助教师完成对自身生命的成全，也最有可能促成学生生命的自我成全。作为一名教师，我几乎每天都和书打交道，读书是我的生存法宝。我很感激书籍，是书籍给了我站立讲台的勇气，并激励我永不止步。如果说我前进的方向是在一步步告别浅薄，那都将归功于读书——在读书中生存，在读书中热爱。一个人的品格教育，阅读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尤其是读经典书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哪本书的功劳最大？我个人首推《史记》。司马迁身受奇耻大辱，但扛起了整个民族的尊严，在个人生命“轻于鸿毛”的时代，他始终把最有温度的目光投向人伦、人情、人格。曹雪芹也是把最赤忱的情感给予了“人”，为“人”而写，写好每一个“人”，甚至所谓的“坏人”。像贾环遭到所有人的厌弃，但曹雪芹还是会为他设计一个彩霞姑娘，真心实意地对他好。我们对“人”的认识应该是多元的，对自己的认识更应是无止境的。《史记》和《红楼梦》这两本书最能帮助我“认识人，认识自己”。为推动学生的阅读趣味，我选择为学生而写，《听刘老师讲史记》《听刘老师谈阅读》《听刘老师讲课文》，已成系列读书札记。我相信人才是在不经意间熏陶出来的，我把这些读书札记发布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或打印出来贴在墙报上，这应该也算是一种“熏”吧。「新潮·新教育家」：但现实中竞争和内卷的环境，让学生的学习变得很苦很沉重。刘洋：多年来，我的课堂上，每周都会给学生留一节课，让他们自由阅读。我相信学生在这种自由中，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现象学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马克斯•范梅南有一本书叫《教育的情调》，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吸引我——“跳出教育中思维定式的‘陷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教育情调。”但面临中考和高考，多少学生能够有学习的情调？如何带领学生找寻学习的情调，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棘手的问题。美国未来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在他的《全新思维：决胜未来的六大能力》一书中提到的两大能力，我觉得有助于帮学生寻找学习的情调。一是娱乐感——拥有快乐的竞争力。他把游戏作为最佳的学习手段，认为快乐是点燃创造力的引擎。我们可以尝试把知识的过关、能力的提升、与同学的比拼都设计成游戏。比如作文分享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发言人”发布（朗读）作品，“记者”（同学）们发表见解，还可以提问，“发言人”要答“记者”问。这样轮番过招，收获的不仅是欢声笑语，也会有真知灼见。这样的游戏，能帮助我们打破冰冷的知识与学习趣味之间的藩篱。第二个能力是意义感——探寻人生的终极幸福。所谓意义感，既可以是“理想”“使命”“价值观”“目标”，也可以指在日常学习中的坚持、自律、自信、平静、从容、热情、互助……富有意义的艰苦求学旅程，并不是在紧张、惶恐中寻找奶酪，而是走完这段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苦难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在苦难中掌握了参与社会生活所必备的技能，磨砺出人生的精神境界和力量。如何在忙碌中保留一点学习的情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对新的思维充满好奇，才能摆脱陈规陋习，从惯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苦学的思维定式，追求好学与乐学的可持续成长之路。「新潮·新教育家」：对于品格教育，您认为该秉承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尺度？刘洋：不管是600年前的宋濂，还是当今的教育，都流行对“学习结果”的重视，流行教育的可测量、可见性，流行教育的资格化和社会化功能，诸多流行都在指向教育的制造、塑造功能。宋濂“家贫”，然后“勤且艰”，最后“承天子之宠光”，这个逆袭的过程，指向教育之强。但是，教育不能简约为类似机器运作的过程，天下读书人“勤且艰”者多矣，但不一定人人都会获得“承天子之宠光”的结果，教育也可以是缓慢的、不确定的。“今虽耄老，未有所成”虽是宋濂的谦辞，似乎也是不少人的常态。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价值判断力。中国教育的进步不仅要有对知识、对师道的尊重，还可以理解为对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唤醒。经常“叱咄”学生，恐怕会吓跑他们。身为教育者，要克服殖民式思维方式——不把他者（儿童、学习者）简单界定为有某种短缺的客体，避免占据高高在上的位置，去填充受教育者“我以为”的短缺。“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专”的确是“业精”与“德成”的重要品质，但不是唯一品质。另外，教育者还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遇到问题，是“自我中心”地去对待，还是“问题中心”地去对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面对“不勤奋”的学生，如果老师以“自我中心”去对待，“不勤奋”就成了对学生的否定；如果以“问题中心”去对待，那就思考眼前这个孩子，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如何解决……师者亦为思者，即使面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励志经典，我们也需以思想来思考，抵抗简单化思维方式，减少无力的说教，多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多对思想再思考。「新潮·新教育家」：在您看来，家校社的影响在一个人的品格成长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刘洋：人的成长是一个持续接受信息影响、不断被塑造的漫长过程。家校社在一个人的品行养成上，都有重大责任。不管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还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在强调家风家教的重要性。《易经》中讲“蒙以养正，圣功也”，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受到的家庭教育越好，他的品格底色越浓厚，品格之根越扎实，老师负担会轻松一些，学校教育也容易事半功倍。进入读书阶段，孩子在校时间要超过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学校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孩子的心智心性还在形塑期。观察生活我们能发现，有些人踏入社会后，品行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有些人则能够持守如初，这里面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但我相信，只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做到位了，很大程度上能抵抗社会不良环境的侵蚀。「新潮·新教育家」：也就是说，家庭和学校在目标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而要警惕社会的不良影响？刘洋：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太大了，尤其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一个潮流或风气形成了，能迅速席卷无数人。为什么说现在的小孩早熟，就是他借助电子产品或人际交往等途径，学到了太多良莠不齐的东西。青少年的天性之一，就是模仿。古人对此早有警醒，比如“诲淫诲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是在讲禁忌。有些事、有些场所，小孩子是不能看、不能做、不能进的。「新潮·新教育家」：确实，单单像学校规定学生的发型，就产生过很多冲突。针对这样的现象，星河学校是怎样引导的？刘洋：如何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如何塑造学生阳光健康的美好形象，是全社会高度关注又亟待突破的现实课题，如果任由这些问题泛滥，必将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构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在德育工作中，我校特别注重践行“美好教育”理念，目标是培养“言谈文雅，举止优雅，情趣高雅”的三雅之人，因此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重点放在学生的品德修养、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比如“淑女节”和“君子节”，就是我校为探索德育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而推出的德育创新活动。「新潮·新教育家」：培养“君子”“淑女”，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历史上是很重视“因性施教”的。刘洋：因性施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有倡导，男孩和女孩在教育方法上，应该有一定区分。现实是，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在遗失，另一方面，国外的价值观在涌入。我们不能固守传统，也不能盲目排外，而应该“择其善者”。一提到淑女，很多人会想到传统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其实不是。淑女是对美好女子的雅称，自古以来寄予了人们对女子品质的期望。除了“真善美”，我们更希望“淑女们”温婉大方，具备真诚、独立、勇敢、坚毅等品质。我校三月举行的“淑女节”，分博学多才小淑女、阳光运动小淑女、心灵手巧小淑女，小淑女评选及《我型我秀》风采展。四月的“君子节”，则以班会的形式启动。5分钟名师讲解视频《什么是君子》，然后例举君子人物如诸葛亮、苏轼等，引导学生讨论君子的特征。活动包括看电影、读书，写观后感；围绕君子行为进行绘画、武术等艺术表演；家长参与拍摄情景剧；获评“年级君子”的学生收集父母等身边人的采访视频，谈学生的变化，这种影像形式是一种成长记录，是长辈的期待，更是一种激励，引导孩子“见贤思齐”。在设计活动时，我们尽可能让家长多参与，这样家长不仅能见证孩子的成长，更能扮演孩子的人生榜样。我们也鼓励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比如清洁公园、慰问老人等，提高他们的公民责任感和社会意识。我们希望女孩们与“淑”同行，在心中种下一颗关于“美好、优雅”的种子，持续浇灌，对标美好、内化美好、延续美好。我们希望男孩们“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的未来，肩负着文化的命脉。
文稿 | 高洪云
排版 | 张庆、实习生 苏海琪
审核 | 高洪云、朱埼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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