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 | 零慧：友成为什么支持社会企业与社会价值投资？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

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

为此，善达网特别策划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

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

善达网执行总编 马广志

本期受访嘉宾：零慧

受访嘉宾：零慧，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企业社会责任中心获企业社会责任硕士。被聘为中国首届脱贫攻坚奖评委及民政部社会组织评估专家。现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采访时间：2019年8月23日

采访地点：北京云巢咖啡（健德门店）

全文约8664字，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中国光靠CSR是不够的”

马广志：看简历，你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企业社会责任硕士专业。当时是否就对“社会企业”有所关注和研究了？

零慧：我第一个硕士是工商管理，后来又到英国专门攻读企业社会责任专业的硕士，2007年毕业时，社会企业在英国已经很流行了。但我们的课程对此并没有涉及，主要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到“企业应该成为社会的贡献者”，再到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等到迈克·波特“创造共享价值”理论的提出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原来的企业“成本”，变成了一个能够为企业开拓新市场新需求、创造差异性、提高效率等竞争优势的新方式了。

如果说企业社会责任曾是出现在商业领域的一场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那么社会企业则更像是是出现在公益领域的一场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其实质就是探索公益活动的可持续性，其目的就是探索一种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模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解决社会问题依旧是社会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而商业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和途径。

今天，我们可以说，波特尔提出的“共享价值”理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和社会企业运动相向而行的汇聚点。其核心思想是：企业主动地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不仅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还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商业必须在核心战略层面将其成功的目标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企业的目标不是只追求利润，而是创造“共享价值”。共享价值不是社会责任，也不是慈善公益，而是一种达成经济与社会双重成功的新方式。共享价值就是我们祖先提出的“义利合一”。

马广志：这等于是重新定义了企业的意义，企业的意义不再是利润本身，而是着眼于企业的整个价值链了。

零慧：从某个角度来说，“共享价值”理论是企业进化的高级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主动地用“共享价值”来思考企业的使命。它对商业生态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它使得企业在聚焦于创造利润的同时，致力于创造社会利益，而不是削减社会利益。这是一个比企业社会责任更主动、更积极、更义利合一的概念。刚刚在全球引起热烈讨论的“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就凸显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进步。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共享价值的方法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和共享价值之间也不是一种替代关系，一个有活力而且不断进步的社会一定是有多样化形态企业组织的社会，有从传统企业进化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有从企业社会责任进化而来的共享价值企业，也有从传统公益组织蜕变而成的社会企业。

马广志：回国后不久，你就加入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下称“友成”）。这好像跟你的专业并不对口？

零慧：2008年毕业回国后，我有憧憬，也有热情，想创立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咨询机构，名字都想好了，叫Advantage-CSR。但遗憾的是，当时国内对CSR的认知还比较浅，绝大多数的企业还把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搞公关关系或者是就出一份CSR报告。这让我认识到，创业的时机并不成熟，中国光靠CSR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做社会的创业和社会的创新。

当时，友成正在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做“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有人就推送给我了，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在英国接触过co-op这样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又发源于英国。这也是我一次听说友成。

后来惠泽人的翟雁老师推荐我到友成跟王平理事长见面，我们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理事长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对社会创新的理解，包括对志愿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推崇，都深深吸引了我。当天我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加入了友成基金会，现在已经快10年了。

“友成支持‘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及整个生态的发展”

马广志：“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就是那一年正式开始运行的。

零慧：我是2009年11月入职友成的。这个项目是从2008年6月到2009年3月，经过了9个多月的试点，友成为试点阶段的入围项目提供了50万元的启动资金，2009年又投了100万元，在中国培训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算是这个项目的天使资助方吧。

友成的英文名字是You Change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翻译就是“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名字中含有“社会企业”的基金会。很多国外的机构，就是因此而找到我们的。当时项目启动时，BC找了很多基金会合作都碰壁了，大家都不理解，而与友成则是一拍即合，原因也在与此。

马广志：“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推动了“社会企业”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培育了一批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社会企业家，至今影响深远。

零慧：“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只是友成社会创新项目中心的一个组成模块。此外，友成特别看重社会创新生态的发育，因此友成基金会还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编译“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编制了《社会创新蓝皮书》，首次将国外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理论及实践理念引入中国；还创办汇聚学者的“新公益学社”，倡导社会各界对社会创新议题的关注和探讨；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开设“社会企业家培育与创业的理论与实践学分课”，鼓励青年人投身社会企业创业，等等。

当时，友成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举办社会企业国际考察与研讨会，组织大家去韩国、日本、台湾、美国等地学习，睁开眼睛看世界，其意义不仅是双方文化的交流，更让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们发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更多的可能。

还有新公益嘉年华，提出了人人公益、快乐公益的理念和新公益的七大趋势，是友成发起的社会创新倡导性平台，举办了公益创投的分论坛，也通过社创之旅和展览互动发掘了很多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案例，现在大家熟知的欣耕工坊、WABC无障碍艺途等机构就是当时在上海发现的。是2010年吧，我与WABC的创始人苗世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上海的嘉年会现场，他当时做了一些好玩的洐生品，但好像还没完全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

TEDxBeijing是友成推动中国社会创新的又一个行动，是基于对TED跨领域的创新形式和先锋思想的高度契合，希望能将北京的创新精神与活力带给全世界。

2012年起，友成一直在支持社创之星的大赛，直到现在，每年都发掘大量的社会创业者。2017年，我们又推出了一个针对社会创新型企业家的项目——猎鹰加速器，让最孤独也最勇敢的社会创业者不再孤独更加勇敢。

马广志：与中国社会组织杂志合作的《社会创新评论》和《社创客》两本杂志，也是在友成支持下创办的，在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领域影响甚大。

零慧：这两本杂志一方面传播社会企业的思想和实践方面，另一方面也将国际上最好的社会创新内容引入中国。《社创客》本来是与美国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合作的，后来由乐平公益基金会接手，在国内也就直接更名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了。

“从关注社会企业到关注社会价值投资”

马广志：我发现从2013年起，友成又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价值投资。你理解的社会价值投资是什么？

零慧：无论是内涵和外延上，友成的社会价值投资概念都有两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社会价值投资概念的提出源于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最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可以认为是由公益领域最早提出的投资领域的社会创新，它将影响力投资视作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其投资的必要条件是投资标的必须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而盈利能力只是其充分条件。友成基金会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研究影响力投资概念的基金会之一，友成完全认同影响力投资概念的思想。但认为“影响力”一词在中国可能会被理解为“品牌影响力”“市场影响力”，于是提出了“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在当时，“社会价值投资”就是中国的“影响力投资”；

第二个阶段，随着我们对国际上的“影响力投资”实践的研究，我们发现，国际上的影响力投资在发展上一直比较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其将投资标的主要限制在社会企业。与此同时，友成开始了对主流商业市场的社会价值创造的研究，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商业企业其实都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它们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并且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性。

于是，友成将“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从偏向于公益的社会企业领域扩大至整个商业社会，这是一个包括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的更高维度的概念。“社会价值投资”概念的这一变化也完全反映了国际的趋势，近些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金融”的概念，也是包括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的统摄性概念。无论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专家学者以及投资人，都对“社会价值投资”有了越来越一致的认识。

马广志：从关注社会企业到关注社会价值投资，我了解到的是，友成发起成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以下简称“社投盟”）？

零慧：是这样的。2012年以前，友成更多的是从一个公益组织的视角去沟通、联络政府和企业，并基于创新的公益进行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但我们认为，公益行业的发展不能仅是自身的事情，必须与企业、政府在某个点上交叉、协同才能真正推动公益的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由是，2013年至2015年，友成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机构开始讨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组织形态，并最终于2016年8月正式成立了社投盟，愿景是“践行义利并举，投向美好未来”。友成的理事会决定在三年投入1000万元来支持其发展，王平理事长是社投盟的创始主席，刘吉人先生和王名院长同时也在社投盟任常务理事。

社投盟的成立，标志着友成不再仅仅是通过公益的产品和服务去影响企业，更重要的是将产品和服务纳入已有的经济系统，更具体点，社投盟的成立可以说是社会创新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马广志：这个项目影响的对象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能影响到资本市场。

零慧：这也是这个项目的价值所在。现在包括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还有著名独立财经观察家秦朔等在内的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人都加入了进来。有相同信念的人会遇见，然后走到一起。

这里有个小故事，2016年，友成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发布了《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马蔚华行长就是读这个报告，才开始对社会价值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早在2013年底，友成就提出了社会价值投资的理念，现在很多人称之为“影响力投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社投盟不是专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平台，而是对整个社会价值投资生态的打造，要引导资本投向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令人高兴的是，今年6月份，社投盟已正式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简称UN PRI），成为国内第一家加入UN PRI的专注促进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国际化新公益组织。马蔚华主席也代表中国加入了 UNDP SDG影响力委员会。

“建立社会创新的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

马广志：我注意到，随着“社会企业”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友成好像更倾向于用“社会创新型企业”的表述了，为什么？

零慧：在分析和定义社会企业时，都会应用到组织光谱。经典的组织光谱是将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商业企业作为光谱的两端，其交集之处就是社会企业。但当我们以赞赏的目光注视社会企业时，我们为之感动的，可能更多还是因为其社会属性，特别是在市场的场域下的社会性，无论是组织的权益还是组织的治理等方面都表示出的社会性。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光谱似乎不能完全涵盖目前新出现的一种企业类型，这类企业以解决当前的某种社会问题为驱动，以创新为工具，但并不排斥股东价值，我们就将这类企业称之为“社会创新型企业”。

严格而言，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型企业是有区别的，就底线限制而言，社会企业要更严格一些。我们更倾向于“社会创新型企业”这个名称，就是为了避免在赢利分红上的争论，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和商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我想这种包容会让创业者和投资人都不尴尬，而不做标准设定，反而会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马广志：友成支持社会企业，其实支持的是那些社会企业家以及社会企业家精神。你是如何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

零慧：友成是2007年成立的，当时王平理事长就已经将社会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一种态度(attitude)、一种方式(approach)、一种行动(action)，这是三 A的雏形。2009年，又将attitude 调整为 aim，提出社会企业家的三A三力标准，即 aim(社会目标驱动力)、approach(解决方案创新力)、action(组织行动转化力)。3A合一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

马广志：后来又延伸成为现在的社会创新“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

零慧：是的。具体来说，Aim指社会理想的驱动力，强调社会目标导向，以更公平、更有效、更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是社会创新的动因；Approach是解决方案的创新力，则是以社会创新的机制、路径和方法，通过制度、模式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Action则是强调将使命转化为组织的目标、并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变为组织和团队的执行能力，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社会可持续进步的双重效应。这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简称三A三力。

2014年，我们又将三A三力标准作为社会价值投资标准与评价体系，搭建了线上评估平台，并在2016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正式发布，获得了高层重视。

后来社投盟用三A标准进行优化，研发了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的模型，发展出了“义利99”指数，在财经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在全球的影响力投资领域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今年还会在金融产品方面有一些突破。

马广志：目前来看，这个标准对推动社会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零慧：解放思维。3A标准启示社会组织在明确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采取市场的方式，跳出“不能收费”的传统思维。

还有，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谁会为这个价值买单，这也是社会组织以前不怎么考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衡量成果的标准是你干了多少事，还是你做的这件事真正满足了客户或用户的需要或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这就需要从三A的维度来衡量，要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衡量，而不是从自我奉献的角度来看待。

马广志：对于想要转型为社会创新型企业的社会组织来说，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有一些公益机构开始选择“两条腿”走路，一边公益，一边社会企业。

零慧：明确“初心”。不管几条腿走路，都要知道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创造什么社会价值，不能跑偏，所以要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嘛。

在3A标准里，对处于初创期的社会企业而言，aim所占的权重是最高的。3A标准实际上是在帮社会创新型组织或企业的创始人作一个战略梳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要做的事业，更明确自己的选择。

“制度环境需要对社会企业包容和支持”

马广志：社会企业有社会性和市场性两种属性，你认为哪个更重要，是看商业模式，还是要保证使命不偏移？

零慧：都重要，“义”和“利”应该是合一的，这也是对社会企业家智慧的一个考验。一个没有社会使命的企业，不能称其为社会企业；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总是亏钱，也不可能可持续发展。

马广志：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基金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零慧：中国的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其实有很多条件可以创新，可以试错，我认为这是基金会应该做的事儿。从理念的倡导，到模式的实践，再到对政策的推动，都需要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但这种项目很难通过公众去解决，这就需要一些基金会站出来。令人欣慰的是，在友成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在做这样的事儿了。

现在中国的社会创新型企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持，包括社会组织、政府、服务型机构以及媒体等各种资源，这对于整个生态的构建是非常有价值的。

马广志：有不少人坚持，是否分配利润作为社会企业的认证条件之一，但也有人认为社会企业是否分配利润是投资人的事，不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难以做大。你怎么看？

零慧：对于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的讨论，不可一刀切，这个要看最初的资金来源是否具有公共属性，如果早期是由基金会捐赠，或者由公益机构转型而来，或者是由政府的拨款而成立，那这部分利润就不应该进入私人的口袋。如果是由个人投资的，为什么不让人家分配呢？只不过是要约定一个什么样比例的问题。

马广志：现在包括深圳福田、广东顺德、四川成都、北京在内的多个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关认证标准，尤其是成都，2018年底认证了12家社会企业。你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上的意义？

零慧：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至少是政府在允许这样一种新的物种的存在，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这是我们非常乐于看到的。而且对于这个行业的后来者来说，也更有信心了。

但是，我觉得也需要警惕，就是政策的导向是什么，是紧了还是松了？如果是紧了，比如把利润限制得很死，就会对社会企业发展的趋势带来不好的影响，所谓“蝴蝶效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对地方政策的的影响进行细致地观察和评估，然后才能判断其意义。

马广志：制度环境对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零慧：是的。制度环境与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必须存在着相关性，制度环境对社会企业是否包容、是否支持不仅影响了社会企业的“叫座”，也影响了社会企业的“叫好”。但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社会企业能否跳出这个怪圈，也衡量着政府的管理水平。社会企业就概念而言是个舶来品，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一颗参天大树，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不管向左向右，关键是向善”

马广志：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中国已逾十余年了，你认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零慧：首先，社会企业的定义界定是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对社会企业的内涵还在讨论和争论，但这对社会企业的实践是否有影响，是要打个问号的。第二，就是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是社会组织转型为主，还是潜在的商业企业是主流。商业企业有很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缺乏自觉，让企业的社会使命显现化，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理念倡导去发掘的。

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企业的定义如果过于窄化的话，那就会束缚社会企业的发展。所以，还是要回到“用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本质上来，社会企业还是社会创新型的企业会更多，友成的三A三力标准体系的意义就在这里。

马广志：事实上，商业向善正在成为一股潮流，就在上周，有消息称，181位美国顶级公司CEO联合发声，不再把“股东至上”奉为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零慧：如果这个消息是确切的，那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家们可能落后了。在2018年冬季的亚布力论坛上，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社投盟主席王梓木，发表了题为《追求社会价值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特征》的演讲，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丁立国宣读了《社会企业家倡议书》，还有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如马云、柳传志、马化腾、陈东升等都签名了。

《社会企业家倡议书》中说：“他们把个人的事业、利益、价值上升到社会事业、利益、价值,以实现社会价值为企业的最大价值，以实现社会财富为企业的最大财富。社会企业家用生态思维看待社会问题，用商业规则去解决社会问题，为理想与伦理驱动，关注社会价值创造，拒绝违背社会道义的诱惑，致力构建伟大持续的社会企业。”读了还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们已经有这种内生的动力。

马广志：现在也有人对社会企业发展提出质疑，称其弱化了传统慈善。

零慧：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因途径异化目的正常而必要的担忧。人类历史上很多悲剧或失败都是由于途径的异化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警惕这种可能性。但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完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慈善、公益和社会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形式，都很重要，不是说做了这个，就不要那个了。

社会企业只是组织光谱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不能着眼于社会企业与传统慈善之间的资源争夺，而是要把眼光放长远。当然，从影响制度政策到更大范围解决社会问题上，社会创新的影响可能会更持久。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关键是向善。向善，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马广志：现在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突出，在这种历史阶段来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有何意义？

零慧：我特别赞同最早由政府相关文件概括提出的“三期叠加”的说法，即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在同一时间重合出现，因而产生叠加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

如果把社会企业的发展放到这样一个大的经济背景下来审视，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发展空间，教育、医疗、环保、扶贫、养老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社会企业涌现出来。因为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投资都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不但符合“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思想，也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马广志：你对社会企业的未来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

零慧：当然。但未来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实践，还需要更多的资源加入进来，一起积极地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毕竟，企业这种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组织形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就像我们前边提到的，企业从过去的只管经营活动，正在发展成为社会目标与经营活动的结合体，一种以社会企业发展为标志的新型商业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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